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風險治理大考中的民族複興(xing) 之路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香港《中國評論》2020年3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六日辛亥

          耶穌2020年3月9日

引言：新時代的風險治理大考

共同體(ti) 起於(yu) 危機，民族複興(xing) 之路多艱。中國文明與(yu) 政治建構曆來具有超越種族和主權領土的普遍性訴求，將自身繁榮穩定與(yu) 其他族群的共同發展作為(wei) “天下”尺度裏的相關(guan) 事物加以考量和實踐。如果說馬克思主義(yi) 謀求的是一種超國家的各民族普遍自由解放，這種解放具有無產(chan) 階級世界革命的意義(yi) ，那麽(me)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則是在天下秩序重構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雙重意義(yi) 上展開了精致飽滿的新世界觀與(yu) 秩序建構前景。中國自身的結構性變遷，是當代世界體(ti) 係最大的調節性和建構性力量。中國走向複興(xing) 的曆史道路既需要一種回溯文明的保守性力量，也需要一種進取世界的創新性力量，因而所遭遇的觀念和製度張力必然前所未有。

中國不可能是一個(ge) 簡單的“尾隨者國家”，而必然是一個(ge) 與(yu) 世界和平相處的文明領導型國家。中國發展道路的再次清晰化與(yu) “新時代”的曆史自覺有關(guan) ，表現在2017年底的十九大報告以及2018年初的憲法修正上，中國決(jue) 心依靠自身的文明與(yu) 政治立場展開長期的改革探索，在自我塑造的同時塑造一個(ge) 被稱為(we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新式天下秩序。在中國的戰略澄清條件下，中國內(nei) 外的壓力因素必然聚集，在全球治理與(yu) 國家治理雙軌層麵的挑戰必然加大。隨著中國轉向自主性的民族複興(xing) 之路，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想象與(yu) 期待落空，轉而尋求以新冷戰及全麵脫鉤的方式孤立和封鎖中國。

2018年以來，中國的複興(xing) 之路麵臨(lin) 著來自三個(ge) 相關(guan) 維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維度，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確定了中美競爭(zheng) 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備知識與(yu) 製度公共品，強化與(yu)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ti) 的深度經貿合作，並借助“一帶一路”擴展中國的經濟戰略域外空間和資源，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彈性化抗壓體(ti) 係；第二，“一國兩(liang) 製”維度，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特殊領域，是中國與(yu) 世界就現代化議題達成底限共識與(yu) 合作默契的特殊製度安排，中國以強烈的現代化意願和主權節製性建構了一種對主權國家憲製秩序有所偏離的特別行政區製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初的台灣大選造成“一國兩(liang) 製”的觀念認同危機及製度模仿擴展的困難，“香港台灣化”成為(wei) 對抗性政治趨勢；第三，2020年初爆發擴散的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暴露出中國主體(ti) 性國家治理能力與(yu) 社會(hui) 集體(ti) 行動能力的諸多短板，中國啟動了超強的隔離性管製與(yu) 全國性動員，將疫情防控與(yu) 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經濟負麵影響與(yu) 社會(hui) 合作短缺也不斷浮現，“多難興(xing) 邦”再次成為(wei) 複興(xing) 道路上的現實性挑戰。

這三個(ge) 維度存在密切聯係，主體(ti) 性國家治理是最內(nei) 核與(yu) 最關(guan) 鍵的基礎，是維係“一國兩(liang) 製”和參與(yu) 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這些張力和困難是中國民族複興(xing) 之路必然需要經曆和克服的，它們(men) 的相對集中隻是因為(wei) 新時代中國發展基礎與(yu) 戰略方向已然成形，模糊空間與(yu) 猜想成分基本擠出。從(cong) 中國應對上述治理挑戰的表現和結果來看，中美貿易戰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是和局，展現了實力和原則，亦表現了合作與(yu) 改革的意願及空間；香港反修例史無前例，挑戰甚大，但中央對香港的地位與(yu) 角色有了更清晰認知，有助於(yu) 國家戰略的調整及對港管治的改進，而台灣大選及社會(hui) 本土化與(yu) 國民黨(dang) 的“離岸”傾(qing) 向，顯示“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壓力重重，主場統一不容回避；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正在中央介入、全國動員與(yu) 全球合作的治理合力下得到有效防控，其暴露出來的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能力短板正好對應於(yu) 2019年11月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之“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精細規劃而成為(wei) 新時代治理改革的最佳素材、動力和契機。這些刺激反應的經驗和過程，正是民族複興(xing) 之路的關(guan) 鍵印記。

