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主義(yi)

——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yi)

作者：鄭永年

來源：節選自 《鄭永年論中國：中國民族主義(yi) 新解》，鄭永年 著，陳納慧 譯，東(dong) 方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二十日丙戌

          耶穌2019 年12月15日

《鄭永年論中國：中國民族主義(yi) 新解》

鄭永年著，陳納慧譯

東(dong) 方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yi)

幾個(ge) 世紀前，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建立科西嘉島憲法時，指出了文化主義(yi) 對於(yu) 國家存亡的重要意義(yi) 。

他說：“我們(men) 已盡了最大努力來平整未來國家的基座：現在該在這一基座上勾勒大廈的雛形了。先要找到民族特性來為(wei) 這一國家大廈定義(yi) 風格；假使尋而未果，我們(men) 也定要創造一個(ge) 。”（Rousseau，1953：293）

在盧梭看來，一個(ge) 政治意義(yi) 上的國家，隻有同時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體(ti) ，才能經受住各種考驗，這樣的國家即便暫時落入外族統治，也有希望存活下來。

盧梭論證了文化主義(yi) 對於(yu) 國家存亡的重要意義(yi)

同樣，德國思想家約翰•戈特弗裏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指出，文化民族主義(yi) 的形成是德國崛起為(wei) 強大的民族國家的先決(jue) 條件。若無有力的文化支持，德國將無處可往。受到赫德的啟發，以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為(wei) 代表的民族主義(yi) 學派，在各民族間“不平等交換”或“非均衡發展”的語境下理解民族主義(yi) 。他們(men) 提出，通過發掘民族的獨有個(ge) 性來構建和強化民族主義(yi) 。

那麽(me) 該如何塑造文化民族主義(yi) 呢？這也是幾代中國民族主義(yi) 者所苦思冥想的問題。早在西風東(dong) 漸的初始，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就意識到，可以以民族差異為(wei) 平台，來搭建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yi) 。從(cong) 更廣義(yi) 的角度理解，民族差異即是文明差異。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主義(yi) 孕育了民族主義(yi) ，而民族因素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yi) 的建構起了核心作用。西潮的湧入催生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yi) ，後者作為(wei) 對前者的反應，宿命般地肩負起了保全中華文明的使命。

前麵提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強調如何保全和延續中華文明，如何使飽受強虜欺淩的中華民族免遭滅族之災。按照這一思路，建構中國民族主義(yi) 可以從(cong) 兩(liang) 種區分入手，即國家內(nei) 部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區分，以及中華民族作為(wei) 整體(ti) 與(yu) 境外異族的區分。凝聚漢人便可以凝聚中華民族，而要使中華民族自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就應將民族主義(yi) 建立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和文明的基礎上。

為(wei) 何漢族的凝聚力可決(jue) 定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孫中山闡述了以漢族為(wei) 核心發展中國民族主義(yi) 的依據：

就中國的民族來說，總數是四萬(wan) 萬(wan) 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wan) 蒙古人，百多萬(wan) 滿洲人，幾百萬(wan) 西藏人，百幾十萬(wan) 回教之突厥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wan) 萬(wan) 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xi) 慣，完全是一個(ge) 民族。

孫中山認為(wei) ，隻有建立起以漢族為(wei) 中心的民族主義(yi) ，才能真正實現滿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間的民族和諧，也才能將所有民族凝聚成中華民族這一整體(ti) 。滿族統治下的清王朝頻受西人欺淩，也使得中國各民族人心渙散，將其推翻是曆史所向。但孫中山也指出，推翻清廷並不是民族主義(yi) 的“正向”目標，但隻有先將這一“逆向”徹底鏟除，才有可能實現拯救中華民族這一“正向”目標。

此外，孫中山也強調中華民族與(yu) 他族的區別：

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ya) 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yu) 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什麽(me) 血統，便永遠遺傳(chuan) 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量是很大的。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成為(wei) 國民黨(dang) 的教義(yi) ，並在發動民眾(zhong) 抵禦列強和統一中國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無疑，共產(chan) 黨(dang) 也有效運用了民族主義(yi) 來實現建立其理想中的民族國家的目標。民族主義(yi) 曾幫助共產(chan) 黨(dang) 發動群眾(zhong) 反抗日本侵略者，也為(wei) 其贏得民心而最終從(cong) 國民黨(dang) 手中奪得執政權。在國內(nei) 民族問題上，新中國成立不久後，實行民族自治，國家內(nei) 部各民族的民族主義(yi) 因此而被弱化。同時，黨(dang) 又用“愛國主義(yi) ”來取代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yi) ，以此突出民族和國家的同一性，實現國家統一和境內(nei) 各民族團結。

