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鄉(xiang) 村善政：南宋儒者治鄉(xiang) 的三重維度

作者：崔海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十三日己酉

          耶穌2020年1月7日

摘要：南宋儒者將鄉(xiang) 村成員分為(wei) 三個(ge) 階層，作為(wei) 鄉(xiang) 村領導與(yu) 精英的“官員——士紳”階層，對基層社會(hui) 起到嚴(yan) 重破壞作用的“吏胥——豪民”階層，需要予以保護和教養(yang) 的“富民——平民”階層。而後針對三者特點采取不同策略展開下行之鄉(xiang) 治。依重和聯合第一個(ge) 階層：依靠官員，揭示其自身與(yu) 為(wei) 政之弊端、形成原因並提出對策，積極改造之；團結士紳，共同推進鄉(xiang) 間公共事務的發展。規範和懲治第二個(ge) 階層：規範吏胥，揭示其對下欺壓百姓、對上欺蒙官員之弊端、形成原因並提出對策，予以限製利用；懲治豪民，揭示其對下禍害鄉(xiang) 裏、對上欺淩官吏，並與(yu) 吏胥相勾結之危害，並嚴(yan) 懲不貸。保護與(yu) 教養(yang) 第三個(ge) 階層：保護富民，客觀看待其作用，妥善維護其利益；教養(yang) 平民，在民生方麵保田地、均賦稅、寬役法、備災荒、嚴(yan) 治安，在教化方麵則製家禮以收攏宗族，並興(xing) 書(shu) 院以教化鄉(xiang) 黨(dang) 。

關(guan) 鍵詞：南宋儒者；鄉(xiang) 村治理；官員-士紳階層；吏胥-豪民階層；富民-平民階層；下行政治

南宋的鄉(xiang) 村世界，其成員錯綜複雜，若以權威言，則既有官員、吏胥、鄉(xiang) 村行政頭目等製度性權威，又有宗族、士紳、豪強、民間組織首領及巫師、僧道等宗教人士之非製度性權威[①]；若以齊民言，則依貴賤可分官戶、民戶[②]，依土地所有可分主戶、客戶[③]，以資產(chan) 眾(zhong) 寡可分五等戶[④]；若就其精英言，以特權有形勢戶[⑤]，以財產(chan) 有新興(xing) 之富民[⑥]，以性質有豪民與(yu) 長者[1]。然則儒者[⑦]廁身其中，欲踐履其下行政治，則取舍權衡，將之析為(wei) “官員——士紳”、“吏胥——豪強”、“富民——平民”三者，廓清主次，分別因應，展開鄉(xiang) 治。

一．對“官員——士紳”階層的依重與(yu) 聯合

儒者進則為(wei) 官退則為(wei) 紳，故其治鄉(xiang) ，特重“官員——士紳”此一以文化為(wei) 紐帶的命運共同體(ti) ，首先視基層官員與(yu) 鄉(xiang) 間士紳為(wei) 可以依重、團結的正麵力量。

（一）依重基層官員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級，最高是路，中級是州、府（重要的行政區域，如首都、陪都）、軍(jun) （邊塞或戰略要地）、監（重要的礦產(chan) 資源區域），最低則是縣。縣級官員有知縣（縣令）、縣丞、主簿、縣尉[2](P3697)，其職責“縣令掌總治民政，勸課農(nong) 桑，平決(jue) 訟獄，有德澤、禁令則宣布於(yu) 治境。凡戶口、賦役、錢穀、賑給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受災傷(shang) 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ye) 。有孝悌及行義(yi) 聞於(yu) 鄉(xiang) 閭者，具事實申於(yu) 州，激勸以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wei) 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丞掌貳令之職，主簿、尉佐理縣務，而主簿專(zhuan) 掌稽考簿書(shu) ，尉掌追捕盜賊及檢覆之事。小縣不置丞，或以主簿兼縣尉之職”[3](P4326)。儒者對基層官員並非膚淺之肯定，而是辯證之聯合。

其一，加強日常聯係，匯報輿情，增進友誼。如陳淳一生未第，居鄉(xiang) 授業(ye) ，他經常與(yu) 地方官員書(shu) 信來往，討論政事，先後有《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上趙寺丞論淫祀》《上胡寺丞論重紐侵河錢》《與(yu) 李推論海盜利害》《上傅寺丞論學糧》《上趙寺丞論秤提會(hui) 子》《上莊大卿論鬻鹽》《上傅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書(shu) 》《上傅寺丞論告訐》《上傅寺丞論浮戲》《代王迪父上真守論塔會(hui) 》等，內(nei) 容大體(ti) 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是事關(guan) 民風民俗，如淫戲、淫祀、佛老、學校、貢舉(ju) 等，旨在塑造良好的民風民俗、教化百姓；二是事關(guan) 民生經濟，如屠牛、秤會(hui) 價(jia) 、盜竊、海盜等，旨在杜絕民害、減輕百姓負擔。[4](P32-33)正因其修德進業(ye) ，“居鄉(xiang) 不沽名循俗，恬然退過，若無聞焉”，故“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2](P12790)，“或質以所疑，所谘以時政，而一時之碩儒學子問道踵至”（《北溪大全集·外集·述敘》）[5]（P903）。再如陸九淵居鄉(xiang) 期間也頻頻給基層官員寫(xie) 信，首先是職務全，基本上基層官員都寫(xie) 過信，如《與(yu) 程帥》《與(yu) 趙宰》《與(yu) 陳倅》《與(yu) 宋漕》《與(yu) 趙監》《與(yu) 陳教授》《與(yu) 趙推》等等，可謂悉備；其次是事務廣，凡為(wei) 官本質、民生、大害、日常事務、重大事件等均有反映。

