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作者：陳其泰（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文化》，劉夢溪 主編，2019年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六日壬辰

          耶穌2019年12月21日

[題頭]本期《中國文化》刊載了陳其泰先生的專(zhuan) 題研究文字，對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及其在經學史上的獨特地位作了深入細致探討。將經學演進過程歸納為(wei) “三階段論”，即“傳(chuan) 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20世紀初以後）。清中葉，公羊學得以複興(xing) ，與(yu) 危機四伏的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晚清公羊學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喚醒國人認識專(zhuan) 製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籲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製夷”；康有為(wei) 將公羊“三世說”與(yu) 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為(wei) 近代向西方學習(xi) 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內(nei) ，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hui) 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zhuan) 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啟示意義(yi) ：傳(chuan) 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內(nei) 在基礎、內(nei) 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艱危局麵、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guan) 鍵時期，可以形象地稱之為(wei) “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一、“傳(chuan) 統經學”及其二重性

說起“晚清”，長期以來人們(men) 似乎早已形成了難以改變的印象：積貧積弱，內(nei) 憂外患相交織，民族命運衰頹不可複振！然而曆史的發展充滿著辯證法，自鴉片戰爭(zheng) 至清朝覆亡這80年間，清朝統治極度腐敗、社會(hui) 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機不斷加深，這一切固然是無法改變的史實，但這隻是曆史現象的一個(ge) 方麵。與(yu) 此相表裏、相交織的，還有對於(yu) 曆史演進更有意義(yi) 的另一方麵，這就是由於(yu) 社會(hui) 矛盾、民族危機的不斷加劇，刺激著有識之士逐步覺醒，前赴後繼探索救亡之路。此期間，原先曾經消沉千餘(yu) 年的儒學今文公羊學說正好經曆由嘉道年間被重新提起、到戊戌維新時期風行於(yu) 世，公羊學的複興(xing) 進程恰與(yu) 晚清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愛國之士探索救亡圖強之路相伴隨、相激蕩。這是晚清學術史意義(yi) 極其深刻的重大事情。由此意味著，“晚清”80年，又處於(yu) 時代大轉折，最先覺醒的人物呼籲變革、推進維新事業(ye) ，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平凡的時代，而在學術文化上，則標誌著經學時代的終結和近代學術新格局的行將展開！

探索晚清今文公羊學的複興(xing) ，不能就事論事、就公羊學論公羊學，而應當將之置於(yu) 傳(chuan) 統學術在此80年間所經曆的巨大轉折來深入剖析。這裏提出的“經學時代的終結”，就是為(wei) 了揭示出這場巨大轉折的內(nei) 涵和意義(yi) 。

“經學”是人們(men) 十分慣常使用的詞語，似乎人皆熟知、無甚深意。實則不能對從(cong) 古至今的“經學”籠統地看待，應當進行曆史的、辯證的分析，而建立起互有聯係而實質內(nei) 涵不同的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念：

傳(chuan) 統經學；

晚清時期經學時代的終結；

20世紀初以後已經失去神聖光環、隻作為(wei) 學術研究對象的經學。

這三個(ge) 概念恰恰反映了時代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學術理念即治學指導思想之質的區別。

丘濬《大學衍義(yi) 補》卷首

什麽(me) 是“傳(chuan) 統經學”？指的是從(cong) 孔子創立原始儒家開始、西漢時期“經學”確立，直至清朝乾隆年間之前，以儒家“六經”為(wei) 代表的意識形態體(ti) 係，它大體(ti) 與(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相終始，既是政治上的指導思想，又是學術上的指導思想。如董仲舒所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天不變道亦不變。”又如明儒丘濬對《春秋經》的神聖化的推崇：“論者謂《春秋》以一字為(wei) 褒貶。一字之褒，榮於(yu) 黼袞，一字之貶，嚴(yan) 如斧鉞。”[1]以六經為(wei) 代表的儒學思想體(ti) 係，包含有諸多思想精華、超越時空的寶貴價(jia) 值，如主張“仁政”、“敬德保民”、斥責“苛政猛於(yu) 虎”，闡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事物法則，提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諸如此類，都是對於(yu) 社會(hui) 規律、國家治理原則和提高人格修養(yang) 的深刻概括，具有真理性的價(jia) 值。但是，封建時代的經學又是為(wei) 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強調等級製度不可逾越，提倡三綱五常，主張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張恪守古訓，墨守成規，“惟古是從(cong) ”，“以上馭下”，君主出言即為(wei) “聖旨”，隻能頂禮膜拜，不準臣下有絲(si) 毫違背，隻能刻板服從(cong) 。這種思想體(ti) 係作為(wei) 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指導思想，必然會(hui) 導致因襲保守之風盛行，士人不敢獨立思考，社會(hui) 失去創造活力。到了封建社會(hui) 衰老時期，終於(yu) 有傑出的思想家通過總結曆史的經驗和現實社會(hui) 的矛盾，對於(yu) 經學思想體(ti) 係的若幹嚴(yan) 重痼疾提出針砭和駁論。清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尖銳地抨擊君主專(zhuan) 製政體(ti) 的禍害：“為(wei) 天下之大害也，君而已矣。”“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chan) 業(ye) ，曾不慘然！”乾隆時期戴震在《孟子字義(yi) 疏證》中，憤怒地揭露尊者、長者、貴者動輒以“理”責罰卑者、幼者、賤者，“理”成為(wei) 迫害無數無辜者含冤致死的工具，怒斥賣力地維護“三綱五常”的封建理學是“以理殺人”，說：“人死於(yu) 法，猶有憐之者，死於(yu) 理其誰憐之！”同是乾隆時期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更把對“道”的闡發推向封建時代理論探索的最高點，提出應當根據時勢的發展、總結出新的“道”的命題。他在《文史通義(yi) ·原道下》提出：“道”在事中，“道”與(yu) 事功密切相連，事物發展變化，六經不能盡其“道”；“事變之出於(yu) 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蓋必有所需而後從(cong) 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cong) 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cong) 而救之”。以上黃宗羲、戴震、章學誠的言論具有重要意義(yi) ，反映出時代意識的逐步覺醒，傑出人物認識到原有的經學思想體(ti) 係已經不能適應社會(hui) 前進的需要，其維護專(zhuan) 製製度、維護封建綱常、助長因襲守舊的負麵作用已更加凸顯，作為(wei) 社會(hui) 政治的和學術的指導思想已經到了非變革不可的地步。

