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生卒及師承考述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人文論叢(cong) 》2018年第1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廿一日丁巳

          耶穌2019年1月15日

子思是孔子裔孫，位列儒家道統，被尊為(wei) “述聖”，但是由於(yu) 文獻缺略有間，有關(guan) 子思的很多問題，也因此存在眾(zhong) 多爭(zheng) 議，故而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史與(yu) 中國儒學史著述之中，子思並沒有占有應有的地位。隨著簡帛文獻尤其是郭店楚簡和上博竹書(shu) 的問世而逐漸為(wei) 學界所重視。一些儒學史著述，也開始改變過去的“孔-孟-荀”的先秦儒學三段論敘述，將子思納入儒學史。為(wei) 厘清有關(guan) 問題，本文希望能夠在前人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考述。

一、子思之生卒年考

因為(wei) 子思之生卒年，關(guan) 涉子思事跡甚夥(huo) ，如子思是否曾親(qin) 受教於(yu) 孔子，子思是否曾為(wei) 魯穆公師等，所以曆來爭(zheng) 議頗大。

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子思生卒考》條分縷析，辨正舊說，推測子思生於(yu) 西元前483年，其卒不晚於(yu) 前402年，享年八十二。而蔣伯潛《諸子通考》亦同意子思壽八十二，[①]而卒於(yu) 魯穆公二年，其推定穆公元年為(wei) 前407年，則子思之卒當前406年；其推定伯魚卒於(yu) 魯哀公二年，而“孔伋適生於(yu) 此年”，當前495年。[②]則不止八十二，竟有九十歲矣，蔣氏所謂“以哀公二年，孔子年五十九推之，至穆公二年而卒，恰為(wei) 八十二歲”，不知如何推算得之？蔣氏之說前後矛盾，十分顯然。

因太史公未提及子思之生年，故其卒年亦未能確定，且所記子思年壽可能有誤，這需要通過排比史料，找出合理的答案。

蔣伯潛與(yu) 孔德立等在考證子思生年時，同時否定了《史記》的另一記載，即關(guan) 於(yu) 孔伋之父伯魚的年壽。《史記·孔子世家》雲(yun) ：“伯魚年五十。”二氏皆以為(wei) “五十”當為(wei) “四十”之誤。[③]若果如此，則子思之生年至少可以提前十年。而孔德立又據顏子之卒年以推測伯魚之卒年，認為(wei) 顏子當卒於(yu) 孔子周遊途中的魯哀公四年，即西元前491年，則伯魚卒年當早於(yu) 或同於(yu) 顏子卒年，故至少不晚於(yu) 前491年，那麽(me) 子思之生年亦當不晚於(yu) 此年。

我們(men) 認為(wei) ，蔣、孔二位的論證存在問題。其論證有個(ge) 前提觀點，即伯魚當卒於(yu) 魯哀公四年，享年四十歲。我們(men) 認為(wei) ，這兩(liang) 點都值得重新思考。《史記》所記“伯魚年五十”，為(wei) “四十”之誤的可能性不大。因為(wei) 在戰國秦漢古文字中，“五”與(yu) “四”寫(xie) 法差別甚大，二者相混或相訛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因此，《史記》所載伯魚年齡，不能輕易否定。[④]

通過綜合比較各種記載，我們(men) 認為(wei) ，子思之生年當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間。因為(wei) 《孔叢(cong) 子·記問》篇，記載了子思與(yu) 孔子的對話：

夫子閑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誌？”子思對曰：“伋於(yu) 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ye) ，其克昌乎！”

除了這一則材料之外，還有三、四條子思與(yu) 孔子的問答。從(cong) 這些對話來看，子思之年齡當在七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因為(wei) 如果太小，自然不會(hui) 說出這樣富有深意的話來；如果年齡太大，孔子則不會(hui) 稱之為(wei) “孺子”。《孔叢(cong) 子·居衛》亦有樂(le) 朔稱子思“孺子”之語，其時“子思年十六”，或其時乃祖去世不久。也就是說，在西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子思之年齡當在7-15歲之間。

