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現宏闊的漢代經學圖景

——讀程元敏先生《漢經學史》

作者：陳壁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灣]第五十三期（2019年）

在中國經學史上，漢代是最為(wei) 獨特，也最為(wei) 重要的時期。就經學本身而言，漢代經學長久地塑造了中國經學的基本形態，自兩(liang) 晉至隋唐的義(yi) 疏之學，以及有清一代的複興(xing) 漢學，皆圍繞著漢代經學開展進行。就經學教化而言，自漢世立經學博士，確立經學在政教中的基本價(jia) 值，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價(jia) 值根基。因此，對漢代經學的理解，關(guan) 係著對整個(ge) 經學史，也關(guan) 係著對整個(ge) 中國文明的基本認識。

而漢代經學的研究，自民國之初現代學術興(xing) 起以來，時不乏書(shu) ，代不乏人，且其進路可稱異途，方法可謂多樣，不待一一檢討。而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討論有漢一代經學之基本風貌，新出的程元敏先生大著《漢經學史》，可謂自成一家之言。

《漢經學史》書(shu) 影

一

《漢經學史》為(wei) 近八百頁之大著，計分十卷。本書(shu) 的最大特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學術史家的眼光，分科設段，呈現有漢一代的經學流變過程。而為(wei) 了將漢代經學史做全麵的敘述，本書(shu) 的敘述方式，是時代與(yu) 專(zhuan) 題相結合的方式。從(cong) 寫(xie) 法上講，這種方式表現出程元敏先生對漢代經學的係統認識。

在經學史寫(xie) 作中，有兩(liang) 種方式比較常見，偶爾交叉使用。第一種是以時代為(wei) 綱，梳理經學史的流變。最典型的著作，是皮錫瑞的《經學曆史》與(yu) 馬宗霍的《中國經學史》。這種經學史最大的好處是能夠一目了然，從(cong) 整體(ti) 上把握整個(ge) 經學史的基本脈絡。而其不足，則是對跨時代的重要問題，缺乏專(zhuan) 題式的集中分析。例如在皮著、馬著經學史中，對讖緯、鄭玄學術等方麵，多流於(yu) 介紹與(yu) 表態，而缺乏深入的討論。第二種方式是以經書(shu) 為(wei) 綱，此以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shu) 》、甘鵬雲(yun) 的《經學源流考》為(wei) 代表。這種經學史寫(xie) 法，更象是經書(shu) 文獻史，這一寫(xie) 法使曆代經書(shu) 的代表作品及其思想、方法，皆一覽無遺，但由於(yu) 許多經師所注不止一經，導致這種寫(xie) 法重其書(shu) 而略其人。又因為(wei) 時代思潮往往與(yu) 曆史相結合，也導致這種寫(xie) 法重書(shu) 籍而略思潮。

皮錫瑞《經學曆史》書(shu) 影

一代經學史的寫(xie) 作，與(yu) 整體(ti) 經學史的寫(xie) 作，道理完全相同。程元敏先生的《漢經學史》，總體(ti) 上是以時代為(wei) 綱領。而其特色，則是在以時代為(wei) 綱的基礎上，輔以專(zhuan) 題，綱舉(ju) 目張地呈現漢代經學史麵貌。

在《漢經學史》中，表現“史”的性質的主線，是自漢初到獻帝時期的經學發展。因此，本書(shu) 的卷壹“秦季漢初經學史”、卷貳“漢文帝、景帝兩(liang) 朝之經學”、卷叁“兩(liang) 漢之民間古文學”、卷肆“漢武帝朝之經學”、卷伍“漢昭帝、宣帝及元帝三朝之經學”、卷陸“漢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之經學”、卷捌“經學極盛時期——漢光武、明、章三朝之經學”、卷玖“經學衰微時期——漢和帝至獻帝世之經學”，這些不同的階段，構成了漢代經學史的時間軸。

但是，還有大量的經學問題，或跨不同時段，或逸出時代範圍。凡兩(liang) 漢讖緯之學、經師說經摻入老莊之言等問題，既為(wei) 經學史之大問題，又不為(wei) 時代所限製，《漢經學史》的處理方式，是列為(wei) 專(zhuan) 題，以專(zhuan) 門討論其經學意涵與(yu) 影響。

