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通史”，是要解決(jue) 中國文明的“延續性”問題

作者：戴景賢

來源：《西南聯大》，雲(yun) 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十五日庚戌

          耶穌2020年5月7日

2018年，CCTV紀錄片《西南聯大》曾采訪到高雄中山大學特聘教授戴景賢先生。作為(wei) 錢穆先生的弟子，戴先生在片中談到了錢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的往事，以及錢先生在那個(ge) 時代撰寫(xie) 《國史大綱》的“曆史意識”與(yu) “曆史關(guan) 懷”。此訪談後經整理成文，刊於(yu) 記錄片同名文字書(shu) ——《西南聯大》（雲(yun) 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戴景賢，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1951年出生於(yu) 台北市。自高中時代起，即師事國學大師、名史學家錢穆，前後逾二十載。1982年畢業(ye) 於(yu) 台灣大學中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自同年起，任教於(yu) 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係迄今；並曾擔任該係教授兼主任。自2013年起，獲聘為(wei) 該校特聘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東(dong) 亞(ya) 語文係、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學術史、思想史、美學、文學批評與(yu) 中西思想比較。

我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認識錢先生的時候，我還在念高中。因為(wei) 我對文史有興(xing) 趣，而那時，剛開始讀錢先生的書(shu) 。我父親(qin) 的一位朋友，他曾是錢先生在蘇州中學任教時的學生。我父親(qin) 與(yu) 他談起我。這位朋友說：如果想見錢先生，他可以引薦。於(yu) 是因為(wei) 這個(ge) 機緣，我結識了錢先生。這年我高二。這段從(cong) 學的過程，直到錢先生辭世為(wei) 止，中間經曆了二十二年。

錢先生身材不高，但看起來，卻有一種儼(yan) 然的氣象。而且打從(cong) 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之後二十多年，錢先生並沒怎麽(me) 變。拿中國人的話來說，錢先生是精、氣、神具足。錢先生除了最後幾個(ge) 月，開始有了一些狀況，身體(ti) 始終保持得很好。而且錢先生畢生著作，基本上未曾間斷，直到他的晚年。雖然八十歲以後，錢先生因眼睛黃斑部病變，目不能見細字。但是錢先生記憶力驚人，寫(xie) 作的時候，藉助他人複查資料，讀給他聽，對於(yu) 研究工作，並無影響。而且落筆成文，不煩再改。

我在《從(cong) 學賓四師二十二年之回憶》一文中曾提到，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聽他演講，是在台北的中山堂。當天的講題，是《文化與(yu) 生活》。錢先生舉(ju) 手投足，那股精神，讓人感動。當你看到錢先生，聽他的聲音，你就會(hui) 被他吸引。他說話時，沉穩有力，中氣十足，字字句句，發自肺腑。而他所說的，都是他心中所信的。這個(ge) 信仰，是支撐他生命的力量。錢先生其實有長年的胃病。可是錢先生的精神極好，到了九十多歲，都還能每天寫(xie) 稿不輟。對於(yu) 他來說，讀書(shu) 、著作，是他個(ge) 人生命的實踐與(yu) 完成。那個(ge) 年代，學界像錢先生這樣的人，不在少數。這種生命的信仰，讓他們(men) 覺得：如此般的存在，即是一種價(jia) 值。

錢穆（1895—1990）

我所曾有的這段經曆，對我來說，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但這是一段他人無法複製的過程。我們(men) 受教育，我們(men) 一定有我們(men) 的老師，或許我們(men) 老師的老師，也都還在同一所學校任教。但從(cong) 大時段來說，基本上大家都是處在同一個(ge) 時代的氛圍裏。可是我從(cong) 學錢先生，這段交往，卻像是讓我跨越到另一個(ge) 時空中去。

錢先生年輕時，中國正處於(yu) 劇烈的轉變中。中國是一個(ge) 大文明。中國在自己的文明裏，自給自足。然而當中國開始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戰的時候，中國社會(hui) 受到了很大的衝(chong) 擊。那個(ge) 時代的人，如何去麵對這一問題？先是列強交侵，後來是抗戰，國家與(yu) 民族，都陷入了嚴(yan) 峻的生存危機。所有的人都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大學時代，披閱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回憶訪談，中間論及他初到中國時的深刻印象。他說：以一個(ge) 英國人來看中國的現況，是很可悲的；可是中國當時的年輕人，卻處處洋溢著一股樂(le) 觀的熱情。這對於(yu) 他們(men) 身處一戰後歐洲所彌漫的悲觀氣氛中的知識分子來說，實在太令他們(men) 覺得訝異了。我雖出生在二戰後，卻有幸能長時間接觸到像錢先生這樣一位民國初年的學者。這是何等特殊的經驗!那個(ge) 時代的人都過去了，可是他們(men) 的世代，對於(yu) 中國近現代的轉變與(yu) 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他們(men) 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成功。他們(men) 的理念，或許有一些我們(men) 也不讚成。可是他們(men) 讓我們(men) 看到了一種“典型”，一種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土壤中，醞釀出來的精神。

