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等恩》：喪(sang) 服禮製史裏的宗法與(yu) 孝道

作者：孟仲人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廿五日辛卯

          耶穌2020年2月18日

故事的主人公是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七年（1374），孫貴妃去世。貴妃生前沒有產(chan) 下皇子，因此明太祖命貴妃長期撫養(yang) 的周王朱橚，以生母的喪(sang) 服（“慈母服”）來行三年斬衰之禮。這一下子引起了禮部官員的反對，因為(wei) 按照傳(chuan) 統《儀(yi) 禮》的規定，隻有父親(qin) 過世之後，才能服三年斬衰。母親(qin) 去世則需根據父親(qin) 是否在世，分為(wei) 父親(qin) 身故，為(wei) 母親(qin) 服齊衰三年（較斬衰次一等）；父親(qin) 在世，為(wei) 母親(qin) 服齊衰杖期，即服喪(sang) 一年。既然朱橚的皇帝父親(qin) 還在世，那麽(me) 服三年斬衰，無論從(cong) 服製還是從(cong) 年限都不合古禮。

眾(zhong) 所周知，朱元璋雖然出身貧寒，但自從(cong) 躍登寶位之後，潛心苦讀儒家經典。朱元璋讀書(shu) 或許可說是頗具“批判精神”，他常常不讚同儒家聖賢所言，比如他對孟子“民貴君輕”的說法就不以為(wei) 然。同樣的，朱元璋對禮部官員執著於(yu) 古禮，感到非常不可理解。他認為(wei) 父、母對於(yu) 子女的恩情是同樣，而喪(sang) 禮中卻偏要將同樣的恩情分出個(ge) 輕重，甚至父親(qin) 若健在，遇母親(qin) 逝世則不過守喪(sang) 一年，實在太違背人情。所以朱元璋做出了一個(ge) 重要的決(jue) 斷，他要改變喪(sang) 服製度，讓同樣的恩情在喪(sang) 服製度中予以同樣的表現，人子為(wei) 父母、庶子為(wei) 其母，都服斬衰三年。而且，朱元璋還製作了《孝慈錄》一書(shu) ，作為(wei) 明代喪(sang) 服製度的定本，甚至將其列入《大明律》中，成為(wei) 影響深遠的定製。

蕭琪在《父母等恩：<孝慈錄>與(yu) 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東(dong) 方出版中心，2019）中，便從(cong) 這個(ge) 故事展開來她對“母服”的研究。

《父母等恩：〈孝慈錄〉與(yu) 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蕭琪著，東(dong) 方出版中心2019年8月出版，240頁，52.00元

從(cong) 儒家的經典來說，父母等恩不等服雖然有違背人情的一麵，但這樣的設置卻對維係父係宗法製度，有著極為(wei) 重要的意義(yi) 。雖然“親(qin) 親(qin) ”是製禮時重要的倫(lun) 理原則，但正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雖然父母與(yu) 子女的親(qin) 情相同，但是卻要區分開來，要強調“父母有別”，因此“尊尊”自然淩駕於(yu) “親(qin) 親(qin) ”之上，父服要遠比母服來得隆重，而形成“禮勝於(yu) 情”的製度。

這種對於(yu) 母親(qin) 之恩的忽略，從(cong) 女性主義(yi) 的視角來說，也代表著傳(chuan) 統宗法社會(hui) 中對女性地位的長期忽略。所以以常理來看，當女性統治者出現之時，自然會(hui) 立刻著手改變這種忽略母恩、違背人情的喪(sang) 服製度，即所謂“緣情製禮”。果然，武則天就主張，為(wei) 了報答母親(qin) 生養(yang) 勞瘁之恩，不論父親(qin) 在世與(yu) 否，人子為(wei) 母親(qin) 都須服齊衰三年之喪(sang) 。她說“禽獸(shou) 之情，猶知其母”，將母子之情視作為(wei) 禽獸(shou) 亦有之“常情”，因此人既然有情，就應當在禮法中加以重視和維護，而不是簡單地忽略與(yu) 排斥。因此，過往的研究者大多據此認為(wei) 武則天的女性身份、女主幹政的政治行為(wei) ，是理解唐代改製的重要突破口。

可實際上需要注意的是，武則天雖然主張孝子對母親(qin) 恩情的回報，與(yu) 父親(qin) 是否在世無關(guan) ，但始終沒有將母服提升至與(yu) 父服相同的地位。應當說，武則天時期的母服改製始終未能突破“家無二尊”的製禮原則。所以縱使當時有儒生提出，聖人製禮是要“別禽獸(shou) 、異夷狄”，卻很難否認母親(qin) 恩情需要回報，也無法阻止武則天的母服改製。