一、“美式天下”與(yu) 中國角色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假戰爭(zheng) ”，因為(wei) ：一方麵，中美貿易不平衡不等於(yu) 不公正，美國找錯了貿易失衡的症結，轉移內(nei) 部政治社會(hui) 矛盾，打了一場以“貿易”為(wei) 名的霸權戰爭(zheng) ；另一方麵，美國在2017年底已形成對華政策新共識，將中國識別為(wei) “第一號對手”，以冷戰思考和方式全麵調整與(yu) 中國的關(guan) 係。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中美兩(liang) 國都聲稱要維護既定的國際法秩序，要求對方遵守“規則”。2017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習(xi) 近平主席發表“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主題演講，呼籲全球捍衛多邊自由貿易體(ti) 製，維護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秩序。美方代表對此甚為(wei) 詫異，認為(wei) 此次參會(hui) 仿佛是“愛麗(li) 絲(si) 夢遊仙境”，中美的價(jia) 值觀與(yu) 政策主張似乎已“乾坤顛倒”。與(yu) 中國在“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上的開放性價(jia) 值宣示和政策主張相比，美國的“特朗普主義(yi) ”則有著逆全球化、強烈民族主義(yi) 和霸權主義(yi) 的濃重印記。中國以“天下”文明思維對世界體(ti) 係與(yu) 世界事務提出見解，貢獻力量，創新製度，是具有自身文明及全球治理之充分正當性的。然而，美國關(guan) 心的並不是中國可以對世界有何貢獻，而是中國的進取心與(yu) 進取戰略可能對美國霸權構成何種競爭(zheng) 與(yu) 消解的後果。

美國關(guan) 心的從(cong) 來不是“天下”，而是“誰之天下”。以“天下體(ti) 係”研究聞名海內(nei) 外的哲學家趙汀陽先生曾經回應過外國學者塞爾瓦托·巴博納斯的“美式天下論”，後者將美國主導的世界體(ti) 係解釋為(wei) “美式天下”而忽視了“天下”的中國文明屬性。事實上，“天下”在中國政治哲學範疇內(nei) 具有特定化的文明內(nei) 涵，是中國人身份認同與(yu) 秩序建構的最理想概念。中國人的秩序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wei) 一個(ge) 道德周全的體(ti) 係。其中“修身”是偏向主體(ti) 性的概念，強調以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倫(lun) 理將自身準備好，但不是發展成一個(ge) 與(yu) 整體(ti) 對立的權利主體(ti) ，而是自我教化為(wei) 一個(ge) 融入並貢獻於(yu) 整體(ti) 的“君子”。而“家”、“國”、“天下”則是君子從(cong) 事治理實踐的三個(ge) 漸次擴展性範疇，根據自身道德與(yu) 能力資格予以匹配，形成一種錯落有致的“賢能政治”傳(chuan) 統。家治理的理想標準是“齊”，國治理的理想標準是“治”，而天下治理的理想標準是“平”。這一立足於(yu) 中國文化人格與(yu) 賢能治理範式的“天下”不是西方曆史與(yu) 哲學意義(yi) 上的“世界”。中國春秋公羊學傳(chuan) 統下的曆史哲學之“三世說”主張“據亂(luan) 世、生平世、太平世”的政治演化論，也是對天下秩序的一種精致演繹。既往中國學界曾有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三代之治在英美”等，這些是近代中西交通初始階段國人精英心理的過度刺激反應，有自卑比附情結，並非深思熟慮的產(chan) 物。

無論如何，“美式天下”在權力意誌與(yu) 秩序意義(yi) 上仍然是無法回避的現實，這是西方1500年以來之“地理大發現秩序”內(nei) 外交錯累積的最終成果，也是弗朗西斯·福山宣布“曆史終結論”的主要經驗依據。吊詭的是，美國在西方文明範疇內(nei) 戰勝了西方另一條曆史路線的代表蘇聯，就直接宣稱冷戰勝利與(yu) 曆史終結，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與(yu) 國家的命運似乎隻是對西方體(ti) 係內(nei) 獲勝者的膜拜與(yu) 模仿而已。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期待正是中國經由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公民社會(hui) 及西方發展援助而納入“美式天下”，成為(wei) 西方“曆史終結”的最關(guan) 鍵東(dong) 方個(ge) 案。美國誤解了中國，也誤解了中國文明。

