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入秦”：何以成為(wei) 一次文化事件？[①]

——儒者直麵法家治理的精神體(ti) 驗與(yu) 思想評判

作者：餘(yu) 治平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孔子研究》，2019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初一日丙寅

          耶穌2020年3月24日

【內(nei) 容摘要】荀子置身於(yu) 強秦的一次旅行所產(chan) 生的心靈震撼，與(yu) 昭王、應侯的坦誠對話，使儒家聖王之治的偉(wei) 大理想第一次有機會(hui) 直麵由法家所主導的生動社會(hui) 現實。荀子充分肯定秦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hui) 建設所取得的偉(wei) 大成就，“秦四世有勝”，但也揭發“秦之所短”：無儒。秦國的外部風險則是六國勢力集結而聯手共同對付秦國。因而荀子建議秦王必須重用儒士，實行“王道”，使“力術止”而“義(yi) 術行”，以達到“天下應之如雷霆”的治理效果並形成核心影響力。荀子最先從(cong) 強秦的一派繁榮中看到了其滅亡的跡象，而“唱衰”秦國，矮化秦政。而隨後不久強秦帝國的轟然倒塌、關(guan) 於(yu) 儒法孰優(you) 孰劣所呈現出來的曆史實踐，則更說明“荀子入秦”堪稱中國曆史上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

【關(guan) 鍵詞】荀子 秦國 儒家 法家

【作者簡介】餘(yu) 治平，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委員會(hui) 會(hui) 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chuan) 世文獻考辨與(yu) 曆代注疏研究”首席專(zhuan) 家。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思想與(yu) 文化、中國哲學。

儒家是講“善治”的，[②]它是一種最完美、最理想、最值得期待而始終攪動心魂、激發我們(men) 不懈追尋的治理境界。治理好一邑、一郡、一國，皆是小治，並不難實現，區域範圍小，一聲喊到底，周期短，見效快，常常都可以立竿見影。治理好天下，則是大治，需要君王投入全部身心，德能皆具，政經武備、刑罰教化，各個(ge) 領域的方方麵麵都要照顧到，都要處理好，往往具有一定的難度，一般帝王都做不到。而治理好世道，即人們(men) 所生活於(yu) 其中的一個(ge) 整全的世界係統，才是善治，這是儒家的最高追求，是王治、德治、政治、軍(jun) 治、法治、禮治等任何單一治理局麵所無法比擬的，因而難度也最大，儒家隻在紙上描繪出善治的期許和遠景，而把它僅(jin) 僅(jin) 寄托於(yu) 傳(chuan) 說中的聖王。一邑、一郡、一國的小治，也可以實現善治的局麵，但由天下大治，要想進入和達到一種善治的狀態，則還有不小的距離。所以，僅(jin) 有財富的積累、國力的增強並不是儒家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單有一維的經濟發展而沒有民眾(zhong) 生活質量之提高，則更為(wei) 儒家所不齒。

發生於(yu) 戰國末期“荀子入秦”的一次旅行，使儒家聖王之治的偉(wei) 大精神理想第一次有機會(hui) 直麵由法家所主導和鼓噪的生動社會(hui) 現實，荀子本人置身於(yu) 戰國七雄“第一大經濟體(ti) ”後所產(chan) 生的心靈震撼，他與(yu) 秦昭王、應侯範雎、甚至包括學生李斯等人的智慧碰撞，完全算得上是儒、法兩(liang) 派人物一次當麵直擊式的交鋒與(yu) 較量。荀子的所見所聞，所感所觸，其所給予的正、負兩(liang) 方麵評價(jia) 和理性判斷，以及隨後不久強秦帝國的轟然倒塌、關(guan) 於(yu) 儒法孰優(you) 孰劣所呈現出來的實踐證明，都足以稱得上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荀子》是先秦儒家龐大山體(ti) 下的一座富礦，它的許多麵向都是儒家之為(wei) 儒家非常難得的寶藏。不讀《荀子》，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儒家。讀過《荀子》，方才知道思孟心性之學何以單薄與(yu) 脆弱。然而，很為(wei) 遺憾的是，《荀子》的至關(guan) 重要性，至今還沒有被許多人所認識到。

一、見證鼎盛，“觀其風俗”

商鞅死後七十二年，荀子從(cong) 齊國來到了秦國，秦昭王在位已經四十一年，距離秦國實施新法也已九十餘(yu) 年。這個(ge) 時候，一個(ge) 叫做範雎的魏國中大夫門客，跑到了秦國，用“遠交近攻”的策略，即鎖定韓、魏兩(liang) 國為(wei) 兼並目標、致力於(yu) 跟齊國友好相處，成功遊說了秦昭王。昭王以範雎為(wei) 客卿。範雎乘機提醒昭王，秦國的王權太弱，急需加強。秦昭王遂廢宣太後，並將國內(nei) 魏冉、涇陽君、高陵君、穰侯等貴族勢力趕出函穀關(guan) 外，拜範雎為(wei) 相。秦昭王在位時間長達五十六年之久，秦國就是在秦昭王的手上，結束了周朝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贏得統一戰爭(zheng) 的基礎。昭王文以範雎為(wei) 相，武以白起為(wei) 帥，其所表現出來的軍(jun) 事才能與(yu) 政治成就並不遜色於(yu) 後來的嬴政。他對周邊國家鯨吞蠶食，發動“長平之戰”，大勝趙軍(jun) ，活埋四十餘(yu) 萬(wan) 降兵。攻陷東(dong) 周王都洛邑，俘虜周赧王，遷九鼎於(yu) 鹹陽。公然消滅東(dong) 周公室，說明秦在政治、軍(jun) 事、經濟、心理上都已具備了迎戰東(dong) 方各國聯合進攻的雄厚實力，一個(ge) 新紀元即將開始。

荀子遊秦，昭王離去世還有十五年，這段光景應該是秦國曆史上發展最好、最輝煌的階段，夠得上所謂“鼎盛時代”。作為(wei) 一位儒家著名遊士的荀子，與(yu) 強國之君臣昭王、範雎都進行過一番對話。荀子充分肯定秦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hui) 建設所取得的偉(wei) 大成就，“秦四世有勝”，表彰其功績但也指出其不足，直麵揭發“秦之所短”。按照荀子的建議，秦國要想成就霸業(ye) ，則必須重用儒士，實行“王道”，使得“力術止”而“義(yi) 術行”[③]，以達到“天下應之如雷霆”[④]的治理效果和核心影響力。但因為(wei) 秦國上下當時正忙於(yu) 兼並戰爭(zheng) ，準備攻韓侵趙，荀子的建議不可能被采納，他在秦國也不可能得到重用，於(yu) 是便選擇離開而又回到了趙國。

《荀子》一書(shu) 共有兩(liang) 處記載了荀子入秦的事跡與(yu) 言論，分別在《強國》篇和《儒效》篇中。另外，《議兵》篇中，也有荀子與(yu) 李斯的一段對話，也涉及荀子對強秦政治路徑的評價(jia) ，[⑤]因為(wei) 隻記“李斯問孫卿子”，而並沒有明確說這是荀子入秦期間所進行的對話，是否為(wei) 後人杜撰，或者，法家學派文本的有意無意串入，尚有存疑而不能確定，故這裏不予單列分析，而隻作征引之用，以輔助說明荀子的儒學觀點。

《強國》篇中，應侯[⑥]問孫卿子[⑦]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

【1】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

入境，【2】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le) 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3】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jian) 、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國，【4】觀其士大夫，出於(yu) 其門，入於(yu) 公門；出於(yu) 公門，歸於(yu)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dang)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5】觀其朝廷，其間聽決(jue) 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

