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世的人文學科

作者：羅伯特·紐曼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一日庚寅

          耶穌2019年8月21日

人文學科如何幫助恢複公共利益的核心地位？這是走向集體(ti) 行動的基本步驟，而集體(ti) 行動是解決(jue) 當前的憲政和生態危機必不可少的東(dong) 西。像很多美國人一樣，最近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危機，思考我該如何將憤怒和絕望引導到具有建設性的地方。為(wei) 了尋找背景和上下文而讀書(shu) 的習(xi) 慣帶領我領略了傳(chuan) 記、曆史、科學家的人文反思的風采。我發現教皇方濟各（Francis）引人注目的教皇通諭“讚美你”（Laudato si），其中他將生態問題和社會(hui) 正義(yi) 完美地結合起來。他主張減少驅使我們(men) 服膺個(ge) 人主義(yi) 進步的技術範式，用人類相互關(guan) 心同時關(guan) 心地球的整體(ti) 性的、充滿慈愛的範式取而代之。這是影響深遠的、全麵的、不同凡響的精神、社會(hui) 、和經濟願景，教皇似乎將耶穌、甘地、美國締造者、參選美國總統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動物學家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的理想糅合在一起了。

氣候變化不是孤立的、與(yu) 政治無關(guan) 的現象，而是更大的社會(hui) 、法律和哲學危機的症狀、副產(chan) 品和強化劑。曆史學家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辨認出來的基本憲政原則如政治平等、自然權利、主權在民等遭到破壞和故意襲擊已經直接促成了氣候變化的加速惡化。由於(yu) 我們(men) 放棄這樣的平等原則，我們(men) 既不能從(cong) 政治上也不能從(cong) 生態上保護自己。

“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ge) 術語現在已經成為(wei) 當今地質學時代的共識性稱號，在這個(ge) 時代，人類活動一直對環境產(chan) 生支配性的影響。幾年以前生物學家威爾遜（E. O. Wilson）提出過一個(ge) 替代性選擇，他更喜歡“孤寂世”（Eremocene，其中eremo是希臘語，意思是孤獨）這個(ge) 術語，意思是孤獨的時代。他的孤獨觀念指的不僅(jin) 是地球生物多樣性的快速衰落，而且指人類雖然在地球物種數量上的比例和支配地位不斷增加，卻變得越來越孤獨這個(ge) 事實，即雖然在地球上居於(yu) 支配地位，卻消除了地球的複雜性、多樣性和自然之美。我們(men) 人類變成了沉溺自我的單一物種，在快速走向貧瘠的宇宙中最終成為(wei) 孤獨的、冷漠離群的存在。

人文學科如何幫助我們(men) 培養(yang) 一種建設性的逆反應？對有些人來說，這個(ge) 問題聽起來或許有些反諷的味道，因為(wei) 我們(men) 現在的兩(liang) 難困境就是因為(wei) 人類的支配地位造成的。但是，區分人類世與(yu) 將社會(hui) 生態和自然生態融合起來的連貫性人文理想非常重要。人文學科關(guan) 注性格、責任、文明、同情、探索、合作、公共利益、英雄、美、真等觀念，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原則是作為(wei) 憲法基石的革命理想主義(yi) 的核心。雖然孤寂世的解毒劑不容易找到，但它需要政治的和科學的回應，也就是說，需要我們(men) 從(cong) 人文學科那裏學到的教訓。“巴黎氣候協議”是政治協議，幾乎被普遍接受為(wei) 必要的或許並不充分的第一步，拋棄它是一種政治決(jue) 策，隻有依靠虛弱論證和欺騙性話語來論證其合理性。

如果我們(men) 假設公共利益與(yu) 健康的、和可持續的環境密切相關(guan) ，難以割裂，礦物燃料和其他企業(ye) 利益對這個(ge) 利益造成的破壞以及與(yu) 之沆瀣一氣的行政部門似乎明顯違犯了我們(men) 國家賴以生存的憲政原則。它們(men) 也代表了公共經濟領域危險的分崩離析，造成全體(ti) 公民和公民素質的根本前提萎縮的嚴(yan) 重後果，公民意識就是承認我們(men) 擁有共同的利益。其實，憲法的前提是捍衛公共利益，反對專(zhuan) 製性的、製造分裂的行政部門濫用權力。正如約翰·亞(ya) 當斯（John Adams）在1816年寫(xie) 給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信中說，“權力總是認為(wei) 它具有偉(wei) 大的靈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廣闊視野”。我們(men) 的憲法旨在讓政府建立在自我利益和公民的認同之上，至少是白人男性公民。這種建立在奴隸製基礎上的經濟當然是根本性的基礎性缺陷，美國的很多締造者認為(wei) 奴隸製是可接受的製度，除此之外，持久存在於(yu) 我們(men) 國家的原罪還有女性被剝奪公民權，雖然早期有阿比蓋爾·亞(ya) 當斯夫人（Abigail Adams）等人為(wei) 此積極呼籲和爭(zheng) 取。但是，我們(men) 或許認同這一點，即這些原則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人格和平等的定義(yi) 。