據《禮記·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wei) 位，婦人倡踴。”則知子思有嫂，既有嫂，必有兄長。又《檀弓》：“子思之母死於(yu) 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yu) 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記：“子思之母死於(yu) 衛，赴於(yu) 子思，子思哭於(yu) 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wei) 哭於(yu) 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yu) 他室。”[⑤]據此，子思則非嫡出。伯魚之嫡子或已早卒且無後，惟餘(yu) 孔伋一子，孔子支脈由斯而傳(chuan) ，故《史記》記之。有人以為(wei) 如果伯魚有二子，《史記》當有所記載，可司馬遷未載，說明伯魚當隻有一子，此處之“嫂”，或指孔子之兄子孔忠子之妻。我們(men) 以為(wei) ，古人所記世係乃至師承譜係，多數為(wei) 自後往前之追溯，因此往往出現單線傳(chuan) 承現象。司馬遷所記孔子世係，亦當如此。他可能根據孔安國等所上溯之世係，故未及伯魚之另子。

另有一種看法，因史籍隻載子思葬母，未見葬父，而疑其為(wei) 遺腹子。錢賓四即持此說，並指出子思既然有兄，而伯魚早卒，則子思之生年不能甚前，因此不可能親(qin) 受夫子之教。[⑥]我們(men) 認為(wei) ，以載籍未見孔伋葬父來推斷其乃伯魚之遺腹子，有些失當。伯魚卒時已五十歲，若其嫡子即子思之兄生於(yu) 其二十歲時，則二子年齡不當相差如此之大。更為(wei) 重要的是，伯魚卒於(yu) 孔子六十九歲時，越四年而孔子卒。從(cong) 上述分析可知，孔子晚年子思當至少有七八歲以上之年紀。[⑦]

而據各種文獻，包括出土文獻《魯穆公問子思》證明，子思確曾為(wei) 魯穆公師。當然此處所謂“師”不必拘泥理解。最起碼可知魯穆公對子思十分禮敬。而魯穆公元年，按《史記·六國年表》及《魯國史》當西元前407年[⑧]，或依錢賓四、楊澤波、梁濤等推斷為(wei) 前415年，同時據《孔叢(cong) 子·雜訓》，魯穆公即位三年曾向子思請教問題，可知此年子思仍健在。從(cong) 多種信息看，子思與(yu) 穆公當有多年之共事交往。顯然，《史記》六十二歲之說存在問題，應當是後世傳(chuan) 抄致誤或司馬遷所據材料有誤。

子思當享高壽，《史記》六十二歲之說當有誤，自清代學者毛奇齡《四書(shu) 賸言》引王草堂《複禮》、孔繼汾《闕裏文獻考》以來，以至近人錢賓四，都主張當為(wei) “八十二”之誤。從(cong) 戰國、漢代出土文獻可見，“六”字與(yu) “八”字確實相近，“六”僅(jin) 比“八”多上方的一點和一彎橫畫，下部的一撇一捺完全一致，易於(yu) 因字形殘缺而致訛。故此說可從(cong) 。

另外，郭沂認為(wei) “六十二”當是“九十二”之誤，但是檢核戰國及漢代簡帛，可以發現，大部分情況下，“六”與(yu) “九”字形差別較大，但是有個(ge) 別字形確實相近，容易因為(wei) 墨跡的漫漶而造成訛誤。故此說隻能存疑，留待參考。因為(wei) 此說較之“八十二”說尤能使各種矛盾之處得以消融。[⑨]

綜合以上，我們(men) 認為(wei) ，子思之生卒年因史料不足，不能遽以論斷。不過，可以大體(ti) 推測一個(ge) 範圍：其生年當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間，其卒年當在西元前412-405年之間。

二、子思的師承

子思的師承問題，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自從(cong) 宋儒提出“孔—曾—思—孟”的“道統說”之後，子思師承曾子的說法便成為(wei) 一種共識。不過，隨著“道統說”的式微，人們(men) 對此一成說表示了懷疑。子思師承再次成為(wei) 爭(zheng) 論不休的問題。

我們(men) 認為(wei) ，子思從(cong) 輩分上來說，屬於(yu) 孔子裔孫，當為(wei) 孔門再傳(chuan) 。不過，子思曾經親(qin) 受業(ye) 於(yu) 孔子。隻是年限不長，隨著孔子的去世，子思也隻能就學於(yu) 孔子的諸位弟子。[⑩]而在孔子弟子中，曾子與(yu) 子遊可能對子思的影響較大。