例如漢代的讖緯之學，對漢代經學與(yu) 政治皆有根本性的影響。其興(xing) 盛在哀、平之間，並波及整個(ge) 東(dong) 漢時期，漢末經注，也大量援引讖緯之義(yi) 以說經，甚至鄭玄、王肅之爭(zheng) ，也涉及到讖緯注經的有效性問題。如果將讖緯學分散在各個(ge) 年代，則無法充分呈現其影響。《漢經學史》的處理方式，是將“漢代讖緯學”一卷列在卷柒，處東(dong) 、西漢經學之間，所述內(nei) 容，自西漢哀、平至東(dong) 漢末年。這一結構安排非常合理。讖緯起源，岐說紛紛，鍾肇鵬先生《讖緯論略》曾說：“關(guan) 於(yu) 讖緯的起源，曆代以來，說法最為(wei) 分歧。今條別之，可分十二類。”[1]其中，言讖緯起源最早者為(wei) 劉師培，以為(wei) 源於(yu) 太古，最晚者為(wei) 漢代張衡，以為(wei) 源於(yu) 西漢末年。而程元敏先生繞開各種岐說，不再糾葛於(yu) 考證讖緯中哪些文句出自什麽(me) 年代，直接考察西漢末年讖緯興(xing) 起的政治土壤，以為(wei) “讖緯之學起於(yu) 哀、平，蓋因《赤精子之讖》而起也。”[2]因此，程先生認為(wei) ：“從(cong) 其極盛之轉變關(guan) 鍵時段言之，謂緯候起於(yu) 哀、平，不必論為(wei) 誤。”[3]在《漢經學史》中，程先生將“漢代讖緯學”一卷置於(yu) 兩(liang) 漢之間。這樣，既凸顯了讖緯學在漢代經學中的特別地位，又合理地安排了全書(shu) 的章節順序。讖緯之外，又有熹平石經、今古文經學之統合、今古文經說玄理化、荊州經學等問題，《漢經學史》皆開辟專(zhuan) 題，重點討論。

可以說，《漢經學史》以年代為(wei) 綱，專(zhuan) 題為(wei) 輔的寫(xie) 作方式，使漢代經學史的整全圖景得以充分展現。

二

有漢一代，經學由昌明而至極盛，及至魏晉，雖然思想主流轉為(wei) 玄學，但經學作為(wei) 治國綱領的地位，從(cong) 未改變。麵對此數百年間的經學盛衰，如何提綱挈領，抓住主要思想脈絡，是對經學史寫(xie) 作的最大考驗，更是衡量一部經學史所達到高度的主要標準。

程元敏先生的《漢經學史》，基本的學術關(guan) 懷是兩(liang) 漢的經學盛衰，而表現這種盛衰的主線，是今古文之爭(zheng) 。本書(shu) 把今古文之爭(zheng) 的問題，貫穿到整個(ge) 漢代經學史之中。

誠然，考察兩(liang) 漢經學史，今古文問題可謂最核心的問題。在《漢經學史》中，自西漢之初到東(dong) 漢之末，程先生總結出今古文經學明暗五次重大爭(zheng) 論。本書(shu) 的第一卷從(cong) “秦季漢初經學史”開始，蓋秦世焚滅《詩》、《書(shu) 》，既是政治史的大事件，又是學術史的大事件。因此焚書(shu) 坑儒，遂使中國學術有周秦之變。包括漢代的今古文之爭(zheng) ，外在的原因，實可以溯源至秦政之焚書(shu) ，正是焚書(shu) 事件，使漢代今文家以傳(chuan) 承孔子微言大義(yi) 的思想形態，出現在曆史舞台上。

漢代今古文經學第一次交鋒，《漢經學史》定在漢武帝時期，由河間獻王得書(shu) 、立古文經博士所引發。程元敏先生備列河間獻王得書(shu) 、著書(shu) 、立博士情況，並以為(wei) ，漢武帝對河間獻王言“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王其勉之”，是“麵質其將叛國，一若鄉(xiang) 之吳楚反然”。[4]這是非常準確的判斷。蓋自立五經博士之後，政治的基本價(jia) 值確立，今古文經學的爭(zheng) 論，實質上便是政治基本價(jia) 值的爭(zheng) 論，背後是對什麽(me) 是好的政治，什麽(me) 是好的生活的認識。而河間獻王所獻的古文《周官》、《左氏春秋》，其尊周公，與(yu) 漢世尊孔子不同，其黜《公羊》，把《公羊》特有的“為(wei) 漢製法”、“三統說”等關(guan) 係漢代政教的根本性問題都消解殆盡。因此，漢武帝對河間獻王的非難，實質上既是政治非難，也是學術非難。程元敏先生將之視為(wei) 今古文經學的第一次暗爭(zheng) ，並以為(wei) “是朝廷與(yu) 王國爭(zheng) ，官學與(yu) 私學（民間）爭(zheng) ”，[5]至為(wei) 準確。

