董仲舒的曆史觀與(yu) 政治哲學

作者：陳福濱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廿八日癸亥

          耶穌2020年5月20日

作者簡介：陳福濱（1951－），男，台灣台北人，輔仁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

摘要：董仲舒對曆史的看法，認為(wei) “四法如四時，然終而複始，窮則返本”“有三而複者，有四而複者，有五而複者，有九而複者”，於(yu) 是提出了“三統”“三正”“四法”“質文”的曆史觀。至於(yu) 論及政治，漢代政治始終兼用儒、法；董仲舒以經義(yi) 斷獄，作“春秋決(jue) 事比”，以為(wei) 儒術應用於(yu) 刑法之例；董仲舒主張，以仁德為(wei) 政，陽德陰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傳(chuan) 統觀念，以政治生活為(wei) 道德生活的延長，以理想人格作為(wei) 理想政治的條件，以仁政愛民遵行禮樂(le) 教化為(wei) 功。

關(guan) 鍵詞：董仲舒；《春秋繁露》；三統；四法；陽德陰刑

在先秦的各學派中，儒家承襲於(yu) 傳(chuan) 統的最多，曆史意識也最強，自孔、孟、荀以降，就一直對曆史作反省，因之而產(chan) 生了若幹曆史哲學的概念。孔子宗周，希望周製為(wei) 萬(wan) 世之製，所以說繼周即足以知百世，於(yu) 是提出三代損益的曆史觀，其言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益”是因為(wei) 每一個(ge) 時代環境不同，需要亦異，所以必須創造一些新的文化以代替舊的文化；“損”是指原有的文化，因為(wei) 不能適應新的處境和滿足新的需要，就會(hui) 自然遭到淘汰；所以說“損益可知也”。孟子對複雜的曆史現象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那就是“一治一亂(luan) ”（《孟子·滕文公下》）、“民貴君輕”（《孟子·盡心下》）的曆史觀。荀子則提出了“明分使群”“法後王”（《荀子·王製》）的曆史觀。而先秦的法家，管子主張“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的曆史觀；商鞅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史記·商君列傳(chuan) 》）、“三世說”（《商君書(shu) ·開塞》）的曆史觀；韓非子主張“變古易常”（《韓非子·五蠹》）的曆史觀。陰陽家鄒衍提倡“五德終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的曆史觀，而此種曆史觀，因著秦、漢大一統，符合改製的迫切需要，影響自是深遠。董仲舒的曆史哲學就是在這個(ge) 背景下產(chan) 生的，他認為(wei) “四法如四時，然終而複始，窮則返本”“有三而複者，有四而複者，有五而複者，有九而複者”（《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1]，於(yu) 是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曆史觀。

至於(yu) 論及政治，漢代政治始終兼用儒、法。觀《鹽鐵論》所述漢代儒法之爭(zheng) ，不僅(jin) 思想衝(chong) 突，且分立門派互有論辯，故預議者互相詆毀對方。然終漢之世不免以儒、法並用立論政治，如“張湯決(jue) 大獄，欲傅古義(yi)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shu) 》《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史記·酷吏列傳(chuan) 》），此任法而飾以儒學之例；董仲舒以經義(yi) 斷獄，作“春秋決(jue) 事比”，此以儒術應用於(yu) 刑法之例。董仲舒主張以仁德為(wei) 政、陽德陰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傳(chuan) 統觀念，以政治生活為(wei) 道德生活的延長，以理想人格作為(wei) 理想政治的條件，以仁政愛民遵行禮樂(le) 教化為(wei) 功。

