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宗教滲透狀況調查及其解決(jue) 的方法

作者：趙宗來

來源：作者惠賜

時間：西曆2011年1月8日

利用宗教對我進行滲透是指境外團體(ti) 、組織和個(ge) 人利用宗教從(cong) 事各種違反我國憲法、法規和政策的活動和宣傳(chuan) ，與(yu) 我爭(zheng) 奪信教群眾(zhong) ，爭(zheng) 奪思想陣地，企圖“西化”、“分化”中國。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有兩(liang) 種情況：一種是打著宗教旗號企圖顛覆我國政權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破壞我國統一、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一種是企圖控製我國的宗教團體(ti) 和幹涉我國宗教事務，在我國境內(nei) 建立宗教組織和活動據點、發展教徒。這兩(liang) 種情況有時也相互交叉。境外利用宗教的滲透活動渠道越來越多，手段層出不窮，花樣翻新，涉及我國社會(hui) 的各個(ge) 方麵，已經對我國一些地方的社會(hui) 政治穩定造成不良影響。這些滲透活動的目的是企圖搞垮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和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政權。 

目前境外宗教在中國滲透比較明顯的主要是基督教.筆者曾就相關(guan) 問題進行過調研.下麵就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及抵禦滲透應采取的措施談談我們(men) 的看法. 

    一、基督教在中國的曆史及現狀 

635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基督教開始傳(chuan) 入中國，但當時傳(chuan) 入中國的是當年一度被認為(wei) 是異端的聶斯托利派（中國稱景教，現稱“基督宗教馬龍派”），後來在845年（唐朝會(hui) 昌五年）被禁止傳(chuan) 播。元朝時基督教（景教和羅馬公教）又再次傳(chuan) 入中國，稱為(wei) “也利可溫”（蒙古語“有福緣的人”），元朝滅亡後又中斷了。 

1582年（明朝萬(wan) 曆十年），天主教耶穌會(hui) 派來利瑪竇，他被允許在廣東(dong) 肇慶定居並傳(chuan) 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國得以立足。利瑪竇向西方人說：“他們(men) 擁護孔夫子，所可以對孔夫子著作中遺留下來的這種或那種不肯定的東(dong) 西，作出有利於(yu) 我們(men) 的解釋。這樣一來，我們(men) 的人就可以博得儒士們(men) 的極大好感。”（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104頁。） 

1645年，羅馬教廷下諭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利瑪竇對此不能接受，便派衛匡國回歐洲辯解。1654年6月，衛匡國堅持認為(wei) 中國人實際是生活中的祭孔，是民間禮節而非宗教禮節。1700年11月30日，康熙正式介入這場紛爭(zheng) ，當天有在京的神甫閔明我等四人寫(xie) 了請願書(shu) 說，他們(men) 祭孔是“敬其為(wei) 人師範，並非求福、祈聰明爵祿而拜也。祭祖先出與(yu) 愛親(qin) 主義(yi) ，依儒禮亦無求佑之說，惟盡孝思之念而已。”康熙朱批同意此說。1720年，教皇特使嘉樂(le) 抵京，向康熙說利瑪竇不合教義(yi) 之處，康熙雖然進行了解釋，但在看到1704年羅馬教皇明令禁止祭祖祭孔的諭令，於(yu) 是大為(wei) 惱火，便朱批禁止洋人在中國傳(chuan) 教。（參見韓星《儒教問題——爭(zheng) 鳴與(yu) 反思》，第6-7頁） 

1727年（清朝雍正五年），東(dong) 正教開始在中國傳(chuan) 播。1807年，新教派遣馬禮遜來華傳(chuan) 教，新教也開始在中國傳(chuan) 播。鴉片戰爭(zheng) 以後，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為(wei) 基地迅速發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義(yi) ，自稱是耶穌的弟弟，建立“拜上帝會(hui) ”，後來建立太平天國（1851年－186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天主教徒解放初約有270多萬(wan) 人.20世紀的最後20年間，基督教在中國有很大發展，至20世紀末，全國基督教信徒人數已達1千多萬(wan) ，其中80％以上在農(nong) 村。在 19世紀至 20世紀初期，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進人中國以後，曾遭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和宗教的強烈排斥，並由此引發了許多矛盾衝(chong) 突和教案。如今，基督教卻在中國傳(chuan) 統宗教、民間信仰、民俗活動最廣闊最深厚的鄉(xiang) 鎮和農(nong) 村得以發展，它的發展境況值得關(guan) 注。到2006年約有500萬(wan) 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約有70多萬(wan) 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過1600萬(wan) 人。  