其二，揭示官員為(wei) 政之弊。一則揭示其自身之弊。首先主觀懶政。基層官員往往自命清高，甚至不理政事托於(yu) 吏胥。如真德秀雲(yun) ：“今之世，有勤於(yu) 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政經》）[6]（P454）陸九淵亦雲(yun) ：“世儒恥及簿書(shu) ，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製國用，孔子會(hui) 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製民產(chan) 、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眾(zhong) 多，豈可不責之儒者？”[7](P70)其次能力缺失。基層官員絕大部分都由科舉(ju) 出仕，嚴(yan) 重缺乏錢糧刑穀等專(zhuan) 業(ye) 能力，一朝臨(lin) 政，則如葉適所言：“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yi) 、性與(yu) 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ju) 之餘(yu) 習(xi) 耳。一日為(wei) 吏，簿書(shu) 、期會(hui) 迫之於(yu) 前，而操切無義(yi) 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yu) 政判然為(wei) 二。”[8](P776)相反，基層“稅賦弊源皆在鄉(xiang) 胥之胸中”[9](P427)，所以“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cong) 旁而嗤之”[8](P774)，由此太阿倒持，治權淪於(yu) 吏胥，造成了基層政治的惡化。

二則揭示其治理之弊。首先，對上之賦稅。南宋內(nei) 外交迫，賦稅極重，北宋賦稅最多的熙豐(feng) 年間“所入乃至六千餘(yu) 萬(wan) ”貫，南渡後奄有半域，然“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餘(yu) 萬(wan) 焉”[10]，故朱子憤道“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朱子全書(shu) 》第18冊(ce) 《語類》卷一百十《論兵》）[11](P3550)。正因中央強征賦稅，導致縣邑財政困窘，往往如範成大所言“蕞爾小邑，負責猶數巨萬(wan) ”（《吳都文粹》）[12]窮縣更甚，如黃榦雲(yun) ：“江西諸縣惟新淦最為(wei) 難治，二十年間為(wei) 知縣者十政而九敗，為(wei) 人吏者朝補而夕配。推原其端，皆緣財賦窘乏，入少出多。”（《勉齋集》卷二十九《新淦申臨(lin) 江軍(jun) 及諸司乞申朝廷給下賣過職田錢就人戶取回》）[13]（P323）上級催賦極其殘酷，縣官隻得往下加碼盤剝。如黃榦雲(yun) ：“每歲三總領所專(zhuan) 人絡繹催促，縣道決(jue) 無可補填，徒被追擾……斥辱微官，甚於(yu) 奴隸；扯捽小吏，甚於(yu) 罪囚；誅求金錢，甚於(yu) 攘劫；叫號街巷，歌舞市肆，必厭其所欲而後反。”（《勉齋集》卷二十九《申臨(lin) 江軍(jun) 乞申朝省除豁綱欠》）[13]（P326）又如黃震雲(yun) ：“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郡督縣道，不問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鑿空掠剩，賊民而害農(nong) ，無所不用。”（《黃氏日抄》卷六十七《應詔》）[14]（P617）故陸九淵認為(wei) 金溪地偏本可自給，然“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7](P107)。甚至民間出現“一雞未肥，裏胥殺而食之矣。持百錢而至邑，群吏奪而取之矣”[15]之現象。

其次，對下之訴訟。宋人極好訟[16]，導致地方獄訟事務繁多，時人謂：“今所謂縣令者，旦朝受牒訟，暮夜省按牘，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幾益格，其間名為(wei) 強敏者，隨事剖決(jue) ，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儻(tang) 複責其餘(yu) 力，足辦獄事，訊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17]如黃震稱吉州健訟雲(yun) ：“當職自交割後四五十日之間，已判過吉州不切公事七八百件。今住司人來尚複有之。”（《黃氏日抄》卷七十九《又再榜諭吉州詞訟》）[14]（P823）陳淳亦雲(yun) 漳州好訟：“今侍丞下車第一引詞狀，日幾至三四百者。”（《北溪大全集》卷四七《上傅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條》）[5]（P872）訴訟既多，官員人少，無力妥善處理，正為(wei) 吏胥所篡，釀成惡果。如陸九淵雲(yun) ：“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奸為(wei) 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wei) 勝負。……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柢入獄，唯獄吏之所為(wei)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cong) 而察之，不能複有所見矣。蓋其啟情皆由於(yu) 吏卒之所成練。”[7](P111)

其三，提出相應之對策。一則解決(jue) 自身問題。首先提升勤政意識。如真德秀雲(yun) ：“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xing) 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yu) 夫葉和、親(qin) 族賙濟、鄉(xiang) 閭為(wei) 眾(zhong) 所推者，請采訪以實，以上於(yu) 州，當與(yu) 優(you) 加褒獎。至於(yu) 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wei) 主。”（《政經》）[6]（P453）在此基礎上，儒者更是身體(ti) 力行、以身作則。如真德秀知泉州，“至之日，延見黧老，問田裏疾痛屙癢，與(yu) 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為(wei) 之”（《西山文集》卷二四《永春大夫禦史黃公祠記》）[18]（P361）。黃榦知安慶，“理民訟、接賓客與(yu) 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shu) 院講論經史”[2](P12779)。

二則解決(jue) 治理問題。首先針對賦稅之弊。儒者要求基層官員加強專(zhuan) 業(ye) 學習(xi) 。如陸九淵雲(yun) “今簿書(shu) 不理，吏胥因為(wei) 紊亂(luan) ，為(wei) 長吏者難於(yu) 稽考，吏胥與(yu) 奸民為(wei) 市，使長吏無所窺其蹤跡，此所當深思精考，核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wei) 非’者也。簿書(shu) 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複被擾矣。”[7](P116)朱子則授以同安主簿之經驗，“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qian) 押，以免吏人作弊”，“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隻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貼雲(yun) ：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xiang) 分稅，仰人戶鄉(xiang) 司主人頭知委。隻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隻是一個(ge) 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語類》卷一百六《外任》）[11](P3462-3463)在此基礎上，正確處理民生與(yu) 賦稅之間的矛盾，保證國家任務完成。如陸九淵雲(yun)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yang) 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居從(cong) 而督之，理之宜也。為(wei) 守宰者不可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管”，“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寬上府之督責……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7](P116)然不當之賦稅要力爭(zheng) 減免，遇災更應做好上報減免工作，必要時甚至要以民生優(you) 先，寧可不完成催科任務。如陸九淵雲(yun) ：“或不得已而闕於(yu) 財賦，不為(wei) 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7](P99)