關(guan) 於(yu) 曾子與(yu) 子思的關(guan) 係，較早提到的是唐代韓愈。他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11]彼用一“蓋”字，顯係推測之辭。不過，這一說法，得到宋儒的大力表彰，並形成儒家“道統說”，影響深遠。近代以來，這一說法雖然遭到多數學者的否定，但如果細致分析，二人存在師承是有可能的，宋儒的說法恐怕亦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中對曾子與(yu) 子思的師承關(guan) 係予以了重新的考察，並加以肯定，認為(wei) “曾子與(yu) 思、孟的思想的確是在一條線上發展的”[12]，李耀仙也肯定“孟子學於(yu) 子思之門人，遠源出於(yu) 曾子”[13]。與(yu) 侯說一致。但侯外廬對曾子與(yu) 思孟為(wei) 儒門正統的說法則予以否定，他說：“曾子為(wei) 孔子之正傳(chuan) 之說，則絕非事實”，曾子“在思想實質上，則拋棄了孔學的積極成分，而片麵地承繼了並且擴大了孔學的消極的成分”，因此他對宋儒葉適的“孟子本於(yu) 子思，子思本於(yu) 曾子”而以為(wei) 曾子對於(yu) 孔子之道“獨受而傳(chuan) 之，大不可也”的說法表示讚同，以為(wei) 是“不易的至論”。[14]這就表明，侯外廬承認曾子與(yu) 思孟一係，是為(wei) 了反對宋儒的“道統說”的。李學勤也一直肯定曾子與(yu) 子思的師承關(guan) 係，認為(wei) 宋儒的說法有其根據。[15]業(ye) 師楊朝明對此也進行了考察，肯定了傳(chuan) 統的說法。[16]

盡管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曾子和子思之間的師承，但是從(cong) 《孟子》所謂“曾子、子思同道”的說法可見二人關(guan) 係之非同尋常。加之，在子思與(yu) 孔子弟子同時出現的史料中，以曾子與(yu) 子思同時出現居多，亦可從(cong) 側(ce) 麵佐證二人之師承的可能性。而從(cong) 性格氣質上看，曾子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說與(yu) 子思的性格十分相近。另外《大學》與(yu) 《中庸》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承繼關(guan) 係，如論慎獨、論誠等，皆可見思想的聯係。[17]《孝經》[18]論孝與(yu) 子思所傳(chuan) 《中庸》、《坊記》等重孝，皆有一致性。《曾子》十篇的思想與(yu) 《子思》數篇進行比較，亦可見二者存在著密切的關(guan) 係。當然，我們(men) 也不必諱言，二者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思想的發展，必然導致師徒之間的思想差異，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學生與(yu) 老師的思想完全一致，那就沒有思想的進步和發展可言了。[19]

子遊與(yu) 子思有師承關(guan) 係的記載，最早見於(yu) 《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在批評了思孟五行之後，說“以為(wei) 仲尼、子遊為(wei) 茲(zi) 厚於(yu) 後世”，這是子思、孟子之罪。不過，這裏的“子遊”，據清儒郭嵩燾等考辨，應係“子弓”之訛。[20]理由是：《荀子》書(shu) 中多次以仲尼、子弓並提，極盡尊崇。子遊是被荀子批評為(wei) “賤儒”的，此處不應將子遊與(yu) 孔子並提。我們(men) 認為(wei) ，郭氏這種推斷可能有誤。荀子推崇孔子、子弓固然屬實，但不影響此處作“子遊”，因為(wei) 這裏之所以連言“仲尼、子遊”就子思、孟子的思想譜係而言的，而並不表示子思、孟子代表他所推崇的儒家正統“仲尼—子弓”的思想譜係。[21]

關(guan) 於(yu) 子思師承子遊的說法，由康有為(wei) 正式提出。他說：“著《禮運》者，子遊。子思出於(yu) 子遊，非出於(yu) 曾子。顏子之外，子遊第一。”[22]“子遊受孔子大同之道，傳(chuan) 之子思，而孟子受業(ye) 於(yu) 子思之門。”[23]“子思、孟子之學傳(chuan) 子遊、有子之學者也。”[24]梁任公也認為(wei) ，“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遊而以受於(yu) 孔子也。”[25]到了郭沫若進一步肯定了這一關(guan) 係。他說：“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le) 正氏之儒應該隻是一係。孟氏自然就是孟軻，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樂(le) 正氏當即孟子弟子樂(le) 正克。但這一係，事實上也就是子遊氏之儒。”[26]

