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儒學研究綜述

作者：劉增光，倪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初五日庚子

            耶穌2020年4月27日

摘要：總體(ti) 而言，2019年的儒學研究，仍然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趨勢，既有對於(yu) 儒家經典文獻的紮實分析，也有對於(yu) 儒家思想的源流梳理，以及對於(yu) 儒家哲學的當代創發。本文圍繞五個(ge) 方麵對此年的儒學狀況進行梳理，分別是：儒家經學與(yu) 子學的互動、宋明理學的多方位研究、晚清及現當代儒學的拓展深化、禮學與(yu) 儒家政治哲學的深入探討、比較視野下的儒學研究。

關(guan) 鍵詞：經學，儒家，理學，比較

回顧2019年的儒學研究，總體(ti) 而言，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圍繞五個(ge) 方麵來進行展開論述，分別是：儒家經學與(yu) 子學的互動、宋明理學的多方位研究、晚清及現當代儒學的拓展深化、禮學與(yu) 儒家政治哲學的深入探討、比較視野下的儒學研究。這五個(ge) 主題固然不能囊括2019年儒學研究的全部，然而對於(yu) 學界所關(guan) 注的熱點話題，我們(men) 都盡可能蒐集並進行歸納總結，希望這一總結能夠拋磚引玉，給學界同仁帶來參考和啟發。

一、儒家經學與(yu) 子學的互動

經學是儒學的基礎，而子學則是儒學與(yu) 其他諸子學共同包含的內(nei) 容，同樣是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儒學複興(xing) ，經學和子學的複興(xing) 成為(wei) 主要的表現。2019年，經學和子學領域的研究成為(wei) 一個(ge) 主要的趨勢。有關(guan) 經學的研究，主要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來考察：一是對於(yu) 儒家經典著作的詮釋研究；二是對於(yu) 經學發展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三是對於(yu) 經學史上一些重要議題的研究。

在儒家經典詮釋方麵，2019年湧現出了大量的著作和論文。2019年7月，由虞萬(wan) 裏主編的《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輯）出版，內(nei) 容涉及經學、文獻學、曆史學研究等多方麵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左傳(chuan) 》《白虎通》《周易》等儒家典籍的論文。[①]8月，由彭林主編的《中國經學》（第二十四輯）出版，內(nei) 容涉及清代經學、尚書(shu) 研究、三禮研究、訓詁名物等方麵的內(nei) 容，從(cong) 《尚書(shu) 》、“三禮”等原典研究出發，對儒家傳(chuan) 統文獻進行詳細解讀，對清代經學研究成果進行點麵結合的論述。[②]9月，鄧秉元主編的《新經學》（第四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有關(guan) 於(yu) 《尚書(shu) 》《孔教經世法》《思複堂遺詩》等的論文。[③]呂友仁著的《孔穎達<五經正義(yi) >義(yi) 例研究》，以唐代孔穎達主持修訂的《五經正義(yi) 》為(wei) 研究對象,對《五經正義(yi) 》的義(yi) 例、注疏關(guan) 係作了深入而細致的分析。[④]孫少華的《文本秩序：桓譚與(yu) 兩(liang) 漢之際闡釋思想的定型》[⑤]一書(shu) 選擇“文本秩序”為(wei) 切入點，將桓譚與(yu) 兩(liang) 漢之際對經典文本的闡釋方式揭示出來。作者認為(wei) 文本秩序與(yu) 社會(hui) 秩序具有密切的聯係，文本秩序是社會(hui) 穩定程度的反映。由此出發考察了桓譚與(yu) 兩(liang) 漢之際的學術背景、古今文經學的爭(zheng) 辯、桓譚的史學、文學等思想。薑海軍(jun) 的《南宋經學史》通過文獻梳理、考據實證、歸納分析，對南宋經學諸派的淵源、傳(chuan) 承、詮釋方式及曆史影響等進行了分析和總結，探究了南宋經學與(yu) 政治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南宋經學在整個(ge) 中國經學史、學術思想史中的地位及其曆史價(jia) 值等。[⑥]晁嶽佩的《清代<春秋>學研究》從(cong) 經學的角度研究清代治《春秋》學的學者以及他們(men) 的代表性著作，該書(shu) 的特色在於(yu) ，從(cong) 經學而非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清代的《春秋》學，是使儒家經典回歸經學研究的有益探索。[⑦]溫海明《周易明意：周易哲學新探》一書(shu) 提出了完善的卦變係統，並從(cong) 意本論角度對《周易》思想進行了有新意的解讀。[⑧]喬(qiao) 秀岩、葉純芳合著的《學術史讀書(shu) 記》介紹了馬融、鄭玄、何晏、劉炫、趙匡、朱熹、楊複、孫詒讓等多位學者的研究，呈現出經學在兩(liang) 漢、唐宋和晚清三個(ge) 重要時期的研究典範，為(wei) 讀者提供了解讀經典、經學的多元可能性。[⑨]

