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正誠之學到堯舜之治：朱熹帝學思想探析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37輯，陳明  朱漢民，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五日庚戌

          耶穌2020年3月8日

[內(nei) 容提要]

從(cong) 首次提出以《大學》為(wei) 帝學到其經筵講學之際的32年間，朱熹從(cong) 未放棄過對“帝學”的思索與(yu) 建構，力圖以《大學》“正心誠意”之學，正君心立綱紀，塑造理想帝王，成就堯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誠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關(guan) 鍵，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的實施是君心正而後綱紀立的自然延伸，體(ti) 現了朱熹以理學原則規範帝王及政治的理想追求，其實質就是以道統規範治統，限君權而出治道。

[關(guan) 鍵詞]

朱熹  大學  帝學  正心誠意  正君心 立綱紀  堯舜之治

自從(cong) 範祖禹首先提出“帝王之學謂之‘大學’”的理念後，[①]宋代士大夫們(men) 紛紛以《大學》為(wei) 思想武器，通過經典義(yi) 理的重新詮釋，力圖建構帝王之學，以堯舜聖王為(wei) 目標，引導帝王為(wei) 學修身、治國理政，成就君德帝業(ye) ，寄寓政治理想。首先對其進行係統思考與(yu) 理論探討的是朱熹。

通過對朱熹文集的梳理，我們(men) 發現，早在紹興(xing) 三十二年（1162），朱熹就在《壬午應詔封事》中提出“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②]帝王當以《大學》為(wei) 正學而“躋之堯舜之盛”。[③]之後，他還撰寫(xie) 了《癸未垂拱奏劄》《庚子應詔封事》《辛醜(chou) 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等係列“帝學”封事與(yu) 奏劄，希望通過“講學明理而導之於(yu) 前，定計所以養(yang) 氣而督之於(yu) 後，任賢所以修正而經緯乎其中”，[④]以學術影響帝王及政治，成就堯舜聖王之治，解決(jue) 南宋的政治危機與(yu) 社會(hui) 問題。當朱熹有機會(hui) 奏對時，有人曾善意地提醒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wei) 言。朱熹斷然拒絕道：“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⑤]紹熙五年（1194），朱熹擔任煥章閣待製兼侍講，為(wei) 宋寧宗講學之時，再次全麵總結了其帝學思想，發揮《大學》經義(yi) ，撰寫(xie) 《經筵講義(yi) 》進講。

從(cong) 首次提出以《大學》為(wei) 帝學到其經筵講學之際的32年間，朱熹從(cong) 未放棄過對“帝學”的思索與(yu) 建構。其恒定不變的主題就是以《大學》“正心誠意”之學，正君心立綱紀，[⑥]成就君德帝業(ye) ，重構政治社會(hui) 秩序，實現儒家的王道理想。然而長期以來，學界更多的是關(guan) 注朱熹以《大學》建構四書(shu) 學新理學體(ti) 係的研究，而忽視了其作為(wei) 士大夫以《大學》建構帝學，力圖以學術指導政治，得君行道，致君堯舜的一麵，從(cong) 而無法真正理解朱熹平生精力盡在《大學》的根本原因。[⑦]

那麽(me) ，如何以《大學》之道引導帝王成就堯舜之治呢？朱熹認為(wei)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wei) 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wei) 而必為(wei) ，所不當為(wei) 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⑧]而所謂的“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ti) 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隻是推此理。”[⑨]因此，要實現致君堯舜的理想目標，首先就要通過格物致知以明理，而後做誠意正心的修身工夫，最終達致家齊、國治、天下平的目標。

