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家文化”及其當代麵向

——讀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

作者：吳誌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本科生）

來源：《原道》第35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乙卯

          耶穌2019年7月17日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內(nei) 容提要：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一個(ge) 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的禮法社會(hui) ，有著獨特的社會(hui) 結構，突出強調天下觀念而忽視國家觀念，重視家庭而淡化團體(ti) 和個(ge) 人。

 

被稱為(wei) “中國最後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國進行巨大變革的時期，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誌中國問題之解決(jue) ，站在傳(chuan) 統儒家的立場上，冷靜理性的思考中國社會(hui) 之改造。

 

相繼撰寫(xie) 了《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等四部煌煌巨著。他是一個(ge) 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hui) 改造運動者，其理論與(yu) 實踐都值得我們(men) 深思。

 

本文將立足於(yu) 《中國文化要義(yi) 》，參考梁先生其他著作，從(cong) 傳(chuan) 統“家”文化透視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結構，分析“家”背後中國人的倫(lun) 理觀、理性觀和宗教觀。

 

探索“家文化”的形成原因及其政治意義(yi) 、社會(hui) 意義(yi) 和倫(lun) 理意義(yi) ，進而審視近代以來家庭秩序在西學東(dong) 漸的情況下的崩潰，最後落腳在“家文化”的時代麵向。

 

關(guan) 鍵詞：《中國文化要義(yi) 》；家文化；梁漱溟；倫(lun) 理本位；當代麵向

 

一般認為(wei) ，所謂家文化，就是以血緣、地緣、親(qin) 緣關(guan) 係為(wei) 基礎而形成的以家庭（家族）意識為(wei) 中心的種種製度、行為(wei) 、觀念和心態，它包括家庭（家族）結構、家庭（家族）觀念和家庭（家族）倫(lun) 理三大要素。

 

具體(ti) 到中國，“家文化”就是以血緣親(qin) 情為(wei) 紐帶的家庭、家族為(wei) 其實體(ti) 存在形態，以父係原則為(wei) 主導，以家庭、家族成員之間的上下尊卑、長幼有序的身份規定為(wei) 行為(wei) 規範，

 

以祖先崇拜和家族綿延興(xing) 旺為(wei) 人生信仰的一整套家法族規，並把這一套家法族規從(cong) 理論上升華泛化到全社會(hui) 各個(ge) 層麵，成為(wei) 華人社會(hui) 傳(chuan) 統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體(ti) 係。

 

被稱為(wei) “中國最後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認為(wei)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他的這種對文化的廣義(yi) 認識，使得他對“家文化”的闡述也是全麵多元而立體(ti) 的。

 

在其所列舉(ju) 的中國文化的特征中，於(yu) 第七點，他指出了中國文化中家族製度的重要地位。這一特征在整個(ge) 的文化特征體(ti) 係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為(wei) 一個(ge) 邏輯聯係點，由其他特征而來，向其他特征而去。

 

比如，“廣土眾(zhong) 民”而能“民族融合”“曆史長久”“社會(hui) 曆久不變”“文化停滯不前”“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等，都和“家文化”相互補充，相互呼應的存在。

 

他引用陳顧遠先生的話說：“從(cong) 來中國社會(hui) 組織，輕個(ge) 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個(ge) 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yi) 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yi) 遂非所夙習(xi) 。”

 

這裏的意涵就很豐(feng) 富，首先，從(cong) “社會(hui) 組織”的角度來看家，那麽(me) 就必然要涉及到集團、家庭、個(ge) 人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間的關(guan) 係，而這種關(guan) 係的背後，倫(lun) 理的、宗教的原因也就需要進行探索和闡述。

 

辨析清楚家庭，方能夠認識“家國同構”的政治倫(lun) 理體(ti) 係，如此，就從(cong) 一個(ge) 比較完整的邏輯上體(ti) 認了“家文化”背後傳(chuan) 統中國的政治、宗教和倫(lun) 理，並能夠對當下進行對比和反思。