真正的突破正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母服改製。將父母等恩與(yu) 父母等服直接對應起來，則完全突破了禮製中的“家無二尊”。唐、明兩(liang) 次母服改製的對比，正如蕭琪在書(shu) 中所說，“認為(wei) 女性統治者為(wei) 母的經驗，是母服製度發生變革的關(guan) 鍵，但此一說法若放在明代的喪(sang) 服改革中，則顯然失去效用。”不過在蕭琪來看，明太祖的改製更多地是其個(ge) 人對於(yu) 孝道、治國、製禮觀念的結果，也就是說直到此時，以孝、親(qin) 親(qin) 、尊尊為(wei) 基礎的喪(sang) 服製度實際上還是一般人所接受的知識、觀念，也形塑著他們(men) 的行為(wei) 。

但是，自從(cong) 明太祖改製以後，明代社會(hui) 也出現了一係列的改變。蕭琪在書(shu) 中提到，明代中前期的士人不少都相當擁護太祖之製，認為(wei) 《孝慈錄》中恰當地展現了母子之情，所謂“禮以義(yi) 起而緣乎人情”，所以縱使現實的製度違背了儒家的經典，在他們(men) 來看卻是對聖賢道理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也就牽出一個(ge) 問題，“孝”應當如何被表達？

“孝”是中國文化中最為(wei) 重要的關(guan) 鍵詞之一，以政治來說，從(cong) 兩(liang) 漢、魏晉直至明清，“孝治天下”的倡言屢見不鮮；以社會(hui) 而言，夫人孺子耳熟能詳的故事中，“二十四孝”不可或缺。除了比較短的幾段時間裏，“孝”曾被質疑其存在是否必然，此外的大多數時候“孝”都是傳(chuan) 統中國鞏固家庭、形塑社會(hui) 、維係統治的價(jia) 值基石之一。因此，“孝”不僅(jin) 是個(ge) 人的品質與(yu) 行為(wei) ，在重視家庭、家族、宗法的古代，更是代際之間最重要的連接點，並且與(yu) 禮、法共同構成一定的社會(hui) 軌範。所以，以個(ge) 人的行為(wei) 來說，“孝感天地”或有種種不合常理的行為(wei) 舉(ju) 動，但禮儀(yi) 製度中的孝卻須遵循一定的限度。

《孝慈錄》和“父母同斬”的喪(sang) 服製度彌補了禮製中對母親(qin) 之恩的忽視，將孝子之情得以充分地展現。可是，由邏輯上來說，這種情感的表達又衝(chong) 擊了宗法製度的根基。所以，隨著明朝衰亡，明末清初士人反思明朝政治得失之風興(xing) 起，《孝慈錄》和“父母同斬”的喪(sang) 服製度受到了顧炎武等人的群起撻伐。這些士人認為(wei) 宗法製度從(cong) 根基上動蕩，是整個(ge) 社會(hui) 走向衰敗、乃至明清鼎革、夷夏之變的原因。

可是，對於(yu) 情感的認識卻早已深入人心。蕭琪在書(shu) 中也關(guan) 注到，對《孝慈錄》的撻伐似乎局限於(yu) 古禮的考據，而沒有影響社會(hui) 生活中對“今律”的遵循。所以到了清代，“父母同斬”的喪(sang) 服製度廣泛地滲入萬(wan) 民生活之中。換而言之，在學術與(yu) 生活交錯的不同維度，存在有對父母喪(sang) 服的不同理解和對“父母等恩”的共同信奉，這是相當重要也饒富趣味的發現。

需要注意的是，從(cong) 明初到清代，雖然對現實的禮製是否要符合儒家的經典，士人往往有不同的意見，但對“母親(qin) 之恩”卻萬(wan) 人同親(qin) 。這其實也帶來了一個(ge) 新的問題，人倫(lun) 情感雖百代之前亦有，可對情感的社會(hui) 認識是否曆百代而不變呢？正如明初母服改製，是與(yu) 明太祖個(ge) 人的思想、觀念緊密相關(guan) ，但由此對一般人“母親(qin) 之恩”的認識產(chan) 生了怎樣的改變？社會(hui) 認識的轉型又對一般人的知識、思想與(yu) 觀念產(chan) 生了怎樣的聯動？這些問題在蕭琪筆下的多個(ge) 案例中都隱隱有所體(ti) 現，也值得我們(men) 進一步思考。

或許應當說，對於(yu) 今天的讀者來說，蕭琪的這本書(shu) 不僅(jin) 僅(jin) 是一本曆史學的研究，實際上也打開了今日與(yu) 往時的情感溝通。雖然過往的製度大多數已經崩潰，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母子之情、家庭關(guan) 係，也是今天的讀者不得不麵臨(lin) 的難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