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書(shu) 院在中國書(shu) 院史上的地位

來源：新閱讀之全民閱讀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廿二日庚寅

          耶穌2019年10月20日

書(shu) 院是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是傳(chuan) 播中國文化、興(xing) 辦教育、培養(yang) 人才、交流學術的一種社會(hui) 進步的組織形式。幾千年的教育製度，組織形式，辦學方向，大體(ti) 上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私學與(yu) 官學”。書(shu) 院則是代表中國封建社會(hui) 時期的一種以私人創建為(wei) 主，官方資助為(wei) 輔的“私學”基本形式。

其特點是：“在個(ge) 別著名學者領導下，聚眾(zhong) 授徒，積聚大量圖書(shu) ，教學與(yu) 研究相結合的私學體(ti) 係”。從(cong) 唐、五代至宋、元、明延續了近千年的曆史。而清代為(wei) 了更進一步加強統治地位，鞏固政權，他們(men) 效法前朝，更加推崇朱子學術，將書(shu) 院建設列為(wei) 官辦，或者民辦官助，為(wei) 封建皇朝直接輸送人才。江西在唐代就有許多著名的書(shu) 院。有些在中國書(shu) 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曾為(wei) 我國的文化、教育、學術研究都作出過重大的貢獻。白鹿洞書(shu) 院、鵝湖書(shu) 院、象山書(shu) 院、白鷺洲書(shu) 院，為(wei) 中國書(shu) 院創辦而總結了各自的成功經驗。

白鷺洲書(shu) 院鳥瞰圖

千餘(yu) 年來，尤其是南宋以後，江西文化昌盛，人才輩出。朱熹、陸九齡、陸九淵、江萬(wan) 裏、文天祥、謝枋得等，他們(men) 不僅(jin) 是一代賢臣忠良，更是一批有思想有建樹的儒學大家。他們(men) 與(yu) 江西的書(shu) 院建設，私人辦學的教育宗旨，培養(yang) 士子賢才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獨到的建樹，實在是功不可沒，功在千秋。

唐代江西書(shu) 院的建設

《全唐書(shu) 》所提到書(shu) 院建置的有十一處。見於(yu) 地方誌，並注明為(wei) 唐代設置的書(shu) 院有三十三處，總共四十四處，其中江西有十五處，明確記載有講學活動的如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的皇寮書(shu) 院。皇寮書(shu) 院始建於(yu) 唐，率先有了聚徒講學的活動，標誌作為(wei) 教育性質的書(shu) 院已誕生了。

鵝湖精舍。據《鉛山縣誌》卷十八載，唐貞元年間（785—805）進士李翱創建並講學於(yu) 鵝湖。

景星書(shu) 院。據方誌記載，李勃出仕前，韓愈於(yu) 元和二年（807年）曾寫(xie) 信給他，勸他放棄隱居生涯出山從(cong) 政，信中有“朝廷士類，引領東(dong) 望若景星鳳凰，先睹為(wei) 快……”等語，以景星命名書(shu) 院，是當時的考慮，抑或後世為(wei) 懷念李勃而命名，無從(cong) 查考。但景星書(shu) 院一直維持到元代。大德年間（1297—1307）黃澤曾任景星書(shu) 院院長，地址在江西九府治東(dong) ，唐李勃建。

義(yi) 門書(shu) 院在江西九江德安縣，“唐義(yi) 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shu) 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學”。短短的26個(ge) 字就概括了該書(shu) 院在唐代已經開創了私人聚書(shu) 授徒的講學教育，比皇寮書(shu) 院更進一步的書(shu) 院教育機構形成了。為(wei) 中國書(shu) 院教育揭開了序幕。

梧桐書(shu) 院在江西奉新縣，“唐羅靖、羅簡講學之所，山多梧桐故名”。有關(guan) 梧桐書(shu) 院始建年代是南唐，有關(guan) 的記載大同小異。