二、經學時代的終結與(yu) 公羊學者對時代課題的出色回答

那麽(me) ，將時間範圍從(cong) 嘉道年間至19世紀末，稱之為(wei) “經學時代的終結”，其內(nei) 涵又是什麽(me) 呢？其內(nei) 涵應包括兩(liang) 項：一是，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前後出現的“亙(gen) 古未有之變局”，傳(chuan) 統經學思想體(ti) 係對此已經應對乏力，需要淬礪新的哲學觀點，提出新的命題，尋找新的解決(jue) 問題的方案。因此，晚清時期是在社會(hui) 危機不斷加劇的刺激下，有識之士艱難探索、尋找救亡之路的過程。二是，今文公羊學說在此特殊的時代條件下得以複興(xing) 。今文公羊學說的特點是講“微言大義(yi) ”，言進化、變革，重“以經議政”，因而在西漢時期與(yu) 漢武帝倡言“改製”，興(xing) 造製度，多所設施的時代需要相適應，曾風靡於(yu) 世。但在東(dong) 漢末年以後卻消沉了一千多年，這同樣與(yu) 時代條件有關(guan) ，由於(yu) 其時封建政治體(ti) 製已經相對穩定，因而喜尊古、尚因襲、重史實、言訓詁的古文經學說長期居於(yu) 經學正統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則被認為(wei) “其中多非常異義(yi) ”，有旁門左道之嫌。至乾隆末年以後，封建社會(hui) 的頹勢已日益明顯，傳(chuan) 統儒學中這一言進化、重變革的學說便為(wei) 時勢所需要，遂推波助瀾，導演出政治的活劇，創辟出學術的新境，因而奇跡般在曆史上再度盛行天下。綜觀這七十餘(yu) 年的曆史，危機與(yu) 機遇並存，舊的思想體(ti) 係與(yu) 新創的學說相交織，傳(chuan) 統的惰力與(yu) 反映社會(hui) 前進要求的新生力量相搏擊，東(dong) 西方文化撞擊與(yu) 國人的鑒別選擇相輝映，這一切都宣告它是中國文化由傳(chuan) 統向近代轉變的大變動時代，因而曆史辯證法的展現至此可謂達到極致。

今文公羊學說言進化、重變革，在曆史闡釋上獨擅其長，善於(yu) 通過闡釋原典注入新義(yi) ，回答時代提出的迫切課題，因此為(wei) 晚清經學終結時代書(shu) 寫(xie) 了具有豐(feng) 富內(nei) 涵和深刻哲理的篇章，展現了學術史上的獨特景觀。龔自珍、魏源和康有為(wei) 三人是推進晚清今文學說的著名人物，他們(men) 為(wei) 破解傳(chuan) 統經學的困境、為(wei) 中國哲學在晚清這一艱難而特殊的時期作出卓越的貢獻，由此構成晚清“經學終結時代”的深刻內(nei) 涵。

（一）龔自珍：喚醒國人認識專(zhuan) 製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

龔自珍寫(xie) 了大量犀利的政論、史論，被稱為(wei) “時代的鏡子”。在他之前有兩(liang) 位對晚清公羊學複興(xing) 作出貢獻的先行人物，一位是莊存與(yu) ，著有《春秋正辭》，是在清代重新點燃今文公羊學說火種的智者；一位是劉逢祿，莊氏的外孫，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釋例》等書(shu) ，是為(wei) 清代公羊學張大旗幟的卓犖之士。劉逢祿與(yu) 龔、魏兩(liang) 人又有師生之誼，獎掖晚輩不遺餘(yu) 力。龔自珍的首要貢獻是，對於(yu) 社會(hui) 矛盾觀察極其敏銳，結合對時代變遷的強烈感受，對於(yu) 公羊學說進行革命性改造，磨礪它的戰鬥鋒芒，要求人們(men) 正視封建統治“衰世”的到來，喚起改革的熱情。在《乙丙之際箸議》中，龔自珍提出自己獨特的“三世”曆史觀，斷言封建統治已經到了“衰世”：“吾聞深於(yu) 《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shu) 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wei) 一等，亂(luan) 世為(wei) 一等，衰世別為(wei) 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然而起視其世，亂(luan) 亦竟不遠矣。”[2]龔自珍稱“深於(yu) 《春秋》者”，顯指西漢公羊學大師董仲舒。龔氏提出“治世”、“衰世”、“亂(luan) 世”三世說，既是取法於(yu)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劃分春秋為(wei) 三世的理論，同時又是他本人對現實社會(hui) 深刻觀察而得出的新概括，標誌著公羊學發展史上的巨大飛躍。在舉(ju) 世昏昏然如夢如癡的時候，他卻深刻地感受到社會(hui) 危機的深重，憂慮憔悴、日夜不安。他發出有力的警告：“亂(luan) 亦竟不遠矣！”龔自珍進一步描繪了一幅社會(hui) 行將解體(ti) 的慘狀：“履霜之屩，寒於(yu) 堅冰；未雨之鳥，戚於(yu) 飄搖；痹癆之疾，殆於(yu) 癰疽；將萎之華，慘於(yu) 槁木。”隻有置身於(yu) 危機深重的社會(hui) 現實之中，才會(hui) 產(chan) 生如此慘痛的感受！推動龔自珍運用公羊學說進行新的哲學創造的力量，是要為(wei) 危機時代找出路。這就是他所說的縱觀三千年曆史的優(you) 秀史家，負有“憂天下”、“探世變”的重任。“變”，是乾隆末年以後由盛到衰轉折時代的本質，龔自珍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這一“變”的特點。為(wei) 了給“衰世”的現實尋找療救的藥方，喚起人們(men) 從(cong) 渾渾噩噩的狀態中警醒過來，必須總結出一套時代所需要的變革的哲學，以此作為(wei) 改造現實、挽救危機的武器。他在同一時期所寫(xie) 的另一篇著名政論中，即深刻地總結出變革是曆史的規律：“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xing) ，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xing) ，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wan) 億(yi) 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xing) 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yu) 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3]龔自珍是從(cong) 曆史必然規律的高度來論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因而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龔自珍發揮《易經》和《公羊傳(chuan) 》變易哲學而得出的“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的大膽預言，恰恰被晚清曆史前進方向所完全證實。

