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學術與(yu) 黔學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廿一日丙戌

          耶穌2020年4月13日

編者按：中華學術豐(feng) 富多彩、曆久彌新。以文獻來分，有經史子集；以地域來劃分，有齊學、蜀學、關(guan) 學、浙學、湘學、黔學、徽學等。可以說各個(ge) 地區由於(yu) 自己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hui) 環境以及傳(chuan) 統曆史的不同，在文化的構建、學術的創造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內(nei) 涵。地域文化又如同百川歸海，共同匯聚為(wei) 中華文化的大傳(chuan) 統。本刊邀請蜀學、湘學、黔學、關(guan) 學研究的四位資深教授，圍繞“地域”“文化”進行交流，並以“文化筆談”的形式刊出，期望能進一步推進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開展。

作者簡介：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榮譽院長、教授，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貴州省儒學會(hui) 會(hui) 長，研究方向：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史學史；貴州，貴陽，550025。

我想先談一下地域學能否成立，成立的依據是什麽(me) 的問題，然後再以此為(wei) 宏觀背景，簡單介紹一下黔學的發展情況。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就特別主張“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yu) 之爭(zheng) ”。實際就是強調應該針對物產(chan) 的豐(feng) 歉多寡，習(xi) 俗的良窳好壞，因地製宜地加以治理。讀《漢書(shu) ·地理誌》即可知道，漢成帝時已將全國劃成不同的區域，並特別注意相關(guan) 區域的習(xi) 俗差異，目的仍然是如何針對地方實際開展合理有效的治理。在這一整體(ti) 背景和致思脈絡下，區域學的研究及相關(guan) 成果的積累，就不能不成為(wei) 一種曆史的必然，越到後期成果內(nei) 容就越顯得豐(feng) 富。根據《漢書(shu) ·地理誌》的記載，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儒學也是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nei) 慢慢發展起來的。嚴(yan) 格說當時隻有魯地“好學猶愈於(yu) 它俗”，齊地“土多好經術，矜功名”，其他地區或“高富下貧”，或“俗誇奢，上氣力”，或“薄恩禮，好生分”，按照儒家的價(jia) 值標準，都有因勢利導或移風易俗的必要。可證儒家早期也是作為(wei) 一個(ge) 地域學派才發展起來的，最初主要集中在魯齊兩(liang) 地，以後再逐漸向各地傳(chuan) 播滲透，即使上升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後，也經曆了很長一段時期，才成為(wei) 跨地域的全國性思潮。

以儒學不斷發展、傳(chuan) 播和擴大的整體(ti) 曆史進程為(wei) 範例，似可斷言任何學派的早期發展都不可能沒有地域性。至於(yu) 以後傳(chuan) 播速度的快慢，流行範圍的大小，則取決(jue) 於(yu) 自身學說的理論圓足性與(yu) 實用有效性，當然也關(guan) 涉到文化心理認同的具體(ti) 程度，需要社會(hui) 曆史條件的適當配合。但無論如何，一地的學術思想如果傳(chuan) 入另一地，必然就會(hui) 在傳(chuan) 播或過程中嵌入當地的社會(hui) 曆史經驗內(nei) 容。這就是所謂的曆史性和具體(ti) 性，曆史性和具體(ti) 性也可稱為(wei) 在地性。我們(men) 固然應該重視學術發展自身固有的內(nei) 在理路或發展脈絡，但也有必要關(guan) 心其與(yu) 地方社會(hui) 結合後所產(chan) 生的經驗形態或變化方式。在這一意義(yi) 脈絡下，地域學的產(chan) 生顯然是必需和必要的。無論著眼於(yu) 實然或應然兩(liang) 個(ge) 層麵，地域學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不可否認的客觀曆史事實。地方曆史文化的存在就是地域學產(chan) 生和發展的客觀現實根據，離開了地方曆史文化的客觀存在就談不上地域學的產(chan) 生和發展。

