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別解

作者：郭曉東(dong)

來源：《道德與(yu) 文明》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初二日丁酉

          耶穌2020年4月24日

作者簡介：郭曉東(dong)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於(yu) 超藝，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上海200433）。

〔摘要〕《論語》“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曆來有兩(liang) 種解法：一種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種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漢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則“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宣說的是一條道德原則；以“位”分，則可視為(wei) 一條政治原則。作為(wei) 道德原則來講，以義(yi) 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視為(wei) 一種修己之學，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為(wei) 政治原則來講，“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有兩(liang) 層內(nei) 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當與(yu) 民爭(zheng) 利；二是有“位”之“君子”當以“義(yi) ”化民，此不僅(jin) 合孔孟先富後教之義(yi) ，且孔子“為(wei) 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體(ti) 現。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的本旨。

〔關(guan) 鍵詞〕君子 小人 義(yi)  利

一

《論語·裏仁》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從(cong) 字麵上看，這句話曉暢明白，似乎沒有必要做過多的訓釋，所以何晏在《論語集解》中僅(jin) 引孔安國之注曰：“喻，曉也。”邢昺疏則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君子則曉於(yu) 仁義(yi) ，小人則曉於(yu) 財利。”也就是說，君子是知道仁義(yi) 的，而小人則隻知道財利。然而，邢疏之意恐怕有未盡之處，我們(men) 事實上可以進一步追問，這裏提到的“君子”與(yu) “小人”，到底是在“德”的意義(yi) 上說，還是在“位”的意義(yi) 上說？

“君子”一詞，是西周、春秋時期貴族的通稱。《尚書(shu) ·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孫星衍《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引鄭注曰：“君子，止謂在官長者”，又引鄭注《禮記·禮器》雲(yun) ：“君子，謂大夫以上”。《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雲(yun)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左傳(chuan) ·襄公九年》載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就是說，作為(wei) 貴族之“君子”，惟“勤禮”“勞心”而已，而“小人”的特點則在於(yu) “勞力”與(yu) “盡力”。由此可見，就其古義(yi) 而言，“君子”“小人”之別，正由其“位”之不同所決(jue) 定。

到春秋晚期，我們(men) 開始看到有以“德”言君子的文獻。《論語》中大量提及“君子”“小人”，“君子”凡106見，“小人”有24見。其中一些明顯是以德行來區分“君子”與(yu) “小人”，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但是，我們(men) 同樣發現，《論語》中一些論“君子”與(yu) “小人”的用法隻能以“位”言，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

然而，就《論語·裏仁》“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來說，從(cong) 表麵上看，就“德”與(yu) “位”兩(liang) 方麵說似乎都可以解釋得通。事實上，古今學者在解《論語》的這句話時，就存在兩(liang) 解。不過，或以“德”言，或以“位”言，不同的詮釋不僅(jin) 使得《論語》此章的章旨完全不同，而且其背後思想史的意義(yi) 也相去甚遠。

二

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說：

這裏的君子、小人是指在位者，還是指有德者，還是兩(liang) 者兼指，孔子原意不得而知。《漢書(shu) ·楊惲傳(chuan) ·報孫會(hui) 宗書(shu) 》曾引董仲舒的話說：“明明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隻能看作這一語的漢代經師的注解，不必過信。

無獨有偶，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亦曰：

董仲舒有言：“明明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今按：董氏之說，亦謂在上位者當喻於(yu) 仁義(yi) ，在下位者常喻於(yu) 財利耳。非謂在下位者必當喻於(yu) 財利，在上位者必自喻於(yu) 仁義(yi) 也。然則在下位而喻於(yu) 義(yi) 者，非君子乎？在上位而喻於(yu) 利者，非小人乎。本章自有通義(yi) ，而又何必拘守董氏之言以為(wei) 解。

錢、楊兩(liang) 位先生都引用董仲舒之語，承認漢代經師有從(cong) “位”上理解此章之“君子”與(yu) “小人”，不過，楊先生稱“不必過信”，而錢先生則強調不必拘守董氏之言。很顯然，對於(yu) 兩(liang) 位先生來說，此章“君子”“小人”之別，應在“德”上說，不應在“位”上說。