 

一、傳(chuan) 統中國“家文化”起源的辨析

 

梁漱溟先生有關(guan)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係統論述，是從(cong) 考察中國人“家文化”的起源開始的，並且以反思馮(feng) 友蘭(lan) 既有解釋為(wei) 出發點。

 

在《中國文化要義(yi) 》所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全部十四個(ge) 特征中，梁漱溟先生選擇“從(cong) 中國人的家說起”，首先要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的家是從(cong) 何而來的。

 

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凡未經過產(chan) 業(ye) 革命的地方，無論這地方是東(dong) 是西，生活方法在某一階段內(nei) ，都是以家為(wei) 本位，是即謂之生產(chan) 家庭化。在經過產(chan) 業(ye) 革命的地方，主要是用機器生產(chan) ，即打破了以家為(wei) 本位的生產(chan) 方法，而是以社會(hui) 本位行其生產(chan) ，是即謂之生產(chan) 社會(hui) 化。”（第27-29頁）

 

 

 

（馮(feng) 友蘭(lan) ）

 

他接著具體(ti) 比較了兩(liang) 套不同的文化，並指出這實是一古一今而非什麽(me) 中西不同的文化。馮(feng) 氏的這一說法帶有明顯的唯物史觀的色彩，在剛剛受到“進化論”影響的民國一代學人中很是得到認可。

 

梁先生舉(ju) 了三個(ge) 例子進行反駁，其一，商鞅變法時的秦國，從(cong) 政策上強推個(ge) 人的國家化，打破家庭，以建設秦國的軍(jun) 國主義(yi) ，但當時顯然不存在諸如產(chan) 業(ye) 革命一樣的巨大革新；

 

其二，瑞士於(yu) 1907年頒布的民法，頗重家庭製度，而其早已完成了產(chan) 業(ye) 革命；

 

其三，蘇聯在家庭製度上幾經反複，不符合產(chan) 業(ye) 革命前後之規律。

 

基於(yu) 此，梁先生說到：“馮(feng) 先生把它看成了平常事，看成是產(chan) 業(ye) 革命前各處的通例，那一麵是昧於(yu) 本國文化，一麵並且弄錯了外國曆史。”（第37頁）

 

雖然說梁先生的這幾個(ge) 例子未盡能完全駁倒或者否定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說法，但至少說明“馮(feng) 說未盡是”，也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提醒今天的我們(men) ，不可陷入機械唯物主義(yi) 中去，仿佛經濟是一切問題的答案，是把“萬(wan) 能鑰匙”。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馮(feng) 先生還是梁先生，都並未清楚的說明中國的家庭是什麽(me) 樣的，中國的家庭是如何起源和發展的。馮(feng) 先生隻是籠統的用產(chan) 業(ye) 革命隔開了家庭和社會(hui) ，梁先生則隻是針對馮(feng) 先生的時間分區進行了反駁。

 

如果從(cong) 唯物史觀的著作看過去，家庭的起源是很明白的，從(cong) 中國自身來說，也可以簡單而清晰地提煉各個(ge) 曆史時期的家庭概況。

 

但梁先生不在這裏長篇大論的談這些，他所想說的是都屬於(yu) 中國的那部分東(dong) 西，他不去細說曆史，而是從(cong) 中國的既有現實出發，談集團，說倫(lun) 理，講宗教，辨是非，重實務，看實效，這些都在後麵娓娓道來。

 

於(yu) 是，從(cong) 生產(chan) 力，生產(chan) 關(guan) 係，氏族社會(hui) 變遷雲(yun) 雲(yun) 來闡釋中國家庭的變遷就不是這裏的重點，而我們(men) 也不必鑽這個(ge) 牛角尖，非要尋出個(ge) 曆史的脈絡來。

 