在有關(guan) 重要經學人物研究的論文方麵，同樣湧現出大量成果。儒學是在經典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近年來，儒學界興(xing) 起了漢代儒學的研究熱潮，其中又以董仲舒的研究為(wei) 代表。李宗桂指出，董仲舒儒學是真正的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新儒學”，董仲舒儒學的精神方向可以用“向前、向上、向善、向實”四個(ge) 詞來概括。[⑩]韓星認為(wei) ，董仲舒精通五經，尤致力於(yu) 《春秋》公羊學，並以此為(wei) 基礎構建漢代仁義(yi) 禮智信“五常”核心價(jia) 值觀，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現實、規範和匡正時君世主。在儒家內(nei) 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為(wei) 主，整合道、法、陰陽、墨家等，構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學思想體(ti) 係，實現了儒家思想在漢武帝時代與(yu) 社會(hui) 政治經濟製度的結合，奠定了經學、儒學在漢代以後的主流和主導地位。[11]餘(yu) 治平指出，董仲舒“立太學”“設癢序”對策的付諸實施，儒家教條開始以有組織的方式滲透到中國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使儒家逐步成為(wei) 一種“彌漫性宗教”。董子要求郡守、縣令皆成為(wei) “民之師帥”，以官為(wei) 師，以君為(wei) 聖，這種官師一體(ti) 的設計為(wei) 此後中國描繪出政教合一的圖景，但也悄然有效地把道統糅合進了政統。[12]丁四新從(cong)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問題出發，對梁啟超、易白沙的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zhuan) 製說進行了駁斥，認為(wei) 漢武帝實行的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政策。所謂“罷黜百家”，主要是從(cong) 博士官和教育製度來說的，而不是禁止、禁絕之義(yi) 。所謂“表章《六經》”，是以王官之學——《六藝》來統領包括儒家在內(nei) 的諸子百家之學。[13]陳壁生重點考察了鄭玄的思想，認為(wei) 在中國文明史上鄭玄等古文經師隻求解釋“聖人之法”，不求理解“百世同道”，實質上鑄就了中國的經史傳(chuan) 統，使聖王時代變成經史傳(chuan) 統共同的源頭。[14]梁滿倉(cang) 則對鄭玄的反對者——王肅的經學思想進行了探討，他認為(wei) 王肅經學思想具有三方麵重要特點：一是恢複儒聖之地位，二是對經學進行義(yi) 理方麵的闡發，三是為(wei) 現實所用。[15]

儒學在當代應該以什麽(me) 樣的形態來發展，這是學界近些年來所關(guan) 注的問題。任劍濤指出，子學而非經學更有利於(yu) 儒家的現代發展。處於(yu) 多元的現代社會(hui) ，儒學必須與(yu) 權力相疏離，與(yu) 經學偏好保持距離，堅持子學進路，激發思想創造，為(wei) 中國的現代轉軌提供精神動力，引導現代中國人的健康生活。[16]孟子思想一直是儒學研究的熱點，趙金剛《孟子與(yu) 諸侯——經史互動當中的孟子思想詮釋》一文認為(wei) ，理解孟子不可拋棄其所處曆史境遇，諸侯是孟子的主要言說對象，孟子與(yu) 諸侯的對話深植於(yu) 當時的曆史情境，並在對曆史邏輯的把握中展開其政治哲學論述，故而需要從(cong) 經史互動的視角深入分析孟子與(yu) 梁惠王等人的對話。[17]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儒家傳(chuan) 經的代表人物。近年來與(yu) 荀子相關(guan) 的研究逐漸升溫，逐漸發展成為(wei) 先秦儒學研究的熱點。梁濤指出，儒學包括君子儒學與(yu) 庶民儒學兩(liang) 個(ge) 不同維度，儒學的現代轉化要克服傳(chuan) 統儒學的缺失，通過君子儒學與(yu) 庶民儒學的並建，發展出儒學的當代形態，而統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條思路。[18]李景林則從(cong) 荀子的人性論出發，指出人的實存“從(cong) 心之所可”的人性結構論與(yu) 目的論的善性說，共同構成了荀子人性論學說的整體(ti) 內(nei) 涵。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係統，終須建基於(yu) 思孟一係的人性本善論，才能成為(wei) 一個(ge) 自身周洽完滿的思想體(ti) 係。[19]馮(feng) 俊、張奇偉(wei) 則對《荀子》的孝道思想進行了考察和辨析，他們(men) 認為(wei) 《荀子》的孝道思想整體(ti) 上體(ti) 現了以國製家，政治優(you) 於(yu) 倫(lun) 理的儒學立場。[20]此外，匡釗的《論荀子的“解蔽”之方與(yu) “治氣養(yang) 心”之術》[21]、王正的《重思荀子的“大清明”》[22]、彭國翔的《“治氣”與(yu) “養(yang) 心”：荀子身心修煉的功夫論》[23]、張茂澤的《論荀子的“君子之學”》[24]等文章也從(cong) 工夫論、道德哲學等角度對荀子思想進行了探討。

二、宋明理學的多方位研究

以往學界對於(yu) 宋明理學研究的關(guan) 注點集中於(yu) 理學、心學、氣學等方麵的研究，2019年，學界在之前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深化，展開了多方位的研究。具體(ti) 表現在研究人物的全麵化、研究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範仲淹是以往宋學研究中不太重視的人物，卻對宋代儒學的產(chan) 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是宋學精神的開創性人物。李存山的《範仲淹與(yu) 宋學精神》一書(shu) 通過對範仲淹一生行誼、事功的論述，表明宋學精神的確立，以及宋代書(shu) 院的興(xing) 起，實本之於(yu) 範仲淹。範仲淹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複、石介、李覯等皆與(yu) 之從(cong) 遊。慶曆之際，學統四起。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guan) 學和二程的洛學等，都與(yu) 範仲淹及慶曆新政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25]

對於(yu) 氣學的研究，學界比較關(guan) 注張載，劉學智、林樂(le) 昌、趙馥潔、韓星、李雅雯等學者分別對“橫渠四句教”進行了闡釋。[26]許寧從(cong) 張載的《西銘》這篇文獻出發，探討了《西銘》現代詮釋中所包含的三個(ge) 麵向：其一，馮(feng) 友蘭(lan) 所展開的精神境界麵向指涉個(ge) 體(ti) 生命對宇宙人生的覺解和意義(yi) ，並從(cong) 其境界說詮釋了《西銘》的天地境界內(nei) 涵；其二，張岱年所展開的人道主義(yi) 麵向突出了社會(hui) 生活中的人際關(guan) 係，分析了古代人道主義(yi) 的博愛、平等、生死等觀念，提倡建構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yu) 一的新哲學體(ti) 係；其三，蒙培元所展開的生態倫(lun) 理麵向則彰顯了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認為(wei) 中國哲學基於(yu) 價(jia) 值理性在人與(yu) 自然之間搭建起倫(lun) 理關(guan) 係，因而是一種深層生態學。[27]範立舟則考察了張載的政治思想，他認為(wei) 張載的“封建”思想，是地方分權的主張在北宋現實社會(hui) 中的靈活運用，實際上是一種將封建寓於(yu) 郡縣的改革措施。[28]