隨著郭店簡的問世，學者對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進行了更為(wei) 深入的考察。薑廣輝不僅(jin) 肯認了子遊與(yu) 子思具有師承關(guan) 係，而且還認為(wei) 子遊、子思、孟子一脈相承，秉承孔子“天下為(wei) 公”的思想，主張“君宜公舉(ju) ”，“民可廢君”，在早期儒家之中，最富有人民性、主體(ti) 性，抗議精神最強，是早期儒家的嫡係和中堅。[27]我們(men) 認為(wei) ，子遊能否屬於(yu) 孔門嫡係，尚值得討論，不過，子遊與(yu) 子思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是可以認可的。

林樂(le) 昌曾指出：“子思之學，遠源於(yu) 孔子，近源為(wei) 曾子和子遊。”[28]蒙培元也認為(wei) ，“子遊很可能是思孟學派形成中的重要人物”[29]，梁濤對此表示讚同，他並且指出，不應以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在曾子與(yu) 子遊之間取舍，實際上，曾子、子遊等人都可能對子思有所教育，有所影響。我們(men) 認為(wei) ，這種看法是比較正確的，因此是可取的。

子思作為(wei) 孔子的裔孫，地位特殊。而孔門弟子與(yu) 孔子之關(guan) 係，有“擬血緣”性[30]，情同父子。孔子去世後，子思年幼，而伯魚又先孔子卒，在這種情況下，孔門弟子擔當起教育、培養(yang) 子思的任務，實屬自然之舉(ju) 。尤其是在孔子剛剛去世的數年中，孔子的弟子大多在魯為(wei) 孔子服喪(sang) ，他們(men) 教育年幼的子思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麽(me) ，除了曾子、子遊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弟子對子思施加過教育和影響呢？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學者較為(wei) 公認的曾子、子遊之外，我們(men) 上麵還提到了有子。其實，據《孔叢(cong) 子·居衛》有子思“吾聞之子夏”的說法，而且子思學派善於(yu) 詩學，則子夏對子思有所傳(chuan) 授，亦屬可能。另外，饒宗頤曾揭示簡本《五行》有“重無”的思想，而據《禮記·孔子閑居》有孔子對子夏言“三無”之事，[31]二者相通，則孔子這一思想當是子夏傳(chuan) 於(yu) 子思。蒙文通曾經指出：“然尋諸儒分為(wei) 八之事，其一為(wei) 子思氏之儒，儒之兼取法家，莫著於(yu) 此。”又雲(yun) ：“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於(yu) 儒者也。”而子夏又是公認的法家學派的源頭之一，則子思與(yu) 子夏之思想間存在巨大關(guan) 聯，又得一旁證。

另外，子張與(yu) 子思之間也應當存在著師承關(guan) 係。這一點通過《忠信之道》、《從(cong) 政》等簡帛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對比可以看出，對此我們(men) 有專(zhuan) 文詳細考述。[32]

子思生卒年及其師承的考證，正如諸多其他曆史問題的考證一樣，並沒有足夠的鐵的證據來定讞，不過我們(men) 總是希望能夠對已有的各種說法進行梳理，綜合考辨，以便得出一個(ge) 相對接近曆史真相的看法。這就是這篇小文的用心所在。

注釋：
 
[①]蔣伯潛：《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頁。
 
[②]蔣伯潛：《諸子通考》，第284-285頁。
 
[③]蔣伯潛：《諸子通考》，第122-123頁。
 
[④]戚福康、施建平二位亦是以顏子之死定伯魚卒年，而同樣認為伯魚卒時為四十歲。但同樣不能解答《史記》所記之“五十”何以是“四十”之訛。他們考察後認為，子思之生年當為西元前490年左右，卒年當在西元前405年左右，享年86歲。參氏著《子思學源辨正》，《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19頁。
 
[⑤]對於《檀弓》中關於子思的這幾條記載，清儒簡朝亮認為，這個“子思”並非孔伋，而是孔子弟子原憲。孔德立亦曾引證這一說法。我們認為，這一看法之誤十分明顯。《檀弓》上明言子思乃“聖人之後”，“哭於孔氏之廟”，則為孔子裔孫孔伋十分顯然。見簡朝亮：《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頁。孔德立：《早期儒家人道思想的形成與演變——以子思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49頁。
 