錢、楊兩(liang) 位先生以“德”分“君子”“小人”，並無不可。皇侃《論語義(yi) 疏》即保存了晉代範寧的解釋：“棄貨利而曉仁義(yi) ，則為(wei) 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yi) ，則為(wei) 小人。”此多少即有以德行來區別“君子”“小人”的意味。後宋學興(xing) 起，以“德”區分“君子”“小人”，遂成為(wei) 主流的詮釋。朱子在《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說：

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yu) 義(yi) ，猶小人之於(yu) 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朱子於(yu) 此以“天理”“人欲”來分判“義(yi) ”“利”，《朱子語類·卷二十七》進一步引申此說曰：

“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君子隻知得個(ge) 當做與(yu) 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隻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隻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yu) “利”字不同，子細看！

在朱子看來，“君子”“小人”的差別，隻體(ti) 現在道理上一件事情是否可做，朱子舉(ju) 例說：“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wei) 利而取之矣。”見到別人遺金於(yu) 道上，“君子”以為(wei) 是他人之物而不可取，“小人”則貪此利益而取之。也就是說，事情之當做不當做，“君子”考慮的是道德上的正當性，而“小人”隻顧及眼前一己之私利，隻計較個(ge) 人的利害得失，這就是“義(yi) ”與(yu) “利”的不同。這裏，朱子顯然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分判“君子”與(yu) “小人”。

以道德標準來分判“君子”與(yu) “小人”，更重要的是強調做事的動機。朱子又舉(ju) 例說，同樣是做官之清廉與(yu) 勤勉，“君子”以為(wei) 是應該如此，而“小人”則不過是為(wei) 了博得他人的稱讚而已。在朱子看來，雖然同樣都是清廉的官員，但動機不同，則“君子”“小人”判然。陸象山解“君子喻於(yu) 義(yi) ”一章的角度也是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朱子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shu) 院講學，象山遂以《論語》的“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為(wei) 題做了演講，他說：

此章以義(yi) 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yu) 此當辨其誌。人之所喻，由其所習(xi) ，所習(xi) 由其所誌。誌乎義(yi) ，則所習(xi) 者必在於(yu) 義(yi) ，所習(xi) 在義(yi) ，斯喻於(yu) 義(yi) 矣；誌乎利則所習(xi) 者必在於(yu) 利，所習(xi) 在利，斯喻於(yu) 利矣。

在象山看來，這章是以義(yi) 利判分君子和小人，而義(yi) 利之辨的關(guan) 鍵在於(yu) 其“誌”，“誌”即道德之誌向與(yu) 動機。“誌”決(jue) 定了人之所“習(xi) ”，有所“習(xi) ”則有所“喻”，故誌在義(yi) 則喻於(yu) 義(yi) ，誌在利則喻於(yu) 利。因此，對象山而言，“君子”“小人”之別在於(yu) “誌”，即由其誌向與(yu) 動機所決(jue) 定。

在宋儒那裏，作為(wei) 德行意義(yi) 上之“君子”與(yu) “小人”的分判又表現在公私之別上，比如謝良佐說：

君子小人之分，義(yi) 與(yu) 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

又如袁燮說：

夫君子小人之分，義(yi) 與(yu) 利而已，故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義(yi) 者天下之公，利者一己之私也。

概言之，宋儒之釋“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基本上是從(cong) 道德的標準來區別君子、小人，從(cong) 而義(yi) 、利之辨也就成了宋儒最基本的道德原則之一。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以道德的標準來區別君子、小人，在義(yi) 理上似乎顯得格局更為(wei) 宏大，境界更為(wei) 高遠，是以陸象山在白鹿洞講這句時，朱子稱其“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從(cong) 而使得“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或許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講，錢穆、楊伯峻兩(liang) 位先生解《論語》的這一章時，皆理所當然地將“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作為(wei) 一條道德法則來看待。

三

然而，正如前麵提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之“君子”“小人”，還可以從(cong) “位”上解。俞樾在《群經平議》中說：

古書(shu) 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上文“君子之於(yu)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yi) 之與(yu) 比”，《白虎通·號篇》曰：“君之與(yu) 臣，無適無莫，義(yi) 之與(yu) 比。”是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zhuan) 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yi) 矣。《漢書(shu) ·楊惲傳(chuan) 》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數語乃此章之確解。《爾雅·釋訓》：“明明，察也。”明明求仁義(yi) ，即所謂喻於(yu) 義(yi) 也；明明求財利，即所謂喻於(yu) 利也。此殆七十子相傳(chuan) 之緒論，而董子述之耳。

