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對“以詩文證史”史學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展

作者：徐國利

來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廿六日甲午

          耶穌2019年10月24日

內(nei) 容提要：“以詩文證史”是指以詩詞歌賦和筆記小說等文學作品作為(wei) 史料來研究曆史和書(shu) 寫(xie) 曆史。宋代以來的史家開始自覺地將詩文作為(wei) 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chuan) 統。中國現代史家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chuan) 統，陳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論上對“以詩文證史”作了重要闡發，詳細闡釋了中國古詩具有史料價(jia) 值的原因和以史證史和釋史的方法，還論述了小說具有四方麵的史料價(jia) 值和以小說證史的方法。不僅(jin) 如此，他還大量運用古詩和小說等古詩文治史，寫(xie) 出大量以詩文證史的著述，其中《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chuan) 》為(wei) 經典之作。陳寅恪“以詩文證史”的理論貢獻和實踐成就為(wei) 中國現代史學用文學作品研究曆史提供了重要範式，促進了“以詩文證史”傳(chuan) 統的現代轉換。

關(guan) 鍵詞：陳寅恪/以詩文證史/史學傳(chuan) 統

作者簡介：徐國利(1966-)，男，安徽祁門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史學理論及史學史、中國近現代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多維視角下傳(chuan) 統史學與(yu) 中國現代新史學關(guan) 係研究”(項目編號：12BZS002)。

“以詩文證史”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史觀的題中之義(yi) ，基本含義(yi) 是用詩詞歌賦和筆記小說等文學作品作為(wei) 史料來研究曆史和書(shu) 寫(xie) 曆史。這種傳(chuan) 統的形成是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學的“詩言誌”“文以載道”及“道不離事”的理念密不可分的。宋代以來諸多史家開始自覺將詩文作為(wei) 史料，形成了“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chuan) 統。這種傳(chuan) 統為(wei) 中國現代史家所繼承和發展，陳寅恪為(wei) 此做出了卓越貢獻。他不僅(jin) 在理論上深入闡發了詩詞和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提出了“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的治史方法，並在史學研究中大量運用，為(wei) 中國現代史學利用文學作品研究曆史提供了重要範式，促進了“以詩文證史”傳(chuan) 統的現代轉換。學術界對陳寅恪“以詩文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詩證史”和“詩史互證”方麵，對其引小說證史和“以詩文證史”與(yu) 該史學傳(chuan) 統的繼承發展關(guan) 係卻缺乏專(zhuan) 門探討。故此，拙文擬對該問題作進一步的研討。

一、“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chuan) 統

在中國史學史上，南朝史家開始引小說來注釋史書(shu) ；宋代史家開始自覺地將詩文作為(wei) 史料使用，確立了“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chuan) 統；明清史家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了該傳(chuan) 統。中國現代史家將這一傳(chuan) 統加以繼承和發展。

中國古代“以詩為(wei) 證”的方法起源很早，先秦諸子“引詩”已成風氣，《荀子》引詩最多，《孟子》次之，到漢代，毛公解《詩》每篇必言後妃之德和《春秋》史實。明確“以詩文證史”的是南朝劉宋的裴鬆之，他引《搜神記》等筆記小說注《三國誌》[1]。到宋代，司馬光和歐陽修等史家開始對“以詩文證史”作理論闡發，並在史書(shu) 編纂中大量引用小說和詩賦。司馬光談及《資治通鑒》的編撰時說：“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淵海，抉撻幽隱，校計毫厘。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2](P270)將“遍閱舊史”與(yu) “旁采小說”相對應，說明他高度重視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將其視為(wei) 與(yu) “舊史”(史書(shu) 文獻)等同的重要輔助史料。他與(yu) 範祖禹談如何編《資治通鑒》長編時還詳細說明了小說的擇用方法和要求：“請且將新、舊《唐書(shu) 》紀、誌、傳(chuan) 及《統紀補錄》並諸家傳(chuan) 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幹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yu) 逐事之下。……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誌、傳(chuan) 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3](P160-162)在他看來，小說可以補充正史的不足，“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3](P162)。此言充分體(ti) 現了對小說史料價(jia) 值的辯證認識。關(guan) 於(yu) 如何采擇詩賦，他說：“詩賦等若止為(wei) 文章，詔誥若止為(wei) 除官，及妖異止於(yu) 怪誕，詼諧止於(yu) 取笑之類，便請直刪無妨；或辭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誡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yu) 繁勿失於(yu) 略。”[3](P162-163)可見，詩賦能否采作史料，關(guan) 鍵在於(yu) 是否“有所譏諷”，即是否有警示和借鑒意義(yi) 。歐陽修雖然沒有對小說和詩賦的史料價(jia) 值和運用作深入闡述，但所纂修的《新唐書(shu) 》和《新五代史》都采用文學作品作為(wei) 史料。