[⑥]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99-202頁。
 
[⑦]明代焦竑《焦氏筆乘》卷三“孟子非受業子思”條雲：“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既長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2頁。）周廣業《孟子四考四·孟子出處時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雲：“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為喪主，知其年已長矣。”（《清經解續編》第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1092頁。）林按：二人所論皆以孔子卒時，子思為喪主，故其年已長。但孔子卒，子思是否為喪主，未見於載籍，而即使為喪主，亦與其年齡無關。見於《禮記·檀弓》者有一條：“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所記者乃子思之母死，非孔子卒。雖然我們認為，孔子卒時，子思年齡絕非甚小，但焦氏、詹氏之說卻不足為據。而高專誠等以為“聖人之後”的說法，明顯是漢人的表述。因此他認為《禮記》所載多為漢人之說，不可信據。我們認為，在先秦時期，甚至在孔子在世時，目孔子為聖人之說已經出現，絕非至漢代方興。而近來對《禮記》之研究已經表明，該書所載多為先秦儒家諸子之說，雖經漢人編輯整理，但是並不能據此將之視為漢人之作，而否定其記載的可信性。
 
[⑧]參見郭克煜等著《魯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277所載“戰國時期魯史係年”及第468頁“魯國大事年表”。孔德立從此說。而錢賓四之說，見《先秦諸子係年》，第178-179頁。楊澤波《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從之，見該書第24頁。梁濤、劉寶才等《中國學術編年·先秦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出版社，2005年）亦從之。見該書第280頁。對於魯穆公元年之考辨，此兩說孰是孰非，不敢遽下論斷。
 
[⑨]李健勝不同意“六十二”有誤說。但學者多已指出，如果子思年六十二，即使其為伯魚之遺腹子，亦不能為魯穆公師。但李健勝指出，子思為魯穆公師當是魯穆公為世子時事。但典籍中明確有魯穆公說“寡人不德，嗣於先君之業三年矣”之語，則該說之誤可知。當然，《孔叢子·雜訓》之記載，可以“偽書”不足據為由否定之。但綜合相關文獻，我們認為，盡管《孔叢子》書中可能有諸多偽托之處，但沒有理由否定這一記載。李說見氏著《子思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頁。筆者曾就此求教於精於古文字的侯乃峰博士，他認為六與九字形相差較大，出現訛誤的可能不大。
 
[⑩]李健勝認為，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或子遊，但都沒有確證，且說法並不統一。利用上博簡《孔子詩論》和《論語》中的有關史料，並結合先秦仁學譜係的知識背景，可推知子思可能從學於孔子門人，但其學並不出於曾子或子遊，而是繼承了孔子的晚年思想。見其《子思從學考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第57頁。我們認為，李氏之排斥曾子、子遊對子思之影響的成說，是不妥當的。不過，他指出孔子晚年思想對子思的影響則是正確的。但他對孔子晚年思想的有些把握則可能存在問題。如他將《論語•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中包含的“情性主張”看作孔子晚年思想，便明顯有誤。我們知道，“四子侍坐章”中所展現的主要是孔子早期弟子與孔子的思想交流場景。
 
[11][唐]韓愈：《送王秀才序》，餘冠英等主編：《唐宋八大家全集·韓愈集》，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92頁。
 
[12]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4頁。
 
[13]李耀仙：《辟韓非“儒分為八”說》，《先秦儒學新論》，第88頁。
 
[14]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360—369頁。
 
[15]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薑廣輝主編：《中國哲學》第20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16]楊朝明：《曾子與思孟學派學術關聯申說》，楊朝明、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子弟子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429-440頁。
 