一、陰陽的曆史觀

秦用鄒衍的“五德轉移，治各有宜”的立論，為(wei) 其統治找根據。漢初“五德終始”說仍然流行，但用以解釋實際曆史時，如漢朝所代表的是水德，還是土德或火德，意見甚為(wei) 分歧，在當時成為(wei) 爭(zheng) 論的問題。董仲舒根據他的天人哲學思想，把當時盛行的陰陽思想，“三統”“三正”的循環論，以及他所提出的“四法”來解釋王權的興(xing) 替與(yu) 曆史的變化；雖然他以自然律作為(wei) 曆史變化的理論基礎，但最終還是歸結於(yu) 有意誌的“天命”；天命以生養(yang) 萬(wan) 物為(wei) 目的，王者受命於(yu) 天，自當亦須以生養(yang) 百姓為(wei) 行政的目的；但在曆史上，亦可看到暴虐的君王，因此董氏也提出“革命”的可能性；這是從(cong) 陰陽消長、五行相生相克兩(liang) 個(ge) 原理所發展出來的政治理論。但是基本上，他還是以儒家的“仁政”為(wei) 曆史變遷的最高目標，以陰陽二者相協調為(wei) 曆史變化的基礎。

（一）陰陽變化與(yu) 三統、四法

在董仲舒的曆史觀中，“三統”“三正”“四法”“質文”是王權變化的內(nei) 容，而“三統”“三正”“四法”“質文”又以陰陽為(wei) 基礎。董子提出了此一種新的說法，以說明曆史上的變化。

1.三正、三統

“三正”是夏、商、周三代以不同的月份為(wei) 正月，即夏以建寅（農(nong) 曆正月）為(wei) 歲首，商以建醜(chou) （農(nong) 曆十二月）為(wei) 歲首，周以建子（農(nong) 曆十一月）為(wei) 歲首，每一個(ge) 朝代都要重新規定以此三個(ge) 月中的某月為(wei) 歲首，這就是所謂的“改正朔”。《尚書(shu) ·甘誓》雲(yun)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因此，以建寅、建醜(chou) 、建子三個(ge) 月為(wei) 歲首，可能自古以來即如此，是天地自然的運轉。

《漢書(shu) ·律曆誌》雲(yun)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以天、地、人為(wei) 正，又有以天、地、人為(wei) “三統”及以黑、白、赤為(wei) “三統”者。因此，以此三者相配合，則夏代以建寅，正月為(wei) 歲首，為(wei) 黑統，色尚黑；商代以建醜(chou) ，十二月為(wei) 歲首，為(wei) 白統，色尚白；周代以建子，十一月為(wei) 歲首，為(wei) 赤統，色尚赤。這就是所謂的“三正”或“三統”。依照董仲舒的說法，“三統”是循環不息、周而複始的。《三代改製質文》雲(yun) ：

三正以黑統初。正黑統奈何？曰：正黑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an) ，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ang)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夏代“建寅”，代表“正黑統”；商代“建醜(chou) ”，代表“正白統”；周代“建子”代表“正赤統”。其繼周之朝代必須“建寅”，又為(wei) “黑統”，王朝如此循環，周而複始。再者，董仲舒認為(wei) ，每一個(ge) “新王受命”，建立新朝代以後，必須封其以前二代的後人為(wei) 王，在其封地之範圍內(nei) ，保留其文化傳(chuan) 統，繼承二代的“正朔”“服色”等。此稱客而朝，以明天下非獨一家之有，存三統的禮製，在政統的綿延上具有深遠的意義(yi) 。《漢書(shu) ·劉向傳(chuan) 》雲(yun)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白虎通義(yi) ·三正》雲(yun)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由此可知，王者受命於(yu) 天，不受於(yu) 人；天命所受者，非獨一姓；王者受命必改製，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每一統之所以立皆受命於(yu) 天，無有不同；天命是至公至正的，天下非一家所能據有，三統實際上是一統，那便是王統，王統是以天意為(wei) 意的。熊十力先生雲(yun) ：“三統原是一統，一者仁也。《春秋》始於(yu) 元，元即仁；雖世改製，而皆本仁以為(wei) 治。《春秋》當新王，即以仁道統天下也。由《春秋》而上溯周之文武，亦以仁道統天下也。又上推宋之先王為(wei) 湯，亦以仁道統天下也。故《春秋》以仁垂統，而又推其統之所承，於(yu) 是而親(qin) 周，而故宋。明《春秋》之統，紹於(yu) 周先王，周之統又紹於(yu) 宋先王；依次相承，假說三統。其實，一以仁為(wei) 統而已。仁道，真常也，不可易也。所以通三世之萬(wan) 變，而皆不失其正者，仁為(wei) 之本故也。故曰：三統實是一統，一者仁也。”[1]有“三統”之概念，表示了“天下為(wei) 公”與(yu) “以仁垂統”的本質，一個(ge) 新王的受命是以德為(wei) 準的；而一個(ge) “新王”建立新朝代乃遵奉“天命”以統治百姓，“改正”所以承“天統”也。《三代改製質文》雲(yun) ：