儒家民族主義(yi) ？

前麵提及了兩(liang) 種區分，即漢族與(yu) 少數民族的區分及中華文明與(yu) 其他文明的區分。須要指出的是，新民族主義(yi) 是在後者的語境下產(chan) 生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境內(nei) 的族群民族主義(yi) 可以被忽視。

王賡武指出，民族主義(yi) 雖然可以激發民眾(zhong) 熱情，卻也可能引致一國內(nei) 部各族群間的相互猜忌、恐懼和敵意。因此，若國家建構不能合理展開，身份認同達不成共識，尤其是當各族還未融合成整體(ti) ，卻被硬生生地圈囿在國境內(nei) ，它們(men) 勢必努力掙脫這種捆綁。

為(wei) 執政黨(dang) 在新時期尋找新的執政基礎是中國知識精英的重要任務。在新民族主義(yi) 者看來，黨(dang) 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礎來鞏固執政權，而這又是國家在激烈的國際競爭(zheng) 中立於(yu) 不敗之地的前提。第三章中提及，由於(yu) 黨(dang) 的傳(chuan) 統意識形態式微，尤其是知識界不再唯共產(chan) 主義(yi) 馬首是瞻，國家認同危機一觸即發。在社會(hui) 層麵，人們(men) 在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成為(wei) 金錢的奴隸。錢袋子的確鼓起來了，信仰卻變得空蕩蕩的。

新民族主義(yi) 者認為(wei) 這一信仰缺失使國家裹足不前，通過再造“主義(yi) ”來填補精神真空已經刻不容緩。康曉光指出，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精神疲軟。十幾億(yi) 人口沒有一個(ge) 主義(yi) ，大家跟著感覺走，長此以往國將不國。蘇聯如此龐大的一個(ge) 帝國，幾天之內(nei) 就分崩離析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識形態衰敗了、沒落了。它的思想、它的價(jia) 值、它的主義(yi) 不能再為(wei) 它的政權賦予號令天下的合法性。根據這種前車之鑒，能否再造主義(yi) 亦是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國之存亡的首要。

那麽(me) ，究竟該再造何種“主義(yi) ”？一些人提出它應是民主和自由主義(yi) 。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則堅信它是蘊藉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的民族主義(yi) 。這是因為(wei) ，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一民族個(ge) 體(ti) 間情感的有力維係，是最具實效性的意識形態。一個(ge) 民族輝煌的曆史和文化、祖先的勇氣和智慧可以激發出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為(wei) 其領袖的政治權威提供合法性。通過訴諸民族主義(yi) ，政治領袖得以有效地帶領民眾(zhong) 度過各種危境。按蕭功秦的話來講：

唯有民族主義(yi) 才能對人們(men) 產(chan) 生一種最直接、最自願、訴諸人的親(qin) 緣本能的感召力。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隻要人類還存在著各個(ge) 不同的民族，相對於(yu) 其它意識形態的實效性而言，民族主義(yi) 可以說是一種實效性最為(wei) 長遠的意識形態。從(cong) 國家政治層麵上來看，民族主義(yi) 的情感與(yu) 理念是一種極為(wei) 珍貴的、“天然”的政治資源。

該如何創造新的民族主義(yi) ？毋庸置疑，它不是也不該是對傳(chuan) 統儒學或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yi) 的簡單回歸。蕭功秦指出，傳(chuan) 統儒學、黨(dang) 的社會(hui) 主義(yi) 傳(chuan) 統、愛國主義(yi) 、反帝革命傳(chuan) 統、中國的國際環境等等因素的糅合及對它們(men) 的創造性解讀，為(wei) 新民族主義(yi) 的萌生提供了豐(feng) 厚土壤。

新民族主義(yi) 應以儒學為(wei) 基的觀點受到學者們(men) 的認同。但不可犯拿來主義(yi) ，而應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儒家教義(yi) 進行重新闡釋。現代中國民族主義(yi) 的幹將梁啟超曾指出，儒學所推行的理念，在諸多方麵不相容於(yu) 現代民族主義(yi) ，故應對前者先行改造和轉化，方可為(wei) 後者所用。

蕭功秦將中國近代自衛型民族主義(yi) 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以儒教衛道派為(wei) 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義(yi) 和現代化進程中產(chan) 生的務實的民族主義(yi) 。前者具有保守性、非理性和排外性的特征。麵對西方列強的威逼和侵淩，一味要求排外以避害，回歸傳(chuan) 統以保全國家。相反，後者則提出，引進和效仿西方先進製度才是擺脫外來威脅的必由之路。今天的中國需要的是這種務實的民族主義(yi) 。