宋明儒學中，理學與(yu) 心學的研究是一個(ge) 熱點。在理學研究方麵，李景林、楊靜對二程的人格修養(yang) 學說進行了考察，認為(wei) 大程子之德性修養(yang) 論，著重於(yu) 反思先天存於(yu) 人心的全體(ti) 之仁，誠敬存養(yang) ，自然涵泳，由此推擴至物我、天人一體(ti) 的自由至樂(le) 境界；小程子則突出“致知”在為(wei) 學修養(yang) 工夫中的先在性意義(yi) ，其德性修養(yang) 論，略重在主一用敬，格物窮理，循隨事觀理、格物致知的途徑以反躬內(nei) 求吾心之天理。[29]唐文明對朱熹在《仁說》中提出天地以生物為(wei) 心的思想進行了討論，認為(wei) 朱熹特別重視天地之心的主宰含義(yi) ，在其思想架構中，天地之心的理論功能是統合理氣。[30]許家星討論了朱熹的道統觀，他認為(wei) 作為(wei) 貫穿朱子經典詮釋和理論建構的一條主線，朱子的道統世界蘊含著人物、經典、範疇三個(ge) 主幹，由兩(liang) 條並行路線構成：以二程為(wei) 傳(chuan) 人、《四書(shu) 》為(wei) 文本、工夫範疇為(wei) 主的道德教化之路；以濂溪為(wei) 傳(chuan) 人、《太極圖說》為(wei) 文本、本體(ti) 範疇為(wei) 主的形上超越之路。[31]丁四新對朱子道統說的形成原因進行了考察，認為(wei) 朱子道統說的提出和建構、發生和發展，有其曆史前提和來自道學運動上的思想張力，它是在不斷融合理學思想特別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經學觀念的基礎上產(chan) 生並發展的。[32]向世陵考察了宋代不同學派的學術思想特點，他指出朱熹對以呂祖謙為(wei) 代表的浙學持負麵的評價(jia) ，以為(wei) 浙學不“高”則“卑”，均不能於(yu) 中間“親(qin) 切合理會(hui) 處”有恰當的體(ti) 貼。但相較於(yu) 陸學之“高”，朱熹對呂學之“卑”給予了更多的批評，認為(wei) 呂祖謙注重實用，被曆史陳跡和實用利益所陷溺，不能由具體(ti) 物事上升到天道性命這一形而上的“大本”。[33]

在心學研究方麵，張立文先生對王陽明學派的派係劃分進行了介紹，認為(wei) 不可忽視“黔中王門學派”，並對該學派的發展梗概進行了考察。[34]陳立勝的《入聖之機》一書(shu) 以“龍場悟道”“知行合一”“心外無物”“致良知”等陽明學著名論題為(wei) 焦點，追本溯源，疑義(yi) 與(yu) 析，從(cong) 修身工夫的向度體(ti) 會(hui) 陽明學的義(yi) 理內(nei) 涵，領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風光，管窺陽明學精神的本來麵目，重返“為(wei) 己之學”這一傳(chuan) 統儒學的生命世界。[35]蔡世昌的《羅近溪哲學思想研究》一書(shu) 采取曆史與(yu) 邏輯相統一、資料與(yu) 觀點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對羅近溪《語錄》和《文集》的深入解讀，探究羅近溪哲學思想。[36]劉增光從(cong) 現象學角度對陽明後學羅汝芳的身體(ti) 觀做了闡發，認為(wei) 羅汝芳的“身心靈妙”說不同於(yu) 身心二元論，而其“原日身體(ti) ”說則強調身心合一的孝弟意識的本源性，世界就是一個(ge) 孝弟慈的世界。[37]除此之外，劉宗鎬對以陳白沙為(wei) 代表的江門心學的理論特色進行了探討，認為(wei) 江門心學以“學貴知疑”“學貴自得”“內(nei) 外合一”“學宗自然”和“因詩寫(xie) 道”為(wei) 基本的理論特色，其中，“內(nei) 外合一”特色表現在工夫論域，就是以“心事合一”或“即心即物”為(wei) 主要內(nei) 涵的“學無內(nei) 外”工夫論。[38]張瑞濤對晚明劉宗周“蕺山學派”劉門師弟子群體(ti) 人格氣象進行了探討。[39]陳暢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孟子師說》為(wei) 中心，探討了明代哲學的發展脈絡，即心學的氣學視野建構。[40]

2019年11月30日，紀念王船山聖誕400周年暨第一屆21世紀船山學論壇——船山學與(yu) 21世紀湖南人精神研討會(hui) 在嶽麓書(shu) 院開幕，學者們(men) 共同研討王船山法學思想、經濟學思想、儒醫學與(yu) 哲學思想以及湖南人精神等。由此，船山學也成為(wei) 學界所關(guan) 注的重點。王興(xing) 國的《王船山與(yu) 近現代中國》一書(shu) 上篇從(cong) 政治思想、哲學倫(lun) 理思想、曆史觀等三方麵探討了王船山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下篇則介紹了一個(ge) 多世紀以來船山學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20位代表人物，同時兼述湖南省內(nei) 外多位學者對船山學發展所做的貢獻。全書(shu) 立足於(yu) 近現代船山學的形成和發展脈絡，概述100多年來船山學特別是船山思想史的形成發展曆程和重大學術成果，旁推廣引，可謂船山學術史上承前啟後的綜述之作。[41]