“美式天下”的關(guan) 鍵性缺陷在於(yu) ：平等倫(lun) 理僅(jin) 限於(yu) 西方國家內(nei) 部以及“非國家化”的個(ge) 體(ti) ，亦即文明國際法與(yu) 人權。現代國際法起源於(yu) 1648年三十年宗教戰爭(zheng) 結束時的威斯特伐利亞(ya) 和約，本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國家之間的和平契約，對非西方文明的國家與(yu) 地區本來不適用，如果適用則需要達到西方的文明標準。這就使得西方的世界秩序無法真正容納其他文明的同尺度理想和製度合理性，因而無法與(yu) 其他文明的普遍價(jia) 值真正相容。人權則是西方思想庫中孕育出的最具穿透力和解構性的概念，不僅(jin) 在其內(nei) 部作為(wei) 民主擴展和社會(hui) 平等的價(jia) 值基礎，而且在非西方國家進行著個(ge) 體(ti) 與(yu) 整體(ti) 的拆解程序，造成非西方國家民主轉型及西化進程中文明的自我解構、生活範式的自我否定以及對西方的嚴(yan) 格依附。這是西方全球化與(yu) “顏色革命”的秘密。這一進程造成了大量“失敗國家”，即便是民主轉型有所成功的國家和地區也普遍難以自立，在文化與(yu) 政治上存在激進要素，且不得不依賴於(yu) 美國和西方的保護體(ti) 係。個(ge) 體(ti) 人權的解放帶來文化合法性與(yu) 國家利益的整體(ti) 性依附，這是“美式天下”的“無形帝國”政治技藝，但其文化與(yu) 政治後果是非常嚴(yan) 重的。在“美式天下”的政治與(yu) 經濟分工體(ti) 係內(nei) ，不平等與(yu) 控製機製無處不在，“棱鏡門”式的監控網絡、美軍(jun) 基地的“全球化”、美元量化寬鬆的“剪羊毛”策略以及美國法律“長臂管轄”的製裁體(ti) 係，構成無法反抗、難以反思、無力抗衡與(yu) 突破的“鐵罩”。

中美貿易戰根源於(yu) 中國政經體(ti) 製的自主性與(yu) 發展優(you) 勢對“美式天下”的刺激挑戰，也根源於(yu) “美式天下”固有的對非西方文明的嚴(yan) 格敵意。西方文明並非對非西方文明完全無法容納，在曆史長河中也曾多有互動吸收，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代表無法容忍非西方文明的政治複興(xing) 與(yu) 權力表達。西方可以接受中國文明作為(wei) 可愛的“博物館文明”或民間人類學意義(yi) 上的“風俗文明”，但無法接受中國文明作為(wei) 國家治理與(yu) 全球治理的政治性文明。在“美式天下”的規範視野中，中國是沒有文明地位的，即便因其體(ti) 量而不得不獲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隻能是符合美國定義(yi) 的所謂“負責任的大國”，其責任內(nei) 涵與(yu) 承擔方式由美國來分配、監督甚至問責製裁。是中國的自主發展與(yu) 美國的規訓失敗，造成了中美貿易戰及“新冷戰”的發生，這是不可逆的曆史進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隻是這一進程的一個(ge) 初期節點。

且不論美國在香港反修例與(yu) 台灣大選中的直接幹預，美國在近期武漢新冠肺炎危機中的表現亦可折射“新冷戰”的戰略寒光：美國的道義(yi) 援助與(yu) 合作機製啟動遲緩；美國產(chan) 生了種族主義(yi) 的反華小高潮，典型如《華爾街日報》2月3日的“亞(ya) 洲病夫論”；美國政客乘機進行中美“脫鉤”的鷹派操作和輿論引導，損害中美關(guan) 係及中國利益；美國不適當宣布對中國的航運禁令並帶動其他國家“封鎖”中國；美國在台灣問題、華為(wei) 問題上乘人之危，持續擾亂(luan) 中國，妨礙疫情防控。這表明，疫情中的中國盡管獲得了世界越來愈多的同情、理解、支持與(yu) 合作，但美國對華戰略的“冷戰”動作卻頻頻展現，根本上還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與(yu) 中國及中國文明和平相處的意願，而將中國戰略性鎖定為(wei) “蘇聯第二”。

當然，美國也是多元的，始終存在戰略實用派和戰略鷹派的區分，前者傾(qing) 向於(yu) 和中國發展經貿關(guan) 係，從(cong) 中獲得超額利益，後者則無視經貿利益而徑取遏製甚至顛覆中國的冷戰利益。特朗普主義(yi) 介乎二者之間，是美國實用主義(yi) 與(yu) 鷹派冷戰主義(yi) 的某種奇特結合。美國民主黨(dang) 的彈劾失敗與(yu) 特朗普對華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達成，基本上奠定了特朗普連任的政治基礎。然而特朗普畢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內(nei) 的美國總統，是美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他對“冷戰”不熱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貿易利益和冷戰利益之間求得動態平衡，爭(zheng) 取政治連任及美國再次複興(xing) 的曆史定位。因此，盡管中美貿易戰一度有“泰山壓頂”之勢，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結構彈性、美國與(yu) 其盟友利益的差異性以及中國立足政治團結和經貿開放的辯證策略，在較長時段內(nei) 仍可大致維持與(yu) 美國的戰略和局，為(wei) 民族複興(xing) 爭(zheng) 取盡可能延長的時空餘(yu) 地。