改正之義(yi) ，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製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群神，遠近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wan) 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yu) 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nei) 而外應，動作舉(ju) 錯，靡不變化隨從(cong) ，可謂法正也。

因為(wei) ，董仲舒認為(wei) 王者受命於(yu) 天，改正朔、服製，是應天之施，王者大一統，統正則其餘(yu) 皆得其正。董氏所謂“三統”說，乃代表三種形態的禮文之統。而且，自此“三統”之禮文中，朝服輿馬施寶牲之物，依黑、白、赤三色而不同，以其中冠、婚、喪(sang) 、祭之禮樂(le) ，以及爵祿、郊宮、明堂之方圓的形狀製度也不同。依三統而改製，再以白統繼黑統，以赤統繼白統，以黑統繼赤統，而三王之道若循環，以隨新朝，而文物製度一新。“改正”所以承“天統”，一種“正”承一種“天統”之氣，能夠“統致其氣，萬(wan) 物皆應而正”，此乃“天人感應”的又一種表現。

2.四法、質文

《三代改製質文》雲(yun) ：“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四法”乃董仲舒特別提出的理論，其內(nei) 容為(wei) 商、夏、質、文的禮文傳(chuan) 統之轉變，再配合陰陽加以解釋。董子將“四法”與(yu) “天地”配合，言舜（赤）主天，法商而王；禹（黑）主地，法夏而王；湯（白）主天，法質而王；文王（赤）主地，法文而王。其言曰：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yi) 節，故立嗣與(yu) 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

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秬鬯，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

“四法”如“四時”，終而複始，窮則反本，董仲舒的“四法”，是取象於(yu) 四時的，其基本原理就是陰陽之變。董氏的“三統”說重政治，而“四時”所定的各種措施較重修身、居家之行事規範，若將“三統”與(yu) “四法”相配合，便是人君修、齊、治、平的基礎。董仲舒的曆史觀並非隻有一個(ge) 固定的循環理論，他認為(wei) “有再而複者，有三而複者，有四而複者，有五而複者，有九而複者”（《三代改製質文》）。“有再而複者”指“文、質”；“有三而複者”指“正朔”，建寅、建醜(chou) 、建子；“有四而複者”是“四法”指“商、夏、質、文”，四者之間又有質、文之循環，此商、夏、質、文不僅(jin) 指稱具體(ti) 之王朝，且指抽象的範疇，即其四者各含有的一定的特性；“有五而複者”“有九而複者”，隻是表示隨“三統”之變而變的意義(yi) 。

總之，董仲舒認為(wei) “三統”“四法”的循環，皆有一定的次序。根據曆史循環的三統、四法，新王受命而王，當存前二代之後為(wei) 王，使奉其正朔、服其服、行其禮、稱客而朝，明天下非一家所獨有，並保存其文化傳(chuan) 統，作為(wei) 新王施政的參考，此種重視曆史文化、天下為(wei) 公的精神，當是中國文化之優(you) 美部分。董仲舒發揚了《春秋》公羊學之王道思想，其曆史循環論自具進步之意義(yi) 。