學術思想的產(chan) 生和發展既然不能排除地緣因素的影響，地域學的形成與(yu) 發展必然也會(hui) 受到地方習(xi) 俗文化的浸淫或製約。因此，如何自覺主動地了解地方民情風俗，將其提煉上升為(wei) 國家治理經驗，從(cong) 而成為(wei) 政府部門決(jue) 策施政的依據，就不能不成為(wei) 國家製度建構必須考慮的問題。缺少了地方史的國家史將會(hui) 顯得空洞，抽離了國家史的地方史也會(hui) 顯得狹隘。區域學的建構不僅(jin) 有地方性的意義(yi) ，而且也有國家性的價(jia) 值，宏觀固然可以包容微觀，微觀顯然也能彰顯宏觀。如同國家與(yu) 地方之間存在著互動關(guan) 係一樣，地方與(yu) 地方之間當然也有明顯的互動關(guan) 係。這就決(jue) 定了任何地域學都隻能是開放而非封閉的。

現代地域學之所以區別於(yu) 古典地域學，我以為(wei) 其發軔當可溯自20世紀初。當時梁啟超為(wei) 了建構他所說的“新史學”，就曾主張分省分區地研究整體(ti) 性意義(yi) 上的中國。也就是說，認識整體(ti) 性意義(yi) 上的中國必須從(cong) 地方開始，隻有一個(ge) 地方一個(ge) 地方地認識清楚了，我們(men) 才能建構更大範圍的整體(ti) 分析框架，從(cong) 而全麵準確地認知或了解中國。至於(yu) 愛國家也必從(cong) 愛鄉(xiang) 邦始，如果連自己的鄉(xiang) 邦都不愛，又遑論什麽(me) 愛國。同樣的道理，如果連自己的國家都不愛，又奢談什麽(me) 愛人類。所以，理解或解釋好地方便是理解或解釋好中國的一條方法論路徑，理解或解釋好中國也是理解或解釋好世界的一條方法論路徑。反過來，我們(men) 也有必要以世界性的眼光來觀察中國，以全國性的眼光來了解地方，透過整體(ti) 和局部、宏觀和微觀或明或暗的循環解讀，真正建構起必要的地方學術傳(chuan) 統，形成異彩紛呈的地域學繁榮局麵。正是由於(yu) 有了新的方法論的高度自覺，尤其是研究典範的突破性轉化，才形成了與(yu) 古典地域學明顯有別的現代地域學，盡管新舊之間並非完全對立，古典與(yu) 現代之間仍有密切的聯係。

黔學的提出相對較晚，大概延至民國年間才有人提出黔學這一概念。20世紀90年代，我們(men) 開過有關(guan) 貴州學的學術研究會(hui) ，也有一些專(zhuan) 題研究論文發表。近十年來關(guan) 注的人越來越多，成立了不少黔學研究機構，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但是如何定義(yi) 黔學，學界的討論仍很模糊。主要原因是貴州文化比較特殊，世居民族數量眾(zhong) 多，多元性特征較為(wei) 突出。我想或許可以用“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來做適當區分，狹義(yi) 的黔學主要指屬於(yu) “大傳(chuan) 統”的學術研究及其傳(chuan) 承，經史子集的文獻曆代積累很多；廣義(yi) 的黔學則應同時兼顧大、小兩(liang) 種傳(chuan) 統，我們(men) 當然不能將地方族群或民間社會(hui) 的研究排除在外。

黔學概念雖然要到民國年間才產(chan) 生，但決(jue) 不等於(yu) 之前的黔地就無學術文化的研究與(yu) 傳(chuan) 承。以“大傳(chuan) 統”即儒道釋三家的視域觀察，貴州學術顯然可追溯至漢武帝時期的舍人。讀一下曆代史誌目錄及朱彝尊的《經義(yi) 考》即不難知道，他是為(wei) 《爾雅》作注的第一人，也可視為(wei) 貴州經學研究的開山者。稍後則有盛覽，他曾跟司馬相如學賦，司馬相如告訴他：“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yu) 內(nei) ，不可得而傳(chuan) 。”他撰有《合祖歌》《列錦賦》，不僅(jin) 為(wei) 崛起於(yu) 邊地的一代賦家，而且也開了廣義(yi) 的心學傳(chuan) 承的先河。再即為(wei) 東(dong) 漢時期的尹珍，曾北上中原跟許慎學古文經，又從(cong) 應奉學今文經，學成後即返鄉(xiang) 辦教育，傳(chuan) 播儒家思想和價(jia) 值。他們(men) 都是最早傳(chuan) 播儒家價(jia) 值的重要人物。兩(liang) 漢時期儒家思想已在西南、嶺南地區漸次傳(chuan) 播，不妨看成是國家經營戰略的一件大事。