【A】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B】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然，【C】則有其諰矣。【D】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E】則其殆無儒邪！

故曰：【F】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⑧]

談入秦的觀感，荀子分別從(cong) 自然地理條件、民眾(zhong) 生活麵貌、官吏基本素質、士大夫為(wei) 政清廉、朝廷治理五個(ge) 方麵予以描述。【1】是因為(wei) 秦國位居周土之西部，山林川穀險峻而秀美，物產(chan) 豐(feng) 饒，構成了秦人立國得天獨厚的軍(jun) 事屏障和發展強大的資源優(you) 勢。地緣政治的諸多要素，“塞險”，“形埶便”，山林川穀之“形勝”，秦國都已經具備。荀子對這些要素的發掘似乎可以成為(wei) 追問秦國強大真正原因的“馬後炮”式的解釋，因為(wei) 它根本就解釋不了下麵這個(ge) 問題：同樣的天然資源條件，此前幾百年的秦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強大起來、此後幾百年的秦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一直強大下去的問題。這就是“地緣政治論”不得不麵對和承認的一個(ge) 局限。

秦國變法的成果直接體(ti) 現於(yu) 普通民眾(zhong) 身上的，則是【2】。荀子首先看到的是他們(men) 的日用“風俗”。稱其“樸”，也就是說，呈現本性，不奢華，極少甚至沒有任何矯揉造作的成分。《老子·十九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董平說：“‘樸’是木的本然狀態”，是“未經任何加工與(yu) 文飾”，而“比喻‘道’之為(wei) 原始的混淪大全”。[⑨]《孔子家語·王言》有曰：“民敦而俗樸。”[⑩]不尚奢靡，勤儉(jian) 節約而不至於(yu) 浪費，這才符合秦王的執政風格。

“其聲樂(le) 不流汙”，王先謙注曰：“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儒家不欣賞鄭聲，《論語·衛靈公》中，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劉寶楠《正義(yi) 》曰：“《五經異義(yi) ·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hui) ，謳歌相感，故雲(yun) ‘鄭聲淫’。”[11]鄭聲與(yu) 男女之情愛有關(guan) 。而錢穆則說：“聲過於(yu) 樂(le) 曰淫。樂(le) 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當有節。鄭聲靡曼幻眇，失中正和平之氣，使聽者導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12]鄭國之音聲樂(le) 而不止，偏正不中，應當予以戒禁。而秦聲多深沉哀婉，讓人慷慨激昂，故其樂(le) “清雅”，不入汙濁，體(ti) 現出秦國國內(nei) 一派團結、振奮、向上的精神氣息。

秦人的服裝看上去也很素淨，被荀子所肯定和褒揚。“不挑”，楊倞解曰：“挑，偷也”，似不通。然而，說“不為(wei) 奇異之服”則正確。盧文弨曰：“挑與(yu) 佻同。”[13]於(yu) 是，“不佻”就是不輕佻，指秦國百姓所著的服裝皆莊重、沉穩、得體(ti) 而不輕佻，也不趕時髦。這就反映出秦國正處於(yu) 上升期，其人民都在做事，而沒有沉迷於(yu) 輕歌曼舞的享樂(le) 之中。儒家對士人、庶民的服裝是有所有嚴(yan) 格要求的，必須有製，等級分明，不可紊亂(luan) 。但法家在秦國未必提倡過服製，但其民眾(zhong) 受政府行為(wei) 影響，穿衣戴帽多不敢出格，故而“不挑”。

“甚畏有司而順”，是說秦國的民眾(zhong) 都被治理、管教得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有司”，《尚書(shu) ·周書(shu) ·立政》曰：“惟有司之牧夫”，張道勤解其曰：“主管機構”[14]，黃懷信則訓為(wei) “主管官員”[15]。黎民百姓害怕政府官員，而不是反過來，讓政府官員害怕黎民百姓，這是古今中國政治的一大通病。政府官員原本吸食民脂民膏而生存，理當對黎民百姓有敬畏心和感恩心，但曆史中、現實中卻常常是騎在民眾(zhong) 頭上拉屎撒尿，無惡不作，民眾(zhong) 卻隻能忍氣吞聲。這是中國文化肌體(ti) 上所害的一大毒瘤，很難醫治，隻能期待現代民主政治製度予以動刀切割。法家治秦，是要把黎民百姓培養(yang) 成聽話機器的，不要他們(men) 會(hui) 思想、會(hui) 判斷，而隻要他們(men) 能夠按時按量地供應糧食、樂(le) 於(yu) 上戰場當炮灰就行。秦王和商鞅都致力於(yu) 馴服民眾(zhong) 、鉗製民眾(zhong) ，其理想就是要讓他們(men) 成為(wei) 一種對國家有用、對政府有益的耕戰機器。至於(yu) 民眾(zhong) 個(ge) 體(ti) 的精神、靈魂、情緒和生理滿足則都是無足輕重的，因為(wei) 法家政客需要的是順民，而不是臣民、市民和公民。荀子把秦國這樣的“順民”誤當成“古之民”，實屬不該，因為(wei) 他們(men) 顯然不是儒家三代聖王治理結構下沐風踏歌、自由奔放、性情舒暢而又無拘無束的人民。

二、吏治嚴(yan) 明，行政高效

法家以吏治出名，秦國對政府官員的使用與(yu) 管理是非常值得後世總結和反思的。【3】主要講秦國政府官員——尤其指處於(yu) 政策執行和落實層麵的低級公務人員——的基本素質與(yu) 精神麵貌。從(cong) 都城到縣邑，從(cong) 中央到地方，各級府衙裏的官員和役使之差都顯得規矩而嚴(yan) 肅，基本上都很謙遜有禮，節約而不敢鋪張浪費，厚道而誠懇，敬畏而有戒惕之心，對國家忠誠而又遵守信用。“楛”，王先謙曰：“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wei) ‘王事靡盬’[16]之‘盬’。盬，不堅固也”，前解指官吏不惡逆、不使壞；後解則是錯解，應釋為(wei) “停息、停止”，指官吏勤勞奮發而不敢有絲(si) 毫的鬆懈，否則就會(hui) 遭受嚴(yan) 厲而殘酷的懲罰。荀子以為(wei) ，理想中的“古之吏”在秦國大小官吏身上得到了落實，而說這才是“合乎古道的官吏”[17]，其實是他的一種錯覺。因為(wei) 儒家傳(chuan) 說中的上古聖王，他們(men) 治下的官吏所表現出來的高素質，完全出於(yu) 自覺自願，而一定不是來自任何外在力量的強製和權力脅迫。

考察一國之政的好壞得失，不妨首先看一看其作為(wei) 社會(hui) 主流的精英階層當下正在做什麽(me) ，這樣就可以了解出一個(ge) 大概的情況了。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裏，士大夫是士人與(yu) 官吏的統稱，盡管《周禮·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18]，但“士大夫”又不隻是具體(ti) 做事的職能官吏，而且也還是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者和現實社會(hui) 文化的創造者。他們(men) 始終充當著國家、民族的精英階層。【4】是荀子入秦所看到的士大夫行狀。“出於(yu) 其門，入於(yu) 公門”是從(cong) 家裏往外走出去。而“出於(yu) 公門，歸於(yu) 其家”則是從(cong) 外麵趕回家裏。往來出入很正常，但這裏重要的則是，“無有私事”，國家至上，帝王至上，秩序至上，包括士大夫階層在內(nei) 的所有臣民百姓都不允許有任何個(ge) 體(ti) 的權益要求，更沒有個(ge) 人隱私的保障，情感情緒之類的要求，都應當被排除在外，最好統統屏蔽掉。法家的意識形態管控始終致力於(yu) 把秦國的士大夫統統“洗腦”成一個(ge) 個(ge) 執行公務的機器。沒有自己的隱私、沒有個(ge) 人的私權，而隻能夠一心為(wei) 公，以公為(wei) 家。隻行走在家庭和役所之間，兩(liang) 點一線有規律，下班就回家，在家吃飯，在家睡覺，而不敢在酒肆娛樂(le) 場合遊蕩、胡搞，更不敢出入私人會(hui) 所、在外麵包二奶。

