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曆程及其經典地位的下降

作者：石立善（上海師範大學）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國學學刊》2012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二十日丁巳

            耶穌2019年11月16日

內(nei) 容提要

曆來研究《大學》與(yu) 《中庸》，多關(guan) 注這兩(liang) 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shu) 獨立之後的情況，卻無人注意《大學》、《中庸》在明清時代重返《禮記》的運動，這場運動的影響甚大，在思想史與(yu) 學術史上的意義(yi) 也非同尋常。本文通過詳細考察《大學》、《中庸》在明清重返《禮記》的曆程，指出：《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運動，在經學史與(yu) 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yi) 。《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在古學興(xing) 起的雍正、乾隆時代的官方修撰《禮記義(yi) 疏》中，《大學》、《中庸》正式重返《禮記》。《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其積極的一麵是恢複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豐(feng) 富了禮學研究的內(nei) 涵，而消極意義(yi) 則在於(yu) 直接地削弱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與(yu) 特殊性，導致兩(liang) 者所具有的理學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有關(guan) 兩(liang) 者的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shu) 》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學》、《中庸》重歸《禮記》，有著漢宋學術之爭(zheng) 的背景，也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ge) 重要標誌。

關(guan) 鍵詞：《大學》；《中庸》；《禮記》；《四書(shu) 》；《三禮義(yi) 疏》；漢宋之爭(zheng)

緒言

學界關(guan) 於(yu) 《大學》、《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兩(liang) 書(shu) 的作者、成書(shu) 年代以及曆代《大學》改本、補傳(chuan) 、朱子《章句》本與(yu) 陽明古本之爭(zheng) 、《中庸》經傳(chuan) 分離的爭(zheng) 辨等問題上，尤其集中在《大學》、《中庸》兩(liang) 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shu) 獨立之後的情況。然而，迄今無人關(guan) 注《大學》、《中庸》在清代重返《禮記》的事實。筆者認為(wei) ，明清時代《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重要性決(jue) 不亞(ya) 於(yu) 上述問題，本文通過詳細描述並考察這兩(liang) 篇重返《禮記》的曆程與(yu) 經典地位的變化及相關(guan) 問題，試論其影響及經學史、思想史上的意義(yi) 。

一、《大學》、《中庸》於(yu) 元代脫離《禮記》及明代的狀況

北宋二程表彰《大學》與(yu) 《中庸》，朱子（1130—1200）繼起爲撰《章句》，將此兩(liang) 篇從(cong) 《禮記》中抽出，與(yu) 《論語》、《孟子》合並爲《四書(shu) 》。程朱認爲，《禮記》一書(shu) 雜出漢儒之手，《大學》、《中庸》是混入《禮記》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學》與(yu) 《中庸》脫離《禮記》而獨立，同時也宣告此二篇脫離傳(chuan) 統經學的範疇，成爲理學之寶典、道統之淵源。朱子歿後，《大學》與(yu) 《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脫離《禮記》，如魏了翁（1178—1237）《禮記要義(yi) 》[1]節編注疏，亦載錄《中庸》（卷二十七）、《大學》（卷三十一），此書(shu) 乃其《九經要義(yi) 》之一，是從(cong) 經學研究著眼的經文及鄭注、孔疏的節錄本，屬於(yu) 特例。而衞湜輯編《禮記集說》[2]仍錄《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與(yu) 《大學》（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並會(hui) 聚鄭玄《禮記注》、孔穎達《禮記正義(yi) 》、陸德明《經典釋文》及程朱爲首的兩(liang) 宋學者之學說。

其實，對於(yu) 衞湜《禮記集說》處理《大學》、《中庸》諸家注解的態度，黃震（1213—1281）已提出質疑，雲(yun) ：

晦庵《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yu) 晦庵者。天台賈蒙又爲《集解》，雜列諸家，晦庵《章句》之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3]

衞湜《集說》采錄諸家之說，而朱子《章句》僅(jin) 爲其中之一家，黃震感覺到衞湜對《章句》懷有不滿。至於(yu) 天台人賈蒙編撰的《禮記集解》仍是雜列諸家之說，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學說隻是零星一見而已。賈蒙的《禮記集解》久佚[4]，從(cong) 黃震的記載中可知，他也僅(jin) 僅(jin) 是將朱子《章句》作爲其所選取的二十六家說解之一而已，采錄很少。黃震的潛台詞很清楚，衞湜、吳蒙的書(shu) 對於(yu) 朱子《章句》重視遠遠不夠，《大學》、《中庸》的部份專(zhuan) 尊朱子一家之說足矣，但他並未提出讓《大學》、《中庸》完全脫離於(yu) 《禮記》。黃震在《黃氏日鈔·讀禮記》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爲主，略采諸家，間附己意；《大學》則先錄《禮記》古本，再錄朱子章句本，最後列董槐改本[5]。

衞湜、魏了翁、黃震等皆爲朱子學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歿後，作爲《禮記》篇章的《大學》、《中庸》，與(yu) 作爲四書(shu) 的《大學》、《中庸》並行而不悖。

《大學》、《中庸》脫離於(yu) 《禮記》，肇始於(yu) 元代理學家吳澄（1249—1333）《禮記纂言》[6]。《禮記纂言》仿照朱子《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體(ti) 例，統合三禮，分別經傳(chuan) ，歸類“儀(yi) 禮正經”、“逸經”、“儀(yi) 禮傳(chuan) ”，又以其餘(yu) 《禮記》三十六篇類別爲“通禮”、“喪(sang) 禮”、“祭禮”、“通論”四類，而不載《大學》、《中庸》。吳澄在《序》中稱：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shu) 》，固不容複厠之禮篇。

經過程朱表彰的《大學》、《中庸》在並入《四書(shu) 》後，地位驟然升高，事實已不容許再留在《禮記》這樣的禮學典籍中。這是對理學新經典的尊重，也顯現了吳澄對程朱的無比尊崇。

