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民】對文化核心價值的維護必須懷抱敬意與責任——從曲阜修造建耶教大教堂事件談起

對文化核心價(jia) 值的維護必須懷抱敬意與(yu) 責任

——從(cong) 曲阜修造建耶教大教堂事件談起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0年12月29日

    在曲阜孔廟毗鄰地帶修建哥特式的耶教大教堂一事，已引起社會各界熱烈而廣泛的討論。不管從任何一個角度分析，我們都認為這並非一簡單的行政抉擇事件，而是極為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從中正好可以思考如何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價值，如何真正樹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和民族自信心，並以此為前提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價值，承認其他文明體係生存發展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都不能“立”，不能“達”，又如何能讓別人“立”，別人“達”？同樣的道理，民族是文化維係起來的社會共同體，國家是價值凝聚起來的曆史性存在，如果自己的文化價值都不能尊重，又如何能尊重別人的文化價值？

    一、信仰世界不可欺辱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都有其長期在曆史文化中逐漸積累並形成的值得珍惜的價值，都有代表民族集體共同價值的符號係統或建築象征物，都有可供世世代代的個人或群體寄托生命情感或價值理想的神聖性場地，都能以此為憑借表達共同的忠貞和相互認同的超越性精神。一般說來，代表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象征物都必須具有曆史性、神聖性、莊嚴性和高貴性，往往能夠激起民眾發自內心的關愛精神和自豪熱情，從而最大化地凝聚起社會生存和生活必不可少的情感或思想的資源，展示符合生命本質的人生要求與文化理想。因此，如果我們要尊重或禮敬一國民族所創造的偉大文明，就必須尊重他們世世代代所珍愛的價值。而尊重或禮敬他們世世代代所珍愛的價值，又必須尊重或禮敬能夠代表該價值的符號象征物。反之，如果要傷害或踐踏一國民族的道德情感，就必須先傷害或踐踏能夠寄托其道德情感和文化理想的建築象征物。而傷害或踐踏其建築象征物，即意味著傷害或踐踏其所珍愛的價值。更嚴重的是，傷害或踐踏其所珍愛的價值，則意味著傷害或踐踏一個民族所創造的偉大文明。所以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活動中，我們常常看到，為了表示相互之間的誠意或尊重，往往會通過一定的莊嚴隆重的儀式活動，向對方已經符號化的建築象征物——如獻花圈、獻花籃、奏樂、鳴炮等——施禮致敬。施禮致敬的對象當然不僅僅是符號化的建築象征物，更重要的是建築象征物背後所蘊涵著的民族文化價值，尤其是通過價值凝聚起來的民族情感和文明成就。

    稍加回溯曆史，即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偉大文明的係統化符號象征都是值得敬畏和尊重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盡管已經占領了法國首都巴黎，無時無處不表現出征服者蠻橫的暴戾狂氣，但他們仍然不敢輕易毀壞羅浮宮一磚一瓦；即使希特勒想進羅浮宮欣賞藝術珍品，也不敢以征服者的姿態從正門大步踏入。人類最偉大的藝術珍品及其所凝聚起來的智慧、思想、價值與意義，尤其是透過精神象征匯集起來的情感世界和認同力量，迫使希特勒隻能低頭側身，從小門暗道偷偷溜進。人類藝術價值的偉大，希特勒野心的渺小，曆史的敘述不必過多展開，孰重孰輕豈不昭然若揭？

    同樣地，美國攻打伊拉克，憑借高科技軍事手段，任何建築物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戰略獵取目標，但實際仍有他們從不敢也不能輕易進攻的信仰象征建築物，亦即誰也不敢輕慢侮辱的伊斯蘭世界的祈禱場所清真寺。不敢動手的理由很簡單，一旦炸毀具有價值象征意義的清真寺，敵對的就不僅是伊拉克國家的權力意誌與軍事武裝，而是整個伊斯蘭人民的意誌力量和道德情感。伊拉克國家政權可以通過軍事打擊而摧毀，伊斯蘭人民的精神情感卻永遠不可能憑借武力而消解。伊斯蘭人民的集體道德情感來自他們世世代代共同珍愛和護守的價值，抽象的價值則以符號化的方式巧妙地匯合凝聚在具象的建築象征物——清真寺之上，代表了他們的信仰世界極其長久恒定的民族集體認同。清真寺一旦摧毀，結果便是不僅不能征服伊斯蘭世界，反而會激起他們更強烈的反抗。憤怒的烈火將會熊熊燃燒，民族認同情感將會迅速加強，抗議和反抗的力量將會持續升溫，美國將會陷入萬劫難拔的泥沼，所以不能不認真考慮必須付出的代價，從而審慎行事，絕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民族文化價值象征符號的神聖不可侵犯，再次由曆史給予了有力的證明。可見尊重長久內涵在曆史文化中的值得珍愛的價值，乃是尊重一個民族或一個文明體係的首要前提。