前一段時間,筆者在山東(dong) 濱州地區的一些縣城及鄉(xiang) 鎮進行過調查.基督教徒的狀況為(wei) ：女性 79％，是婦女比例最高的宗教。老年占52％,中年占41％，青年占7％.中老年成為(wei) 信教的主體(ti) 。文化程度與(yu) 年齡相應，以初中（38.3％）、小學（35.7%）比例最高，文盲 11.6％，高中13％，大專(zhuan) 以上僅(jin) l.4％。從(cong) 事的職業(ye) 農(nong) 民占51％，比例比其它宗教都高，其次為(wei) 工人占23％，退休人員15％，還有無業(ye) 和下崗待業(ye)  7％，職員僅(jin) 占 4％，比例最低。基督教徒中生病信教的高達 41．l％，中老年信徒幾乎都是生了病看不好才去信耶穌，而其它宗教信徒的信教原因都是家庭影響占第一位（佛教41.5％，道教43.3％，天主教73.9％）。基督教徒還是最貧窮的群體(ti) ，月收入 200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占 43.l％ 

當前鄉(xiang) 鎮農(nong) 村基督教教職人員即牧師、長老的基本狀況如下：女性57．l％，占半數以上；中年 48．1％，老年 31．l％，青年 20％，以中老年為(wei) 主；文化程度初中45．9％，高中28．4％，大學16．5％，小學以下16．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了大部分；73．3％的教職人員從(cong) 本地信徒中培養(yang) ，原有職業(ye) 為(wei) 工人，農(nong) 民和企事業(ye) 單位職工.有些長老目前還是兼職，大多數是“半路出家”，信教時間不長，任神職時間更短；接受大專(zhuan) 以上宗教教育者15．5％，中等宗教教育者11．6％，還有個(ge) 別人甚至沒有受過宗教教育；教職人員中 73％的人對教義(yi) 基本了解，隻有15％的人非常熟悉教義(yi) ，另有12％的人隻是略有所知。教職人員層次低，人數少.。 

鄉(xiang) 鎮基督教徒基本上是由這樣的人組成：中老年婦女，體(ti) 力勞動者，病人，生活貧困者，大多數是生活陷於(yu) 困境中的人，是生活的弱者和社會(hui) 較少關(guan) 心的邊緣人物。 

基督教徒的主要活動是做禮拜.禮拜有在教堂中舉(ju) 行的，亦有在基督徒家庭中舉(ju) 行的。禮拜一般包括祈禱，讀經，唱詩，講道，祝福等等。祈禱：祈禱是基督徒在心靈上與(yu) 神對話，溝通，呼求，感謝，讚美，稱頌，傾(qing) 訴，懺悔，表白，祝願等等。不受時間，地點，環境，姿勢，方式的限製。 

基督教徒傳(chuan) 教的首選對象就是病人和窮人，並且以鍥而不舍的精神上門做工作。信徒傳(chuan) 教往往從(cong) 幾方麵來說服對方，一是宣傳(chuan) 神跡奇事，以自己的親(qin) 身經曆作見證，宣傳(chuan) 信耶穌能治病。很多病人到處燒香拜佛，希望得到菩薩保佑，如果病情不見好轉，便會(hui) 陷入動搖和懷疑。相信神秘主義(yi) 是宗教共同的信仰基礎，基督教徒往往抓住這些病人的心理，勸其不妨換一個(ge) 神，這種勸說往往很靈。二是介紹教會(hui) 廉價(jia) ，做禮拜不要錢，信徒的經濟負擔輕，貧困者很願意一試。三是信徒的團結精神強，互相關(guan) 心，互相幫助，解決(jue) 一些實際困難，這種感情投資往往使人難以拒絕。基督教徒的工作對原來信仰不十分堅定，身體(ti) 有病，生活艱難的人很有吸引力，這些人信教以後用同樣的方式去物色新的對象，使病人和窮人構成了鄉(xiang) 鎮信徒的主體(ti) 。 