在創造我們(men) 的管理原則係統中，首要的考慮是公民社會(hui) 和公平正義(yi) ，而這些都是以公共利益為(wei) 前提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寫(xie) 到，“共和這個(ge) 詞意味著公共利益或者整體(ti) 利益，這與(yu) 服務於(yu) 君主或者單個(ge) 人利益的專(zhuan) 製形式形成對比，那是政府的唯一目標。”公共利益就是將整體(ti) 置於(yu) 特權地位，公共利益不僅(jin) 優(you) 越於(yu) 君主而且優(you) 越於(yu) 個(ge) 人利益，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共和主義(yi) 者設計的聯邦（Commonwealth）的概念，設想了共同體(ti) 各個(ge) 部分的和諧統一體(ti) 以及為(wei) 了更大利益願意犧牲個(ge) 人利益的思想。我們(men) 看到這個(ge) 概念在曆史上被不斷複製，如林肯的第二任就職演說，富蘭(lan) 克林·羅斯福（FDR）的爐邊談話，以及他在二戰期間犧牲的呼籲，還有後來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wei) 你做些什麽(me) ，要問你能為(wei) 國家做些什麽(me) ”。

個(ge) 人相互之間形成的這種洛克式的協議都認為(wei) ，所有政府官員包括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的官員都是民眾(zhong) 的代理人。喬(qiao) 治·梅森（George Mason）在1776年的弗吉尼亞(ya) 《權利宣言》中明目張膽地宣稱“所有權力都歸屬民眾(zhong) ，因而也都源自民眾(zhong) ，”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寫(xie) 到政府“本身沒有權利，它們(men) 全都是義(yi) 務”。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三權分離和製衡體(ti) 係將造成一種獨特的政府管理形式，不會(hui) 受製於(yu) 曾經困擾從(cong) 前共和國的瓦解崩潰。這個(ge) 憲法代表了對政治的充滿理想主義(yi) 的新理解，其中公共利益是政府的首要目標。正如美國締造者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建議的那樣，政府要保護“賢者反對放蕩者”，良好的品格應該成為(wei) 選擇領袖的標準。正如曆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指出的那樣，私人利益為(wei) 了共同體(ti) 的利益而做出犧牲是首要原則。共和國因此建立在民眾(zhong) 非同尋常的道德品質的前提上，為(wei) 公共利益甘願犧牲的精神意識將公共自由和個(ge) 人自由之間的衝(chong) 突最小化。

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的現在的、即將到來的、長期性的災難要求另外一個(ge) 革命性時刻來推動公共利益占核心地位，我們(men) 集體(ti) 思維中的革命性時刻。我們(men) 需要再次認識到通過憲法激發美國形成的烏(wu) 托邦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中，人的自由和幸福追求被認為(wei) 是政府的真正使命。我們(men) 也需要重新提及反複出現的命令，要展現美國的天賦使命和征服大自然，同時要清醒認識到我們(men) 在生活網絡中的地位的謙卑態度。將應對氣候變化限製在科學和政策的權限範圍內(nei) 就是冒險接受比這個(ge) 危機所要求的回應更少普遍性的回應。正如環境研究和學習(xi) 已經通過將人文學科與(yu) 科學和政策融合起來而被擴寬了－－－人文學科提供有關(guan) 時間、倫(lun) 理學、講故事、和文化焦點和上下文－－－我們(men) 需要更加犀利和更加廣泛的解決(jue) 問題的手段，用融合性的和傳(chuan) 統的解決(jue) 辦法來應對人類造成的迫在眉睫的災難。