（二）王權的循環

董仲舒認為(wei) 具體(ti) 的曆史變化之中心力量是王權。君王受天命而王，改變了朝代，進而促進政治製度與(yu) 百姓生活的改變。王權的“易姓”變化就是新王權的設立，它的方式有二：一為(wei) 禪讓，一為(wei) 革命。《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zhuan) 殺》雲(yun) ：

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yu) 天而王天下，猶子安敢擅以所重受於(yu) 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明為(wei) 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chuan) 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

然而，禪讓隻是儒家傳(chuan) 授王位的理想製度而已，自堯舜以後，王位的繼承演變成君主世襲的製度，當王位世襲製度化了以後，王朝的更迭隻有藉革命以完成了。故又雲(yun) ：

天之生民，非為(wei) 王也；而天立王，以為(wei)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le) 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雲(yun) ：殷士膚敏，祼將於(yu) 京，侯服於(yu) 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泰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wei) 不義(yi) ，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wei) 皆不義(yi) 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cong) 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

革命成功，在曆史上便產(chan) 生王朝的變化，形成新的王朝。革命的初期是新舊王朝交替的時期，有如一年之春。春是冬的太陰與(yu) 新的少陽爭(zheng) 奪以後的情況，即太陰開始退化，而少陽代替太陰開始成長。換句話說，舊王朝（太陰）與(yu) 革命勢力（少陽）之間爭(zheng) 奪以後，舊王朝退讓，而這時新王朝君王與(yu) 百姓之間產(chan) 生堅強的共識，百姓對受命於(yu) 天的新君抱著很大的希望；而受百姓擁戴革命成功的新君，亦認為(wei) 民心就是天命的表現，所以君王也努力獲取民心。因此，百姓與(yu) 君王之間緊相聯係的中心力量就是天命意識，“天命”是強化王權的絕對準則。新王朝成立，政權尚未穩定，“先質而後文”就成了新王為(wei) 政的目標。

新王朝形成時期，君王與(yu) 百姓，集中力量共謀王權的鞏固與(yu) 國家的安定，這一目標達成以後，君王開始革新政治與(yu) 各種禮文製度，同時促進文化方麵的發展。因此，國家統一，權力鞏固，百姓生活安定，王朝亦進入政治文化的興(xing) 盛時期，此時有如一年之夏，是屬成長中的太陽。而董仲舒身處漢武帝時代，即屬於(yu) 這種時期，所以他特別注重文物製度的革新，他在《楚莊王》篇言：“製為(wei) 應天改之，樂(le) 為(wei) 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le) 也。是故大改製於(yu) 初，所以明天命也。”董仲舒提出“三統”依次循環，改朝換代，此時，在曆法製度禮節上應有相稱的改變，“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誌”。王權經過形成與(yu) 發展的過程，可完備政治與(yu) 禮文的製度，當其目標達成時，就停止了再次的成長，於(yu) 是就逐漸衰退了，這就如同一年之秋，是屬少陰。君王逐漸耽溺於(yu) 奢侈的生活，百姓生活困苦，民心遠離君王，王朝開始逐步走向崩潰的途徑。《五行相勝》雲(yun) ：

導主以邪，陷主不義(yi) ，大為(wei) 宮室，多為(wei) 台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

《五行順逆》雲(yun) ：

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qin) 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wei) 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yu) 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為(wei) ，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當王權腐敗而走向崩潰之際，天就降“災異”以示警，君王見災異而不知畏恐，則王朝進入滅亡的地步。《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雲(yun)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shang)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luan) 也。”如此，“新王受命”完全是“天意”的決(jue) 定，而此表現“天意”的“道”是永恒不變的。

