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中華法係視角：大連13歲少年殺人適用“恤幼”嗎？

作者：李競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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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初二日己亥

          耶穌2019年10月29日

2019年10月20日，大連一名十歲女童慘遭殺害，身中七刀而死，十三歲的加害人蔡某某對自己的殺人行為(wei) 供認不諱。但根據目前《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加害人蔡某某由於(yu) 未滿十四周歲，依法不予追求刑事責任。

此事，成為(wei) 網絡上的討論熱點。那麽(me) ，站在中國傳(chuan) 統司法文化的價(jia) 值維度，會(hui) 怎樣看待這一事件？

首先，在受到過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主流司法傳(chuan) 統中，對未成年犯罪者的“恤幼”是一個(ge) 古老而悠久的觀念。在先秦儒書(shu) 《禮記·曲禮上》中記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yu) 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唐代的孔穎達注釋說，七歲的小孩不負刑事責任，因為(wei) “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意思是兒(er) 童因為(wei) 還不具備分辨善惡的理性能力，在智識上並不具有對自己行為(wei) 能力的責任，因此不加刑。

類似的，《周禮·秋官司寇·司刺》記載說，要赦免三種犯罪者，第一種是“幼弱”，因為(wei) 他們(men) 心智低下，身體(ti) 弱小；第二種是年老昏聵者；第三種是“蠢愚”，即智力低下者。

西漢早期的《尚書(shu) 大傳(chuan) 》也認為(wei) ，“老弱不受刑，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刑謂之克。”意思是，特別年老和幼小的犯罪者，不受刑法處理。

受類似觀念影響，後世立法中，對於(yu) 低齡幼童犯罪的情況，大多有免除或減輕刑事處罰的規定，如漢惠帝規定，不滿十歲的兒(er) 童“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漢書(shu) ·惠帝紀》），免於(yu) 刑事處罰；

漢成帝規定，“年未滿七歲，賊鬥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漢書(shu) ·刑法誌》），即不滿七歲的幼童殺人或其它死罪情況，可以向司法機構申訴，請求減免死刑；

漢光武帝規定，“十歲以下，及婦人從(cong) 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係”（《後漢書(shu) ·光武紀上》），即一般情況下也對十歲以下犯罪幼童免除處罰；

東(dong) 漢經學家鄭玄在注釋《周禮·司刺》中關(guan) 於(yu) 赦免幼弱者的文字時，也引用了當時東(dong) 漢的法律：“幼弱、老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這意味著，在東(dong) 漢的法律中，八歲以下的幼童，隻要不是親(qin) 手殺人的犯罪，其它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東(dong) 漢以後，魏晉南北朝的法律中，基本是沿用漢代的傳(chuan) 統，對低齡兒(er) 童免予或減輕處罰。例如，《魏書(shu) ·刑法誌》規定，十四歲以下的犯罪者，可以減輕一半的刑罰，而低齡到了九歲及其以下，則“非殺人不坐”，即免除一般犯罪處罰，但殺人則要問責。

到唐代的《唐律·名例律》第三十條，對於(yu)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做了各種具體(ti) 規定，分為(wei) 七歲以下，七歲到十歲，十歲到十五歲三種。根據《唐律》規定，七歲及其以下的死罪，都免於(yu) 刑事處罰。

《唐律疏議》的解釋是，“悼耄之人，皆少智力，若有教令之者，唯坐教令之人”，意思是七歲及其以下的幼童，心智水平低下（少智力），因此犯罪很可能是別人挑唆的結果，應該處罰挑唆的人。

實際上，從(cong) 先秦到漢晉以來的材料來看，低齡幼童之所以免除刑事處罰，除了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對幼童的“恤幼”人道觀念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wei) 幼童的心智能力低下，如《周禮》中將幼童和智力低下者一起列為(wei) 免於(yu) 處罰的同類；《禮記》說幼童是“未有識慮”，根本無法對自己的行為(wei) 能力負責；《唐律》認為(wei) 幼童“少智力”，因此犯罪很可能是被成人唆使了。