其次解決(jue) 訴訟問題。儒者要求官員深入鄉(xiang) 村掌握實情。如陸九淵認為(wei) 理想官員乃漢之黃霸，其對轄區內(nei) 大小事務了如指掌，故能準確破案。他自己就身體(ti) 力行，輕鬆斷案準確抓獲偷盜者，結果“吏大驚，郡人以為(wei) 神”（《宋史·列傳(chuan) 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2](P12881)。在此基礎上注重研究偵(zhen) 破審理的規律與(yu) 方法。朱子傳(chuan) 授弟子雲(yun) “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nei) 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語類》卷一百六《外任》）[11](P3484)。陸九淵對官員亦敦敦相告：“今有兩(liang) 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shu) 契要無可考據，事又有不在簿書(shu) 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wei) 二處，三人則隔為(wei) 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yu) 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複求之。若使得在於(yu) 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yu) 兩(liang) 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卻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陽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7](P111-112)

隻要經過針對訓練，基層官員治理能力即會(hui) 有效提升，如朱子向朝廷推薦龍溪知縣翁德廣時稱“嚐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wei) ，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11](P885-886)。葉適也列舉(ju) 幾例，在斷獄方麵如徐諱誼在歙縣處理一起吏胥、保正勾結殺人並載贓死者妻子的冤案[8](P402)。在精通錢糧刑穀方麵如趙善悉在理財等專(zhuan) 業(ye) 能力上超過了職業(ye) 吏胥[8](P418)。在加強與(yu) 民眾(zhong) 溝通聯係方麵如徐諱誼經常微服私訪了解民情[8](P402)。在興(xing) 辦公共工程方麵如王木叔在績溪縣為(wei) 開塘儲(chu) 水，不強行征挖民田，而是自籌資金購買(mai) 民田再行開挖，並且官買(mai) 工具，又以工食助民，結果順利完成工程，使民眾(zhong) 不再受旱災[8](P148)。

對於(yu) 不稱職者，儒者則直言規勸，如陸九淵《與(yu) 陳倅》中雲(yun) ：“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zhuan) 欲趣辦，不複有一毫為(wei) 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複渠書(shu) ，已嚐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shu) 直勉之。”[7](P99-100)其在《與(yu) 蘇宰》中則直雲(yun) ：“荒邑薦饑，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繄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而專(zhuan) 一‘撫’字，宜可安意為(wei) 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7](P103)此是提醒他不要學前任涸澤而漁，相反要體(ti) 淑民力，以撫為(wei) 主。至於(yu) 不稱職者則上報罷黜，如朱子認為(wei) 江山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並列舉(ju) 其囚禁平民以行科斂、備荒不力等瀆職事宜，“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故申請“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11](P949-950)。

（二）聯合士紳

有宋家法優(you) 待文人，號稱“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其中科舉(ju) 及第者自然為(wei) 官，占絕大多數的未第者則留在鄉(xiang) 間，與(yu) 候缺、丁憂、賦閑、致仕等官員構成了龐大的士紳集團，這樣在基層形成所謂士紳社會(hui) 。因為(wei) “士紳階層以從(cong) 事進士業(ye) 的地位和文化優(you) 勢，往往扮演了地方領袖的角色，在學校教育、興(xing) 修水利、防災抗災、救荒賑濟和社會(hui) 治安等諸多方麵的地方事務，起到了各級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由於(yu) 所受教育和利害關(guan) 係，士紳們(men) 在政治上與(yu) 朝廷何持著高度的一致，成了趙宋王朝在地方上的重要支柱”[19](P11-12)。且其是本地人，正可彌補官員是外鄉(xiang) 人之缺陷。故而儒者視為(wei) 同袍，緊密團結他們(men) 。儒者特別注意統一輿論，以求同聲共氣。如就征收陶戶稅的問題，陸九淵與(yu) 本地士紳展開討論，認為(wei) 本縣陶戶乃是農(nong) 民農(nong) 閑時補貼家用，不應征稅，當力諍郡守勿行此舉(ju) ，而本地士紳更不應為(wei) 之辯護[7](P132)。在此基礎上，支持或聯合士紳積極推進公務事務。如社倉(cang) 乃朱子好友魏掞之首創，再由朱子推廣。首創平糴的則是陸九淵的兄長九韶。陸九淵不僅(jin) 前後與(yu) 楊守、趙監、陳教授、黃監等基層官員相與(yu) 討論，更是積極聯合鄉(xiang) 間士紳如“趙丈”等人，結成共同體(ti) ，聯合推動之。又如樓鑰所記，淳熙十三年兩(liang) 浙慈溪縣修水利，在規劃時“選裏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hui) 計，不使吏預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箠不施而利興(xing) 害除，可傳(chuan) 永久”（《攻媿集》卷五十九《慈溪縣興(xing) 修水利記》）[20]（P47）。

二．對“吏胥——豪民”階層的壓製與(yu) 打擊

南宋的鄉(xiang) 間，並非完全是溫情脈脈、守望相助的田園，最橫行無道者是吏胥與(yu) 豪民，二者往往沆瀣一氣，為(wei) 禍鄉(xiang) 裏，故儒士對此二者展開壓製與(yu) 打擊。

（一）壓製吏胥

一般來說，鄉(xiang) 村自治在宋朝一定程度上存在過[21]，但公權力並非絕跡於(yu) 鄉(xiang) 村，實際上，鄉(xiang) 村世界的日常運行，如賦役、獄訟等均需一隻常規隊伍來維係。此即有宋地方政治之吏胥階層。所謂吏胥乃“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22](P331)，即在政府各級機構中，除了主管官、佐官、屬官之外的那些官府雇傭(yong) 的低級辦事人員。其形成或出召募，或應差役[19](P130-131)。他們(men) 或主行文書(shu) 、或供役驅使，曾在兩(liang) 宋政治中起到過積極作用[23]。但又是造成地方政治黑暗腐敗、百姓賦稅負擔更加沉重、階層矛盾日益尖銳的一個(ge) 重要原因[19](P11-12)。在鄉(xiang) 村基層政權中，更是充斥著龐大的吏職人員。其中“衙前，以主官物；裏正、戶長、耆書(shu) 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cong) 官，以奔走驅使”[22](P127)，南宋之保甲製則有保正副之設置[22](P137)。以上人員之職能基本覆蓋了鄉(xiang) 村社會(hui) 生活。