明末清初以後，文史學界對以詩文證史的理論闡述更為(wei) 豐(feng) 富和深入。黃宗羲提出了文集和詩能彌補和參正史籍記載不足的重要觀點。他在讀姚牧庵、元明善的文集後說：“宋、元之興(xing) 廢，有史書(shu) 所未詳者，於(yu) 此可考見。”其編《南雷文定》，“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yu) 史氏之缺文一也”[4](P85)。關(guan) 於(yu) 詩與(yu) 史的關(guan) 係，他說：“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yu) 史，相為(wei) 表裏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wei) 綱，以詩為(wei) 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5](P10)他認為(wei) 詩能反映眾(zhong) 多人生和社會(hui) 生活：“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luan) ，皆所藏納。”[6](P203)詩還可以補史書(shu) 之闕失和糾正史書(shu) 之錯訛，宋元明清“其從(cong) 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的詩詞，“無關(guan) 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其中萬(wan) 履安的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7](P47-48)。晚明文壇宗主錢謙益更是闡揚“詩史”論，說：“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刪《詩》，不知其為(wei) 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wei) 續《詩》。”“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yi) 不能本於(yu) 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xing) 亡升降，感歎悲憤，皆於(yu) 詩發之。馴至於(yu) 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8](P800)這裏提出了兩(liang) 個(ge) 重要觀點，一是三代以前詩即是國史；三代以後，詩、史雖相分，但杜詩仍具備史的內(nei) 容和功能。為(wei) 此，他用“詩史互證”方法完成了20卷的《杜工部詩箋注》。在他看來，明末清初遺民舊老之詩足以續史，“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與(yu) 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齧翰，與(yu) 金匱石室之書(shu) ，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8](P801)章學誠對“以詩文論史”也有重要論述。首先，他提出“文集者一人之史”的觀點，“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國史與(yu) 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證焉”[9](P557)。其次，詩可補史書(shu) 記載之不足。他說：“《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yu) 史相終始者，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xing) 衰，紀傳(chuan) 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yu) 是中者，如《鴟梟》之於(yu) 《金滕》，《乘舟》之於(yu) 《左傳(chuan) 》之類；其出於(yu) 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yu) ！”[10](P855)他在談到史誌文獻引用時則說：“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征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國》引諺征謠之義(yi) 也。”[11](P859)其他學者對詩和小說的史學價(jia) 值也多有闡發。清代學者浦起龍論杜詩時說：“史家隻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12](P107)這種觀點強調了詩含有史書(shu) 無法具備的曆史信息。三大考據史家之一的王鳴盛提出小說與(yu) 實錄有相同的價(jia) 值，說：“大約實錄與(yu) 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斟酌，不可偏執。……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13](P1407)總之，明末清初以來許多學者認識到詩詞、小說和文集可以證史和補史，而且已經成為(wei) 一股重要的學術思潮，並被廣泛運用到當時的文史創作和研究中去。

由此可見，宋代至明清文史學家對“以詩文證史”的論述已經比較全麵和深入，主要包括：從(cong) 不同角度闡發了詩歌和小說具有史料價(jia) 值的多種原因；指出詩歌和小說具有多方麵的史料價(jia) 值，不僅(jin) 可以彌補和修訂史部文獻史料的不足，甚至與(yu) 實錄等史部文獻一樣具有同等價(jia) 值；要高度重視詩賦和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並采用正確的方法來處理這一問題。