此後，《禮記》專(zhuan) 書(shu) 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變爲四十七篇，陳澔（1260—1341）《禮記集說》[7]乃其濫觴。陳澔是朱子的四傳(chuan) 弟子，在撰於(yu) 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謂：

《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學》、《庸》，遂爲千萬(wan) 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yi) 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

“先儒”無疑是指程朱，陳澔認爲《大學》、《中庸》已成爲千萬(wan) 世道學之淵源，地位崇高，與(yu) 《禮記》中的其他禮篇不可同日而語，必須脫離《禮記》而獨立。陳澔在書(shu) 中僅(jin) 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不錄經文，並注雲(yun) ：

朱子《章句》。《大學》、《中庸》已列《四書(shu) 》，故不具載。

吳澄、陳澔皆爲理學家，其言行出於(yu) 必然。元仁宗皇慶、延祐年間恢複科舉(ju) ，《四書(shu) 》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讀教科書(shu) [8]，進一步提升並確立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及程朱諸經注釋的地位。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則以《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尚書(shu) 》、《毛詩》、《周禮》、《儀(yi) 禮》、《春秋》三傳(chuan) 、《禮記》爲十一經。《大學》、《中庸》與(yu) 諸經並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陳氏之後，元明兩(liang) 代的《禮記》注本或禮書(shu) 重編本等遂不載《大學》、《中庸》，儼(yan) 然成爲慣例，而多仿陳書(shu) 之體(ti) 例，僅(jin) 存篇目而已。明永樂(le) 年間，胡廣（1369—1418）等奉敕撰《禮記大全》[9]所用藍本爲陳澔《禮記集說》，並參用衞湜《集說》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陳氏《集說》體(ti) 例，不載《大學》、《中庸》。明人徐師曾（1517—1580）《禮記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則載錄蔡清考定《大學》致知格物補傳(chuan) 八十六字[10]，湯道衡《禮記纂注》[11]從(cong) 之。貢汝成《三禮纂注》[12]之《禮記》部份分爲十二卷，存《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le) 記》十二篇，不載《大學》、《中庸》。黃幹行《禮記日錄》[13]僅(jin) 存《大學》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載，湯三才《禮記新義(yi) 》[14]、姚舜牧《禮記疑問》[15]、朱泰楨《禮記意評》[16]、朱朝瑛《讀禮記略記》[17]等皆不載《大學》、《中庸》。

李經綸（1507—1557）《禮經類編》取《周禮》、《儀(yi) 禮》、《禮記》合而匯之，以《曲禮》、《經禮》、《製禮》爲大綱，而各係以細目，三大綱後又有《三禮通傳(chuan) 》，合並《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這應當是沿襲了《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學解》收錄《大學》、《中庸》的做法。明末劉宗周（1578—1645）《禮經考次》歸類篇章，援引《大戴禮記》之《夏小正》與(yu) 《武王踐阼》入《禮記》，並以《孔子家語》補其闕，卻不錄《大學》、《中庸》[18]。在明代不僅(jin) 是出於(yu) 學者的《禮記》注本與(yu) 重編本，甚至連坊刻白文本《禮記》也大都刪《大學》、《中庸》而不載，唯獨吳勉學刊刻的白文十三經本，將《大學》、《中庸》摘出而特置於(yu) 《孝經》之後，可謂平衡權宜之計。像爲科舉(ju) 而設的徐養(yang) 相《禮記輯覽》[19]、楊鼎熙《禮記敬業(ye) 》[20]，像家塾講章一類的戈九疇《杭郡新刊禮記要旨》[21]、馬時敏《禮記中說》[22]、童維巖《禮記新裁》[23]、楊梧《禮記說義(yi) 集訂》[24]，爲鄉(xiang) 塾課蒙而作的陳鴻恩《禮記手說》[25]、許兆金《說禮約》[26]以及注音本的王覺《禮記明音》[27]皆不錄《大學》、《中庸》的內(nei) 容，其實況可想而知。盧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經條”則以《中庸》、《大學》、《易》、《書(shu) 》、《詩》、《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禮記》、《周禮》、《儀(yi) 禮》作爲十三經。萬(wan) 曆年間，吳勉學刊刻十三經白文本，《禮記》僅(jin) 存《大學》、《中庸》篇目，卻在《爾雅》後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學》、《中庸》之白文，與(yu) 十三經對等並列，事實上已形成了“十五經”。可以說，《大學》、《中庸》的經典地位在明代達到了頂峰。

但是，恰恰在這一時代，有人開始提出異議。祝允明（1460—1527）率先發難：

自宋以來始有“四書(shu) ”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嚐欲廢罷，故愚以爲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並引《孝經》同升以爲一經。[28]

祝允明認爲《大學》、《中庸》應當歸還《禮記》，《孟子》則歸入子部儒家類，《論語》與(yu) 《孝經》合並升爲一經，即廢除《大學》、《中庸》及《孟子》的經典地位，而以《論語孝經》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輕描淡寫(xie) ，其實另有目的，因爲廢除《大學》、《中庸》、《孟子》，就等於(yu) 廢除“四書(shu) ”及程朱的四書(shu) 學體(ti) 係！

祝氏的反對僅(jin) 見於(yu) 言，付諸實際行動的則是百餘(yu) 年後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禮記通解》[29]書(shu) 首所附《讀禮記》中雲(yun) ：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liang) 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shu) 。夫禮與(yu) 道，非二物也。道者，禮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於(yu) 仁，而教莫先於(yu) 禮。聖教約禮爲要，複禮爲仁，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wan) 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30]冠、昏、喪(sang) 、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ti) ，守糟魄而忘菁華，如《曲禮》、《王製》、《玉藻》、《雜記》則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