二、香港台灣化與(yu) “一國兩(liang) 製”挑戰

“一國兩(liang) 製”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製度橋梁，但這是一座雙向通行的橋梁，而不是單向設定的方向標。從(cong) 中國自身的現代化與(yu) 國家建構進程來看，“一國兩(liang) 製”具有國家統一和經濟現代化的雙重價(jia) 值，其中是否隱含著製度現代化的期待和目標呢？是有的，但不是所謂的“內(nei) 地台灣化”或“內(nei) 地香港化”，而是內(nei) 地與(yu) 港澳台在“一國”的文化與(yu) 政治前提下共同致力於(yu) 民族複興(xing) 及製度現代化。因而，“一國兩(liang) 製”是中國長期現代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民族複興(xing) 事業(ye) 的杠杆和動力。這一邏輯隱伏於(yu)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治國方略之中，彰顯於(yu) 鄧小平具體(ti) 規劃和推進的國家統一事業(ye) 之中，在港澳先期收獲，在台灣凝聚成“九二共識”並持續推進和平發展與(yu) 漸進統一。

這一進程本來是中國人自己的利益、共識與(yu) 事業(ye) 。然而，現代中國的主權統一與(yu) 國家建構無法擺脫地緣政治及列強霸權陰影。台灣問題之所以成形，與(yu) 美國對二戰後遠東(dong) 國際法秩序的修正有關(guan) ，也與(yu) 中國建國、中蘇聯盟及朝鮮戰爭(zheng) 帶來的戰略再平衡壓力有關(guan) 。新中國70年曆史，是中國國際地位逐步恢複及獲得列強承認的曆史，但這種承認始終是有條件、有鬥爭(zheng) 及充滿不確定性的。1950年朝鮮戰爭(zheng) 期間，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台灣戰役被迫中斷。1979年中美建交，但美國承諾的“斷交、廢約、撤軍(jun) ”始終留有折扣及餘(yu) 地，《與(yu) 台灣關(guan) 係法》始終留有冷戰與(yu) 遏製戰略的尾巴，近些年伴隨中美關(guan) 係惡化而更有回潮逆流。2018年以來，美國涉台立法不斷升級，逐步突破中國國家利益與(yu) 主權秩序的底線，引發中美關(guan) 係進一步裂變及中國更深層次的戰略警惕和反製。

香港問題不僅(jin) 有美國在《香港政策法》下的持續幹預，也有台灣的長期政治經營和文化滲透。在港英時代，香港是兩(liang) 岸政權政治博弈的重要戰場，大陸保留香港殖民地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台灣則將其作為(wei) “反攻大陸”的策略基地。台灣政治的本土化與(yu) 民主化，既打擊了國民黨(dang) 的威權統治，又進一步隔斷了台灣與(yu) 內(nei) 地的最低限度政治文化認同，終於(yu) 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及民進黨(dang) 全麵執政之後導致了“九二共識”觀念危機及兩(liang) 岸進一步的“離岸”狀態和冷對抗。從(cong) 任何一個(ge) 指標來看，台灣的政治本土化都在充當香港的榜樣和示範。“香港台灣化”不是一個(ge) 新穎命題，而是香港回歸以來的一條社會(hui) 運動與(yu) 政治發展暗線，占中運動將這條暗線顯明化，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則將之主流化。港獨台獨之互動，當然不是純粹的地方性分離事件，而是中美關(guan) 係前沿戰略性拉鋸的一個(ge) 縮影。

香港台灣化造成的負麵影響是多方麵的，擇其要者包括：其一，“一國兩(liang) 製”出現觀念認同危機，香港反修例黑暴派和台灣太陽花新世代凝聚成“反中”價(jia) 值聯盟，破壞“一國兩(liang) 製”的“一國”前提，而缺失這一前提就等同於(yu) 港獨和台獨，從(cong) 而挑戰和突破了“一國兩(liang) 製”底線；其二，“九二共識”及“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麵臨(lin) 阻斷風險，香港反修例幫助蔡英文勝選，也幫助了台灣島內(nei) 獨派勢力的政治奪權與(yu) 文化整肅，使得既往兩(liang) 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和互動條件遭到結構性破壞；其三，外部幹預更加有借口，無底線，以直接立法、現場援助及秘密戰線多種方式介入，港台的愛國統一力量陷入一定程度的孤立、無力甚至分裂狀態；其四，中國主權秩序內(nei) 部的“冷戰”風險加大，價(jia) 值觀與(yu) 意識形態爭(zheng) 議無可化解，對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複興(xing) 造成直接損害；其五，港台的分離取向造成對內(nei) 地的網絡滲透、價(jia) 值倒灌及政治挑戰，對內(nei) 地政治安全與(yu) 治理現代化構成持續性威脅。