隨著古文經典紛出，積累到了西漢末年，終於(yu) 由劉歆引發了一場持久的今古文之爭(zheng) 。《漢經學史》認為(wei) ，這是“今文經學、古文經學之爭(zheng) （明爭(zheng) ）”，[6]是也。這場爭(zheng) 論從(cong) 漢末延至新朝，主角人物是劉歆，書(shu) 籍是《周官》與(yu) 《左傳(chuan) 》。馬融《周官傳(chuan) 序》雲(yun) ，《周官》一書(shu) ，“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shu) ，始得列序，著於(yu) 《錄》、《略》。…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徒有裏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yu) 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zhong) 、賈逵往受業(ye) 焉。”[7]班固據劉歆《七略》而作《漢書(shu) ·藝文誌》，錄“《周官經》六篇”，並雲(yun) “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王莽、劉歆當政時，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悅《漢紀》雲(yun) ：“歆以《周官》十六篇為(wei) 《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wei) 禮經，置博士。”又，《經典釋文序錄》雲(yun) ：“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wei) 《周禮》。”是劉歆之於(yu) 《周官》貢獻有五，一曰發現《周官》，二曰以《周官》為(wei) 周公致太平之跡，三曰以《周官》為(wei) 禮經，四曰新莽朝置《周官》博士，五曰以《周官》教授弟子。此五點，奠定了《周官》性質的基本格局，並使其在東(dong) 漢一朝大興(xing) 。而《左氏》之學，亦肇啟於(yu) 劉歆。《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雲(yun) ：“歆校秘書(shu) ，見古文《春秋左氏傳(chuan) 》，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yu) 歆共校經傳(chuan) 。歆略從(cong) 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yi) 。初，《左氏傳(chuan)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chuan) 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8]劉歆“引傳(chuan) 文以解經”，是對校《左氏》故事與(yu) 《春秋》經文，為(wei) 《左氏》故事安排恰當的位置，使之成為(wei) 對經文義(yi) 理的具體(ti) 解釋。一旦開始將經文、故事結合在一起，《左氏》敘事之繁富，便可能為(wei) 簡潔的《春秋》經文提供巨大的解釋空間。而簡潔的經文，也成為(wei) 故事的提綱挈領。這種“轉相發明”，是以經、傳(chuan) 互相解釋，在這種互相解釋中既發明經文義(yi) 理，又發明傳(chuan) 文義(yi) 理。以《左氏》之事實，解《春秋》之經文，則經文成為(wei) 事實的提綱，以《春秋》之經文，觀《左氏》之事實，則事實成為(wei) 經文的標準。在成文的經、傳(chuan) 互相解釋的過程中，解釋者通過比較經、傳(chuan) ，可以發明出一套全新的義(yi) 理，由此，至於(yu) 劉歆，《左氏》之學“章句義(yi) 理備焉”。杜預《春秋序》雲(yun) “劉子駿創通大義(yi) ”，[9]正是言劉歆“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向發明”之事也。劉歆之於(yu) 《左氏》學，首次以經傳(chuan) 互相解釋，完全改變了《左氏》舊貌，也改變了《春秋》經舊貌。在《漢經學史》中，程元敏先生認為(wei) ：“今古文相爭(zheng) ，茍祗以區區文字殊異，決(jue) 不致如此劇烈，且相互攻擊，曆數百千歲而不息也。揆兩(liang) 派所最爭(zheng) 者為(wei) 學說，學說又各淵源有自。”[10]其說是也。

《左傳(chuan) 正義(yi) 》書(shu) 影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慶元六年紹興(xing) 府刻宋元遞修本

劉歆之後，古文經學行於(yu) 天下，《周官》與(yu) 《左傳(chuan) 》登上曆史舞台，成為(wei) 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的中心議題。《漢經學史》列劉歆之後的今古文之爭(zheng) ，即漢代第三次爭(zheng) 議，是光武帝時期爭(zheng) 立《左傳(chuan) 》、費氏《易》，程先生所列史料翔實，辨析清晰。第四次是漢章帝時期的白虎觀會(hui) 議，這次會(hui) 議與(yu) 西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hui) 議一樣，大召經師討論經義(yi) ，皇帝稱製臨(lin) 決(jue) 。但與(yu) 石渠閣會(hui) 議不同在於(yu) ，石渠閣會(hui) 議皆為(wei) 今文家，所平衡的是今文經學家法師法異說。而白虎觀會(hui) 議則有古文經師賈逵參與(yu) 。按照經學史的一般理解，白虎觀會(hui) 議不能算是一次今古文爭(zheng) 論。而程元敏先生認為(wei) ，白虎觀會(hui) 議召開的背景，是古文經的興(xing) 盛，包括鄭眾(zhong) “作《長義(yi) 》十九條十七事，專(zhuan) 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後又有賈逵“作《長義(yi) 》四十一條，雲(yun)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11]今古文之爭(zheng) ，是白虎觀會(hui) 議召開的基本背景。而白虎觀會(hui) 議的參與(yu) 人員，程先生在金德建《白虎觀與(yu) 議諸儒學派考》的基礎上，列十七人，其中古文經二人，包括漢章帝本人與(yu) 古文經學大師賈逵。[12]又，會(hui) 議集論而成的《白虎通》一書(shu) ，程先生認為(wei) “十三經除《左傳(chuan) 》、《孟子》外，凡十一經皆有明引”，[13]但其中引《周官》隻有七條。根據背景、參與(yu) 人員、決(jue) 議所引古文內(nei) 容，《漢經學史》把白虎觀會(hui) 議視為(wei) 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然觀東(dong) 漢經學之形態，《白虎通》本身所述內(nei) 容，似因五經十四博士雖有師承，而各自名家，遂致今文博士內(nei) 部異說紛起，不得已乃由皇帝召集會(hui) 議，稱製臨(lin) 決(jue) ，因此，《白虎通》無論爵、號、謚、祭祀、禮樂(le) 諸方麵，皆為(wei) 今文家說，偶有援引《周官》之文，皆無關(guan) 此書(shu) 義(yi) 理製度之大體(ti) 。