其實在那一輩的人中間，許多人的主張非常激烈：要新文化運動，要打倒孔家店。可是從(cong) 今天往回看，他們(men) 自身，其實比較像傳(chuan) 統的中國人，而非西方人。而且那個(ge) 時代的人，談中西文化問題，相對了解的，其實是中國。對於(yu) 西方，以我們(men) 今天的標準來看，他們(men) 所認識的，是不夠透徹的。胡適留學美國，先後也就是七年。錢先生中年以前並沒有到過西方。錢先生後來擔任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院長期間，由於(yu) 美國耶魯大學決(jue) 定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他，才順道去了歐洲。這是錢先生第一次親(qin) 眼見到西方社會(hui) 。所以當時很多人，所謂以“世界”的眼光談論中西文化問題，其實對於(yu) 經驗以外的事務，常是不脫一種想象，一種主觀的詮釋。然而在那個(ge) 時代，他們(men) 到底是依據什麽(me) 樣的知識背景與(yu) 觀點，去認識這些問題，形構他們(men) 的詮釋的？這一點，對於(yu) 分析當時的中國，以及當時仍留存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傳(chuan) 統文化底蘊，卻是十分的重要。

其實整個(ge) 那個(ge) 時代著名的知識分子，都是中國舊社會(hui) 培養(yang) 出來的人物。我們(men) 今天進步了，我們(men) 對於(yu) 世界的了解增加了，我們(men) 有了自信。可是我們(men) 比較疏遠的，反而是原來的那個(ge) 中國。因為(wei) 你現在所能想象的，都隻是透過文字的敘述而來。我出生在台灣，我父親(qin) 是安徽合肥人，長於(yu) 北方，我的母親(qin) 是台灣宜蘭(lan) 人。我所受的教育，雖有不少屬於(yu) 中國曆史文化方麵的知識，但基本上，我是一個(ge) 在新世代中成長的人。所以我跟隨錢先生這麽(me) 長的時間，讓我能夠親(qin) 炙中國舊社會(hui) 所培養(yang) 出來的卓越的個(ge) 人、卓越的知識分子，這對於(yu) 往後我讀中國古人的書(shu) ，幫助是非常大的。因為(wei) 如果我們(men) 不能真正進入前人的精神世界，無法感受到他們(men) 的生命情感，而隻是從(cong) 邏輯上、從(cong) 概念上去解析、去歸納，我們(men) 的認識是不夠親(qin) 切的。因為(wei) 人一時的語言，是不能完全表達出他內(nei) 心的情感，以及意識的整體(ti) 的。跟隨錢先生如此之久，在這一點上，它對我的影響，直至今日。

從(cong) 學術史的觀點來說，有些人會(hui) 認為(wei) ：這是“錢門”。就情感來講，當然是“錢門”。餘(yu) 英時先生每一次獲得學術界的殊榮時，都會(hui) 強調錢先生是他的老師。但是，餘(yu) 英時先生對於(yu) 中國曆史的看法，與(yu) 錢先生的觀點，其實差別是很大的。我自己讀書(shu) ，做學問，談問題，也並不都是依著錢先生的路徑發展。可是在情感上，這是師恩。“錢門”是從(cong) 教育方麵說，有意義(yi) 。在學術上，其實並無所謂“錢門”這件事。它並不是成立一個(ge) 學派，堅持一套既定的說法，亦不是固守一種主張。錢先生的重要，是開出當代思潮主脈之外，另一種風氣。我覺得這一點，對於(yu) 學界而言，啟示是深遠的。

討論西南聯大時期的中國學術，需要關(guan) 聯到民國初年，開始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新式大學的年代。北平在全麵抗戰以前，局麵固然緊張，但以小範圍來說，還是比較安定的。所以當時的學者，還能從(cong) 容地去談問題。也就是，以時代而言，問題雖急迫，但生活層麵，其實並沒有太被打攪。而且中國開始有了新式大學，知識分子是很受尊重的。錢先生回憶他剛到北平的時候，他們(men) 的薪水大約是一百大洋、一百五十大洋。像湯用彤先生這樣較資深的教授，則有四百大洋。我從(cong) 前到圖書(shu) 館查書(shu) ，見到館中藏有當年出版的線裝的《四部叢(cong) 刊》，標價(jia) 國幣六百元。據說當時三塊大洋的月薪，足以替家中雇用一名長工。這與(yu) 後來的西南聯大，環境可說完全不同。