一、格物致知以明理：為(wei) 學最為(wei) 先務

朱熹認為(wei) ，在成就聖王的道路上，格物致知乃是“《大學》第一義(yi) ”，“修

己治人之道無不從(cong) 此而出”，[⑩]是帝王為(wei) 學修身的首務。那麽(me) ，什麽(me) 是格物致知？如何格物致知以明理呢？

1.格物致知的內(nei) 涵。所謂的“格，至也。物，尤事也”，“格物”就是“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11]也即即物求理，窮而至之，達致對事物之理極致的認識。所謂“致知”，則是“致，推極也。知，尤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是將格物所窮之理推至極致，“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12]從(cong) 格物到致知是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格物隻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隻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yi) 隻是如此才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13]兩(liang) 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物是致知的基礎與(yu) 條件，致知是格物的深化與(yu) 完成；格物是對事物的研究、分析、歸納而獲得之“理”，致知是對所獲之“理”的應用與(yu) 推演。合而言之，格物致知就是通過向外即事窮理，向內(nei) 推致吾心，使得“內(nei) 外昭容、無所不盡”。[14]外物之理與(yu) 我心之理融會(hui) 貫通，達到心與(yu) 理一，獲得對“共同之理”的認識。

2.格物致知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格物致知何以可能且成為(wei) 必要呢？這是因為(wei) “萬(wan) 物各具一理，而萬(wan) 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正是由於(yu) 萬(wan) 物共同之理的存在，使得格物致知成為(wei) 可能，“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yu) 天下之理無不能知”。可從(cong) 具體(ti) 事物的分殊之理達致對天地萬(wan) 物共同之理的認識。同時，萬(wan) 物除了理一之外，還有氣稟“清濁偏正之殊”與(yu) 物欲“淺深厚薄之異”，因而造成了聖與(yu) 愚、人與(yu) 物的不同，“以其稟之異，故於(yu) 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yu) 義(yi) 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氣稟與(yu) 物欲的不同，使得格物致知成為(wei) 必要。否則任其發展下去，則會(hui) 給天下國家的治理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昔者聖人蓋有憂之”，通過小學而進乎大學之教，“窮究天下萬(wan) 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15]在萬(wan) 物一體(ti) 的終極境界與(yu) 分殊之理間，通過格物致知，不斷地探知世界與(yu) 自身，體(ti) 認萬(wan) 事萬(wan) 物之理，確定自己與(yu) 世界的有機聯係，提升其生命價(jia) 值。

3.格物致知的方法。如何格物致知以明理呢？可根據不同事物，從(cong) 不同途徑入手，“或考之事為(wei) 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yu) 身心性情之德，人倫(lun) 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shou) 草木之宜，莫不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己者”。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推類以通其餘(yu)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但得一道而入，於(yu) 一事上窮盡，便可透過現象探究其本質與(yu) 規律（理），同時，以主敬主一、莊整齊肅、收斂其心等方式，“從(cong) 容反覆而日從(cong) 事乎期間”，持之以恒，真積力久，“以至於(yu) 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yu) 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ti) 而無不盡矣”。[16]萬(wan) 物之“理”與(yu) 心中之“理”相互印證，在日用倫(lun) 常中達致對天地萬(wan) 物之“理一”的認識，知其所當然與(yu) 所以然，為(wei) 個(ge) 體(ti) 安身立命，參讚天地化育奠定基礎。

4.格物致知的對象與(yu) 實質。朱熹格物致知的對象，雖然包括鳥獸(shou) 草木等自然物理，但其所“窮”之理的重心，卻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等社會(hui) 人倫(lun) 與(yu) 道德之理。[17]因而其格物致知的實質是“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18]通過與(yu) 外界事事物物的接觸，在日用倫(lun) 常的踐履中，體(ti) 認自身天賦之“明德”，充分發揮主體(ti) 的道德自覺性，依循天理而行，不斷地摒去氣質、物欲之蔽，以至於(yu) 明明德於(yu) 天下而臻於(yu) 至善。所以朱熹說，“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yang) 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19]也即程頤所說的“‘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20]格物致知是通過事事物物分殊之理的窮究，達致對“共同之理”的體(ti) 認，明白“至善”之所存，並不斷地擴充其天賦“明德”之性，“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誠意正心而修身立德。[21]沒有格物致知的“求知至善之所在”的“知止”努力，就沒有“自誠意以至於(yu) 平天下”的“求得夫至善而止之”的“得止”效驗。[22]