二、中國文化與(yu) 信仰的曆史變遷 

縱觀中國曆史，堯舜文武之政被尊為(wei) 華夏政統，春秋時代，孔子所感歎的“禮崩樂(le) 壞”，所反映出來的一個(ge) 重要方麵就是“傳(chuan) 統”的混亂(luan) ，亦即曆代相傳(chuan) 的那種文化信仰被弄得混亂(luan) 不堪，因此，孔子編訂六經（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而確立“政統”、“學統”和“道統”，並且三者合一。修身治國的基礎在《詩》、《書(shu) 》（地道），其實施的關(guan) 鍵在《禮》、《樂(le) 》（人道），其最高原則與(yu) 標準在《易》、《春秋》（天道）。同時，天道、地道、人道貫通才是“道”，也就是“一以貫之”的“統”。因此，兩(liang) 千年多年來，人們(men) 才稱孔子是“集大成者”。 

戰國時代“大道裂”才出現了諸子紛爭(zheng) ，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是，當時“傳(chuan) 統”不被時人所肯定，而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漢書(shu) •藝文誌》）。秦朝雖設七十二博士，但是，秦始皇隻是為(wei) 了權力、利益和個(ge) 人好惡來把七十二博士之說當作隨心所欲使用的工具，對“傳(chuan) 統”又是一次極大的損害。時至漢朝武帝時期，才重視“傳(chuan) 統”而立“五經博士”，此後就有了400多年的國祚。 

就在東(dong) 漢時期，佛教傳(chuan) 入中國，隨後，道教也在中國形成。此前的中國傳(chuan) 統內(nei) 部的承續問題轉變成了中外信仰的問題，這個(ge) 問題，往好處說是中外文化的交融的問題，往壞處說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統”能否延續下去的問題。然而，接下來的是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長達370年的朝代頻繁更替，掌權者虛偽(wei) 貪婪嚴(yan) 重挫傷(shang) 國人對傳(chuan) 統的信心，而佛教和道教在此時卻得到了普及，中國傳(chuan) 統信仰出現了空前的混亂(luan) 。正如蔣慶先生說的：“這時的亂(luan) ，首先是政治上的亂(luan) ，但其根源則是文化上的亂(luan) 。因為(wei) 當時何為(wei) 先進文化已經沒有了標準，甚至顛倒了標準，各種學說都自立標準，認為(wei) 自己代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自己的這套文化能夠順應曆史的潮流。” （蔣慶《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jia) 值》） 

在經曆了魏晉南北朝這長時間的戰亂(luan) ，尤其是對傳(chuan) 統的極大衝(chong) 擊之後，隋唐時期出現了儒道佛三家基本平列又彼此爭(zheng) 鋒的情況，唐朝前期依然如此，文中子《中說》說孔子是“中國聖人”，釋迦牟尼是“西方聖人”，意思是說，中國人應該先敬重中國的聖人。唐朝中期，雖然儒學被列為(wei) 官方之學，但是，在世俗之中，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卻越來越大，甚至使得許多學儒之士也開始傾(qing) 心於(yu) 佛教，大有動搖儒學信仰主體(ti) 地位的趨勢。“當時的中國不僅(jin) 朝庭崇佛，大眾(zhong) 信奉，連知識分子（士大夫）中最有智慧有學問的精英人物也被佛教吸引過去了，中國人對文化的評判標準已經開始顛倒。” “唐朝有許多很有智慧很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和尚，寫(xie) 的文章很漂亮，他們(men) 紛紛撰文論述佛教思想高於(yu) 中國的周孔之教。他們(men) 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來批評中國文化，他們(men) 並不是完全否定中國文化，而是認為(wei) 佛教文化高於(yu) 中國文化，所以勸中國人接受佛教。其他也有許多人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寫(xie) 了許多價(jia) 值顛倒的文章推崇佛教。所謂價(jia) 值顛倒，就是價(jia) 值評判標準出了問題。”（蔣慶先生語，同上）韓愈開始以“排佛”的方式來維護中國聖人所傳(chuan) 承的傳(chuan) 統，其意義(yi) 重大，但當時見效卻不大。“在當時舉(ju) 國若狂的情況下，韓愈是第一個(ge) 出來呐喊的人。因為(wei) 韓愈意識到這個(ge) 問題的嚴(yan) 重性，他意識到如果當時不重新確立對文化評判的價(jia) 值標準的話，中國文化有可能滅亡，中國有可能變成所謂的‘佛國’，而佛教的理想就是要在人間建立‘佛國’，使所有的人都成為(wei) 佛教徒。”（同上） 