及至漢末，最後一次今古文爭(zheng) 議，發生在許慎、何休、鄭玄之間。對此，《漢經學史》有一個(ge) 非常精確的判斷：“諸經門戶之爭(zheng) ，莫烈於(yu) 《春秋傳(chuan) 》，亦莫繁於(yu) 《春秋傳(chuan) 》。”[14]一部兩(liang) 漢經學史，實半部是《春秋》學史。漢末何休重解《公羊》，不用古文，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重新發明《公羊》之學。而鄭玄博通群經，其《六藝論》平衡三傳(chuan) ，雲(yun) ：“《左氏》善於(yu) 禮，《公羊》善於(yu) 讖，《穀梁》善於(yu) 經。”[15]這是《春秋》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三傳(chuan) 並尊的局麵。唐代之後，《春秋》學舍傳(chuan) 從(cong) 經，擇善而從(cong) ，皆由鄭君開其壇宇，導其先路。而對何休《春秋》三書(shu) ，鄭玄針鋒相對，作《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程元敏先生詳考三書(shu) 所述，以為(wei) 鄭君之作，“《春秋傳(chuan) 》之外，別援《禮》、《周禮》、《儀(yi) 禮》、《孟子》、緯書(shu) ，故能義(yi) 據通深，令強敵俯首至地。”[16]程先生之說，固然是因其立場所致，但鄭玄確實推動了古文的發展，如《左傳(chuan) 》孔疏雲(yun) ：“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chuan) 遂微，《左氏》學顯矣。”[17]

鄭玄像

漢世經學經說既豐(feng) 富，載藉又殘缺，要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對此一代經學圖景進行前麵描述，確立全書(shu) 的主要脈絡極為(wei) 重要。《漢經學史》一書(shu) 通過今古文之爭(zheng) 這一問題，樹立了書(shu) 寫(xie) 漢代經學史的主線。

三

在經學史寫(xie) 作中，對經學問題的深入考察，是經學史的另一重要意義(yi) 。《漢經學史》一書(shu) 對一些經學問題，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考察。

茲(zi) 惟舉(ju) 一例明之。漢武帝“獨尊儒術”問題，百年以來聚訟紛紛，對曆史事實的考證既尚未曾確定，對此一事件的態度更加各持己見。在事實考證上，有以為(wei) 武帝實未從(cong) 董仲舒之議，沒有獨尊儒學者，有以為(wei) 自漢至清皆以儒學為(wei) 意識形態者。在態度上，有以獨尊儒術乃思想專(zhuan) 製者，有以獨尊儒術不害思想自由者。然而，這一事件作為(wei) 經學史的大事件，對理解漢代經學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程元敏先生在《漢經學史》中，以前人之論為(wei) 基礎進行了澄清。

程元敏先生認為(wei) ，漢武帝政策的實質，是要以“興(xing) 國保民切要之經典”，以替代黃老之學作為(wei) 治國價(jia) 值的地位，程先生說：“欲政治統一，必先思想統一，如‘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則無以一統，故必須黜去百家邪辟之說。欲思想統一，必先學術統一，孔子之道、六藝之科者，最興(xing) 國保民切要之經典，故凡不在儒家六經、孔子之道，皆當絕去，然後法製確立，仕知所守，統紀一而民知所從(cong) 矣。尊六經孔教，以之為(wei) 學術思想主流，實當下國脈民命之所係，而絕去諸子百家，並未摧毀諸子百家。”[18]程先生此論，不以今人的立場橫加於(yu) 古人，而對經學史采取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其思想內(nei) 涵有幾個(ge) 不同的層次。

首先，在《漢經學史》中，對漢武帝本身有一個(ge) 判斷：“武帝並非欲純以儒治天下，故善公孫弘之治術而緣飾以儒，河間獻王造次必以仁義(yi) ，固非武帝所尚。”[19]也就是說，武帝本身並不是儒家，漢家政治也是繼承秦製。但是，任何一種政治，必然要有其穩定的基本價(jia) 值，當漢初黃老之治弊端日顯，必須尋找新的思想價(jia) 值，作為(wei) 漢家政治的基礎。