此外，一部分學者對宋明理學內(nei) 部所出現的不同學派之間的關(guan) 係以及所關(guan) 注的儒學議題進行了探討。比如，田豐(feng) 的《朱陳王霸之辨義(yi) 疏》一書(shu) 以朱熹與(yu) 陳亮的書(shu) 信往來為(wei) 分析對象，以王霸之辨為(wei) 問題意識，探討二人在道學上的差異以及兩(liang) 人置身曆史領域中因所持道學觀不同而在王霸問題的認識上存在的一係列矛盾衝(chong) 突，由此衝(chong) 突也展現出兩(liang) 人的道學思想在曆史語境下的困境所在。[42]陳逢源對朱熹與(yu) 張栻的義(yi) 理辨析與(yu) 學脈建構進行了討論[43]，楊祖漢則對程朱、陸王二係的會(hui) 通進行了探討。[44]

對於(yu) 宋明理學的不同派別我們(men) 應當怎樣看待其中的分期和差別？又如何來進行溝通融合，重新對宋明理學的研究開拓出新局麵？我們(men) 認為(wei) ，這是今後學界需要不斷進行探索的方向。正如吳震教授所言，朱子學和陽明學就不是封閉的靜止的理論係統，而是可以不斷發展和開拓的動態的思想體(ti) 係。這就需要我們(men) 轉換審視的角度，既要將朱子學和陽明學置於(yu) 廣義(yi) 宋明理學視域中，同時亦須將宋明理學視作一場整體(ti) 的思想運動，才能對朱子學和陽明學獲得整體(ti) 性的思想了解和曆史把握，以重現作為(wei) 廣義(yi) 宋明理學視域中的朱子學和陽明學的理論意義(yi) 及其思想價(jia) 值。[45]

三、晚清及現當代儒學的拓展深化

晚清及現當代儒學是當前學界所關(guan) 注的一個(ge) 熱點。這一時期的儒學從(cong) 晚清開始，一直延續到當代，這是伴隨著帝國崩塌、經學瓦解的時代變革而來，隨後，儒學的發展由“破經學”而逐漸演變為(wei) “立儒學”的趨勢。

康有為(wei) 、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是晚清儒學的代表性人物，學界對這些人物的思想都進行了探討。吳飛對康有為(wei) 的人倫(lun) 思想進行了考察，他認為(wei) 取消家庭是康有為(wei) 思想體(ti) 係中一個(ge) 非常核心的要點，盡管這樣一種思想體(ti) 係與(yu) 傳(chuan) 統儒學大異其趣，但卻代表著現代匯通中西思想最重要的一個(ge) 嚐試。[46]茅海建對戊戌時期康有為(wei) 、梁啟超的學術思想與(yu) 政治思想進行了探討，認為(wei) 康、梁學術思想與(yu) 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學，即“康學”——“新學偽(wei) 經說”“孔子改製說”和“大同三世說”。[47]魏義(yi) 霞對康有為(wei) 和譚嗣同的三禮觀進行了比較考察，康有為(wei) 對《儀(yi) 禮》津津樂(le) 道，譚嗣同對《禮記》青睞有加；就對《周禮》的態度而論，康有為(wei) 視之為(wei) 劉歆偽(wei) 造而貶黜之，譚嗣同視之為(wei) 周公所作而力尊之。[48]吳曉番對章太炎的漢學論進行了探討，認為(wei) 章太炎是乾嘉思想的繼承者，其對於(yu) 乾嘉漢學的論述成為(wei) 後世理解清代哲學的規範，但章氏對乾嘉漢學的興(xing) 起原因及其義(yi) 理洞見存在誤讀。[49]穀繼明認為(wei) ，張惠言是晚清今文學興(xing) 起中的關(guan) 鍵人物，他會(hui) 通《易》與(yu) 禮二學，也蘊含著公羊學在其中，這對於(yu) 後來者有重要影響。[50]

在現當代儒學研究中，現代新儒家是學界研究的重心。幹春鬆的新著《倫(lun) 理與(yu) 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對梁漱溟的政治實踐做了介紹，梁漱溟的政治關(guan) 切在於(yu) 如何建立一個(ge) 新的國家，他基於(yu) 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獨特的社會(hui) 結構和思維模式的認識，認為(wei) 中國隻能走由鄉(xiang) 村起步的現代國家建構模式。[51]蔡家和認為(wei) ，熊十力的體(ti) 係承繼陽明心學而來，但又有所取舍，尤其是他因應時代需求而有所補充，比如科學、民主等的開出。[52]何俊采用劄記的形式剖析馬一浮書(shu) 信中論述的為(wei) 學功夫、次第、品節、條目，進一步勾勒馬一浮切於(yu) 自身的儒家義(yi) 理之學，呈現出馬一浮思想的發展脈絡。[53]陳勇的《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錢穆傳(chuan) 》一書(shu) 以錢穆的生平閱曆為(wei) 主線，將其思想、學術、人格、才情融入其中敘述，展現了錢穆成為(wei) 一代學術大師的人生曆程和學術貢獻，突出了他為(wei) 中國文化招魂續命的精神誌業(ye) ，激勵人們(men) 為(wei) 民族複興(xing) 和中國文化承擔責任。[54]

此外，學界對當代學者的思想也有所關(guan) 注。由陳來教授選編的《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55]作為(wei) 送給杜維明先生八十華誕的賀禮，該書(shu) 論及的內(nei) 容基本涵蓋了杜先生學思曆程中的主要關(guan) 懷。陳來指出，精神人文主義(yi) 不再是一個(ge) 準備性的論域，而是一個(ge) 總結性的體(ti) 係，杜維明先生用這樣一個(ge) 體(ti) 係來揭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性的普適意義(yi) ，建構起具有全球性普適意義(yi) 的當代儒學。另外，陳來《儒學美德論》[56]一書(shu) 對梁啟超的公德私德說、李澤厚的兩(liang) 種道德論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理性支配感性”、“和諧高於(yu) 正義(yi) ”的命題。陳海紅對張立文先生的“和合學”做了介紹，他認為(wei) 張立文先生的“和合學”基於(yu) 自己獨特的生命體(ti) 悟，在與(yu) 前哲不斷對話的視域融合中，以自己的“和合”言說方式來表述的人類生命之道的哲學體(ti) 係，是中國哲學創新的理論新體(ti) 係、方法新視野與(yu) 思想新成果。[57]朱承認為(wei) 楊國榮的理論儒學以世界哲學作為(wei) 背景與(yu) 潛在的對話者，著意從(cong) 觀念層麵去界定儒學的本質性內(nei) 涵，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揭示儒學思想的理論蘊含、建構儒學思想的演變邏輯，強調儒學的精神性意義(yi) 和規範性價(jia) 值，主張包括儒學在內(nei) 的中國哲學應與(yu) 西方哲學相互激蕩，進而成為(wei) 世界哲學必要的理論資源。[58]楊海文、馬慧娟從(cong) 郭店楚簡與(yu) 孟子心性論的關(guan) 係、由《孟子》“腐敗事件”彰顯“親(qin) 親(qin) 互隱”的儒家倫(lun) 理以及孟子“正義(yi) ”的政治哲學等幾個(ge) 方麵來展開，對郭齊勇以孟子為(wei) 中心的中國古代儒學研究進行了介紹。[59]張明對張新民在地方誌、陽明學、區域史、黔學、清水江學、文獻學、文化史、思想史等領域取得的豐(feng) 碩成果進行了介紹和總結，以展示張新民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溫情與(yu) 敬意。[60]