其一，揭示吏胥之危害。宋人有詩雲(yun) ：“人逢胥吏麵，唾欲搗其胸。傷(shang) 哉彼何罪，造化生蛇蟲。”（《樂(le) 軒集》卷二《憎吏行》）[24]甚至將宋亡歸於(yu) 之[⑧]。早在北宋儒者已有憂慮，南宋更是屢作檢討。

一則認為(wei) 其對下欺壓百姓。宋人頻以“虎”稱謂吏胥，如蔡杭雲(yun) 鉛山有十虎[9](P413)，陸九淵雲(yun) 金溪有三虎[7](P98-99)，可見其在鄉(xiang) 村世界毒害之深。首先，在司法過程中，其往往借偵(zhen) 捕之名，騷擾百姓，搜括民財。“弓手不過假捕盜鄉(xiang) 閭，執縛良民，騷擾百出。手力亦不過假監係害民，以覓厚賂”（《州縣提綱》卷二《月給雇金》）[25]（P641）。“弓手、土軍(jun) 一至百姓之家，如虎之出林，獺之入水，決(jue) 無空過之理，其為(wei) 騷擾，不待根究而後知”[9](P27)。而後濫用刑罰，掌控獄訟。如陸九淵雲(yun) ：“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yu) 囹圄、械係、鞭箠之間，殘其體(ti) ，竭其膏血，頭會(hui) 箕斂，槌骨瀝髓，與(yu) 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wei) 文書(shu) ，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yu) 上府之左右締交合覺，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mu) 之民，劫於(yu) 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yu) 庭廡械係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chan) ，質妻鬻子，僅(jin) 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訴於(yu) 上。”[7](P72)其次在輸納賦稅過程中，又巧取豪奪，截取賦稅。如陸九淵雲(yun) “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wan) 矣”[7](P72)；“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為(wei) 官，其實為(wei) 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岧蕘，服食燕設，擬於(yu) 貴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7](P55)。陳淳亦言福建漳州的榷鹽收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縮，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贏”（《北溪大全集》卷四四《上莊大卿論鬻鹽》）[5](P857)。

以上形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基層行政頭目乃輪於(yu) 差役，沒有合法官俸。“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晝簾緒論·禦吏篇第五》）[26]（P711）故轉而漁肉百姓。如陸九淵所雲(yun) ，“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le) 為(wei) 之、爭(zheng) 為(wei) 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7](P112)。其次地方政府中許多日常開支都需吏胥自備，甚至某些官員因財政困窘還勒索吏胥，故吏胥隻得盤剝百姓。如“縣官日用則欲其買(mai) 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圖彩之類，士夫經從(cong) 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台郡文移專(zhuan) 人追逮則裒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貲產(chan) 者又孰肯為(wei) 吏哉，非饑寒亡業(ye) 之徒，則駔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晝簾緒論·禦吏篇第五》）[26]（P711）。

二則認為(wei) 其對上造成官弱吏強。部分官員有時也會(hui) 欺壓、盤剝吏胥[27](P227-231)，但總體(ti) 看來，宋代還是“吏強官弱，浸以成風”[2](P11210)。首先，吏胥慣於(yu) 欺騙官員。此如陸九淵雲(yun) ：“獄訟惟得情為(wei) 難。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yu) 吏，吏效其說，然必為(wei) 實形。欲為(wei) 實形，亦必稍假於(yu) 實。蓋不為(wei)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luan) 之，縱不能盡亂(luan) 之，亦必稍亂(luan) 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wei) 難，純以事實行之為(wei) 尤難。”[7](P111)其次吏胥甚至完全架空縣官，執掌生殺大權。此輩甚至“自號立地知縣”[9](P412)，且被百姓“目為(wei) 立地官人”（《州縣提綱》卷一《防吏弄權》）[25]（P623）。“縣吏則曰：我即知縣也；府吏則曰：我即知府也。十四鄉(xiang) 之貴寓巨室，我能鉗之而製之。十四鄉(xiang) 之下戶細民，我可生之而殺之”（《蛟峰外集》卷二《淳民以橫斂上蛟峰先生書(shu) 》）[28]。故蔡杭稱基層政權為(wei) “吏人世界”[9](P20)，葉適則稱為(wei) “公人世界”[8](P808)，官員則幾被忽略。

此形成原因極多，略撮其三：一則官是流官，吏胥則是本地人，代代世襲，正如陸九淵所雲(yun) ：“官人者，異鄉(xiang) 之人；吏人者，本鄉(xiang) 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liang) 考。吏人則長子孫於(yu) 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wei) 吏所欺，為(wei) 吏所賣，亦其勢也。”[7](P112)葉適也說，根據宋製縣官三年一換，“皆總於(yu) 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8](P656)。一般官員異地任職數年，對當地事務不甚了解，全靠所用當地人來行各種公事，使吏胥形成一個(ge) 獨立的自我循環體(ti) 係，導致了“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7](P808)。二則如前所述，其掌握了錢糧刑穀等治理業(ye) 務能力，成為(wei) 基層治權真正的主角。三則從(cong) 更深處說，官、吏分離當源自宋室的分權設計，以防士人獨攬治權，是為(wei) 祖宗家法。葉適曾有一釜底抽薪的解決(jue) 方案，即以新進及任子官員出任吏職，既解決(jue) 冗官問題又解決(jue) 吏胥問題，可謂一舉(ju) 數得[7](P808)。但正因此家法惜未實行，否則必將對南宋吏治起到根本性的扭轉。故儒者無法根除之，隻得最大程度限製、規範之。