《龔自珍全集》

揭露封建專(zhuan) 製統治造成的腐朽性已經積重難返，激勵進取者敢於(yu) 冒險犯難，破除舊製，創辟新規，這是龔自珍發揚公羊學革新精神所做的又一項貢獻。龔自珍將公羊學說“為(wei) 後王立法”、與(yu) 政治緊密結合的特點發展到新階段，他對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基礎——官僚集團的惡濁風氣作了深刻的解剖和無情的鞭撻。在這方麵，龔自珍的論述，對於(yu) 19世紀末的維新誌士同樣起到警醒的作用。他懷著經世治國的抱負，因而能夠無畏地頂住同僚恥笑他是“狂生”、“有痼疾”的壓力，“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4]他不僅(jin) 能夠淋漓盡致描繪出官僚集團種種醜(chou) 態，更能深入實質，究其底蘊，透辟地分析官僚群體(ti) 的心態特點，從(cong) 製度上探討官僚政治腐敗的根由。龔自珍概述官僚集團的心理特征，是獻媚營私、喪(sang) 失廉恥。這正是清中葉以後官場風氣的根本要害所在！越是身居高位，越是無恥地獻媚取寵，“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愈工。至身為(wei) 三公，為(wei) 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yu) 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5]龔自珍進而曆數官吏製度的積弊，指出清朝實行的“停年之格”，即官吏升遷完全限於(yu) 年數、資曆的製度，造成人才的被壓抑，碌碌無為(wei) 者身居高位，“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6]熬到最後當上宰輔高位者，必然是齒發脫落，精神疲憊。這種用人製度的嚴(yan) 重後果，便是進取精神的被窒息，畏葸退縮、萎靡不振的風氣蔓延泛濫，整個(ge) 社會(hui) 失去創造活力。

龔自珍第三項貢獻，是他以高度的責任心，規劃天下大計，突出地顯示出公羊學名家比考證學者有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深遠的眼光，因而有力地提高今文公羊學派在學術上和治國策略上的影響。龔自珍一生治學，發揚了公羊家法把學術與(yu) 政治密切結合起來的傳(chuan) 統。他指斥脫離實際的煩瑣考據，反對“萬(wan) 喙相因”、摹擬顛倒的八股文，主張學術要“探世變”和“憂天下”，他本人身體(ti) 力行，運用他所熟悉的西北部落源流、曆史沿革、山川形勢的豐(feng) 富知識，來研究和解決(jue) 實際問題。《西域置行省議》等文，充分顯示出他著眼於(yu) 解決(jue) 社會(hui) 危機，著眼於(yu) 加強邊防，鞏固國家統一，來解決(jue) 邊疆問題的遠見卓識。關(guan) 於(yu) 新疆設行省的建議，絕非隻給新疆起個(ge) “行省”的新名稱，也決(jue) 不是簡單設立一個(ge) 行政機構，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義(yi) 。自康熙年間，新疆地區已成為(wei) 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可是至嘉慶年間止，這一百多年間，朝廷對新疆的管理卻一直采用委派將軍(jun) 、參讚大臣等“鎮守”的辦法，而缺乏一套係統的行政管理機構。這顯然不利於(yu) 有效地開發、管理新疆，不利於(yu) 鞏固國家統一。龔自珍反複陳述清代邊疆形勢與(yu) 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與(yu) 前史迥異”，漢唐時代的“鑿空”、“羈縻”辦法已完全不適用了；今天的迫切問題是朝廷如何在新疆建立起健全的行政係統，“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wan) 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7]因此龔自珍第一個(ge) 明確提出新疆設立行省，對新疆的經濟、邊防、以至十四個(ge) 府州、四十個(ge) 縣如何設置，都有具體(ti) 的建議。他還建議遷內(nei) 地無業(ye) 遊民入疆，認為(wei) 這是既解決(jue) 內(nei) 地嚴(yan) 重的流民問題，又可發展邊疆生產(chan) 、鞏固邊防的一舉(ju) 三得的重要措施。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果然設立行省，他的預言成為(wei) 了現實。

（二）魏源呼籲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製夷”

龔自珍抨擊專(zhuan) 製、倡導改革等項言論都是對公羊學精義(yi) 的創造性發揮，超越於(yu) 傳(chuan) 統經學思想體(ti) 係之外，努力鍛造為(wei) 這一大轉折時代所需要的新的哲學武器。龔氏卒於(yu) 鴉片戰爭(zheng) 爆發的次年，以後的事變他未能見到，關(guan) 於(yu) 禦侮圖強和中西文化撞擊這些更加嶄新的、完全屬於(yu) 近代範疇的課題，恰好由其生前摯友魏源來作出回答。

在鴉片戰爭(zheng) 前，魏源對於(yu) 國內(nei) 社會(hui) 危機和封建統治“衰世”特征的看法，與(yu) 龔自珍互相契合，他對於(yu) 改革吏治、選官、邊政以及鹽法、漕運、水利等有關(guan) 國計民生的大政，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並且有的在施行中大獲成效。至鴉片戰爭(zheng) 爆發，中國戰敗，侵略者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在這亙(gen) 古未有的曆史變局中，是公羊變易發展哲學觀，促使魏源的社會(hui) 改革思想達到新的飛躍，嘔心瀝血尋找禦侮圖強良策，開創了解外國的風氣，提出向西方學習(xi) 的新課題，成為(wei) 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起點。如何勇敢地打破長期封閉狀態形成的排拒意識和愚昧偏見，跨出探求外部世界的第一步，認識西方的製度、文化；特別是，在中國遭受侵略、進行正義(yi) 的自衛戰爭(zheng) 的情況下，卻要承認自己落後，要保持禦侮圖強的信心，卻又要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承認侵略者比自己高明，承認西方製度文化比中國先進，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xi) ：這些是鴉片戰爭(zheng) 這場劇變，驟然地向我們(men) 的先輩提出的極為(wei) 複雜、困難和嚴(yan) 峻的課題。正是魏源這位具有公羊學變易觀點的哲人，對這些問題作了明確而出色的回答。《海國圖誌》一書(shu) ，就成為(wei) 中國進步思想界認識中國社會(hui) 走向近代化這一曆史潮流的起點。這就是在堅持獨立、反抗侵略的前提下，“師夷長技以製夷”，了解世界，學習(xi) 西方，尋找救國真理。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時，還這樣評價(jia) 《海國圖誌》的深遠影響：“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盡，則其在曆史上關(guan) 係，不得謂細也。”[8]與(yu) 倡導“師夷長技”相聯係的是魏源明確表示對西方民主製度的向往。東(dong) 方封建專(zhuan) 製與(yu) 西方民主政治互相對立，中西文化體(ti) 係差別懸殊，在近代史開端時期，溝通極為(wei) 困難。在如此複雜的文化背景下，魏源在鴉片戰爭(zheng) 時期卻能跨過別人難以逾越的鴻溝，大膽地對西方製度表示讚美向往，他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見識，即因為(wei) 掌握了公羊變易進化哲學觀，使他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洞察力。《海國圖誌》中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議論：“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圜體(ti) ，其自西而東(dong) 乎！前代無論大一統之世，即為(wei) 東(dong) 晉、南唐、南宋、齊、梁，偏隅割據，而航琛獻贐之島，服卉衣皮之貢，史不絕書(shu) ，今無一登於(yu) 王會(hui) 。何為(wei) 乎紅夷東(dong) 駛之船，遇岸爭(zheng) 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wei) 西洋之都會(hui) ！地氣天時變，則史例亦隨世而變。”[9]這段議論，是中國智識界對認識鴉片戰爭(zheng) 為(wei) 開端的曆史轉折、認識世界局勢的第一次直接表述。說明魏源已意識到中國麵臨(lin) 兩(liang) 種意義(yi) 的轉折：一是，自明末西方傳(chuan) 教士東(dong) 來，已意味著東(dong) 西方由過去隔絕到互相交往的轉變；二是中國和西方先進和落後地位的轉變。這樣的曆史變局意味著中國必須覺醒自強，正視並解決(jue) 對外開放、學習(xi) 西方、進行具有新的時代內(nei) 容的改革的迫切課題！魏源還在《海國圖誌後敘述》中指出：“《地理備考》之歐羅巴州總記上下二篇尤為(wei) 雄偉(wei) ，直可擴萬(wan) 古之心胸。至墨利加北州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更意味著希望中國也應該用資本主義(yi) 民主製來取代封建專(zhuan) 製製度。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在哲學觀點上，魏源對世界上萬(wan) 事萬(wan) 物永遠處於(yu) 發展變化中和改革的迫切性，有極其精辟的論述，他說：“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氣化無一息不變者也……執古以繩今，是為(wei) 誣今。變古愈盡，變民愈甚。”“履不必同，期於(yu) 適足；治不必同，期於(yu) 利民。”[10]他還強烈地憧憬出現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政治局麵，甚至講出“天子者，眾(zhong) 人所積而成……故天子自視為(wei) 眾(zhong) 人中之一人”[11]這樣具有鮮明民主傾(qing) 向的言論。因此，當他接觸西方民主製度的進步性之後，自然容易理解並且讚賞。魏源著有《詩古微》，對於(yu) 闡發《詩經》的真價(jia) 值作出重要貢獻，他大破《毛詩》“美刺”之說，撥開一千多年來籠罩在《詩經》這部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上的霧罩，揭示古代詩篇與(yu) 社會(hui) 生活、人物、事件的本來聯係，重現其本來麵目，力創古代詩歌“自道其情”的新鮮見解。魏源這樣做，就清除了古文學者給《詩經》層層塗沫上去的宣揚綱常倫(lun) 理的封建衛道色彩，重新使古代詩篇獲得活潑的生命，從(cong) 而為(wei) 近代學者解詩打開一條新的途徑。公羊學派長於(yu) 義(yi) 理的發揮，勇於(yu) 在闡發古代經典微言大義(yi) 之下提出有進步意義(yi) 的新思想，於(yu) 此又獲得有力的證據。