其次，“孔子之道、六藝之科”提供了這種新價(jia) 值。事實上，六經與(yu) 諸子之學不同，六經的內(nei) 容，首先是先王之道的記載，《易》之八卦始於(yu) 伏羲，《書(shu) 》之《堯典》、《禹貢》為(wei) 堯、禹之書(shu) ，《詩》之《商頌》、《周頌》為(wei) 殷、周之典，《禮》雜三代，雖然西漢今文經學強調孔子也有“一王之法”，但六經首先是漢人所要承接的古代文明正統。回歸六經，不是回歸某一個(ge) 思想家在他的頭腦中構想出來的一套思想價(jia) 值，而是回歸漢以前的古代文明大傳(chuan) 統。而要特別說明“儒”家，隻是因為(wei) 儒家相比於(yu) 其他諸子百家，更是這個(ge) 文明大傳(chuan) 統的詮釋者。因此，董仲舒天人三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六藝之科”與(yu) “孔子之術”必須兩(liang) 分，而且順序也不能改變。

再次，在《漢經學史》中，程先生也看到，所謂“獨尊儒術”，最大的表現是罷黜諸子博士，專(zhuan) 立五經博士，並置五經博士弟子員，程先生說，詔令五經博士可以招收弟子，“自茲(zi)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經學之士矣。”[20]也就是說，獨尊儒術不是皇帝大臣學習(xi) 儒家以仁義(yi) 之道修身，也不是把儒家的製度搬到現實之中，而是造就一批能夠掌握經學的思想價(jia) 值，能夠推動文教開展的公卿大夫。如果在這一意義(yi) 上，對獨尊儒術的理解，便與(yu) 現代人一般理解的“獨尊”有天壤之別。

最後，獨尊儒術不是摧毀諸子百家。在《漢經學史》中專(zhuan) 門提到，武帝之後，既罷黜諸子傳(chuan) 記博士，立五經博士，又大力發展諸子之學，其表現，一是廣收群書(shu) ，《漢經學史》雲(yun) ：“至武帝朝，河間獻王、淮南王得書(shu) 最多，而天子（武帝）亦廣開獻書(shu) 之路，設藏書(shu) 之所，立寫(xie) 書(shu) 之吏與(yu) 夫主書(shu) 之官，自武帝元光下至成帝河平，‘百年之間，書(shu) 積如山’。”[21]又雲(yun) ，武帝收攬天下藏書(shu) ，“五經之外，諸子傳(chuan) 說皆收入中秘，足征武帝未嚐禁止百家講肄著述，唯朝廷斥之不立於(yu) 官學而已。亦即上從(cong) 儒經，下止諸家百家書(shu) 籍，兼收並蓄，務充實國家典藏而已。”[22]二是設專(zhuan) 官整理群書(shu) 。程先生認為(wei) ，劉向、劉歆“主持校中央政府典藏群書(shu) ，中以五經為(wei) 最要典籍，旁及諸子百家及詩賦等文藝篇集，足征朝廷寵重儒經，但未禁百家言，典藏其書(shu) 。”[23]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東(dong) 漢老子、莊子之學皆有興(xing) 起之跡，程先生在《儒術獨尊後之兩(liang) 漢經今古文學之消長與(yu) 說經玄理化》一章中說：“漢武罷黜百家，百家未絕。嗜異之士，初則儒道兼理，雖然，彼道甚微，繼而振躋莊老，令與(yu) 姬孔亢軛，丕則混同儒道，寢假而挹彼注茲(zi) 。”[24]這都是極為(wei) 精確的觀察。三是所謂獨尊儒術之後，甚至在朝廷爭(zheng) 論中，百家雜語也可以援引為(wei) 據，最典型的是鹽鐵會(hui) 議上，在《漢經學史》中寫(xie) 到：“夫武帝朝令儒術獨尊，立官設學，百家仍許民間傳(chuan) 習(xi) 講論，故昭帝朝議鹽鐵榷酤，文學得直引老子言於(yu) 廟堂以與(yu) 大夫辯，帝不以忤禁。罷黜百家，並未禁止百家言論。”[25]不惟西漢，東(dong) 漢亦然，程先生觀察到：“範升、李固廷對，相率稱表五千文，翟酺疏諫，不遺《莊》《老》，而光武、安、衝(chong) 三皇見之，不謂異端而加斥。”[26]從(cong) 這些內(nei) 容，都可以看到《漢經學史》在經學問題的考察上，極為(wei) 深入周全。而前人也有相關(guan) 研究可資印證，如柳詒征在《中國文化史》中曾說：“世謂漢武帝絀諸子，崇儒學，為(wei) 束縛思想之主因。然古聖先哲思想之流傳(chuan) ，實武帝之功。以功為(wei) 罪，正與(yu) 事實相反。觀《藝文誌》，即可知其說之不然……其民間之收藏秘府。惡得以董仲舒、衛綰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武帝以後，學者猶兼治諸子之學，使武帝時禁人攻習(xi) 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shu) 乎？”[27]柳氏之說，正與(yu) 《漢經學史》互相發明也。