那時候，北方興(xing) 起的新學風、新思想，各式各樣的新事物，就時代而言，是非常寶貴的。錢先生自從(cong) 到了燕京大學，後轉北京大學，前後約七、八年。抗戰前的這七、八年，對學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錢先生的《國史大綱》，它的刊行，雖已在全麵抗戰之後，可是全書(shu) 整體(ti) 的構思，則是在北大。當時，就讀清華大學的楊聯升先生，即曾前來旁聽錢先生的課，前後七年。楊聯升先生還保留有當年錢先生課上所發的一些講義(yi) 。後來餘(yu) 英時先生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楊聯升先生向餘(yu) 先生說：我們(men) 都曾從(cong) 學過賓四先生，這部講義(yi) 是我當年留下來的一個(ge) 紀念品。楊聯升先生於(yu) 是將它贈予了餘(yu) 先生。後來這部講義(yi) ，也在台灣由某書(shu) 局出版。

錢先生任教燕大、北大的七、八年中，當時最大的問題，固然來自現實，卻同時是一個(ge) 曆史的詮釋問題。也就是：如何為(wei) 中國史，尋找出一“世界史”的定位？可是這一問題，並不是短時間能夠條理清楚的。如果說中國與(yu) 西方曾有很長的交往曆史，而且不是局部的，是全麵的。則這項問題，或許會(hui) 在某一時刻，藉由某些特殊議題的引發，完成它所期待的詮釋結果。可是當時在急迫之間，隻能靠討論的人，憑空去建構。在那個(ge) 時候，其實是沒有條件來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可是現實上需要。因為(wei) 如果不知道中國今日在世界所處的位置，不知道中國所麵對的現代化問題的根本性質，中國作為(wei) 如此大一個(ge) 國家，精神的力量就會(hui) 潰散。所以在這個(ge) 時候，若能用一種整體(ti) 的概念，對中國曆史做一番詮釋，即使無法給予它正確的定位，對於(yu) 時代需求而言，仍是非常重要的。

1938年，北大曆史係畢業(ye) 生合影 

前排左起鄭天挺、姚從(cong) 吾、錢穆

有些人認為(wei) 錢先生是一位“民族主義(yi) ”的史學家，這項批評並不正確。“民族主義(yi) 史學”的意思是：你所從(cong) 事的史學工作是不夠客觀的，因為(wei) 你有一種民族主義(yi) 式的民族情感。其實具有基本的民族認同，或民族情感，並不必然即是提倡或遵循一種民族主義(yi) ；也不必然會(hui) 扭曲人的曆史判斷，或形塑單一形態的史觀。我們(men) 人可以對於(yu) 自己的文化產(chan) 生認同，或對於(yu) 自己的國家、民族產(chan) 生熱愛。但不能看到人有這一麵，就輕易地運用意識形態式的詞語，將他人複雜的學術思惟予以簡單概括。這些屬於(yu) 不同層麵的事，是不能混為(wei) 一談的。

錢先生《國史大綱》出版的時候，他書(shu) 前有幾段話，最為(wei) 人所熟知。而且我相信這幾段話，對於(yu) 西南聯大時代的師生，影響是很大的。它的大意是說：但凡我們(men) 自認知識在水平線以上，對於(yu) 本國已往的曆史，應略有所知。而此項認知，尤貴附隨一種對於(yu) 本國已往曆史的溫情與(yu) 敬意。蓋若沒有了溫情，沒有了敬意，我們(men) 便無法正確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與(yu) 曆史，便易流入一種虛無主義(yi) ，或過度的文化自譴；國家因而也不易再有向前發展的希望。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shu) 館，1940

其實關(guan) 於(yu) 建構“理解”，需要誠摯的敬意，西方也有類似的說法。亦即：我們(men) 對於(yu) 如何掌握異於(yu) 自己的觀點，希望從(cong) 他人的話中獲益，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向他人請教的態度。如果缺乏敬意，我們(men) 便無法真正進入他人的語境之中。我們(men) 其實無須擔心，因對他人懷有敬意，便會(hui) 被他的思想牽引而去，喪(sang) 失了自我。因為(wei) 最終的理解與(yu) 判斷，還是會(hui) 回到自己智慧的抉擇。如果你受到一個(ge) 人議論的影響，陷入“一家之言”無法出脫，這並不是你願誠心地傾(qing) 聽他，這種態度障蔽了你。其實是因為(wei) 自己在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思辨能力；或這項能力，在你來說，仍有待磨練。