俞樾認為(wei) ，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yi) 所在，他同樣引用了《漢書(shu) ·楊惲傳(chuan) 》的董仲舒之語，認為(wei) 這正是漢代師說固有的見解，應該是“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章的確解。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講，董仲舒的說法是我們(men) 目前看到就“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最早作出發揮的文本，漢人去古未遠，其說當為(wei) 我們(men) 重視，恐怕不能簡單地如楊伯峻先生所說的“不必過信”，或如錢穆先生所說的“何必拘守董氏之言以為(wei) 解”。

《漢書(shu) ·楊惲傳(chuan) 》的文字本出於(yu) 董仲舒的《舉(ju) 賢良對策》，現保存在《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其曰：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liang)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yu) 力，不動於(yu) 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yu)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yu) 民爭(zheng) 利於(yu) 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zhong) 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chan) 業(ye) ，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le) 生；民不樂(le)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yu) 民爭(zheng) 業(ye) ，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天子之所宜法以為(wei) 製，大夫之所當循以為(wei) 行也。故公儀(yi) 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yu) 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麵而內(nei)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wei)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wei) 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yi) 休之相魯，亡可為(wei) 者矣。

在董仲舒看來，正如上天給予某種動物堅牙利齒，則不使之有銳利的頭角；給予雙翼者，則隻使之有雙足而不具備四足，這就是所謂“所受大者不得取小”。與(yu) 之相類似，作為(wei) 國家的官員，享有政府的俸祿，那就不應該從(cong) 事生產(chan) 勞動（力）或商業(ye) 活動（末）。享有政府的俸祿，是“受大”者，而食於(yu) 力、動於(yu) 末，則是“取小”。既然“受大”，又去“取小”，則被視為(wei) 與(yu) 民爭(zheng) 利，從(cong) 而導致老百姓“囂囂苦不足”，“窮急愁苦”而不能“樂(le) 生”。老百姓既不“樂(le) 生”，故不“避死”，那麽(me) 更不會(hui) “避罪”，所以刑法雖繁，卻無法減少犯罪的產(chan) 生。因此，作為(wei) 享有國家俸祿的官員，就不應該與(yu) 民爭(zheng) 利。董仲舒又以魯國的公儀(yi) 休為(wei) 例說，公儀(yi) 休在家見其妻織帛，怒而出妻；見其家人種葵，慍而拔葵。因為(wei) 在公儀(yi) 休看來，作為(wei) 食祿者，卻與(yu) 園夫、工女爭(zheng) 奪利益，這就是與(yu) 民爭(zheng) 利。因此，對於(yu) 在位之君子而言，不當“喻於(yu) 利”，即不應與(yu) 民爭(zheng) 利。不與(yu) 民爭(zheng) 利，是儒家重要的政治原則。《荀子·大略》曰：“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塚(zhong) 卿不修幣，大夫不為(wei) 場園，從(cong)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yu) 民爭(zheng) 業(ye) 。”楊倞注曰：“謂若公儀(yi) 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大學·終章》借孟獻子的話說：“畜馬乘，不察於(yu)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yu)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鄭玄注說：“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yang) 以為(wei) 財利者。”孔穎達疏曰：“士初試為(wei) 大夫，不窺察於(yu) 雞豚之小利。卿大夫為(wei)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wei) 財利，以食祿不與(yu) 人爭(zheng) 利也。”《詩經·大雅·瞻卬》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譏。”鄭玄箋曰：“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包慎言進而評論說：“按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為(wei) 卿大夫之專(zhuan) 利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因此，君子喻於(yu) 義(yi) 而不喻於(yu) 利，作為(wei) 一項政治原則來說，首要的要求即不能與(yu) 下民爭(zheng) 利。