其二，整治吏胥。一則官員要自我反省，主動奪回放棄已久的為(wei) 政主動權。“害民莫如吏，官之貪者不敢問吏，且相與(yu) 為(wei) 市；官之庸者，不能製吏，皆受成吏手”，於(yu) 是“吏奸縱橫，百姓無所措手足”[9](P40)。故陸九淵雲(yun) ：“公人之所縱得誌，本在官人不才。……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shu) 生腐儒，又以經術為(wei) 之羽翼，為(wei) 之幹城，沮正救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luan) 。中人無以自立，皆從(cong) 風而靡，隨波而流。”[7](P68)故而官員當自省，“今之為(wei) 官者，皆曰吏之貪，不可不懲；吏之頑，不可不治。夫吏之貪頑，固可懲治矣，然必先反諸己以率吏。……士大夫受君之命，食君之祿，尚或亡厭，而竊於(yu) 公，取於(yu) 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備，乃反以彼為(wei) 貪為(wei) 頑，何耶？故嚐謂惟圭璧其身，纖毫無砧，然後可以嚴(yan) 責吏矣”（《州縣提綱》卷一《責吏須自反》）[25]。（P624）

二則對吏胥要加強教育，強化規範。如陸九淵在荊門，“更變風俗”，“初習(xi) 俗偷人，以執役為(wei) 恥，吏為(wei) 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yi) ，不專(zhuan) 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苦無事”。次年，效果就非常顯著，“此間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概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殘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麵，政所謂脈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7](P509-512)

三則要嚴(yan) 加懲治，不能失之於(yu) 寬。陸九淵認為(wei) “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yu) 吏胥，吏胥者，吾之所禦，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7](P116-117)其特別批評了所謂之寬仁思想，“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7](P73)朱子也說：“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語類》卷一百六《外任》）[11](P3473)所以他們(men) 認為(wei) 唯一可行的對策就是加大打擊力度，從(cong) 而使狡吏得懲。如陸九淵雲(yun) “近數得尤丈書(shu) ，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xiang) 人書(shu) 與(yu) 家書(shu) ，備報田畝(mu) 閭巷歡呼鼓舞之狀。”[7](P 98)

（二）懲治豪民

有宋鄉(xiang) 間豪民的背景相當複雜，主要包括官宦、地主、地主兼商人、吏胥、訟師以及一些經黥配之後的惡吏等[27](P298)，其是南宋鄉(xiang) 村秩序主要的破壞者，儒者對之則嚴(yan) 加懲治。

其一，揭露豪民問題。一則對下霸占資源，武斷鄉(xiang) 曲。如樓鑰雲(yun) 龍遊縣“豪右並大溪為(wei) 舂磑以擅利”（《攻媿集》卷一百四《知梅州張君墓誌銘》）[20]（P590）；又雲(yun) 台州黃岩縣“有豪民，武斷一方，蓄雄狡數十輩，分而為(wei) 三，曰大神者為(wei) 之謀事，曰中神者為(wei) 之行貲，曰小神者則無賴善鬥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攻媿集》卷九十一《文華閣待製楊公行狀》）[20]（P398）。黃榦則雲(yun) “有豪強之家強占長江水利，收魚利錢者”（《勉齋集》卷三四《放免漁人綱釣魚利錢榜文》）[13]（P396）；“形勢之家專(zhuan) 以貪圖人戶田業(ye) 致富，所以敢於(yu) 違法者，恃其富強，可以欺淩小民，敢經官論訴，便使經官，得理亦必健訟飾詞，以其多貲買(mai) 誘官吏，曲行改斷。小民貧困，多被屈抑，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費用已不勝其困矣”（《勉齋集》卷三三《陳安節論陳安國盜賣田地事》）[13]（P376）；“兩(liang) 鄉(xiang) 幾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財貨，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盜賊行劫，必多牽引，使陷其中，然後控取財物，為(wei) 之救解，或出榜貼占，或假立契書(shu) ，鄉(xiang) 民俯首聽命，莫敢與(yu) 爭(zheng) 。文引追逮，全類官府，關(guan) 鎖禁係，無異犴獄。兼並孤遺田產(chan) ，吞並寺觀財物，兩(liang) 三年間增置稅錢一二百貫，而流離轉徙者不各其幾家……而官府不問，法令不加……擁高貲，據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鮮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則豪橫之徒又何苦而不為(wei) 惡耶”（《勉齋集》卷二七《申轉運司為(wei) 曾縣尉不法豪橫事》）[13]（P293-294），以至“豪戶控持奸民欺侮善良失職，鄉(xiang) 井蕭條，雖有循良之吏，亦無所施”（《勉齋集》卷二九《申臨(lin) 江軍(jun) 乞申朝省除豁綱欠》）[13]（P327）。

二則對上抗租拒捕，欺淩基層官吏。如朱子認為(wei) “舉(ju) 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但如今“佃戶多是豪滑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八《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11](P1233)。朱子知南康軍(jun) 時，都昌縣豪民劉邦逵隻因與(yu) 鄉(xiang) 人爭(zheng) 勝，竟利用行保甲法蓄藏兵仗、備置金鼓之便，“輒行關(guan) 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複怨仇，抗禦捕吏”，朱子驚呼，“鄉(xiang) 裏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製，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guan) 集教閱為(wei) 名，聚眾(zhong) 弄兵，淩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乞禁保甲擅關(guan) 集劄子》）[11](P921)。豪民對基層官員稍有不滿，則傾(qing) 陷之使被罷。如朱子在漳州行經界之際，“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wei) 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2](P4177)。甚至發展到膽敢公然毆打官員，如分陽豪強何貴，“一犯其鋒，狠仆成群，直造縣治，入擒胥吏，猶可諉也，扯知縣衣，傷(shang) 知縣之指”[9](P407)。麵對豪強欺淩，地方官吏避其鋒芒。如淳熙年間，興(xing) 國軍(jun) 永興(xing) 縣知縣趙伯彬被寄居豪強王質“陵鑠辱罵”，隻得“乞尋醫回避”[3](P4991)。

三則與(yu) 胥吏狼狽為(wei) 奸，為(wei) 害鄉(xiang) 裏。如陸九淵多次將吏胥、奸民並稱，“吏胥猖獗，奸民以嚚訟射利者，與(yu) 吏相表裏，公為(wei) 交鬥，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跡。”[7](P148)黃震亦雲(yun) “奸豪玩法，睚眥微隙，必囑縣吏差縣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黃氏日抄》卷七〇《申府乞免躬親(qin) 擾民及理索狀》）[14]（P679）。