    “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批判的武器可以摧毀一座現代文明城市，但卻無法撼動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化信仰世界。


    二、“折衷夫子”的文化大義

    回頭反觀華夏民族，如果我們對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尚能同情地了解並致以溫情的敬意，即不難發現，中國文化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可供國人安身立命的一套價值係統，積累了一套與該價值係統相應的符號象征體係，不僅長期凝聚起千百萬人的精神情感，匯合為巨大的認同力量，而且也轉化為生生不已的力量資源，涵化出浩浩然可與日月同輝的民族精神。其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軸心時代的孔子，數千年來始終深刻地影響著華夏民族的價值發展方向，實際已化身為國家民族道德與智慧的象征，成為人類不斷從自身傳統吸取資源的一大源頭活水。至於儒家思想（學派）發源地的曲阜孔廟，當然也就曆史性地成為華夏文明核心價值凝聚區的標誌。盡管曆代皆有異端的言論或反對的聲音，但無可否認，孔子的人格精神及內涵在其所刪述整理的《六經》中的價值係統，仍獲得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的認同，代表了一個民族最為引人注目的精神發展走向，反映了一個民族最能動人心智情感的魂魄氣韻。易言之，以孔聖或孔廟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象征符號，根本就與權力結構的武斷強加無關，也不是個人理性的主觀狂妄所能決定，而是千百年來曆史文化自然演進的必然歸宿，是自動自發的秩序逐漸積累的最終結果。它不僅曆史性地凝聚起一個偉大民族最深層、最自覺的精神認同，而且也長時間地濃縮了一個偉大文明最獨特、最華貴的風範氣韻，既向世人昭示了洋溢著道德與理想的超越精神，也逐步擴大並最終形成了最能代表亞洲價值的儒教文化圈。


    正是由於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學派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既深且久，曲阜三孔之地在中國士夫民眾心目中的地位甚高甚大，尤其孔子本人對曆史文化的影響實足與蘇格拉底、耶穌、釋迦牟尼媲美比肩，甚至可稱為世界一流思想家的首席代表性人物，所以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無論官方結構或民間社會，都無不以至聖先師之禮尊之重之。盡管曆代帝王的褒獎尊崇，不能完全排除權力需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仍為孔子自身的偉大——無論衡判智慧或品評德行，孔子都足與日月同輝。曲阜三孔之地之所以曆盡千年風吹雨打，迄今仍巍巍然完整聳立，成為世界建築或文物古跡史上的一大奇跡，原因也與人們長期將其視為“聖地”不無關係。稍為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漢武帝時期，司馬遷就對孔子發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讚歎。他曾親自前往曲阜考察，“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在世人心中大書深刻地寫下了“低回留之不能去”（《史記·孔子世家》）的永久性曆史佳話。晚近的徐複觀先生，自上世紀50年代以後，便長期滯居香港、台灣等地，一生治學，凡“傳統文化中之醜惡者，抉而去之，唯恐不盡；傳統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亦懼有所誇飾”，可謂最具批判精神的儒家學者。但臨終時仍留下遺言，以為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漸悟孔孟思想為中華文化命脈，今以未能赴曲阜親謁孔陵為大恨也。”（《徐複觀先生年譜》，《徐複觀教授紀念文集》，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66頁。）從司馬遷到徐複觀，我們正好可以從中窺知潛藏在曆史文化中的思想和精神的最深層的發展線索——對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無限敬意，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生命感召力量，不斷令人奮起的價值情懷，化為生命大流的連續性曆史傳統。誠如司馬遷所說：“孔子布衣，傳以十四，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所謂“折衷於夫子”，換成今天的表述，亦可說孔子開辟了數千年華夏民族道德與理性的人文精神的發展方向，他的思想學說至少從西漢以來便始終都是人們重新思考人類重大問題及其解決方案不能繞過的出發點和參照係。