由進化論而來的“經濟決(jue) 定論”很容易使人們(men) 陷入另一種錯誤的認識，即“獨係演進論”，認為(wei) 文化演進各處都循著一條路線，其表現之不同等，便是代表此一條路線的各階段。

 

各階段是固定的，而在時間上則有些民族進得快，有些進得慢；但他們(men) 總都會(hui) 逐漸前進，不會(hui) 越級突過。

 

梁先生還點醒我們(men) 另外的幾種迷誤見解，其一是把一切種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類看成是相同的；其二是對一些不容否定的不同點認為(wei) 是大同小異，不足重視；其三是恒進步觀；其四是循序漸進觀。梁先生指出，萬(wan) 不可誤以流派為(wei) 階梯。

 

這對我們(men) 理解梁先生論述傳(chuan) 統“家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為(wei) 隻有認識到不同的流派存在，認識到其並不是遞進的階梯，才不會(hui) 將中國的社會(hui) 生硬的套進單線的社會(hui) 發展進程中去，

 

或是和西方進行機械僵硬的對比，從(cong) 而陷入到一種“遲慢落後”的焦慮感和自卑感中去，進而對傳(chuan) 統中國的“家文化”進行先入為(wei) 主的帶有偏見的批判。

 

二、集團與(yu) 家庭問題的中西比較

 

為(wei) 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化，避免“隻緣身在此山中”以致“不識廬山真麵目”，梁先生從(cong) 中西對比的角度來看中國，尤其比較了集團與(yu) 家庭問題。

 

（一）基督教與(yu) 集團生活

 

梁漱溟先生曾經慧眼獨具，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問題實為(wei) 中西文化的分水嶺。”（第46頁）他認為(wei) ，一時一地之社會(hui) 構造，實即其時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幹；此外都不過是皮肉附麗(li) 於(yu) 骨幹的。

 

從(cong) 這個(ge) 視角出發，我們(men) 發現，中國古代社會(hui) 和希臘羅馬的古代社會(hui) ，本是相差不多的。可後來的發展，西方以基督教為(wei) 中心，而中國以周孔教化為(wei) 中心，彼此演化出了不同的社會(hui) 構造。

 

中國逐漸以轉進於(yu) 倫(lun) 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續於(yu) 後；西洋則以基督教轉向大團體(ti) 生活，家庭的地位逐漸降低以致被忽視，最終破裂。

 

古時希臘羅馬盛行多神崇拜，尤其是古羅馬的家神崇拜，使得宗教具有極強的宗法性，甄克斯在《社會(hui) 通銓》中總結了宗法社會(hui) 的三大特征：可私而不可公，本乎人而不出於(yu) 天；宜幽不宜顯（第47頁）。

 

正是這種特征加深了家庭與(yu) 家庭，家族與(yu) 家族之間的界別，也促進了家

 

庭內(nei) 部的團結和家長權威的樹立。

 

基督教打破了這種格局，強調神的絕對惟一，要求信眾(zhong) 兼愛同仁，以上帝為(wei) 父，人人皆如兄弟姐妹，召喚人們(men) 超脫世俗。基督教破壞家庭的重要一環在於(yu) 教會(hui) 的設立。

 

在意識形態上將原有的親(qin) 情組織打破，強調博愛、無差別的愛，所有的人在教會(hui) 中平等，都是上帝之子，是兄弟姐妹，這就在原有的家庭外頭新成立了屬於(yu) 上帝的大家庭，每一個(ge) 教會(hui) 則都是這個(ge) 家庭的分部。

 

在基督教的勢力下，個(ge) 人所負的宗教義(yi) 務，遠超過家族的要求，教會(hui) 的凝結力，是以家族的凝結力為(wei) 犧牲的（第67頁）。基督教對家庭的影響不僅(jin) 來自於(yu) 精神說教，“造成西方人集團生活的，是事實不是理想。”（第50頁）

 