桂岩書(shu) 院在唐洪州高安縣境內(nei) 北六十裏，“環兩(liang) 山之間，厥邃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者同，即桂岩也”。宋代幸元龍《桂岩書(shu) 院記》稱：“南容嚐卜此山開館授業(ye) 。”幸南容，又名顯，字惕微。高安人（746—819），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進士。與(yu) 柳宗元，劉禹錫、李繹等同榜，結為(wei) 道義(yi) 之交，共勵“名節”。官至國子監祭酒，柳宗元稱其“肄力文學，頗獲士望”。自元和九年（814年）幸南容創辦書(shu) 院起，至中和二年（882年）在唐代桂岩書(shu) 院的60餘(yu) 年中，卻是中國最早，不僅(jin) 藏書(shu) ，而且聚徒講學的書(shu) 院之一，“桂岩書(shu) 院”在宋、明、清尚有多次修複。

白鹿洞書(shu) 院在江西九江廬山，又稱白鹿洞書(shu) 堂、白鹿書(shu) 院、朱晦翁書(shu) 院。唐貞元間，李渤與(yu) 李涉兄弟在五老峰東(dong) 西一個(ge) 河穀小盆地中隱居讀書(shu) 、講學。李渤畜一白鹿，甚馴，村民以為(wei) 神鹿，因稱渤為(wei) 白鹿先生，白鹿洞由此得名。

白鹿洞書(shu) 院

“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在此建廬山國學，設官師，置田產(chan) ，學徒常數十百人。”1934年盛朗西在其著的《中國書(shu) 院製度》中是這樣說的：“書(shu) 院之製創於(yu) 唐末之五代。書(shu) 院以白鹿為(wei) 最早”。

1981年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章柳泉所著《中國書(shu) 院史話》中說：“作為(wei) 講學授徒作育人才的書(shu) 院，始於(yu) 南唐升元四年建立的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

車樹實在《古代書(shu) 院的形式與(yu) 當前的教學改革》一文中也說：“嚴(yan) 格地說來，真正作為(wei) 聚徒講學的書(shu) 院，是從(cong) 白鹿洞書(shu) 院的前身——廬山國學開始的。”

白鹿洞書(shu) 院

白鹿洞書(shu) 院

書(shu) 院是中國民間教育機構的一種體(ti) 製，屬於(yu) 私家鄉(xiang) 裏之學興(xing) 起的蒙學、義(yi) 學、學館、家塾的範疇。書(shu) 院之名在民間廣泛采用後，大都以人名，地名而命名全稱。千百年來也就形成了一個(ge) 定律，也可說是私學名稱的專(zhuan) 利。從(cong) 唐代中後期到五代南唐已逐步開始向係統化、完善化邁進，已不再是僅(jin) 限於(yu) 皇家藏書(shu) 的機構名稱了。書(shu) 院名稱的演變已成定局。

宋代江西書(shu) 院的興(xing) 衰遞進

北宋中、後期有三次較大的興(xing) 學運動，一是宋仁宗的“慶曆”興(xing) 學，下詔：“各州縣設立學校”。二是宋神宗“熙寧”和“元豐(feng) ”的興(xing) 學，王安石執政推行“三舍法”，把大學分為(wei) “外舍、內(nei) 舍、上舍”，主張“變風格、立法度、改科舉(ju) 、興(xing) 學校”。元豐(feng) 二年頒布“大學學令”一百四十餘(yu) 條。三是宋徽宗的“崇寧”興(xing) 學運動，由蔡京執政時發起“發展官學、削弱書(shu) 院”的舉(ju) 措，大大削弱了書(shu) 院的辦學活動，一大批書(shu) 院被毀。宋金戰爭(zheng) ，使長江以北的地盤陷落於(yu) 金人之手，北方的書(shu) 院遭到很大的破壞，尤其是享譽全國的嵩陽、睢陽等著名書(shu) 院，幾乎全毀於(yu) 戰火。

嵩陽書(shu) 院

宋高宗南遷後，定都臨(lin) 安（杭州），十幾年的流亡逃跑的南宋小政府，隻能“姑從(cong) 緩議”。直到紹興(xing) 二十年，朝廷才感覺到沒有教育，人才匱乏，用人之難。於(yu) 是匆匆興(xing) 府學為(wei) 太學，第二年又增建國學。可是，南宋的太學、國家、州、縣之學校，都是有名無實的，而在這種學校讀書(shu) 的學子，大多是王公貴族子弟，他們(men) 名為(wei) 讀書(shu) ，實為(wei) “湖山歌舞”不知有天下大義(yi) ，更無誌去收複中原。