“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12]龔自珍和魏源對公羊學說的革命性改造，代表著中華民族先進人物處於(yu) 民族危機時代觀察國家命運和挽救危亡的哲學探求。公羊學專(zhuan) 講“微言大義(yi) ”、便於(yu) 發揮引申的特點，使兩(liang) 位進步思想家在闡釋儒家經典的名義(yi) 下敷陳新觀點，導入新價(jia) 值觀，甚至大膽地跨越“夷夏界限”，讚揚西方民主政體(ti) 可“垂奕世而無弊”，憧憬著用它代替在中國兩(liang) 千多年來視為(wei) 天經地義(yi) 、神聖不可侵犯的專(zhuan) 製皇權。這些新論點、新觀念，對於(yu) 推動晚清社會(hui) 進程和學術變遷意義(yi) 極大。18世紀是古文經學的世紀，那是同封建統治的相對穩定直接聯係的，19世紀則是以公羊學說為(wei) 代表的今文經學的世紀，那又是同封建製度急劇沒落、近代社會(hui) 的行程即將開始直接相聯係的。古文經學雖然在學術上有過極盛期，但是在哲學上，它尊古，求恒（製度穩定不變）的基本傾(qing) 向，同危機四伏的晚清時期格格不入！時代的選擇，必然是言進化、求變革的公羊學說扮演19世紀思想意識舞台的主角。我們(men) 應該尊重曆史的辯證法，如實地承認：龔自珍、魏源由於(yu) 改造了公羊學說而揭開了近代思想的序幕。我們(men) 民族的精神，也因此而提高到新的階段。梁啟超曾經高度評價(jia) 龔自珍和魏源運用公羊學精義(yi) 闡發新的思想觀念的意義(yi) ：“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其察微之識，舉(ju) 世莫能及也。”“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吾見並世諸賢，其能為(wei) 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13]這是他結合本人親(qin) 身觀察和實踐而得出的精辟見解。

（三）康有為(wei) ：將公羊“三世說”與(yu) 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構建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

把晚清公羊學推向高潮的人物是康有為(wei) ，他將公羊“三世說”與(yu)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相結合，構建了維新變法運動的理論綱領，因而成為(wei) 近代向西方學習(xi) 真理的著名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wei) 之尊奉今文公羊學說，乃是出於(yu) 自感救亡圖強需要的自覺選擇。他在青年時代本來熱心於(yu) 重考證的古文經學。於(yu) 23歲時著《何氏糾繆》，“專(zhuan) 攻何邵公者”。[14]他還曾設想編一部《禮案》，而禮學乃是古文經學的主幹。他早年還著有《民功篇》，[15]尊崇黃帝、堯、舜，尤其是稱譽周公，這正是古文經學家的觀點。但康有為(wei) 絕對不做一個(ge) 隻求瑣屑考據、不問世事的俗儒，他從(cong) 早年起，就逐步形成強烈的經世意識和救亡圖強的精神，這是他以後轉向今文經學、並利用它掀起變法運動的重要原因。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記載：他19歲時，即深受嶺南大儒朱次琦的學術旨趣和人品的影響。自稱：“先生壁立萬(wan) 仞，而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yu) ，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不為(wei) 無用之高談空論。……於(yu) 時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以聖賢為(wei) 必可期，……從(cong) 此謝絕科舉(ju) 之文”。此後，又進一步認識到考據之學無濟世用。“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shu) 滿家，如戴東(dong) 原，究複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從(cong) 此不再習(xi) 瑣屑考訂之學。“既念民生艱難，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wei) 誌，……俯讀仰思，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康有為(wei) 把學術與(yu) 經世、挽救民族危機密切聯係起來，這就使他很容易跟龔自珍、魏源所開創的呼籲變革的公羊學說相接續，轉向今文學體(ti) 係。