造成豪強如此氣勢的原因很多。一則豪民非富即貴，貴者有政治背景，官員“慕其權勢，而因以為(wei) 納交求媚之計者”（《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八《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11](P1233)，“縣官甫下車，則先詔問權要聲援，往往循習(xi) 諂媚，互相交結”[3](P8527)，甚至認為(wei) “其上世有恩於(yu) 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遣之”（《朱子全書(shu) 》第18冊(ce) 《語類》卷一一二《論官》）[11](P3585)。二則如前所說，南宋地方財政困難，需借貸於(yu) 豪民。如黃榦雲(yun) 江西新淦“通一年計之，常欠二萬(wan) 餘(yu) 緡。官吏無以為(wei) 策，隻有懇求上戶預借官物，縣道之柄從(cong) 此倒持，豪強之家得以控扼。請求關(guan) 節，殘害細民。苟有不從(cong) ，便生論訴”（《勉齋集》卷二十九《新淦申臨(lin) 江軍(jun) 及諸司乞申朝廷給下賣過職田錢就人戶取回》）[13]（P323）。

其二，嚴(yan) 懲豪民。黃榦在新淦即雲(yun) ：“以一身當眾(zhong) 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為(wei) 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亦無憾矣。”（《勉齋集》卷五《與(yu) 李敬子司直書(shu) 》）[13]（P55）真德秀知泉州，“泉多大家，為(wei) 閭裏患，痛繩之”[2](P12960)。朱子則自言，“在長沙治一姓張人，……此人凶惡不可言：人隻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語類》卷一百六《外任》）[11](P3484)。其在南康軍(jun) 備荒“視民如傷(shang) ，至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裏安靖”[29](P110)。遇到極等之形勢戶，亦不為(wei) 所屈，如金華縣孝順鄉(xiang) 第十二都有“極等上戶”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畝(mu) 物力雄於(yu) 一郡，結托權貴，淩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為(wei) ”，在本地災荒中拒不賑糶，朱子先後請縣、州兩(liang) 級官員傳(chuan) 喚之，其“公然抗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故朱子奏請中央，予以正法（《朱子全書(shu) 》卷二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11]（P767）。

三．對“富民——平民”之保護與(yu) 教養(yang)

南宋儒者的鄉(xiang) 治，最終還是落實到平民之生存。有宋富民階層崛起，其富而好禮者，則是鄉(xiang) 間之長者，儒者要求保護之，而對平民之措施則集中於(yu) 教、養(yang) 兩(liang) 方麵。

（一）保護富民

其一，客觀看待富人之社會(hui) 作用。一則民生方麵其成為(wei) 州縣之本。有宋不抑兼並，承認土地私有，在鄉(xiang) 村中，上戶隻占總戶數的l%，卻擁有一半以上的土地[30]。但是富民並沒有任何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其對上乃是國家賦稅的主體(ti) ，所謂“常歲科配，皆出富室”[3](P 4519)。宋太祖即說：“富室連我阡陌，為(wei) 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並之財樂(le) 於(yu) 輸納，皆我之物。”（《曆代兵製》卷八《本朝》）[31]葉適亦雲(yun) ：“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yu) 富人。”[8](P656)其對下則是養(yang) 民的主體(ti) 。此如葉適所言：“縣官不幸而失養(yang) 民之權，轉歸於(yu) 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yu) 富人，得田而無以為(wei) 耕，借資於(yu) 富人；歲時有急，求於(yu) 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於(yu) 富人，遊手末作，俳優(you) 伎藝，傳(chuan) 食於(yu) 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8](P656-657)整個(ge) 社會(hui) 中承擔養(yang) 民責任的主體(ti) 由政府轉為(wei) 富人。

二則彼輩亦能積極提升自我修養(yang) ，積極投身鄉(xiang) 間的公共事務。時人謂“巨室者，一鄉(xiang) 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yi) 重士，文獻故家，過從(cong) 往來，盡可以問政請益，植材潤屋，積粟盈囷，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晝簾緒論·勢利篇第十四》）[26]（P724）。陳亮友人義(yi) 烏(wu) 富翁喻師“教其子孫，皆興(xing) 於(yu) 學”，並經常訓勉家中子弟[32](P1987)。葉適友人永康呂師愈“驟起家，富於(yu) 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yu) 儒，寒苦自課，如未嚐富者。可謂知本務矣”[8](P266)。另一友人東(dong) 陽富民郭欽止創石洞書(shu) 院，“禮聘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shu) 以實之，儲(chu) 洞之田為(wei) 書(shu) 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為(wei) 書(shu) 院之山”，他去世後，“諸子修之而不廢”“至今五十年”[8](P154)。黃榦友人臨(lin) 川富民黃仲修“篤於(yu) 教子不為(wei) 剽竊以徼利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裏，必求有學行者致之”（《勉齋集》卷三十八《黃仲修墓誌銘》）[13]（P451）富民階層還積極投身地方上的賑災、扶貧、恤弱等公務事務。如真德秀友人宜黃曹堯谘於(yu) 其家立通濟倉(cang) ，“計所有之田歲收畝(mu) 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jia) 必平，於(yu) 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眾(zhong) ”（《西山文集》卷三十六《跋曹唐弼通濟倉(cang) 記》）[18]（P575）。朱子在南康軍(jun) 賑旱，就曾向長者“訪其規製次序，為(wei) 郡縣賑濟法”（《昌穀集》卷十八《從(cong) 兄雲(yun) 夢縣尉墓誌銘》）[33]“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wan) 九千石，賑給饑民”[29](P109)。呂祖謙記載紹興(xing) 年間義(yi) 烏(wu) 富商徐氏於(yu) 鄉(xiang) 裏多施恩澤，時“天大寒，視並舍惸獨困殍，日賦之食，至於(yu) 春乃罷，帥以為(wei) 常”[34]。