錢先生撰寫(xie) 《國史大綱》，有一個(ge) 很重要的觀點，與(yu) 其他談曆史的人不同。即是他對於(yu) 所謂“曆史”，到底本質為(wei) 何？具有特殊的理解。當時史學界所倡議的，是尋求一種“客觀”的曆史。亦即：中國人必須離開自己的立場，從(cong) “世界史”的角度，回頭來審視自己的曆史。這是一項需求，可是我們(men) 不一定能做得到。錢先生的看法則是：曆史要看是哪一個(ge) 民族的曆史。有的曆史，是存在著曆史發展的主體(ti) ，自身具有一種豐(feng) 厚的主體(ti) 性的。但不是所有的民族的曆史，都能夠在過程中，建構如此般具有“持續特質”的曆史主體(ti) 。而正因為(wei) 中國發展具有自身的主體(ti) 性，所以中國的曆史，始終遵循著一種中國的模式。

依錢先生看來，“曆史意識”，其實是關(guan) 聯到我們(men) 人的“存在意識”的。因為(wei) 曆史是靠人去詮釋的。你去觀看別人的曆史，與(yu) 你反省自己的曆史，本質上就存在著差異。對於(yu) 研究曆史的人來說，我們(men) 必須要懂得分辨這種差異。今天日本學界、韓國學界，甚至歐美學界，常有人想顛覆中國人的曆史觀念。他們(men) 認為(wei) 中國人的曆史，是中國人想象的曆史，我們(men) 應該重新將它放置到一個(ge) “東(dong) 亞(ya) 史”的觀念內(nei) ，加以詮釋。依此觀點，任何“詮釋中國”的舊說法，都是可以被挑戰的。這項屬於(yu) 新、舊“觀點”上的差異，不是對或錯的問題，而是無論何種取徑，我們(men) 都要質問：最終詮釋出來的結果，到底揭示了多少“真實”。然而這就會(hui) 引生出另一問題：什麽(me) 是曆史的真實？

對於(yu) 錢先生來說，“曆史”是靠人詮釋的。涉及自身文明的曆史，自己的詮釋，才有真正的重要性。因為(wei) 它會(hui) 影響你的現在，影響你的未來。日本學界、韓國學界、歐美學界，怎麽(me) 看待中國某一時期的曆史？他們(men) 可以有他們(men) 的曆史詮釋角度。可是對於(yu) 中國人來說，“應如何詮釋”，這中間牽涉到“中國文明的延續性”問題。錢先生的“曆史意識”，是與(yu) 他的“存在意識”相結合的。這一點非常特別。而這一點，其實是源自中國的傳(chuan) 統史學。梁啟超在當時提倡“新史學”，為(wei) 中國的史學開拓了很多方麵。可是“新史學”相對於(yu) “舊史學”而言，不是替代性的。因為(wei) 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也並非如梁啟超最初預想的那樣。相較於(yu) 錢先生，梁啟超談了更多的問題，但他並沒有掌握“中國所以為(wei) 中國”的根本原因。因為(wei) 梁啟超年輕時參加變法，當時中國亟需做出大幅度的改變，所以他注意到中國曆史的階段性。可是中國曆史的“延續性”是靠什麽(me) 維係呢？我想錢先生心目中的所謂“通史”，最重要的，就是回答這一問題。

錢先生的《國史大綱》在抗戰時期，影響了很多人。可是這本書(shu) ，依我的看法，並不是專(zhuan) 為(wei) 了抗戰而作。它所處理的，是關(guan) 於(yu) 中國如何麵對現代化挑戰的問題。這即是“曆史意識”與(yu) “存在意識”的一種結合。當時的現實問題，主要的是國家與(yu) 民族的生存問題。第一個(ge) 挑戰，就是中國是否能繼續維持是一個(ge) 大國？如果中國分裂了，如果這個(ge) 文化的凝聚力潰散了，雖然文化並不會(hui) 消失，可是這個(ge) 文化裏的因素，便會(hui) 被別的文化吸收，隻成為(wei) 別的文化中的一個(ge) 成分，不再具有自身的主體(ti) 。如果中國沒有找出適合自己的方式，延續著某種文明的特質，曾經存在的有關(guan) 中國曆史的詮釋，便會(hui) 逐漸被改變。曆史，客觀的是“曆史事實”的部分；可是曆史的詮釋，永遠與(yu) “詮釋者”的需求是相關(guan) 聯的。依此而論，錢先生的《國史大綱》，是為(wei) 中國人的需求而寫(xie) ；他不是為(wei) 了中國以外的曆史學家，怎麽(me) 去客觀地看待中國曆史而作。當然，從(cong) 這點上來說，錢先生的史學，是無法涵蓋整個(ge) 中國近代史學的。可是他的曆史觀點，卻是中國近代史學中，重要而不應被忽略的一部分。