中國史學進入現代發展階段以後，許多史家繼承和發展了“以詩文證史”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其中陳寅恪的貢獻尤為(wei) 卓著。他對“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的理論和方法分別作了深入闡發，並在史學研究上大力踐行，特別是寫(xie) 出《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chuan) 》等經典之作，為(wei) “以詩文證史”傳(chuan) 統的現代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以詩詞證史的理論與(yu) 實踐

陳寅恪極力發掘詩詞的史料價(jia) 值，並在史學研究中大量運用，成為(wei) 其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即“以詩證史”“援詩入史”或“以詩釋史”的方法。《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chuan) 》是這一研究的結晶。陳寅恪的元白詩研究始於(yu) 20世紀二三十年代。1927年寫(xie) 的《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就用了元白詩的典故“連昌舊苑”和“曾聆法曲侍瑤宮”。1933年在《清華學報》8卷發表《連昌宮詞質疑(附印故宮博物院所藏連昌宮詞圖)》一文。大致在1934年，在清華中文係開設文學專(zhuan) 家研究課形式的“元白詩”課程。1941年，寫(xie) 出《讀〈鶯鶯傳(chuan) 〉》一文[14]。抗戰時期，《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在成都完成[15](P131)，1950年由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正式刊行。1954年前後，在廣州中山大學開設“元白詩證史”課程，係統講述中國詩歌特別是唐詩和元白詩具有史料價(jia) 值的原因。

陳寅恪將中國古詩與(yu) 外國詩對比，解釋了中國古詩具有史料價(jia) 值的原因。他說：“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如唐詩三百首中有的詩短短二十餘(yu) 字耳……外國詩則不然，空洞不著人、地、時，為(wei) 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yu) 曆史發生關(guan) 係。”[16](P483)他之所以對唐詩史料價(jia) 值的闡述和運用相當多，不僅(jin) 是因為(wei) 隋唐史是其史學研究的重點，還因為(wei) 唐代是中國詩歌最盛的時代，唐詩不僅(jin) 數量多，而且內(nei) 容涵蓋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有學者說，陳寅恪之所以認為(wei) 唐詩的史料價(jia) 值最高，因其作者多至二千餘(yu) 人，具有廣泛代表性，能反映各階層社會(hui) 之生活與(yu) 思想[17]。陳寅恪說：“唐詩有很多材料，可補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詩有種特性：與(yu) 作者的社會(hui) 階級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關(guan) 係。”原因是武則天對科舉(ju) 製的改革，把它改為(wei) 進士科與(yu) 明經科，“帖括是完全靠記憶的，不用思想。因之，為(wei) 高才者所不喜歡。武則天注重進士科，那便不管是什麽(me) 人，也不分地域，隻要能做詩，做文章，尤其是詩，便可到洛陽考進士。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因會(hui) 做詩，而爬到最高的地位。門閥的製度被推翻，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也由此而擴大，因之唐詩便成為(wei) 對於(yu) 曆史很有關(guan) 係的材料”[18](P476-477)。又說，唐詩之所以包括許多史料，“一、因為(wei) 高宗、武則天重詞科、進士科。二、選取的人不限門第高低。女人、和尚都有能做詩的。如賈島本名無本，也能做詩。階層已擴大，詩中包括的史料，也就多了”[18](P482)。唐詩有五方麵的史料價(jia) 值：一、糾正錯誤；二、說明真相；三、別備異說；四、互相證發；五、增補缺漏[18](P479-480)。在唐詩中，陳寅恪特別看重元白詩，很早就注意並係統研究元白詩及其史料價(jia) 值，並撰寫(xie) 出《元白詩箋證稿》。有學者說：“早年清華中文係曾開一係列之‘中國文學專(zhuan) 家研究’課程，寅恪專(zhuan) 授‘元稹白居易’，可見其研究元白，曆有年數。”[15](P131)元白詩為(wei) 何有如此高的史料價(jia) 值？他說：“一、時代關(guan) 係。如李太白在前而李商隱在後，元白之詩正在中唐時代，說上說下皆可。二、唐人詩中看社會(hui) 風俗最好。元白詩於(yu) 社會(hui) 風俗方麵最多，杜甫、李白的詩則政治方麵較多。三、又以元白詩留傳(chuan) 者較多。”[16](P484)可見，元白詩是研究社會(hui) 史的重要史料。