基督教自誕生之初起，就與(yu) 當時的政權以及異教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zheng) ，付出了巨大犧牲，與(yu) 異教的鬥爭(zheng) 和宗教內(nei) 部派別的鬥爭(zheng) 貫穿著西方基督教史。因為(wei) 鬥爭(zheng) ，西方的團體(ti) 性不斷加強，外敵使得內(nei) 部有了共同的目標，凝結了強大的向心力。團體(ti) 與(yu) 鬥爭(zheng) ，相連不離。

 

（二）團體(ti) 與(yu) 家庭之對立

 

團體(ti) 與(yu) 個(ge) 人作為(wei) 同一矛盾的兩(liang) 麵，有著對立統一的關(guan) 係，這一點梁先生看得分明。西方人並非沒有家庭，隻是因為(wei) 其集團生活太嚴(yan) 重，太緊張，以至於(yu) 掩蓋了家庭生活。

 

過於(yu) 緊張的集團生活中，集體(ti) 要求直接統涉個(ge) 人，個(ge) 人人格由此凸顯，在經曆了長期的中世紀壓迫後，個(ge) 人意識覺醒，進而有了文藝複興(xing) ，有了宗教改革，有了啟蒙運動，一貫相通的無非“我”之覺醒。

 

西方這種社會(hui) 組織上的個(ge) 人本位，到了法律上就形成了權利本位的法律。中國人常常不理解，為(wei) 何西方人在家庭內(nei) 部還對財產(chan) 歸屬那般計較，為(wei) 何親(qin) 子之間那麽(me) 許多界定和隔閡，個(ge) 人本位的社會(hui) 組織，權利本位的法律應當是重要的原因。

 

反觀中國人，傳(chuan) 統的家庭社會(hui) 中，是義(yi) 務本位的，每個(ge) 人為(wei) 他人付出，源出責任，至於(yu) 權利則待對方賦予，莫自己主張。這種思維上的不同，來自於(yu) 社會(hui) 結構的不同，尤其是家庭內(nei) 涵的迥別。

 

及至當下，中國人的思維結構中並存著傳(chuan) 統的義(yi) 務觀和西方的權力觀，這兩(liang) 種觀念矛盾著存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新型家庭文化。

 

集團生活與(yu) 家庭生活，二者之間頗不相容；而基督教恰恰為(wei) 前者開路，以壓低後者。基督教的教義(yi) 即在於(yu) 讓人們(men) 脫離家庭，以眾(zhong) 生平等的兄弟姐妹的姿態站立在上帝的麵前。

 

 

 

（基督教傳(chuan) 教圖）

 

《舊約》裏有這樣的文字，耶穌說：“假若任何人到我這裏，而不憎惡他的父母妻子兒(er) 女兄弟姐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我來並不是使世界安寧的，而是使他紛擾的，因為(wei) 我來了將使兒(er) 子與(yu) 他父親(qin) 不和，女兒(er) 與(yu) 她母親(qin) 不和，媳婦與(yu) 她婆婆不和”。基督教一千數百年的訓練，使得犧牲家族小群而盡忠超越家族的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氣（第68頁）。

 

反過來講，周孔教化下的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以家族為(wei) 核心，“修齊治平”是學人的立身之道，缺乏團體(ti) 生活。在中國，沒有一種超越家庭的組織，在其範圍內(nei) ，每個(ge) 人都感受到約束並且時時有著切身利益關(guan) 係。

 

這種現象的存在，原因應當在中國家庭地位之突出。因為(wei) 家庭功能的多樣，人們(men) 不必假借其他組織或者不必完全假借其他組織來進行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活動，另一方麵，因為(wei) 家庭的倫(lun) 理有宗教之用，故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東(dong) 西引導人們(men) 脫離家庭。

 

由此，我們(men) 將探討倫(lun) 理本位於(yu) “家文化”的影響。

 

（三）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從(cong) 梁先生有關(guan) 倫(lun) 理本位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的看出，他認為(wei) 團體(ti) 和個(ge) 人在西洋儼(yan) 然兩(liang) 個(ge) 實體(ti) ，而家庭幾乎為(wei) 虛位，這種情況在中國則恰好相反。