如果帝王及其子弟在“為(wei) 臣為(wei) 子之時”沒有通過“涵養(yang) 其本原”的“格物致知”功夫,幼時不知“小學之教”，長大之後就“無以進乎大學之道”，一旦“君臨(lin) 天下之日”，則“決(jue) 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製其可否之命”，“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禦之之術”，使得中外大小之臣皆得以“欺蔽眩惑於(yu) 前，騁其疑義(yi) 於(yu) 後”，將給國家帶來大危大累。所以作為(wei) 帝王應當“深思猛省，痛自策勵”，求其放心，實下功夫，“涵養(yang) 本源而致其精明，以為(wei) 窮理之本”，使得“奸言邪說無足以亂(luan) 其心術”，方可以秉本執要，達致對天下的治理。[23]可見，朱熹將格物致知以明理作為(wei) 帝王為(wei) 學之首務，目的就在於(yu) 就是要樹立天理的最高權威，將帝王納入天理所規範的範圍，讓其認識到學為(wei) 堯舜的依據就在於(yu) 天理所賦的“明德”之性中，從(cong) 而引導帝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24]提升道德的自覺性與(yu) 自律性，按照理學的原則立身行事與(yu) 治國理政，實現天下大治。

二、誠意正心以修身：“正君心”之關(guan) 鍵

如果說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而明善的“知”之始，那麽(me) 誠意、正心則是“體(ti) ”此“理”而逐漸臻於(yu) 至善的“行”之始，是引導帝王於(yu) 天理、人欲的隱微處做工夫，用道心克製人心，摒棄氣質物欲之弊而“得此道於(yu) 身”，[25]正其心術以立紀綱的關(guan) 鍵階段。

1.帝王之心正與(yu) 不正的根源。朱熹認為(wei) ，雖然心具有“至虛至靈，神妙不測”而“提萬(wan) 事之綱”的功能，[26]但是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所謂“天理”乃“此心之本然”，是“道心”的體(ti) 現；所謂的“人欲”，就是“此心之疾疢”，為(wei) “人心”之發用。[27]天理與(yu) 人欲，道心與(yu) 人心，一個(ge) 原於(yu) 性命之正，一個(ge) 生於(yu) 形氣之私，其“所以為(wei) 知覺者不同”。人物之生，無不是理、氣和合的結果，隻要有人之形，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這是人人之所同。[28]作為(wei) “本心之善”的道心，其體(ti) 至微，隱而難見，在外界“利欲之攻，不勝其眾(zhong) ”的誘惑下，“其間心體(ti) 湛然、善端呈露之時，絕無僅(jin) 有”，[29]天理之善與(yu) 道心之微難以呈現，是以危殆而不安。道心與(yu) 人心、天理與(yu) 人欲，常“雜於(yu) 方寸之間”，不時地交戰於(yu) 其中。[30]如果循道心與(yu) 天理而行，則“其心公而且正”；如果循人心、人欲而行，則“其心私而且邪”，二者一分，則“公私邪正之塗判矣”，從(cong) 而產(chan) 生“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國家治亂(luan) 之效“大相絕者”，然究其根源，其發端處卻“在夫一念之間”。[31]如對此“不知所以治之”，心無所主，就會(hui) 產(chan) 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的後果，而致“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32]物欲橫流，風俗頹敗，國家動亂(luan) 。因而天理與(yu) 人欲，道心與(yu) 人心的發端、萌芽處，即是做正心修身功夫的關(guan) 鍵點。

