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遜，被時代選擇的人生
來源：《環球人物》雜誌2014年第29期
作者：《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盧楚函

錢遜，1933年生，籍貫江蘇無錫。國學大師錢穆之子，清華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理事長。著有《論語淺解》《先秦儒學》《<論語>講義(yi) 》等書(shu) 。

10月末的北京，已然深秋氣象。北三環邊上一幢寫(xie) 字樓裏，一間約20平方米的屋子，一圈桌子，一位身著唐裝的銀發老者，十幾個(ge) 年輕人，相與(yu) 圍坐。年輕人輪流誦讀《論語》各章節，然後自由討論，最後由那位慈顏悅色、靜靜聆聽的老者答疑解惑，延伸闡釋。此情此景，不免讓人有置身舊時私塾的感覺。

這樣的“私塾”每周四晚準時進行，已持續了半年多。座中的老者，是清華大學教授錢遜。他還有一個(ge) 更為(wei) 人所熟知的身份，國學大師錢穆之子。

錢遜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他樂(le) 於(yu) 參加這類活動，並用當天課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釋說，人可以弘揚道，而且道是需要有人去弘揚的；但反過來，人講道和弘揚道，最終目的並非是為(wei) 了弘揚、抬高你個(ge) 人。“我隻想力所能及地做那個(ge) 弘揚道的人，而非靠它來博取名利。”錢遜嚴(yan) 肅地說。

讀《論語》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

不可否認，錢遜對儒學的喜愛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記憶中模糊不清的父親(qin) 的影響。

時間回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定居台灣的錢穆，曾在自家客廳為(wei) 一眾(zhong) 學子開班授課十餘(yu) 載，成就一段學林佳話。

錢遜1999年由清華退休後，同父親(qin) 一樣孜孜於(yu) 推廣國學，於(yu) 《論語》用力最勤。在錢遜眼中，《論語》是傳(chuan) 統文化的根基，不但影響了我們(men) 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jia) 值觀和情感。“現在經常講的民族精神，是以愛國主義(yi) 為(wei) 核心。‘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是儒學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價(jia) 值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仁人誌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說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質，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這些精神、思想的源頭都在《論語》。”

錢穆生前曾致信剛考上北京大學的孫女錢婉約，指導其讀《論語》，稱該書(shu) “涵義(yi) 甚深，該反求諸己，配合當前所處的世界，逐一思考，則更可深得。重要當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終身受用無窮。”錢遜的觀點與(yu) 其父暗合。他告訴記者：“學《論語》，中心目的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其實，一種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hui) 遇到問題，人們(men) 會(hui) 重新回到源頭發掘一些因素來解決(jue) 繼續發展的問題，比如歐洲的文藝複興(xing) 。現在大家感覺到的社會(hui) 道德滑坡、功利主義(yi) 等，部分原因就是我們(men) 對經典的學習(xi) 中斷了太長時間，而最好的解決(jue) 方法就是從(cong) 讀《論語》入手，從(cong) 義(yi) 、群、和、禮、恥五個(ge) 核心價(jia) 值來學做人。”

錢遜把自己對《論語》的研究寫(xie) 成《論語淺解》一書(shu) 。錢穆則在上世紀60年代著有《論語新解》。記者問起兩(liang) 書(shu) 異同，錢遜連連擺手，“哪能跟父親(qin) 比。他的書(shu) 是積大半生學術功力寫(xie) 就的；而《淺解》是我剛轉到國學時所寫(xie) ，現在還在做很多修訂。”

其實，錢遜在《論語》一些篇章的理解上，相比錢穆還是有一些新的闡發。比如“巧言令色，鮮矣仁”，錢穆認為(wei) 非真情流露、有目的的巧言令色不是真正的仁，“務求巧言令色以悅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鮮矣仁’。”錢遜則認為(wei) ，“孔子這是從(cong) 否定的方麵來說明什麽(me) 是仁。孔子反對花言巧語，說的多做的少，主張言行一致。”兩(liang) 人雖都認同“巧言令色，鮮矣仁”，但錢遜卻將之拓開，聯係到孔子的言行一致思想，是對錢穆理解的延伸和發展。