“君子喻於(yu) 義(yi) ”，在董仲舒看來，即不僅(jin) 不能與(yu) 百姓爭(zheng) 利，而且還要在“義(yi) ”上為(wei) 百姓作出表率。在儒家看來，在上位之君子，有導民化民的職責，而人民的善惡取向，則惟天子、大夫是從(cong) ，這正如孔子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因此，君子之化民，關(guan) 鍵在於(yu) 以什麽(me) 來引導人民。《大學》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cong) 之，桀紂帥天下之暴，而民從(cong) 之。”董仲舒亦曰：“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從(cong) 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wei) ，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也就是說，以義(yi) 引導人民，則民俗向善；以利引導人民，則民邪俗敗。所以董仲舒才說：“爾好誼，則民鄉(xiang) 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因此，從(cong) 董仲舒在《舉(ju) 賢良對策》中“君子喻於(yu) 義(yi) ”所作的發揮，即所謂“皇皇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實際上是從(cong) 正反兩(liang) 方麵對一個(ge) 有“位”之“君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其應有的要求：一則是追求仁義(yi) 而不與(yu) 民爭(zheng) 利，二則是努力做到以仁義(yi) 導民，這二者皆是從(cong) 有“位”之“君子”的角度來說的。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兩(liang) 者是一種遞進的關(guan) 係，作為(wei) 在“位”之“君子”而言，首要的任務是使庶民有“利”，故不與(yu) 民爭(zheng) 利，這可以說是在消極意義(yi) 上的“喻於(yu) 義(yi) ”，即以不“喻於(yu) 利”的方式體(ti) 現出的“喻於(yu) 義(yi)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要求才是正麵的以“義(yi) ”導民，故有“常恐不能化民”之說，這是積極意義(yi) 上的“喻於(yu) 義(yi) ”。若反過來，君子如果“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那麽(me) ，在董仲舒看來，則是“居君子之位而為(wei) 庶人之行”。

四

在《舉(ju) 賢良對策》中，董仲舒稱“皇皇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與(yu) 之對舉(ju) 的是，“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前文提及的俞樾、錢穆、楊伯峻等人均認為(wei) 這是董生對“小人喻於(yu) 利”的理解。然而庶民何以隻能“喻於(yu) 利”呢？

庶民之所以隻能“喻於(yu) 利”，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與(yu) 先秦兩(liang) 漢儒家對庶民之定位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對先秦兩(liang) 漢的儒家而言，事實上存在著某種道德精英主義(yi) 的傾(qing) 向，對庶民並沒有太高的道德期許。孔子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晏注曰：“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以百姓不能知？董仲舒說：“故物之於(yu) 人，小者易知也，其於(yu) 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yu) 人小，而義(yi) 之於(yu) 人大。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yi) 也。”清代蘇輿注曰：

孔子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以其所見之大小異也。君子謂士夫，小人謂民。士夫而民行，則小矣。《潛夫論·遏利篇》：“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

蘇輿直接就以“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來釋董仲舒的小大義(yi) 利之辨，其引《潛夫論》“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一語，大體(ti) 代表了漢儒對庶民的看法。賈誼說：“夫民之為(wei) 言也，暝也。”董仲舒也說：“民者，暝也。”也就是說，在漢儒看來，百姓是暝而不覺者，因此，百姓如同嬰兒(er) 、野人一般，不僅(jin) 不能權物品之價(jia) 值輕重，反而被事物的表麵現象所迷惑，取其易知的“小者”，而棄其難見之“大者”。因此，普通的老百姓在“義(yi) ”與(yu) “利”的取舍之間就會(hui) 更傾(qing) 向於(yu) 取“利”而舍“義(yi) ”。所以董仲舒才說：“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yi) ”；又說：“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yi) 而殉利”；又說：“夫萬(wan) 民之從(cong) 利也，如水之走下”。諸如此類的說法，在漢儒那裏並不鮮見。

然而，庶民之所以從(cong) “利”而忘“義(yi)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也是由他們(men) 的生存狀況決(jue) 定的。對於(yu) 這一點，先秦兩(liang) 漢的儒者事實上也看得很清楚。於(yu) 庶民而言，唯有先滿足基本的生存條件，才可能有進一步的道德訴求，正如管子所說：“倉(cang) 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子亦有先富後教之說，而孟子關(guan) 於(yu) “恒產(chan) ”與(yu) “恒心”的說法則說得更加清楚明白：