“不比周，不朋黨(dang) ”，原本是被孔子儒家所強調的一種君子之德。《論語·為(wei) 政》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19]君子都能夠以公平公正之心對待天下眾(zhong) 人，沒有私心，沒有成見，不會(hui) 徇私護短；但小人則精於(yu) 結黨(dang) 營私，拉幫結派，勾結成奸，善於(yu) 經營小圈子，搞小集團利益。周而不比，在儒家還僅(jin) 僅(jin) 是一種柔性的道德要求，而到了法家那裏則成為(wei) 一種硬性的嚴(yan) 令禁止，因為(wei) 任何非公開的大小集會(hui) 、串門、密謀、小山頭主義(yi) 行為(wei) 都會(hui) 被看作是對上級組織、對王室統治者的不忠，也會(hui) 對現政權形成隱患和威脅。“倜然”，楊倞解曰：“高遠貌”。[20]但法家酷政，極為(wei) 強調對王權的獨尊和對上級的忠誠，所以一定讓人“倜然”不起來。荀子眼裏秦國士大夫的“倜然”，應該是一種有高度的精明、有陰謀的深邃，而一定少了司馬遷《報任安書(shu) 》中所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tang) 非常之人稱焉”[21]的那份超然脫俗和無拘無束。秦國的士大夫要想在體(ti) 製內(nei) 生存保命，就必須以犧牲和喪(sang) 失自己的私人空間為(wei) 代價(jia) ，因為(wei) 官方始終都有可能以國家的名義(yi) 、以政府的名義(yi) 、以集體(ti) 組織的名義(yi) 剝奪和踐踏每個(ge) 人的私產(chan) 、私利、私權，乃至私欲、私心，而這恰恰又明顯屬於(yu) 一種違背人性的逆天行為(wei) 。曆史上的邪惡政權都有把心交出去、把個(ge) 人隱私交出去、取消私人生活、取消私人權利的荒唐要求。後來的太平天國竟然把教民分成“男營”、“女營”，不讓人過正常的夫妻生活，他們(men) 也是打著拜上帝教的“天父”、忠於(yu) “天王”的名義(yi) 控製人性本能欲望的，實際上就是在作惡，在作一種不可饒恕的惡。強權逼迫之下，人們(men) 懾於(yu) 淫威而往往敢怒不敢言。所以，秦國士大夫的“明通而公”一定不同於(yu) “古之士大夫”，他們(men) 所服從(cong) 和達到的“公”是有隱忍的，而不是自覺自願和心悅誠服的。混同二者，如果不是荀子在範雎麵前的客套話，就應該是荀子的粗心、誤判和妄斷，或者便是假冒荀子的文獻偽(wei) 出。

再看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5】是荀子對秦國“朝廷”的基本評價(jia) 。“聽決(jue) 百事不留”，這起碼說明，早在秦國的中央政府機構設置裏，就有了聽訟決(jue) 獄的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並且，其辦事效率還挺高，不允許有任何停滯、積壓的現象。秦政任於(yu) 法，其政務、民事多以法為(wei) 準繩，萬(wan) 事皆一斷於(yu) 法，所以，在當時，起訴、上訴的案件、需要裁斷的案件肯定都是相當多的，而能夠做到不停滯、不積壓，沒有一套高效運行的行政執行機製，沒有強勁的動力支撐則是顯然不可能的。而這種執行機製則是由法家君臣共同建構和完成的，其動力也恰恰來自於(yu) 體(ti) 製化的、強迫性的政治壓力，好在秦國的官吏都能夠及時而有效地把政治壓力轉化成精神動力。“恬然如無治者”一句，則是荀子對秦國中央政府運行架構及其效用的總體(ti) 認識和評價(jia) ，說它就像“古之朝”，就是上古聖王理想中的朝廷模式。“恬然”，指安靜、悠閑、不在意的樣子。《淮南子·原道訓》有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wei) 蓋，以地為(wei) 輿。”[22]這裏所描述的無疑是一種道家的情懷和追求。荀子與(yu) 《淮南子》對道家所持的理解和立場，幾多相似。“無治”，並非指不作為(wei) ，啥事都不做，而是指不胡亂(luan) 作為(wei) ，不橫加幹預，不要長官意誌，不要計劃安排，不破壞事情本身的機理、秩序和法則，更不會(hui) 無端折騰，幾乎看不出任何官府有意操控或人為(wei) 做作的痕跡，讓天下治理沿著它自身的軌道運行，一切都那麽(me) 自然而然，流暢無滯，而不顯露出起伏和波動。

三、“四世有勝”，何以“有其諰矣”？

接下來，則是荀子對秦國崛起和強盛的原因總結與(yu) 總體(ti) 評價(jia) ，字字珠璣，深值玩味。《強國》篇的【A】“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這句話，同時也出現在《議兵》篇裏，荀子在與(yu) 楚將臨(lin) 武君的對話中，同一句話兩(liang) 次提及，足見它的分量之重要。[23]【A】是指出了強秦的必然性。“四世有勝，非幸也”，秦國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偉(wei) 大成績絕不是偶然的，首先應該是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代英主勵精圖治的結果。秦強，顯然不是一日之功，有曆史沉積的原因，也有治理道路選擇的原因。“數也”，兩(liang) 解：一是定數，指秦過之強大具有一定的內(nei) 在必然性或規律性；一是術數，[24]指借助於(yu) 特定路徑和技巧而實現強秦的目標。按照法家的理念治理秦國，崛起、富強、稱霸隻是一個(ge) 時間問題。其實這也不僅(jin) 僅(jin) 針對秦國有效，對東(dong) 方諸國都同樣可以適用，隻是後者大多不善於(yu) 選擇、棄術數而不采納罷了，譬如魏國雖有公孫鞅卻不用，則是魏惠王自己不識人才，最終而釀成大錯；魯國、宋國原本就是儒家文化的腹地，法家在那裏根本就沒有市場空間。法家治理，助推獨裁政府產(chan) 生，形成威權結構而霸淩天下，舉(ju) 國動員的模式，很容易在短時間內(nei) 奏效，富國強兵是必然的，但卻不能長治久安，窒息的人民、禁錮的思想遲早都得反叛而生亂(luan) 。而儒家統禦天下則是放眼長遠，教化立國，改造社會(hui) ，改造人性，積攢幾代人都不一定成功，根本就急不得，所以一般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nei) 產(chan) 生明顯的治理效果。

根據【B】的“故曰”二字，我們(men) 似乎還不能確定，這句話究竟是荀子對古籍文字的征引呢，還是他自己概括出的結論性判斷呢。但無論是征引，還是自己判斷，都可以說明至少到目前為(wei) 止，荀子對秦政還是予以肯定和褒揚的。佚，通“逸”，指安樂(le) 、安閑。約，即簡潔明了。詳，指周祥，細致。不煩，即沒有出現多而亂(luan) 的情況。【B】之中同時出現了三對相反相成的概念，“佚”—“治”，“約”—“詳”，“不煩”—“功”，前項與(yu) 後項之間，既相克、對立，又統一、互涵，四代秦王果然都能夠把它們(men) 玩轉得協調、有致、有序。“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25]，其實這就是曆代儒家和道家所追求的治理效果，荀子稱其為(wei) “治之至也”，即國家治理、社會(hui) 治理所能夠企及的最高境界和最好典範。盡管荀子給予了秦國的發展和強大一個(ge) 大大的點讚，但他並沒有把秦政推到極致，毋寧隻說到“秦類之矣”的份上，意指目前秦國所取得的偉(wei) 大成就已經類似於(yu) 這種頂峰境界了，這就為(wei) 下文的批評埋下了伏筆。