其二，要求保護富民。儒者認為(wei) 富室與(yu) 平民相互依存，並無不可以調和之矛盾，如朱子雲(yun) ：“鄉(xiang) 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計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並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yang) 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成立。”（《朱子全書(shu) 》第25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勸農(nong) 文》）[11](P4626)又如王柏言：“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yang) 民，而民養(yang) 官矣。農(nong) 夫資巨室之土，巨家資農(nong) 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yu) 也，故曰官不養(yang) 民。農(nong) 夫輸於(yu) 巨室，巨室輸於(yu) 州縣，州縣輸於(yu) 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響軍(jun) ，經費萬(wan) 端，其始盡出於(yu) 農(nong) 也，故曰民養(yang) 官矣。”（《魯齋集》卷七《賑濟利害書(shu) 》）[35]故要求保護富民。如葉適認為(wei) “富人為(wei) 天子養(yang) 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今俗吏欲抑兼並，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但不能不加區別，對其一律嚴(yan) 抑，“不宜豫置嫉惡於(yu) 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yang) 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wei) 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wei) 治者也”[8](P656)。此是時賢之共識。陳亮友人吏部侍郎章服針對“朝廷令兩(liang) 浙、江東(dong) 人戶為(wei) 田一萬(wan) 畝(mu) 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guan) 子之屬”，“以為(wei) 事類科斂，無體(ti) 民經國之意”[32](P390)，亦是此意。

（二）教養(yang) 平民

其一，民生。陸九淵雲(yun) ：“所謂農(nong) 民者，非佃客莊，即佃官莊，其為(wei) 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qiao) 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nong) 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糴於(yu) 他鄉(xiang) 之富民，極可憐也。”[7](P108-109)真德秀亦雲(yun) ，潭州五等下戶在“農(nong) 事方興(xing) 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wei) 耕種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chang) ，則又轉息為(wei) 本，其為(wei) 困苦，已不勝言”（《西山文集》卷十《申尚書(shu) 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18]（P159）。故儒者最關(guan) 心的是平民特別是此類無地佃農(nong) 的民生問題。其措施如下。一則保田地。土地是民眾(zhong) 生活、生產(chan) 最根本的資料，曆代儒家對此均非常關(guan) 心，朱子、呂祖謙均有井田構想[⑨]，但亦認識到不切實際，未予實踐，葉適則直接否定之，要求在現實情況下，保護農(nong) 夫已得之私田[8](P656)。陸九淵亦要求區分官田與(yu) 省莊田，保護後者，不得與(yu) 前者混同“責括而賣之……異時有錢以買(mai) 者，必兼並豪植之家也。奪良農(nong) 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並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銜冤茹痛，相枕藉為(wei) 溝中瘠”[7](P115-116)。⑨⑩⑧

二則均賦稅。前文已述南宋賦稅極重，其結果即朱子所說“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shou) ，豐(feng) 年猶多饑死者”（《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語類》卷一〇八《論治道》）[11](P3517)。對此，儒者認為(wei) 當“取焉而不傷(shang) 民，予以而不傷(shang) 國”[7](P353)。具體(ti) 措施，除了主動要求減免不合理的賦稅外，就是行經界，平均田稅。朱子早在任同安主簿時，已“知三郡經界不行之害”[2](P4177)，朱子出任漳州知州，即告喻四方“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並民田而不受產(chan) ，則其產(chan) 虛樁在無業(ye) 之家；冒占官地而紐租，則其俵寄於(yu) 不佃之戶。奸胥猾吏，寅緣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係捶楚，無所告訴”（《朱子全書(shu) 》第25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曉示經界差甲頭榜》）[11](P4622-4623)；又上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最為(wei) 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ye) 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係之苦；富者有業(ye) 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經界申請司狀》）[11](P956)，決(jue) 心加以改革，施行“經界法”，丈量土地，核實田畝(mu) ，以“正版籍”“隨畝(mu) 均產(chan) ”，以均田稅，其效顯著，“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hui) 農(nong) 事方行，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撓而利於(yu) 己，莫不鼓舞”，所惜為(wei) 豪民聯合吏胥陰沮而敗[2](P4177)。

三則寬役法。南宋於(yu) 差役、雇役後，又由“布衣”楊權所首請而後推行義(yi) 役（《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義(yi) 役利害狀》）[11](P824)，然朱子認為(wei) “或以才智把握，而專(zhuan) 義(yi) 役之利；或以氣力淩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虐貧優(you) 富，淩寡暴孤”[2](P4335)。他詳細考察處州與(yu) 山陰之義(yi) 役，列檢前者之弊，首先本該出錢的上戶、官戶、寺觀等陰不出錢，反而是田少下戶出錢；其次逐都立役首、排役次，頗有不公，徒增詞訟。相比後者則“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chong) 改現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奏請實行（《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義(yi) 役利害狀》）[11](P824)。他還推薦了彭仲剛在臨(lin) 海施行的另一方案，“且如鄉(xiang) 有寬狹，寬鄉(xiang) 富家多，狹鄉(xiang) 富家少；狹鄉(xiang) 富家靳靳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chan) ，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xiang) ，鄉(xiang) 有闊狹，某鄉(xiang) 多富家，某鄉(xiang) 少富家，卻中分富家，以畀兩(liang) 鄉(xiang) ，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裏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朱子全書(shu) 》第18冊(ce) 《語類》卷一百一十一《論民》）[11](P3561-3562)。

四則備災荒。首先是處置突發災荒。如朱子在南康軍(jun) 救災，大修荒政，減免賦稅，興(xing) 修江堤[29](P109-110)。其次是建立常備機構。朱子居崇安鄉(xiang) 間始建社倉(cang) [⑩]，在荒年將政府儲(chu) 存的糧食貸給災民（《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cang) 記》）[11](P3720-3722)，朱子又詳立其條目規章與(yu) 流程事項等，並在全境推廣之（《朱子全書(shu) 》第25冊(c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社倉(cang) 事目》）[11](P4596-4600)。陸九淵將之在家鄉(xiang) 大力推行，並由其兄陸九韶管理，民至謳謠[7](P109)，又根據實行過程中發現的弊端予以改進，創立平糴，即平時購買(mai) 老百姓的糧食，災時則以平價(jia) 再度賣給老百姓[7](P125)。

五則嚴(yan) 治安。陸九齡執教興(xing) 國軍(jun) ，“會(hui) 湖南茶寇剽盧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攝”，九齡整頓義(yi) 社，“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以為(wei) 重”，又“暇則與(yu) 鄉(xiang) 之子弟習(xi) 射”，“歲惡，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2](P12878)。陸九淵在南康則強調群防力量，組織“煙火隊”，“申嚴(yan) 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收到良好效果[2](P12881)。朱子弟子張宇宗“乃因人情，倡為(wei) 義(yi) 甲，一家有警則甲眾(zhong) 畢集，盜以屏息”（《鶴山集》卷八十《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36]。