    三、文化豈能丟失主位性

    從司馬遷到徐複觀，其間自然是一個長時段的曆史發展過程。作為超越於政治結構之上的文化體係的象征，孔子的核心權威地位始終難以動搖，否則就決然不能發揮凝聚人心秩序和文化秩序的作用，也談不上匯聚起一國民族集體認同的意義功能。唐人司馬貞特別指出，孔子之所以能列入《史記》“世家”，實際仍是司馬遷有意作出的一種價值秩序安排。理由是“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係（世）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聖哲，故稱係（世）家焉。”（《史記·孔子世家》“司馬貞索隱”）。從古人的觀照視域略加分析，值得禮敬的當然不僅是個體性的孔子，更重要的是以孔子思想為義理基礎的文明教化體係。這是因為人通過文明教化體係的啟迪熏染，才能從自身生命內部湧出力量，獲得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價值，維護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格尊嚴。因此，無論任何時候都有必要珍惜和固守文化理想，肩負起發揚光大並使其傳之久遠的責任，使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受惠獲益，真正做到“教化之盛，舄亦萬世”（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七一《孔子世家議》）。更近一步說，孔子精神之所以具有超越性，主要的區別仍是諸侯“以有士而世其家”，僅僅隻能代表權力結構的短暫存在，孔子則是“有德者而家”（何良俊《四友齋雜說》卷一《史一》），恰好明白昭示了文化生命的長久廣大。所以作為和平中正廣大的文化精神的象征，曆史仍不能不選擇具有突出德行生命或人格形態特征的孔子為符號標誌。而具有核心地緣形態特點的曲阜孔廟等建築群落，自然也成為人們寄托精神信仰與價值情感的神聖場所。更直截地說，無論孔子或孔廟，都凝聚了世世代代華夏民族發自內心深處的精神情感，體現了文明體係必不可少的神聖價值，構成了個人或群體應有的自尊自重的莊嚴生活的象征。這是情感、價值、信仰、象征合為一體的精神世界，是千百年來曆史文化積澱、催生、演進、發展的靈性產物，與其他遍布於中華大地上的各種精神象征物長時間地共同配合，充分地發揮了滿足人們尋找曆史感、歸宿感、道德感、責任感的心理訴求的功能，不僅個人的理性不能隨意僭越和否定，甚至權力的強加也無法消滅或取代。

    當然，詆毀或責難孔子的聲音曆史上也不時泛起，嚴重者甚至匯為一時之潮流，影響一世之人心，改變一國之發展方向。但正如真理永遠是真理一樣，孔子之道也不因讚譽而廣大，不為毀損而渺小，孔子之道依然永遠是孔子之道，始終代表了自軸心時代以來便自動自發形成的社會秩序的精神凝聚力量。從長時段的視域看，任何詆毀孔子的潮流最終隻能代表文化的歧出，隻能提醒世人警惕曆史的盲動或暗流，既不能昭明中國文化的命脈正統，也難以成為民族精神的指南主導。較早者如秦始皇燒毀《詩》、《書》，孔子之道幾乎墜地垂亡，然最終又趁時複興，長時期彌久彌新地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較晚者如“五四”幹將主張打倒孔家店，儒家文化幾近花果飄零，但如今又呈一陽來複之勢，表現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強勁堅韌。中國文化長期發展的曆史性主導力量，始終難以脫離孔子所倡導的和平中正和高明廣大的正途，形成了生生不已的集體性生命偉力，代表了民族文化苟日新又日新的生存發展智慧。誠如林伯桐所說：“聖人之德，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史記蠡測》），豈能因一時一地之或毀或譽，便消遁隱匿於天地之間，不再破除雲遮霧障而重光乎？無論詆毀或打倒孔子，都不足以減損或增益其曆史地位和文化影響，最終則留下不懂得珍惜民族文化最可寶貴的價值的遺憾，即便不承擔無知之責，亦難逃愚昧之譏。曆史的終極審判，誰也無法僥幸逃過。

    中國文化當然也是包容性很強的偉大文化，曆史上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五大宗教長期和平相處，便是一大客觀明證。但包容是有原則的包容，不僅不能丟失主客之禮，更不允許主輔顛倒錯位。以中國文化固有的好客之禮看待其他異質文化，一切平等對話與和平交流都在歡迎之列。多元化的文化生境不僅符合天道創化生育的本質，而且也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所必需。但多元並非不分主次，亦非無分高下；如果文化無主客之別，價值無高低之判，又遑論什麽“和而不同”，奢談什麽“殊途同歸”？所以我們盡管歡迎外來宗教的平等對話，甚至鼓勵他們正常合理有利於文化健康發展的傳播——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是值得尊重的，正如一個真正的儒教徒或佛教徒值得尊重一樣——但也認為任何交流傳播者都必須謹守客禮，不僅必須尊重吾國文明長期形成的禮儀習俗，而且更要禮敬吾國民族長期珍愛的價值，任何喧賓奪主的行為——如修建氣勢上壓倒孔廟，同時又頗具有異教象征意義的高大哥特式耶教教堂——都是對華夏民族文化的不尊重，不僅有可能傷害一個偉大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情感，而且亦會褻瀆一個古老文明視為神聖的價值和禮俗，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集體性質疑，討回一個國家和民族應該享有的自尊自重的尊嚴和高貴。