荀子話鋒一轉，【C】秦政盡管有如此了不起的實效，但卻有其致命的弱點，荀子稱“有其諰矣”。楊倞注曰：“諰，懼”，[26]指擔心、害怕，有所憂慮。《睡虎地秦墓竹簡·為(wei) 吏之道》曰：“疾而毋諰，簡而毋鄙。”[27]行動迅速而不害怕，手段簡單而不卑鄙。眼前這個(ge) 強大而一派欣欣向榮景象的秦國，荀子憑什麽(me) 說它也會(hui) 有自己擔心、害怕和憂慮的致命弱點呢？答案在《荀子·議兵》篇中則可以發現：

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28]

這是荀子對李斯“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nei) ，威行諸侯，非仁義(yi) 為(wei) 之也，以便從(cong) 事而已”一句所做出的嚴(yan) 正反駁和厲聲斥責。[29]秦國雖然發展了經濟，國富兵強，但是因為(wei) 民眾(zhong) 依然疲弱不堪，國家富，不算富；民眾(zhong) 強，國才強。靠強製手段維護政權的穩定，根本不是什麽(me) 長久之計。威權震懾、鐵腕統治的背後往往都是危機四伏，當政者都如坐針氈，草木皆兵，唯恐滋生出一丁點的反叛力量而措手不及。這是秦國的內(nei) 在危機，隱而不現，所以一般人是看不到的。而秦國的外部風險則在於(yu) ，積怨已久的六國反秦勢力集結起來，聯手共同對付秦國，那則是秦國抗禦不了的災難。

實際上，單憑國家武力和政府財力，即便六國抱成一團，合縱連橫，也不可能是秦國的對手。秦與(yu) 六國的對抗和結仇，更多的是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的博弈與(yu) 較量。六國皆追求王道，唯有秦國遵循霸道。作為(wei) 禮樂(le) 教化先行區域的中夏六國，軍(jun) 事、經濟的實力雖然不強，但畢竟還是曾經的文明開化之邦，其發展的路徑和手段顯然是正當、可持續並符合人性規定的，因而就值得肯定，沒有什麽(me) 方向性的毛病，而可能隻是速度慢了一點的問題。秦國膽敢與(yu) 六國普適價(jia) 值體(ti) 係背道而馳，一意孤行，越走越遠，失道寡助，不得人心而必然導致覆亡敗滅，被曆史所唾棄，這才是它最害怕和恐懼的問題。所以，秦之君王“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30]誠惶誠恐，憂心忡忡而不得安身安心。能夠治理好天下的聖君明主應該坦然輕鬆，悠閑自得，而一定不是秦人首領當前所表現出來的這一副心理狀態。[31]

秦國目前的形勢是喜憂各參，成就與(yu) 缺點同在，危機與(yu) 希望並存。【D】中“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則說明秦國在上述的兩(liang) 個(ge) 方麵都表現得淋漓盡致，都快要到極限了。荀子或許是最先從(cong) 強秦的一派繁榮中看到它的滅亡的智者，荀子可能最先“唱衰”秦國，矮化秦政。聖人看因，凡人看果，偉(wei) 哉，荀子！

四、“殆無儒邪”，“無一焉而亡”

正因為(wei) 秦政得失對開，所以荀子便覺得為(wei) 李斯所沾沾自喜的“兵強海內(nei) ，威行諸侯”[32]那麽(me) 點成就，比起“王者之功名”來，當然是指上古聖王而非一般今王，則差得太遠太遠了。民積弱的“強國”，仁道喪(sang) 失殆盡的“厲害國”，有什麽(me) 值得炫耀的呢！“縣”，通“懸”，王先謙解曰：“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33]，意指衡量、比較。而追究其相差太遠的原因，荀子則旗幟鮮明地指出了【E】：“殆無儒邪”。這裏的“殆”是謙稱，主人麵前不好意思直陳原因，隻怕太過刺痛對方而已，並非荀子思考不成熟，或態度不確定。【E】是當前秦國的問題所在，弊病所在，當局者迷，作為(wei) 執掌秦國大政的範雎是看不到的，而作為(wei) 外來旁觀者的荀子則看得非常清楚。對於(yu) 君王治理天下而言，如何使用好儒家學說始終是一個(ge) 不小挑戰，任之則誤國，棄之則亡國。曆代帝王大多耍“兩(liang) 麵派”手腕，陽儒陰法，外儒裏法，或顯儒隱法，其實就是努力在任儒和棄儒之間拿捏出一個(ge) 合理有效的分寸，維持一種富有彈性的張力，而勿使其滑向任何偏激的一端。王莽新朝、趙宋政權之任於(yu) 儒，國家或不期而死，或積貧積弱。嬴秦、蒙元主導意識形態皆明確不用儒，其最終滅亡也慘烈。[34]所以，真正聰明的統治者的做法往往是尊儒、崇儒，把儒術當作一麵旗幟而招搖於(yu) 世，籠絡天下人心，而在實際操作層麵上則“以便從(cong) 事”，儒、道、墨、法、陰陽五行等，哪家順手就用哪家，而並不愚忠於(yu) 儒家的旨意，甚至用盡法家酷治之術，無惡不作。

接下來的【F】一句，荀子則進一步分析秦政之失的具體(ti) 原因。“粹”，楊倞解曰：“全用儒道”，[35]楊柳橋解為(wei) “純粹的”。粹，作為(wei) 名詞，指精華，國粹，粹要，粹語，粹學，粹藻；而作為(wei) 形容詞，則指美好，粹雅，粹善，粹溫，粹質。這裏的“粹”，當指選擇一種精要善良的道術來治理國家，而與(yu) 後文的“駁”相對。《天工開物·粹精》有曰：“播精而擇粹”[36]，也是強調簸取其精而擇其粹要，不可饑不擇食、信手拈來。“駁”，一作“駮”，[37]範望《太玄》注：“駮，不純也。”[38]楊柳橋按曰：“借作‘駁’。”《說文·馬部》：“駁，馬色不純也。從(cong) 馬，爻聲。”[39]駮、駁，都指不純，不淨，龐雜，混搭。在荀子看來，治理天下國家，善於(yu) 選擇良好的道術，就能夠實現王道主義(yi) ；而龐雜、混搭的道術則容易成就霸道主義(yi) 。不同於(yu) 孟子隻講王道，荀子是既尊王道，也崇霸道。