康有為(wei) 所處的晚清時代和廣東(dong) 沿海地區，又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觸西方文化，認識西方製度、學術的先進，並把大力吸收西學作為(wei) 他構建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閱讀了《西國近事匯編》、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海國圖誌》、《瀛寰誌略》，1882年，他首次赴北京應試，南歸時道經上海，大購西書(shu) 。這一時期，康有為(wei) 不僅(jin) 初步了解到歐美國家的製度，而且對於(yu) 西方的近代科學知識如數學、電學、光學、力學以及“星雲(yun) 說”等有所了解。1888年，他因張鼎華多次邀請他到京師，於(yu) 是赴京參加鄉(xiang) 試。在京城期間，他感受到中法戰爭(zheng) 失敗後時局的危險，於(yu) 是先向最有時名的公卿潘祖蔭、翁同龢、徐桐致書(shu) 責備，京師嘩然，然後又發憤向光緒帝上萬(wan) 言書(shu) ，請求變法，格而未達。這次失敗使康有為(wei) 深受刺激，思考著選擇今後以“從(cong) 教”即創立學說體(ti) 係以影響大眾(zhong) 的道路。他離京前致好友沈曾植的信中批評清代盛行的考據詞章之學：“今之學者，利祿之卑鄙為(wei) 內(nei) 傷(shang) ，深入膏，肓而考據詞章，則其癰疽痔贅也。”而他所期望創立的是同世局巨大變化相適應的、不“拘常守舊”的新異學說，故雲(yun) ：“世變大，則教亦異，不複能拘常守舊，惟是正之。”[16]因此，康有為(wei) 接受今文經學，從(cong) 其思想傾(qing) 向的趨勢看，正是他抱定救世、變革和吸收西方新鮮學說的邏輯發展。1889年底，康有為(wei) 在廣州會(hui) 見廖平，受其影響，轉而崇信今文學。康有為(wei) 這一轉變，其中既有從(cong) 學術上真心讚成的成分，又有從(cong) 政治上考慮，有意地將今文學作為(wei) 理論武器來發揮、利用的成分。

康有為(wei) 《孔子改製考》

1891年康有為(wei) 在廣州刊行了他所著《新學偽(wei) 經考》。[17]這部著作以其與(yu) 長期居正統地位的古文經學完全相對立的觀點而震動一時，形成“思想界之大颶風”。康有為(wei) 樹立起反對自東(dong) 漢至清代學者們(men) 所尊奉的古文經傳(chuan) 的旗幟，力辨劉歆所爭(zheng) 請立於(yu) 學官的古文經均係偽(wei) 造，故稱“偽(wei) 經”；劉歆偽(wei) 造古文經書(shu) 的目的，是為(wei) 王莽篡漢製造理論根據，湮沒了孔子的真經，是新莽一朝之學，與(yu) 孔子無涉，當稱“新學”。《新學偽(wei) 經考》的產(chan) 生是正在醞釀的維新變法運動要發生的一個(ge) 信號，無論是康有為(wei) 撰著的意圖和它產(chan) 生的社會(hui) 影響，都遠遠超出學術辨偽(wei) 本身。當時中國新舊兩(liang) 種社會(hui) 力量正在準備著一場較量。列強侵略日益加深，國家形勢危如累卵，而清朝統治早已病入膏肓，民族的前途眼看被徹底斷送。另一方麵，至19世紀80、90年代，中國民族資產(chan) 階級已初步產(chan) 生，並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yi) 的要求，而隨著西方學說的傳(chuan) 入，中國舊製度的落後和腐朽更加暴露。就在這樣的新舊衝(chong) 突、中西文化撞擊背景下，愛國誌士已經認識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須對舊勢力展開攻擊。康有為(wei) 根據他於(yu) 1888年在京師停留的觀察，對於(yu) 清廷的腐敗作了這樣的描繪：“於(yu) 時，上興(xing) 土木，下通賄賂，孫毓汶與(yu) 李聯英[18]密結，把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結舌，群僚皆以賄進，大臣退朝，即擁娼優(you) ，酣飲為(wei) 樂(le) ，孫毓汶倡之，禮親(qin) 王、張之萬(wan) 和之，容貴、熙敬之流，交媚醇邸，以取權貴，不獨不能變法，即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官方淩遲，士聲盡靡。”[19]對於(yu) 這樣的封建王朝末日景象和根深蒂固的腐朽勢力，必須以雷霆般的聲勢發動攻擊才能動搖其根基。他認識到，首先必須引起社會(hui) 上對原來束縛人們(men) 思想的舊觀念產(chan) 生懷疑、不滿，才有可能發動一場政治變革運動。《新學偽(wei) 經考》的刊行正符合這一時代需要，所以為(wei) 革新派人士熱心地傳(chuan) 布，同時又被頑固派所仇恨。康有為(wei) 通過對古文經學的懷疑和否定，進而公然懷疑和否定封建政治製度。他指責兩(liang) 千年封建腐敗統治是由於(yu) “奉偽(wei) 經為(wei) 聖法”造成的。這就從(cong) 根本上否定兩(liang) 千年專(zhuan) 製統治和為(wei) 其服務的思想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從(cong) 而為(wei) 鼓吹維新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

梁啟超曾比喻《新學偽(wei) 經考》的著成是思想界之一大颶風，而《孔子改製考》的著成（於(yu) 1897年撰於(yu) 成，次年刊行）更是“火山大噴火、大地震”。全書(shu) 核心論題即為(wei) 孔子是托古改製的大聖人。在卷十二《孔子改製法堯舜文王考》中，康有為(wei) 提出：最得孔子改製精義(yi) 的，是《春秋公羊傳(chuan) 》和董仲舒、何休的書(shu) 。孔子創立了“三統”、“三世”諸義(yi) ，處在“亂(luan) 世”，向往“太平”。社會(hui) 的發展，是遠的、舊的必定敗亡，近的、新的終將興(xing) 起。亂(luan) 世之後進以升平，升平之後進以太平，社會(hui) 是越向前越進步，泥古守舊，注定失敗。孔子的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是朝向共同目標的。“堯舜為(wei) 民主，為(wei) 太平世，為(wei) 人道之至，儒者舉(ju) 以為(wei) 極者也。……孔子撥亂(luan) 、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這樣，康有為(wei) 就重新改塑了孔子的形象，六經成為(wei) 主張改製之書(shu) ，因時變革，甚至資產(chan) 階級的民主理想，都成為(wei) 孔子早已樹立的傳(chuan) 統，那麽(me) 實行維新變法，改革封建專(zhuan) 製政治，就成為(wei) 效法孔子的、完全正當的行動，這就進一步為(wei) 變法運動提供了理論綱領。康有為(wei) 還把公羊三世說與(yu) 曆史進化觀，以及資產(chan) 階級君主、民主學說都糅合起來，把資產(chan) 階級的民權、議院、選舉(ju) 、民主平等，都附會(hui) 到儒家學說上麵，都說是孔子所創。如說：“世官為(wei) 諸子之製，可見選舉(ju) 實為(wei) 孔子創製。”由此可見，公羊學說的變易性、政治性和闡釋性，在康有為(wei) 手裏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每一個(ge) 時代的理論思維，從(cong) 而我們(men) 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產(chan) 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nei) 容。”[20]康有為(wei) 以闡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yi) 為(wei) 途徑，把他所了解到的並且是中國社會(hui) 所迫切需要的西方資產(chan) 階級民主思想容納進去，把公羊三世說“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改造、發展成為(wei) 封建專(zhuan) 製進為(wei) 君主立憲、再進為(wei) 民主共和的新學說，成為(wei) 維新時期向封建專(zhuan) 製政體(ti) 和頑固勢力進攻的思想武器。康有為(wei) 闡釋的公羊新學說，比起舊的傳(chuan) 統思想具有重大進步意義(yi) ，因而是近代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論成果。