當時的兵部侍郎虞壽曾上書(shu) 說：“竊怪夫近來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遊學，非圖啜鋪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xiang) 裏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wei) 教授者，則自以為(wei) 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其害也，舉(ju) 天下皆然，則實關(guan) 事體(ti) 也。……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荀以為(wei) 迂闊於(yu) 事，無補於(yu) 時，曷不一舉(ju) 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wei) 化民成俗，長育人才，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像這樣的學校不如幹脆停辦。

官學如此敗壞，學生又學不到“義(yi) 理”，或“德行道義(yi) 之實”，因此有誌於(yu) “義(yi) 理者”又無所求於(yu) 學，為(wei) 了更有效地適應“士病無所於(yu) 學”。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儒家學者見佛教信徒依山林名勝之處，建立叢(cong) 林，勤修禪道，所以效仿創立具有新型規模的書(shu) 院。

當時著名的四大書(shu) 院的白鹿洞書(shu) 院和嶽麓書(shu) 院，因為(wei) 朱熹和張栻分別在上述兩(liang) 所書(shu) 院主講過，聲名很大，而新起的陸九淵的象山書(shu) 院和呂祖謙的麗(li) 澤書(shu) 院，也與(yu) 之齊名。所以清人全祖望說：“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四大書(shu) 院也。”曆史上，書(shu) 院最昌盛時期應當是南宋。而且還分成了各種學派。書(shu) 院大興(xing) ，勢在創新。而“四家”所指的是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四個(ge) 學派。白鹿洞、象山二書(shu) 院屬江西，在南宋四大書(shu) 院中，江西占了一半。

南宋書(shu) 院發達的緣由在於(yu) 淳熙二年的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三家參加的“鵝湖之會(hui) ”這次的鵝湖之會(hui) ，首開了南宋以後的學辨之先河，為(wei) 今後的書(shu) 院講學爭(zheng) 鳴奠定了基礎。

以後，朱熹又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倡明學道，聘請不同學派的陸九淵為(wei) 其學子講學，因此，對書(shu) 院的發展起了一個(ge) 很好的推動作用。各地相仿興(xing) 建和恢複了一大批書(shu) 院，一時書(shu) 院發聘名儒學究講學，論道，蔚然成風。

書(shu) 院的社會(hui) 地位，聲譽空前，當時不少在官學學習(xi) 的官宦子弟，成績優(you) 秀者，也紛紛轉學到書(shu) 院來求學。一時間，書(shu) 院大大超過官學，並有取代官學之勢。與(yu) 北宋興(xing) 官學棄書(shu) 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書(shu) 院成了傳(chuan) 授朱學、陸學、呂學三家鼎峙的時代。書(shu) 院以其特有的優(you) 點開辟了發達的道路。

據統計，宋代共有書(shu) 院623所，江西就有229所，為(wei) 全國第一。南宋江西的書(shu) 院載於(yu) 《宋史》和《宋元學案》的有：“廬山白鹿洞書(shu) 院、信州的象山書(shu) 院、鉛山的文宗書(shu) 院（鵝湖書(shu) 院）、吉州的白鷺洲書(shu) 院等。它們(men) 均謂江西南宋四大書(shu) 院。而豫章、友教二書(shu) 院也是創於(yu) 南宋，距今七百多年，規模都不小，而且一直延續到了清代。六所書(shu) 院是江西古代文化發達的見證。

元代推崇理學，重視書(shu) 院建設

13世紀初，蒙古族勃興(xing) 於(yu) 漠北，在數十年間，先後攻滅了夏、金，占據了整個(ge) 北部中國。並於(yu) 公元1279年滅南宋，統一了中國，建都於(yu) 大都（今北京）。