在《荀子》一書(shu) 中，“霸道”始終不是一個(ge) 貶義(yi) 的詞匯。《大略》篇曰：“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40]在荀子，霸之有術，既要“重法”，又要“愛民”，霸道的結果也不是壞事，起碼人民還是可以得到一些好處的，獲得感比較強，而遠不是孟子所想象的那樣糟糕。《王霸》篇曰：“義(yi) 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41]聖明的君王應該在“義(yi) ”、“信”、“權謀”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不是誤選、差選，而貽害社稷國家。對照王道、霸道，秦國近百年來的政治道路和發展模式選擇既不合王道，因為(wei) 它不用儒術，隻注重以力服人；也不合霸道，因為(wei) 它國強民弱，依然國富民窮，百姓過得很苦逼。王道與(yu) 霸道，秦國兩(liang) 邊都不沾，所以荀子斷定：“無一焉而亡”。依靠當政者對黎民百姓耍耍“權謀”，玩弄權術，釋放淫威，讓人民膽戰心驚而整天生活在極端恐懼之中；而國家、政府的所作所為(wei) 則無不“好利”，汲汲搜刮藏於(yu) 民間的分毫財富，始終以所謂的“國家需要”、“集體(ti) 利益”為(wei) 追逐目標，榨幹民眾(zhong) 血汗，對百姓敲骨吸髓，以養(yang) 肥龐大的特權階層，而呈現出“多詐”的特點，則肯定讓民眾(zhong) 信不過，覺得靠不住。這些都是“秦之所短”的具體(ti) 表現，不可不察！而凡是“不以百姓為(wei) 事”[42]的政權，都是要有現報的，因而最終都不會(hui) 有好的下場。

五、“貴名白而天下治”

無儒而任於(yu) 法、術、勢，成為(wei) 秦政的一大敗筆。看來，還得讓秦國的君王充分認識到儒術對於(yu) 治國理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荀子·儒效》篇記，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yu) 人之國？”[43]孫卿子曰：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yi) ，謹乎臣子，而致[44]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45]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46]百姓而愨，必為(wei) 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wei) 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yu) 持社稷之大義(yi) ；嗚呼而莫之能應[47]，然而通乎財[48]萬(wan) 物、養(yang) 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yu) 窮閻[49]陋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wei) 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50]境而徙，魯之粥[51]牛馬者不豫賈[52]，必蚤[53]正以待之也。居於(yu) 闕黨(dang) ，闕黨(dang) 之子弟罔不分，有親(qin) 者取多，孝弟以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wei) 人下如是矣。[54]

這裏，荀子所說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有針對性，都是衝(chong) 著法家的諸多缺陷有感而發的。所以，我們(men) 完全由必要把這段文字放在儒、法比較的語境裏加以解讀，便顯得更有思想意義(yi) 和學術價(jia) 值。按照荀子的理解，不同於(yu) 法家的“以便從(cong) 事”[55]、不講原則、隻求效用，儒家治政則始終是有規矩、有根據的，寧可取法於(yu) 先王之道，而不輕易自以為(wei) 是。儒家一向尊崇禮義(yi) 道德，重視並維護人倫(lun) 基本秩序，而不允許破壞社會(hui) 生活的綱常規範。儒家也強調“為(wei) 臣之道”，要求臣下謹慎從(cong) 事，善待人民，更應該極其敬重君上，毋寧始終是以君應該成其為(wei) 君作為(wei) 基本前提的。儒家“正名”學說應該是有力量的，它可以運動人群，可以指導實踐，可以操控政治社會(hui)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56]法家主張臣對君的絕對忠誠和無限忠心，即便君王有錯、有過、有惡，臣下也必須無條件服從(cong) 。但儒家則強調如果君王是獨夫民賊，則可以直接予以推翻，至少在戰國時期，孟、荀都有類似的正義(yi) 主張。

君王任用臣下，臣下就會(hui) 在本朝堅守崗位，忠於(yu) 職責，事事都能夠處理得妥當圓融。楊倞解曰：“儒者得權埶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即便有權有勢，也能夠把握住分寸，對上、對下皆有節度，爭(zheng) 取做到左右逢源，而不像法家上級對下級頤指氣使，嘟嘟逼人。即便不被君王所任用，也還可以退居鄉(xiang) 裏，心甘情願地成為(wei) “普通群眾(zhong) ”中的一員，而不會(hui) 產(chan) 生失落感，絲(si) 毫也不丟(diu) 棄誠實忠厚、溫順服從(cong) 的品格。然而，與(yu) 儒家臣道不同的是，自古以來的法家臣子似乎大多沒有好下場，昨日還在堂前坐、今朝已是階下囚，比比皆是，人生的命運動輒一落千丈，結局淒苦、悲慘者不計其數，深究原因則不難發現，主要則歸之於(yu) 其行事、其為(wei) 人德性欠缺，不講情義(yi) ，極端殘酷、冷漠而傷(shang) 透人心。

法家可能身背一個(ge) 窮怕了的命，因為(wei) 身陷困頓，急於(yu) 改變自身便不擇手段，顧不上其他，而一心隻想著盡快盡早擺脫眼前的危難現狀，即使無恥而為(wei) 、即便挑戰倫(lun) 常底線也在所不惜。而儒家則雖然一時窮困凍餒，甚至貧窮到吃了上頓無下頓、居處沒有立錐之地的程度，也一定不會(hui) 走上邪路，儒家要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57]，“先義(yi)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yi) 者辱”[58]，“見利思義(yi) ”和“義(yi) 然後取”[59]，“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60]，不會(hui) 貪圖利益、成功而不顧道義(yi) 原則和人性天條，而仍然會(hui) 忠實守護基本倫(lun) 常定律，不懈致力於(yu) 社會(hui) 秩序的鞏固和完善。

“嗚呼而莫之能應”一句，按照清儒郝懿行的理解：“‘嗚’，俗字，《古止》作‘烏(wu) ’。烏(wu) 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61]荀子此言暗示秦王不識才俊，自己空懷一身的治國才能。良禽也釋放出了擇木而棲的信號，但在秦王卻因為(wei) 內(nei) 心輕視、鄙夷儒家而不予以吸納。盡管如此，作為(wei) 儒者，也依然追求設計一份既能夠取舍天地萬(wan) 物、又可以安養(yang) 世間百姓的政治綱領，不敢有絲(si) 毫的懈怠。

作為(wei) 儒者，其出仕為(wei) 官，職位如果在別人之上，則會(hui) 成為(wei) 王公大臣；而如果在別人之下，則也會(hui) 成為(wei) 社稷之良臣、國君之寶瑞。他們(men) 雖然隱居在窮鄉(xiang) 僻壤或簡陋的住所，周圍的人們(men) 卻沒有不尊敬他們(men) 、沒有不以他們(men) 為(wei) 珍貴的。之所以如此，就在於(yu) 他們(men) 始終懷揣著一份對王道正義(yi) 的忠實追求，不會(hui) 因為(wei) 外在環境的惡劣而有所減退或有所改變。

作為(wei) 儒家的標杆式領袖，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一職，攝行相事，按照《孔子家語·相魯》篇的記載，孔子掌政魯國：

初，魯之販羊有沈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製。有慎潰氏，奢侈逾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chu) 價(jia) 。

及孔子之為(wei) 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chu) 價(jia) ，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種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yu) 邑者，不求有司，皆入歸焉。[62]

這段記載意在描述孔子治魯之政績，包括《荀子·儒效》在內(nei)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le) 成》[63]、劉向的《新序·雜事一、五》[64]都有或多或少的類似文字，其中當然不乏美化孔子的渲染。《孔叢(cong) 子·陳示義(yi) 》則不斷有“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先君楚相魯”，“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之類的謳歌和頌揚。[65]以及，後來《文選》卷五十九《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亦曰：“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66]，似乎都充滿著想象、誇張的成分。生意人不敢弄虛作假，皆能夠誠實經營，遵守信用，可能都是儒家始終都以正道而對商賈之人進行規勸、教育的必然結果。