以上所舉(ju) 隻是犖犖大端，但已足以證明：晚清時期今文公羊學說所具有的理論創造活力，的確構成了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在時代劇變條件下，龔自珍、魏源、康有為(wei) 等卓犖之士將公羊學的精義(yi) 大力發揮，出色地回答了時代的迫切課題，論證了封建統治“衰世”到來、國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迫切性、向西方學習(xi) 改變封建專(zhuan) 製為(wei) 民主共和政體(ti) 這些重大問題。公羊學理論的推闡與(yu) 時代潮流相激蕩，有序展開、環環相扣。這一學術變遷史，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展現出19世紀中國人哲學探索的曆程和救亡圖強思想的不斷高漲。曆史辯證法也從(cong) 這近百年中得到生動的體(ti) 現：傳(chuan) 統的經學思想體(ti) 係雖然已經失去指導社會(hui) 政治生活的能力，但其中的公羊學進化觀、變易觀卻能幫助先進人物探索救國道路、提出新的理論命題，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精華具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內(nei) 在基礎、內(nei) 在動力；晚清社會(hui) 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艱危局麵、勇敢搏擊進取的關(guan) 鍵時期，由公羊學推動的戊戌維新運動更是古老民族的奮力一搏，而成為(wei) 20世紀初西方新思想迅速傳(chuan) 播、民主革命高潮和繼其後新文化運動的初階。正因為(wei) 在晚清時期在探索救亡和民族複興(xing) 道路上有如此非凡意義(yi) 的成果，所以筆者在《清代春秋公羊學通論》一書(shu) “引言”中，將此概括為(wei) “經史上壯觀的夕照”。並用了如下讚語：

嘉慶以後公羊學說的複興(xing) 和盛行是經學時代結束前壯觀的一幕，夕照輝煌，晚霞滿天，預示著新世紀行將到來。

對此還應舉(ju) 出典型的直接證據，在20世紀初年，進步人士豪邁地宣稱好學深思之士喜談《公羊》，頑固派則驚呼公羊學說“舉(ju) 國若狂”。當晚清公羊學風靡於(yu) 世的盛況剛剛過去，20世紀前期士林人物，不論是進步思想界或頑固派營壘，都有過值得重視的評論。陳寅恪先生說今文公羊之學在戊戌前後“流被深廣”。[21]頑固派代表人物葉德輝的一段話，則從(cong) 反麵證明公羊學說對晚清政局的巨大影響：“仁和龔定庵先生，以曠代逸才，負經營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為(wei) 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生平誌願所歸往也。曩者光緒中葉，海內(nei) 風尚《公羊》之學，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文一編。其始發端於(yu) 湖、湘，浸淫及於(yu) 西蜀、東(dong) 粵，挾其非常可怪之論，推波助瀾，極於(yu) 新舊黨(dang) 爭(zheng) ，而清社遂屋。論者追原禍始，頗咎先生及邵陽魏默深二人。”[22]葉德輝咒罵公羊學說是使清朝統治覆亡的禍首，實則恰從(cong) 反麵證明它是推動社會(hui) 變革的功臣。

陳寅恪：《寒柳堂集》

三、“以史治經”：觀念近代化催生學術新格局

經學演進的第三階段是：至20世紀初以後，經學已失去神聖的光環，不再是政治的指導思想和學術的指導思想，隻作為(wei) 學術研究的客觀對象；但這種變化並非沒落，反之，乃是因社會(hui) 進步和學術進步而達到的新的階段。

經學時代的終結和新的學術近代化格局的展開，這是不以人們(men) 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事實。要確立這一論題，須從(cong) 三個(ge) 層麵作一番深入探討。

第一層麵，觀念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積幾代學者的認識而逐步形成的。我們(men) 可以舉(ju) 出18世紀末期以後錢大昕等位學者的言論為(wei) 證。錢大昕為(wei) 趙翼《廿二史劄記》寫(xie) 了序言、批評當時流行的“經精而史粗，經正而史雜”的見解。他指出，自宋元之後，“說經者多，治史者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lun) ，虛靈玄妙之論，似精而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而實非正也。”[23]這段重要議論從(cong) 學術發展的源流和評論學術的價(jia) 值標準兩(liang) 方麵，嚴(yan) 肅批判當時支配士人頭腦的思想定勢，指出空洞的議論、穿鑿的說法，即使依附於(yu) 經，也毫無價(jia) 值，而輕視史學的風氣是極不正常的，應予扭轉。與(yu) 錢大昕時代相同，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yi) 》，全書(shu) 開宗明義(yi) 即提出著名的“六經皆史”的命題，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這段論述意義(yi) 至為(wei) 深刻，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恰恰在“儒家經典是如何生成的”這一具有根本意義(yi) 的問題上提出了挑戰。他明確提出：“六經”是古代治理國家的製度和智慧的記載，“六經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經典雖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聖賢周公、孔子有意專(zhuan) 門寫(xie) 出一部包含極其高深的“道”的書(shu) ，古人沒有離開具體(ti) 活動、閉門寫(xie) 書(shu) 的事情。六經中的“道”和“理”，都是與(yu) 古代社會(hui) 生活、人倫(lun) 日用密切相聯係的，六經乃先王治理國家的曆史記載，所以，“六經皆史也”。以往研究者曾論述“六經皆史”的論點是擴大了史學的範圍，提高了史學的地位，將儒家經典也作為(wei) 史料看待，這些看法無疑都有道理。而實則其更加深刻意義(yi) 在於(yu) ：提出和辨析古代經典不是聖人頭腦演繹、構建出來的，而是古代國家治理、社會(hui) 生活的產(chan) 物這一屬於(yu) 哲學基本範疇的命題。因此，不應當對“六經”神秘化對待，它既非孔子“天縱之聖”頭腦中所固有，也非萬(wan) 古不變的鐵的法則，“六經”中的“道”是與(yu) 客觀事物相聯係、與(yu) 治理國家的實踐相聯係，與(yu) 社會(hui) 生活的演進相聯係。也正因為(wei) 章氏破除了對“經”神秘化的理解，他才能提出應當根據社會(hui) 生活的新變化、去總結出新的“道”這樣的在當日幾乎是石破天驚的偉(wei) 論！此後，龔自珍寫(xie) 了《尊史》、《古史鉤沉論》等名文，他進一步批評“號為(wei) 治經則道尊，號為(wei) 治史則道絀”的價(jia) 值取向，並提出“六經為(wei) 周史之大宗”、“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史與(yu) 百官莫不聯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24]等，其所論，包含著“史”考察的範圍大於(yu) “經”，“史”的重要性高於(yu) “經”的新穎的看法。自錢大昕以來這些具有卓識的人物，批評“經尊史卑”，倡言“六經皆史”、“六經為(wei) 周史之大宗”，都並非單純地為(wei) 了爭(zheng) “經”與(yu) “史”地位的高下，而有著深刻得多的意義(yi) ，因為(wei) 他們(men) 的觀點反映出近代學術的一種重要趨勢：把經書(shu) 和各種學問都置於(yu) 曆史考察眼光之下。至20世紀初王國維出，他在治學方法上繼承了乾嘉考史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明確地主張由前清學者“由經治經”，轉向“以史治經”。[25]這一主張，表明20世紀考證學中之見識遠大者已徹底打破了過去視經書(shu) 為(wei) 神聖的舊觀念，擺脫了逐字逐句作訓詁考訂的注經、考經的方法；而代之以將古代經典平等地作為(wei) 史料，從(cong) 社會(hui) 曆史演進的視角，結合考古學、社會(hui) 學等成果來作客觀的研究，以求說明社會(hui) 演進之真相的近代方法，且對經學本身也要考察其曆史的演變。這種觀念和方法的深刻變化，是推動20世紀曆史學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