二、仁德為(wei) 政、陽德陰刑的政治哲學

徐複觀先生言：“董仲舒之天的哲學，是為(wei) 支持他的政治思想而建立的。”[2]他認為(wei) 天不但是自然和人類社會(hui) 的創造者，且天給人類社會(hui) 設立一個(ge) 最高權力的君王，君王有代天施行賞罰的至上權威；而君王的權威來自於(yu) 天，天是道德化的最高權威者。韋政通先生以為(wei) ：“以政治為(wei) 終極關(guan) 懷，在這一點上，仲舒與(yu) 先秦儒家是一致的，其間的差別是在：先秦儒家的外王是以內(nei) 聖為(wei) 前提的，也就是說，王者的措施和王者行為(wei) 的合理化，是寄望於(yu) 王者本身的道德修養(yang) ，於(yu) 是王者的德性（道德主體(ti) 的自覺）德行（道德外顯於(yu) 行為(wei) ）成為(wei) 政治教化的泉源、治國平天下的關(guan) 鍵，……仲舒的德治思想，所以不再把重點放在內(nei) 聖上，而把價(jia) 值的根源從(cong) 內(nei) 在的心性移向超越的天上去，……僅(jin) 憑君王個(ge) 人的道德修養(yang) ，根本不能成為(wei) 政治合理化的基礎，……君王的體(ti) 製與(yu) 君王的權威皆源本於(yu) 天。”[3]因此，因著“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號》）的立論，董仲舒一方麵主張君權天授，君權來自上天，同時另一方麵也用天之威，對君王的殘暴加以製止，他認為(wei) 《春秋》的一個(ge) 重要的原則即在於(yu)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然而如果君王違背天道，天就會(hui) 降災異，其必為(wei) 民所棄；君王承受天意而得天下，必須製禮樂(le) 興(xing) 教化“以成民之性”，必須“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深察名號》）以天的意誌為(wei) 意誌，以天的好惡為(wei) 好惡。是以，董仲舒認為(wei) 王權的起源是“天命”，天命有兩(liang) 種意義(yi) ：一是團結各種部族，形成統一的國家，二是統一國家的基本力量是絕對的“天”，而不是君王。因此，他欲以“天命”來抑製“王權”的絕對化。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基礎雖在法天，也因法天而有“君權天授”之說，然其政治主張仍屬儒家的道德政治形態；所不同的隻是道德的根源，在孔、孟是建立於(yu) 作為(wei) 人主體(ti) 的心性，在董仲舒則托始於(yu) 天；而此道德政治形態之內(nei) 涵則是“法天以治人”、以“仁德為(wei) 政，陽德陰刑”的思想。董子認為(wei) 天是萬(wan) 物之祖，百神之大君，天之施為(wei) 是一切行為(wei) 的準則，君王受命於(yu) 天，以法治人，其地位甚高，其責任亦大。因此，他主張君王“知天”“法天”，將君王的行為(wei) 納入其主張的所謂與(yu) 天道相配合的君道之中。《天地陰陽》雲(yun) ：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誌；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

觀察天道中陰陽五行之運用，就是“知天”的方法。首先，“知天”就是法天。知天是概括地說，詳言之“若四時”“若五行”“若陰陽”都是法天。其次，天“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地陰陽》）。董子將天地陰陽變化注入“德、刑”的觀念，天是好德不好刑，近陽而遠陰的，君王亦應任德而不任刑；天為(wei) 仁，君王受命於(yu) 天，所以當取仁於(yu) 天而行仁，“王者承天意以從(cong) 事”“欲見所為(wei) ，宜求其端於(yu) 天”（《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其目的即在實現君王德治的理想，是故《陽尊陰卑》雲(yun) ：