    四、智者的關懷與悲傷


    百餘年來，我們不是被動就是主動，總是將西方文化當作普遍性的文化，將西方的價值當作普遍性的價值。凡是普遍性或普世性的，當然就是應該推行的，麵對東西方文化輕重比例嚴重失衡的局麵，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逐漸自覺不自覺地遭到了“殖民化”。這早已成為不容爭辯的客觀事實，隻是未必人人都有民族自尊心的覺醒或省悟而已。我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西方文化反客為主的價值擴張，甚至不惜以對方的價值評判標準為判斷是非的依據，動輒就反諷嘲弄自己固有的曆史文化，依據別人的模式檢討和匡正自己的文化理念和發展路徑，不僅誤將一切應該由今人承擔的汙垢髒水傾倒在古人身上，而且錯將別人的殖民謀略取用為自己的“思想啟蒙”資源。選擇文化聖地孔廟毗鄰之地，建築高達四十餘米的哥特式耶教教堂，竟然得到相關部門的坦然接受，表麵看隻是一孤立的建築事件，實際則是一百多年不斷發生的“殖民化”事件的繼續。西方的手段不知不覺成了我們的目的——先驗的設定的目的。盡管我們不反對耶教修建教堂，隻是認為他們應選擇更適宜的地點；以客人的身份平等地交流與對話，才有利於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和諧相處，有利於人類的持久和平。但透過這一事件仍不難發現，與其說我們已經“啟蒙”而現代化了，不如說我們已經“啟蒙”而殖民化了。我們不僅墮落為完全的民族虛無主義，而且也淪陷為徹底的功利主義。現在有必要反思和追問的是：如同國家有領海、領土、領空的主權一樣，我們是否也應該有文化的主權、價值的主權？如果認定文化無主權，價值無主權，殖民化就是理所當然；反之，如果認為文化有主權，價值有主權，我們又應該怎樣維護自己的主權，合情合理地行使自己的主權。具體到耶教教堂的修建，我們是否可以依據文化主權的原則，要求對方另擇佳地修建，既避免傷害華夏民族情感的質詰，也減少爭奪中國價值符號資源的嫌疑。以此類推，如果儒家文化要在耶教或伊斯蘭教文化圈修建孔廟，譬如在梵蒂岡、麥加或耶路撒冷高等聖地，豎起壓倒對方的巨大儒家價值象征符號，在別人的信仰核心區爭奪符號資源，即使對方慨然允許，儒家也決然不允許。因為這樣做既不符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也違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宇宙大法。儒家從來都待人甚寬，律己甚嚴，決然不會反客為主地跑到別的國家的文化信仰核心區去爭奪信眾資源，當然也就決然不會產生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宗教戰爭。至於文化精神應有的寬厚包容，也以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為前提。請問在其他風景殊勝之處修建耶教教堂，不是一樣體現了華夏文化的寬厚與包容嗎？


    尚有必要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老城僅僅因為一紙行政命令，便遭到了“脫胎換骨”般的毀滅性重建，結果損失的不但是一個民族在建築上的傑出智慧，而且更是人類最為珍貴的文化遺產，留下了新與舊並非決然對立的深刻曆史教訓，說明真理的最終歸宿未必就以權力為轉移。曲阜孔廟長期以來都是儒家習禮的莊嚴場所，即使天下紛爭擾攘的年代也依然弘歌不輟，代表了一個民族對極為人性化的禮樂文明形態的價值訴求和精神向往，體現了足可彌漫於天地宇宙的人文理想和胸襟情懷。然而今天曲阜孔廟長期蓄積並頗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早已變為僅供遊人觀賞把玩的博物館式僵死陳列物，令有誌複興華夏文明的豪情誌士，不能不在心中生起無限的滄桑悲感。現在高廣突兀的耶教教堂居然已經揭牌建修，未來的三孔之地是否會象北京老城一樣，再次遭遇拆遷毀棄的命運？曆史的悲劇可能不會重演，但曆史的警戒則應該永遠牢記。識小昧大，智者傷悲。一個擁有數千年生存發展智慧和創造才能的成熟民族，什麽時候才能徹底根除晚近以來不斷出現的淺薄決策和盲目行為？


    嗚呼！百年夢醒，三複思之，敢問天下，析難其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雖古訓，仍當常頌也。

     西曆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淩晨撰於築垣南郊水心溪夢館之晴山書屋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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