其二，行教化。一則於(yu) 家族層麵，製作家禮，收攏宗族。朱子居鄉(xiang) 期間，欲“畫出一個(ge) 天理與(yu) 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朱子全書(shu) 》第15冊(ce) 《語類》卷四十二《論語二十四》）[11](P1494)，故損益原本隻行於(yu) 高官貴族之禮製，先後編寫(xie) 了《祭儀(yi) 》、《古今家祭禮》、《家禮》等禮書(shu) ，以重建鄉(xiang) 村之良秩。呂祖謙亦立有《家範》。陸九齡則繼父之誌，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nei) 嚴(yan) 若朝廷。而忠敬樂(le) 易，鄉(xiang) 人化之，皆遜弟焉”[2](P12879)。

二則鄉(xiang) 黨(dang) 層麵，興(xing) 辦教育。彼時宋儒已自覺承擔起教化鄉(xiang) 裏的責任，故大興(xing) 書(shu) 院，私人講學十分盛行，如朱子創建寒泉精舍、雲(yun) 穀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書(shu) 院[37]，陸九淵有槐堂與(yu) 象山精舍，呂祖謙有麗(li) 澤書(shu) 院等，在民間取得很大影響。如葉適雲(yun) ：“昔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yi) ，達於(yu) 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chuan) 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複大振。講說者被閩、浙，蔽江、湖，士爭(zheng) 出山穀，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8](P246)又雲(yun) ：“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為(wei) 其學尤眾(zhong) 。雨並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nei) 觀。”[8](P338)。餘(yu) 波所及，獨學者則“夜後市音閴寂，乃聞獨誦聲琅然”[8](P335)；合族者則“始買(mai) 書(shu) 置石庵。增其屋為(wei) 便房，願讀者處焉，買(mai) 田百畝(mu) 助之食”[8](P203-204)。

綜上，南宋儒者的鄉(xiang) 村治理在三重維度上立體(ti) 展開：首先，依靠官員，團結士紳；其次，限製吏胥，打擊豪民；最後，保護富民，教養(yang) 平民，從(cong) 而在處江湖之遠的曆史舞台上，描繪出儒家下行政治的壯麗(li) 圖卷。

注：
 
[①]參見譚景玉：《宋代鄉村社會的多元權威——以民間糾紛的調解為例》，載《江淮論壇》2007年第1期；刁培俊：《宋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製》，載《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王華豔、範立舟：《南宋鄉村的非政府勢力初探》，載《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②]官戶，指一品至九品的品官之家，與民戶相對。某些通過出錢等途徑買得的官、宗室親、義勇保甲和陣亡之家因恩澤授者、娶宗室女並內命婦授官者，須至朝官（正八品以上），才能算官戶。官員死去，其子孫得蔭補者，不管有品無品，也算官戶。蔭盡，官戶需改為民戶。分見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0-121頁。
 
[③]主戶，又稱稅戶，是指有田產、稅錢或家業錢的民戶，主要劃分標準是土地。客戶指沒有土地，常居於主人之家，為人庸耕的佃農。但並非所有佃農都是客戶，有豪家承包官田被再轉租佃戶，故南宋有時是按稅收分主客。見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2、115頁。
 
[④]主戶依土地多少分為五等（標準而地區而異），其中第一、二等（或僅第一等戶）稱為上戶，屬大地主之列，第三等（或第二、三等戶）稱為中戶，屬中小地主；第四等為自耕農，甚至是富農；第五等則是半自耕農或貧農。見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2-114頁。
 
[⑤]形勢戶包括官戶和在各路府州軍縣各級官府衙門充任胥吏及鄉村基層政權頭目及其家屬，以及部分上戶。見尹敬坊：《關於宋代的形勢戶問題》，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6期。
 
[⑥]黃啟昌率先提出“富民階層”的概念，見黃啟昌：《富民階層與宋代社會》，載《求索》1995年第3期。後林文勳將之發展為“富民社會”，見林文勳：《宋代富民與災荒救濟》，載《思想戰線》，2004年第6期；林文勳：《論題：中國古代的“富民”階層》，載《曆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2期；林文勳：《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形成及其曆史地位》，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
 
[⑦]本文之儒者，並非廣義之士子，而是指居鄉或在基層為官的著名儒者，具體而言是以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陳亮、葉適等人為中心，輻射及其師友弟子而形成的儒家團體。
 
[⑧]“前輩有言，漢之天下弊於戚畹，唐之天下弊於宦豎，我朝天下弊於吏奸。凡為朝廷失人心、促國脈者，皆出於吏貪”。見[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四庫全書本。
 
[⑨]朱子在《井田類說》中提出了一個方案，可以行井田，以人口分配，設立上限，不充許買賣，見《朱子全書》第23冊《文集》卷68，第3326-3327頁。但也知當時行不了“封建井田，乃聖王之製，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見《語類》一百八《論治道》，第3514頁。呂祖謙認為，“今世學者，坐而論田製，然天下無在官之田，而賣易之柄歸之於民，則是舉今之世知均田之利而不得為井田之事也。使欲如上古井田乎？則田不在官，不可得而井也。……如聞長淮活野千裏，荊湖以麵不耕者眾，倘有在官之田乎，因其在官者舉而行之，其詳者可以複井田於三代之時，其略而不備，猶得如後世之自以為法，而其田則民蒙實利，而上無空談之失矣”。見《呂祖謙全集》第9冊《曆代製度詳說》卷九《田製》，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119頁。
 
[⑩]按田浩先生所考察，朱子的朋友魏掞之（1116-1173年）最初在1150年代在當地建立社倉，後1167年，朱子與劉如愚（1142年進士）在福建崇安賑災時，根據魏掞之的先例，建議州府設立社倉，並獲得讚助費用。崇安的社倉於1171年建立，並由劉的親戚管理，在呂祖謙幫助下，社倉又由福建傳到金華。但後代人把社倉主要歸功於朱子。見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8-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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