在此情況下，宋朝儒生開始重視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重新樹立其中國文化的傳(chuan) 統，重新樹立起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信仰。宋初一直到南宋中期之前，都是有誌之儒士憑借自己的修養(yang) 與(yu) 研究來促成中國文化信仰的複歸與(yu) 重新樹立。但在南宋中期之後，以及後來的元明清三朝，掌權者都是用權力推行儒學，而且有些時候是為(wei) 了朝廷以及個(ge) 人私利來提倡儒學，雖然有很多學者是在真誠地學習(xi) 儒學，但也同時有眾(zhong) 多的人為(wei) 了利祿而學習(xi) 儒學，從(cong) 而造成了一些虛偽(wei) 之徒。這種做法，在佛道已經在民間廣為(wei) 流傳(chuan) 的情況下，對於(yu) 廣大國人來說，從(cong) 上到下的方式難以使百姓支持，甚至有時會(hui) 使百姓看到一些虛偽(wei) 之徒憑借儒學而得到高官厚祿產(chan) 生怨恨之情。所以，宋朝之後的儒生在繼承傳(chuan) 統、重樹中國文化信仰盡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問題出在用國家權力、名利誘惑、從(cong) 上到下的方式，當掌權者為(wei) 了私利而利用儒學的時候，問題就更嚴(yan) 重了。 

鴉片戰爭(zheng) 之後，因為(wei) 人們(men) 對清朝腐敗的痛恨，因為(wei) 遭受到外來列強的入侵，中國文化傳(chuan) 統遭到了更為(wei) 慘重的打擊，對傳(chuan) 統文化的信仰落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穀。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這種傳(chuan) 統文化信仰的失落就顯現得越來越突出：缺乏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信仰，或者根本就沒有任何信仰，就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基督教、佛教、巴哈伊教等宗教作為(wei) 信仰就成了必然，而且達到了相當嚴(yan) 重的程度。 

“從(cong) 世界範圍來講，參加世界宗教同盟的九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猶太教、錫克教、耆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巴哈伊教，其中教徒人數最多的是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徒居第二，而分布範圍則是巴哈伊教屬第二。事實並不像人們(men) 所預料的那樣，科學越發展，宗教信仰會(hui) 越淡薄，而是正相反，宗教徒的人數現在仍是上升趨勢。有兩(liang) 個(ge) 數字能充分說明這一點：據1980年《大英百科全書(shu) 》統計，當時世界上宗教徒約26億(yi) 人，占當年全世界總人口43億(yi) 的3/5。而到1990年，據《大不列顛統計年鑒》統計，全世界宗教徒人數為(wei) 41億(yi) ，占當年全世界人口52億(yi) 的4/5弱一點，比1980年增加了4/5左右。伊斯蘭(lan) 教已占到非洲總人口的43%，亞(ya) 洲人口的20%。”（蔡德貴《當代新興(xing) 巴哈伊教研究》，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文之中所列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國人中的比例便可見一斑。 