四、禮學與(yu) 儒家政治哲學的深入探討

禮學和儒家政治哲學是近年來學界研究的新趨勢。2019年，圍繞著這兩(liang) 個(ge) 方向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

在禮學研究方麵，彭林的《<周禮>史話》一書(shu) 從(cong) 《周禮》成書(shu) 談起，分《周官》與(yu) 周代官政之法、《周官》麵世、官製體(ti) 係、理想國典製、治國思想、注疏與(yu) 版本、曆代研究述要、關(guan) 於(yu) 《冬官》與(yu) 《考工記》、《周禮》的社會(hui) 影響等九章，介紹了《周禮》一書(shu) 的緣起、成書(shu) 、體(ti) 係以及影響等方麵內(nei) 容。[61]馮(feng) 兵的《朱熹禮樂(le) 哲學思想研究》一書(shu) 從(cong) 禮、理會(hui) 通的角度，將經學研究、哲學研究與(yu) 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提出了“禮樂(le) 哲學”“朱熹禮樂(le) 哲學思想”等新的學術概念，從(cong) 禮樂(le) 形上學、價(jia) 值論、實踐觀三個(ge) 方麵對朱子禮學的哲學體(ti) 係做了較為(wei) 係統的詮釋與(yu) 建構。[62]殷慧的《禮理雙彰：朱熹禮學思想探微》一書(shu) 從(cong) 朱熹的三《禮》學思想入手，從(cong) 學、理、用三個(ge) 層麵對朱熹禮學進行了係統論述，將文本分析與(yu) 思想、社會(hui) 、政治的互動結合起來，考察了朱熹禮學思想形成的背景、內(nei) 容及其特點。[63]蘇正道的《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shu) 綱目>為(wei) 中心》一書(shu) 選擇江永《禮書(shu) 綱目》進行個(ge) 案研究，探究清初學術由宋學轉向乾嘉考據的曆程，關(guan) 照清代的禮書(shu) 編撰和禮學研究，宏觀深入地探討了《禮書(shu) 綱目》的成書(shu) 背景、學術成就，還原了江永禮學研究的曆程，用禮學研究的具體(ti) 史實證明了清初學術經世傳(chuan) 統的持續存在。[64]

相關(guan) 論文方麵，楊英對改革開放40年來先秦禮學與(yu) 禮製研究進行了考察，認為(wei) 乾嘉考據學的傳(chuan) 統在禮學研究中不絕如縷地傳(chuan) 承，禮製研究則在20世紀現代人文社科方法傳(chuan) 入後，擺脫了作為(wei) 禮經訓詁附庸而存在的狀況，成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曆史學研究，並且因為(wei) 社會(hui) 學、文化人類學方法的傳(chuan) 入，研究方式趨於(yu) 多樣化。[65]湯勤福指出，誕生於(yu) 西晉的五禮製度是適應大一統王朝的禮製體(ti) 係，“五禮”名稱或與(yu) 五行有關(guan) ，五禮之說至少出現在戰國後期。[66]此外，丁鼎對中國禮圖學的曆史、現狀與(yu) 發展趨勢進行了概述，指出本時期我國禮圖學呈現如下兩(liang) 個(ge) 顯著特點：一是充分利用考古資料進行禮圖學研究；二是把現代影視技術引入禮圖學研究。這兩(liang) 個(ge) 特點實際上也體(ti) 現了我國現當代禮圖學的發展趨勢。[67]謝遐齡認為(wei)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是朱熹晚年全力編纂的巨著，他以殘存的《儀(yi) 禮》為(wei) 經，揀選、編輯能搜羅到的相關(guan) 材料，使之大體(ti) 再現了古代中國的禮製，為(wei) 後人提供了全麵了解古代中國（戰國時期以後）的入門資料。[68]

在儒家政治哲學研究的著作方麵，貝淡寧《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一書(shu) 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論著。作者認為(wei) ，將儒家選賢任能的傳(chuan) 統與(yu) 講究政治參與(yu) 、自由、透明和寬容的民主傳(chuan) 統結合起來，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必然結果。[69]張允起的《政道溯源》一書(shu) 通過對《尚書(shu) 》《春秋繁露》等儒家經典文獻的重新詮釋，闡發中國政治智慧與(yu) 政治文明的本質特性與(yu) 結構體(ti) 係，追溯古典中國的政道精神。[70]姚中秋的《原治道：<尚書(shu) >典謨義(yi) 疏》一書(shu) 同樣對《尚書(shu) 》諸篇抉發疏理其中蘊含之觀念法度，以推明中國思想、政治之大本大原。[71]任鋒的《立國思想家與(yu) 治體(ti) 代興(xing) 》聚焦兩(liang) 大問題，一是變革思想家和立國思想家，二是治體(ti) 論。作者認為(wei) ，治體(ti) 論體(ti) 現為(wei) 治道、治法、治人，近世新儒學以追求經世義(yi) 理的旨趣極大推進了治體(ti) 論建構。理學家運用體(ti) 用論開辟了治道、治法、治人三要素關(guan) 係的新思路，浙東(dong) 儒者群深入反省變革思維從(cong) 而促成了立國思維的成熟。[72]陳贇的《周禮與(yu) “家天下”的王製：以<殷周製度論>為(wei) 中心》一書(shu) 以王國維的《殷周製度論》為(wei) 基礎，上及曆代諸儒，對西周王製要素的繼統法、封建、禘禮，尤其是宗法等，進行了詳實而具有係統的闡發，試圖在規模、廣度與(yu) 深度上呈現西周王製的基本架構、製度基礎、精神原則、理念根基。[73]李若暉《不喪(sang) 斯文：周秦之變德性政治論微》[74]一書(shu) 從(cong) 經史之學的視角出發對西周德性政治向儒家德性政治的轉變進行了細致而頗富啟發意義(yi) 的探究。

