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的治國之道

作者：吳園林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八日丙午

          耶穌2019年9月6日

《春秋繁露》是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董仲舒的代表作。董仲舒是漢代廣川郡人，生於(yu) 漢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於(yu)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治學嚴(yan) 謹，立意高遠，尤其擅長春秋公羊學，後世尊稱其為(wei) 董子。

董子研究春秋，不拘執於(yu) 一家之言，構建了係統的政治儒學思想體(ti) 係，深刻影響了中華法政文化傳(chuan) 統。《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稱董子為(wei) “醇儒”，西漢後期經學家劉歆稱讚其為(wei) “群儒首”，為(wei) 儒學一代宗師。董子對春秋公羊學的演繹，開啟了政治儒學之先河。董子春秋之學，精要盡皆體(ti) 現在《春秋繁露》中。董子所演繹春秋大義(yi) 之要旨，當以治國之道為(wei) 先。

奉天法古

“奉天法古”是董子治國之道的總綱。董子在《楚莊王第一》中開篇點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奉天，是遵從(cong) 天道；法古，是效法古聖王之道。然而，董子的“奉天法古”並非頑固守舊之俗談。董子進一步指出，“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luan) ，此治亂(luan) 之分也”。因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實際是嚐試在國家治理中尋找一條主線：即治國理政的基本規律。《韓詩外傳(chuan) 》曾批判性地指出國家治理的問題在於(yu) “古今異情”，並認為(wei) “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可見，國家治理是一個(ge) 古代社會(hui) 和現代社會(hui) 都麵臨(lin) 的難題。奉天法古本質上是古代社會(hui) 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董子春秋之學，凡論及“天”“古”者，多是以古論今，尋求“大數”之治。奉天法古，其根本是為(wei) 了在國家治理無法突破時代局限的情形之下，最大限度地發揮王朝傳(chuan) 統文化的治理功能。

選賢任能

《白虎通義(yi) 》曾言道：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國家治理離不開賢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這種政治智慧，集中表現在權與(yu) 變的哲學關(guan) 係的處理之中。孟子曾言：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wei) 賢。這一點說明國家治理不僅(jin) 對政治家的執政方式，也對其執政品格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政治家不僅(jin) 能處理日常事務，也應當能夠應對突發緊急事件。可見，賢明的政治家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如果用人不當，就會(hui) 出現《周易》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讓國家治理的偉(wei) 業(ye) 歸於(yu) 失敗。在董子看來，賢明的政治家對國家領導者也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滅國上第七》中，董子將任用賢者視為(wei) “存亡之端”。蘇輿先生疏證其義(yi) ：君之得民，惟在任賢以輔政，不在徇眾(zhong) 以幹譽。賢者，民之準也。這意味著，如果執政的各級官員能以身作則，則百姓亦會(hui) 遵紀守法，而國家領導者的權威也不斷上升。選賢任能，是國家治理關(guan) 鍵性的一步。選賢任能工作做得好，則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完善國家治理體(ti) 係。

施行王道

王道以仁義(yi) 為(wei) 本，這與(yu) 以威懾為(wei) 先的霸道形成鮮明對比。董子在《王道第六》中指出，“元者，始也，言正本也”。由此觀之，王道之本，在於(yu) 正元始之義(yi) 。實行王道，恩澤民眾(zhong) ，與(yu) 國家治理的“善治”目標相契合。在董子看來，王道與(yu) 人心息息相關(guan) 。《盟會(hui) 要第十》言：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ju) 。禮樂(le) 興(xing) ，其心在此矣。是以君子以天下為(wei) 憂也。董子之彰明春秋大義(yi)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不明於(yu) 道，不覽於(yu) 春秋”的反應。盡管春秋末年霸道興(xing) 起，王道衰微。不過，董子並不以為(wei) 意，仍然對王道的施行非常有信心。在他看來，王道應以仁政為(wei) 本。

國家治理之難，古今皆是如此。奉天法古、選賢任能、施行王道，是董子春秋之學留給今天的寶貴財富。這三個(ge) 要點內(nei) 涵豐(feng) 富、寓意深刻，蘊含著許多可以借鑒的智慧。董子曾言：天道積聚眾(zhong) 精以為(wei) 光，聖人積聚眾(zhong) 善以為(wei) 功。國家治理是促進人民幸福安康、社會(hui) 和諧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偉(wei) 大工程，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形成合力，是穩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力保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