那麽(me) ，如何以詩特別是以元白詩證史和釋史呢？陳寅恪說，由於(yu) 中國詩包括時間、人事、地理，與(yu) 曆史發生了關(guan) 係，故唐人有本事詩，宋人亦有唐詩紀事，但敘事無係統無組織。“本事詩隻說到一個(ge) 人、一件事，一首首各自為(wei) 詩。即使是某人之年譜附詩，也不過把某一個(ge) 人之事記下來而已，對於(yu) 整個(ge) 曆史關(guan) 係而言則遠不夠。”“有兩(liang) 點不綜合：此詩即一件事與(yu) 別事不綜合，地方空間不綜合，於(yu) 曆史上不完備。作者個(ge) 人與(yu) 前後之人不綜合，作品亦與(yu) 別人之關(guan) 係不綜合。”因此，要以詩證史就必須用新方法，“將各種詩結合起來，證明一件事。把所有分散的詩集合在一起，於(yu) 時代人物之關(guan) 係、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ge) 觀點去研究，連貫起來可以有以下作用：說明一個(ge) 時代之關(guan) 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曆史記載之不足。最重要是在於(yu) 糾正”[16](P483-484)。至於(yu) 以元白詩證史，他說：“元白詩證史即是利用中國詩之特點來研究曆史的方法。”以元白詩證史要注意兩(liang) 個(ge) 問題：“一、首先要了解唐朝整體(ti) 局麵情況，然後才能解釋。二、曆史總是在變動的，看詩猶如看活動電影之變動，需看其前後之變遷。若僅(jin) 就單單一片材料擴大之則不可，必須看到事物前後的變遷。”[16](P484)

陳寅恪以唐詩證史和釋史不僅(jin) 寫(xie) 出了《元白詩箋證稿》，還解決(jue) 了唐史研究的諸多問題。如關(guan) 於(yu) 唐代官吏俸料製度，《唐會(hui) 要》《冊(ce) 府元龜》和《新唐書(shu) 》的記載很不完備，而元白詩則有相當多的記述，但不精密。他認為(wei) 以《新唐書(shu) ·食貨誌》所載會(hui) 昌時百官俸錢定額，“與(yu) 元白詩之涉及俸錢者，互相比證，以資推論，蓋元白著作與(yu) 此二時代相距最近故也”[19](P67)。通過以詩釋史和詩史互證，其結論是：“凡關(guan) 於(yu) 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載額數，與(yu) 樂(le) 天詩文所言者無不相合。獨至地方官吏，則史籍所載，與(yu) 樂(le) 天詩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樂(le) 天詩文所言之數，悉較史籍所載定額為(wei) 多。據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期以後，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於(yu) 法令，而可以認為(wei) 正當之收入者，為(wei) 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19](P76)這對中晚唐行政製度史研究有重要價(jia) 值。再如，以唐詩證釋唐代雜種胡的確切含義(yi) 及與(yu) 《新唐書(shu) 》九種胡的關(guan) 係問題。他說：“此雜虜即雜種之互稱也。總括言之，杜少陵與(yu) 安史為(wei) 同時人，其以雜種目安史，實當時稱中亞(ya) 九姓胡為(wei) 雜種胡之明證。《舊唐書(shu) 》多保存原始材料，不多改易詞句。故在《舊唐書(shu) 》為(wei) 雜種胡，在《新唐書(shu) 》則易為(wei) 九姓胡。”[20](P58)陳寅恪引唐詩證史極為(wei) 廣泛，如《陳寅恪讀書(shu) 劄記(〈舊唐書(shu) 〉〈新唐書(shu) 〉之部)》一書(shu) 所引唐代詩人除元稹和白居易外，還有杜甫、杜牧、盧綸、張祜、李德裕、徐凝、韓愈、賈島和王建等詩人的詩句。在他的唐史著述中，隨處可見引唐詩來證史和釋史之文。

至於(yu) 其晚年以明清及唐宋詩詞等與(yu) 明清史籍互證互釋寫(xie) 成《柳如是別傳(chuan) 》這部經典之作，直接原因是柳如是生平事跡或因清廷之禁毀多已亡佚，或因記載簡略錯誤和抄襲雷同，或因有意諱飾詆誣和虛妄揣測，“多非真實，殊有待發之覆”，故撰此書(shu) “專(zhuan) 考證河東(dong) 君之本末”[21](P4)。其旨趣則是通過寫(xie) 錢柳姻緣及“複明運動”來表彰柳如是身上所體(ti) 現的中華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說：“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yu) 殘闕毀禁之餘(yu) ，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誌，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yu) 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wei) 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簿者所厚誣之人哉！”[21](P4)