郝敬強烈批判程朱擡高《大學》、《中庸》之舉(ju) ，認爲禮與(yu) 道爲一，《大學》、《中庸》與(yu) 其他四十七篇相輔相成，不可割裂，應當亟還《禮記》一書(shu) 之舊觀。郝書(shu) 反對宋儒以《禮記》作爲《儀(yi) 禮》、《周禮》之傳(chuan) ，過於(yu) 重視《大學》、《中庸》，視之爲“聖人約禮之教”、“先聖傳(chuan) 心要典”。郝敬在爲唐自明《大學原本闡義(yi) 》撰寫(xie) 的序文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爲《四書(shu) 》，専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逹於(yu) 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爲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虗。道與(yu) 禮，禮與(yu) 性命，非二也。”郝氏《禮記通解》卷十八、十九收錄《中庸》，卷二十一收錄《大學》，以大篇幅重點加以疏解。郝氏認爲《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爲分曉，而鄭注、孔疏則孟浪無足觀[31]，其分章則依據朱子之說，略加改訂爲三十章；至於(yu) 《大學》，則不從(cong) 朱子經傳(chuan) 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將《大學》、《中庸》恢複到《禮記》裏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來《禮記》著作不錄《大學》、《中庸》的慣例，此舉(ju) 乃思想史上的一個(ge) 偶發性的重要事件。

二、《大學》、《中庸》於(yu) 清代重返《禮記》及思想界的動向

時至清代，學界對於(yu) 《大學》、《中庸》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最先做出舉(ju) 動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禮記章句》采錄《中庸》、《大學》，先錄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於(yu) 篇首雲(yun) ：

凡此二篇，今既專(zhuan) 行，爲學者之通習(xi) ，而必歸之於(yu) 《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shu) ，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32]

船山的《大學衍》與(yu) 《中庸衍》極力反駁陽明之說，可謂朱子《章句》之傳(chuan) 疏，但其必歸《大學》、《中庸》於(yu) 原書(shu) ，與(yu) 郝敬的意圖略有不同，其意在恢複《禮記》經文全貌，以顯現其書(shu) 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體(ti) 性。但由於(yu) 船山著作遲至清代後期纔行於(yu) 世[33]，故其態度與(yu) 做法在當時並未產(chan) 生影響。船山所謂“不可以精粗異視”，即不可將《禮記》中的篇章區分爲精粗高低，此言當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學者俞長城就曾提出，要將《禮記》從(cong) 五經中廢黜，他認爲《禮記》出自漢儒，其書(shu) 之精粹在《大學》、《中庸》，今二篇已入《四書(shu) 》，其餘(yu) 四十七篇特其粗者[3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呼籲讓《大學》、《中庸》回歸於(yu) 《禮記》，劉宗周的弟子陳確（1604—1677）雲(yun) ：“駁歸《戴記》，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而遽例以廢經，尤失情實。”盡管陳確沒有撰寫(xie) 關(guan) 於(yu) 《禮記》的專(zhuan) 門著作，也曾指斥《大學》非聖經、背離孔子之道，爲偽(wei) 書(shu) 、爲禪學，但仍然主張將其回歸《禮記》之中[35]。相比之下，其同門黃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辭》卷四[36]的批評更爲有力而徹底：

割禮傳(chuan) 之《大學》、《中庸》兩(liang) 篇而孤行之，蓋由視禮爲麤跡，而別求性與(yu) 天道不可聞之微，以爲上達，至使“慎獨”、“未發”紛紛聚訟，豈知“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恐非麤跡所能臻者！《大學》之修、齊、治、平，《中庸》直至參讚、位育、無聲無臭，亦隻形容禮之至極爾。今欲割去本原，別尋妙幾，何其不入於(yu) 釋氏也！

黃宗炎批評宋儒視禮爲麤跡，去本別尋，誤入於(yu) 禪佛。朱彝尊（1629—1709）的態度雖然相對溫和，但仍對《大學》、《中庸》脫離《禮記》表示出了不滿：“朱子分爲經傳(chuan) ，出於(yu) 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le) 中纂修《禮記大全》，並《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yu) 是誦習(xi) 《章句》者，不複知有《戴記》之舊。[37]”狂批朱子《四書(shu) 章句》的毛奇齡（1623—1716）亦認爲：朱子的“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jin) 存於(yu) 《二程全書(shu) 》之中，不必強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兩(liang) 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複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漢代今學之所爲‘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者，而於(yu) 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矣！[38]”朱子之改本（《章句》）僅(jin) 爲一家之言，而元、明以來則以朱子的本子用於(yu) 科舉(ju) 取士，卻令五經之《禮記》因此失去《大學》。李塨對經書(shu) 的定義(yi) 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認爲《大學》、《中庸》應當歸入《禮記》[39]。錢曾（1629—1701）就批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將《大學》、《中庸》兩(liang) 篇與(yu) 《禮記》通列爲三經的做法[40]。

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儒學家也提出了極為(wei) 相似的看法，伊藤仁齋（1627—1705）否定《禮記》作為(wei) 經書(shu) 的權威性，為(wei) 秦人坑燔之餘(yu) 而成於(yu) 漢人附會(hui) 之手，《大學》絕非程朱所謂“孔氏之遺書(shu) ”，乃未知孔孟血脈而熟讀《詩》、《書(shu) 》的戰國齊魯諸儒之作，後朱子妄分經傳(chuan) ，為(wei) 害道之尤[41]，故而伊藤據鄭玄之古本，重作《大學》定本[42]；另一方麵他還否定《中庸》的未發已發之說，視為(wei) 《論語》之衍義(yi) [43]。如此，伊藤從(cong) 根本上顛覆了宋儒及道學之理論根基，罷黜《大學》、《中庸》，而獨尊《論語》、《孟子》。一海之隔，而觀點暗合如出一轍，足見質疑《大學》、《中庸》兩(liang) 篇的權威地位乃時代大勢之所趨。