在論文方麵，歐陽禎人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詮釋》一文認為(wei) ，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是一種原創性極強、自本自根的政治理論體(ti) 係，具有不容忽視的現代價(jia) 值，其最大的特點和基點是在“誠意正心”基礎之上的“修身”。[75]劉豐(feng) 認為(wei) ，“為(wei) 民父母”是商周時期就已產(chan) 生的政治思想，後為(wei) 儒家所繼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對“為(wei) 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發揮，“為(wei) 民父母”的主張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禮治的中間環節。[76]東(dong) 方朔對荀子“政治正當性”的主張進行了考察，認為(wei) 荀子在權力來源的問題上並不曾追問權力本身的正當性問題，而更多的是在意統治者統治權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問題，一方麵與(yu) 荀子重德的理論相關(guan) ，另一方麵則與(yu) 荀子對民眾(zhong) 的看法緊密相連。[77]陳明認為(wei) ，麵對漢帝國初期所麵臨(lin) 的文化斷裂、國家社會(hui) 對峙這兩(liang) 大問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決(jue) 方案：以儒教之天為(wei) 信仰支撐，以聖為(wei) 體(ti) 天製度者、王為(wei) 循製治事者的等邊三角式理論體(ti) 係。這不僅(jin) 塑造了漢帝國的政治架構，對整個(ge) 中華文明也有某種程度的奠基性作用。[78]曹婉豐(feng) 認為(wei) ，西漢中後期的改製運動中折射出的既是儒家政治哲學從(cong) 理論體(ti) 係落實為(wei) 政治製度的建構過程，也是製度建構的政治實踐對儒家政治哲學理論的檢驗與(yu) 影響。[79]孫欽香指出，儒家政治哲學在明末清初經曆了顯著的反思與(yu) 重建過程。王船山通過“理一分殊”詮釋《大學》“明新”關(guan) 係，展現了他對儒家政治哲學的反思和重建，表明儒家政治哲學自身具有的思想活力，借此也有助於(yu) 思考今天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轉化問題。[80]

在禮學與(yu) 儒家政治哲學的綜合研究方麵，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朱承的《禮樂(le) 文明與(yu) 生活政治：<禮記>與(yu) 儒家政治哲學範式研究》一書(shu) ，該書(shu) 通過對《禮記》及相關(guan) 禮樂(le) 文獻的梳理，分析了儒家傳(chuan) 統中的交往禮儀(yi) 、生活規範和禮治信念，特別是從(cong) 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麵闡釋了禮樂(le) 文明中所具有的“生活政治”特質。全書(shu) 圍繞《禮記》中所製定的禮樂(le) 製度及其所展現出來的禮治精神，討論了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日常生活與(yu) 政治觀念、生活嘉益分配與(yu) 政治秩序維係之間的關(guan) 係，思考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發現政治價(jia) 值”以及“政治觀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等問題，詮釋和重構儒家禮樂(le) 文明所展現的政治哲學範式。[81]

五、比較視野下的儒學研究

儒學發源於(yu) 中國，正在不斷走向世界。2019年8月25日，由教育部、山東(dong) 省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大學等相關(guan) 教育研究機構牽頭籌建的“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在山東(dong) 曲阜尼山揭牌成立，標誌著全球儒學研究實體(ti) 平台的誕生。儒學不僅(jin) 是東(dong) 亞(ya) 地區的文化傳(chuan) 統，也是全球化發展中不可缺少的思想資源。隨著近年來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西方學者對於(yu) 儒學也有了進一步的反思。從(cong) 域外來看待儒學，通過中國以外的“他者”的視角，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儒學所具有的本質屬性，從(cong) 而透視儒學傳(chuan) 統的多元化和開放性。

在域外學者的研究方麵，美國學者田浩《宋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文對“理學”、“道學”、“新儒學”以及“Neo-Confucianism”等這些概念的用法進行了梳理，並給予朱熹同時代儒者進一步的關(guan) 注，將他們(men) 視為(wei) 儒家思想家。[82]司馬黛蘭(lan) 的《王陽明研究在西方》一文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王陽明以及陽明後學研究的專(zhuan) 著、書(shu) 中章節和期刊文章進行歸納，從(cong) 文獻研究、翻譯作品、良知的概念、知行合一的概念、王陽明與(yu) 生態環境、地方史和社會(hui) 史、王陽明與(yu) 西方思想家的比較視角、王陽明後學和他的遺產(chan) 、王陽明的軍(jun) 政生涯、日本的王陽明思想等角度評述西方王陽明研究成果。[83]艾文賀考察了東(dong) 亞(ya) 地域中伊藤仁齋、戴震和丁若鏞三位儒家學者基於(yu) 以人為(wei) 本的倫(lun) 理學說，認為(wei) 他們(men) 對宋明理學倫(lun) 理學之形上學進行批判，特別是對程朱理學的“理氣”世界觀有深刻的剖析，這對於(yu) 理解儒學傳(chuan) 統在當代的豐(feng) 富性及發展潛力具有重要意義(yi) 。[84]日本學者土田健次郎《朱熹的帝王學》一文指出，朱熹的正統論獨立於(yu) 道統論，繼承了北宋以來區分看待政權的正統性與(yu) 道德性的觀點。即使是身為(wei) 正統王朝的君主，也有學習(xi) 帝王學的必要。[85]