元朝疆域遼闊，包括許多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各不相同，因此，教育狀況也極不一致。而在中國內(nei) 地，恰是漢民族集聚的地區，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同蒙古族相比，曆史悠久，經濟發達，文化教育進步。如何鞏固元帝國的統治地位，是元統治者麵臨(lin) 的一個(ge) 十分尖銳的課題。為(wei) 了適應這種複雜的情況，解決(jue) 這個(ge) 尖銳的矛盾，元帝國必須采用因襲舊慣的“柔化政策”，在武力鎮壓的同時，加強對政治思想的文化教育方麵的控製，盡量吸收和爭(zheng) 取宋代原有的文官、武將，利用漢民族的知識分子；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和宗教信仰，繼續推行科舉(ju) 製度；注意保護和獎勵學校教育和書(shu) 院製度。元帝國這一政策的貫徹執行曾發揮了重要作用，為(wei) 當時大力發展書(shu) 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圍。與(yu) 此同時，江西的書(shu) 院數量仍然保持著全國第一的勢態，占元代書(shu) 院建設的百分之三十。據《續文獻通考》載：“元代著名的江西書(shu) 院達98所，其中鉛山州的鵝湖書(shu) 院、稼軒書(shu) 院、宗文書(shu) 院等都列其內(nei) 。”

元代朝廷十分重視崇尚程、朱理學，各州縣，主要官員都要親(qin) 自過問書(shu) 院建設，專(zhuan) 設山長、教諭還為(wei) 書(shu) 院委派山長、院長，直至教授，增加撥款，實行民辦官助。元代書(shu) 院以程朱理學講授治學而得以發展，程、朱理學的傳(chuan) 播深入民心又靠著元代書(shu) 院的推崇而盛行。因此說，元代書(shu) 院同程朱理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an) 係。

明代書(shu) 院的興(xing) 衰

明王朝建立後，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擇。明初的幾代帝王都把教育的重點放在鼓勵薦舉(ju) ，興(xing) 辦官學和提倡科舉(ju) 方麵，對書(shu) 院不夠重視，所以從(cong) 洪武至成化，近一百年間，書(shu) 院一直處於(yu) 沉寂狀態。儒家學者多被吸收到官學中講學，讀書(shu) 人有多種途徑獲得仕進之機，對私教的書(shu) 院沒有什麽(me) 興(xing) 趣，也是造成書(shu) 院沉寂的重要原因。

明代中期的成化（1465—1487）至嘉靖（1522—1566）是書(shu) 院的極盛時期。書(shu) 院由衰而興(xing) 的主要原因，是由於(yu) 官學流於(yu) 形式，空乏，官場腐敗，科舉(ju) 賄買(mai) ，於(yu) 是一大批士大夫紛紛興(xing) 複創建書(shu) 院，倡導講學之風。為(wei) 救治時弊，所以書(shu) 院逐漸興(xing) 盛。根據各省方誌統計，明代書(shu) 院總數達1571所，大大超過元代。其中長江流域為(wei) 646所，珠江流域為(wei) 364所，黃河流域為(wei) 229所，按省份統計，明代書(shu) 院遍及19省，以江西為(wei) 最多，有287所，浙江，廣東(dong) ，湖南分別為(wei) 151、147、102所。

明代中期書(shu) 院大盛是與(yu) 當時王守仁、諶若水等理學大師繼承和發揚南宋時期的書(shu) 院講學之風，來發展影響書(shu) 院的“講會(hui) ”製度分不開的。

明中後期四次封閉禁毀全國書(shu) 院對書(shu) 院打擊嚴(yan) 重，大傷(shang) 書(shu) 院元氣。最為(wei) 嚴(yan) 重的一次是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專(zhuan) 權排除異己所為(wei) 。盡管如此，各地還是有許多書(shu) 院在當地賢達誌士的保護下保持了下來。

清代崇尚朱學，書(shu) 院建設再創輝煌

清政府在對待書(shu) 院的政策上，經過了一段慎重、保守、抵製之後，逐漸找到了係列控製漢人及儒家學士的辦法。因此才有了放手使之發展的勢頭。所以說清代的書(shu) 院比宋、元、明各朝數量都多。據各省方誌所查及《學案小識》《先正事略》《碑傳(chuan) 集》《續碑傳(chuan) 集》等書(shu) 所載，清代設立的書(shu) 院就有1900餘(yu) 所，包括複興(xing) 的書(shu) 院，重新改造的書(shu) 院，合計有3847所。

清代設置書(shu) 院的地區可以說比以前曆代都要廣泛，遍及全國各地，珠江流域為(wei) 首，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又次之。珠江流域書(shu) 院創辦盛行與(yu) 當時珠江三角洲資本主義(yi) 萌芽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隨著社會(hui) 的進步，人們(men) 思想的更新，就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如雲(yun) 南、內(nei) 蒙古、甘肅、廣西、新疆等也設立了書(shu) 院。可以說書(shu) 院林立，遍及全國32個(ge) 省、直轄市、自治區和港、澳等地區，江西書(shu) 院達991所，始終占據全國書(shu) 院之首。