清初另一部收歸《大學》、《中庸》入《禮記》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禮記惜陰錄》。《禮記惜陰錄》成書(shu) 於(yu) 徐氏晚年七十四歲即1708年，其書(shu) 不傳(chuan) ，今據《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44]可略窺其書(shu) 之特色：

是書(shu) 合《曲禮》、《檀弓》、《雜記》各爲一篇，刪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cong) 古本全錄，以成完書(shu) 。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注多襲陳澔之文，而簡畧彌甚。

徐世沐注文多襲陳澔《禮記集說》，館臣在文末又評其書(shu) 爲“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爲末務”，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學家，但其書(shu) 卻摒棄《禮記集說》以來僅(jin) 存《大學》、《中庸》篇目的慣例，收錄兩(liang) 篇古本全文。此舉(ju) 雖然是爲了恢複《禮記》的全貌，卻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圖與(yu) 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實在是耐人尋味。康熙初年的張怡《三禮合纂》仿《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sang) 禮》，其《通禮》則將《大學》、《中庸》置於(yu) 卷首，《大學》棄朱子改本，而從(cong) 王守仁所解古本[45]。

進入乾隆朝，官方編纂的《禮記》著作對《大學》、《中庸》的處理做出了重大舉(ju) 措。由張廷玉等奉敕編纂的康熙帝講筵記錄《日講禮記解義(yi) 》[46]，仍然謹守陳澔《禮記集說》以來的慣例，僅(jin) 存《大學》（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雲(yun) “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後，成書(shu) 於(yu) 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欽定禮記義(yi) 疏》[47]（李紱領纂，共八十二卷）卻將《大學》、《中庸》二篇重歸之《禮記》，《大學》、《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經文之後依序排列鄭注、孔疏、朱子《章句》。《欽定禮記義(yi) 疏》書(shu) 首《凡例》雲(yun) ：

《中庸》、《大學》二篇，自宋大儒編爲《四書(shu) 》，其後俗本《禮記》遂有止載其目而不列其文者，茲(zi) 仍曲台之舊，以尊全經，以存古本，兼輯朱注，以示準繩，而《正義(yi) 》等條，概置勿用。

這是自元代陳澔《禮記集說》四百年來，官方的《禮記》注本首次恢複《大學》、《中庸》。這一舉(ju) 措的目的甚爲明確：尊重《禮記》一書(shu) 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態。不僅(jin) 如此，《欽定禮記義(yi) 疏》還爲收錄《大學》、《中庸》二篇而特別設立了與(yu) 本書(shu) 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體(ti) 例：

案《戴記》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並用《正義(yi) 》等六條編纂之例，獨《大學》、《中庸》二篇不拘諸例，但全錄注疏於(yu) 前，編次朱注於(yu) 後者，一以示不遺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義(yi) 。全錄注疏古本，方識鄭、孔羽翼聖籍之功，方見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讀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諸例。[48]

這項特設的體(ti) 例，既體(ti) 現了三禮館臣在處理上的謹慎態度，也顯示了《大學》、《中庸》地位的特殊。《禮記義(yi) 疏》一麵不遺古本之源，一麵特尊朱子之義(yi) ，此乃兩(liang) 全其美的折中之舉(ju) ——爲了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義(yi) 疏》編者在理由說明上確實花費了不少心思與(yu) 辭墨。《大學》、《中庸》作爲《四書(shu) 》行世已久，影響深遠，故恢複二篇入《禮記》自然要慎之又慎。《義(yi) 疏》收錄漢唐以來諸家學說，惟說之是者從(cong) 之，至於(yu) 義(yi) 理之指歸，則一奉程朱之說爲圭臬。《四庫總目提要》對《義(yi) 疏》恢複《大學》、《中庸》之舉(ju) ，評價(jia) 甚高：

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shu) 》，遂刪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cong) 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zheng) 。蓋言各有當，義(yi) 各有取，不拘守於(yu) 一端，而後見衡鑒之至精也。[49]

館臣嚴(yan) 厲批評陳澔《集說》刪削古經，割裂《大學》、《中庸》之舉(ju) ，其稱揚《禮記義(yi) 疏》之詞雖略有諛美之嫌，但對恢複《大學》、《中庸》做出了積極的正麵評價(jia) 。陳澔《集說》在明清兩(liang) 代被奉爲科舉(ju) 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說、其影響，非官方而不能爲。我們(men) 還發現館臣在《四庫提要》論述“禮記類”書(shu) 籍時，尤其對其書(shu) 是否收錄《大學》、《中庸》及所收爲古本還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別關(guan) 注。無疑，這如實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對《大學》、《中庸》與(yu) 《禮記》的兩(liang) 者關(guan) 係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詔開三禮館，聚集人才，全祖望、吳廷華、惠士奇等碩儒皆應招入館，開始了一項費時十三年的大型國家事業(ye) ，係統地整理闡釋三禮學，這項事業(ye) 在繼承前代重視程朱理學的同時，還開啟了經學研究的新風氣，而《禮記義(yi) 疏》恢複《大學》、《中庸》的特別處理，無疑廣受矚目。參與(yu) 過《三禮義(yi) 疏》編纂工作的杭世駿（1696—1772），後來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匯編《續禮記集說》[50]，其書(shu) 采錄《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學》（卷九十七）古本，以鄭玄、孔穎達之說爲主，又引清人毛奇齡、姚際恒、毛遠宗等人之說，其思路是與(yu) 《禮記義(yi) 疏》一脈相承的。

