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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承作者簡介:朱承,男,安徽安慶人,西元1977年生,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治心與(yu) 治世——王陽明哲學的政治向度》《儒家的如何是好》《信念與(yu) 教化——陽明後學的政治哲學》《禮樂(le) 文明與(yu) 生活政治》等。 |
陽明學研究的政治之維
作者:朱承
來源:《貴陽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四日壬寅
耶穌2019年9月2日
摘要
陽明學研究的政治維度,呈現為(wei) 三種形式,一是以王陽明之政治軍(jun) 事事功為(wei) 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陽明學所蘊含的理論品格、精神氣質為(wei) 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陽明學之核心概念、命題以及社會(hui) 教化活動為(wei) 中心的政治哲學考察。對陽明學上述三種形式的政治維度考察,特別是對陽明學政治哲學思考,可以拓展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
如所周知,陽明學是儒家心學的最主要代表,曆來為(wei) 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最近幾年來,尤為(wei) 盛事。從(cong) 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現代以來,陽明學的心性維度開掘是最為(wei) 重要的研究路徑,這一心性維度集中表現為(wei) 在整個(ge) 宋明理學話語背景下,就心與(yu) 理、心與(yu) 物、意與(yu) 行、良知與(yu) 天理、德性與(yu) 德行等問題展開思想考辯,並結合西方哲學的本體(ti) 論、認識論、方法論、價(jia) 值論、道德論等等進行理論分析,斟字酌句,辯異析同。在心性維度的主要路徑之外,陽明學研究也還有其他一些研究範式,如陽明學的文獻整理、陽明學人物的學派考辯、陽明學人物的生活世界研究等。陽明學研究在現代學術上的多重呈現,也說明了陽明學作為(wei) 中國思想史上的資源之一,具有返本開新的重要現實意義(yi) 。本文主要想談談陽明學研究的政治之維,討論一下從(cong) 政治的角度研究陽明學何以可能的問題。
同傳(chuan) 統儒家的禮樂(le) 之道、王霸之辯、正統道統不一樣,從(cong) 形式上來看,陽明學主要關(guan) 注心性問題,更多的表現為(wei) 理論思考,對現實政治問題關(guan) 注不多。然而,生活在現實政治社會(hui) 的陽明學人物,作為(wei) 儒家治平天下之信仰的忠實信徒,他們(men) 的思想和行動,仍然值得從(cong) 政治的維度予以思考。我們(men) 認為(wei) ,陽明學的政治之維大概可以表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
一是將王陽明個(ge) 人的政治事功放到明代中葉政治史上予以考察。如所周知,王陽明一生事功顯赫,平息南贛的匪患、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luan) 、征剿思恩田州的暴動,這些政治功績足以使他成為(wei) 明朝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雖然不如張居正等人那樣具有全局性的政治影響,但王陽明以其卓越的軍(jun) 事功績,在明代政治史上也有著獨特的地位。李贄曾針對王陽明平定宸濠之亂(luan) 的功績說道:“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1]《明史》上也說:“比任疆事,提弱卒,從(cong) 諸書(shu) 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2]可見,王陽明在明代政治史上是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的一位人物。由此可見,研究王陽明其人其學,他的政治事功是一個(ge) 重要的方麵。從(cong) 曆史學、政治史的角度來看,我們(men) 可以考察王陽明政治事功的背景、過程、細節以及對明代中葉政治格局的影響,也可以考察一位文臣、儒生、哲學家是如何參與(yu) 到軍(jun) 事鬥爭(zheng) 中並建立功勳的,還可以考察他的哲學思想是如何落實到他的政治和軍(jun) 事謀慮中去並支撐他率領將士取得勝利的,諸如此類的研究,主要是以王陽明在政治軍(jun) 事上的事功為(wei) 中心來展開的。除了王陽明本人之外,還有王陽明後學弟子的一些政治事跡,如歐陽德、鄒守益、聶豹以及被認為(wei) 是陽明再傳(chuan) 後學的徐階等人的政治活動,也是屬於(yu) 政治史領域內(nei) 的研究。這是陽明學研究的政治之維的第一種表現形式。