 

在中國，團體(ti) 和個(ge) 人幾無空間，家庭是社會(hui) 結構的核心。但我們(men) 又不能據此認為(wei) 中國是家庭本位或家族本位的社會(hui) ，因為(wei) 家庭本位隻存在於(yu) 宗法社會(hui) 中，而中國早就脫胎於(yu) 宗法社會(hui) 。

 

梁先生談到，人一生下來就有與(yu) 其相關(guan) 之人，人的一生在與(yu) 人相關(guan) 係中而生活，人生實存在於(yu) 各種關(guan) 係之上（第72頁）。是關(guan) 係，即是倫(lun) 理。家庭關(guan) 係是人生命最開始就接觸的關(guan) 係，也是伴隨人一生的，最親(qin) 密的關(guan) 係，故倫(lun) 理首重家庭，然其始於(yu) 家庭，而不止於(yu) 家庭。

 

這裏很容易生發的一個(ge) 疑問是，這種基於(yu) 自然的關(guan) 係，基於(yu) 自然的家庭狀況，古今中西無差，為(wei) 什麽(me) 中國人的社會(hui) 就是“倫(lun) 理本位的”，而西方人的就是“個(ge) 人本位”的了呢？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的倫(lun) 理關(guan) 係隻是“倫(lun) 理本位”的基礎條件，它不一定生發出“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結構。

 

在中國，是周孔，是儒家以自然人倫(lun) 為(wei) 基礎，延伸出經濟的、政治的組織結構和道德準則來，由此才有了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家，作為(wei) 倫(lun) 理本位中基礎性的一環，有著突出的地位，從(cong) 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方麵發揮作用。

 

而西方，則在自然倫(lun) 理上，由基督教進行了解構和破壞，從(cong) 而進入了另一種模式。

 

這就需要討論倫(lun) 理本位的宗教之用。人的生命具有相反的兩(liang) 麵：一麵是從(cong) 軀殼起念之傾(qing) 向；又一麵是傾(qing) 向於(yu) 超越軀殼或者反軀殼。兩(liang) 麵中間，則更有複雜無盡之變化。宗教正是代表後一種傾(qing) 向。

 

其所以具有穩定人生之重大作用，就為(wei) 它超越現實，超越軀殼，不使人生局於(yu) 淺近狹小而止（第79頁）。這就給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帶來一個(ge) 大難題，在“敬鬼神而遠之”的情況下如何聊慰人們(men) 的心靈，如何對死生、對生命的意義(yi) 做出宗教性解釋呢？

 

梁先生認為(wei) ，中國的家庭倫(lun) 理，正是宗教的替代品，它是那兩(liang) 者之間變化的一種，是中國人“中庸”的大智慧。

 

一方麵，中國人重視家庭倫(lun) 理，聚族而居是典型的生活形態，在和親(qin) 屬生活在一起的過程中獲得心靈的慰藉。

 

另一方麵，因為(wei) 中國是職業(ye) 社會(hui) 而不是階級社會(hui) ，故每一家人在社會(hui) 中地位可能有很大的升降，這給予家庭倫(lun) 理以極大鼓勵作用，一家人，在為(wei) 一家子人的前途而共同努力的過程中，尋得了生命的意義(yi) 。

 

在共同努力中樂(le) 而忘苦，在義(yi) 務感中體(ti) 位崇高，在一個(ge) 遠景的召喚下不斷前進。生命由此變得神聖富有宗教性（第77-84頁）。

 

梁先生的這種洞見在形而上的層麵上解釋了何以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曆久彌長，升華了作為(wei) 政治經濟之基礎結構的“家”的宗教意義(yi) ，實在可以說是對中國文化論述的點睛之筆，是大儒之思。

 

三、家國同構的政治倫(lun) 理體(ti) 係

 