陽為(wei) 德，陰為(wei) 刑。刑反德而順於(yu) 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yu) 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yu) 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yang) 長之時伏於(yu) 下，遠去之，弗使得為(wei) 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wei) 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董仲舒認為(wei) 陰陽變化會(hui) 漸及於(yu) 人，治亂(luan) 之氣亦與(yu) 之流通。他指出人事亦受陰陽變化之影響，正所謂“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wei) 好惡喜怒，在天者為(wei) 暖清寒暑”（《如天之為(wei)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luan) 之氣，與(yu) 之流通相殽也”（《天地陰陽》）。陽是德的象征，屬於(yu) 善類，德、善，都是陽的性質，所以陽為(wei) 天道之常經；陰是刑的象征，屬於(yu) 惡類，刑、惡，都是陰的性質，所以陰隻能是天道的權變輔助。“陽為(wei) 德，陰為(wei) 刑”“天以陰為(wei) 權，以陽為(wei) 經”的觀念，乃董仲舒欲以陰陽與(yu) 五行之架構而說明人事政教之價(jia) 值基礎。《陰陽義(yi) 》雲(yun) ：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sang) 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sang) 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le) 之心，與(yu) 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le) 氣也，故養(yang) ；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yu) 天同者大治，與(yu) 天異者大亂(luan) ，故為(wei) 人主之道，莫明於(yu) 在身之與(yu) 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yi) 而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yu) 刑也，如陽之多於(yu) 陰也。

陽為(wei) 天之德，陰為(wei) 天之刑；天亦有喜怒哀樂(le) 之情緒，春就是天之喜，秋為(wei) 天之怒，夏為(wei) 天之樂(le) ，而冬則為(wei) 天之哀。如此，天與(yu) 人便有其共通之處，而作為(wei) 人君者，更應效法天道，使自己之喜怒哀樂(le) 之情符合天道。天道“陽多於(yu) 陰”，故人君亦當“德厚於(yu) 刑”。董仲舒以其陰陽之德刑觀念去影響政治之施為(wei) ，主張天道任德不任刑，君主應取天之“厚其德”而“簡其刑”。董子將對政治之主觀要求，投射成陰陽二氣的性格，並以任德不任刑，作為(wei) 天誌的表現，勸誡君王應當法天、行德政。然而，王權的產(chan) 生乃由天命，則王權在天之限製下，君王是不能忽視天意的，“法天承天以治人，其權力實以天意為(wei) 根據而即受其限製”[4]299。君王當然有違反天意而失政的可能，失政則陰陽不和，天即發威，以災異示警，若君王暴政仍不改時，則使百姓革命奪其國祚。

三、結語

總之，董仲舒的曆史觀，以“三統”“三正”“四法”“質文”為(wei) 王權變化的內(nei) 容，而“三統”“三正”“四法”“質文”又以陰陽為(wei) 基礎；同時，也認為(wei) 具體(ti) 的曆史變化之中心力量是王權，君王受天命而王，改變了朝代，進而促進政治製度與(yu) 百姓生活的改變。董子提出了此種說法，以說明曆史上的變化。董子的政治論，一方麵肯定了王權的強大，一方麵準備了抑製王權的方法。對董子而言，這是響應時代的趨勢，同時也是預防可能產(chan) 生的弊端。他一方麵采納陰陽的思想、承繼儒家的德治主義(yi) ，另一方麵也可看出是向權力的適應與(yu) 對權力的抵抗。究竟如何調整兩(liang) 個(ge) 互相排斥的因素，這是董仲舒政治理論的重要課題。他提出災異論以限製王權的過分伸張即是要調整這種衝(chong) 突。蕭公權先生言：“天權對君權之限製有二：一曰予奪國祚，二曰監督政事，前者為(wei) 革命受命之理論，後者為(wei) 災異譴告之理論。……董子言天人，其意實重革命而輕受命，詳災異而略禎祥。”[4]300-301這也就是董仲舒災異論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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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韋政通.董仲舒[M].台北:東(dong) 大圖書(shu) 公司,1986:145-146.

[4]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

注釋：

[1]本文采用之《春秋繁露》版本，係以中華書(shu) 局據抱經堂本校刊《四部備要·經部》為(wei) 據。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僅(jin) 注篇名。董仲舒《春秋繁露》，台灣中華書(shu) 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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