同樣，漢代減免幼童犯罪，也是基於(yu) 其心智能力低下，無法履行常人的行為(wei) 能力。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規定，不滿十歲的兒(er) 童“乞鞫，勿聽”，意思是幼童提請的司法審判，根本不必理會(hui) 他，因為(wei) 他根本沒有相應的心智和行為(wei) 能力。又如《二年律令·告律》也記載，不到十歲的兒(er) 童“告人，皆勿聽”，也是基於(yu) 同樣的原因。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在漢代、南北朝的法律中也規定，即使是心智能力低下幼童，但犯了殺人罪，也是需要承擔刑事責任，或至少向廷尉提出申訴，才可能申請減免死刑的。

這意味著，中華法係的文化中，一方麵基於(yu) “恤幼”的人道主義(yi) 考慮，對於(yu) 幼童犯罪采取了免除、減輕等司法措施。另一方麵，這也是基於(yu) 對犯罪者心智能力、體(ti) 力低下等一係列綜合因素考量的結果。而且，對於(yu) 幼童殺人案件還要進一步進行具體(ti) 討論。

因此在梳理正義(yi) 的過程中，就不能隻是像秦律那樣，隻機械地按照某些一刀切硬指標進行操作——在秦律中，是否負法律責任，是按照簡單粗暴的身高“六尺”來界定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完全不考慮違法者的心智能力、主觀動機等因素。如果隻是機械操作，“十四歲”其實很容易就變為(wei) 一個(ge) 現代版的“六尺”。

如果我們(men) 在中國司法傳(chuan) 統這一背景下來審視大連十三歲少年殺女童案，以至於(yu) 再聯係到近年來發生的一係列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案件，如2017年湖南沅江十二歲少年弑母案、2016年廣西岑溪十三歲少年殺三姐弟案、2012年廣西河池十三歲少女肢解同學案等，都可以作為(wei) 一種有意義(yi) 的參考。

具體(ti) 到大連十三歲少年殺人案。首先，犯罪者已經不是“甚可憐愛也”的“幼弱”小童，而是身高一米七幾，體(ti) 重一百四十斤的魁梧少壯，在小區中多次騷擾大量成年女性，令這些成年人都感到“非常害怕”，以至於(yu) 其中一女住戶下班後不敢獨自回家，需要由丈夫護送才行。

其次，最關(guan) 鍵的部分，殺人少年絕不是需要“恤幼”的“少智力”、“未有識慮”、“蠢愚”者。相反，他的心智水平，已經達到了非常成人化，或至少很接近成人化的能力，不但能夠區分善惡對錯，而且還具備撒謊的能力和一定的法律知識。

當天15點20分以後，受害女童消失，但一個(ge) 小時後的16點30分，殺人者還能若無其事地到受害者父親(qin) 那裏詢問女兒(er) 是否找到了。此種心智和鎮定能力，顯然已經超過了很多成年人，絕不是“少智力”的狀態。

更不可思議的是，案發後，他還在班級群裏假裝無辜，說“嚇死我了，11歲小孩，下午，讓人扒光，給殺了”，裝作自己完全無辜，非常吃驚的樣子。從(cong) 班級聊天記錄來看，他不但知道法醫鑒定，還具備指紋、血液等相關(guan) 的法醫學知識，並且還強調“我虛歲14”，顯然是了解《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十四歲以下不追求刑事責任的內(nei) 容。這一係列的心智能力，狡詐和殘忍，顯然絕不是需要“恤幼”的“少智力”對象。

基於(yu) 以上的理由，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司法文化的角度來看，本案殺人者，需要承擔必要的刑事責任。相應的，類似心智、身體(ti) 較成熟的未成年惡性犯罪者，均不屬於(yu) 經學或司法傳(chuan) 統中需要“恤幼”的對象，需要得到嚴(yan) 肅的處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律人步履蹣跚，為(wei) 法製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在學習(xi) 借鑒西方國家“先進經驗”的同時，不免也染上了西方近代以來進步主義(yi) 思潮理性建構的問題，廢除死刑等“進步”話題成為(wei) 最時髦的前沿。

但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重新審視法律正義(yi) ，站在文化保守的立場，司法對惡性犯罪的震懾功能，是不能被回避的。而古典時代先哲們(men) 人道精神的“恤幼”，也不會(hui) 是惡性殺人少年的保護傘(san)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