    三、解決(jue) 境外宗教滲透的原則與(yu) 措施 

麵對外來宗教的滲透越來越嚴(yan) 重的現實，我們(men) 不能不重視。我們(men) 很容易認識到侵犯國家領土的嚴(yan) 重性，並且會(hui) 予以抵禦，但是，對思想文化的外來侵犯卻常常認識不到其嚴(yan) 重性。其原因何在？因為(wei) 思想文化是一種潛在的東(dong) 西，那種潛移默化的慢性侵蝕，我們(men) 看不到，它的危害也是逐漸地顯現出來，甚至是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才顯現出來；因為(wei) 思想文化的滲透常常與(yu) 用戰爭(zheng) 掠奪的方式侵犯領土不同，它往往是伴隨著利益的誘惑在其中的；因為(wei) 信奉外來宗教的具體(ti) 人，其信奉的最初動機往往是自我的心靈得救以及得到保佑的問題，這是他們(men) 個(ge) 人的權利，國家以及個(ge) 人都不應該幹涉，假如國家對此進行幹涉，就會(hui) 被認為(wei) 違背“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從(cong) 國家民族的角度來說，我們(men) 卻不能對外來宗教聽之任之。因為(wei) 中國文化是屬於(yu) 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是屬於(yu) 人類的，甚至說是與(yu) 宇宙相關(guan) 的。從(cong) 中國來說，中國文化是維係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極為(wei) 重要的方麵，這種凝聚力包括凝聚中華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華人，也包括中國境內(nei) 和境外的華人。從(cong) 人類來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明總成果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假如中國文化中斷或缺失，那麽(me) ，將是全人類的損失。從(cong) 宇宙來說，中國文化的道德以及“天人合一”學說關(guan) 係到天地與(yu) 人類萬(wan) 物能夠和諧相處的問題。我們(men) 承認外來宗教也有和中國道德相似的淨化人們(men) 心靈的作用，但是，當中國的絕大多數人用外來宗教來安慰自己的心靈的時候，當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把成佛、上天堂作為(wei) 心靈歸宿的時候，當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在遇到疾病、災難時就到外來宗教中去尋求解脫的時候，中華民族將在思想文化上失去民族凝聚力。思想文化比起國家政權以及利益來說，在民族凝聚力方麵的作用更大、更持久。所以，我們(men) 需要思考對治境外宗教滲透的原則與(yu) 方法。 

對治境外宗教滲透，第一項原則是，必須重新樹立起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信仰，其依據是中華經典之中的“自強不息”與(yu) “推己及人”。第二項原則是，對沒有明顯惡意的境外宗教不持敵對態度，其依據是中華經典之中的“厚德載物”與(yu) “和而不同”。第三項原則是，對懷有明顯惡意的境內(nei) 外宗教進行依法控製或打擊，其依據是中華經典之中的“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yu) 同中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不能先從(cong) 私利出發來利用中國文化，無論是個(ge) 人私利、黨(dang) 派私利還是國家私利，都是私利；國家政府隻能提倡，但不能依賴國家權力推行中國文化信仰。下麵分別加以說明。 

第一項原則，必須重新樹立起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信仰，其依據是中華經典之中的“自強不息”與(yu) “推己及人”。 

“自強不息”來自《周易•乾卦•象傳(chuan)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所行，也就是天道，君子就是要效法天道而行人事。乾卦的卦象由自下而上的六個(ge) 爻構成，體(ti) 現出“禮”的“有序”的原則；六個(ge) 爻都是陽爻，都遵循天道而行，好比有道德修養(yang) 的六條龍，體(ti) 現出“樂(le) ”的“和諧”原則；其最高境界就是達到“用九”爻辭所說的“見群龍無首，吉。”據此，我們(men) 應該先致力於(yu) 循序漸進地把中國自己本來就有的“中國文化信仰”重新樹立起來，並且腳踏實地地做到最好。 

這裏所說的中國文化信仰，是指對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信仰。要達到這個(ge) 目的，可以從(cong) 幾個(ge) 方麵來入手。 