朝廷的重視，實際上是統治者對書(shu) 院進行控製的一種寬撫官操的政策，基本上失去了原有書(shu) 院的獨立自主的權力，因而清代書(shu) 院發展雖多，但大多數是官辦性質，或者民辦官助，當然也有少數出現過私人性質的書(shu) 院。

清代，朱陸學術之爭(zheng) 已無明中後期那種氣勢，相形之下，對朱陸學術，更無門戶之見。在這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時鄭之僑(qiao) 和他的《鵝湖講學匯編》。

鄭之僑(qiao) ，號東(dong) 裏，廣東(dong) 潮陽人。清乾隆二年（1737年）進士。五年（1740年）出任鉛山縣知縣後官至寶慶府知府。在鉛山任職期間，勤政事務，注重文化教育，捐俸銀為(wei) 鵝湖書(shu) 院增購學田，親(qin) 自主持製定鵝湖書(shu) 院的一係列教育學規戒律，親(qin) 自為(wei) 書(shu) 院生童講課授業(ye) 。著名戲曲家、詩人教育家蔣士銓就是當時一位備受鄭縣令賞識提攜的高材生。

鄭之僑(qiao) 將鵝湖書(shu) 院定為(wei) 高等書(shu) 院，推崇孔孟之書(shu) ，光堯舜之道，尊循朱熹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的教學方法，來提倡他的“著緊用力，居敬持誌”的新一套教學法。並分三種形式施教。總結歸納了鵝湖書(shu) 院在倡導朱熹書(shu) 院教育製度與(yu) 實施學導式教學法，為(wei) 封建皇朝培養(yang) 輸送“舉(ju)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的賢士人才。從(cong) 而達到儒學治國理天下之大業(ye) 。

《鵝湖講學匯編》共12卷，首卷為(wei) 之僑(qiao) 自撰的《鵝湖書(shu) 院圖並說》《四賢本傳(chuan) 》《四賢讚》（轉錄）《鵝湖唱酬詩考》。二至八卷選錄四賢之書(shu) 信、問答、序跋、論記及學規、條約、講義(yi) 。卷九為(wei) 雷宏的《鵝湖詩說》及鄭之僑(qiao) 的《朱陸異同論》《鵝湖學規說》《辛酉戒諸生八則》《壬戌示諸生十要》，卷十、十一廣泛收錄朱子以後至之僑(qiao) 止曆代文人騷客為(wei) 鵝湖書(shu) 院題刻碑記及詩文、雜、賦等。卷十二則為(wei) 鄭之僑(qiao) 作《鵝湖書(shu) 田誌》。由於(yu) 此書(shu) 後三卷全為(wei) 書(shu) 院內(nei) 容，所以《四庫提要》說：“書(shu) 中大旨，多調朱陸之異同。其意蓋欲附於(yu) 講學，然實則推以書(shu) 院為(wei) 主。故題詠名勝諸作，亦皆收錄。”也正因為(wei) 如此，四庫官宦未將此書(shu) 列入“子部、儒家類存目”，而入之於(yu) “史部、地理類存目”。這恰恰是鄭之僑(qiao) 《鵝湖講學匯編》的特色，更加顯示出其書(shu) 保存書(shu) 院文化，弘揚書(shu) 院精神，崇尚程朱理學的重大研究價(jia) 值。

江西在書(shu) 院創辦中的教學特點和學風

千餘(yu) 年來，尤其是明以前，書(shu) 院作為(wei) 鄉(xiang) 間私學的支柱，不但屢禁不衰，且越辦越有新意，始終與(yu) 官學相抗衡，培養(yang) 出大批文化、教育學術方麵的人才，為(wei) 我國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用我們(men) 今天的觀點來研究書(shu) 院的辦學，是能從(cong) 中吸取一些有益經驗的。

書(shu) 院教育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學術研究與(yu) 教育教學相結合，江西曆代有名的書(shu) 院，既是學者們(men) 探討學術的園地，又是當時一方的教育中心，主持人既是知名的學者，又擔任書(shu) 院的主講，他們(men) 常常以自己研究的成果作為(wei) 講學的內(nei) 容，傳(chuan) 播學術，同時又通過講學檢驗和提高學術研究的成果，從(cong) 而做到了教學相長，教育與(yu) 研究相得益彰。