在傳(chuan) 統的政治倫(lun) 理中，家庭與(yu) 國家之間似乎存在著密切的聯係，臣子稱皇帝為(wei) “君父”，皇帝是全國的大家長，全國似乎就是一個(ge) 放大了的家，綱常倫(lun) 理在這其中平移轉換，實質卻相通。

 

然而，梁先生卻提出了“中國是否一國家？”的命題。他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並不像是一個(ge) 國家，首先，其缺少國家應有之功能，即從(cong) 來中國政治上的表現是消極無為(wei) 的；

 

其次，中國缺乏國際對抗性，疏於(yu) 國防，對戶籍地籍等一切國勢調查統統說不清楚，且重文輕武，民不習(xi) 兵，幾於(yu) 為(wei) “無兵之國”。此外，中國人的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第140-143頁）。

 

（一）家庭與(yu) 國家

 

梁先生認為(wei) ，國家構成於(yu) 階級，中國則未成階級，無以武力之主體(ti) 而難行統治，這是中國不像國家的真正原因。這可能是梁先生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所做分析中最讓人難以接受的觀點了，即中國沒有形成階級。

 

時人難以接受，今人恐怕更難接受。這就需要回到文本中去，看梁先生對階級的具體(ti) 論述。他承認，一般地說，除了人類社會(hui) 之初起和人類社會(hui) 之將來，大概沒有階級之外，在這中間一段曆史內(nei) ，階級都是有點。

 

“從(cong) 寬泛說，人間貴賤貧富萬(wan) 般不齊，未嚐不可都叫做階級。”然而他進一步指出，他所討論的階級“要當於(yu) 經濟政治之對立爭(zheng) 衡的形勢求之。”簡單來說，他強調的是極度對立的階級，而非僅(jin) 僅(jin) 存在經濟政治上差異的階級。

 

先生認為(wei) 前者的階級之所以在中國不存在，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的原因，其一，土地自由買(mai) 賣，人人得而有之；其二，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土地的人頗占多數（第124-133頁）。

 

土地的占有使得經濟上不必依附，人身亦為(wei) 獨立，有了基本的經濟基礎，再加上中國古代乃“職業(ye) 分途”的社會(hui) ，那麽(me) 在“耕讀”之間轉換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在梁先生這裏，階級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是能夠推動社會(hui) 前進的，因為(wei) 隻有形成了階級區分，在經濟上、政治上占有利地位的階級才能夠從(cong) 體(ti) 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進行形而上的建設，推動精神、文化和製度的進步。由此，中國古代社會(hui) 之“盤桓不進”或恐也能從(cong) 這方麵進行解釋。

 

（二）家庭與(yu) 天下

 

實際上，上述之“家國一體(ti) ”的內(nei) 涵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被進行了修改，所謂“國家”的概念在傳(chuan) 統中國說成“天下”更為(wei) 合適。

 

《禮記·禮運》中講：“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前麵也說過，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的人生理想軌跡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顧亭林之“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今天多被用來強調對國家的責任，實際上，其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的立場說話。他所言，我們(men) 無須負責的是“國”，指的是朝廷皇室，不是現代意義(yi) 的國家；而我們(men) 要負責的“天下”，概念又遠大於(yu) 現代意義(yi) 的國家。

 

可見，亭林先生所要積極護衛的，既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他未曾給人以國家觀念，倒是發揚了超國家主義(yi) 。梁先生在談家國天下時，也進行了中西對比。

 

 

 

（顧炎武）

 

從(cong) 他的言說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認為(wei) 西洋由團體(ti) 而個(ge) 人，中國由家庭而天下。所以林語堂先生說：“曆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作為(wei) 一世界以發展的，而不是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

 

然而，如何在家庭和天下觀念之間建立起聯係，是個(ge) 很困難的事情，梁先生也並沒有說的十分明白。先前筆者曾研讀《尚書(shu) 》，其中講到“柔遠能邇”，“懷柔遠方，優(you) 撫近地”，正是中國人天下觀念的具體(ti) 實施方式，且能夠從(cong) 中國的家庭中找到映射。