在國內(nei) 學者中，王家驊的《日本儒學史論》一書(shu) 分為(wei) “日本古代的儒學”“儒學與(yu) 日本的現代化”“前近代日本社會(hui) 及其變化”“儒學與(yu) 近代思想”“中日儒學比較”“中日思想文化研究觀察與(yu) 思考”等六個(ge) 專(zhuan) 題，對儒學傳(chuan) 入日本後的發展狀況進行了介紹。[86]許齊雄的《理學、家族、地方社會(hui) 與(yu) 海外回響》一書(shu) 討論了明代理學、理學家與(yu) 家族、明清的宗族組織以及新加坡在殖民地時期的孔教會(hui) 運動等課題，考察了儒學如何以孔教會(hui) 運動的方式在新加坡產(chan) 生影響。[87]張立文先生的《儒學與(yu) 東(dong) 亞(ya) 命運共同體(ti) 》一文指出，東(dong) 亞(ya) 中、日、韓及越南之所以為(wei) 共同體(ti) ，體(ti) 現為(wei) 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共同文字，漢字共享；共同製度，郡縣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共生共存，命運共同。[88]傅永軍(jun) 《作為(wei) 詮釋哲學的東(dong) 亞(ya) 儒學》一文指出，東(dong) 亞(ya) 儒學既不是方法論的詮釋學，也不是存在論的詮釋學，而是一種以經典詮釋為(wei) 思想創造方式的“詮釋哲學”，在家族相似意義(yi) 上可將其稱之為(wei) “應用詮釋學”。[89]黃玉順指出，“東(dong) 亞(ya) 儒學”的經典詮釋，盡管接受了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詮釋學，但仍然沒有超越傳(chuan) 統的主體(ti) 性詮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不論是原創者與(yu) 其經典，還是詮釋者與(yu) 其詮釋，都是“主——客”關(guan) 係。[90]黃俊傑《朱子學核心價(jia) 值的21世紀新意義(yi) 》指出，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朱子繼程頤之後賦“理一分殊”說以新義(yi) ；朱子對“仁”學的新詮釋，開啟東(dong) 亞(ya) 儒家仁學傳(chuan) 統之新境界；朱子對“公共”精神之強調，則在東(dong) 亞(ya) 儒者中更獨具慧眼，別樹一幟。[91]吳震同樣對東(dong) 亞(ya) 朱子學的研究進行了考察，《東(dong) 亞(ya) 朱子學：中國哲學的豐(feng) 富性展示》[92]《東(dong) 亞(ya) 朱子學研究的回顧與(yu) 反思》[93]即是具有代表性的論文。

在儒學與(yu) 比較哲學方麵，香港中文大學黃勇《當代美德倫(lun) 理：古代儒家的貢獻》[94]一書(shu) 主要是從(cong) 德性倫(lun) 理學的視角觀察儒家的道德哲學，談及以直報怨、道德責任、親(qin) 親(qin) 相隱、美德是否可教等主題，對於(yu) 道德哲學領域的諸多重要問題都予以了儒家角度的回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95]一書(shu) 則直接指出“比較的時代”是當代儒學研究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強調了儒學的開放性和當代性，此書(shu) 從(cong) 儒學角度對民主、平等、女性主義(yi) 、國際政治秩序、環境哲學、價(jia) 值選擇等問題都做了深刻的剖析。複旦大學孫向晨《論家：個(ge) 體(ti) 與(yu) 親(qin) 親(qin) 》[96]一書(shu) 從(cong) 反思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對家庭的批判開始，對個(ge) 體(ti) 權利和家庭主義(yi) 、家庭與(yu) 國家、孝與(yu) 生生等主題從(cong) 跨越中西的視角進行了論述，歸結於(yu) 重建“家”在現代世界的意義(yi) ，體(ti) 現出了濃厚的現實關(guan) 懷。對於(yu) 儒學乃至整個(ge) 中國哲學的研究，既需要細致的文獻分析、必要的曆史源流的梳理，而從(cong) 比較的視野、哲學創發的高度去審視儒學，推進儒學的現代化，顯得尤其重要，當是儒學研究極為(wei) 重要的麵向。

注釋：
 
作者簡介：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宋明理學、經學史。倪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在讀博士，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哲學。
 
[①]虞萬裏：《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7月。
 
[②]彭林：《中國經學》（第二十四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
 
[③]鄧秉元：《新經學》（第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
 
[④]呂友仁：《孔穎達<五經正義>義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
 
[⑤]孫少華：《文本秩序：桓譚與兩漢之際闡釋思想的定型》，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
 
[⑥]薑海軍：《南宋經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3月。
 
[⑦]晁嶽佩：《清代<春秋>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3月。
 
[⑧]溫海明：《周易明意：周易哲學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⑨]喬秀岩，葉純芳：《學術史讀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月。
 
[⑩]李宗桂：《董仲舒儒學的精神方向》，《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11]韓星：《董仲舒以經學為基礎構建儒學思想體係》，《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12]餘治平：《儒家聖王治理傳統：政教合一、官師一體——董仲舒對古代中國“彌漫性宗教”建構之貢獻》，《江海學刊》，2019年第5期。
 
[13]丁四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製說駁論》，《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
 
[14]陳壁生：《鄭玄的“法”與“道”》，《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1期。
 
[15]梁滿倉：《論王肅的經學思想》，《船山學刊》，2019年第1期。
 
[16]任劍濤：《超越經學，回歸子學：現代儒學的思想形態選擇》，《文史哲》，2019年第4期。
 
[17]趙金剛：《孟子與諸侯——經史互動當中的孟子思想詮釋》，《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7期。
 