照錢先生的說法，中國以往的曆史，經曆過非常多的挑戰，非常多的轉變，可是在其間，有一個(ge) 極重要的關(guan) 鍵因素，形塑中國文明的延續性。這個(ge) 關(guan) 鍵因素，便是讀書(shu) 人所秉持的傳(chuan) 統的人文精神。錢先生自己的理念、信仰，正是在這種環境裏孕育出來的。所以循此而言，若有人認為(wei) 錢先生的曆史觀，事實上是增添了一種個(ge) 人的曆史想象，則可以這樣回答：隻要錢先生的研究，確實呈現了中國曆來知識分子，某種“文化理念”與(yu) “曆史意識”的結合，顯示了這種“看待曆史的觀點”在中國曆史上所曾經發揮的作用，則討論中國現代史學的人，便也無法取消這種曆史詮釋的重要性。哪一種曆史詮釋，沒有涉及“曆史想象”的成分呢？曆史中片斷事實的知識，從(cong) 來不能提供我們(men) 對於(yu) 曆史完整的詮釋。

從(cong) 另一層說，錢先生心目中所意指的“曆史知識”，與(yu) 當時人所談論的曆史知識，並不完全相同。當時人論曆史知識，旨在尋求一種曆史的客觀性。可是錢先生所指言的“曆史知識”不是。他的意思是：每一個(ge) 時代的人，都有他們(men) 需要的曆史知識。錢先生並不認為(wei) “絕對客觀的、完整的曆史知識”是可能獲得的。對於(yu) 處在發展當下的文化來說，人們(men) 總是需要一種即時的曆史知識。這是麵對自己“生存時代”的需求。人們(men) 需要這種知識的指引。

錢先生對於(yu) 曆史的解釋，涉及他對於(yu) 中國人的理念、中國人的信仰，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的活動等等，與(yu) “中國曆史變化”的關(guan) 聯性的認知。他的這番提示，對於(yu) 曆史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特別是關(guan) 於(yu) “學術史”與(yu) “思想史”方麵的解釋。它的困難點在於(yu) ：作為(wei) “詮釋者”，我們(men) 必須進入“被詮釋者”真實的語境，從(cong) 他的角度理解他所思考的問題，認識他的時代感受與(yu) 價(jia) 值觀；而不隻是從(cong) 他論述的語言邏輯，來看他所處理的普遍議題。並不隻是如此。

抗戰時期的曆史教育，與(yu) 抗戰前在北方形成的新學風，最大的差異，是條件上的差異。當時整個(ge) 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後時刻，沒有安適的環境，延續早些年在北方所進行，類如《古史辯》中所爭(zheng) 論的種種議題。整個(ge) 年輕世代，大家所關(guan) 懷的，隻有一個(ge) 問題：中國到底有沒有希望？若中國有希望，為(wei) 什麽(me) 中國有希望？我們(men) 需要一個(ge) 解釋，一個(ge) 答案。

從(cong) 整體(ti) 當時的局麵來看，從(cong) 世界的地圖來看，中國眼看著就可能長期分裂，甚至麵臨(lin) 亡國的危險。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這時的年輕學生，已與(yu) 當年在北方的年輕學生，有了不僅(jin) 是“年齡”上的差距。當年在北方的學生，有著很高的誌向，他們(men) 要建構一個(ge) 偉(wei) 大的新中國。可是到了抗戰時期，人們(men) 最大的問題，仍然是：這個(ge) 國家到底能不能夠繼續下去？如果國家亡了，民族最後也被征服了，中國不淪為(wei) 波蘭(lan) ，則為(wei) 印度。這是從(cong) 康有為(wei) 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焦慮，可是這個(ge) 焦慮，到了抗日戰爭(zheng) 時期，是最嚴(yan) 重的。

早年我曾經遇到一位朋友的長輩。他原是雲(yun) 南大學的學生，後來從(cong) 軍(jun) ，在抗戰期間加入了空軍(jun) 。他說他們(men) 同輩，在當時，就是讀了《國史大綱》，受到這部書(shu) 的激勵。錢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告訴大家：中國是不會(hui) 亡的。不會(hui) 亡的原因，是中國有一股文明的力量，這股力量來自一種價(jia) 值的信仰。這種價(jia) 值的信仰，如果喚醒了你、鼓動了你，你就相信這股力量是真實的。當然，從(cong) 另一種可能說，如果我們(men) 對這種說法，起不了回應，便會(hui) 覺得這隻是一種曆史想象，這種曆史想象，在現實中是不會(hui) 真正產(chan) 生作用的。不過，至少到了全麵抗戰的那一刻，大家所關(guan) 注的，已經不是曆史的局部問題；許多“新史學”中引人入勝，可以繼續深入的問題，到了此時，雖仍有它的研究意義(yi) ，但對整個(ge) 社會(hui) 來說，反而不是大家關(guan) 懷的重點了。

