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早已奠過基，並信誓旦旦要在“三孔”聖殿動土的三一堂；一邊則涉及一位為農民土地屢次上訪過的村領導，其死亡背後的諸多糾葛引得各方嘩然。且不論事態的發展如何，不得不需要注意的是：此時若無法意識到“蕭牆”局麵愈發不可收拾的嚴重性，且還不將注意力放到當下的要緊處上，那就是自詡道和誌同者“為長者折枝，卻語‘不能’”的“不為”。再不濟，算算自己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瞧瞧自己的衣食住行即可。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兩件事雖情況不同，卻有著再自然不過的關聯緊扣——前者是心死，後者也是心死：心死的既是安身立命的精神準則，也是經世濟民的政治根本。關於教堂，站在道術立場發情懷、辨是非的文字已經夠多，就不多再班門弄斧了。這期間，看過了圍繞建三一堂展開的各類新聞報道和各路人馬的發言，不覺有“學不得傳習，遂道亡而天下溺”的感慨。以主客規矩作類比，要不是作“主人”放棄了自己的本原立場，哪會由得當“客人”的反倒不識禮數放肆起來了？


不過，某些異議卻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那便是在百年來的諸多重大事件中，儒家的勢微甚至缺席。但這種慘淡局麵的釀成，卻並非外人所為，乃是自家所為。當百年來曆屆知識分子上下求索強國之路並最終把炮火引向儒教和聖賢身上的時候，卻顯然沒有意識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士”階層成為習學六藝道術之徒的代名詞，乃是因孔聖人開壇授業，七十弟子播撒傳道所致。若搗毀祖師爺的牌位，還拿得起這飯碗嗎？不幸的是，經過百年來的內外交困和自家知識分子的“前赴後繼”，儒教早已是分崩離析、奄奄一息狀，即使有苦心支撐想要“其命維新”者，然而產生適得其反效應的卻也不乏。多年以後的知識分子發現，他們被掌局者操控過來玩弄過去，卻連自己是一個獨立自在的“階層”的事實都沒法被承認！


在《意見書》簽名連署活動如火如荼之際，浙南隸屬溫州管轄的樂清卻瞬間成為了新的火山口。關注的原因無它，即錢雲會的死因。會認為這究竟是一起居心叵測的被謀害，或者這僅僅就是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無論調查的情況和結果會有如何的變化，有些細節卻是無法回避的：地方的行政，村民的維權，以及雙方爭執的根本——土地。不管矛盾會有被激化和放大的時候，但產生的起因，卻無法回避不在於矛盾本身。幾個民間觀察團雖多以離開當地，然而留下的數張村民集體或個體下跪的場景，還真是讓人感到難受。君不見近期的話題電影《讓子彈飛》裏，薑文化身的張牧之還對鵝城的民眾大吼道：“皇帝都沒有了，沒有人值得你們跪！”張牧之所處的時代，民國才開始了十年而已；如今還有一個來月就到辛卯年了，雙十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近在咫尺。


同樣是話題電影，陳凱歌在自己的《趙氏孤兒》裏樹立了所謂“民做了士該做的事”的主題。雖在筆者看來，這個觀點是貌似有理、實質沒溜的，但要把這話套用在近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上，卻是意外地恰如其分。是啊，夫子都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為什麽在無道之時，曆次本該“士”們來殫精竭慮的事務，為何最終都得靠一次次將民眾集結並引發的“秋風掃落葉”作結？沒辦法，因為“士”們早就“不負眾望”率先自絕了！同樣的，沒有了“士”的社會結構，如同缺了重要一邊的四邊形，在近現代中國曆史中被彎轉曲扭殆盡，卻同樣無法歸於本位。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這是太史公在《劉敬叔孫通列傳》中的結語。作為一個評價爭議的儒士，叔孫通的那些應“時”之舉，屢被後世諸儒以棄名教要義不顧而被非議，然而與其生活時代相隔不遠的太史公卻不那麽認為。“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儒教“微言絕，大義乖”數百年，秦漢之際更是雪上加霜，即便在後來得以獨尊複統，期間所付出的代價也是觸目驚心的。若隻將臨門一腳的董膠西詳語一番，豈不是太輕描淡寫了？若要對照比附，目前所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


若真心想要“為往聖繼絕學”做得一二，首先要做到的，不僅是摸清現時時代的脈絡氣息，還得是明誠儒家前生今世的“還原”工作。這種還原，不再需要精華糟粕的莫名二分，不再需要民主平等的怪哉標準，不再需要門戶甚解的“非誠來擾”。儒教乃中華之基，中華因儒教而立，無有對傳統理解和認知的情懷，無以近儒教與中華半步。至於結朋會友組織統一團體，更非先儒聞所未聞之“異端”：參照曆朝代講會社團即可，何必生搬硬套泰西模式？何況“此一時，彼一時”，若不以此為機契聚“士”者於一道，高談闊論具體的實施細節皆是虛幻之空想。


百年前先代知識分子的摧枯拉朽，必然隻得讓我等“誌於學”者付出千百倍心血去修複搭台。時不待我，刻不容緩。若不然，當惹人眼目的教堂成為了聖城的圖騰，百姓的下跪成了複日複年無期盼的抗爭，中華和儒教還能剩下什麽？又想拿什麽給即將到來的辛卯年，以及百年辛亥嗎？無法想象。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