首先，從(cong) 國家來說，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信仰的文本載體(ti) 是集“道德禮樂(le) 政刑”為(wei) 一體(ti) 的“六經”，以及作為(wei) 六經之階梯的“四書(shu)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所以，政府可以提倡把“四書(shu) ”、“六經”的內(nei) 容逐漸納入到中小學的正式教育之中去，而不要進行斷章取義(yi) 式的選編，不要隻是讓經典教育隻是課外的輔助內(nei) 容，同時還要允許通過“私塾”形式進行；在高等院校，重新編寫(xie) 教材，改變近百年來“反傳(chuan) 統”的內(nei) 容及其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就是說，按照百年之前的傳(chuan) 統解讀方式對經典加以解讀，恢複它們(men) 在“經史子集”中的“經”的地位。這種措施的困難在於(yu) ，因為(wei) 一百多年來的反傳(chuan) 統或遠離傳(chuan) 統的思潮影響，我們(men) 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對中國文化經典及其思想學說存在著眾(zhong) 多的誤解，所以，不容易馬上被國人所接受，這又需要多通過各種媒體(ti) 來逐步地加以引導，而不能急於(yu) 求成。孔子說：“欲速則不達。” 

其次，僅(jin) 僅(jin) 讀經，還不足以達到重新樹立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信仰的效果，尤其是不能使普通百姓重新樹立起這種信仰，所以，還必須有禮儀(yi) 形式，更要依據仁義(yi) 之道切實解決(jue) 百姓的生老病死等實際生活問題。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一個(ge) 人不學禮則無以立，同樣道理，一個(ge) 國家民族沒有自己的禮儀(yi) 也難以立起自己的文化信仰。這個(ge) 問題，可以先從(cong) 培養(yang) 家人之中的“孝悌”觀念和行為(wei) 做起，此即“親(qin) 親(qin) ”的落實。還要注重家族的祭祀祖先以及喪(sang) 禮，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從(cong) 具體(ti) 操作上來說，把如今的“五一”、“十一”長假縮短為(wei) 一天或兩(liang) 天，而在清明節和中秋節放長假，清明節使人們(men) 能夠回家祭祀祖先，中秋節使人們(men) 能回家與(yu) 親(qin) 人團聚——為(wei) 增強人們(men) 的“親(qin) 情”放假而體(ti) 現“仁義(yi) ”，比起為(wei) “經濟”放假而體(ti) 現“利益”，更符合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將來，在絕大多數國人能夠認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時候，可以由國家領導人主持對天、地、社稷以及孔子的祭祀禮儀(yi) ，以此表達對天道、地道、人道和民族的敬意。 

百姓生活不能得到安寧的保障，人們(men) 就會(hui) 轉而尋求一種信仰來尋求寄托或解脫，所以，使百姓衣食無憂非常重要。孟子說：“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若民則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及陷於(yu) 罪，然後從(cong)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wei) 也？是故明君製民之產(chan)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yu) 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cong) 之也輕。”對於(yu) 富貴的人來說，不能“飽暖思淫欲”，而應該“飽暖思禮義(yi) ”，要達到這個(ge) 目的，必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後“政以行之，刑以防之”。這也就是說，“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 

所謂“推己及人”，是從(cong) 道德修養(yang) 方麵先“自正”而後“正人”。孔子說：“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從(cong) “政治”來說，就是通過“自正”來“正人”，通過“自正正人”而使“天下大治”、“國泰民安”。從(cong)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來說，要使中國文化傳(chuan) 統造福於(yu) 民族，造福於(yu) 人類，和諧於(yu) 宇宙，首先要先從(cong) 中國的自我端正開始，從(cong) 中國對自我的文化信仰樹立開始。假如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信仰無法樹立起來，那麽(me) ，即使把境外宗教的滲透強行排斥在外，也根本無法根本解決(jue) 中華民族的心靈歸宿和精神生命的問題。 

第二項原則是，對沒有明顯惡意的境外宗教不持敵對態度，其依據是中華經典之中的“厚德載物”與(yu) “和而不同”。 

“厚德載物”來自《周易•坤卦•象傳(chuan)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象征著“順”，但是，它是在堅持原則前提之下的“順”，尤其是它按照自己的本性而存在與(yu) 運行，地球之上的人類以及萬(wan) 物就在它的上麵生生不息，因而它無私地承載著一切。如果說乾卦就像是太極圖之中那個(ge) “陽中含陰”的“陽儀(yi) ”，那麽(me) ，坤就像是太極圖之中那個(ge) “陰中含陽”的“陰儀(yi) ”；陽的剛健之中含有陰柔才健全，陰的陰柔之中含有剛健才完善。中國文化是“陰陽中和”的文化，“陰”是立足之地，“陽”是空間伸展。假如說“中和”以太極圖的全部為(wei) 象征，那麽(me) ，中國文化既有“陰”也有“陽”；假如說太極圖的全部代表“道義(yi) 的合法性”（天道及大道），那麽(me) ，“陰”代表“傳(chuan) 統文化的合法性”（地道），“陽”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人道），三者共同構成中國文化最高原則的“道”。 