2.誠意正心以修身。

《大學》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33]又言：“知至而後意誠”。[34]誠意是與(yu) 致知相續相貫的過程。朱熹說“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卻隻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35]因而窮盡此理而知至之後，就必須根據所體(ti) 認到的“天理”，“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yu) 善而無自欺也”，[36]依循天理之本然，嚴(yan) 分道心與(yu) 人心、天理與(yu) 人欲之別，“察乎二者之間而不雜”，“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37]一切依循天理而行，做到“有主於(yu) 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yu) 隱微之間也”，致使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yu) 毫厘之間”，[38]心有所主而不為(wei) 私欲所移，居敬持誌，終日儼(yan) 然，常存此心，在惟微惟危處紮紮實實地做為(wei) 善去惡、明理誠善的修身功夫。日日從(cong) 事於(yu) 期間，無少中斷，“必使道心常為(wei)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道心主宰人心，“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yu) 理”，[39]致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這些都是“皆所以正吾心而為(wei) 天下萬(wan) 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中，雖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40]所謂“正其本，萬(wan) 事理”，勞少而功多，身修而國治，臻於(yu) 至善，優(you) 入聖域，反之則“差之毫厘，繆以千裏”，“天下之事，無急於(yu) 此。”[41]

由此可見，誠意正心是將個(ge) 體(ti) 通過格物致知而認識到的天理，進一步內(nei) 化於(yu) 心、外化於(yu) 行的踐履過程，是知“道”、體(ti) “道”進而得“道”於(yu) 身，最終實現致明明德於(yu) 天下的關(guan) 鍵階段。沒有格物致知的窮理工夫，誠意正心便失去了內(nei) 在的依據與(yu) 行動方向；沒有誠意正心的惟精惟一工夫，格物致知所窮之理便無處安放而流於(yu) 空虛。格物致知是誠意正心的基礎與(yu) 前提，而誠意正心則是格物致知的延伸與(yu) 深化，格物致知與(yu) 誠意正心共同構成了具有儒家理性主義(yi) 與(yu) 實踐精神的修身功夫。隻要抓住了正心修身這個(ge) 根本，則可推之天下國家亦舉(ju) 而措之耳，治理天下也就順理成章，如同運諸掌上般容易。這就是“大學之道”所謂的本末先後的為(wei) 學修身之序，展現了儒家以修身為(wei) 本而及於(yu) 天下國家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

三、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立綱紀”之要

通過格物致知以窮理明善，誠意正心以修身立德的工夫，引導帝王“正君心”而立定天下之大本之後，接著就是要將帝王體(ti) 認到的“天理”推之於(yu) 家國天下，具體(ti) 化為(wei) 一係列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方可紀綱立而天下治。

（一）齊家之術

相對於(yu) 帝王治國平天下而言，齊家是根本，“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42]帝王之“齊家”與(yu) 普通百姓不同，包括了太子的培養(yang) 、後妃近侍、外戚權貴等多種關(guan) 係的處理。

1.擇師傅以輔皇儲(chu) 。從(cong) 江山穩固與(yu) 國家治理的角度而言，皇太子的教育是其中最首要的問題。“天下之命係於(yu)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yu) 早諭教與(yu) 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43]皇太子教育當首重擇師傅而得其人。因而“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yu) 之居處”；別置師傅賓客，以“發其隆師親(qin) 友、尊德樂(le) 義(yi) 之心”；“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複其職”，“防其戲慢媟狎、奇邪雜進之害”；又置“讚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使得皇太子朝夕所處而親(qin) 密無間者，無非正人，習(xi) 於(yu) 正而正。此外，還需皇帝以時召之，言傳(chuan) 身教，從(cong) 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帝王自身“所服行而已有效，與(yu) 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勉者，傾(qing) 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帝王“傳(chuan) 心之妙”，而使得宗廟社稷永固，傳(chuan) 之無窮。[44]