“罔不分”，王先謙曰：“不”即“罘”字。劉台拱亦解曰：“罔罘分”[67]。而“罘，兔罟也”，“一曰麋鹿罟也。”[68]孔子閑居於(yu) 他老家，老家的子弟們(men) 但凡田獵所獲沒有不被公平分配的，並且有父母雙親(qin) 的人家還得多拿一點，這顯然是孔子用儒家孝弟之道訓導、教化他們(men) 的結果。法家注重一切事務之成效，獎勵耕戰，論功行賞，結果隻能是多勞者多得，少勞者少得，那麽(me) ，貧富分化則是必然的。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應該是法家政治的邏輯歸宿，所以，優(you) 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cong) 林法則”可能比較適合於(yu) 法家。但儒家卻在社會(hui) 財富的分配過程中強調對弱勢群體(ti) 的關(guan) 照，要求適度削損強者的勢力，以維持天下整體(ti) 秩序、王權政治的穩定和社會(hui) 局麵的安寧。法家注重對個(ge) 體(ti) 行為(wei) 進行獎懲，設立利益驅動機製，有勞者有獲，不勞者憑什麽(me) 要有所獲，這其實也是一種公正，但卻是微觀循環中的“小公正”。而儒家所看中的則是整體(ti) 的和諧，側(ce) 重於(yu) 宏觀性秩序的穩定，追求的是體(ti) 係性的結構統一與(yu) 完整，因而是一種“大公正”。法家要求個(ge) 體(ti) 無條件服從(cong) 大局，集體(ti) 利益至上，國家利益、政權穩定是最大的局。而儒家則在個(ge) 體(ti) 與(yu) 集體(ti) 之外，在國家利益、政權穩定之上，設置了一個(ge) 更大的局，即世道係統，它強調上下、內(nei) 外的和諧共處，政經體(ti) 製的協調運行，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可持續推演，人類自身文明的不斷提高。小治者治國，善治者治世。把世道係統治理好，這才是最大的局。而內(nei) 中各個(ge) 部分都必須無條件服務、服從(cong) 於(yu) 這個(ge) 大局，才是最妥當的。

六、儒者為(wei) 王，無思不服

荀子所說的“在本朝”、“在下位”都是儒之“為(wei) 人下”者，而秦昭王所關(guan) 心的當然還是“為(wei) 人上”者應該如何行事，如何才能符合儒家的仁道主義(yi) 要求。荀子回答曰：

其為(wei) 人上也廣大矣。誌意定乎內(nei) ，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yi) ，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wei) 也。此君[69]義(yi) 信乎人矣，通於(yu) 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le) 之，遠者竭蹶[70]而趍之，四海之內(nei) 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cong) 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dong)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71]

這裏，荀子勾勒、描繪出了儒家理想聖王的全部要件，諸如能夠修身養(yang) 性，朝政有禮節章軌，法則製度昭明於(yu) 百官之間，對臣民能夠忠厚、誠信、愛憐而利益均沾。並且，還得具有不忍仁之心，關(guan) 愛生命，把人當人。“行一不義(yi) ，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wei) 也”一句，顯然應該是針對強勢政府和威權國家而言的，很能夠擊中要害。其實，這也是儒家衡量任何一個(ge) 政治領袖功德過失的一個(ge) 重要標準，無論如何，生命都是最珍貴的，能不殺，最好不殺；如果一定得殺，那也得盡量少殺。聯想起孟子對梁惠王所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72]，愛惜生命、仁政而王應該是戰國儒者麵對天下兼並、殺伐無度、橫屍遍野的時局而形成的一大基本共識。世事繁複，評判一個(ge) 政權的好壞，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看它手上有沒有血債(zhai) ，殺人越多，越不得人心；殺人越少，口碑越好，至於(yu) 國家富強、軍(jun) 事霸權、經濟騰飛、財富積累等因素都得退居次要或次次要的地位。

作為(wei) 理想聖王的為(wei) 政效果，一國之君王有道有義(yi) 而又能夠見信於(yu) 其所治之下的民眾(zhong) ，其影響擴散到四海之內(nei) ，天下之人都會(hui) 歡呼著而紛紛響應他。“讙”，楊倞解曰：“喧也。言聲齊應之也。”[73]聖王之威，在仁政而不在武力，以善德感化四海之內(nei) ，絕不是用強權震懾，而讓人恐懼。究其原因，則應該歸結於(yu) 聖王采納一向具有高貴、雅致氣質[74]的儒者方略——而不是那種草野起家、身份低微、即用即仍、違背人性的法家路線——進行國家治理，名聲當然顯著了，進而容易達到天下大治、氛圍和洽的安定局麵。

“近者歌謳而樂(le) 之，遠者竭蹶而趍之”是在描述遠近國家的民眾(zhong) 對聖王的崇拜、向往，而趨之若鶩，猶怕趕不上趟。儒家的聖王具備把四海民眾(zhong) 團結得就像一家人那樣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可以讓凡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楊倞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都願意服從(cong) 、歸順於(yu) 他的領導，而不會(hui) 有任何的例外。而這恰好就印證了《詩經·大雅·文王有聲》對周武王的寫(xie) 照：“自西自東(dong)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yu) 鎬京，成功之日演行辟雍大禮，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75]心悅誠服，而不是強力折服，才是一種真正的王者無敵。而這又是法家所不可企及的治理效果。

“人師”一語，似有兩(liang) 解。楊倞曰：“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可以為(wei) 人之師長也。”楊柳橋則解為(wei) “人民的導師”[76]。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教合一體(ti) 製下，儒家的聖王不僅(jin) 應該是政治領袖、軍(jun) 事統帥、社會(hui) 總管，而且還必須是人民的精神導師，以解決(jue) 他們(men) 的思想文化生活之需要。但郝懿行則指出：“師者，眾(zhong) 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為(wei) 大眾(zhong) ，謂眾(zhong) 所歸往也。”而王先謙則對郝說表示了懷疑，“夫是謂之人眾(zhong) ，不詞甚矣”。然而，“師長之義(yi) 甚古。長，亦君也。”[77]王先謙征引了《荀子》之《王製篇》：“上無君師”、《正論篇》：“海內(nei) 之民，莫不願得以為(wei) 君師”、《禮論篇》：“尊先祖而隆君師”為(wei) 根據，以為(wei) 皆可以作“君長”解。如果按照郝懿行的訓釋，這些都還能通順嗎？！漢代之後中國的帝王，表麵上還是尊儒、崇儒的，所以都非常樂(le) 意視君師為(wei) 一體(ti) 而聖王並稱。

至於(yu) “夫其為(wei) 人下也如彼，其為(wei) 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yu) 人之國也”一句，則是荀子對儒者對於(yu) 國家治理的作用和貢獻的總結。在他看來，儒者位居別人之下是那個(ge) 樣子（“美政”、“美俗”），身處別人之上又是這個(ge) 樣子（“四海一家”、“無思不服”），怎麽(me) 可以像您所說的“無益於(yu) 人之國”呢！直逼得秦昭王無話可說，隻能連聲說“好！”不過，這當然是出於(yu) 荀門儒家弟子單方麵的文獻記錄罷了。秦政如果真的認可並接受荀子的治理建議，後來也不至於(yu) 後來“仁義(yi) 之不施”而迅速暴斃了。在荀子看來，儒家與(yu) 法家的分殊就在於(yu) “仁術”與(yu) “力術”的差別，所以他積極建議秦國當政者“力術止，義(yi) 術行”。[78]及早摒棄暴政，而施行仁政，把人當人，別以國家的名義(yi) 和政府的強權欺淩庶人黎民，秦國似乎還有藥可救。