三、以小說證史的理論與(yu) 實踐

小說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學體(ti) 裁，班固的《漢書(shu) ·藝文誌》把它列為(wei) 諸子十家中的最末一家，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yu) 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22](P1377)此後“小說家”的內(nei) 涵不斷豐(feng) 富。《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將小說分為(wei) 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wei) 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23](P3560)當代學術界一般將古代小說分為(wei) 誌怪、傳(chuan) 奇、雜錄和瑣聞等，亦稱筆記小說。陳寅恪對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也有較充分的闡述，並大量引用此類史料與(yu) 其他史料相互參證來證釋曆史。

在陳寅恪看來，小說主要有四方麵的史料價(jia) 值。第一，小說在曆史研究中可與(yu) 正史文獻互補，因為(wei) 官修史書(shu) 存在諱飾失實的弊病，私家小說則沒有。他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yu) 誣妄，而官修之書(shu) ，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yu) 官書(shu) 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韓愈之《順宗實錄》者，朝廷史官撰進之國史也。李複言之《續玄怪錄》者，江湖舉(ju) 子投獻之行卷也。兩(liang) 書(shu) 之品質絕不類似，然其所紀元和一代，憲宗與(yu) 鬮宦始終隱秘之關(guan) 係，轉可互相發明。”[24](P81)文中所說《續玄怪錄》是傳(chuan) 奇小說集，屬私家撰著。他稱此書(shu) 對唐後期新舊君主替嬗事變的記錄比《順宗實錄》要真實，“李書(shu) 此條實乃關(guan) 於(yu) 此事變幸存之史料，豈得以其為(wei) 小說家言，而忽視之耶？”[24](P88)第二，小說對史事的記載可彌補正史記載的不足。如他考訂唐代宰相李德裕卒年時引用新、舊《唐書(shu) 》和《續定錄》等小說類材料相互參證，說：“《續前定錄》及《補錄》記傳(chuan) 所言，皆屬於(yu) 小說家文學想像之範圍，不可視同史學家考信征實之材料，與(yu) 之斤斤辨論也。但據此可知關(guan) 於(yu) 德裕享年之數，當時社會(hui) 即有六十三及六十四不同之二說。”[25](P25)可見，這兩(liang) 部小說對李德裕卒年的記載彌補了官書(shu) 的不足。第三，有些小說史料價(jia) 值很高，堪稱實錄。他談到元稹所撰《蔦蔦傳(chuan) 》時說，“至於(yu) 傳(chuan) 中所載諸事跡經王性之考證者外”，其它若普救寺等事跡取《續高僧傳(chuan) 》和《舊唐書(shu) 》諸條參校之，“信為(wei) 實錄。然則此傳(chuan) 亦是貞元朝之良史料，不僅(jin) 為(wei) 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26](P116)。第四，小說對古代社會(hui) 史研究有重要價(jia) 值。中國古代正史偏重政治、軍(jun) 事及統治者曆史的記載，對社會(hui) 生活史記載不多，而小說有關(guan) 社會(hui) 史的記載正可彌補這方麵的不足。《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dang) 派分野”引用《劇談錄》後說：“《劇談錄》所記多所疏誤，自不待論。但據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見當時社會(hui) 重進士輕明經之情狀，故以通性之真實言之，仍不失為(wei) 珍貴之社會(hui) 史料也。”[27](P82)

