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的孔子與孔子故裏的基督
作者：孫鐵騎
來源：作者賜稿


    一座高大的孔子塑像豎立在了麵向天安門廣場的國家博物館前。孔子在中國首都的中心擁有了自己的文化標誌，具有極大的政治象征意義，它標誌著孔子在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否定及文化大革命的革除之後，再次成為國家政權認可的中華文化的靈魂人物。儒者當為之歡喜，亦當為之反思，何以天安門廣場豎立起孔子雕像之時，孔子故裏卻要修建一座高過孔廟的基督教堂？東方的聖人孔子麵對著中國的政治標誌——天安門廣場——當做何沉思？西方的聖人基督麵對著中國的文化標誌——孔子的廟堂——又當做何感想？天安門廣場的孔子遙望曲阜故裏的基督是何心境呢？孔子故裏的基督遙望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又做何打算呢？讓我們妄測聖意，代替兩位東西方的聖人展開內心的交流吧。


一、天安門廣場的孔子


    天安廣場的孔子準確地說並不在天安廣場上，而是站在天安門廣場的旁邊，國家博物館的門前，麵對著天安門廣場，但這已是對孔子的政治平反與曆史正名。孔子俯視著中國人的政治中心，當知自己的文化地位再次得到了國家政權的認可，追隨孔子的儒者自當欣喜。

    但孔子的內心當沒有我輩儒者心中的欣喜，因為這是孔子本來應當具有的地位。中華文明五千年，孔子中流而立，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編撰六經，承前啟後，開中華文脈之大本大源，“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曆代帝王，哪一個不是以孔子凝聚起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夷夏之爭中贏得中華文化的話語權？微孔子，吾輩何能為中國人？世界何能有綿延不絕之中華文明？而孔子於政治，卻在“無可無不可”[1]之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2]，從不以權力為念，故為“聖之時者”[3]。因其所求者，道也。“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4]，而不會為政治而苟且，故孔子終生顛沛流離，雖不得其道而行，亦不降誌求安。故孔子麵對天安門廣場當不會思考政治問題，而是會沉思於吾道何以不行於世的問題。麵對網絡論壇中許多對孔子塑像的反對甚至謾罵之聲[5]，孔子慨歎的該是學絕道喪的悲哀，而不是自我榮辱得失後的傷感。因為孔子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有限的從政經曆隻為了以政行其道，當道不行時，決不貪戀權勢；孔子更不是一個教主，不想成為眾人崇拜的偶像。孔子所願乃是所有人都成為他一樣的體道與行道之人，故孔子終生所行是“傳道”而不是“傳教”。“朝聞道，夕死可也”[6]是孔子真正的所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7]是孔子真正的憂慮。

    故天安門廣場的孔子不希望成為神壇上受人崇拜的偶像，而是希望成為萬世的師表，為人的典範；孔子不是讓人崇拜他，而是讓人成為他。罵孔子者隻能是無能成為聖人更不想成為聖人的人，他們通過踐踏崇高來為自我的卑微寫下注腳，故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8]。

    長久以來的反傳統教育使諸多國人的文化情感中充滿了對孔子的無知甚至仇恨，同樣長久的西化教育亦使國人對西方文化產生天生的膜拜，傳媒中的專家學者也總是口稱西方如何如何以為自己的佐證，而說傳統如何如何就被批以封建落後腐朽了。所以可以看到，當孔子故裏修建基督教堂，除了傳統文化的堅守者與認同者外，從官方到民間並沒有把它作為很大的文化事件，而天安門廣場旁邊的孔子像竟然招來了部分國人的罵聲，在這個所謂國學正在複興的時代，實實是個怪事。可見傳統文化的複興還長路漫漫，孔子雖在麵向天安門廣場的位置上獲得了自己的地位，重獲了某種政治榮譽，但這於孔子所行之道的淪喪又有多少助益呢？而基督教文化卻已是“腳踏實地”地進入了孔子故裏，基督即將在聖人腳下傳教了。而孔子的聖人之道又由誰來傳呢？兒童啟蒙的傳統讀物《三字經》、《弟子規》都受到官方教育係統的管製，而對基督傳教則大開方便之門，如此前景，該是誰家歡樂誰家愁呢？ 