清末以來，關(guan) 於(yu) 中國曆史，有一個(ge) 最流行的講法，便是譚嗣同所說：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ang) 願也。一個(ge) 秦始皇，一個(ge) 荀子，一個(ge) 是大盜，一個(ge) 是鄉(xiang) 願。大盜利用鄉(xiang) 願，鄉(xiang) 願附和大盜。這一流行的說法，基本上直到我們(men) 今天，仍是詮釋中國曆史的最大主軸；隻是用語不同，精、粗有別而已。後來這個(ge) 說法，再加上了主張中國二千年之社會(hui) ，皆是“封建社會(hui) ”，於(yu) 是形成了一套最具勢力的說法。但如果不是呢？你便須告訴我，中國政治是什麽(me) 政治？中國社會(hui) 是什麽(me) 社會(hui) ？中國知識分子是什麽(me) 樣的知識分子？而這就是錢先生在《國史大綱》的《引論》中所要細辨的。

從(cong) 錢先生《引論》中所展現，我們(men) 可以知道：在全麵抗戰前，整個(ge) 中國學界，建構中國史詮釋的時候，他們(men) 所關(guan) 懷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兩(liang) 千年來的政治，特質為(wei) 何？中國兩(liang) 千年來的社會(hui) ，特質為(wei) 何？中國兩(liang) 千年來的學術思想，特質為(wei) 何？中國兩(liang) 千年來的知識分子，特質為(wei) 何？中國兩(liang) 千年的經濟形態，特質為(wei) 何？可是到了抗戰期間，這些問題簡約化了，集中在：中國能不能生存下去？於(yu) 是在這個(ge) 時候，錢先生的書(shu) ，就比其他人的說法，更見出力量。

整體(ti) 而論，這部書(shu) 在那個(ge) 年代見出的力量，是與(yu) 時代的需求相關(guan) 的。但並不是說，這部書(shu) 的價(jia) 值，絕對是遠勝其他人的著作。這不是公平的話。在《國史大綱》裏，都是提綱式的寫(xie) 法。因為(wei) 這部著作，本是錢先生上課時用的講義(yi) ，他自己寫(xie) 下來的重點，再陸續增訂。所以當我們(men) 仔細去讀的時候，可以知道其中許多問題，背後是有著錢先生深厚的研究基礎的；而且許多是與(yu) 中國的舊史學相關(guan) 。我在《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學術》一書(shu) 中，詮釋錢先生學術的時候，講到《國史大綱》，我舉(ju) 出十二個(ge) 例子。這十二個(ge) 例子，錢先生的說法，都融合了古人研究的成果。可是在這部書(shu) 中，它隻列出一個(ge) 提綱，一個(ge) 結論。對於(yu) 抗戰時期的讀者來說，他們(men) 要的，正是這種簡明的結論。大家已無暇將時間投注在某一個(ge) 細部的問題上。大家渴望有一個(ge) 答案，一個(ge) 現在我能夠相信的答案。所以《國史大綱》在那個(ge) 時候，它的體(ti) 例符合了時代的需求。

戴景賢《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學術》

東(dong) 方出版中心，2016

今天我們(men) 有關(guan) 中國史的研究，較之前人，進步很多。可是也仍然需要一種整體(ti) 的觀看。民國以來涉及中國曆史的研究，我在《論現代“中國史研究”之雙重意義(yi) 》一文中，曾將它區分成兩(liang) 條脈絡：一條途徑，是以“世界史”的角度，觀看中國曆史。就這一途徑來說，中國學者與(yu) 外國學者是沒有差別的。美國有一位研究中國史的著名學者，旁人問他為(wei) 什麽(me) 研究中國史？他回答：我就好像乘坐火車前往某地。火車到了中間一站，停了下來。我覺得風景不錯，於(yu) 是下了車。我瀏覽了這個(ge) 引起我注意的風景，企圖看清它。這是一位西方學者，他可以這樣去研究一個(ge) 非屬於(yu) 他自己文明的曆史。他永遠不會(hui) 有焦慮，他隻是企圖理解你的焦慮是什麽(me) 。我們(men) 有時候研究中國曆史，也可以這樣。至於(yu) 另一條途徑，則是探討：曆史的發展，對於(yu) 具有悠長曆史記憶與(yu) 自主性的民族而言，是否在它種種曆史現象的背後，尙存在一個(ge) 具有特殊文化性格的發展主體(ti) ？對於(yu) 多數強調曆史客觀性的學者來說，這樣的研究，是基於(yu) 一種文明認同的想象，不必然具有意義(yi) 。

但是我們(men) 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哲學家、知識分子，也是充滿著對於(yu) 西方文明的焦慮。這一焦慮，固然會(hui) 讓他們(men) 扭曲一部分的曆史，看不真切一部分曆史，或把某一部分曆史現象誇大。可是也必然有一些部分，確實涉及到了所謂“文明的生命力”。從(cong) 這點上講，即便有人不讚同這種觀點，認為(wei) 隻是一種意見，它仍然有著重要的價(jia) 值。