那麽(me) ，陳寅恪是如何運用筆記和小說等來證史呢？下舉(ju) 兩(liang) 例說明。一是研究中晚唐重進士輕明經的風氣及政治影響時，他引用《劇談錄》所記故事，即以明經擢第的元稹遭李賀輕視，後來元稹以製策登第做了禮部郎中，遂詆毀參加進士考試的李賀未避父諱致使李賀未能參加進士考試之事，說：“《劇談錄》所紀多所疏誤，自不待論。但據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見當時社會(hui) 重進士輕明經之情狀，故以通性之真實言之，仍不失為(wei) 珍貴之社會(hui) 史料也。”[27](P82)在他看來，小說描述的事實固與(yu) 具體(ti) 的人和事有出入，但反映了當時社會(hui) 的思想狀況，即“通性之真實”，因此能與(yu) 正史互證互補。二是用唐代小說研究唐後期皇帝與(yu) 閹黨(dang) 的政治鬥爭(zheng) 。宦官弄權是導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官修史書(shu) 對這類史實多有諱飾以致記載不詳，為(wei) 此，他將韓愈所撰《順宗實錄》和李複言的小說《續玄怪錄》互相證釋來研究元和年間唐憲宗李純與(yu) 鬮宦權力鬥爭(zheng) 的隱秘關(guan) 係，最終揭示出曆史真相，即：“可知前言永貞內(nei) 禪即新故君主替嬗之事變，實不過當日宮禁中閹人兩(liang) 黨(dang) 競爭(zheng) 之結局，其說誠不誣矣。夫順憲二宗帝王父子且為(wei) 其犧牲品及傀儡子，何況朝臣若王伾、王叔文、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之徒乎？”韓愈所撰《順宗實錄》有關(guan) 宮禁諸條雖能得其真相，卻為(wei) 宦官所惡；加上宦官脅迫順宗擁立憲宗之事本不欲外廷知之，憲宗為(wei) 宦官所弑，闈人更隱諱其事，遂令一朝國史於(yu) 此大變，莫能詳述，“然則永貞內(nei) 禪及憲宗被弑之二大事變，即元和一代，其君主與(yu) 宦官始終之關(guan) 係，實為(wei) 穆宗以後闈黨(dang) 之深諱大忌，故凡記載之涉及者，務思芟夷改易，絕其跡象。李書(shu) 此條實乃關(guan) 於(yu) 此事變幸存之史料，豈得以其為(wei) 小說家言，而忽視之耶？”[24]

陳寅恪對以小說證史釋史作了重要發展，提出“通性之真實”和“個(ge) 性之真實”兩(liang) 個(ge) 重要概念，指出小說作為(wei) 史料具有“個(ge) 性不真實，通性真實”的特點。因為(wei) 小說記錄和描繪的人和事未必存在，即便存在也未必真實，但是能反映當時的社會(hui) 思想和風氣習(xi) 俗。他曾對學生說，“有些小說中所敘之人與(yu) 事，未必實有，但此類事，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則誠有之。《水滸傳(chuan) 》所記梁山泊人物之事跡，多屬民間傳(chuan) 說甚至虛構，但這類人在當時環境下，從(cong) 事這類活動，則是真實的”，此即“個(ge) 性不真實，而通性真實”；還舉(ju) 《紅樓夢》為(wei) 例，“說盡管故事純屬虛構，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層社會(hui) 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趨腐敗、中衰狀況”[28](P157)。其治史大量運用小說便充分說明了該方法的重要。他提出小說“個(ge) 性不真實，通性真實”，不僅(jin) 深刻揭示了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特點，也劃定了小說作為(wei) 史料使用的邊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yi) ，這是他能以小說證史取得突出成就的根本原因。有學者說，《讀鶯鶯傳(chuan) 》在曆史視野和論證技巧上都達到了相當高度，“他的博學和精思，使此文成了從(cong) 小說發現曆史的樣板”，“憑借一雙深達幽微的慧眼，他透過蒲州普救寺的風流韻事，展示了一部唐代中期的士習(xi) 民風史，堪稱嘉惠後學的博識宏文”[29](P243、244)。

四、重視繼承發展“以詩文證史”傳(chuan) 統的原因和主要貢獻

“以詩文證史”是中國史學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陳寅恪很好地繼承和發展了該傳(chuan) 統，深入闡述了“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的理論和方法，並將之貫穿於(yu) 史學研究中，成就卓著。這大大拓展了中國現代史料觀和史料運用範圍，使人們(men) 深刻認識到文學作品的史料價(jia) 值和使用方法，為(wei) 中國現代史學運用文學作品研究曆史提供了新範式。