柳詒征《中國文化史》書(shu) 影

《漢經學史》一書(shu) 的另一特征，是擅於(yu) 爬梳、總結文獻，並糾正經學史的一些偏見，使許多經學史上習(xi) 焉不察的問題得到清晰的理解。茲(zi) 以漢初立博士為(wei) 例說明之。

關(guan) 於(yu) 博士製度，前人已有大量研究，專(zhuan) 著之作，如胡秉虔著《漢西京博士考》、張金吾著《兩(liang) 漢五經博士考》、王國維著《漢魏博士考》、錢穆著《兩(liang) 漢博士家法考》等，而專(zhuan) 門論文、經學史中相關(guan) 篇章，也極為(wei) 豐(feng) 富。可以說，前人所述，幾近巨細無遺。而《漢經學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五經博士”、“十四博士”之具體(ti) 所立，製度演變，皆詳加考證，描述了五經博士到十四博士的演變過程。

文、景之時立博士情況，劉歆《移太常博士書(shu) 》、趙岐《孟子題辭》皆言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置經、傳(chuan) 、諸子博士。而《漢經學史》考察漢文帝立學情況，最終得出結論：“文帝一朝所立經學博士，《尚書(shu) 》博士一，《詩經》博士二，皆確切可靠者。”[28]而到了景帝，程先生雲(yun) ：“專(zhuan) 經博士，計立《尚書(shu) 》張生，《詩》《魯詩》申公、《韓詩》韓嬰、《齊詩》轅固生，《儀(yi) 禮》高堂生，《春秋公羊傳(chuan) 》，胡毋生與(yu) 董仲舒，總得經書(shu) 四部，學宗七家。”[29]而到了漢武帝時，罷黜諸子傳(chuan) 記博士，而所增立者，程先生說：“武帝所增立淄川楊何字叔元《易》一經。”[30]《漢經學史》對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經學博士狀況，都進行詳細的考辨。

而在運用、總結材料上，《漢經學史》對材料的總結，可以成為(wei) 進一步進行專(zhuan) 題研究的基礎。例如在叔孫通研究上，叔孫通所製朝儀(yi) 、宗廟儀(yi) 法，所作《漢禮器製度》，均早已亡佚，而《漢經學史》援引《史記•叔孫通傳(chuan) 》、《漢書(shu) •魏相傳(chuan) 》、《漢書(shu) •禮樂(le) 誌》、《陳書(shu) •儒林傳(chuan) 》，備列叔孫通之製禮，又引三禮鄭注所引《漢禮器製度》之文，使叔孫通製作朝儀(yi) 之事，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現。又如本書(shu) 討論漢世今古文經學“說經玄理化”問題，竟備列五十九家，始於(yu) 武帝時期的曹羽，終於(yu) 高誘，每一家皆介紹其經學成就，以及受老學、莊學影響情況。後來若要研究此一問題，此書(shu) 可謂導夫先路也。

四

《漢經學史》在寫(xie) 法與(yu) 具體(ti) 觀點上，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在寫(xie) 法上，《漢經學史》大致上抓住今古文爭(zheng) 論這一主線展開論述，此是本書(shu) 之優(you) 點，但也導致本書(shu) 的一些不足。“經學史”作為(wei) 現代學術興(xing) 起以來總結中國古代經學源流的主要方式，至今已有不少相關(guan) 成果。但總體(ti) 而言，采取的角度，絕大多數是“學術史”的角度。這種“學術史”的研究方式，可以追溯到胡適等人對“國學”的理解。胡適於(yu) 1919年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yi) 》一文第一次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並認為(wei) ：“我們(men) 對於(yu) 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隻有一個(ge) 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cong) 亂(luan) 七八糟裏麵尋出一個(ge) 條理脈絡來；從(cong) 無頭無腦裏麵尋出一個(ge) 前因後果來；從(cong) 胡說謬解裏麵尋出一個(ge) 真意義(yi) 來；從(cong) 武斷迷信裏麵尋出一個(ge) 真價(jia) 值來。”[31]對胡適而言，推翻了傳(chuan) 統學術的內(nei) 在價(jia) 值，傳(chuan) 統四部典籍便成為(wei) 一堆“亂(luan) 七八糟”、“無頭無腦”、“胡說謬解”、“武斷迷信”的史料。而新思潮中的整理國故，就是要以新的評估標準，對這些史料進行重新整合，重新認識。其中，經部著作也是“史料”，在《章實齋先生年譜》中，胡適認為(wei) ：“先生作《文史通義(yi) 》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雲(yun) ：‘六經皆史也。’此語百餘(yu) 年來，雖偶有人崇奉，而實無人深懂其所涵之意義(yi) 。…其實先生的本意隻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先生的主張以為(wei) 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為(wei) 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價(jia) 值。…先生所說‘六經皆史也’，其實隻是說經部中有許多史料。”[32]把經學看成“史料”之後，經部之書(shu) 便可以成為(wei) 哲學史、文化史、政治史、法製史等方麵的“史”的研究的材料，自然，與(yu) 經學相關(guan) 的一切記載，也可以成為(wei) 經學史研究的史料。就此而建立起來的“學術史”寫(xie) 作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經學本身的一些問題，但對深入地理解經學的意義(yi) ，則是遠遠不夠的。自現代學術建立之後，從(cong) 學術史來理解經學成為(wei) 主流，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經學史寫(xie) 作更是如此。