魏晉以迄唐宋，國家對今貴州地區的控製，無論羈縻或經製，可說都十分鬆散，但南宋時播州楊氏已開始建孔廟，並延經師課讀子弟，我們(men) 判斷程朱理學當已在貴州傳(chuan) 播，盡管他們(men) 的信仰世界明顯雜有釋、道兩(liang) 家的成分，並非由儒家管控的一元的單純的天下。

明代貴州儒家的發展開始步入高峰，主要得力於(yu) 科舉(ju) 製度在地方的推行，也與(yu) 大量漢族移民的進入有關(guan) ，同時也離不開地方官員的熱心倡導。與(yu) 程朱理學並峙的是陽明心學，正德三年（1508）才開始傳(chuan) 播，鑄就了一批心學人物，形成了黔中王門學派。清代則有考據學的興(xing) 起，主要傳(chuan) 承漢代經學。我們(men) 看漢三賢祠的興(xing) 建，為(wei) 什麽(me) 要特別祭祀舍人、盛覽、尹珍三人，主要就是經學運動喚醒了他們(men) 的漢代記憶，同時也是為(wei) 了爭(zheng) 取更多的正統資源，從(cong) 而壯大地方學術的聲勢，所以清代貴州的經學著述，數量也相當可觀。

儒家的重要學術流派，在貴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傳(chuan) 播。具體(ti) 可概括為(wei) 四類：一是漢代經學，二是程朱理學，三是陽明心學，四是乾嘉考據學，分別體(ti) 現了不同的意義(yi) 模式，代表了不同的詮釋進路，構成了地方性的文化傳(chuan) 統，反映了內(nei) 地化的發展大勢，當然也是黔學必須關(guan) 注的內(nei) 容。無論明代的王學或清代的漢學，後來都有不同學派的分化和發展，明代的黔中王門與(yu) 清代的沙灘學術，我以為(wei) 都是值得重視的地域學派。清代貴州大儒鄭珍曾有詩句：“師法千年來，儒者各涵詠。”可見儒學的傳(chuan) 播必須透過“千年之眼”才能觀察清楚，各種思想資源相互交匯碰撞，當然也有了綜合的發展取向，獲得了明顯的地域性經驗形態。

儒家思想經過多方麵的渠道，特別是科舉(ju) 製度的推行與(yu) 各類學校的創辦，也不斷向民間社會(hui) 或民族社區滲透，影響遍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個(ge) 方麵，形成了大、小傳(chuan) 統長期複雜互動的有趣景觀，發揮了維係或穩定鄉(xiang) 村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作用，當然也表現出多種文化因子混雜組合的地緣形態，實際已形成了一個(ge) 地域性的文明體(ti) 係。這是廣義(yi) 的黔學必須如實加以研究的，我們(men) 不能隻盯著“大傳(chuan) 統”而遺忘了“小傳(chuan) 統”。