《禮記義(yi) 疏》恢複《大學》、《中庸》的舉(ju) 措，其實在目錄學上也有一定的依據，因爲曆來在兩(liang) 篇的性質歸屬上並無定論。西漢劉向《別錄》屬《大學》、《中庸》爲“通論”[51]。關(guan) 於(yu) 《中庸》的著作，《漢書(shu) •藝文誌》將《中庸說》歸入“禮類”，《隋書(shu) •經籍誌》及《舊唐書(shu) •經籍誌》因之[52]。宋元時代，《大學》、《中庸》在目錄書(shu) 籍分類中多被歸入到“禮類”或“禮記”中，如鄭樵（1104—1160）《通誌•藝文略》經類，以《論語》自爲一門，《大學》、《中庸》入“禮記”，《孟子》則入“子類”，《郡齋讀書(shu) 誌》卷一上、《遂初堂書(shu) 目》、《直齋書(shu) 錄解題》卷二皆劃入“禮類”。元代《四書(shu) 》學製度化之後，元修《宋史•藝文誌》、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53]亦承襲宋代的分類，歸《大學》、《中庸》於(yu) “禮類”。進入明代，目錄學典籍方始設立“四書(shu) 類”，如《文淵閣書(shu) 目》等皆歸《大學》、《中庸》於(yu) “四書(shu) 類”，清初所修《明史•藝文誌》亦沿用前代慣例。但明清著述也有歸入“禮類”的，如《授經圖義(yi) 例》卷二十將《大學》、《中庸》列入“諸儒著述附歴代三禮傳(chuan) 注”類，《萬(wan) 卷堂書(shu) 目》卷一歸於(yu) “禮類”，《經義(yi) 考》[54]則歸入“禮記類”，倪燦（1627—1688）《補遼金元藝文誌》則歸入“三禮類”。《千頃堂書(shu) 目》著錄有明一代書(shu) 籍，亦將訓釋《大學》、《中庸》之著作皆歸入“禮類”，四庫館臣對此則提出了異議，並將二書(shu) 的相關(guan) 著作移入《四庫全書(shu) 》經部“四書(shu) 類”，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書(shu) 》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55]。”意謂朱子創立的《四書(shu) 》體(ti) 係的《大學》、《中庸》，與(yu) 《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乃兩(liang) 套學術係統，可並存同行。又，《續通誌》[56]、《皇明通誌》[57]亦列入“四書(shu) 類”，《清通誌》[58]則遵從(cong) 《欽定續通誌》之例。然而，同時代的《皇朝文獻通考》[59]卻因爲《禮記義(yi) 疏》的出現，並據《文獻通考》的分類，重歸《大學》、《中庸》著作於(yu) “禮類”之中，其書(shu) 雲(yun) ：

按《大學》、《中庸》二篇本《戴記》舊文，自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shu) 》，遂刪除不載，伏讀《欽定四庫全書(shu) 》雖列入“四書(shu) 類”中，而《欽定禮記義(yi) 疏》則備錄全文，以複古今之舊。今謹遵編次，凡《大學》、《中庸》之單行者，仍入“禮類”，且以從(cong) 馬氏舊例焉。

可見《大學》、《中庸》在目錄典籍中的歸類，明代以後一直搖擺不定，存在著矛盾。可以說，《禮記義(yi) 疏》恢複《大學》、《中庸》之舉(ju) ，引起了目錄書(shu) 籍在分類上的新的分歧[60]。

一些學者對官方的舉(ju) 措做出了反應，如李惇（1734—1784）認爲：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shu) 。《大學》改正尤多，如臨(lin) 淮入汾陽軍(jun) ，一號令之，壁壘皆變[61]。數百年來，遵而從(cong) 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shu) 本來麵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shu) ，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yi) 。[62]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爲注疏本雖保存了《大學》、《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間所通行的《禮記》讀本僅(jin) 存目而已[63]，故亟需補入兩(liang) 篇。古學興(xing) 起，漢學家熱衷考據考古，對於(yu) 古經古書(shu) 及金石研究的熱忱高漲，而古書(shu) 輯佚工作之興(xing) 盛，是時代之必然。對於(yu) 本未亡佚，卻被人爲地割裂出原書(shu) 的《大學》、《中庸》，使其重歸《禮記》也是理所當然的。恢複經書(shu) 古本原貌，對於(yu) 漢學家來說當然是至關(guan) 重要的，但是他們(men) 的目的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此。汪中（1744—1794）《大學平議》雲(yun) ：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yu) 《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yu) 孔氏爲支流餘(yu) 裔，師師相傳(chuan) ，不言出自曾子。……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嚐以爲“至德要道”。……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64]

汪中力駁理學家將《大學》作爲道德形上學的經典，主張此篇與(yu) 其他一些《禮記》篇章的性質無異，故而應當將之歸爲“記禮通論”即禮學篇章之一，他從(cong) 《大學》的作者與(yu) 主旨兩(liang) 方麵來完全否定其書(shu) 具有的哲學性質與(yu) 崇高地位，試圖徹底推翻《大學》。這番露骨至極的反宋學的言論，表明了漢學家力圖將《大學》、《中庸》歸之《禮記》的真正目的。《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必將導致兩(liang) 者作爲理學經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四書(shu) ”的形式將不複存在，而程朱以來理學家們(men) 苦心構築的思想體(ti) 係亦隨之瓦解。方東(dong) 樹（1772—1851）《漢學商兌(dui) 》（卷下）[65]還指出汪中甚至認爲不應立有《四書(shu) 》之名，有人還屏棄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許誦讀，可見連《四書(shu) 》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讀，都成了漢宋學術之爭(zheng) 的一個(ge) 焦點問題。如淩廷堪（1757—1809）雲(yun) ：

《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chuan) 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shu) ”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於(yu) 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cong) 之，較漢魏之尊傳(chuan) 注，隋唐之信義(yi) 疏，殆又甚焉！[66]

