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術有義(yi) 理追求

作者：李曉璿（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一日己亥

          耶穌2019年8月30日

乾隆、嘉慶年間是清代經學最為(wei) 發達的時期。乾嘉學者反感宋明理學家玄談義(yi) 理，他們(men) 崇尚漢儒重視文獻、講求證據的樸實學風，以輯佚、校勘、文字、聲韻、訓詁等考據方法，闡明經書(shu) 中的聖人之意。考據學是乾嘉時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流派，但關(guan) 於(yu) 乾嘉考據學是否具有義(yi) 理的爭(zheng) 論卻始終存在。

乾嘉漢學無思想性之說

義(yi) 理和考據是傳(chuan) 統儒學常用的概念。考據是以訓詁、文字、音韻等方法對經書(shu) 內(nei) 容進行考察。義(yi) 理則側(ce) 重闡明經文中的思想性內(nei) 容，如發掘人倫(lun) 秩序、倫(lun) 理道德的依據和意義(yi) 等。

乾嘉學者主張以訓詁等考據實學疏通六經典章製度，進而追尋經文中的聖人之意。部分近現代研究者認為(wei) 乾嘉考據學沒有思想性內(nei) 容，他們(men) 主要從(cong) 經世和義(yi) 理兩(liang) 方麵對乾嘉學術進行考察。

清末及民國學者大多認為(wei) ，乾嘉考據學隻在經書(shu) 中鑽研考索，沒有經世致用的誌向。研究者多將這種學風與(yu) 清代文化政策聯係起來。如梁啟超認為(wei) 清中期“文字獄”頻興(xing) ，學者為(wei) 自保故不敢講習(xi) 觸及時諱之學，轉而從(cong) 事“於(yu) 世無患、與(yu) 人無爭(zheng) ”的詮釋訓詁究索名物之學。因此，梁啟超認為(wei) ，清代學派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而非“主義(yi) 的運動”。錢穆也認為(wei) ，乾嘉學術已經與(yu) 清初“不忘種姓，有誌經世”的風氣大為(wei) 不同，“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shu) 為(wei) 消遣神明之林囿”。

另一些研究者則側(ce) 重強調乾嘉考據學沒有義(yi) 理的追求。如台灣學者陸寶千稱：“清儒之學，瑣屑纖細，乃其本色，並無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質，是術而非學。”漆永祥則認為(wei) 乾嘉學者將“述”聖人之意作為(wei) 自己的曆史使命，因此多將自己視為(wei) 文獻學家。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中談及清代哲學，認為(wei) 清前期和中期的思想隻是宋明道學家的繼續，漢學家的貢獻僅(jin) 在於(yu) 對道學家的問題予以不同的解答、對道學家所依據的經典予以不同的解釋。此說是從(cong) 哲學史角度否認乾嘉漢學具有獨特的義(yi) 理。

以經世義(yi) 理為(wei) 旨歸之說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men) 漸漸意識到乾嘉學者雖從(cong) 事名物考證的專(zhuan) 門之學，但他們(men) 的考據工作亦以經世和義(yi) 理為(wei) 誌向。

漆永祥在《乾嘉考據學研究》中專(zhuan) 章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思想，認為(wei) 義(yi) 理是乾嘉考據學者的理想境界，乾嘉學人往往寓義(yi) 理於(yu) 考據之中。乾嘉學者分為(wei) 吳、皖、浙東(dong) 三派，分別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為(wei) 代表，三人治學均以義(yi) 理為(wei) 最終目標。戴震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闡明自己的治學思路是：“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yi) 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可見戴震通過小學功夫解經的最終目標是揭示經文中蘊含的聖賢理義(yi) 。這也正是惠棟的為(wei) 學思路，惠棟是乾嘉漢學的“旗手”，雖然不滿宋人鑿空說理之風，但他的漢學研究仍以經書(shu) 理義(yi) 為(wei) 最高追求。惠棟還提倡學者在生活實踐中遵循先儒正己修身之學，特書(shu) 楹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以自勉。錢大昕精研考據和史學，其治學思想強調經以明道，明體(ti) 致用。孔門弟子不高談義(yi) 理，說明後儒者也是務實的明體(ti) 致用之學。

周積明認為(wei) ，《四庫全書(shu) 總目》對曆史上經世學風的褒揚以及重視與(yu) 國計民生密切相關(guan) 的農(nong) 學、水利、醫學等，均顯示出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台灣學者張壽安討論清代禮學研究的興(xing) 起時指出，在崇禮風氣的影響下，清儒參與(yu) 和領導鄉(xiang) 約、整肅、賑災、恤貧等社會(hui) 自治也越發增多。儒者的行動往往與(yu) 他們(men) 的學術工作互為(wei) 表裏，如胡培翬自述撰寫(xie) 《儀(yi) 禮正義(yi) 》的用世價(jia) 值在於(yu) ：“其中冠婚喪(sang) 祭，切於(yu) 民用。進退揖讓，昭明禮意。若鄉(xiang) 邑中得一二講習(xi) 之士，使眾(zhong) 略知禮讓之風，即可消兵刑於(yu) 未萌。此翬所以急欲成書(shu) 也。”說明以經書(shu) 經世致用匡正時俗是乾嘉學者的著述動力。