地域學盡管不能等同於(yu) 地方文化，但它仍應以學理的方式來展示一方文化的精神品質。現在問黔學的精神品性是什麽(me) ，貴州文化的地緣特征應該如何歸納？我們(men) 看清初學者陳法的《黔論》已有了很好的概括。作為(wei) 一個(ge) 有著強烈本土意識的貴州學者，陳法經過深刻的反思，概括黔地或黔人有“五病”“八便”。其中“八便”即居黔的八種好處，如“無大荒鋟”“無祁寒盛暑”“風俗簡樸”“奇山水可供遊觀”“山多林木，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山洞可以避秦”等等，有些我們(men) 今天僅(jin) 憑直觀即可客觀感受。“五病”則為(wei) 黔人的五種弊端，每一種都用一個(ge) 字來代表：陋、隘、傲、暗、呆。他認為(wei) 除了“呆”以外，其他四種毛病都是可以改變的，如“陋者宜文之，隘者益廣之，傲者益抑之，暗者益通之”，隻有“呆”字應該珍惜，不能用“巧滑”來加以改變。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因為(wei) “呆”即“樸實而不知變詐，謹傷(shang) 而不敢詭隨”，最能表現做人的“直道”，顯示做事的“實心”。前人認為(wei) “黔人不好誇飾，故不為(wei) 外人所知”，這當然就是“呆”或質樸的表現。

黔地學風質樸篤實，當然也有山的風骨。曾擔任過中宣部部長的朱厚澤先生，他就認為(wei) 黔地多山，山必有山的風骨，所以貴州人不缺鈣。“不缺鈣”即意味著堅毅質樸，說明貴州人生活在大山之中，始終擁有山的精神。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又象征著仁愛精神，體(ti) 現了堅忍不拔的人文氣象。所以，完全可以用堅毅質樸來表現貴州文化的地域特點，展示黔學的學風氣象。

一地之學必對一地之文化有所影響，當然也必對一地之文化展開研究；反之，一地之文化也必對一地之學術產(chan) 生影響，需要通過一地之學來加以提煉和升華。二者長期良性循環並互構互動，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hui) 的進步和發展。

現在我們(men) 一談到什麽(me) “學”，就必須用西方的概念來定義(yi) ，甚至套用自然科學的現成方法，似乎人文學的任何研究都必須清晰地加以界定。其實與(yu) 哲學、史學、文學等專(zhuan) 業(ye) 分科學科不同，地域學的概念是比較鬆散的，凡涉一地之山川、曆史、人物、文化等等都應該研究，也都是可以納入其範圍，它是寬泛意義(yi) 上的學問而非專(zhuan) 門性的學科，因而很難以單一學科的概念來加以嚴(yan) 格界定。但既為(wei) 地域學則不能不受到地理空間的限製，不能說它完全沒有規範，隻是說它很難建立嚴(yan) 密的理論體(ti) 係。而一地之文化隻有經過知識學的嚴(yan) 格處理，才更容易學習(xi) 、接受、掌握和傳(chuan) 播，所以地域學也不能放棄知識化、學術化的發展取向，必須積累能回應各種現實挑戰的地方性知識，它的存在永遠都為(wei) 生活世界所必需。

曆史上的確產(chan) 生了不少的地域學派，當然需要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來作為(wei) 符號象征。例如湘學的船山、閩學的朱子、關(guan) 學的張載、浙學的王充等等，他們(men) 既是一地文化地靈人傑的代表，也是一方學術創論立說的象征。剛才我們(men) 講到黔學，黔學便頗受湘學、蜀學、浙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便是沙灘文化，不僅(jin) 長期受到湘學、蜀學的影響，甚至浙學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因為(wei) 貴州禪學之所以興(xing) 盛，溯其淵源，考其終始，則主要傳(chuan) 承浙江天童圓悟一係的法脈，而遵義(yi) 恰好為(wei) 禪宗最活躍的地區，何況抗日戰爭(zheng) 時期浙江大學遷入，也對當地產(chan) 生了重大文化影響。