汪中與(yu) 淩廷堪的態度，與(yu) 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書(shu) 》的看法不謀而合。清代經學的變化與(yu) 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經的地位上升，而《四書(shu) 》地位的相對下降。貶低《大學》、《中庸》的學術價(jia) 值，使兩(liang) 篇重歸之《禮記》，亦昭示著四書(shu) 地位的下落。

梁章巨《退庵隨筆》卷十五雲(yun) ：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shu) 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入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並朱子之《四書(shu) 》亦亡矣！

其言絕非危言聳聽，朱子的《四書(shu) 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間成爲科舉(ju) 取士的科目以來，在明代就已發生質變，淪爲俗學，成爲讀書(shu) 人獵取功名的手段，而《四書(shu) 大全》的出現則將四書(shu) 學本身導向了生死存亡的關(guan) 口。以致於(yu) 明清兩(liang) 代很多有識之士都對《四書(shu) 》抱有深深的厭惡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學、反四書(shu) 。這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呼聲高漲的背景之一。

那麽(me) ，主張漢宋調和的學者對此又持有何態度呢？如翁方綱（1733—1818）在《禮記附記》於(yu) 《大學》、《中庸》著墨最多[67]，還批評陳皓《集說》不應當刪省《中庸》，謂“奚若存《章句》於(yu) 《禮》注疏後，使學者備研核之爲得歟！[68]”主張載錄《中庸》、《大學》經文，並將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後，可謂調停折中之論。

同時，一些成於(yu) 理學家之手的《禮記》類編本也都開始收錄《大學》、《中庸》。王心敬（1656—1738年）《禮記匯編》取《禮記》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爲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le) 記》。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ti) ，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製》；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記》中瑣節末事及附會(hui) 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以《大學》爲“斯禮之包絡”，《中庸》爲“斯禮之根柢”。任啟運（1670—1744）《禮記章句》類編全書(shu) ，則以《大學》、《中庸》冠首，作爲全書(shu) 之“統宗”。乾嘉以來，漢學家出於(yu) 漢宋之爭(zheng) ，凡所著述直以《大學》、《中庸》歸之《禮記》，卻不稱《四書(shu) 》[69]。

需要指出的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道路並不平坦，清初以來一些學者仍然遵循舊例，在訓解《禮記》的著作中不收錄《大學》與(yu) 《中庸》，如萬(wan) 斯大（1633—1683）《禮記偶箋》[70]、李光坡（1651—1723）《禮記述注》[71]、張沐《禮記說略》[72]、薑兆錫《1666—1745》《禮記章句》[73]僅(jin) 存篇目，不解《大學》、《中庸》。方苞（1668—1749）《禮記析疑》、吳廷華（1682—1759）《禮記疑義(yi) 》皆不錄或不釋《大學》、《中庸》，又如禮學家江永（1681—1762）《禮記訓義(yi) 擇言》不收錄《大學》、《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禮書(shu) 綱目》[74]也僅(jin) 列《大學》、《中庸》爲“通禮”第十七、十八，存目並注雲(yun) :“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1757—1825）《禮記箋》亦存《大學》、《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調元（1734—1803）《禮記補注》[75]謂“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書(shu) 》篇內(nei) ”、“此篇上有《大學第四十二》，今入《四書(shu) 》，不載。”劉沅（1767—1855）《禮記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學》僅(jin) 存目，雲(yun) ：“今仍《四書(shu) 》之舊，另有論注，茲(zi) 不複贅。”潘相《禮記厘編》[76]是一部《禮記》類編本，其書(shu) 分十類，《大學》、《中庸》與(yu) 《學記》、《文王世子》、《經解》等三篇被編入爲“大學之方類”，但《大學》、《中庸》不錄經文，僅(jin) 各錄朱子《章句》篇題下所載二程之語而已。上述大多數人的意圖不得而知，但這些遵循舊例的做法也從(cong) 側(ce) 麵反應了朱子《章句》及陳澔《集說》的影響之大，在一些學者心中不可動搖。

實際上，如何處理《大學》、《中庸》與(yu) 《禮記》的關(guan) 係，在朱子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兩(liang) 部《禮記》新疏的處理方法正相反，孫希旦（1737—1784）《禮記集解》重視禮義(yi) 、禮製及義(yi) 理，其書(shu) 沿襲陳皓《集說》之舊，僅(jin) 存《大學》、《中庸》之篇目而不錄正文[77]，而時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禮記訓纂》重視訓詁、校勘及名物，采錄《中庸》正文，並錄古本《大學》正文，繼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學》（不錄《補傳(chuan) 》）[78]。孫、朱二人皆爲篤實的朱子學者，而做法卻大相徑庭，頗耐人尋味。

當時，宋學方麵有人對歸《大學》、《中庸》於(yu) 《禮記》的風潮，做出了有力的回應。冉覲祖（1637—1718）《禮記詳說》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繼南宋衛湜《禮記集說》以來的大型注釋書(shu) ，冉氏於(yu) 卷首《禮記總論》反駁明人郝敬謂先儒割裂《大學》、《中庸》於(yu) 《禮記》之說，雲(yun) ：

京山立說，多與(yu) 朱子背馳，謂先儒以《學》、《庸》二篇別爲二書(shu) ，支離割裂，當亟還舊觀，責先儒以割裂《禮記》而不自知，其致毀謗《四書(shu) 》。《禮記》四十九篇，真贗純駁，雜然並收，先儒擇其精者，令幼學急讀之，及能治全經，則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79]

《禮記詳說》書(shu) 首附陳澔《禮記集說序》，理學色彩極爲明顯，書(shu) 中不錄《大學》、《中庸》，僅(jin) 於(yu) 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覲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區分《禮記》各篇的性質，評判其價(jia) 值，擇其精要者爲我所用，故而《大學》、《中庸》即使獨立亦未嚐不可。冉氏還回擊了詆毀《四書(shu) 》的聲音，故其回應對象應該不僅(jin) 僅(jin) 是郝敬一人，而是當時洶湧的風潮。在否定《大學》、《中庸》的背後，漢學家們(men) 的矛頭所指乃四書(shu) 學體(ti) 係，四書(shu) 學體(ti) 係正是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盤，否定與(yu) 摧毀四書(shu) 學體(ti) 係即意味著程朱理學體(ti) 係的瓦解。