持此說的研究者認為(wei) ，乾嘉考據的學術工作看似繁冗瑣碎，但卻以明晰聖賢義(yi) 理、實踐經世致用為(wei) 至高目標。雖然乾嘉學者並不能人人做到由考據上求義(yi) 理，但由小學通義(yi) 理的治學思路卻得到當時大多數學者的支持。

乾嘉新義(yi) 理之說

持“乾嘉無義(yi) 理”說和“以經世義(yi) 理為(wei) 旨歸”說的學者，大多從(cong) 學術沿革的角度考察乾嘉學者治學方法。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men) 開始正麵挖掘乾嘉學者的義(yi) 理觀念，從(cong) 思想史角度提出“乾嘉新義(yi) 理”之說。

有學者借用龔自珍“尊德性”和“道問學”的分野，認為(wei) 儒學自始即以學思兼致為(wei) 標的，宋明理學家如朱子等人治學雖偏重“尊德性”，但未盡廢學，可謂是“凝學成思”。至王陽明及其後學，提出“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ti) ，故不必假於(yu) 見聞”，拋棄了聞見之知。清學的重點是“道問學”，換言之，清儒麵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儒學中的知識傳(chuan) 統。清初儒者已強調聞見之知的重要性，至戴震提出“德性資於(yu) 學問”，使德性之知徹底成為(wei) 聞見之知的結果，清代考據學的治學精神可以說是“寓思於(yu) 學”。在考據學的成熟期，戴震和章學誠都認為(wei) 義(yi) 理必須建立在客觀知識之上，義(yi) 理隻能源自對知識的認真考辨。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盡管清儒排斥宋儒的“義(yi) 理”，卻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儒學內(nei) 部一種新的義(yi) 理要求的支配。

台灣學者提出“乾嘉新義(yi) 理”之說，其代表人物張壽安認為(wei) 戴震、程瑤田、淩廷堪形成“由理到禮”的乾嘉新義(yi) 理脈絡。

乾嘉時期學者獨標漢幟，但直到戴震新義(yi) 理說出現後，才真正在理論上與(yu) 宋學形成抗爭(zheng) 之勢。戴震重新審視理、性、情等概念，反對宋儒從(cong) 天理的角度認識理，認為(wei) 理不應是潔淨空闊的存在，而是客觀存在於(yu) 具體(ti) 事物中的“條理”。在戴震看來，理不是超越性的，而是內(nei) 在於(yu) 具體(ti) 事物中的“條理”，需要人仔細思考方能得知，因此戴震之學必然“重智”。在治學方麵，強調需從(cong) 具體(ti) 的考辨經書(shu) 入手，以訓詁通典章製度，以典章製度明經義(yi) ，方可得聖人理義(yi) 。戴震在哲學層麵推進了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說，使義(yi) 理之學的關(guan) 注點由理學的宇宙論，轉向人倫(lun) 實踐。

淩廷堪在戴震之後提出“以禮代理”的主張，認為(wei) 禮源於(yu) 性，聖人製禮為(wei) 人養(yang) 情節欲，目的是使人不失其性，因此禮即源於(yu) 最自然的性。人之性複雜且虛渺難知，但禮卻具體(ti) 可行並見於(yu) “三禮”經文。淩廷堪從(cong) 聖人製禮的原則出發，提出複性必資於(yu) 複禮。聖賢之理即寓於(yu) 禮中據禮以顯，因此言禮而理在其中。在治學方法上，淩廷堪認為(wei) 當時學者由訓詁上求義(yi) 理之法，雖然從(cong) 實學出發但義(yi) 理往往仍流於(yu) 空疏，甚至使訓詁考據成為(wei) 為(wei) 程朱之學做注腳的工作。因此他主張道在典章製度，應注重從(cong) 經書(shu) 中考辨歸納典製，再從(cong) 製度中提煉義(yi) 理。淩廷堪的《禮經釋例》即從(cong) 禮經中歸納通例再從(cong) 通例上求親(qin) 親(qin) 尊尊等義(yi) 理。從(cong) 禮書(shu) 中尋求義(yi) 理，則義(yi) 理必然不是虛渺的天理，而是側(ce) 重於(yu) 相與(yu) 群居時的人倫(lun) 秩序。張壽安認為(wei) ，自顧炎武至戴震清人的新義(yi) 理仍不免停留在思想領域，未能在學術實踐中落實，自淩廷堪“以禮代理”之說立，乾嘉新義(yi) 理才有了從(cong) 思想到實踐的一貫體(ti) 係，也促成清代中後期禮學研究的繁盛。