陳寅恪之所以重視繼承和發展“以詩文證史”的傳(chuan) 統並取得突出成就，主要有三方麵原因。首先，他從(cong) 小就受到傳(chuan) 統文學的教育和熏陶，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在文史方麵很有造詣，為(wei) 深入認識傳(chuan) 統詩詞和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奠定了堅實基礎。陳寅恪出生於(yu) 書(shu) 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傳(chuan) 統詩文教育。不僅(jin) 如此，他從(cong) 小還特別喜歡讀小說，對彈詞等曲藝作品有獨到認識。他晚年談到《論再生緣》創作緣由時說：“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ti) 則略知其內(nei) 容大意後，輒棄去不複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及長遊學四方，從(cong) 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複冗長，實與(yu) 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絕不可以桐城古文義(yi) 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ti) 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又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ti) 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yu) 彈詞七字唱之體(ti) ，益複有所心會(hui) 。衰年病目，廢書(shu) 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shu) ，深有感於(yu) 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30](P1)這段回憶既說明了他一生對傳(chuan) 統小說、彈詞、元白詩詞、桐城古文和俗講變文等文學作品史料價(jia) 值認識的深化過程，也道出了他“以詩文證史”貢獻卓著的原因。文中強調“少喜讀小說”和老年衰年病目後“唯聽讀小說消日”，更是指明了他以小說證史卓有成就的根源所在。其次，推崇宋代史學是陳寅恪能繼承和發展該傳(chuan) 統的直接原因。他極為(wei) 推崇宋代史學，稱“宋賢史學，古今罕匹”[31](P48)，故特別重視宋代史學方法的傳(chuan) 承。王永興(xing) 說：“陳寅恪史學植根於(yu) 華夏民族優(you) 良的學術傳(chuan) 統之中，植根於(yu) 華夏民族優(you) 良的史學傳(chuan) 統之中，特別是宋賢史學。宋代史學是陳寅恪史學的主要淵源。宋賢史學的代表為(wei) 司馬光和歐陽修，在史學思想和治史方法兩(liang) 方麵，陳寅恪直接繼承了這兩(liang) 位大師，並有較大的發展。”[32](P90-91)他最推崇司馬光的史學，原因之一是其創立的“長編考異之法”。他評價(jia) 現代學者的成就往往也以其對此方法的運用為(wei) 標準。如1948年他稱讚楊樹達的治經方法“殆與(yu) 宋賢治史之法冥會(hui) ……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33](P262)。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過程中搜集了許多小說和詩賦等，並闡述了考辨和使用這些文學作品的方法。這無疑為(wei) 陳寅恪“以詩文證史”提供了直接借鑒。如他的小說作為(wei) 史料有“個(ge) 性不真實，通性真實”的思想，在王永興(xing) 看來，“通性真實乃陳寅恪求真實之史學思想之更高境界，亦為(wei) 宋賢史學思想之發展與(yu) 提高”[32](P100)。第三，對詩詞特別是唐詩和明清詩詞有精深研究是他能很好做到以詩證史釋史的根本保證。陳寅恪談到《柳如是別傳(chuan) 》撰寫(xie) 的緣起時說，自己少時在外家讀明末清初文壇宗主錢謙益(號牧齋)的詩集，“大好之，遂匆匆讀誦一過，然實未能詳繹也。是後錢氏遺著盡出，雖幾悉讀之，然遊學四方，其研治範圍與(yu) 中國文學無甚關(guan) 係，故雖曾讀之，亦未深有所賞會(hui) 也。”抗戰時客居昆明，又重讀錢集，“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寅恪生平才識學問遠不逮昔賢，而研治領域，則有約略近似之處。”[21](P3)略去文中自謙之詞，可知他自幼便喜讀錢氏詩文，終生不渝，且以之“驗所學之深淺”，由此可見其明清詩詞造詣之深。不僅(jin) 如此，陳寅恪是將錢氏視為(wei) 博通文史的大家，稱自己的研究領域與(yu) 之“有約略近似之處”，拙文第一部分指出錢謙益有“詩史”之論，並以“詩史互證”的方法撰成《杜工部詩箋注》。從(cong) 中不難看出，其“以詩文證史”與(yu) 錢謙益等明清學人“以詩文證史”間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十分密切。