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學者，他們(men) 都是沙灘文化的傑出代表，是否形成了學派尚可以討論，但學術貢獻的巨大當是無可置疑的。例如，鄭珍早期研究程朱，也就是所謂的宋學，後來潛心經學，當然就更重視漢學，尤其擅長“三禮”研究，經學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之所以由宋學轉向漢學，主要是受了安徽名儒程恩澤的影響。他與(yu) 程恩澤在湖南相處一年多時間，與(yu) 湘中學者交往頗多，他的名字“鄭珍”兩(liang) 字是程恩澤所起，因而又字“子尹”，就是表示要效法東(dong) 漢鄉(xiang) 先賢尹珍，並特別推崇漢儒許慎、鄭玄的學問，顯然是清代漢學的重要發揚者。但我們(men) 也不能斷言他就完全放棄了宋學，尊重朱子可說貫穿了他的一生。晚年他曾有撰寫(xie) 《危語》表彰宋學的想法，隻是因為(wei) 逝世太早，所以未能留下任何文字。他不是心學陣營中的人物，但對陽明本人仍十分推崇。

我們(men) 回顧以鄭珍為(wei) 代表的沙灘學者，可說他們(men) 已在從(cong) 事綜合各家各派，以求折中一是的工作，盡管時局動蕩造成了很大的限製，但他們(men) 仍表現出一種集大成的學術氣象。有趣的是，無論地緣環境或政治地位，鄭珍生前均長期處於(yu) 邊緣，但他用生命積累起來的學術成就，卻在身後不斷從(cong) 邊緣走向中心。顯然，邊緣與(yu) 中心是可以互動的，邊地未必就不能回應全國性的大問題，隻是如何堅忍不拔地守住寂寞，沙灘學者已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他們(men) 是古典黔學的重要發揚者和總結者，代表了古典黔學最後的燦爛霞光。

除鄭珍的經學成就極為(wei) 突出之外，莫友芝的版本目錄學也在學界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他與(yu) 黎庶昌都曾做過曾國藩的幕僚，受湘學的影響很深。莫氏曾受曾國藩的囑托，遍訪江南藏書(shu) ，他的《宋元舊本書(shu) 經眼錄》《亭知見傳(chuan) 本書(shu) 目》，曆來為(wei) 學者所稱道。黎庶昌是散文大家，與(yu) 同時的薛福成有“南黎北薛”之稱，文風新穎醇厚，為(wei) 桐城派重要人物。沙灘學者的成就是多方麵的，我們(men) 當然應該推尊他們(men) 為(wei) 黔學的代表。

最後，我想說的是，沙灘文化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實不是貴州人，而是浙江大學的學者。抗戰期間浙大南遷遵義(yi) 後，張其昀曾主編《遵義(yi) 新誌》一書(shu) ，便有了專(zhuan) 門介紹沙灘文化的文字，是沙灘文化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沙灘文化當然不能等同於(yu) 貴州文化，沙灘學者的成就也不能等同於(yu) 黔學的成就，但以它作為(wei) 標誌性符號，象征黔學成就或黔人精神，我以為(wei) 是完全能夠成立的。他們(men) 繼承了傳(chuan) 統中國多方麵的思想資源，代表了一個(ge) 久遠的人文傳(chuan) 統，是崛起在黔中大地上的學術文化群體(ti) ，不僅(jin) 具有地域性特征，更具有全國性意義(yi) ，完全可以作為(wei) 更大範圍的黔學的突出代表。

關(guan) 於(yu) 黔學的重要成就，學界一般認為(wei) 有以下四點。

一是方誌學成就。貴州自明代以來，前前後後共編纂了近三百部方誌，集中反映了黔學發展的一個(ge) 麵相。其中最具典範意義(yi) 的便是鄭珍、莫友芝合纂的《遵義(yi) 府誌》，梁啟超稱為(wei) “天下府誌第一”，張之洞認為(wei) “燦然可列著作之林”。與(yu) 鄭、莫先後同時，賀長齡聘湖南學者鄒漢勳入黔，先後編纂了《貴陽府誌》、《大定府誌》、《安順府誌》，與(yu) 《遵義(yi) 府誌》一樣，也都是一流上乘之作。大家知道，鄒是著名輿地學家，曾與(yu) 魏源一起撰寫(xie) 《海國圖誌》，他編纂的《大定府誌》，林則徐曾給予很高的評價(jia) 。張之洞的父親(qin) 張所修的《興(xing) 義(yi) 府誌》，也是一部值得稱道的名誌。貴陽青岩人周鍾蠧在台灣諸羅縣任上，也主修了一部名誌——康熙《諸羅縣誌》，香港著名地理學者陳正祥譽為(wei) “天下縣誌第一”。貴州學者能在方誌學領域拿到兩(liang) 個(ge) “第一”，不能不視為(wei) 黔學的驕傲。