 

傳(chuan) 統的五服製度區分親(qin) 疏遠近，但並不改變“親(qin) ”的本質，仍然能夠維持情感的聯係。費孝通先生曾對中國人的家庭進行過十分精彩的譬喻，講其以自我為(wei) 中心展開，恰如石子投入水中，蕩漾不斷向外擴散的漣漪。

 

“自我——家庭——天下”當是這幅圖畫最本質的抽象。或許也能構建二者之間的聯係。家庭和天下之間的邏輯聯係的建立雖然比較困難，但是其崩潰的關(guan) 聯性確實顯而易見的。

 

以中國為(wei) 例，海通以來，尤其是民國以至中共建製以來，中國越來越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方向走，一方麵，天下的概念被丟(diu) 棄在一旁，另一方麵，又迫使人們(men) 從(cong) 家庭走出來，直接置於(yu) 國家之下，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結構和家庭秩序就此崩潰。

 

四、傳(chuan) 統家庭秩序的當代麵向

 

中國家文化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始於(yu) 清朝末期，曆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傳(chuan) 統的家庭和家族製度開始解體(ti) ，傳(chuan) 統家庭秩序崩潰。

 

（一）傳(chuan) 統家庭秩序的崩潰

 

首先是載體(ti) 破碎與(yu) 文化衝(chong) 突。民國時期，新型民族國家建立要求人從(cong) 家庭獨立出來，這是理念上的原因。具體(ti) 來看，這一時期，由於(yu) 戰亂(luan) 、族田流失和新文化的衝(chong) 擊，作為(wei) 傳(chuan) 統家族製度重要依托的祠堂和族譜族規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

 

大批的祠堂毀於(yu) 戰火和搶掠，有的祠堂被改變為(wei) 政府的辦公場所、醫院或學校等。大量的族譜流失或毀滅，族譜作為(wei) 維持家族的重要理論依據也隨之淡化。象征著家族權力的族規族約雖然仍然存在，但賦予了某種時代氣息。

 

另一方麵，伴隨著外來文化的衝(chong) 擊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廣，傳(chuan) 統的儒學漸趨衰亡，科學、民主、新道德等社會(hui) 思潮興(xing) 起，家族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人們(men) 不再囿於(yu) 講孝悌、固守三綱五常等家族本位的小家族主義(yi) 觀念了，開始跨出家族主義(yi) 的桎梏，將家族與(yu) 民族、國家聯係起來，將以前提倡的敬宗收族推廣為(wei) 國族。

 

其次是紳權的異化。伴隨著家庭的沒落，傳(chuan) 統家族背後的鄉(xiang) 紳權力出現了異化。

 

據美國學者杜讚奇對華北農(nong) 村的調查，進入民國以後，隨著國家政權的內(nei) 卷化，傳(chuan) 統的保護人類型的村莊領袖紛紛“引退”，“鄉(xiang) 村政治中出現空缺。

 

‘好人’不願承充，但村中無賴卻覬覦此位，他們(men) 視攤派和征收款項是榨取錢財的大好時機”，因此“自願充當莊長的隻是那些無固定職業(ye) 的大煙鬼或賭徒，即‘土豪’或‘無賴’”。

 

他們(men) “在農(nong) 村中之最大工作，厥為(wei) （一）挑撥是非；（二）包攬詞訟；（三）為(wei) 地主保鏢；（四）欺淩無知農(nong) 民；（五）四處敲詐”。由於(yu) 鄉(xiang) 村各種勢力對鄉(xiang) 村政權的爭(zheng) 奪，紳權成為(wei) “比貪官汙吏所盤踞的縣政府及一切征收機關(guan) ，更屬畏懼、更屬痛恨”的力量。

 