結束語

儒者如果官居朝廷，則能夠推施仁德，而使國家、政府的每一次行為(wei) 都具有一種可欣賞、有意境的美學性質，讓天下治理獲得本身變得更加愉悅；而如果沒權沒職，身處社會(hui) 底層，也並不消極頹廢，還能夠找到自己的作用點和貢獻空間，致力於(yu) 潛沉下去，淳化世風民俗，改善社會(hui) 習(xi) 氣，使之變得更加美好。法家主政，隻把時間和精力放在抓經濟效益提高、作戰軍(jun) 功的創造、社會(hui) 生產(chan) 指標攀升等方麵，硬件建設被突出到一個(ge) 顯著地位，而往往忽略或罔顧軟性力量、世道人心、文明素質、可持續發展、人性限製與(yu) 德性修煉等因素。法家為(wei) 政如急火爆炒，見效甚快，但亡得也快，司馬談稱其為(wei) “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79]儒家治理則屬於(yu) 慢火細工，不能在短時期內(nei) 見效，得慢慢燉，慢慢煨，慢慢熬，結果卻能維持長治久安。法家追求的目標比較單一化，國家利益絕對優(you) 先，財富積累迅速，生產(chan) 效率提高最為(wei) 重要，把人當成工具使喚；而儒家的理想則比較複雜，粘附性大，相關(guan) 程度比較高。這是儒、法兩(liang) 家為(wei) 政的一大顯著不同，不可不察。

然而，從(cong) 孔子開始，到孟子、到荀子，儒家一直都在不遺餘(yu) 力地推銷自己的天下治理方案，可惜都沒有遇到識貨的君王。司馬遷稱：“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yu) 君，莫能用”，[80]一輩子混得灰頭土臉，主義(yi) 雖好但就是沒人欣賞。然而，為(wei) 什麽(me) 法家人物自商鞅開始，到李斯，其治理方略卻都能夠為(wei) 秦王所接受和采納呢？最根本的原因則是能夠滿足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荀子入秦”，置身第一強國，麵對一統整齊的治理效果，給荀子心靈所帶來的震撼和衝(chong) 擊無疑是不小的，其所做的理性反思也是切中秦政的要害的。然而，儒家的政治理想從(cong) 來就沒有實現過，孔子不得誌，抑鬱而終，孟子、荀子也都沒有施展過經邦濟世的治理才能，甚至連一個(ge) 合適的舞台都沒有找到過。問題可能還出在儒家方案本身上，其設計隻有理想性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提高可操作性、現實可能性和有效性。當初商鞅是帶著“帝道”、“王道”、“霸道”三套方案去見秦孝公的，孝公對前兩(liang) 個(ge) 絲(si) 毫不感興(xing) 趣，因為(wei) 它們(men) 壓根就都沒有市場，不可能有效解決(jue) 現實問題，光好聽、好看卻不中用，是不行的。所以，儒家跟法家從(cong) 來就沒有機會(hui) 博弈，也沒有能力進行較量，盡管其始終掌握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很高的道義(yi) 標準。而這恰恰又是非常值得儒家自身所檢討和反思的，把自己的仁道理念主動推銷出去，而不是守株待兔，坐等君王賞識和接納，應該也是儒之為(wei) 儒的一種能力要求。

注釋：
 
[①]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世文獻考辨與曆代注疏研究”（19ZDA027）階段性成果。
 
[②]在“天人三策”之第一策的語境中，董仲舒把“善治”與“更化”聯係在一起。“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又，“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然而，切不可以為，儒家的善治隻有“更化”這一個麵相，相反，善治的內容包括很多，“更化”隻是其一而已。董仲舒“更化”命題隻有放在秦滅漢興之際風雲驟變的曆史場景下考量，才是有意義的。劉漢政權初建，百廢待興，文質道統選擇、五行德運確立、周秦製度轉型、朝儀禮法再造等都需要負責頂層設計的帝國君臣拿出改革的勇氣和智慧。當此之時，“更化”是急務，作重點強調，尚能理解，無可厚非。但處於和平穩定氛圍，則不可說“善治”唯有“更化”，尊重治理規律，鞏固社會秩序才是正道，一味“更化”，折騰不休則未必能夠導致“善治”。一個統治集團，如果其政策總處於不斷更化之中，則要麽說明他們一直就沒有找準正確的治理方向和發展道路，要麽就說明他們從來就沒有做對過任何事情，而一直都在犯錯、糾錯。兩種情況都是缺乏必要政治能力和基本素質的表現，因而都必將動搖和威脅政權的合法性。引文見【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1096、1097頁。
 
[③]參閱楊柳橋：《荀子詁譯·彊國》，第四三三頁。
 
[④]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27頁。
 
[⑤]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75頁。
 
[⑥]國相範雎，因封地在應國，故又稱“應侯”，林元凱雲：“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彊國》，台北：藝文印書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第521頁。範雎何時被秦昭王封為應侯，司馬遷則說“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見【漢】司馬遷：《史記》卷七十九《範雎蔡澤列傳》，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598頁。
 
[⑦]荀子為什麽又叫“孫卿子”或“孫卿”呢？【清】謝墉曰：“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轉引自楊柳橋：《荀子詁譯·儒效》，第一五三頁。此解流於表麵。而王先謙則疏曰：“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也。”今本《荀子》乃得益於漢儒劉向的編輯和整理，故其避宣帝之諱，而改荀子之姓為孫。荀、孫音近，故可通。引文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17頁。
 
[⑧]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強國》，第296、297頁。
 
[⑨]董平：《老子研讀·十九章》，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10頁。
 
[⑩]王國軒、王秀梅注：《孔子家語·王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6頁。
 
[11]【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衛靈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六二四頁。
 
[12]錢穆：《論語新解·衛靈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404、405頁。
 
[13]轉引自【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強國》，第四三八頁。
 
[14]張道勤：《尚書直解·周書·立政》，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185頁。
 
[15]黃懷信：《尚書注訓·周書·立政》，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第345頁。
 
[16]《詩·唐風·鴇羽》雲:“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參閱雒江生：《詩經通詁·唐風·鴇羽》，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三00頁。《毛傳》曰：“盬，不攻致也。”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唐風·鴇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上冊，第396頁。但這裏似乎應該解釋成“止息，停止”。王先謙引《詩》卻解為“不堅固”，顯然與《強國》之上下文義相違，故不從。
 
[17]楊柳橋：《荀子詁譯·彊國》，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四三九頁。
 
[18]陳戍國點校：《周禮·冬官考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9年，第116頁。
 
[19]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轉引自【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為政》，重刊宋刻本《十三經注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台北：藝文印書館，中華民國一0二年，第18頁上。
 
[20]轉引自楊柳橋：《荀子詁譯·彊國》，第四三八頁。
 
[21]“俶儻”，即倜儻。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前漢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清光緒廿六年虛受堂刊本影印，下冊，第1240頁上。
 
[22]楊堅點校：《淮南子·原道訓》，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2頁。
 
[23]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68頁。
 
[24]楊倞曰：“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68頁。楊柳橋也解作術數，參閱《荀子詁譯·彊國》，第四三九頁。
 
[25]【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強國》，第297頁。
 
[26]轉引自楊柳橋：《荀子詁譯·彊國》，第四三八頁。
 
[2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59頁。
 
[28]【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75頁。
 
[29]荀子也及時反駁了韓非的“以便從事”之說。“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盧文弨以為，軍，當作“君”字。參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75頁。法家的“以便從事”是不講原則的，隨機應變，隻要方便把事情做成，怎麽辦都行，可以不擇手段，可以實行“無底線”包抄，可以不顧倫理道德，可以違抗法禁律條。這就是法家可以做出反文明、反人類行徑的不要命之處。荀子的批判還隻從利己主義角度進行，似乎尚還沒能夠擊中要害。法家是以便於自己為“便”，把國家或政府的充分自由淩駕於民眾的完全不自由的基礎之上，而隻強調便於己而根本不顧是否便於別人，儒家則以便於別人為便。法家的“便”皆以不便於別人、甚至侵占別人權益為前提條件，隻要求別人服從服務於自己的欲望需要，其付諸政治生活的“不變之便”一般都是以有組織、有計劃、強製性的方式實現的，往往表現出一種極度的利己、自私，因而容易引起人們的深惡痛絕。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組織都不應該為了實現自己的自由，而以剝奪他者的自由為前提、為代價、為路徑，否則就是不人道、非正當的。
 