2．正家人及其左右。（1）定正位，分嫡庶。在夫妻的關(guan) 係處理中，要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nei) ，而夫婦之別嚴(yan) 者，家之齊也。”分清楚男女、夫婦各自的位置與(yu) 職責。內(nei) 外之分、夫婦之別不可以易位。在妻妾關(guan) 係的關(guan) 係處理中，則要求“妻齊體(ti) 於(yu) 上，妾承接於(yu) 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45]妻妾的位置、嫡庶的分別要有定分，不能僭越。（2）戒聲色，杜請托。在宮闈內(nei) 外，帝王要注意“采有德、戒聲色、近嚴(yan) 敬、遠技能”，多親(qin) 近賢德之人，“內(nei) 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46]以端莊齊肅的態度，明辨是非，讒言不入，正身以德，使“後妃有《關(guan) 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luan) 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這即是“家之正也。”[47]（3）戒貴戚，正左右。帝王退朝之後，在從(cong) 容燕息之間，務必使陪侍左右的“貴戚近臣、攜仆奄尹”，各恭其職，上憚不惡之嚴(yan) ，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nei) 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從(cong) 而使得“內(nei) 自禁省，外徹朝廷”，均秉持公理正義(yi) 而行，無外戚近習(xi) 亂(luan) 政，從(cong) 而正家人而及於(yu) 左右，“有以達於(yu) 朝廷而及於(yu) 天下焉。”[48]

（二）治國平天下之術

在以《大學》作為(wei) 帝王之學來指導帝王成聖德出聖治的封事奏劄中，朱熹結合自己擔任地方官多年的政治經驗與(yu) 南宋的社會(hui) 實踐，提出了一係列的治國平天下之術，其要點如下：

1.親(qin) 賢臣遠小人而明體(ti) 統。朱熹認為(wei) “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親(qin) 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49]因而君主當正心修身，循天理公聖心，從(cong) “為(wei) 宗社生靈萬(wan) 世無窮之計”出發，而“不為(wei) 燕私近習(xi) 一時之計”，選拔剛明公正之人作為(wei) 輔相，遠離“作奸欺、植黨(dang) 與(yu) 、納貨賂”的奸佞小人。[50]明確“人主以論相為(wei) 職，宰相以正君為(wei) 職”，君臣各守其職，各盡其力，不相侵奪，然後體(ti) 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yu) 一而無多門之蔽。同時，“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wei) 台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帝王“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yu) 賢大夫而不在於(yu) 群小，陟罰之柄，常在於(yu) 廊廟而不處於(yu) 私門。”[51]從(cong) 而建立“鄉(xiang) 總於(yu) 縣，縣總於(yu) 州，州總於(yu) 諸路，諸路總於(yu) 台省，台省總於(yu) 宰相，而宰相兼統眾(zhong) 職，以與(yu) 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的君臣共治天下，互相製衡的政治運行機製，防止君主因一己之私而朝政獨斷，“宰相、台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得其守，各司其職，確保體(ti) 統明而綱紀立，朝廷正而天下萬(wan) 事無不得正。[52]

2.振綱紀選賢才以厲風俗。朱熹認為(wei) “四海之廣，兆民至眾(zhong) ，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善為(wei) 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不敢如吾誌之所欲者，則先有綱紀以持之於(yu) 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如下也。”所謂的振綱紀就是“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私也。”其實質就是任賢使能，賞罰分明。因而需“宰執執秉而不敢失，台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yu) 上而照臨(lin) 之”，君臣皆以公心，各守其職，各盡其力，“是以賢者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wan) 事之統無所缺也。”所謂“風俗”就是“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wei) ，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如果在上位者綱紀既振，則在下之人，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yu) 身”，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從(cong) 善，“而禮儀(yi) 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反之，如果“至公之道不行於(yu) 上，是以宰執、台諫不得其人，黜陟刑賞多出於(yu) 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yu) 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wei) 務”，風俗頹壞，士風不振。因而，朝廷綱紀以及在上位者的表率作用，依然是天下風俗轉變的重要因素。[53]