朱熹理解讀書(shu) 的隻言片語讀

第二個(ge) 特點是書(shu) 院實行“講會(hui) ”製度，在一定程度上體(ti) 現了“百家爭(zheng) 鳴”的精神，這與(yu) 官學實行的關(guan) 門教育是大相徑庭的。淳熙二年的鵝湖之會(hui) 曾為(wei) 不同學派的論爭(zheng) 樹立新的範例，而淳熙八年朱熹邀陸九淵到白鹿洞書(shu) 院作“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的講演，則首開了“講會(hui) ”製度的先河，此後書(shu) 院講會(hui) 代代相傳(chuan) ，並逐漸製度化。

陸九淵理解讀書(shu) 的隻言片語

“講會(hui) ”有宗旨、有規約、有組織、有規定的日期和隆重的儀(yi) 式，盡管學者之間、學派之間主張不同、觀點各異，但往返講學辨難並不拒絕，明代中葉以後，各書(shu) 院互通聲氣，著名學者不辭勞苦地千裏赴會(hui) 。

“講會(hui) ”之風盛極一時，一直延續到清代。“講會(hui) ”時不但講學者可以大張旗幟宣揚自己的學派，聽說者也不受地域或門戶限製，清初白鹿洞書(shu) 院甚至明確規定：“書(shu) 院聚四方之俊秀，非僅(jin) 取於(yu) 一域。或有遠朋，聞風慕道，欲問業(ye) 於(yu) 此中者，又不可卻”，應當承認、講會(hui) 爭(zheng) 鳴的製度，是促進文化、學術發展的一個(ge) 優(you) 良傳(chuan) 統。

第三個(ge) 特點是書(shu) 院授業(ye) 以自學為(wei) 主，書(shu) 院大師對生徒講學，大抵是提綱摯領，生徒自治，以個(ge) 人讀書(shu) 研究為(wei) 主。朱熹關(guan) 於(yu) 讀書(shu) 的六大原則（即“居敬持誌，循序漸進，熟練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ti) 察，著緊用力”）是生徒的讀書(shu) 指南。至於(yu) 質疑問難，也是根據生徒鑽研體(ti) 會(hui) 的程度，不求一律，不拘一格。大師或明白解答，或略加啟示而令其自悟，或交眾(zhong) 人反複討論求證結果，總之是在大師啟發指導下，通過生徒的思索與(yu) 研討，達到融會(hui) 貫通。這些方法，顯然比那種先生講、學生聽，生硬呆板、死灌硬注的教學方法要優(you) 越得多。

學風方麵，首先，書(shu) 院師生注重創發，刻意求新的精神至為(wei) 突出。

程、朱之學打破漢學專(zhuan) 事訓詁的舊習(xi) ，樹立以己意理解經典的風尚，開創了所謂“宋學”，這對於(yu) 舊學問，是一個(ge) 大推進，陸九淵敢於(yu) 輕視程頤，對抗朱熹，在理學中別創了“心學”一派。是“百家爭(zheng) 鳴，百花齊放”的新發展。朱熹雖宗二程，卻能引申發揮，創立完整的客觀唯心論體(ti) 係。那種繼承而後發展的精神，是他成為(wei) 一代宗師的重要前提。

明代的羅洪先（吉水人），繼承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但並不停留在王學上，而著意加以補充修正。那些有創見的學者，多不肯迷信盲從(cong) ，而是在無止境的創新道路上不倦地攀登。鍥而不舍，一心一意刻苦鑽研和教學，這是書(shu) 院學風的另一突出表現。

書(shu) 院師生治學，大都為(wei) 了求得真學問，他們(men) 對於(yu) 一心追求爵、祿、位等各種實利的市儈(kuai) 深惡痛絕。

陸九淵在白鹿洞“講會(hui) ”上使得朱熹等人感動流涕，汗出揮扇的那段話，便是很好的注腳。陸九淵說：“今人讀書(shu) 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毛踵，無非為(wei) 利？”