第二層麵，不同的思想體(ti) 係適應於(yu) 社會(hui) 演進的不同階段。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發生—發展—衰亡的規律，同樣地，中國經學也要經曆其發生、發展和衰落。中國傳(chuan) 統經學是農(nong) 業(ye) 宗法社會(hui) 的產(chan) 物，它從(cong) 生成到衰落恰與(yu) 封建社會(hui) 相終始。到了1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已卷入世界潮流，中西文化交流迅速發展，中國已進入以大工業(ye) 時代、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係在世界範圍內(nei) 發展為(wei) 主要特征的近代社會(hui) 。社會(hui) 基本結構、基本特征變化了，作為(wei) 全社會(hui) 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指導思想體(ti) 係也必然要變化，這就是20世紀初年廣泛傳(chuan) 播的西方近代進化論學說，及至“五四”以後逐步成為(wei) 全國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yi) 。這二者，都是近代中國国际1946伟德領域的劃時代事件。

19世紀末感覺銳敏的知識界出現了如梁啟超所形容的“學問饑荒”時代，實際上就是苦苦探求新的哲學思想體(ti) 係的時代。晚清許多愛國誌士共同的思想軌跡是：他們(men) 由於(yu) 國內(nei) 政治腐敗、外侮日亟的刺激，不滿於(yu) 正統地位的哲學觀，因而苦苦地進行過哲學的探索，由此而走向中國的樸素進化觀——公羊學說，然後經由中國本土上的進化觀接受並服膺西方進化論，大力傳(chuan) 播，用它來觀察曆史與(yu) 未來。康有為(wei) 因關(guan) 心時局，轉而苦心探索和構建不同於(yu) 正統思想的學說體(ti) 係。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同樣有生動的經曆，大約在甲午戰爭(zheng) 爆發前一、二年，這三個(ge) 青年人因應考來到北京，相聚一起，徹夜長談或爭(zheng) 論問題，他們(men) 探求的就是為(wei) 了挽救危亡時局而需要的指導思想——哲學問題。梁啟超事後這樣回憶：“那時候我們(men) 的思想‘浪漫’得可驚，不知從(cong) 那裏會(hui) 有恁麽(me) 多問題，一會(hui) 發生一個(ge) ，一會(hui) 又發生一個(ge) 。我們(men) 要把宇宙間所有的問題都解決(jue) 。”[26]為(wei) 了尋求救國的道路，為(wei) 了爭(zheng) 取在舊傳(chuan) 統束縛下獲得精神的解放，他們(men) 苦苦探求新哲理。在中國學術內(nei) 部，他們(men) 首先尊崇公羊變易哲學，此後，西方學說傳(chuan) 入，他們(men) 心悅誠服地接受進化論學說。夏曾佑對自己因尊崇公羊學說而滿腔熱情地接受進化論的思想曆程講得尤為(wei) 真切。他於(yu) 1896年底結識嚴(yan) 複，便立即傾(qing) 心於(yu) 達爾文學說，自雲(yun) ：“到津之後，幸遇又陵（按，嚴(yan) 複字），衡宇相接，夜輒過談，談輒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來，始通算術，鹹、同之際，乃言格致，洎乎近歲，政術始萌。而彼中積學之人，孤識宏懷，心通來物，蓋吾人自言西學以來所從(cong) 不及此者也。擬盡通其義(yi) ，然後追想成書(shu) ，不知生平有此福否？”[27]他親(qin) 聆嚴(yan) 複深入講述進化論學說，所以他的哲學觀點實現了質的飛躍。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

這些信奉公羊學說、熱心維新變法的誌士，成為(wei) 進化論學說最早的熱情接受、衷心傾(qing) 服、積極傳(chuan) 播的人物。喜談公羊，投身變法運動，和傳(chuan) 播進化論，三位一體(ti) ，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曆史現象。還在嚴(yan) 複開始發表介紹西方進化論的文章之時，康有為(wei) 就表示敬佩，見於(yu) 梁啟超於(yu) 1896年致嚴(yan) 複的信中所說：“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28]梁啟超本人不僅(jin) 對進化論學說心折讚賞，而且在20世紀初年連續著文介紹達爾文學說。《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指出：“進化論在哲學領域引起了一場革命。數千年曆史，進化之曆史；數萬(wan) 裏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此義(yi) 一明，於(yu) 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為(wei) 強者為(wei) 優(you) 者，然後可以立於(yu) 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為(wei) 一人，為(wei) 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雖謂達爾文以前為(wei) 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為(wei) 一天地可也。”並且預言進化論學說“將磅礴充塞於(yu) 本世紀而未有已也”。[29]20世紀初年進化論學說迅速傳(chuan) 播以後，作為(wei) 哲學觀的、在19世紀90年代盛行的公羊三世說即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任務，其地位被進化論所取代，而價(jia) 值融入其中。因為(wei) ，西方進化論是近代學術體(ti) 係，高出整整一個(ge) 曆史時代。前此盛行的公羊三世說雖然比之僵化的封建思想更具進步性，但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觀和神秘的致命弱點。而西方進化論學說，是從(cong) 大量的實例中歸納出來的，可以動植物、人體(ti) 、地形、地質、化石來作驗證，因而具有嚴(yan) 密的科學性和鮮明的實證性的優(you) 點。比較粗疏的原理一定要被更加科學的原理所代替，這正是學術進化發展的規律。而公羊曆史演進觀念成為(wei) 溝通19世紀、20世紀之交進步知識界通向西方進化論的橋梁，這一貢獻是不可埋沒的。