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若民，則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及陷於(yu) 罪，然後從(cong)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wei) 也？是故明君製民之產(chan)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yu) 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cong) 之也輕。今也製民之產(chan)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yu)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yi) 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將人分為(wei) “士”與(yu) “民”兩(liang) 類，大略相當於(yu) “君子”與(yu) “小人”。“君子”有道德之自覺，可以做到憂道不憂貧，所以他們(men) 即使沒有“恒產(chan) ”，也不至於(yu) 無“恒心”。但是，對於(yu) “民”或“小人”而言則不然。普通百姓因沒有“恒產(chan) ”，故不能有“恒心”，因其未能滿足基本的生存條件，所謂“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yu) 死亡”，從(cong) 而“奚暇治禮義(yi) 哉”。清代的焦循進一步發揮此義(yi) 曰：

“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君子喻於(yu) 義(yi) 也；“若民，則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小人喻於(yu) 利也。惟小人喻於(yu) 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yu) 小人為(wei) 利。君子能孚於(yu) 小人，而後小人乃化為(wei) 君子。此教必本於(yu) 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

從(cong) 這些論述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對於(yu) 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倉(cang) 廩足、衣食足才是他們(men) 生存的根本條件。因此，治國者首要的任務就是要讓老百姓衣食無憂。所以董仲舒才會(hui) 說：“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le) 生；民不樂(le)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說與(yu) 孟子“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yi) 哉”之義(yi) 正遙相呼應。也正因如此，在“義(yi) ”與(yu) “利”的選擇上，普通的百姓不得不趨“利”而舍“義(yi) ”，甚至可以說，好“利”之心對於(yu) 普通老百姓而言，實所難免。孟子見齊宣王，齊宣王稱“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而孟子教以“王如好貨，與(yu) 百姓同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與(yu) 齊宣王的對話至少透露出一個(ge) 信息，即仁政的實質是讓老百姓都能滿足其好利之心。同樣，《大學》之終章講“絜矩之道”，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民之所好”者又具體(ti) 落實在“財”字上，此正如朱子《大學章句》所說的，“財者人之所同欲”，其用意顯然是在告誡為(wei) 政者，好“利”之心，常人所不免，在“位”之“君子”需以絜矩之道推之，從(cong) 而能讓天下百姓皆利其所利，故朱子稱“此章之義(yi) ，務在與(yu) 民同好惡而不專(zhuan) 其利，能如是，則親(qin) 賢樂(le) 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就此而言，“君子喻於(yu) 義(yi) ”與(yu) “小人喻於(yu) 利”實一體(ti) 之兩(liang) 麵，正是因為(wei) 為(wei) 政者要讓百姓之利各得其所，故君子不能與(yu) 民爭(zheng) 利，而需“喻於(yu) 義(yi) ”。

五

事實上，對於(yu) 先秦兩(liang) 漢的儒家來說，“義(yi) ”與(yu) “利”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孔子雖說過“君子義(yi) 以為(wei) 上”（《論語·陽貨》），但也說“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也就是說，孔子並不否認人可以“欲”富貴。但從(cong) 另一方麵來講，孔子又說：“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裏仁》）就此而言，孔子既承認人之所同欲的“富與(yu) 貴”，即是承認“利”之於(yu) 人的合理性，但同時孔子又強調要以其道得之，這顯然是認為(wei) ，人雖然可以求“利”，但卻不能唯利是圖，當以“義(yi) ”限製“利”。其後儒家多承孔子之說，認為(wei) 人之一身，既有好“利”的一麵，又有好“義(yi) ”的一麵，荀子即明確指出：

“義(yi) ”與(yu) “利”者，人之所兩(liang) 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yi) 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yi) ，然而能使其好義(yi) 不勝其欲利也。故義(yi) 勝利者為(wei) 治世，利克義(yi) 者為(wei) 亂(luan) 世。上重義(yi) 則義(yi) 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yi) 。

漢儒蕭望之亦發揮荀子之說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yi) 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好義(yi) 也。雖桀在下，不能去民好義(yi) 之心，而能令其好義(yi) 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yu) 義(yi) 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董仲舒也說：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yi) 與(yu) 利。利以養(yang) 其體(ti) ，義(yi) 以養(yang) 其心。義(yi) 者心之養(yang) 也，利者體(ti) 之養(yang) 也。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yi) 與(yu) 利。利以養(yang) 其體(ti) ，義(yi) 以養(yang) 其心。義(yi) 者心之養(yang) 也，利者體(ti) 之養(yang) 也。體(ti) 莫貴於(yu) 心，故養(yang) 莫重於(yu) 義(yi) 。義(yi) 之養(yang) 生人大於(yu) 利。

