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帶水睦鄰邦 詩書(shu) 傳(chuan) 家繼世長

——中外家訓交流與(yu) 互鑒（二）

作者：柯昊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廿八日甲午

          耶穌2020年2月21日

中日兩(liang) 國隔水相望，一衣帶水，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以家訓治家在文明交流中被東(dong) 鄰日本積極借鑒和模仿，形成其獨具特色的家訓文明。日本家訓發展史與(yu) 儒學傳(chuan) 入史相一致，最早產(chan) 生於(yu) 奈良時代，在封建時代的江戶時期發展至頂峰，名篇輩出，影響深遠。日本以家業(ye) 為(wei) 中心建構的“家”與(yu) 中國以血緣締結的“家”有著根本不同，因此日本家訓主要目的是維護家業(ye) 延續。由於(yu) 日本人普遍認為(wei) 有無家法直接關(guan) 係到家族的盛衰，家訓在日本並非仕宦儒者專(zhuan) 有，貴族、武士、商人、普通百姓之家皆有之。正因如此，日本的家訓雖然受到以儒家思想為(wei) 核心的中國傳(chuan) 統家訓的影響，卻又具有尚武、功利、實用等鮮明特點。

《私教類聚》

日本的第一部家訓產(chan) 生於(yu) 奈良時代，是由吉備真備所撰的《私教類聚》。奈良時代（710—794）是中日曆史上友好文化交流的盛世。吉備真備於(yu) 716年和749年作為(wei) 遣唐留學生和遣唐副史曾兩(liang) 度入唐，在唐朝生活20多年，博學眾(zhong) 藝，授以左補闕、儀(yi) 王友等職。回國後他在日本廣泛傳(chuan) 播中國文化，在孝謙天皇時期官至右大臣，推動仿效唐製的各種改革。吉備真備用所習(xi) 中國文化教育訓誡子孫，參考號稱中國“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撰寫(xie) 《私教類聚》。在這樣的教育下，他的長子泉、女兒(er) 由利和末子枚雄分別仕於(yu) 奈良政權。《私教類聚》共有三十八項，多處引用《論語》《禮記》《史記》，兼融儒佛，文武並重，指出子孫必須遵奉的道德價(jia) 值和行為(wei) 規範。提出要全麵學習(xi) 中國文化，務實重用，兼重武道。之後，皇族與(yu) 貴族中興(xing) 起對後代的訓誡，產(chan) 生日本曆史上第一部帝王家訓，即宇多天皇總結政治經驗而寫(xie) 成的《寬平禦遺誡》。

整體(ti) 來說，奈良和平安時代的家訓文獻並不多，集中出現在大化革新後。這一時期，日本仿效唐朝政治製度和儒家文化，建立了文職政府，在長達四個(ge) 世紀的時間裏以儒家倫(lun) 理為(wei) 核心的家訓才得以發展。平安時代後期，日本社會(hui) 矛盾促使以武藝和戰爭(zheng) 為(wei) 業(ye) 的武士階層崛起，並於(yu) 1192年建立了武家政權——鐮倉(cang) 幕府。從(cong) 此，日本列島進入以莊園經濟為(wei) 基礎、以武士為(wei) 統治階級的武家社會(hui) ，尚武精神成為(wei) 武家社會(hui) 的主導精神，武家家訓文化充分發展，商家家訓文化開始萌芽，其他各階層家訓文化隨之產(chan) 生。

《明君家訓》

德川家康開創的江戶時代（1603—1868），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創立的朱子學被幕府定為(wei) 官學，儒學在日本迎來了極盛時期。江戶時代武家家訓深受朱熹學說影響，而且尤為(wei) 強調君臣關(guan) 係、身份差別，體(ti) 現出儒學教化的特點。這方麵的典型家訓是《東(dong) 照宮禦遺訓》和《明君家訓》，這些家訓向武士闡述了儒家倫(lun) 理思想。

《明君家訓》由江戶中期著名朱子學者室鳩巢撰寫(xie) ，主要講述藩主君要求家臣的行動規範，共20條。室鳩巢曾任幕府儒官，擔任第八代將軍(jun) 德川吉宗的侍講。家臣即“武士”，《明君家訓》首條開宗明義(yi) 指出“士”的職責是直言進諫，在第四條和第二十條分別指出士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和價(jia) 值觀念，即“謹守士道”和“士守義(yi) 理”。其餘(yu) 十七條從(cong) 踐行角度將儒家的修齊治平貫穿到武士的日常踐履中。《明君家訓》以儒學思想為(wei) 依據建立武士的價(jia) 值觀念和行為(wei) 規範，影響深遠，當時重要的大名家訓、細川宣紀家訓、酒井忠進家訓、鬆平定信家訓都是在《明君家訓》基礎上改造出來的。1715年，京都書(shu) 肆柳枝軒出版《明君家訓》以後，廣為(wei) 流傳(chuan) ，有登城士人懷揣一冊(ce) 的說法。