與(yu) 父親(qin) 錢穆一別三十一載

對於(yu) 父親(qin) 錢穆，錢遜在采訪中極少主動提及。即使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刻意問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幹脆沉默以對。這其實並非回避問題，而正是因為(wei) 坦誠——他跟父親(qin) 相處的時日的確太少了。

錢遜1933年出生於(yu) 北平，是家中老三，上有哥哥錢拙、錢行，下有妹妹錢易、錢輝。當時，錢穆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處任教，潛心學術的他難得回家一次，所以很少有時間照顧到他們(men) 兄妹。家中一切事務，均由母親(qin) 張一貫料理。

張一貫出身蘇州一富裕家庭，畢業(ye) 於(yu) 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1929年，28歲的她嫁給了剛剛遭遇子喪(sang) 妻歿、時年34歲的錢穆，從(cong) 此頑強地扮演起亦父亦母的角色。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大等校內(nei) 遷，錢穆隻身隨校南下，輾轉至雲(yun) 南在西南聯大任教。張一貫則攜子女仍留北平，本來準備稍後再伺機西行，與(yu) 錢穆會(hui) 合。未料戰事不斷擴大，終於(yu) 未能如願。1939年，她帶著子女，退回故鄉(xiang) 蘇州。

抗戰勝利後，錢穆回到家鄉(xiang) 無錫，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終與(yu) 妻兒(er) 團聚。錢遜回憶說，錢穆大半時間總在書(shu) 房裏看書(shu) 寫(xie) 作，接待客人。對於(yu) 陌生的父親(qin) ，子女們(men) 更多的是一種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須經過父親(qin) 書(shu) 房。我總要小心翼翼，因為(wei) 父親(qin) 書(shu) 房外走廊上鋪地的方磚，因時間悠久，有些鬆動，踩上去就會(hui) 發出響聲。我怕給父親(qin) 知道了不讓玩，而要我回房讀書(shu) 。”

在錢遜為(wei) 數不多的關(guan) 於(yu) 父親(qin) 的記憶中，還有件事比較特別，父子的漸行漸遠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筆。“當時，南京有個(ge) 蘇聯大使館文化處，你隻要寫(xie) 封信，文化處就會(hui) 免費送書(shu) 。當時我就寫(xie) 了一封信，結果給我寄回兩(liang) 本《列寧文選》。父親(qin) 看到，就把我叫到書(shu) 房裏，說你不要看這些書(shu) ，然後拿了一本《曾國藩家書(shu) 》，說你應該看看這個(ge) 。這時，我已經覺得在思想上和父親(qin) 產(chan) 生了距離。”

疏於(yu) 和子女溝通的錢穆不知，錢氏兄弟三人此時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參加學生運動。錢遜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義(yi) 青年團（1957年改名為(wei) 中國共產(chan) 主義(yi) 青年團）的地下組織，走上了革命道路。

錢遜的母親(qin) 非常開明，非但沒有阻攔兒(er) 子參加學生運動，反而會(hui) 盡量給予保護。“臨(lin) 解放前，我們(men) 的一個(ge) 同學被國民黨(dang) 抓走了，大家都很緊張。母親(qin) 就給我們(men) 找了個(ge) 地方，還給幾塊大洋讓我們(men) 躲了幾天。”

1949年，中華大地醞釀著重大變化，這一年，對錢穆父子來說，有著特殊的意味。錢穆隻身南下，至香港創辦新亞(ya) 書(shu) 院（後與(yu) 崇基書(shu) 院、聯合書(shu) 院合並成香港中文大學），從(cong) 此開始孤懸海外的後半生。16歲的錢遜則從(cong) 蘇州中學畢業(ye) ，考入清華，北上求學。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這一別就是31年。

直到1980年，錢遜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與(yu) 85歲高齡的父親(qin) 錢穆短暫相聚。