二是將陽明學所展現出的理論品格、精神氣質放到政治思想史視閾下予以考察。陽明學興(xing) 起於(yu) 朱子學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局麵,王陽明倡導心學,突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3]的思想格局,在當時來說,無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yi) [4],如嵇文甫先生所言;“陽明的學說,處處打破道學的陳舊格套,處處表現出一種活動自由的精神,對於(yu) 當時思想界實盡了很大的解放作用。”[5]王陽明主張人的思想觀念要得之於(yu) 心,強調自作主宰,他說:“夫學貴得之於(yu) 心;求之於(yu) 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之於(yu) 孔子,不敢以為(wei) 是也。”[6]又說天下之道、天下之學“非朱子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王陽明這種獨立的精神,具有精神自由的氣息。王陽明還強調人人自有良知,“人人有個(ge) 作聖之路”[8],愚夫愚婦也有成為(wei) 聖人的可能,認為(wei) “滿大街都是聖人”,這些主張體(ti) 現了王陽明心學中蘊含著平等的因子。王陽明學說中還強調自我心力的重要性,認為(wei) 心力對於(yu) 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意義(yi) ,故而陽明學也具有意誌主義(yi) 的特質,如近人章太炎所說“王學豈有他長,曰自尊無畏而已”[9],其自尊無畏的意誌主義(yi) 精神對於(yu) 近代社會(hui) 的革命家多有影響。陽明學所呈現思想解放、精神自由、人人平等、意誌至上等特質,與(yu)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革命的形勢合拍,其自由、平等的精神因子又與(yu) 現代性的根本精神相契合,故而,對陽明學予以政治思想史的考察具有曆史意義(yi) 。特別是當人們(men) 思考現代性精神可否從(cong) 中國固有傳(chuan) 統中生長出來的時候,陽明學的上述政治思想傾(qing) 向往往會(hui) 被提出來予以分析。如現代哲學家牟宗三提出的“良知是否可以坎陷出民主與(yu) 科學”的命題,就是這種現代性精神回溯的思路。除此之外,在思想界有一種傾(qing) 向,往往將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追溯到陽明學的思想風氣上,認為(wei) 陽明學的空疏之風影響了中晚明的學風,間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就這個(ge) 意義(yi) 上講,不管是不是要將明亡的責任追溯到陽明學那裏,對於(yu) 明朝滅亡的政治思想淵源的分析,卻是繞不開陽明學的。另外,由於(yu) 陽明學對於(yu) 日本近代明治維新的影響,中日學界也往往從(cong) 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對於(yu) 陽明學的社會(hui) 影響力進行分析考察。綜上,無論是現代性精神的思想史回溯,還是明朝滅亡的思想史分析,乃至日本陽明學的思想史考辯,我們(men) 認為(wei) ,對於(yu) 陽明學的政治思想史考察都具有必要性。這是陽明學研究政治之維的第二種表現形式。
三是從(cong) 陽明學的概念、命題、思想中所引申出來的政治哲學思考。陽明學主張心即理、人的良知能促使並保證道德社會(hui) 的形成、人按照良知“為(wei) 善去惡”便具有成為(wei) 聖人的可能性,這些思想都集中在心性領域和道德領域,但從(cong) 這些思想出發可以引申出一係列政治哲學問題。大致來說,在陽明學那裏,其思想所引發的政治哲學問題主要有:第一,治心是否可以轉化為(wei) 治世?第二,萬(wan) 物一體(ti) 的社會(hui) 秩序如何可能?第三,良知何以成為(wei) 現實規則?第四,民間社會(hui) 的思想教化有何意義(yi) ?第五,學術思想如何影響現實政治或者說學者如何承擔政治責任?[10]就第一個(ge) 問題來說,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問題在於(yu) “治心”,但是“治心”並不是王陽明哲學的目的,而是一個(ge) 方法或者途徑。王陽明心學學派與(yu) 儒家其他思想派別一樣,其念頭都是在於(yu) 家國天下、現實秩序、社會(hui) 生活,而不僅(jin) 僅(jin) 是心性滿足,換言之,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目標也是王陽明學派的根本追求,正如王陽明所說:“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11]“盡心”“治心”是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一種路徑,在王陽明及其後學看來,這是一條實現儒家理想的更為(wei) 有效的途徑。