香港台灣化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台灣當局與(yu) 台灣社會(hui) 的所謂“製度自信”。台灣對抗“一國兩(liang) 製”的政治理由是“民主”，認為(wei) 台灣民主無法與(yu) 大陸的非民主體(ti) 製共存，甚至提出隻有大陸實現了自由民主，兩(liang) 岸才可政治談判。這是對“一國兩(liang) 製”憲製智慧與(yu) 和平善意的極大誤解，或者有意的曲解。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是西方現代性的兩(liang) 條路線，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各有其曆史根據及合理性，資本主義(yi) 在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的持續挑戰下逐步完善其價(jia) 值與(yu) 製度，甚至包括民主、平等之類的社會(hui) 正義(yi) 觀念也來源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世界曆史上，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之關(guan) 係不是隻有“冷戰”一種模式。“一國兩(liang) 製”就是要開創兩(liang) 種社會(hui) 製度的和平相處之道，這是偉(wei) 大的人類和平事業(ye) 。台灣則以一己之私及民主價(jia) 值觀的虛妄主張，將“一國兩(liang) 製”加以汙名化。當然，“民主”理由在國民黨(dang) 的教義(yi) 範疇內(nei) 也是存在的，隻是國民黨(dang) 屬於(yu) 民族主義(yi) 政黨(dang) ，在政治文化基因上具有中國大一統認同，故有“九二共識”之達成。民進黨(dang) 則堅決(jue) 斬斷了兩(liang) 岸之間的文化曆史紐帶，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大搞“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製造媒體(ti) 世界的“一言堂”，以本土政治正確淩駕一中憲製秩序與(yu) 多元社會(hui) 生活，導致台灣社會(hui) 民眾(zhong) 無法正確接觸、討論和接受“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意涵與(yu) 製度智慧，也無法“免於(yu) 恐懼”地參與(yu) 兩(liang) 岸協商和互動。2020年初生效的《反滲透法》標誌著“綠色戒嚴(yan) 時代”的到來。

2020年1月11日的台灣大選，蔡英文高票當選，韓國瑜落敗。這是台灣政治與(yu) 兩(liang) 岸關(guan) 係的一個(ge) 新的起點。在選舉(ju) 政治的誘導下，在台灣本土化的絕對正確壓力下，國民黨(dang) 的政治立場與(yu) 論述空間不斷遭受侵蝕，甚至出現了“中間化”乃至於(yu) “綠化”的趨勢：一方麵，國民黨(dang) 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卻是進一步“去中國化”，違背國民黨(dang) 立黨(dang) 宗旨；另一方麵，國民黨(dang) 黨(dang) 主席競選中出現了“郝龍斌現象”，立場論述從(cong) “九二共識”進一步後退，向民進黨(dang) 立場靠攏。國民黨(dang) 的“政治割據主義(yi) ”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語境化的現實壓力，但根本原則喪(sang) 失所帶來的政治代價(jia) 更大。如果國民黨(dang) 思考的隻是島內(nei) 選舉(ju) 政治利益，而喪(sang) 失國家民族大義(yi) 及兩(liang) 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與(yu) 擔當，就真的變成“台灣國民黨(dang) ”而永遠不可能對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作出獨特貢獻了。是僅(jin) 僅(jin) 著眼於(yu) 島內(nei) 選舉(ju) 分利而喪(sang) 失原則，還是堅持原則而有所謀劃和擔當，是對這個(ge) 百年老黨(dang) 的一次生死考驗。

在香港台灣化與(yu) 港台分離主義(yi) 影響下，港台在國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現出的敵意、疏離感和自私性是令人憂慮的。比之於(yu) 中國內(nei) 地及全球性的共同應對努力，港台地區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狹隘的地方主義(yi) 及政治本土化條件下的道德衰退：其一，台灣當局在口罩產(chan) 能有餘(yu) 的條件下宣布禁止對外（主要是大陸地區）出口，限期大陸遊客離境，阻撓台商包機返台，在兩(liang) 岸人民之間製造民意對立與(yu) 情感裂痕，撈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實行暫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費醫療、變相封關(guan) 等措施，存在剛性切割本地與(yu) 內(nei) 地聯係及忽視患者醫療人權需求的傾(qing) 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費用也有悖國際慣例；其三，香港出現針對武漢疑似患者的身體(ti) 和語言暴力，醫護人員存在消極怠工、歧視對待與(yu) 逃避責任的行為(wei) ，醫護罷工和黑暴派尋釁進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準；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對武漢肺炎進行政治“抽水”的情況，如陶傑、何韻詩等人輕佻甚至幸災樂(le) 禍的言論。當然，這是港台形象的一個(ge) 麵向，主要是其本土主義(yi) 的麵向。作為(wei) 中國同胞，港台社會(hui) 仍然存在從(cong) 民族情感與(yu) 專(zhuan) 業(ye) 學術層麵實際“參與(yu) ”武漢肺炎危機應對的人士，如台灣存在藍營人士的民間自發援助行為(wei) ，香港存在民間人士、科研機構共同參與(yu) 防治過程的行為(wei) 。這些表現，有些是治權當局回應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為(wei) ，有些則出現了過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yu) 同胞情感的行為(wei) ，還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對內(nei) 地的仇恨和敵意。