3.紓民困修軍(jun) 政而攘夷狄。朱熹認為(wei) ，節用愛人是先聖治國之要旨。其緣由即在於(yu) “國家財用皆出於(yu) 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yu) 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財政用度皆取之於(yu) 民，因而愛人者必先節用，乃是不易之理。但是從(cong) 宋代建國以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其“取於(yu) 民者，比之前代已為(wei) 過厚，重以熙豐(feng) 變法，頗有增加。”尤其是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複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憚”。其根源一是“諸路上供多入內(nei) 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二是軍(jun) 費負擔過重，將帥不得其人。因而要紓解民困，就必須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入手，一是“還內(nei) 帑之入於(yu) 版曹、複破分之法於(yu) 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cong) 廢罷”，從(cong) 源頭減輕老百姓的賦稅負擔；二是擇將帥核軍(jun) 籍，汰浮食廣屯田，以節約軍(jun) 費，充實軍(jun) 儲(chu) ，則民力可紓，軍(jun) 政可修，國力日強，最終實現攘夷狄複國仇，收故土的理想。[54]

四、結語

朱熹為(wei) 什麽(me) 會(hui) 以《大學》為(wei) 帝學以正君心立綱紀呢？這是因為(wei) 朱熹認為(wei) “人君之學與(yu) 不學，所學之正與(yu) 不正”，直接關(guan) 係到“天下之治亂(luan) ”。[55]在君主集權製度下，帝王身係天下之重，“天下之事，其本在於(yu) 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yu) 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56]帝王的一言一行決(jue) 定了天下之風向與(yu) 國家之興(xing) 亡，因此要成就堯舜般的聖帝明王之業(ye) ，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從(cong) 權力的源頭正君心立紀綱，防止君主因個(ge) 人私欲對國家正常政治生態與(yu) 運行機製的破壞。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dang) 反側(ce) 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係而立”。綱紀的樹立有待於(yu) 君主之心正，而“君心不能以自正”，又有待於(yu) 師傅賢臣“講明義(yi) 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立。”[57]選擇何種經典與(yu) 學問正君心立綱紀直接關(guan) 係到國家之興(xing) 衰治亂(luan) 。

由於(yu) 《大學》作為(wei) “古者聖帝明王之學”，承載了《六經》的經旨脈絡與(yu) 與(yu) 堯舜聖聖相傳(chuan) 的精一、執中之道，[58]體(ti) 現了“聖人做天下的根本”，“明此以南麵，堯之為(wei) 君也；明此以北麵，舜之為(wei) 臣也”。[59]為(wei) 帝王與(yu) 為(wei) 士大夫提供了一條由內(nei) 聖通向外王的修身立德、治國平天下的為(wei) 學綱領與(yu) 實踐路徑，凡是“後之君子欲修己治人而及於(yu) 天下國家者”，必不可“舍是而他求”。[60]如果帝王能夠“少留聖意於(yu) 此遺經”，通過“延訪真儒”，講學明理，[61]以《大學》指導其正心修身、治國理政的實踐，則可以“秉本執要，酬酢從(cong) 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奸言邪說無足以亂(luan) 其心術”，[62]從(cong) 而實現“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的王道政治。[63]這也是朱熹多年來一直孜孜不斷地詮釋《大學》，建構學術與(yu) 政治思想體(ti) 係的根本原因。

雖然朱熹也自知其“正心誠意”之學，“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yu) 用”，[64]但他之所以不計後果地向帝王進獻大學之道，即使是“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就在於(yu) 這是他從(cong) 國家長治久安出發，“竭其平日憂國之誠”而撰寫(xie) 的“治體(ti) 之要”，[65]如能引導帝王“緝熙帝學以繼跡堯、舜”，[66]“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ti) ”，[67]掌握天下國家治理之要道，“上有補於(yu) 聖明，下無負於(yu) 所學”，[68]朱熹即使是“退伏岩穴，死無所憾”。[69]其以《大學》為(wei) 思想框架建構帝王之學，作為(wei) “正君心立綱紀”的思想武器，也無非是希望從(cong) 為(wei) 治的源頭與(yu) 根本出發，以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引君於(yu) 道，影響帝王的心性修養(yang) 與(yu) 政治實踐，實現堯舜之治。其中，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誠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關(guan) 鍵，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的實施是君心正而後綱紀立的自然延伸，體(ti) 現了朱熹以理學原則規範帝王及政治的理想追求，其實質就是以道統規範治統，限君權而出治道，具有一定的政治批判意義(yi) 。同時，他又將其理想的實現寄寓於(yu) 君主的道德自覺，在實際操作中缺乏製度與(yu) 法律上的製約，因而又具有曆史的局限性。