人文學科該如何持續提供幫助呢？要做我們(men) 一直在做得最好的東(dong) 西，但焦點要更多集中在公共參與(yu) 的領域。太多的時候我們(men) 見證了政治進步派缺乏一致性和說服力的故事，求助於(yu) 本能性的防禦措施和指責他人。正如眾(zhong) 多文化中的民間故事包括希臘、羅馬、日本、印度經典提供的有關(guan) 英雄主義(yi) 和邪惡的教訓，有關(guan) 讓文化充滿活力和破壞文化生命力的東(dong) 西一樣，我們(men) 被賦予新的使命，要有能力更新這些故事向同胞講述這些故事。針對孤寂世的故事必須談到種種可怕的後果，如拉芙運河（Love Canal）廢物汙染事件、埃克森瓦爾迪茲(zi) 號漏油事件（the Exxon Valdez）、深水地平線號石油鑽井平台爆炸事件、三裏島核泄漏事故（Three Mile Island）、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Chernobyl）、福島（Fukushima）核電站事故、印度博帕爾毒氣泄漏案（Bhopal）、沙塵暴、捕鯨和獵殺大象以及消除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等等。通過文學、曆史、藝術、哲學，我們(men) 必須講授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對於(yu) 公民的持久自由和幸福產(chan) 生的影響。我們(men) 應該回歸領袖和公民都應該有高尚道德品質的理想，這是體(ti) 現在憲法中的東(dong) 西，他們(men) 應該成為(wei) 繁榮和文明的社會(hui) 的脊梁。

氣候變化隻能夠通過將焦點集中公共利益上而得到緩解或減輕，依靠克服指控和抱怨的文化和政治以便形成基於(yu) 集體(ti) 行動的革命理想主義(yi) 。任何充滿激情的複興(xing) 我們(men) 對公共福利的承諾都要求我們(men) 將焦點集中在共同的理想和身份認同上而不是發泄導致分裂的怨憤情緒上。無論批評和抵抗是多麽(me) 必要，我們(men) 要牢記抱怨和指責是當今江湖騙子和蠱惑人心的煽動者的共同語，真正重要的是，公民教育者有責任擁抱更加新穎和說服力更強的語言，減少抱怨和指責的盛行。正如在法國大革命中記者和傳(chuan) 單作者激發起民眾(zhong) 推翻了舊政權，托馬斯·潘恩的隨筆和傑斐遜的《獨立宣言》激發了美國革命一樣，我們(men) 也能夠創造一種激勵公眾(zhong) 行動起來的新話語，一種連貫性的道德敘述。這些可以從(cong) 我們(men) 的人文學科的經典文本那些雄辯地闡述正義(yi) 和高尚目的的文本中形成。

我們(men) 研究和寫(xie) 作和講授的故事必須繼續強調責任是倫(lun) 理學的基礎，的確應該作為(wei) 時代的新視野。想想拉科塔人黑麋鹿（Lakota Black Elk）的視野，其中他被顯示出所有的創造性及其地位，包括自己民族的過去和未來。在他的視野的末尾，他站在高山上俯瞰這個(ge) 世界：

站在那裏，我看到的比我能講述的東(dong) 西多，我明白的比我看到的東(dong) 西多，因為(wei) 我在以神聖的方式觀察所有物品的形狀，我看到了它們(men) 的精神。它們(men) 雖然形狀不同卻必須生活在一起就像單一的存在。我看到了我的民族的神聖大環是組成一個(ge) 圈的很多環之一，它就像日光和星光一樣寬廣，在核心生長著一株巨大的向陽花樹，為(wei) 父母親(qin) 的所有孩子遮蔭。我看到它神聖不可侵犯。

我們(men) 或許求助於(yu) 埃涅阿斯（Aeneas）而不是阿喀琉斯（Achilles）作為(wei) 行為(wei) 的典範。在《伊裏亞(ya) 特》（the Iliad）第九章，奧德賽（Odysseus）和其他可敬的密使試圖說服阿喀琉斯出於(yu) 眾(zhong) 多原因加入特洛伊戰爭(zheng) （義(yi) 務、榮譽和友誼），但他拒絕了他們(men) 的請求－－－看重自己的生命高於(yu) 其他一切。將兩(liang) 者並列，人們(men) 或許指出《埃涅阿斯紀》（the Aeneid）第二章，埃涅阿斯堅持認為(wei) 他的父親(qin) 安喀塞斯（Anchises）應該隨著家人一起離開而不是他父親(qin) 要求的那樣將其留下。相反，埃涅阿斯最終背著父親(qin) 出城，而安喀塞斯攜帶著家庭的財富。因此，埃涅阿斯肩負起照顧先輩和傳(chuan) 承家族的宗教傳(chuan) 統的重擔。