因此,將“治心”的效應放大到“治世”上,則是陽明心學順理成章的理論推演。就第二個(ge) 問題來說,王陽明重視“萬(wan) 物一體(ti) ”說,在《大學問》和“拔本塞源論”裏都有集中的闡述,其後學王畿、王艮也是如此,在他們(men) 心目中,“萬(wan) 物一體(ti) ”是世界的理想秩序,這種理想秩序不僅(jin) 僅(jin) 是人們(men) 看待世界的方式,更應該成為(wei) 現實社會(hui) 中的生活秩序。特別重要的是,王陽明及其後學人物,“萬(wan) 物一體(ti) ”的理想秩序曾經在“三代之治”的社會(hui) 裏實現過,所以,對於(yu) 人們(men) 來說,“萬(wan) 物一體(ti) ”不僅(jin) 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曆史可能性。就第三個(ge) 問題來說,在陽明心學裏,“良知”代表著人心中抽象的道德意識、道德意誌、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它決(jue) 定了人們(men) 的言語和行動,“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12]作為(wei) “規矩尺度”,良知保證了人們(men) 行為(wei) 的正當性,因此,如果每個(ge) 人都能明確良知、推致良知,那麽(me) 社會(hui) 上所有人的行為(wei) 都具有正當性,一個(ge) 理想的、道德的社會(hui) 就成為(wei) 了現實。這正是陽明學注重良知對於(yu) 社會(hui) 生活之意義(yi) 的邏輯前提,在他們(men) 看來,良知就是人之為(wei) 人的準則,良知是儒家倫(lun) 理規範的集中代表,按照良知行事,就能實現良好的政治社會(hui)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求天下為(wei) 治,不可得矣。”[13]就第四個(ge) 問題來說,王陽明及其弟子熱衷於(yu) 在民間“講學”,進行廣泛的社會(hui) 教化活動,他們(men) 的意圖在於(yu) 通過講學,激發人們(men) 自省到自己的良知,然後按照良知來處世做人,如此,社會(hui) 便可實現善治。餘(yu) 英時先生曾經將陽明學的這一政治意圖概括為(wei) “覺民行道”,以區別於(yu) 宋儒的“得君行道”。[14]陽明學以講學活動來推動人們(men) 的道德自覺,其理論根據是在於(yu) 每個(ge) 人都有良知,每個(ge) 人都有成善的依據,隻是在現實中被利益遮蔽了,需要通過不斷啟發才能顯現出來,一旦人們(men) 的良知自覺起來,他們(men) 的道德力量將是巨大的,足以建設一個(ge) 更加良善的社會(hui) [15]。講學的“政治意義(yi) ”正在於(yu) 此,也即是期望民間社會(hui) 的自我覺醒來實現善治。就第五個(ge) 問題來說,王陽明及其後學強調“知行合一”“政學合一”,希望儒家知識分子能夠將自己的道德認知、理論認知與(yu) 現實生活、政治行動結合起來,並對政治社會(hui) 有所影響與(yu) 改善。每個(ge) 學者都應該承擔自己對於(yu) 公共社會(hui) 的責任,即使是對於(yu) “心性”的探討,也是在為(wei) 人類的正當行為(wei) 尋找恰當的人性根據,從(cong) 而更好的鼓勵和推廣正當行為(wei) ,並以此來建設美好社會(hui) 生活。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陽明學的“政學合一”思想,為(wei) 學者履行自己的政治責任提供了依據,更提供了路徑。上述五個(ge) 問題,既是陽明學思想裏包含的政治哲學維度的曆史呈現,也是在政治哲學意義(yi) 上進行的邏輯推演,對陽明學政治哲學的分析與(yu) 推演,既有曆史意義(yi) 上的依據性,也有邏輯意義(yi) 上的合理性。基於(yu) 此,對陽明學所蘊含的政治哲學維度進行探究,使得陽明學與(yu) 先秦儒家的政治關(guan) 懷、人類普遍的倫(lun) 理秩序精神接續起來,可以展現陽明學為(wei) 實現更美好的人類社會(hui) 生活所做的理論努力,也可謂中國古典政治哲學開拓出心學的獨特致思方向。這是陽明學政治之維的第三種表現形式。