[18]梁濤：《統合孟荀的新視角——從君子儒學與庶民儒學看》，《哲學動態》，2019年第10期。
 
[19]李景林：《人性的結構與目的論善性——荀子人性論再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20]馮俊，張奇偉：《倫理與政治：<荀子>孝道思想的內在張力及儒學意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21]匡釗：《論荀子的“解蔽”之方與“治氣養心”之術》，《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22]王正：《重思荀子的“大清明”》，《現代哲學》，2019年第5期。
 
[23]彭國翔：《“治氣”與“養心”：荀子身心修煉的功夫論》，《學術月刊》，2019年第9期。
 
[24]張茂澤：《論荀子的“君子之學”》，《人文雜誌》，2019年第7期。
 
[25]李存山：《範仲淹與宋學精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26]劉學智：《張載“為天地立心”釋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林樂昌：《“為生民立命”——張載命運論的新解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趙馥潔：《張載“為往聖繼絕學”》，《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韓星，李雅雯：《中國士人使命擔當的經典表達——張載“為萬世開太平”新解》，《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27]許寧：《<西銘>現代詮釋的三個麵向》，《孔子研究》，2019年第1期。
 
[28]範立舟：《張載的“封建”構思及其政治理想》，《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1期。
 
[29]李景林，楊靜：《誠敬存養與格物窮理——二程人格修養學說述論》，《人文雜誌》，2019年第7期。
 
[30]唐文明：《朱子論天地以生物為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31]許家星：《朱子的道統世界》，《江漢論壇》，2019年第7期。
 
[32]丁四新：《張力與融合——朱子道統說的形成與發展》，《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33]向世陵：《“淪於空寂”與“滯於形器”——朱熹對呂學與陸學的批評》，《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4期。
 
[34]張立文：《王門分派與黔中王門學派之要義梳理》，《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35]陳立勝：《入聖之機：王陽明致良知工夫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3月。
 
[36]蔡世昌：《羅近溪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
 
[37]劉增光：《“原日身體”與身的形上化——羅汝芳身心之學的現象學詮釋》，《學術月刊》，2019年第5期。
 
[38]劉宗鎬：《心學補遺：江門心學的理論特色及學術價值》，《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39]張瑞濤：《論蕺山學派劉宗周師弟子的人格氣象》，《孔子研究》，2019年第4期。
 
[40]陳暢：《明清之際哲學轉向的氣學視野——以黃宗羲<明儒學案><孟子師說>為中心》，《現代哲學》，2019年第5期。
 
[41]王興國：《王船山與近現代中國》，長沙：嶽麓書社，2019年9月。
 
[42]田豐：《朱陳王霸之辨義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
 
[43]陳逢源：《朱熹與張栻之義理辨析與學脈建構——中和·仁說·道統》，《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44]楊祖漢：《再論程朱、陸王二係的會通》，《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45]吳震：《宋明理學視域中的朱子學與陽明學》，《哲學研究》，2019年第5期。
 
[46]吳飛：《論康有為對人倫的否定》，《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1期。
 
[47]茅海建：《中學或西學？——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的底色》，《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48]魏義霞：《論康有為、譚嗣同的三禮觀》，《河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49]吳曉番：《論章太炎的漢學論》，《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50]穀繼明：《張惠言易學與晚清今文學》，《海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51]幹春鬆：《倫理與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5月。
 
[52]蔡家和：《熊十力對陽明心學的承繼與創發》，《孔學堂》，2019年第1期。
 
[53]何俊：《馬一浮論學書信劄記》，《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54]陳勇：《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錢穆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
 
[55]陳來（編）：《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
 
[56]陳來：《儒學美德論》，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
 
[57]陳海紅：《“和合”體生——“和合學”的中國哲學創新實踐》，《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
 
[58]朱承：《走向世界哲學的理論儒學——論楊國榮教授的儒學研究》，《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3期。
 
[59]楊海文，馬慧娟：《試論郭齊勇教授的中國古代儒學研究——以孟子為中心》，《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2期。
 
[60]張明：《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張新民先生的史學研究之路（上）》，《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4期。
 
[61]彭林：《<周禮>史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8月。
 
[62]馮兵：《朱熹禮樂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63]殷慧：《禮理雙彰：朱熹禮學思想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3月。
 
[64]蘇正道：《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
 
[65]楊英：《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先秦禮學與禮製研究》，《古代文明》，2019年第3期。
 
[66]湯勤福：《秦晉之間：五禮製度的誕生研究》，《學術月刊》，2019年第1期。
 
[67]丁鼎：《中國禮圖學的曆史、現狀與發展趨勢》，《山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68]謝遐齡：《從<儀禮經傳通解·祭禮>看朱子學的宗教維度》，《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69]貝淡寧：《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
 
[70]張允起：《政道溯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6月。
 
[71]姚中秋：《原治道：<尚書>典謨義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5月。
 
[72]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5月。
 
[73]陳贇：《周禮與“家天下”的王製：以<殷周製度論>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
 
[74]李若暉：《不喪斯文：周秦之變德性政治論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75]歐陽禎人：《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詮釋》，《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76]劉豐：《“為民父母”與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現代哲學》，2019年第1期。
 
[77]東方朔：《荀子的政治正當性理論——以權力來源為中心》，《現代哲學》，2019年第5期。
 
[78]陳明：《帝國的政治哲學——<春秋繁露>的思想結構與曆史意義》，《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2期。
 
[79]曹婉豐：《西漢中後期的改製運動與儒家政治哲學的實踐》，《哲學動態》，2019年第10期。
 
[80]孫欽香：《王船山對儒家政治哲學的反思與重建》，《江蘇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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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黃俊傑：《朱子學核心價值的21世紀新意義》，《深圳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92]吳震：《東亞朱子學：中國哲學的豐富性展示》，《哲學動態》，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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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黃勇：《當代美德倫理：古代儒家的貢獻》，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
 
[95]李晨陽：《比較的時代：中西視野中的儒家哲學前沿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96]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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