二是禪學成就。陳援庵（垣）先生撰寫(xie) 《明季滇黔佛教考》，便特別表彰了滇黔兩(liang) 省的禪學成就。他的這部著作主要敘述自天啟至永曆一段的佛教史跡，實際已涉及入清以後的曆史，但書(shu) 名之前仍冠以“明季”兩(liang) 字，即是為(wei) 了表彰固守人格氣節的遺民，尊重他們(men) 的政治立場和身份選擇。晚明時期中原佛教已經衰頹至極，西南獨能承接東(dong) 南禪風的波動，特別是南明政權恰於(yu) 是時駐蹕貴州，文人雅士紛紛逃禪，禪宗的興(xing) 盛可謂空前。我過去曾主持編撰《黔靈叢(cong) 書(shu) 》，即收錄了大量禪宗語錄，提供了不少佛教發展的有用資料，集中反映了貴州禪學方麵的成就。陳先生的這部《明季滇黔佛教考》則全麵介紹了禪宗興(xing) 盛一時的情況，當為(wei) 最具代表性的黔學經典著述。

三是詩學成就。明代貴州就有謝三秀、楊龍友、周漁璜等一批著名詩人，清代的詩家更受到世人的廣泛關(guan) 注，最具代表性意義(yi) 的作品便是鄭珍的詩歌創作。四川大儒趙熙評價(jia) 鄭珍的詩，以“絕代經巢第一流”許之。今人錢仲聯也有“清史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的評語。以鄭氏為(wei) 清代詩壇的“宗祖”，當是晚清以來多數學人的共識。大約八年前我曾接待過加拿大學者施吉瑞，他是葉嘉瑩先生的學生，研究工作剛從(cong) 唐宋轉入清代。他就認為(wei) 鄭氏在詩史上的地位，當不亞(ya) 於(yu) 大詩人杜甫。去年他的大作《詩人鄭珍與(yu) 中國現代性的崛起》出了中譯本，書(shu) 中不僅(jin) 將鄭珍拔高到可與(yu) 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媲美的程度，而且更將其視為(wei) 現代性大變局的早期源頭。他的評價(jia) 正確與(yu) 否，我們(men) 暫不置論。但可以斷言的是，曆代貴州詩家，他們(men) 不僅(jin) 用自己的作品營造了一個(ge) 情感的詩化世界，而且也鑄就了一個(ge) 賡續不斷的人文傳(chuan) 統。

四是心學成就。陽明“龍場悟道”後即開始傳(chuan) 播他的心學思想，講“知行合一”及“心即理”等學說，培養(yang) 了一批黔中弟子，因而黔中王門的學術成就也不可輕易忽視。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就是大儒孫應鼇，他的《易》學和《四書(shu) 》學成就都十分突出。剛才我們(men) 講到明清易代之際，儒家學者為(wei) 堅守氣節而紛紛逃禪，其中就有不少心學人物，當然服膺程朱學的學者也不少。陳寅恪為(wei) 《明季滇黔佛教考》撰序，便明言“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他認為(wei) 時當明清大變局之際，貴州“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實為(wei) 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陳援庵先生也認為(wei) “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le) 於(yu) 去居岐”。可見僻處西南邊陲的雲(yun) 貴兩(liang) 省，當時已成為(wei) 華夏正統的象征。與(yu) 《明季滇黔佛教考》類似，陳寅恪先生的序言也是黔學研究的綱領性文獻。

以上隻談到方誌學、禪學、詩學、心學等方麵成就，實際可向大家介紹的還很多。地域學是包容性很大的學問，黔學當然也不可能例外。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