最後，如果我們(men) 要重新抓住和維持塑造更美好的世界所需要的那種影響力，就必須重新思考我們(men) 的教育課程。正如種族、階級、性別、性傾(qing) 向研究在過去30年裏逐漸在人文學科研究和教學中盛行一樣，生態研究也必須以類似顯著的方式融入其中。人人都將個(ge) 人和集體(ti) 結合起來應對曆史的和現在的問題，人人都尋求解決(jue) 辦法來實現更廣泛的更具包容性的公平和正義(yi) 。的確，氣候變化的威脅是生存性危機，我們(men) 應該如何定義(yi) 個(ge) 人身份的觀念正處於(yu) 十字路口，不是孤立的而是承認各種關(guan) 係組成的複雜網絡來維持我們(men) 生活其中的這個(ge) 地球。我們(men) 必須明白生態的和社會(hui) 的議題是相互聯係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的。正如教皇方濟各的通諭《讚美你》所說，“真正的生態學途徑總是變成社會(hui) 學途徑；環境辯論中必須融合正義(yi) 問題，必須聽取地球和窮人的呼聲。”科學和倫(lun) 理的聯係提供了激進的矯正措施，讓世界從(cong) 失衡狀態中改正過來，它慷慨吸收神學前輩和體(ti) 現在人文學科中的世俗的教訓。通過將我們(men) 對這些聯係的反思作為(wei) 基礎，人文學科提供最具有說服力和最強大的可能性來解決(jue) 孤寂世的種種問題。人文學科的實踐者應該為(wei) 做這樣的事提供精神指南。

 這樣做要求範式轉移和革命教學法。我相信這個(ge) 教學法將更多聚焦遺產(chan) 工程上，學生被迫考慮其行為(wei) 如何產(chan) 生超越自身的影響，他們(men) 的生活對未來生活的後果，無論是人還是其他。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告訴我們(men) ，“對於(yu) 每代人來說，民主都必須重新誕生一次，教育就是其接生婆。”我在呼籲杜威式課程的恢複，徹底融合生態教學法，這種教學法堅持將理論轉變成實踐，焦點集中在延伸到人類世之外的平等政治上。這種教學法也指向信息和公民素養(yang) ，擁抱亞(ya) 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dang) 人文集》第一卷中的立場，“好政府來自反思和選擇”而不是“注定要依靠偶然性和暴力來製訂政治憲法”。它也必須重新考察價(jia) 值觀的構成問題。將定義(yi) 僅(jin) 僅(jin) 限製在經濟生產(chan) 力上，同時忽略倫(lun) 理道德的考慮和社會(hui) 目標，這是拆解公共團結的貧瘠視角。偉(wei) 大的經濟理論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哀歎說，“支配各界生活的自我破壞性的金融算計法則”“摧毀了鄉(xiang) 村的美麗(li) ，因為(wei) 大自然未經修飾的壯麗(li) 美景沒有經濟價(jia) 值。我們(men) 之所以關(guan) 閉太陽和星星是因為(wei) 它們(men) 不支付紅利。”

環境問題不能單靠科學和技術來解決(jue) 。每個(ge) 議題都和政策、市場力量、文化和曆史因素互動，要求我們(men) 有效溝通交流問題，創造性地思考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跨學科地與(yu) 他人合作。複雜的問題不能依靠單一維度的解決(jue) 辦法來解決(jue) 。它們(men) 要求細膩、上下文和靈活性。我們(men) 的數字設施已經允許我們(men) 將教室擴展到四麵牆之外，我們(men) 的研究擴展到硬件和軟件的外觀之外，為(wei) 什麽(me) 不繼續擴展這些平台，堅定地要求公共參與(yu) 作為(wei) 我們(men) 教育使命的必要組成部分呢？

托馬斯·潘恩在1776年12月19日的小冊(ce) 子“美國危機”中寫(xie) 道“現在是考驗人的靈魂的時刻。”他繼續說，“夏季士兵和陽光愛國者將在這場危機中避免為(wei) 國效忠，但是，那個(ge) 現在堅定站立的人值得國人的關(guan) 愛和感謝。”喬(qiao) 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經讓人在1776年聖誕節，在特倫(lun) 頓（Trenton）取得勝利前夕將這篇文章讀給他的部隊聽。希伯來術語“修繕世界／讓世界更美好”（Tikkun Olam）指的是治愈破碎的世界，讓所有人都能看到創造的單一性，這非常類似黑麋鹿的視野。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舊約全書(shu) 》中的亞(ya) 伯拉罕（Abraham），蜿蜒經過卡巴拉教（the Kabbalah）和米德拉什（Midrashic）的思想，被要求體(ti) 現出善意的現代猶太戒條（mitzvahs）的行為(wei) 。這是神秘主義(yi) 和積極行動主義(yi) 之間的深刻融合。其精神就天生存在於(yu) 我們(men) 的憲法中，存在於(yu) 生態思想中，存在於(yu) 人文學科的使命中。作為(wei) 埃涅阿斯、黑麋鹿、托馬斯·潘恩、珍妮·古道爾的繼承人，我們(men) 需要肩負起義(yi) 不容辭的責任，在考驗靈魂的時代推動人文學科來治愈孤寂時代的種種病症。

作者簡介：

羅伯特·紐曼（Robert D. Newman），國家人文學科中心總裁和主任。

譯自：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Loneliness　By Robert D. New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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