馬克思主義(yi) 和傳(chuan) 統文化並非對立

1952年，錢遜在清華曆史係大三結束時，由於(yu) 院係調整，被分派到中國人民大學的馬列主義(yi) 研究班。一年後，他從(cong) 人民大學畢業(ye) ，分配回清華大學教書(shu) 。

“很長一段時間，我所從(cong) 事的馬列教學是和父親(qin) 學術相對立的，所以海外有這樣的說法：錢先生在大陸有一個(ge) 孩子和他唱對台戲。”錢遜輕描淡寫(xie) 地講述這段經曆。“教馬列和我的價(jia) 值觀是一致的，直到現在這個(ge) 信仰也沒有改變。我1949年入團，1952年入黨(dang) 。上級在抽調學生時都是選擇在政治上積極上進的，所以把我調去學這個(ge) ，教這個(ge) 。”

其實在1949年，錢穆曾從(cong) 香港來信，希望孩子們(men) 到海外學習(xi) 。兄弟3人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丟(diu) 掉幻想，準備鬥爭(zheng) 》的社論，文中寫(xie) 道：帝國主義(yi) 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他們(men) 受這篇社論影響，認為(wei) 父親(qin) 逃至香港是不愛國行為(wei) ，革命青年豈能走這條路？於(yu) 是回信斷然拒絕了父親(qin) ，還附上那篇剪報。

記者問錢遜，今日回過頭，如何再看當初這個(ge) 選擇。他平靜地說：“當時，我們(men) 兄弟幾個(ge) 已經走上了革命這條路；而且對父親(qin) 的學術沒有真正的了解，其實自己很難做出獨立的判斷。”

錢遜在馬列主義(yi) 講台上一站就是20多年。直到改革開放，人們(men) 才開始重新認識傳(chuan) 統文化。1982年，清華大學建立文史教研組，錢遜被調去從(cong) 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而那時他也已年近50。每每談及此，錢遜都會(hui) 說：“在這個(ge) 領域，我屬於(yu) 後進者。”

在錢遜看來，對待傳(chuan) 統文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men) 的文化立足於(yu) 什麽(me) 基礎上繼續往前走的問題。“100多年來，對中西文化關(guan) 係有過頗多爭(zheng) 論，爭(zheng) 論的實質就是我們(men) 的文化走什麽(me) 道路的問題——是在幾千年傳(chuan) 統文化基礎上往前走，還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個(ge) 民族的文化隻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升華，不斷更新。文化其實就像一棵大樹，可能會(hui) 遭遇災害需要治療，可能營養(yang) 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這棵樹砍了再換另外一棵樹，它總要在自己的根上發展。台灣阿裏山有一棵三代樹，第一代樹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長出了第二代，後來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長出第三代，不管如何，這棵樹始終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長。文化的發展就是這樣一種狀態，總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說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礎上發展。”

從(cong) 馬列到國學的轉變看似突然，但錢遜認為(wei) 並非如此。“我30年學馬列、教馬列，又回到傳(chuan) 統文化上，是不是就拋棄馬克思主義(yi) 了？其實不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yi) 和傳(chuan) 統文化並非對立，應該把二者相結合。所以我對我一生這兩(liang) 段，都不後悔，都不否定。”這也正是其父錢穆一生所秉持的大曆史觀，“不肆意地割裂曆史、拋棄傳(chuan) 統，對待自己的曆史懷有溫情與(yu) 敬意。”

在錢遜2012年出版的《〈論語〉講義(yi) 》中，他將人類麵對的問題分為(wei) 三個(ge) 方麵：一是認識和改造自然，二是認識和改造社會(hui) ，三是認識人生和安身立命。“馬克思主義(yi) 主要回答第二個(ge) 問題，儒學主要回答第三個(ge) 問題，這樣二者就形成了互補的功能。”

走過80多年風雨人生，不難看出，錢遜的每一次選擇，都帶有時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親(qin) 錢穆一樣，一生都在尋覓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良藥。不同的是，錢穆堅定地在曆史和學術中獨立探求；而錢遜則緊跟著國家的步伐，謹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時代決(jue) 定的，你永遠跳不出時代的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