在傳(chuan) 統中國，儒學一直是主流文化形式。在當前的現代化語境下，中國能否在經濟高增長和政治穩定間找到平衡，取決(jue) 於(yu) 能否對儒學進行傳(chuan) 承和創造性地運用。蕭功秦強調：

由於(yu) 主流文化是一個(ge) 民族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與(yu) 民眾(zhong) 文化認同的基礎，當一個(ge) 民族的主流文化價(jia) 值成為(wei) 這個(ge) 國家的中心象征的組成部分時，它就對於(yu) 這個(ge) 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共識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共同應對自然和社會(hui) 環境的挑戰，儒學正是這一集體(ti) 經驗的思想結晶，這一屬性使它成為(wei) 民族的有效黏合劑。

照此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yi) 等同於(yu) 盧梭所說的“民族特性”。事實上，現代中國的改革家嚴(yan) 複也曾注意到“國性”對國家存亡的重要性。各國國性大相迥異，但都反映了國家的獨有文化和價(jia) 值觀。民族性絕非一蹴而就，通常需要數千年的積累和沉澱。隻要民族性尚存，哪怕被外族所征服，該民族也不會(hui) 覆亡。

嚴(yan) 複指出，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將五湖四海的華夏子孫凝聚到一起，形成了今天的中國，這首先要歸功於(yu) 儒家學說的教化。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衍變，儒家經典已成為(wei) 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的文化之源。而它又曆久彌新，在西風東(dong) 漸和社會(hui) 大重整的革新時代，儒學依然是穩定民心、將他們(men) 凝聚在一起以抵禦洋槍利炮的強大力量。

蕭功秦看到儒家的製度和文化遺產(chan) 於(yu) 新民族主義(yi) 的意義(yi) 。他提出，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啟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wei) 基礎的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社會(hui) 凝聚與(yu) 整合的新的資源。這基於(yu) 兩(liang) 大原因。

首先，儒學已不具有“抗現代性”的特質。儒學在近代之所以成為(wei) 排拒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支點，並起到抵製中國現代化變革的消極作用，乃是由於(yu) 儒學與(yu) 傳(chuan) 統封建專(zhuan) 製政治相結合，從(cong) 而形成官學化的意識形態。如今，這種製度基礎已經瓦解殆盡。

其次，儒學的道德自主性和“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社會(hui) 使命感，使其能夠實現現代民族主義(yi) 的凝聚功能。在人們(men) 可以作為(wei) 權利義(yi) 務主體(ti) 而享有多元選擇機會(hui) 的時代，它有可能成為(wei) 真正的依托點。

儒家民族主義(yi) 植根於(yu) 當今中國的國內(nei) 發展情況和所處的國際環境，同時又為(wei) 這兩(liang) 者所需。

首先，在社會(hui) 層麵，人們(men) 的價(jia) 值觀變得更為(wei) 實際。現代化和經濟高增長改變著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也使民眾(zhong) 意識到國家利益與(yu) 個(ge) 體(ti) 利益休戚相關(guan) ，而國家利益正是現代民族主義(yi) 的核心內(nei) 容。

其次，舊的官方意識形態無法再凝聚人心，它的衣缽需要新的主義(yi) 來承接以將民眾(zhong) 團結在政權周圍。民族主義(yi) 恰恰可以勝任這一角色。

最後，中國的國際環境日趨惡化。西方將日新月異的中國視為(wei) 潛在的競爭(zheng) 對手，意欲對其進行圍堵。這必然挑起國人的民族主義(yi) 情緒。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外來勢力最猖獗的時期往往也是民族主義(yi) 呼聲最高漲的時候，外來威脅使共有同一文化、宗教、習(xi) 俗和曆史的個(ge) 體(ti) 醒悟到——他們(men) 的命運被捆綁在一起。

此外，曆史記憶也可以激活民族主義(yi) 。在蕭功秦看來，雖然中國在當今時代並不存在某一具體(ti) 的、對中國人的生存條件構成直接威脅的外部敵人，但近百年來的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與(yu) 挫折，使中國人有一種積澱於(yu) 心理深層的情結，一種被人們(men) 稱之為(wei) “強國夢”的情結。

啟用儒學作為(wei) 新民族主義(yi) 的要義(yi) ，還需要重新審視它被文化激進派和黨(dang) 的愛國主義(yi) 意識形態所詬病的曆史。不少知識分子指出，儒學於(yu) 民族主義(yi) 的價(jia) 值之所以遲遲不被發現和認可，很大程度上在於(yu) 現代激進主義(yi) 對文化民族主義(yi) 具有抵觸性。1919年，中國的激進派知識精英發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主旨之一就是“反孔教”。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yu) “打倒孔家店”