儒學對日本家訓的影響

儒學對日本家訓的影響深刻，首先體(ti) 現在義(yi) 理觀的構建上。日本家訓自誕生起就包含若幹儒學因素，在江戶時代深受儒家綱常思想影響，北宋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創造出來的“天理”轉化成為(wei) 其核心價(jia) 值——義(yi) 理。室鳩巢在《明君家訓》中指出，“隻將義(yi) 理一事定作士之職也”，在士農(nong) 工商四個(ge) 等級中，士專(zhuan) 司義(yi) 理。義(yi) 理指的是宋明理學“存理去欲”“舍利取義(yi) ”的儒家倫(lun) 理道德觀。

其次是五常觀的運用。天理是宇宙萬(wan) 物的本原和根本準則，五常和五倫(lun) 是天理在人類社會(hui) 中的具體(ti) 表現和治國的根本，也即日本家訓中士以及其所代表的家臣階層尊奉的“義(yi) 理”。戰國武將多胡辰敬提到“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五常所包含的仁義(yi) 禮智、孝悌忠信道德價(jia) 值觀被認為(wei) 是“武士之心”，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lun) 則是“武士之操行”。儒學修身齊家思想在家訓中廣泛運用，武士在武道職責之外被要求有嚴(yan) 謹的自律和道德上的追求。《內(nei) 藤義(yi) 泰家訓》直接引用《論語》關(guan) 於(yu) 孝道的論述：“父母不可不孝。論語雲(yun) ，事父母能竭其力。”兄弟之間應該“應敬兄愛弟”“兄弟不可稍有輕慢。後漢書(shu) 雲(yun) ，兄弟，左右之手也。”

最後是和眾(zhong) 觀的建立。中國家訓文化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和”思想，在帝王家訓、仕宦家訓、平民家訓中均用“和”來教導家族成員，形成父慈子孝、長幼有序的和諧局麵，以期永保家族昌盛。這種“和”的觀念對日本家訓影響甚大，聖德太子在7世紀頒布的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十七條憲法》中第一條就規定“以和為(wei) 貴，無忤為(wei) 宗無”。許多家訓明確規定：“要有一顆正直和平之心”。近世商人三井家說“單木易折而林木難折，汝等應相協和睦，共圖家運之鞏固”。儒家“和”思想強化了日本家群體(ti) 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促進了上層恩惠和下層奉獻的擬血緣家族式共同體(ti) 的穩定，確保整個(ge) 社會(hui) 結構的內(nei) 部秩序。日本號稱大和民族，正是汲取儒家“和”思想的直接體(ti) 現。

日本家訓的民族特點

美國文化人類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寫(xie) 出了深入洞察日本文化和國民性格的《菊與(yu) 刀》，提出“文化形貌論”，認為(wei) 不同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類型和特征。以家訓而言，同樣產(chan) 生於(yu) 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日本家訓文化卻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質，建立了獨樹一幟以忠義(yi) 、實利、重兵為(wei) 精髓的家訓文化係統。這樣的家訓文化導向了與(yu) 中國儒家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完全不同的以民族生存為(wei) 首要意義(yi) 的武士道精神和軍(jun) 國主義(yi) 傳(chuan) 統。

首先以忠義(yi) 為(wei) 根本。日本家訓雖然援引了儒家文化的“五倫(lun) ”和“五常”，卻尤其突出其中的君臣關(guan) 係，以忠義(yi) 價(jia) 值為(wei) 主體(ti) 涵攝其他思想，以君臣大義(yi) 為(wei) 首要義(yi) 務。儒家文化是以仁為(wei) 核心建立的價(jia) 值體(ti) 係，“人者，仁也”，從(cong) 早期儒學的“泛愛眾(zhong) ”到心學的“萬(wan) 物一體(ti) ”，理學的“民胞物與(yu) ”，仁所包含的是天地萬(wan) 物生命和諧共存的理想境界。但日本家訓卻以“忠”代替了“仁”的價(jia) 值主體(ti) 地位，以對本國和本民族的“忠”為(wei) 根本，使義(yi) 、禮、智、信其他五常觀念圍繞“忠”展開。在以忠義(yi) 為(wei) 本的價(jia) 值建構中，逐漸缺失了儒學中的人本關(guan) 懷和終極思考，民族共同體(ti) 被置於(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之上。

其次以實利為(wei) 導向。日本家訓在主旨追求上和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求取現世的職業(ye) 和謀生，以及未來家業(ye) 的延續性是其家訓文化的實利性體(ti) 現。儒家文化卻追求修身成聖，修齊治平，建立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社會(hui) ，道德取向和功利取向的歧異凸顯出日本家訓的鮮明民族文化特點。

最後以尚武為(wei) 手段。日本家訓中反複強調“弓馬”之道的重要性，一直突出尚武的精神品質，認為(wei) 武道比文道更為(wei) 重要。日本家訓的武道傳(chuan) 統可以追溯到吉備吉真，他在唐朝學習(xi) 時，深入研習(xi) 了《孫子兵法》，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勇”和“尚武”帶回本國，《私教類聚》中闡釋了武道對於(yu) 治家理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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