諸如此類的說法，一方麵認為(wei) 人生來俱有好“義(yi) ”欲“利”之心，“利”是維持生存所必需（“養(yang) 體(ti) ”），所以即便是堯舜也不能使百姓不好“利”，但從(cong) 另一方麵來說，人之所以為(wei) 人而不同於(yu) 禽獸(shou) ，則必須以“義(yi) ”養(yang) 心，因此，人生不能無“義(yi) ”。在“義(yi) ”與(yu) “利”的選擇上，儒家在承認“利”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下，素來認為(wei) “義(yi) ”重於(yu) “利”，故孔子有“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之說，孟子有魚與(yu) 熊掌之喻，稱“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荀子有“義(yi) 勝利則治世”的說法，董仲舒則主張“義(yi) 之養(yang) 生人大於(yu) 利”。

就“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的詮釋來說，如果僅(jin) 就“德”上論“君子”與(yu) “小人”，固然是繼承了儒家傳(chuan) 統“義(yi) ”重於(yu) “利”的看法，但同時卻必然將“義(yi) ”與(yu) “利”分為(wei) 截然對立的兩(liang) 個(ge) 麵向，推其極致，則不免完全取消了普通人欲“利”的合法性，這顯然不符合先儒的看法。

反之，如果就“位”上論“君子”與(yu) “小人”，則一方麵承認“小人”即普通人的“欲利”之心，如前所述，這是由普通人的生存狀況所決(jue) 定的，就此而言，有“位”之“君子”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滿足“小人”的生存條件，且不能與(yu) 民爭(zheng) 利。從(cong) 另一方麵來講，儒家的道德精英主義(yi) 立場使得早期儒家對庶民沒有太高的道德期許，故“小人喻於(yu) 利”之說事實上是對普通庶民道德狀況的一般性描述，正如董仲舒所說的，庶民常“殉利而忘義(yi) ”。但是，承認“小人喻於(yu) 利”這一現狀，並不意味著放任庶民之“殉利而忘義(yi) ”。對儒家而言，正因為(wei) “小人”常常“喻於(yu) 利”，君子才有責任與(yu) 義(yi) 務引導“小人”，使之趨“義(yi) ”而忘“利”，此董仲舒所謂“聖人明事義(yi) ，以照耀其所闇，故民不陷”，即使人民不因其愚闇而陷於(yu) 罪，故董子又說：“皇皇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因此，“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與(yu) 其說是孔子宣說的一條道德原則，毋寧說是孔子教導我們(men) 的一條政治原則。就道德原則來講，它固然可以指導我們(men) 如何成為(wei) 一名有德行的“君子”，但對於(yu) 儒家而言，事實上他們(men) 並不滿足於(yu) “成己”，同時還要“成物”。此正如焦循所說：

儒者知義(yi) 利之辨，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為(wei) 君子，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yi) 。君子以利天下為(wei) 義(yi) 。是故利在己，雖義(yi) 亦利也；利在天下，即利即義(yi) 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yu) 利。

將“義(yi) ”與(yu) “利”截然兩(liang) 分，固然可以成就有德之“君子”，即焦循所說的可以“守己”，但儒家的使命，除了修身之外，更要緊的是治國平天下。對有“位”之“君子”而言，治國平天下首先意味著如何麵對庶民。如前所述，庶民首先要能生存，故治國必使百姓有“利”得以養(yang) 生送死，從(cong) 而儒家視“養(yang) 民”為(wei) 治國之首務，並視“與(yu) 民爭(zheng) 利”為(wei) 大惡。其次，如焦循所說，就現實的社會(hui) 來說，並不是人人都是有德之“君子”，欲天下之人皆舍“利”不談，事實上並不可能。因此，“君子”之治天下，必因天下之情，在承認“利”之合法性的前提下，因“利”而導之成“義(yi) ”，孔子主張庶之、富之然後教之，孟子提出“製民之產(chan) ”，其精義(yi) 即在於(yu) 此。再者，對儒家而言，行教化者是“君子”，被教化者是“小人”，故嚴(yan) 格之道德要求僅(jin) 針對“君子”而言，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yu) 人”（《論語·衛靈公》），這樣才有可能如孔子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也唯有這樣，政治的實質才可能如孔子所說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然而，“君子”為(wei) 政以化民成俗為(wei) 務，則道德之訴求亦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yi) 。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語的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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