他們(men) 認定儒學是阻礙國家進步的陳腐思想，拒絕以它為(wei) 核心來定義(yi) 中國文化。五四傳(chuan) 統影響了中國幾代政治家和知識精英。他們(men) 奉行反傳(chuan) 統主義(yi) ，這一主義(yi) 運用到中國，就是要堅決(jue) 抵製儒家主流文化，為(wei) 實現國家富強掃清積塵腐葉。儒學的曆史性退位意味著能凝聚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精神資源流失了。

作為(wei) 革命的力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意識形態繼承並推進了反傳(chuan) 統主義(yi) 理念。毛澤東(dong) 和黨(dang) 的其他領導人都認為(wei) 孔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必須加以鏟除。此外，在蘇聯的影響下，民族主義(yi)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被斥責成資產(chan) 階級思想，是新興(xing) 資本家用來反抗封建貴族統治的手段。

民族國家也被認作資本主義(yi) 發展早期的曆史性產(chan) 物，必然隨著國際主義(yi) 和壟斷資本主義(yi) 的到來而消亡。馬克思主義(yi) 者提出“工人階級無祖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曾是馬列國際主義(yi) 的信徒，在其所介入的國際衝(chong) 突中，國際主義(yi) 信仰有時與(yu) 中國的國家利益相一致，如20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戰爭(zheng) 和60年代的抗美援越戰爭(zheng)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卻無益於(yu) 中國的國家利益，於(yu) 是國際主義(yi) 對民族主義(yi) 構成了挑戰。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20世紀50年代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啟用愛國主義(yi) 的意識形態來凝聚民心。民族主義(yi) 一直被黨(dang) 視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物，因而被排除在其意識形態之外。愛國主義(yi) 順理成章地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梁，但新民族主義(yi) 者質疑愛國主義(yi) 上位的合理性。它由邊緣文化雜糅而成，缺乏儒家正統價(jia) 值觀的支撐。蕭功秦指出：

愛國主義(yi) 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主要訴諸於(yu) 傳(chuan) 統的邊緣性文化因素作為(wei) 自己的思想材料。例如，傳(chuan) 統的下層勞動民眾(zhong) 的智慧、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勇敢精神、四大發明和其它一些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等等。

無疑，建立在這些非主流文化因素上的愛國主義(yi) “並不能起到作為(wei) 民族中心象征的作用”，它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的社會(hui) 成員凝聚力的力度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如果要使愛國主義(yi) 成為(wei) 團結民心於(yu) 政權周圍的重要力量，就應為(wei) 其改頭換麵、重建理論基礎。

社會(hui) 主義(yi) 意識形態也應成為(wei) 新民族主義(yi) 的重要元素。政界和知識界一致認同社會(hui) 主義(yi) 是實現中國富強的必經之路。在這一意義(yi) 上，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其實就是民族主義(yi) 。此外，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來，作為(wei) 最核心的官方意識形態，社會(hui) 主義(yi) 已經深入人民思想和實際生活的角角落落。從(cong) 革命到改革，它對平穩承續政治秩序和執政黨(dang) 的威權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

2019年9月19日，為(wei)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澳門回歸20周年，“中國曆史文化論壇暨孔誕藝文匯萃”在澳門大學揭開序幕，通過一係列的文化活動、論壇和文藝展覽，讓大眾(zhong) 在澳大校園感受儒家文化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從(cong) 而增強民族文化自信。（@東(dong) 方IC）

從(cong) 具體(ti) 操作層麵來看，社會(hui) 主義(yi) 也很容易被整合入新民族主義(yi) 。黨(dang) 正是在社會(hui) 主義(yi) 的旗號下，將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發展推進到新的高度，它在經濟上的作為(wei) 已成為(wei) 其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隻要發展主義(yi) 牽頭國家走向，經濟增長率就一直會(hui) 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依靠。但蕭功秦不看好發展掛帥主義(yi) ，認為(wei) 它對發展的方向、目標，對社會(hui) 成員之間的關(guan) 係以什麽(me) 方式實現整合，對集體(ti) 與(yu) 個(ge) 人之間、國家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權利義(yi) 務，對稀缺資源的分配，對精神生活與(yu) 理想的追求，均無法提供足夠的製約與(yu) 規定。

這樣看來，新民族主義(yi) 就應當以儒學為(wei) 中心。為(wei) 了使儒家思想與(yu) 現代中國民族主義(yi) 相容相洽，兩(liang) 者都須經重新闡釋。儒家民族主義(yi) 並不是對傳(chuan) 統儒教的簡單回歸，它是兼容並蓄愛國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政府政績等其他元素後的產(chan) 物。但儒學對所有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卻不可或缺，並與(yu) 它們(men) 共同創建出一種新的、有效的民族主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