陳寅恪治史領域和關(guan) 注問題在前期和後期各有側(ce) 重，其“以詩文證史”亦可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個(ge) 時期。有學者說，陳寅恪以詩文證史，“前期之重點在唐代曆史研究，主要是引詩文中材料補充、考證史實，以探求古代之名物、製度、地理、風俗等……方法上以考據為(wei) 主。後期對明末社會(hui) 的研究，則更多地表現為(wei) 借詩文中之材料對士大夫的現實與(yu) 精神生活進行探索，並通過對詩文中古典的今典的分析闡釋，以一種‘了解之同情’，深入於(yu) 古人的思想、情感與(yu) 精神世界，遂將研究之領域，擴展到人類心靈這一最為(wei) 隱密的角落；方法上則從(cong) 本事的考據和詞句的解釋，進一步發展到通解性的詮釋”，這樣，“就使得他的‘文史互證’方法在境界上遠遠超越以往的考據史學，而具有一種深厚的現代人文主義(yi) 精神”[34](P169-170)。此言確為(wei) 深刻。不過，說其前期以詩文證史主要是補充和考證史實則不盡然，如陳寅恪對元稹詩的研究便有深意。其考證元稹寫(xie) “豔詩”和“悼亡詩”旨在說明唐代道德風習(xi) 觀念與(yu) 士大夫階層的變遷。他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yu) 其道德標準及社會(hui) 風習(xi) 之變遷有關(guan) ”，由於(yu) 新舊道德標準不一，新舊風習(xi) 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標準社會(hui) 風習(xi) 紛亂(luan) 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yu) 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le) ，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yu) 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liang) 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xi) 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26](P82)。如對此言做進一步詮釋，亦可說是他欲借此抒發對晚清以來社會(hui) 風氣尤其是士風不古的諷諭。

重視“以詩文證史”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現代諸多史家的共識，並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們(men) 在繼承這一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運用現代新文史觀和史料觀對詩歌和小說的史料價(jia) 值做了深入闡述，內(nei) 容主要包括三方麵：文學作品的史料價(jia) 值及成因、正確看待文學作品的史料價(jia) 值、曆史研究中運用文學作品的原則與(yu) 方法等。不僅(jin) 如此，一些史家還大量引用文學作品作為(wei) 史料，成就斐然。相較而言，陳寅恪在“以詩文證史”的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重要貢獻。他對“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均作了深入的理論闡發，並在史學研究上大力踐行，寫(xie) 出兩(liang) 部“以詩文證史”的經典之作，在中國現代史家中無人能企及。這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現代史料範圍，使人們(men) 深刻地認識到古代文學作品的史料價(jia) 值及正確使用方法，為(wei) 中國現當代史學運用文學作品研究曆史樹立了新範式。其他現代史家多是在“以詩文證史”的某個(ge) 方麵進行理論闡述和實踐運用，而且缺乏用這種理論方法撰寫(xie) 的學術專(zhuan) 著。陳寅恪對這一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展也頗具特色。馬克思主義(yi) 史家翦伯讚在“以詩文證史”方麵也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成就。兩(liang) 相比較，翦伯讚的突出特點是以馬克思主義(yi) 曆史觀和文學觀為(wei) 指導，從(cong) 三方麵係統闡述了文學作品的重要史料價(jia) 值，即回答了文學作品的重要史料價(jia) 值及其理論根源，認為(wei) 文學作品是不同時代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產(chan) 物；指出文學作品不能直接反映時代的社會(hui) 現實，要正確看待文學作品的史料價(jia) 值；強調要辯證地看待文學作品間接反映社會(hui) 現實及其主觀性對其史料價(jia) 值的影響。他所論述的範圍則廣泛涉及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陳寅恪主要是論及了唐詩和小說、明清詩詞的史料價(jia) 值，雖不及翦伯讚全麵，但是要深入；提出了係統的以詩文證史和釋史的方法論，並以之為(wei) 指導撰寫(xie) 出兩(liang) 部史學經典之作。在“文史合一”的曆史書(shu) 寫(xie) 上，翦伯讚主要是撰寫(xie) 了敘事類特別是通史類的史著《中國史綱》和曆史散文等，陳寅恪則是撰寫(xie) 了考證類的史著，並留下大量有史意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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