    如果孔子真正站在中國人的靈魂之中，還需要在天安門廣場為之塑像嗎？我們還會空虛得拜倒在基督的腳下嗎？中華民族何時變成了有罪的民族？何時開始祈求上帝饒恕自己的罪過？中國人最大的罪過莫過於忘本，而這個罪過恐怕是基督與上帝所稱頌的。正是國人對孔子的否定與拋棄造成了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喪失，以至今日不得不把基督這位在西方已經走向落沒的上帝之子請進孔子的故裏。尼采說“上帝死了”，那他還會在中國起死回生嗎？正如馬克思所說：“宗教是人使自我空虛的行為”，基督教隻能使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更加空虛，生命更加虛無。彼岸世界的上帝既然解救不了西方人此岸世界的靈魂，也就拯救不了中國人的靈魂。麵向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內心感到的應當是憂患，是悲哀，而不是今朝得誌的竊喜。

    有人說“孔子回來了”[9],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孔子從來都在，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孔子是中國人無法抹去文化基因。但作為中國人的文化生命，孔子並沒有回來，孔子的回歸不能以天安門廣場的塑像為標誌，而是要以中國人真正的文化覺醒為標誌，所以孔子並沒有真正回來。而且應當看到，在傳統文化進行啟蒙性傳播的《三字經》、《弟子規》階段就受到官方教育機構的限製，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像剛剛立起就有來自無知庸人的罵聲；而基督教堂建到孔子故裏卻隻有部分傳統文化堅守者的反對聲音。這一切都表明，孔子的回歸還遙遠而漫長。正因如此，天安門廣場孔子像的文化意義是微弱而暗淡的，可明而見之的隻是他的政治意義，而孔子所願當是自我存在的文化意義而不是政治意義。 


    二、孔子故裏的基督


    基督要到孔子的故裏傳教，自是要壓抑住內心的狂喜與驕傲，不隻是因為自己來到了本不該來的地方，而且時過境遷，自己身後已沒有了八國聯軍的堅船利炮，隻能靠自己“精神鴉片”的作用來麻痹空虛的中國人了。所以基督多麽希望所有中國人都有心而無靈魂啊！多麽希望孔子永世不得翻身啊！可是偏偏有一批不信上帝的孔子信徒堅守著傳統文化的陣地，拒決著基督帶來的“末日福音”與上帝“善良的拯救”。於是，基督不得不故作從容地說著和諧與寬容的托詞來消解這個社會中並不普遍的儒家情懷。而遙望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基督當“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那麽喜從何來？憂又何來？ 

    遙望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基督自當竊喜。現代的基督與孔子都已遠離國家政權，實現了真正的“政教分離”，孔子更是“學絕道喪”，“政”使“教”亡，唯餘作為名詞使用的文化符號，孔子與基督、基督與孔子爭奪的都是文化話語權，而不是政治話語權。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已不是作為鮮活的文化生命的象征站立在那裏，而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文化記憶中的精神符號立在那裏，更多的是一種政治的象征意味而並沒有真正的文化話語權。故高大的孔子塑像掩蓋不了儒家已是世界上最為衰微的民族文化。而基督則是代表著西方的強勢文化進入孔子故裏，盡管現代西方文化已是千瘡百孔，一片終結之聲，上帝也被宣告了死亡，但基督還是被中國人接受為先天優越而迎進了傳統中國人心中的文化聖殿，這是否意味著當代中國的文化比西方的文化更千瘡百孔呢？無論如何，基督都以優勝者的身份進入了，從而在作為文化標誌的象征意義上壓倒了孔子，所以基督有理由得意的笑了，當然這種笑隻能是心中的竊笑，外在表達給中國人的是平等、寬容、和諧，算是給那些數典忘祖的中國人一些自欺欺人的麵子吧。 