[30]軋，楊倞解曰：“踐轢也”。《說文·車部》曰：“軋，輾也”。
 
[31]其實這個時候的秦國無疑依然是非常強大的，其力量是任何一個東方六國都難以比擬的。但它的這種強大與當年秦滅六國極度亢奮的大好形勢則可形成鮮明反差，賈誼《過秦論》曰：“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時，齊有孟嚐，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並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勣、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製其兵。嚐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製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大秦的聲勢，可謂高歌猛進，一瀉千裏。是六國害怕它，而不是它害怕六國。“及至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籓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彎弓而報怨。”四海歸服，六國頓首，玉宇齊整，天下一時間竟被收入秦人之囊中。引文見【漢】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71、72頁。
 
[32]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75頁。
 
[33]【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強國》，第297頁。
 
[34]元朝原本北方遊牧民族起家，雖不用儒，但其仍開科舉考試，所用教材一仍趙宋，皆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據史載，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立國子學。十年（1273年），真金太子奉旨行科舉。次年（1274年），省臣議定科舉程序。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禮霍孫、留夢炎等請設科舉，許衡議科舉、罷免詩賦，重視經學，科舉製度始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定科舉程序，下詔施行科舉。至於考試內容，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皆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出題範圍也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並用《朱氏章句集注》。
 
[35]【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強國》，第297頁。
 
[36]【明】宋應星：《天工開物·粹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0頁。
 
[37]參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彊國》，台北：藝文印書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第523頁。
 
[38]轉引自楊柳橋：《荀子詁譯·彊國》，第四三八頁。
 
[39]轉引自【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馬部》，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第828頁上。
 
[40]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大略》，第470頁。
 
[41]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王霸》，第199頁。
 
[42]參見【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商君列傳》，第陸冊，第二八八二頁。
 
[43]秦昭王與荀子這段著名的對話，也被後來的劉向收錄在《新序》一書中，文字則稍有出入。可參閱【漢】劉向：《新序·雜事第五》，見《百子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第501、502頁。
 
[44]楊倞解曰：致，極也。
 
[45]埶，楊倞解曰：權埶。而王先謙則不同意，並引王念孫：埶者，位也。例證則有：《禮記·禮運》：“在埶者去”，鄭玄注曰：“埶，埶位也。”《荀子》之《儒效》：“埶在人上。”《仲尼》：“埶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論》：“埶位至尊。”這些“埶”皆與“位”同義。王先謙按曰：“二義相成。埶，‘勢’本字。有埶必有位也。”引文參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17頁。但這些例證仍然解釋不了荀子在這裏為什麽不用“位”而用“埶”的疑問。
 
[46]【唐】顏師古《漢書》注：“編，列次也。”轉引自楊柳橋：《荀子詁譯·儒效》，第一五四頁。
 
[47]嗚呼，楊倞作“歎辭也”，不通。楊柳橋則作“呼喚”，從之。
 
[48]財，楊柳橋解曰：“體裁”，見《荀子詁譯·儒效》，第一五六頁，似乎不通。財，通裁，指安排取舍，考慮判定，推測決斷。《管子·地形》：“裁大者眾之所比也。”《榖梁傳·序》：“《公羊》辨而裁。”
 
[49]楊倞解曰：“閻，裏門也。”“窮閻，窮僻之處。”轉引自【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18頁。
 
[50]逾，楊柳橋作“踰”，見《荀子詁譯·儒效》，第一五三頁。
 
[51]粥，古同“鬻”，指賣。《禮記·王製》有曰：“田裏不粥，墓地不請。”
 
[52]楊倞解曰：“豫賈，定位高價也。”《孔子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
 
[53]【清】俞樾稱：“‘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備’，故誤為‘蚤’耳。”王先謙引《荀子》之《榮辱篇》“脩正致辨矣”，《非十二子》“脩正者也”，《富國》“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為證。【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19頁。蚤正，章詩同則解作：“預先改正”，因為“蚤”，通“早”。見章詩同：《荀子簡注·儒效》，第62頁。
 
[54]參見章詩同：《荀子簡注·儒效》，第61、62頁。
 
[55]【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第275頁。
 
[56]而正名，往往又是有代價的，甚至經常還是非常昂貴的代價。在儒家那裏，為了糾正一個合法、正當的名分，可以千裏追殺，可以人頭落地，可以發動戰爭，可以血流成河。錢穆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先正其名。”見《論語新解·子路》，第329頁。
 
[57]朱用純修訂：《增廣賢文》，太原：書海出版社，2001年，第28頁。
 
[58]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第58頁。
 
[59]分別參閱錢穆：《論語新解·憲問》，第一三、一四章，第361、363頁。
 
[60]參閱陳戍國點校：《禮記·大學》，第534頁。
 
[61]轉引自【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17頁。
 
[62]參閱王國軒、王秀梅：《孔子家語注·相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3頁。
 
[63]《樂成》篇曰：“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見楊堅點校《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第132頁。
 
[64]《雜事一》、《雜事五》所記載的文字，大致相同。“孔子【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走】，魯之鬻馬牛【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分別見《百子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漢】劉向：《新序》卷一《雜事第一》、卷五《雜事第五》，第471、501頁。
 
[65]見《百子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漢】孔鮒：《孔叢子·陳示義》，第270、271頁。
 
[66]【南朝梁】蕭統：《文選》卷五十九《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0頁。
 
[67]《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喂獸之藥，毋出九門。”《爾雅》曰：“兔罟，謂之罝。”高誘曰：“麋鹿罟。網，其總名也。”
 
[68]轉引自【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20頁。
 
[69]【清】王念孫以為，“君”當為“若”，字之誤也。蓋有【漢】劉向《新序·雜事》：“若義信乎人矣”為證。轉引自【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20頁。備此說，供參考。
 
[70]竭蹶，楊倞解曰：“顛倒也”又，“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
 
[71]參見章詩同：《荀子簡注·儒效》，第62、63頁。
 
[72]【漢】趙岐注曰：“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見重刊宋刻本《十三經注疏》影印，【漢】趙岐，【宋】孫奭：《孟子注疏·梁惠王上》，台北：藝文印書館，中華民國一0二年，第21頁上。
 
[73]轉引自楊柳橋：《荀子詁譯·儒效》，第一五五頁。
 
[74]儒家為什麽具有高貴、雅致的氣質？荀子也曾說過：“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參見章詩同：《荀子簡注·儒效》，第66頁。儒家的尊貴來自它始終都能夠站在道義的一邊，而與威權勢力、霸淩主義相抗爭。孔子著《春秋》完成王道正義的“素王”之業，空手無劍，兵戈不執，但竟然可以使後世之亂臣賊子懼怕萬分。這就是儒家之“貴”的力量。
 
[75]參閱雒江生：《詩經通詁·大雅一·文王有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七二五頁。
 
[76]楊柳橋：《荀子詁譯·儒效》，第一五七頁。
 
[77]【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第121頁。
 
[78]參閱【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強國》，第293頁。這或許是荀子當著宰相李斯的麵把脈秦國政治現狀之後所開出的一劑治療藥方。據楊倞稱：劉向《新序》曰：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但卻為今本所脫。
 
[79]【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942頁。
 
[80]【漢】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第二》，第145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