《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的聲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議》[80]雲(yun) ：“第二場試經義(yi) 五道，仍如今製，以《易》、《詩》、《書(shu) 》、《春秋》、《禮記》岀題，《大學》、《中庸》歸並在《禮記》中，不必別岀試文。”在這篇討論科舉(ju) 考試科目與(yu) 內(nei) 容的文章中，俞樾認為(wei) 《大學》、《中庸》可以歸並入《禮記》之中，不必單獨別岀試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態度則更為(wei) 激烈：“現在隻看二程自二程，《大學》自《大學》，自然應該改還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說實話，《大學》、《中庸》，隻是《禮記》中間的兩(liang) 篇，也隻是尋常話，並沒有甚麽(me) 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shu) ，隻要還歸《禮記》，也不必單行了。”[81]章氏的這番話若放在學術史上可謂是驚世駭俗，然自激蕩求變的清末民初時代觀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與(yu) 傳(chuan) 統權威的常識了。章氏的這一論調傳(chuan) 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學的徹底沒落與(yu) 衰微。

結語

孔門之《大學》、《中庸》本單篇別行，在西漢由戴聖編入《禮記》，成爲禮學通論，在宋代經二程、朱子彰顯而獨立，與(yu) 《論語》、《孟子》形成四書(shu) ，遂成爲理學經典，最後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禮記》。——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大學》、《中庸》的歸屬變遷中，理清與(yu) 把握儒學發展的一條主要脈絡。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論調，其正式重返《禮記》則是在古學興(xing) 起的雍正、乾隆時代，此時的思想界提倡尊經崇古，回歸原典。《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積極的意義(yi) 是恢複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再現古本之原貌，豐(feng) 富了禮學研究的內(nei) 涵，而消極的意義(yi) 呢？晚清的朱子學者郭嵩燾（1818—1891年）即指出：“雍、幹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yu) 於(yu) 學，於(yu) 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並《大學》、《中庸》之書(shu) 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言緒論。[82]”這一指摘非常銳利，令《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結果，致使此二篇與(yu) 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個(ge) 等級，直接地削弱了其權威性與(yu) 特殊性，導致《大學》、《中庸》所具有的理學色彩全麵消退，經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shu) ”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學》、《中庸》重歸《禮記》，可謂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ge) 重要標誌，是漢學家對於(yu) 程朱理學的一個(ge) 反動。圍繞著此事的各種著述、議論及反應，也映射出了清代學術與(yu) 思想的糾葛與(yu) 複雜。可是，事實上《大學》、《中庸》重返《禮記》之後，漢學家們(men) 大都采取敬而遠之的回避態度，並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夠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與(yu) 解釋，或以《章句》爲主疏解之，或是增錄鄭注、孔疏，僅(jin) 供讀書(shu) 人參考而已。至清末爲止，科舉(ju) 考試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學》、《中庸》的本子仍舊是朱子《章句》本，讀書(shu) 人無不誦習(xi) 之。這場思想運動的結果，由於(yu) 沒有出現一個(ge) 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nei) ），《大學》、《中庸》僅(jin) 僅(jin) 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

附錄：曆代目錄典籍《大學》、《中庸》歸屬表

2012年3月11日初稿，12月4日改定

附記：本文曾於(yu) 首屆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2012年4月8日）、國際四書(shu) 學學術研討會(hui) （2012年4月28日）上宣讀，發表於(yu) 《國學學刊》2012年第3期，後收入《極高明而道中庸：四書(shu) 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此為(wei) 修訂版。

注釋：

[1]《禮記要義(yi) 》，《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九十六冊(ce) 所收影印南宋淳祐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通誌堂經解》本，台北：藝文印書(shu) 館影印，1971年。

[3]《黃氏日鈔》卷二十五《讀禮記•中庸第三十一》。

[4]《黃氏日鈔》卷十四《讀禮記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嶽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shu) 又惟儀(yi) 眞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chuan) 。”

[5]《黃氏日鈔》卷二十五《讀禮記•中庸第三十》、卷二十八《大學第四十二》。

[6]《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7]《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8]《元史•選舉(ju) 誌》：“考試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yi) 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wei) 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yi) 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wei) 主，《尚書(shu) 》以蔡氏為(wei) 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wei) 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chuan) 》及胡氏《傳(chuan) 》，《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9]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朝鮮李朝刻本。

[10]《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八十八冊(ce) 所收影印明萬(wan) 曆刻本，第839頁上段、883頁上段。

[11]《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三冊(ce) 所收影印明刻本。

[12]《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一百零四冊(ce) 所收明萬(wan) 曆三年刻本。

[13]《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八十九冊(ce) 所收影印明嘉靖刻本，《中庸》無存目，疑脫落；《大學》存目見第462頁下段。

[14]《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一冊(ce) 所收影印明刻本。

[15]《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一冊(ce) 所收影印明萬(wan) 曆刻本。

[16]《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四冊(ce) 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17]《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五冊(ce) 所收影印明清鈔本。

[18]《清史列傳(chuan) •劉汋傳(chuan)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7年11月。

[19]《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八十九冊(ce) 所收影印明隆慶刻本。

[20]《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五冊(ce) 所收影印明崇禎刻本。

[21]《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冊(ce) 所收影印明萬(wan) 曆刻本。

[22]《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冊(ce) 所收影印明萬(wan) 曆刻本。

[23]《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二冊(ce) 所收影印明刻本。

[24]《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三冊(ce) 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25]《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四冊(ce) 所收影印明崇禎刻本。