錢先生的史學，明顯偏向兩(liang) 條途徑中的後者。錢先生的立場，立基於(yu) 兩(liang) 點：第一，曆史意識是與(yu) 存在意識結合的。第二，現實問題，同時即是生命問題。第一點前麵已經說明了。至於(yu) 所謂“現實問題，同時即是生命問題”，這就好像我們(men) 人生病，希望病能痊愈。可是首先我們(men) 要認知我們(men) 生命的主體(ti) 。也就是這條“命”。中國的曆史，如果都隻有被批判的意義(yi) ，這部曆史還講它做什麽(me) 呢？於(yu) 是主張變革者強調：我們(men) 正是要講明它，要讓這一“舊曆史”，不再影響我們(men) 。但是文化凝聚力沒有了，中國就可能分裂。中國一旦分裂了，遲早以“中國文明”為(wei) 詮釋對象的曆史，也就解構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國仍在。中國人還是希望以“曆史的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以自己民族的方式，延續曆史。甚至覺得我們(men) 可以複興(xing) ，也可以再次偉(wei) 大。我們(men) 若問：你此一信念，從(cong) 何而來？至少當我們(men) 這樣問的時候，我們(men) 的現實問題，就已不隻是現實問題了。這就是中國領導人，與(yu) 美國領導人見麵的時候，雙方對話，美國人常不能完全明了中國人的原因。因為(wei) 美國人談的是現實問題，而中國人的現實問題，是會(hui) 延伸到曆史問題的。

所以現代的中國史研究，依我之見，事實上存在兩(liang) 種麵相：一是從(cong) “世界史”看中國史，一個(ge) 是從(cong) “中國史”看中國史。就中國史而言，“文明的延續性”形塑了中國曆史發展的主體(ti) 。這個(ge) 曆史主體(ti) ，不單隻是國家主體(ti) ，也並不就是社會(hui) 主體(ti) ；它擁有一種文明的主體(ti) 性。我對於(yu) 中國史研究的分判，其實說明的方式，來源即是中國古人所謂“究天人之際”。不過是用一種現代的學術概念，加以重新詮釋，用以探討曆史研究所可能達到的詮釋高度。否則“曆史意識”為(wei) 什麽(me) 會(hui) 與(yu) “存在意識”相結合呢？為(wei) 什麽(me) “現實問題”會(hui) 是“生命問題”呢？這種觀點，顯然不是遵循著單一的邏輯。錢先生的史學觀點，在某種意義(yi) 上說，就是“中國價(jia) 值信仰”的一種現代體(ti) 現。

許多人或許不能接受錢先生的史觀，或者無法認同錢先生有關(guan) 中西文化比較的說法。但相對於(yu) 同時期其他人來說，錢先生的觀點，仍有它的重要性。這不是別的史學家的史論，所能夠替代的。所以也並不是說：一旦過了他的時代，錢先生的意見，就必然將融進他人的曆史論述之中，不再單獨受到注意。依我的判斷，“從(cong) 錢先生的書(shu) 中獲得重要啟發”，或另一種情形，“對錢先生的說法完全無法接受”，這兩(liang) 種反應，都可能會(hui) 持續下去。可是有一點不會(hui) 發生，就是：最終我們(men) 忽略了它，它不再受到人們(men) 的關(guan) 注；錢先生的書(shu) ，隻是放在圖書(shu) 館的角落，聊備一格，我們(men) 無需再理會(hui) 它。或許不是如此。我們(men) 從(cong) 這十多年來錢先生著作在大陸所受到的關(guan) 注，大概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民國初年學者的書(shu) ，以目前來看，銷售的數量，恐怕錢先生的書(shu) 還是最多的。可是我一生遇到不少人，他們(men) 完全不能接受錢先生的任何觀點。所以當我所撰寫(xie) 的《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學術》一書(shu) 出版後，不久便有一位素來反對錢先生的老輩學者，寫(xie) 文批評，認為(wei) 我不應以現代學術的眼光，如此詮解錢先生的冬烘之見。但是我的立場是：這麽(me) 多人從(cong) 錢先生的著作中獲得啟發，它總有道理。不至於(yu) 毫無“說對”之處，就能引起如此般廣泛的回應。我們(men) 先莫急於(yu) 揀擇錢先生說錯了哪些，應當問：他究竟說對了什麽(me) ？我們(men) 看待他人的學術，“平心持論”，仍是很重要的。