筆者相信，港台在武漢肺炎危機中的“逆向”措施並非港台社會(hui) 多數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當局、文化精英及傳(chuan) 媒體(ti) 係的政治化操作與(yu) 誤導，以及相關(guan) 的行政決(jue) 策及離岸舉(ju) 措，實在距離“一個(ge) 中國”的同胞互愛倫(lun) 理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合作互惠倫(lun) 理甚遠，在此意義(yi) 上，港台所謂的現代化仍存在價(jia) 值麵的深刻缺陷。當然，我們(men) 並不回避內(nei) 地治理體(ti) 係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應對武漢肺炎危機上的弊病與(yu) 錯漏，這些正是內(nei) 地治理現代化和公民養(yang) 成的未竟課題。問題是，港台以此種操作持續損害國家信任與(yu) 內(nei) 地民眾(zhong) 同胞情感，長遠來看對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僅(jin) 是在遠離國家，也是在遠離全球化和危機應對的普遍價(jia) 值，其所依賴的其實也不是所謂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狹隘的地方主義(yi) ，一種前現代的潛伏價(jia) 值觀。這種潛伏價(jia) 值觀是港台現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jia) 值短板。

三、疫情政治與(yu) 國家治理現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現，武漢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wei) SARS類傳(chuan) 統疾病，並宣布這屬於(yu) “國際關(guan) 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這是中國新時代國家治理麵臨(lin) 的嚴(yan) 峻挑戰，武漢當局的信息遲延與(yu) 治理不作為(wei) 被視為(wei) 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國家介入後實施了超強的隔離管製、全民防疫動員、全國性支援行動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幹部更換問責措施。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於(yu) 作為(wei) 超大規模共同體(ti) 的中國而言，不是簡單的製度移植問題，而是複雜的製度實驗、製度競爭(zheng) 與(yu) 製度建構問題。但是，中國身處全球化時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環境下，國民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實際體(ti) 驗、比較及要求是不斷提高的。這種治理比較不僅(jin) 存在於(yu) 中國和外國政府之間，也存在於(yu) 中國內(nei) 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間。

從(cong) 危機事件的時間軸線來看，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關(guan) 於(yu) 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指出：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各醫療機構要及時追蹤統計救治情況，並按要求及時上報。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確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yan) 重，所有病例均已隔離治療，多例病例與(yu) 華南海鮮城有關(guan) ，國家衛健委專(zhuan) 家組同日抵達武漢開展檢測核實工作。武漢市衛健委與(yu) 國家衛健委專(zhuan) 家組的早期監測與(yu) 通報工作未能確定新病毒的“人傳(chuan) 人”特征與(yu) 規律，中央與(yu) 地方未能按照《傳(chuan) 染病防治法》的相關(guan) 緊急疫情應對程序采取強有力規製措施，導致預警遲延，疫情有所擴散。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在政治最高層的權威決(jue) 斷與(yu) 最高級別專(zhuan) 家組的權威判斷下出現結構性轉機：其一，國家主席習(xi) 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眾(zhong) 生命安全和身體(ti) 健康放在第一位，製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jue) 遏製疫情蔓延勢頭；其二，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zhuan) 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宣布新型病毒存在“人傳(chuan) 人”現象及14名醫護人員感染。國家衛健委於(yu) 同日發布2020年第1號公告，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傳(chuan) 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chuan) 染病並采取甲類傳(chuan) 染病的預防控製措施。1月23日，武漢封城，全國各地跟進采取相應的超強隔離管製措施並開展社區動員與(yu) 精細防治工作。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疫情納入“國際關(guan) 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在中央監督性介入、全國動員與(yu) 全球合作的基礎上，疫情防控進入了有序的製度化階段，但防控形勢仍然嚴(yan) 峻，疫情“拐點”尚難準確預期，內(nei) 外輿論對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質疑不斷轉移“熱點”，甚至存在對體(ti) 製根本合法性的疑問，也存在帶節奏和別有用心的謠言和政治企圖。抗疫不僅(jin) 僅(jin) 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疫情政治”在短短的一個(ge) 多月內(nei) 席卷政界、學界和內(nei) 外輿論，也成為(wei) 年初中國公共領域最受關(guan) 注及參與(yu) 度最高的公共議題。如果說全球治理與(yu) “一國兩(liang) 製”領域的治理考驗對中國而言還存在一定的戰略餘(yu) 地和距離的話，武漢疫情防控下的治理大考則要求中國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治理答卷，在抗疫過程中展現與(yu) 新時代相適應的製度協調力和價(jia) 值證明力。在事關(guan) 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政治問題上，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麵臨(lin) 著直接而嚴(yan) 峻的考驗和重塑。

治理評估的層麵是非常多的，我們(men) 這裏選擇若幹關(guan) 鍵領域和議題加以分析：

第一，信息治理。武漢地方當局之所以預警遲延，造成全國被動，既與(yu) 《傳(chuan) 染病防治法》規定的集權化信息發布機製有關(guan) ，也與(yu) 地方政府回避預警信息與(yu) 管治責任以及謠言治理中過度嚴(yan) 厲執法和維穩式思維有關(guan) 。典型的“李文亮事件”顯示出公眾(zhong) 對政府信息治理能力滯後的不滿，“吹哨人”與(yu) “造謠者”的網絡形象對峙凸顯公眾(zhong) 對一種開放透明型治理的規範性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唐興(xing) 華先生在官方微信公眾(zhong) 號文章中從(cong) 法官立場對武漢的謠言治理提出了批評。然而，這不是武漢個(ge) 例，而是中國整體(ti) 治理改革轉型的一個(ge) 事件縮影。地方政府的治理仍然高度依賴於(yu) 一種權力主導型的封閉維穩模式，而對十八大以來“治理現代化”所要求的公開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價(jia) 值認同與(yu) 製度適應。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再次對“治理現代化”進行精細化的製度規劃，推進的是同一方向上的治理改革進程。

