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勇：天安門的孔子像與曲阜的基督教堂
作者：謝勇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2011-01-13 
 


1月11日，在天安門東側的國家博物館門前，一座孔子青銅雕像矗立了起來。這座孔子像高度為9.5米，雙手合於胸前，身體旁邊配有寶劍，目視前方。而看看照片，不難發現這尊雕塑與國內其他的孔子像差異明顯，被創作者大膽進行了藝術誇張與變形，按照其作者的說法，“雕像從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的整體建築環境與周圍空間環境出發，以簡樸、概括的手法，將人體的結構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態當中，似巨石，似高山，氣勢磅礴，與莊嚴的國家博物館建築交相輝映，展示出中華文化的悠久燦爛與正大氣象。”

這是一尊注定會被過度闡釋的塑像。它的每一個細節：位置，高度，朝向，都會而且正在被努力地附會上各種各樣的意義，而且這些“意義”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證實或者證偽。但是無論如何，人們必須要承認，這尊放置在敏感位置的雕像是一個象征，也是中國社會精神文化領域內的大事件。當孔子像與其他曆史人物如此近距離的在一個國家精神與文化生活最重要空間共處的時候，不難體會到這個國家精神生活領域發生的某種變化。

人們很容易將此事與不久前發生的儒家學者抵製在曲阜市建教堂的事情聯係與比較：去年年底，有媒體報道了在孔子故裏曲阜，當地要修建一座基督教堂，消息傳出後，引發激烈反彈，郭齊勇、張祥龍等“儒家十學者”聯署反對，認為這是對“中華文化聖地”的褻瀆，也將造成不同思想精神的惡性碰撞。在曲阜建一個基督教堂反對聲且如此響亮，在天安門旁樹立一尊孔子像，也會不可避免的帶來一些爭議。

事實上，當時含糊的報道誤導了那些儒學學者，在曲阜建的那個基督教堂，實際並非是通常理解的那樣，在“千年聖城”硬生生加上了一個文化侵略的標誌，並且挖空心思建高到40米以壓孔廟一頭。根據隨後新華網的報道，這個教堂其實是重建，其前身建於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年份，而現建教堂的高度和占地麵積，其實不過是回複當時的“舊製”。而作為在曲阜生活了不短時間的筆者，也知道就曲阜自身的文化生態而言，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甚至伊斯蘭文化，其實相容共生已經很長時間了，這些學者們的震驚與憤怒，實在是有些“借他人故事，澆自己塊壘”。

回到這尊被藝術嚴重變形了的孔子像，從個人觀點而言，我覺得應該避免解讀成傳統文化的複興，或者整個國家文化方向的調整。這種解讀帶來的快感或者憂慮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令人質疑，而且即便是真，也不妨意識到，這畢竟不是某種文化思想可以被定於一尊的時代。事實上也沒有哪種力量真能在中國做到這一點。所以，即便真要賦於其涵義，也不妨解讀成文化趨於多元的象征。

在儒家學者聯名抵製在曲阜建教堂的事情發生之後，學者秋風寫了一篇文章，闡述了他的觀點。盡管我非儒者，但是基本讚同他的一個判斷，即在過去三十年，中國出現了一場宗教複興運動：“在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變化的時候，人們的眼光過多地盯著經濟增長。有人的眼光略微寬廣一些，看到了社會領域發生的變化。但其實，宗教複興才是過去三十年最為重要的社會運動。這是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宗教複興運動的開端。 各種類型的新興宗教層出不窮，包括氣功熱及偽裝成科學、裝點了宗教詞匯的各種心靈煉丹術。 ……所有正統宗教都在複興。比如，佛教在複興，本來形成於二十世紀上半期，成熟於台灣的人間佛教理念，回流大陸，對大陸佛教界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正在發酵。基督教在複興，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城市教會興起，接受過較好教育的人士進入教會。到最近十年，若幹知名自由知識分子進入教會，而儒家同樣經曆了一場複興。”

“複興”未必是最準確的說法，如同三十年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歸正常社會一樣，更可能準確說，是“回歸”某種正常的社會文化狀態。也正是這個意義上，不難理解傳統文化的先天的合理性：在這個國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文化傳統並沒有被徹底證偽，特別是從整個中華文化區來看，最先完成轉型的，恰恰是堅守住了傳統的地區。而即便是這種轉型與傳統文化並無實際的關係，走向多元卻肯定是轉型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