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是清儒新義(yi) 理的形成期。戴震義(yi) 理說被淩廷堪、阮元、焦循等人發展，形成一套具有清人特色的新義(yi) 理。與(yu) 宋明理學不同，乾嘉新義(yi) 理的重心不在心性理氣，而在人倫(lun) 日用之間。

直麵乾嘉學術

針對同一對象的研究，為(wei) 何會(hui) 出現不同甚至互相對立的結論？筆者認為(wei) ，原因在於(yu) 近現代研究者對乾嘉考據學的評價(jia) 往往受所處時代和個(ge) 人立場的影響。

認為(wei) 乾嘉考據無義(yi) 理者，對義(yi) 理的理解多囿於(yu) 宋明理學。漆永祥總結儒學治學方法時認為(wei) ，宋代提倡“不治章句，但求義(yi) 理”的道學，但二程將訓詁考據作為(wei) 道學的對立麵看待。明末清初的學者因痛恨道學末流的空疏之弊，即以辨偽(wei) 、校勘、輯佚等考據實學作為(wei) 武器打破宋明理學的權威。清初儒者普遍認為(wei) 訓詁以漢儒為(wei) 勝，義(yi) 理以宋儒為(wei) 勝，呈漢宋兼采之勢。乾嘉時期，長於(yu) 訓詁考據的漢學獲得長足發展，開始在實學基礎上進行義(yi) 理層麵的創新，以新義(yi) 理代替宋明理學之義(yi) 理。自宋以來義(yi) 理與(yu) 考據的分離，使儒者長期將義(yi) 理等同於(yu) 道學。清初以考據對抗道學，更加深了考據與(yu) 義(yi) 理（道學）相對立的印象。乾嘉學人曾有言：“惠氏雖標漢幟，尚未厲禁言理。厲禁言理則自戴氏始”，雖然戴震也討論理，但宋學家仍然認為(wei) “理”就是道學獨有的概念，因此才有戴氏厲禁言理的說法。此外，近代以來哲學被引入中國，在以本體(ti) 論、形而上學、認識論等作為(wei) 標準考察思想史時，宋明理學就被認為(wei) 是中國哲學的高峰，清代考據學被認為(wei) 僅(jin) 具文獻學價(jia) 值，進一步加深了考據學無義(yi) 理（哲學）的印象。

近現代以來，乾嘉考據學被當作一種“準科學”的研究方法。楊念群梳理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人建構清代考據學“科學性”價(jia) 值的過程。在清末民初之際，章太炎、梁啟超、胡適激烈批判傳(chuan) 統的同時，對清代考據學則有意識地加以闡釋，使之與(yu) 所謂的“科學知識”接軌。章太炎認為(wei) 訓詁之學使清儒走出了宋明理學家采用的唯心主義(yi) 傾(qing) 向的哲學闡釋途徑，而尋求一種具有經驗主義(yi) 式思維的講求通則意義(yi) 的研究取徑。梁啟超認為(wei) 清代樸學的治學聚焦於(yu) 歸納，歸納是一種尋求客觀性的實驗科學手段。這種治學的目的是消除由宋人曲解聖人立教本意帶來的經典誤讀和理解混亂(luan) 。胡適認為(wei) 清代樸學具有科學精神，“真有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的類似實驗主義(yi) 哲學的本質意義(yi) ，即歸納與(yu) 演繹同時並用的科學方法”。總之，清末民初學者在時代背景下，認為(wei) 宋學是主觀的、冥想的，漢學是客觀的、實證的、科學主義(yi) 的，與(yu) “五四”時期倡導的“科學精神”頗有相通之處。這種判斷使後代學者更多強調乾嘉考據學作為(wei) 治學方法的“術”的一麵，認為(wei) 訓詁、音韻等才是乾嘉漢學的價(jia) 值所在，忽視了對“不夠科學”的義(yi) 理的研究。

對乾嘉考據學經世意圖的忽視源於(yu) 清代學術風氣的變化。明末清初的學者將明亡歸咎於(yu) 道學末流的虛浮學風，因此主張博通經史以救國救民，大倡通經致用之學。清後期，中國麵臨(lin) 空前政治危機和社會(hui) 危機時，晚清經世學派興(xing) 起，將清初“明道救世”的主張視作經世運動的先驅，絕口不提清初儒者的考據之功。在清後期學者看來，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喪(sang) 失了清初那種明道救世的追求，成為(wei) 埋首古書(shu) 的專(zhuan) 門之學，已無法滿足清末的時代需求，乾嘉漢學以考據經世的麵相被有意忽視。

以上可見，認為(wei) 乾嘉考據學無義(yi) 理追求、不談經世的觀點自有其學術史淵源，可謂是清末民初時代背景和學術思潮影響下的產(chan) 物。時至今日，這些成說仍有影響力。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現代學者開始直麵乾嘉學人的著作，考察其中蘊含的思想，直接從(cong) 乾嘉著作中歸納提煉義(yi) 理。經過海內(nei) 外學人的努力，“乾嘉新義(yi) 理”的圖景越發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麵前。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