第二，央地治理。“武漢—湖北—中央”在這一場疫情治理的決(jue) 策鏈條上處於(yu) 法律分配的不同位置，擔負不同的治理責任。《傳(chuan) 染病防治法》對央地職權有所分配，偏向於(yu) 中央集權控製，這有一定的立法正當性，因為(wei) 疫情防治事關(guan) 多部門權力及資源動員，中央的持份權更大。問題是，法律同時授予了地方對預警信息及臨(lin) 時管製措施的決(jue) 定權，而地方怠於(yu) 行使這些權力，其背後折射的是一種“懶政”思維與(yu) 責任倫(lun) 理的結構性衰退。周雪光教授在《中國國家治理的製度邏輯》一書(shu) 中分析過中國的央地治理邏輯，質疑了“一統體(ti) 製”和“有效治理”之間的根本張力，而其在近期關(guan) 於(yu) 武漢新冠肺炎危機的學術訪談中再次重申了既往觀點。周雪光的理論分析框架偏向於(yu) 一種分權治理，其批評性分析從(cong) 組織社會(hui) 學角度有合理之處，但其觀察視野缺乏對中國集權體(ti) 製曆史基礎與(yu) 憲製張力的更深入分析。中國的央地關(guan) 係在曆史上反複調適，最終走向一種中央集權模式，由國家主動承擔超額的治理成本而達成對地方權力的有效約束和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中國所尋求的治理現代化不是以拆解中央集權為(wei) 基本目標或代價(jia) ，而是確保中央集權條件下尋求對地方治理的精細化製度設計、激勵與(yu) 監督。中國是地方發展極其不平衡的超大規模共同體(ti) ，其繁榮穩定與(yu) 高度統一的中央權力息息相關(guan) ，也與(yu) 中央權力對地方治理的政策調控精確性和激勵機製有效性有關(guan) ，但治理改革若以犧牲中央權力為(wei) 目標，則製度結果就不是理想性分權，而是分崩離析。中央在極短時間內(nei) 完成湖北高級幹部的輪換問責，是從(cong) 組織人事權邏輯對地方治理的監督和調整，而未來製度改革亦將從(cong) 此次治理危機中做出更嚴(yan) 格和準確的檢討及修正。

第三，文化治理。疫情治理中，除了“吹哨人”與(yu) “造謠者”的對立之外，還存在“風月同天”與(yu) “武漢加油”的對立。日本援華物資的“口號藝術”大獲成功，不僅(jin) 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唐詩妙語，還有一係列的官方及民間援助活動的文宣折射出對中華文化古典性的熟知和認同。相比“加油”之類的日常俗化語言以及中國民間社區管製中“凶神惡煞”的宣傳(chuan) 標語，這種可追溯至中國文化深處的詩句即刻刺激了中國人的文化神經與(yu) 文化良知。網絡上固然有所謂的“精日分子”的乘機炒作，但更多的網民是基於(yu) 對中國公共語言的典雅性憂慮而發聲呼籲的。中國公共語言經曆過近現代百餘(yu) 年激進變革及改造，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及典雅型文化規範的距離有所疏遠，而民族複興(xing) 必然包括文化複興(xing) ，必然要求一種麵向典雅規範重建過程的文化治理。我們(men) 不是推崇日本，而是痛責我們(men) 為(wei) 何長久遺落了中華文化的瑰寶精華並讓我們(men) 的生活思維與(yu) 表達充滿“暴力”成分。新時代的文化治理提出了中華文化本位的目標，但百年積澱之文化更新更化，並非短期可成，需久久為(wei) 功。