這種把經學史當成學術史研究的思路，往往有一個(ge) 非常明顯的特點，那便是所依賴的研究材料主要並非經書(shu) 注疏，而是正史《儒林傳(chuan) 》、大儒專(zhuan) 傳(chuan) 、《藝文誌》、《四庫提要》等等，這些內(nei) 容固然可以看出經學源流遷變的某些側(ce) 麵，有的還是非常重要的側(ce) 麵，但是，始終不是正麵問題。也就是說，以學術史的眼光梳理經學通史或經學斷代史，所處理的問題往往是經學的外圍問題，而無法達至對經學本身的理解。在這種學術史為(wei) 主導的經學史書(shu) 寫(xie) 中，經學自身的問題往往反而消失了，所謂的“經學問題”，是指那些關(guan) 係著經學在一個(ge) 時代之所以表現為(wei) 某種形態的根本性問題，例如在漢代，“素王”到底意味著什麽(me) ，“為(wei) 漢製法”的觀念何以重要，劉歆反對太常博士到底在反什麽(me) ，為(wei) 什麽(me) 皇帝臨(lin) 朝稱製統一經義(yi) 的《白虎通》中出現大量與(yu) 漢代製度完全不合的說法，博士傳(chuan) 經到底意味著什麽(me) ，等等。這些問題蘊藏在經注疏之中，而不在學術史之中。可以說，如果經學通史與(yu) 斷代史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就是把研究的焦點更明確地聚焦到經學內(nei) 部，就像我們(men) 不能想象有一本名為(wei) 《唐代法律史》的專(zhuan) 著，所根據的材料是新舊《唐書(shu) 》中的奏議，而幾乎完全不涉及《唐律疏議》，同樣，隻有從(cong) 經學內(nei) 部，即以經注疏為(wei) 基礎，才可能將學術史寫(xie) 作轉化為(wei) 經學史寫(xie) 作。

《白虎通》書(shu) 影

在《漢經學史》中，程元敏先生總體(ti) 的思路是學術史的思路，但因為(wei) 程先生對《尚書(shu) 》、《左傳(chuan) 》等經典的精深研究，使《漢經學史》常常在學術史敘述的過程中，常常觸及經學自身的問題，例如書(shu) 中對叔孫通製漢儀(yi) 的理解，對獨尊儒術的認識，對經學玄學化的梳理等方麵。同時，從(cong) 學術史角度理解漢代經學，無論是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還是作者自身的學術積累上，《漢經學史》都表現出對漢代經學的豐(feng) 富認識。但是，怎樣突破學術史的思路，更多地從(cong) 經學自身問題出發理解漢代經學，也就是說，如何讓經學史有更加明確的經學自覺，是程先生留給後來的漢代經學史書(shu) 寫(xie) 者的問題。

在具體(ti) 觀點上，《漢經學史》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本書(shu) 開頭列自秦入漢諸人，以為(wei) 韓信是“兵家之儒”，張良是“道家之儒”，蕭何是“法家之儒”，酈食其、劉敬、陸賈是“縱橫家之儒”。[33]晚清以來，為(wei) 了反對儒學而擴大“儒”之名義(yi) 所指者，若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雲(yun) ：“儒有三科，關(guan) 達、類、私之名。達名為(wei) 儒：儒者術士也。……類名為(wei) 儒：儒者，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私名為(wei) 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為(wei) 最高。’”[34]章太炎分儒為(wei) 三種。其一“達名為(wei) 儒”，指的是古人有將“儒”學概括一切“術士”，即一切有術之士者，凡道家方士、法家、雜家，九流之人都可以稱“儒”。其二為(wei) “類名為(wei) 儒”，指的是《周禮》諸侯有保氏之官，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六藝”教人，通此六藝者稱“儒”。其三為(wei) “私名為(wei) 儒”，指的是劉歆《七略》所雲(yun) ，王官失守，衍為(wei) 諸子，司徒之官變成“儒家”。即便按照章太炎這一標準，韓信、張良、蕭何諸人要列入“達名為(wei) 儒”，也非常勉強。況且章太炎接著說：“是三科者，皆不見五經家。往者商瞿、伏勝、穀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於(yu) 儒籍。”[35]經學史的研究對象，恰恰是章太炎所說的“五經家”，因此，且不說稱韓信張良為(wei) 儒是否合適，一部漢代經學史著作以此數人開頭，將之與(yu) 伏生、田何並列，事實上隻能引起爭(zheng) 論，而對理解漢初經學的意義(yi) 不大。