錢穆在其晚年寓所素書(shu) 樓前

因為(wei) 我出生的年代，我在台灣大學就學的時候，我的老師輩，或者他們(men) 同年代的人，很多人經曆抗戰。有的人先是在北平念書(shu) ，然後轉到西南聯大。所以《國史大綱》這部書(shu) 幾乎無人不知，人人都翻閱過。在當時那麽(me) 多著作中，它受到關(guan) 注，正是如前所說，它確實說出了當時大家所急切希望知道的。從(cong) 某一觀點講，我認為(wei) 民國初年，胡適提出中國需要德先生、賽先生，中國無需宗教，也不要哲學。這個(ge) 立場，基本上，就是針對中國當時所感受的現代化問題，從(cong) 而有的主張。其實胡適提出“全盤西化”，最初是見於(yu) 一篇以英文寫(xie) 成的文章，登載在基督教的一個(ge) 小刊物裏。所謂“全盤西化”，它的原文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胡適這篇文章一點不學術，可是它有重點。意思是說：我們(men) 現在擔心我們(men) 喜歡的、眷戀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會(hui) 因中國社會(hui) 的劇變而消失。可是我們(men) 若沒有思考清楚，不趕快解決(jue) 問題，這些基於(yu) 戀舊而不舍的文物，最終會(hui) 整個(ge) 被摧毀。這是他們(men) 那個(ge) 時代的焦慮。

其實我們(men) 回頭看，當時提倡的“全盤西化”，亦是出於(yu) 一種選擇，一點不全麵。即使真的推行，也“西方化”不了。所以西方學者論民國以來中國的現代史，並不覺得中國是在從(cong) 事一種“全盤西化”的工程。這僅(jin) 是一句口號。我們(men) 在一定的時刻，選擇了我們(men) 所認為(wei) 最需要的變革。可是到了全麵抗戰，我們(men) 最需要什麽(me) ？不是德先生，不是賽先生，因為(wei) 這兩(liang) 項能做到的都有限。在抗戰期間，許多人參加民主運動，可以提出主張，反對這一種，提倡另一種。可是在實踐上，都達不到真正的民主。至於(yu) 科學，中國當時勉強抗戰，如果沒有國際形勢的變化，抗戰勢必更為(wei) 艱難。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如何發展科學？我們(men) 的楊振寧、李政道，是因為(wei) 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繼續研究，才能獲致如此傑出的成績。而到了抗戰，問題集中了，基本上，就是需要以中國的方式繼續生存。

日本人當時的目標，是希望沿滿洲人的舊徑，征服中國。於(yu) 是日本人倡說，主張元、清非支那；說“蒙元”不算中國，“滿清”不算中國。意思是日本人也可以入主。所以在這種急迫的狀況下，中國所需要的，已不是德先生、賽先生，而是民族的自信心。如果當時人改變了想法，覺得自己不一定須是中國人，中國不一定須是中國。我們(men) 的意誌一旦鬆懈，如何還能堅持抗戰？當這種失敗的想法蔓延，就會(hui) 有人主張：我們(men) 無妨接受日本人的統治，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而當時確實也有人這麽(me) 主張。覺得亡國也就亡國了，不過就是“換人做莊”罷了。但正因我們(men) 不屈服，所以在經曆了全麵抗戰的八年，我們(men) 在痛苦中，淬煉出一股精神，讓我們(men) 相信：中國社會(hui) 確實存在一種價(jia) 值信仰的基礎，一種信仰的力量。它不是出於(yu) 單純的道德理念，也不隻是出於(yu) 民族的認同。一切精神的動力，都來自一種對於(yu) “自己所以存在”的深刻認知。在“生死存亡”的考驗中，我們(men) 感受到了“存在意識”與(yu) “曆史意識”的自然融合；而這就是中國人所謂“天人合一”的一種展現。在這項體(ti) 認中，“現實”不隻是眼前所看到的“現象中的現實”，而是從(cong) 過去發展而來的“存在的現實”。這個(ge) 現實，是脫離不了曆史的。當我們(men) 回答了這個(ge) 關(guan) 於(yu) “存在”的問題之後，其它都隻是細節了。就當時許多讀錢先生書(shu) 的人來說，它的意義(yi) 就是：我相信你的話，我覺得我有希望。在這個(ge) 時候，我覺得我的奮鬥、我的犧牲，都是值得的。我覺得這股力量是絕對有的。

當時的史學家沒有人不愛國，當時的史學家，也都在為(wei) 中國的曆史，深刻地思考其中的前因與(yu) 後果。他們(men) 也都在自己的設想中，期待建構中國未來的希望。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雖僅(jin) 是提綱挈領，但他的話，說到了重點，說得有力量。於(yu) 是他的話，就受到了注意。它提醒著我們(men) ：我們(men) 對於(yu) 自己的曆史，要有溫情與(yu) 敬意；這是我們(men) 的曆史。然後作為(wei) 個(ge) 人的“你”，便可從(cong) 中間找到連接，從(cong) 自己的身上看到中國，並從(cong) 自己的信心，看到中國的未來。也就是在這點上，我覺得錢先生《國史大綱》這部書(shu) 本身，便是一個(ge) 偉(wei) 大時代的鮮明印記。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