明代的“朱學”大師吳與(yu) 弼十九歲從(cong) 揚陸學，在小鎮上讀四書(shu) 、五經及諸儒語錄，足不下樓有整整兩(liang) 年。他後在鄉(xiang) 講學，刻苦修為(wei) ，前後積有五十年之久。故黃宗羲說他的學問“多從(cong) 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

吳與(yu) 弼語錄體(ti) 著作《日錄》

清代經學家江永（婺源人），以考據精斷見長，頗多創見，平日不問政事，一生孜孜不倦從(cong) 事私人講學，先後達六十年之久。傑出的唯物主義(yi) 哲學家。一代樸學大師戴震就是他的學生。朱熹一生治學極勤，著作甚豐(feng) ，對經學、史學、文學、樂(le) 律以至自然科學均有貢獻。他曾遭權臣韓侘胄迫害，處境很壞，依然講學不休，寫(xie) 作不輟。直到臨(lin) 死前，他仍在教誨門人。這種勤奮治學，誨人不倦的精神，對後世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

書(shu) 院的良好學風還在他的尊師重道，提倡師友砥礪，能者為(wei) 師等方麵，繼承和發展。

書(shu) 院擇師自由，因為(wei) 師者多能虛懷若穀。蔡元定比朱熹小五歲，聞朱熹大名，前往投師，朱得知蔡精於(yu) 律呂象數之學，大驚說道：“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其後，四方來投朱熹門的，朱多令他們(men) 先向蔡元定請教。劉清之（清江人）是參加鵝湖之會(hui) 的學者之一，當時的大學問家，黃幹來投他的門下，他認為(wei) 黃是可造之才，而朱熹比自己高明，為(wei) 惜人才考慮計，毅然要黃幹改師朱熹——這是任何名利心重，患得患失的人無法做到的。黃幹在朱熹門下果然成為(wei) 高徒，備受器重。朱熹執教，提倡能者為(wei) 師，他也曾寫(xie) 信給黃幹說：“他事便可請直卿（黃幹字）代即講席。”

書(shu) 院中師生情誼也是很深的，羅汝芳與(yu) 顏山農(nong) ，就是動人的一例。羅汝芳，南城人，王學左派的創立者王良的三傳(chuan) 弟子，湯顯祖的老師。羅拜顏山農(nong) 為(wei) 師，極為(wei) 敬重。山農(nong) 因事下獄，羅賣掉田產(chan) 為(wei) 山農(nong) 開脫，並入獄侍奉達六年之久，連廷試也不去參加。後羅年邁致仕，顏山農(nong) 到他那裏，羅仍侍奉不離左右，連茶果都要親(qin) 自送到，他的孫子想代勞，羅說：“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

承其精華，棄糟粕

書(shu) 院是我國封建社會(hui) 中、後期產(chan) 物，雖發生、發展在民間，畢竟為(wei) 封建製度培養(yang) 了大量的佐治人才，書(shu) 院的教學、研究內(nei) 容，無疑宣揚了封建主義(yi) 糟粕，必須堅決(jue) 廢棄。

書(shu) 院還常帶有某些宗教色彩，講學有時酷似佛教的講經，這是因為(wei) 書(shu) 院之設，受禪林影響頗深的緣故。連主持者的名稱也是向禪林學來的，禪林設“長老”、“住持”或“方丈”，書(shu) 院設“山長”“洞主”“大師”或“齋長”。書(shu) 院全都重視祭祀把儒家的先聖先師或書(shu) 院的本師作為(wei) 供祀的對象。到了元仁宗以後，為(wei) 了求得科第的順利進行，書(shu) 院竟發展到祀文昌帝君，這就更加令人生厭了。

嵩陽書(shu) 院“大唐嵩陽觀紀聖德盛應以頌碑”，主要敘述嵩陽觀道士孫太衝(chong) 為(wei) 唐玄宗李隆基煉丹九轉的故事。

書(shu) 院之間，出於(yu) 學派不同，往往門戶之見極深；有些名師的傳(chuan) 人，本人沒有真知灼見，純靠門戶出頭，常把前輩老師捧成偶像、捧成神人，這種把講學變成傳(chuan) 教，不但沒有絲(si) 毫創見可言，反靠口中符咒（學問變作了符咒）與(yu) 手中棍棒壓人，這種學術文化的發展，是極為(wei) 有害的影響。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