[17]郭沂曾論證《大學》與《中庸》思想的密切關係，但他得出子思作《大學》的結論，則顯得過於草率。見其《〈大學〉新論――兼評新儒家的有關論述》（《新儒家評論》第2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與《子思書再探討――兼論<大學>作於子思》（《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4期）等文的論述。梁濤撰文《<大學>早出新證》，考證認為《大學》應成於曾子或其弟子之手。他也認為《大學》與《中庸》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他說：“《中庸》的思想比《大學》更為成熟，故《大學》應在《中庸》之前。”“《大學》與《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聯係，表現出前後的承接關係。”這可以成立，但他舉的例證則不恰當。他說：“《中庸》重視‘修身’，並由此推向‘治天下國家’，顯然是受了《大學》‘修、齊、治、平’的影響。”他又舉《中庸》所引“子曰”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為例，將“子曰”部分看作子思之思想，顯然有誤。我們毋寧說是曾子受到了孔子的影響，更為合理。
 
[18]彭林曾撰文考證《孝經》為子思所作，很有啟發性。我們認為這一結論有一定道理，可成一家之言。不過，他同時也承認，子思作《孝經》是將孔子與曾子論孝的對話編撰而成。由此可見，曾子與子思之師承關係。見氏著《子思作<孝經>說新論》，《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3期，第66頁。
 
[19]劉光勝認為，子思早年受曾子影響較大，但曾子晚年由重仁義轉變為重孝，對子思的影響日漸式微。見氏著《子思與曾子師承關係新證——兼談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的深層根源》，載陳偉主編：《簡帛》第5輯。對於這一觀點，我們基本是認可的。不過，劉兄的論證卻存在問題。他認為，子思的思想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緇衣》、《表記》、《坊記》為代表的語錄體，主要是以“子曰”的形式闡發自己的思想，為子思思想的準備和醞釀期；第二個階段是以《五行》、《中庸》、《魯穆公問子思》為代表，用獨立論著的形式進行自己學派的理論構建，為子思思想的成熟期。我們承認子思思想必然存在一個發展曆程，可以分為前後兩期。但是如將《表記》等三篇作為子思早年思想資料，忽視了其為“孔子遺說”的性質，則可能將孔子的思想安置到子思的身上。這一觀點顯然是受到梁濤的影響。對此，我們存在不同意見。如果將“子曰”判斷為子思的思想，必須有堅實的證據和有力的論證，否則便屬於冒險。
 
[20]郭嵩燾雲：“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遊，本篇後雲‘子遊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遊’必‘子弓’之誤。”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5頁）引。
 
[21]當然，我們也不能排斥此處“子遊”為“子弓”之訛的可能。如果是作“子弓”的話，那麽子思當與子弓有一定的師承關係了。關於子弓，我們專文有考，茲不贅述。此子弓當是孔子弟子仲弓，即冉雍。冉雍名列孔門四科之“德行”科，深受孔子推重，其能教育子思，亦屬可能。隻是材料闕如，我們無法確定二者之間的思想關聯。
 
[22]康有為：《萬木草堂口說·禮運》，《康有為全集》第2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6頁。
 
[23]康有為：《孟子微·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24]康有為：《孟子微》，第168頁。
 
[25]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頁。
 
[26]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頁。
 
[27]薑廣輝：《郭店楚簡與道統攸係》，薑廣輝主編：《中國哲學》第21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15頁。
 
[28]韓旭暉：《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新拓展》，《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第124頁。
 
[29]蒙培元：《<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與思孟學派的關係》，《儒家思孟學派論集》第16頁。
 
[30]孔子與七十子之間的“擬血緣性”關係的說法是受到台灣佛光大學李紀祥老師的點撥和啟發的。
 
[31]饒宗頤：《楚簡與詩樂》，《饒宗頤新出土文獻新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7頁。
 
[32]戚福康、施建平二位之《子思學源辨正》一文對此問題進行了考證。他們認為，子思的啟蒙教育得益於家人，兒童時期則得到孔子及其某些弟子的教誨，少年時期受到子遊的影響較大，青年時期曾子成了他亦師亦友的導師與密友，而中年起與曾子、子遊及其他孔子弟子共同總結孔子的儒家學說，使儒學成為一個更有係統的學術派別。而子思之所以能夠成為儒學的主要傳人，正是源於他多種學術繼承和總結的結果。這與我們的看法有相當的一致性。不過，曾子、子遊等與子思之關係因為資料缺乏，尚不能做過多的推論。而二位所據推論的很多根據尚有待論證，因此其結論越是具體，偏離事實的危險也就越大。關於子張與子思之間的關係，詳參宋立林：《由新出簡帛<忠信之道>、<從政>看子思與子張之師承關係》，《哲學研究》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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