[26]《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四冊(ce) 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27]《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八十八冊(ce) 所收影印明刻本。

[28]《懷星堂集》卷十一《貢舉(ju) 私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29]《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一冊(ce) 所收影印明萬(wan) 曆刻本，第641頁上段—下段。

[30]《禮記•仲尼燕居》：“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

[31]《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二冊(ce) ，第212頁下段。

[32]《禮記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衍》，《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本，第478頁上段。

[33]如郭嵩燾於(yu) 鹹豐(feng) 二年壬子（1852）讀《禮記章句》，注意到船山將《大學》、《中庸》歸入《禮記》而還戴氏之舊，郭著《禮記質疑》兼收《大學》、《中庸》二篇蓋受其影響，參《禮記質疑•自序》，長沙：嶽麓書(shu) 社，1992年4月。

[34]《俞寧世文集》卷一《五經去禮記議》，清康熙刻本。

[35]《大學辨一•辨跡補》，《陳確集•別集》卷十四所收，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9年4月，下冊(ce) 第563頁。

[36]《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37]《經義(yi) 攷》卷一百五十九“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條末按語，《四部備要》本。

[38]《大學證文》，《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39]李塨《擬太平策》卷三《春官》，《顏李叢(cong) 書(shu) 》本。

[40]《讀書(shu) 敏求記》卷一“十一經問對五卷”條：“然《禮記》中《大學》、《中庸》兩(liang) 篇，河南程子始分爲二書(shu) ，而此竟同《禮記》列爲三經者，何也？”

[41]伊藤仁齋《大學非孔氏之遺書(shu) 辨》（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日本思想大係》第33冊(ce) 《伊藤仁齋伊藤東(dong) 涯》所收，東(dong) 京：岩波書(shu) 店，1971年）及《大學定本》第十章注。

[42]伊藤仁齋《大學定本》，古義(yi) 堂正德三年（1713）序刊本。

[43]伊藤仁齋《中庸發揮》，古義(yi) 堂正德四年（1714）序刊本。

[44]《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shu) 局影印浙刊本。

[45]《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二十五。

[46]《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47]《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48]《欽定禮記義(yi) 疏》卷六十六《中庸》題解下案語。

[49]《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二十一。

[50]《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一百一至一百二冊(ce) 所收影印清光緒刻本。

[51]參孔穎達《禮記正義(yi) 》之《中庸》、《大學》題解引鄭玄《三禮目錄》。

[52]如《隋書(shu) 經籍誌》以戴顒《禮記中庸傳(chuan) 》、梁武帝《中庸講疏》等入“禮類”。

[53]《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刻本。

[54]《經義(yi) 考》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六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55]《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二十一卷末按語，又同書(shu) 卷三十五卷首解題雲(yun) ：“今從(cong) 《明史•藝文誌》例，別立“四書(shu) ”一門，亦所謂‘禮以義(yi) 起’也。朱彝尊《經義(yi) 考》於(yu) “四書(shu) ”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shu) 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yu) “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略存古義(yi) 。然朱子書(shu) 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yi) 疏以下且散佚竝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shu) 》分出者耳，《明史》並入《四書(shu) 》，蓋循其實，今亦不複強析其名焉。”

[56]《續通誌》卷一百五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57]《皇明通誌》卷九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58]《清通誌》卷九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59]《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60]參照文末所附《曆代目錄典籍《大學》、《中庸》歸屬表》。

[61]“臨(lin) 淮”指唐代李光弼，“汾陽”指郭子儀(yi) ，李光弼代郭子儀(yi) 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jun) 嚴(yan) 格，軍(jun) 風爲之一變。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一《唐紀三十七》“唐肅宗幹元二年”條。

[62]李惇《群經識小》“大學中庸”條，《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二，台北：藝文印書(shu) 館影印本第二十三冊(ce) ，第8435頁下段。“先河後海”，《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63]梁清遠《雕丘雜録》卷八《采榮錄》：“《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禮》曰雲(yun) 雲(yun) ’，自明定爲四書(shu) ，而《學》、《庸》乃不入《禮記》，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64]《大學平義(yi) 》，《新編汪中集》所收，揚州：廣陵書(shu) 社，2005年3月，第381頁。

[65]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台北：廣文書(shu) 局影印清道光刊本，1963年1月。

[66]《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與(yu) 胡敬仲書(shu) （癸醜(chou) 夏）》。

[67]《禮記附記》卷七《中庸》、卷九《大學》，《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一百三冊(ce) 。

[68]《禮記附記》卷七《中庸》，《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一百三冊(ce) ，第624頁。

[69]郭嵩燾《王實丞四書(shu) 疑言序》，《養(yang) 知書(shu) 屋詩文集》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壬辰（1892）刻本，第112頁，1967年。

[70]《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九十八冊(ce) 所收影印清乾隆刻本。

[71]《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李光坡僅(jin) 在書(shu) 中略論《大學》可能是出自曾子本人之筆，或爲曾氏之宗傳(chuan) 。

[72]《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五冊(ce) 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73]《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本。

[74]《禮書(shu) 綱目》卷六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75]《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一百三冊(ce) ，第775頁下段、780頁上段。

[76]《續修四庫全書(shu) 》經部第一百三冊(ce) ，第39頁上段—下段。

[77]北京：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第1296頁、1410頁。

[78]北京：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第772—780頁、866—873頁。

[79]《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經部第九十六冊(ce) 所收影印清光緒刻本，第84頁上段—下段。

[80]俞樾《賓萌集》，清光緖刻《春在堂全書(shu) 》本。

[81]《經的大意》（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講於(yu) 日本），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72頁。

[82]郭嵩燾《大學章句質疑序》，《養(yang) 知書(shu) 屋詩文集》卷三，第104—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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