沒有“自強不息”，談不到“厚德載物”；沒有健康的身心，無法健全地存在與(yu) 生長；借鑒他人的目的隻能是為(wei) 了完善自我，而不是把自我變成他人。所以，沒有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自立，就談不到包容境外宗教；中國文化還沒有足以自立的時候，不能過多地談中國文化對外的影響，也不能過多地談抵禦境外宗教的入侵。在此情況下，隻能采取“和而不同”的態度，也就是說，在保持自我、健全自我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尊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信仰之外的信仰。孟子說：“仁者無敵。”中國文化是以“仁義(yi) ”為(wei) 基礎的文化，所以，我們(men) 不有意地事先樹立敵人。

第三項原則是，對懷有明顯惡意的境內(nei) 外宗教進行依法控製或打擊，其依據是中華經典之中的“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yu) 同中國。” 

在還存在著國家與(yu) 民族的時候，雖然我們(men) 強調本國、本民族的自強不息，強調本國、本民族對其他國家民族的厚德載物，但是，又不能沒有自我防禦能力。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如果不能保證國人衣食無憂，不能保證得到民心的擁戴，固然不足以國泰民安；同時，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止境外宗教的惡意侵略，將會(hui) 使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斷。隻有“寬猛相濟”、“仁義(yi) 並用”，才能有所保障。 

按照《春秋公羊傳(chuan) 》中的“張三世”之說，當今世界，處於(yu) 物質生活的優(you) 勝時期，但是，卻處於(yu) 道義(yi) 精神的缺乏時期（相當於(yu) “三世”之中的“據亂(luan) 世”，頂多相當於(yu) “升平世”），但是，中華民族卻要由此而向“太平世”（大同世）邁進。在“據亂(luan) 世”時期，要“平天下”，需要先“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nei) 而後治外”，也就是說，要在本國先樹立起道德禮義(yi) ，此時還談不到對外的道德禮義(yi) 的影響。在“升平世”時期，則“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說，在本國範圍內(nei) 提高了道德禮義(yi) 水平之後，注重自然而然地影響都周圍國家，對於(yu) 沒有道德禮義(yi) 的國家雖然不能一時之間去影響它，卻也不能於(yu) 之同流合汙，更不能助紂為(wei) 虐、為(wei) 虎作倀(chang) 。 

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不能先從(cong) 私利出發來利用中國文化，無論是個(ge) 人私利、黨(dang) 派私利還是國家私利，都是私利。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大於(yu) 短期和局部利益；國家全體(ti) 的利益，大於(yu) 黨(dang) 派的集團利益；黨(dang) 派的集團利益，大於(yu) 任何個(ge) 人的利益。無論是個(ge) 人還是黨(dang) 派，隻要能把國家民族的整體(ti) 和長遠利益放到第一位，就不會(hui) 得不到長治久安。假如在重新樹立中國文化信仰的過程中采取利用的態度，便違背了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最基本的原則——誠，那不僅(jin) 將危害虛偽(wei) 者自己，而且危害中國文化傳(chuan) 統。 

國家政府隻能提倡，但不能依賴國家權力推行中國文化信仰。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強調的“自正正人”，是自上而下的道德修養(yang) ，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或者名利誘惑的方式自上而下的推行。孔子說：“子為(wei)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參考文獻：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 

韓星《儒教問題——爭(zheng) 鳴與(yu) 反思》，第6-7頁。 

蔡德貴《當代新興(xing) 巴哈伊教研究》，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蔣慶《公羊學引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