    遙望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基督也當憂慮。孔子獲得了政權的認可，恢複了某種曾經具有的政治地位，是否意味著孔子的思想與文化會在不久的將來真正複興呢？儒家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對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強大的抵抗力該讓基督內心深深地不安吧。基督一定會向他的聖父祈禱，就讓孔子在天安門廣場上立著吧，千萬不要走進中國人的心中，不要走進中國人的文化生命之中，不要走進中國人的文化靈魂之中。當孔子醒來之時，上帝就要在中國人的心中死掉了。不要期待孔子與傳統文化會象接納佛教文化一樣接受基督，神人相隔，遠離生命本真的基督無法走進孔子的生命之道。

    
三、孔子的呼喚


     仰視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儒者不當有虛榮的自喜，而應當有孔子的憂患，傾聽孔子的心聲與呼喚，繼孔子之誌，承孔子之業，擔當起中華文化複興的責任。天安門廣場孔子像的豎立雖不意味著孔子思想的豎立，但為傳統文化的複興提供了政治助力，可以為傳統文化的複興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儒者自當努力使傳統文化具有更大的傳播空間，推動傳統文化努力走進課堂，走進國民教育體係，早日擺脫當下傳統文化隻能於民間在野傳播的窘境，真正為傳統文化正名，改變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傳統文化的畸形認知。

    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快餐式的雞湯文化，而是滋養生命的化成文化，必須自幼開始長期浸潤培育，逐漸領悟，當代國民教育體係中的專業式傳統文化教育與研究隻能培養出一些站在傳統文化之外的研究者，無能產生傳統文化的真正領悟者、踐行者。故傳統文化必須從幼兒開始就進入課堂之中，進入整個國民教育體係之中成為中國學生的必修課。這種主張在過去隻能是癡人說夢，但現在應當說已經具有這種可能，隻是還需要整個社會尤其是儒者的努力。因為既然天安門廣場豎立起了孔子像，就意味著國家已經在政治上承認並推崇孔子及其代表的傳統文化，這種承認與推崇不能隻是一種姿態，必須伴隨相應的行動，而相應的行動就需要整個社會尤其是儒者提出自己的文化訴求，把“弘揚傳統文化”由一句口號變成真正的行動。

    而弘揚傳統文化需要解決的前提性問題就是弘揚什麽樣的傳統文化，複興孔子之道的前提是弄清孔子之道是什麽。長久以來“打倒孔家店”的結果是我們已不知道傳統為何物，孔子有何可以繼承之道，盡管伴隨所謂儒學複興的發展，學院內的專家學者也在提出不同的儒學理路，以求在學理上論證儒學複興的可能道路，但這種研究存在的問題就是研究者僅僅是研究者，而不是踐行者，他們的學說都要等待推向社會以後才可以考證其是否可行。而當下的中國社會根本不會給他們實踐的機會，所以他們的理論隻能是理論，於孔子化成天下之追求相隔天壤。

    禮失求諸野，當代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真正生命力恰在民間書院之中，這也是曆代儒學重振的必然之路，由“學在民間”逐漸轉為“學在官府”。民間書院的特點是不隻注重學術的傳播，更注重思想的踐行，書院活動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了，真正是複興傳統文化的實踐活動。在當代中國的民間書院之中，尤以蔣慶的“陽明精舍”與鞠曦的“長白山書院”為著，二者一南一北，都真正持守和踐行傳統中國人的治學與傳道方式，在全國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蔣慶與鞠曦都具有自己獨立的學術理路，蔣慶以“政治儒學”立教，鞠曦以“君子儒學”立教，“政治儒學”直麵社會政治問題，“君子儒學”直麵個體安身立命問題，二者一內一外，恰合儒家“內聖外王”之理路，從而為儒家文化的當代複興提出了寶貴的思想進路。並且二人都真正是按儒家的生活方式、治學方式、傳道方式踐履著、證明著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真正是傳統文化複興的現實動力之源。
    
    [1] 《論語·微子第十八》
    [2] [4]《論語·述而》
    [3] 《孟子·萬章下》
    [5] 參見：孔子在天安門前豎起，在人民罵聲中倒下
    https://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1/209655.html
    立孔子像不妥？七成網友反對國博門前立孔子像
    https://news.163.com/11/0117/20/6QKJ2R7U00014JB6.html
    [6] 《論語·裏仁》
    [7] 《論語·子罕》
    [8] 《論語·雍也》
    [9] 【秋風】孔子回來了：儒家中國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article/id/1800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