第三層麵，“以史治經”隻是一個(ge) 簡約的說法，20世紀初年學術觀念的近代化，其實際內(nei) 涵即為(wei) 用理性態度來考察評判事物，提倡獨立思考、打破思想禁錮、據實論證、自由討論，而反對盲從(cong) 偏執、墨守成規、尊古嗜古。這對學術研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yi) 。

觀念的近代化導致出現20世紀初年新的宏大格局。這裏僅(jin) 以梁啟超於(yu) 1902年所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為(wei) 例以說明之。它是我國史學界運用進化論哲學觀點指導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結出的碩果。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洞察力、概括力和理論性。梁氏以八萬(wan) 字的簡要文字，氣勢磅礴地概述了我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演進的曆史趨勢，劃分為(wei) 七個(ge) 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三、儒學統一時代，兩(liang) 漢；四、老學時代，魏晉；五、佛學時代，南北朝隋唐；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今日則為(wei) 複興(xing) 時代）。精辟地評價(jia) 了數以百計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相當有說服力地論述各個(ge) 時代思想的主要特點、成就和缺陷，這些特點又如何產(chan) 生，前一時代學術思想如何成為(wei) 這一時代的淵源，這一時代的思想又對後代產(chan) 生了什麽(me) 影響。幾千年發展演進的趨勢頓現在讀者麵前。書(shu) 中對於(yu) 戰國時期百家爭(zheng) 鳴局麵及其學術成果，評價(jia) 極高。關(guan) 於(yu) 戰國時代學術為(wei) 何勃興(xing) ，梁氏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說：“全盛時代，以戰國為(wei) 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wan) 綠齊茁於(yu) 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yu) 天外。壯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wei) 跡也！”他總結造成學術勃興(xing) 的原因，共有七項，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就是，由於(yu) 国际1946伟德之自由：“政權下移，遊士往來列國之間，出現了處士橫議的時代風氣，正所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而對於(yu) 因學術“定於(yu) 一尊”而造成思想受壓製、刻板附和的情形，梁氏以嚴(yan) 厲的態度進行批評。他一再用進化、競爭(zheng) 學說，說明政治上、文化上的專(zhuan) 製主義(yi) 對社會(hui) 及學術的發展造成嚴(yan) 重的障礙，其中說道：“進化與(yu) 競爭(zheng) 相倚，此義(yi) 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賾也，務使各因其才，盡其優(you) 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行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學說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為(wei) 社會(hui) 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zhuan) 製。苟專(zhuan) 製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征萬(wan) 國曆史而皆然也。……故羅馬教會(hui) 全盛之時，正泰西曆史最黑暗之日。……吾中國學術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起。”這篇長文的宏闊視野和探索方法曾產(chan) 生了廣泛的影響，最為(wei) 突出的例子是引導青年胡適走上研究中國學術史的道路。如胡適他在《四十自述》中所言：“我個(ge) 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liang) 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辟了一個(ge) 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shu) 五經以外還有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wei) 七個(ge) 時代……現在看這個(ge) 分段，也許不能滿意。……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曆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men) 一個(ge) ‘學術史’的見解，所以我最愛讀這篇文章。”[30]

其後，胡適著成《中國近代哲學史大綱》（上）反響強烈，蔡元培為(wei) 其撰序，稱其書(shu) 的一項突出特點是“平等的眼光”，將儒家學說與(yu) 諸子著作平等對待，予以評價(jia) 。20世紀初期還先後產(chan) 生了皮錫瑞、章炳麟、劉師培、馮(feng) 友蘭(lan) 、周予同、顧頡剛等學者關(guan) 於(yu) 中國經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雖風格各異，而其共同的顯著特點，即是摒棄經學獨尊的陳見，將之與(yu) 各家各派學說平等地對待，進行客觀的評判，充分證明了“以史治經”的近代治學觀念蔚成風氣。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

注釋：
 
[1]丘濬：《大學衍義補》第三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7頁。
 
[2]《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頁。按，乙亥，嘉慶二十年（1815年），丙子，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撰寫這級文章時，龔自珍虛歲23-24歲。
 
[3]《乙丙之際箸議第七》，《龔自珍全集》，第5-6頁。
 
[4]《上大學士書》，《龔自珍全集》，第319頁。
 
[5]《明良論》，《龔自珍全集》，第31-32頁。
 
[6]《明良論》，《龔自珍全集》，第33頁。
 
[7]《禦試安邊綏遠疏》，《龔自珍全集》，第112-114頁。
 
[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第323頁。
 
[9]魏源：《敘東南洋》，《海國圖誌》卷五，第347-348頁。
 
[10]均見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第47-48頁。
 
[11]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第44頁。
 
[12]馬克思：《第179號“科倫日報”社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頁。
 
[13]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6-97頁。
 
[14]《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六年。《年譜》又雲：“既而悟其非，焚去。”
 
[15]《民功篇》係未完成手稿，大約撰於1886年。
 
[16]均見康有為：《致沈刑部子培書》，《康有為全集》第一卷。
 
[17]據梁啟超所說，“先生著《新學偽經考》方成，吾儕分任校讎；其著《孔子改製考》及《春秋董氏學》，則發凡起例，詔吾儕分纂焉。”
 
[18]即李蓮英。
 
[19]《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四年。
 
[20]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21]陳寅恪：《寒柳堂集·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頁。
 
[22]葉德輝：《郋園北遊文存·龔定庵年譜外紀序》，孫文光等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黃山書社1984年版，第123-124頁。
 
[23]錢大昕：《廿二史劄記序》，《廿二史劄記校注》附錄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85-886頁。
 
[24]均見《龔自珍全集·尊史》。
 
[25]王國華：《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轉引自《中國史學家評傳》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9頁。
 
[26]梁啟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20頁。
 
[27]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見《汪康年師友手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頁。
 
[29]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4頁。
 
[30]胡適：《四十自述》（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39年版，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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