《漢經學史》有一些釋讀，不無可議，如陸賈有言：“天地生人也，以禮義(yi) 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作者解釋道：“儒經主張人性善，曆見《易傳(chuan) 》、《書(shu) •堯典》、《詩•烝民》、《大戴禮記•本命》、《禮記》《學》《庸》《樂(le) 記》、《春秋左氏傳(chuan) 》成十三年，以至於(yu) 《孟子》，謂仁義(yi) 禮智天所賦予，吾性分中所固有。陸生悉受其義(yi) ，精簡言‘天地生人也，以禮義(yi) 之性’。”[36]人性善與(yu) 人性惡的問題，經由戰國時期孟荀一次辯論，宋明時期理學家一場發揮，變成一個(ge) 極為(wei) 複雜的問題。陸賈之言，至多能夠說明人性有善，若以“人性善”概括之，未免過於(yu) 粗率。況且，若《易傳(chuan) 》、《尚書(shu) 》諸經記皆“主張人性善”，並且理由這麽(me) 簡單，恐主張“性惡”之傳(chuan) 經之儒荀子，主張“性三品”之經學大師董仲舒，皆為(wei) 不通儒經之徒。

另外，《漢經學史》偶有引文失校，如引賈公彥《周禮注疏》之《序周禮廢興(xing) 》，雲(yun) ：“時諸儒並出，並排以為(wei) 非是，唯歆獨識。”[37]檢諸本，皆作“共排”而非“並排”，故此句似應為(wei) “時諸儒並出共排，以為(wei) 非是，唯歆獨識”。然此極細微之節也。

程元敏先生以耄耋之年，筆耕不輟，為(wei) 漢語學界貢獻了《漢經學史》這部大著，令人感佩。作為(wei) 一部經學斷代史，本書(shu) 以年代為(wei) 綱，以專(zhuan) 題為(wei) 輔，無論是對漢代經學史的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辨析，還是書(shu) 中對大量史料深入精詳的考察，都為(wei) 讀者展現了一幅宏闊壯麗(li) 的漢世經學史畫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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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元敏：《漢經學史》，頁273。
 
[4]程元敏：《漢經學史》，頁98。
 
[5]程元敏：《漢經學史》，頁99。《漢經學史》多言古文經在“民間”，此“民間”指的是朝廷所立、博士所掌的經學之外，並非今天意義上的“民間”。
 
[6]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97。
 
[7]〔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8。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有雲“馬融《傳》”、“鄭玄《序》”，所引駁雜。孫詒讓《輯周禮馬融鄭玄敘》認為：“賈氏節引，文句斷續，首尾不具，又以疏釋之語錯廁其間，讀者猝不易得其端緒。”故孫詒讓重為編輯，分別馬、鄭原文與賈公彥按語甚明。孫氏並雲：“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即季長《周官傳序》，又引‘鄭君《敘》’，即《三禮目錄》中之《周禮敘》也。”見孫詒讓：《籀廎遺著輯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61。
 
[8]〔漢〕班固：《漢書·楚元王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967。
 
[9]〔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16。
 
[10]程元敏：《漢經學史》，頁205。程先生列今古文經說的差異，主要用周予同先生《經今古文學》，言今古文製度差別。但周予同先生之說，是廖平經說的通俗版，若以廖平經說為準，則今古文的差別除了製度，還有另一要義，是尊孔子還是尊周公的差別。西漢末緯書大興，孔子作《春秋》“為漢製法”之義行世，劉歆尊《左傳》，是擯棄《公羊》此義，故當時博士皆不從其說。
 
[11]〔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4。
 
[12]程元敏：《漢經學史》，頁350、351。然將漢章帝視為古文經學代表，不無可商之處。
 
[13]程元敏：《漢經學史》，頁360。
 
[14]程元敏：《漢經學史》，頁400。
 
[15]〔晉〕範寧注，〔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3。
 
[16]程元敏：《漢經學史》，頁424。
 
[17]〔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頁6。
 
[18]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31。
 
[19]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00。
 
[20]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34。
 
[21]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84。
 
[22]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36。
 
[23]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85。
 
[24]程元敏：《漢經學史》，頁663。
 
[25]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56。
 
[26]程元敏：《漢經學史》，頁661。
 
[27]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頁311—312。
 
[28]程元敏：《漢經學史》，頁52。
 
[29]程元敏：《漢經學史》，頁64、65。
 
[30]程元敏：《漢經學史》，頁116。
 
[31]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698。
 
[32]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胡適全集》（19），頁145。
 
[33]程元敏：《漢經學史》，頁2—5。
 
[34]章太炎著，龐俊、郭誠永注：《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81—485。
 
[35]章太炎著，龐俊、郭誠永注：《國故論衡疏證》，頁488。
 
[36]程元敏：《漢經學史》，頁22。
 
[37]程元敏：《漢經學史》，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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