陽明學的上述三種形式,一為(wei) 政治史,二為(wei) 政治思想史,三為(wei) 政治哲學,從(cong) 學術研究角度而言,三種形式皆可稱為(wei) “政治維度”。不同的是,政治史偏向於(yu) 從(cong) 曆史事實以及中晚明社會(hui) 政治格局的層麵考察王陽明及其後學的政治軍(jun) 事行動,政治思想史偏重於(yu) 從(cong) 中晚明思想史以及近代政治思想追溯的層麵考察陽明學與(yu) 現代性思想的曆史關(guan) 聯問題,而政治哲學則從(cong) 一般普遍的層麵考察儒家倫(lun) 理政治的心學樣態。對於(yu) 陽明學研究來說,雖然陽明對於(yu) 明代中期政治有一定的影響,但並不是具有全局性意義(yi) 的,而且其功績更多是軍(jun) 事層麵,故而政治史領域可拓展的空間不大;而政治思想史領域,由於(yu)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對於(yu) 思想解放、人人平等、精神自由、意誌力量等思想訴求,學界已經做了大量的闡發,不過,由於(yu)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還並沒有徹底完成,從(cong) 中國固有傳(chuan) 統(包括陽明學)中尋求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支撐,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在政治哲學領域,陽明學的政治哲學思想研究,著眼於(yu) 從(cong) 普遍的人心、人性層麵來探討政治社會(hui) 的道德根基,著眼於(yu) 倫(lun) 理維度討論理想社會(hui) 的秩序,著眼於(yu) 從(cong) 教化層麵思考社會(hui) 成員與(yu) 共同體(ti) 之關(guan) 係,具有超越一定時間、空間的普遍性理論價(jia) 值,可以成為(wei) 陽明學研究的新領域,同樣十分值得學界關(guan) 注。
注釋
[1](明)李贄:《續焚書(shu) 》卷三,中華書(shu) 局,2009年,第89頁。
[2](清)張廷玉等:《明史·王守仁傳(chuan) 》,《明史》第17冊(ce) ,中華書(shu) 局,1974年,第5170頁。
[3](清)黃宗羲:《姚江學案·序》,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十,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79頁。
[4]薩孟武先生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時,就辟專(zhuan) 章“王守仁的思想解放論”,申述王陽明思想的解放意義(yi) 。參見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東(dong) 方出版社,2008年。同樣的,蕭公權先生也在其《中國政治思想史》裏說:陽明學“雖不敢直接攻擊專(zhuan) 製政治之本身,而對於(yu) 專(zhuan) 製政府所利用之正統學術則力加破壞。王守仁開其風,李贄極其流。以儒攻儒,波瀾壯闊,幾乎欲取千餘(yu) 年傳(chuan) 統思想之網羅,一舉(ju) 而衝(chong) 決(jue) 摧毀之。”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8頁。
[5]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東(dong) 方出版社,1996年,第1頁。
[6](明)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中,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頁。
[7](明)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第88頁。
[8](清)黃宗羲:《姚江學案·序》,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十,第179頁
[9]章太炎:《答鐵錚》,《章太炎全集》第4冊(ce)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9頁。
[10]參見朱承:《良知與(yu) 信念——陽明後學的政治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頁。
[11](明)王陽明:《重修山陰學記》,《王陽明全集》卷七,第287頁。
[12](明)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下,《王陽明全集》卷三,第105頁。
[13](明)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第90頁。
[14]參見餘(yu) 英時:《宋明理學與(yu) 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
[15] 溝口雄三曾經指出:陽明學“開始致力於(yu) 把政治-道德的主體(ti) 擴散到民眾(zhong) 中處於(yu) 指導地位的、具有自覺意識的階層中去。”[日]溝口雄三:《中國的衝(chong) 擊》,王瑞根譯,孫歌校,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年,第206頁。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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