作者簡介

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湖南汨羅屈子書(shu) 院執行院長，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藝術哲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項目主持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子課題負責人，出版了《朱熹帝學思想研究》（台灣）、《論語探微》、《梁啟超與(yu) 近代中國學術師承》等專(zhuan) 著。

﹡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哲學博士。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範祖禹：《帝學校釋》，陳曄校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頁。
 
[②]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頁。
 
[③]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573頁。
 
[④]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96頁。
 
[⑤]脫脫等：《朱熹傳》，《宋史》卷429，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757頁。
 
[⑥]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0頁。
 
[⑦]朱熹曰：“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
 
亦然。”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頁。
 
[⑧]朱熹：《癸未垂拱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3頁。
 
[⑨]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5，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2頁。
 
[⑩]朱熹：《答宋深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朱子全書》第23冊，第2773頁。
 
[11]朱熹：《經筵講義》，《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朱子全書》第20冊，第707頁。
 
[12]朱熹：《經筵講義》，第696-697頁。
 
[13]朱熹：《答黃子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1，《朱子全書》第22冊，第2377-2378頁。
 
[14]朱熹：《經筵講義》，第697頁。
 
[15]本段所引均出自朱熹：《經筵講義》，第708-709頁。
 
[16]本段所引均出自朱熹：《經筵講義》，第708-709頁。
 
[17]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5，第284頁。
 
[18]朱熹：《經筵講義》，第696頁。
 
[19]朱熹：《經筵講義》，第694頁。
 
[20]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6頁。
 
[21]朱熹：《經筵講義》，第694頁。
 
[22]朱熹：《經筵講義》，第696頁。
 
[23]朱熹：《經筵講義》，第709-710頁。
 
[24]朱熹：《延和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書》第20冊，第642頁。
 
[25]關於“道”與“德”的關係，朱熹曰：“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3，第231頁。
 
[26]朱熹：《行宮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69頁。
 
[27]朱熹：《延和奏劄二》，第639頁。
 
[28]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第591頁。
 
[29]朱熹：《己酉擬上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2，《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9頁。
 
[30]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31]朱熹：《延和奏劄二》，第639頁。
 
[32]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33]朱熹：《經筵講義》，第696頁。
 
[34]朱熹：《經筵講義》，第697頁。
 
[35]朱熹：《答王子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朱子全書》第22冊，第2262頁。
 
[36]朱熹：《經筵講義》，第710頁。
 
[37]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38]朱熹：《經筵講義》，第712頁。
 
[39]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40]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41]朱熹：《癸未垂拱殿奏劄一》，第633頁。
 
[42]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43]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22頁。
 
[44]朱熹：《戊申封事》，第598-599頁。
 
[45]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46]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47]朱熹：《戊申封事》，第592頁。
 
[48]朱熹：《戊申封事》，第592頁。
 
[49]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20頁。
 
[50]朱熹：《戊申封事》，第599-600頁。
 
[51]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23-624頁。
 
[52]朱熹：《庚子應詔封事》，第586頁。
 
[53]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24-625頁。
 
[54]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25-626頁。
 
[55]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56]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57]朱熹：《庚子應詔封事》，第586頁。
 
[58]朱熹：《庚子應詔封事》，第586頁。
 
[58]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59]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60]朱熹：《經筵講義》，第692頁。
 
[61]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3頁。
 
[62]朱熹：《經筵講義》，第710頁。
 
[63]朱熹：《戊申封事》，第614頁。
 
[64]朱熹：《癸未垂拱奏劄二》，第633頁。
 
[65]朱熹：《戊申封事》，第613-614頁。
 
[66]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9頁。
 
[67]朱熹：《延和奏劄二》，第641頁。
 
[68]朱熹：《戊申封事》，第613-614頁。
 
[69]朱熹：《戊申封事》，第5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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