第四，法律治理。“李文亮事件”是維穩法律治理的典型事件，而其所受的“訓誡”處罰則是一種已經過時的“治安管理處罰”，類似於(yu) 一種教育和警示措施。盡管這種“訓誡”並無實際處罰內(nei) 容，但對於(yu) 醫院公職人員有較強的威懾性，對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言論自由也有“寒蟬效應”。缺乏法治區分理性的法律治理，混雜著法律、政策和裁量基準，導致一線執法人員“從(cong) 緊從(cong) 嚴(yan) ”的執法習(xi) 慣，從(cong) 而造成對法律原則和精神的偏離，妨礙了社會(hui) 公眾(zhong) 與(yu) 官方之間的風險信息交流、理性商談及共識化預警決(jue) 策。與(yu) 武漢警方執法錯失相比，“大理緊急征用案”則暴露出地方政府任意解釋法律及濫用地方行政征用權的製度弊端，幸好有網絡民意監督及中央的監督性介入才得到及時糾正，否則全國性的抗疫秩序必然遭到地方割據性的阻隔，而法律的統一性和權威性也將遭到嚴(yan) 重削弱。為(wei) 了統一法律解釋與(yu) 執行標準，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其他部門出台了疫情防控相關(guan) 的司法解釋，國家監察委向武漢派出了專(zhuan) 門調查組，法律人共同體(ti) 對各地政府行為(wei) 合法性進行了有力的專(zhuan) 業(ye) 意見批評和監督，提出了相關(guan) 的立法或修法建議，網絡民意監督對於(yu) 法律秩序維護亦起到矯正作用。這些機製和力量是“全麵依法治國”所依賴的重要治理資源，在疫情治理中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五，共同體(ti) 治理。疫情風險是對共同體(ti) 秩序的重大考驗，也是價(jia) 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機。共同體(ti) 秩序區分為(wei) “家”、“國”、“天下”三個(ge) 層次，抗疫的隔離規製有助於(yu) “家”的重溫與(yu) 治理，而在“國”與(yu) “天下”層次分別對應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層次，則需要更複雜的思考和應對。重大疫情的風險治理是對新時代、新治理與(yu) 全新的中國與(yu) 世界關(guan) 係的價(jia) 值與(yu) 製度考驗，中國麵向世界的共同體(ti) 建構與(yu) 塑造之信用基礎取決(jue) 於(yu) 風險治理的規範性、層次性與(yu) 有效性，對中國而言也是一次彰顯和改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及全球治理參與(yu) 能力的曆史機遇。共同體(ti) 起於(yu) 危機，塑造於(yu) 集體(ti) 行動，完成於(yu) 製度理性的規則化建構。

四、結語：民族複興(xing) ，負重前行

對中國新時代而言，沒有人想到21世紀的第三個(ge) 十年是這樣開局的，而且連接著之前年份相當尺度的重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驚心動魄，跌宕起伏，充分表現出世界大轉型時段千轉百回之曆史風情。

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修例、台灣大選及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是中國內(nei) 外治理秩序遭遇的結構性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不是中國的主觀失誤所致，而是中國客觀成長及治理要求不斷提升的結果。2018年之前，中國並沒有在知識和製度上準備好如何做一個(ge) 對世界負責任的文明大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是一個(ge) 對西方的學習(xi) 和模仿者，並一度引發西方對中國“和平演變”的積極期待。這是東(dong) 西方關(guan) 係的一種根本誤解，也是西方世界的“東(dong) 方主義(yi) ”之價(jia) 值濫用和視野局限性。中國與(yu) 西方之關(guan) 係從(cong) 長時段、大曆史來看，應當是平等、競爭(zheng) 與(yu) 合作的良性互動關(guan) 係，中國文明內(nei) 部是存在和平發展的天下主義(yi) 共同體(ti) 基因的，但西方的一元化世界觀與(yu) “異教—冷戰”思維妨礙了西方真正以平等倫(lun) 理與(yu) 中國相處。中美貿易戰標誌著西方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對中國的戰略懷疑和遏製，貿易戰隻是借口和第一步，而冷戰思維與(yu) 各式遏製行動接踵而至。

由於(yu) 美國對二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性地位，中美關(guan) 係之裂變必然引發中國國家治理的刺激反應，在“一國兩(liang) 製”領域便出現了伴隨性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台灣大選，造成對“一國兩(liang) 製”主要示範區及未來突破區的觀念認同危機，造成對“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的戰略性對衝(chong) 。武漢肺炎危機缺乏西方“陰謀論”的充分證據，從(cong) 目前來看主要是對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全麵考驗，但西方勢力顯然對此有政治利用，而國內(nei) 政治中的“反建製”力量以及民間性的異議力量受到激發亦出現了一係列的“反治理”行為(wei) 。無論是西方的主動帶節奏、脫鉤還是對國內(nei) 民眾(zhong) 情緒的精準煽動，抑或國內(nei) “反建製”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導和重新聚集對新時代改革的幽怨敵意，都需要國家治理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有效展開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體(ti) 治理在內(nei) 的觀念與(yu) 製度的結構性變革。這一變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顛覆性政治變革，而是立足新時代基本體(ti) 製與(yu) 命題的治理現代化改革。新時代的民族複興(xing) 之路必然是充滿風險與(yu) 挑戰的，目前呈現出的治理危機是長久潛伏積累之內(nei) 外張力和矛盾的匯聚爆發，我們(men) 應當有充分的戰略定力、製度自信和改革意誌應對危機，從(cong) 中學習(xi) 、反思與(yu) 進步，以負責任的負重前行，在多層次治理實踐中回答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建構的基本觀念和路徑到底是什麽(me) 的重大命題，共同塑造和見證中華文明的又一個(ge) “軸心時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