毛澤東(dong) 所指出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nong) 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但是，在新舊交替之中，雖然一些實體(ti) 性的東(dong) 西被破壞，但傳(chuan) 統的巨大慣性還在繼續影響著社會(hui) 。幾千年的家國體(ti) 製雖然被打破了，其殘餘(yu) 還存在，家國同構、宗法理念、嫡庶親(qin) 疏、高度集權、等級秩序、忠孝合一、家族至上等思想觀念仍然嚴(yan) 重地影響著整個(ge) 社會(hui) 的政治生活。

 

 

 

（文革破“四舊”）

 

傳(chuan) 統家文化的政治遺傳(chuan) 密碼，仍然影響著政治體(ti) 製的典型“性狀”，最終導致民國後期形成的是一種極具封建家長製色彩的獨裁統治和極具家族製色彩的黨(dang) 國體(ti) 製。

 

傳(chuan) 統家庭秩序的崩潰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因為(wei) “家”在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一旦其崩潰，那麽(me) 由傳(chuan) 統倫(lun) 理所支撐的官僚體(ti) 係便無以為(wei) 繼，而依靠家庭，習(xi) 慣了在家庭的庇護和支配下生活的個(ge) 人也變得無所依，家庭倫(lun) 理的宗教性被打破，人們(men) 的精神變得也隨之變得極度空虛。

 

舊的被破壞了，新的卻沒有建立起來，20世紀便注定要成為(wei) 中國不斷摸索和不斷嚐試的時期，回望這一過程，充滿了血淚與(yu) 辛酸。

 

（二）集體(ti) 政治觀念與(yu) 家庭重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wei) 徹底消滅封建政權，對族權也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使原有的家庭和家族製度因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解體(ti) 。傳(chuan) 統的家文化也進入了向現代文化轉型的快車道。

 

傳(chuan) 統的家族製解體(ti) 了，小型化、單一化的家庭取代了結構複雜的大家庭和大家族。破除了傳(chuan) 統的等級製度，家庭的組織結構扁平化了。家庭組織結構上的變化決(jue) 定了權力配置的變化。

 

權力在家庭成員之間進行了分割，通過協商處理家庭事務。父母慈、子女孝、尊老愛幼、夫妻互敬互愛的家庭美德，成為(wei) 處理家庭關(guan) 係的主要行為(wei) 規範。

 

在價(jia) 值觀念上，伴隨著由“家庭人”向“單位人”和“國家人”的轉變，家族或家庭至上的價(jia) 值理念逐步被“國家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所取代。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社會(hui) 主義(yi) ，成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理念。

 

與(yu) 此相對應的是家庭和家族觀念的逐漸淡化。在文化快速轉型的過程中，傳(chuan) 統家文化的政治遺傳(chuan) 密碼也在發生變異，由此催生的民主集中製、政治協商、以德治國、為(wei) 人民服務等，給國家政治生活帶來了清風正氣。

 

但是，由於(yu) 文化轉型還沒有最終完成，家長製、一言堂、個(ge) 人崇拜等傳(chuan) 統家文化的消極影響依然存在，並在頑強地表現自己。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上實行了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家庭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經營中的作用凸顯出來。加之新時期以來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ye) 也多以家族企業(ye) 形式起步，家族在企業(ye) 籌資、經營互助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使發展成為(wei) 上市公司，也有相當部分的企業(ye) 仍然采取家族經營模式。

 

改革開放也帶來了社會(hui) 生活的急劇變化，增加了很多不可預期的因素，尤其是在由單位人向社會(hui) 人轉變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單位的依托，導致安全感的某種缺失，迫使人們(men) 到家庭和家族中尋找安全感。

 

伴隨著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的推行、家族企業(ye) 的發展和對安全感的某種追求，傳(chuan) 統的家族觀念在某些人的頭腦中重新發酵，某些地方家族勢力也隨之發展起來，成為(wei) 影響國家和社會(hui) 治理的不可低估的因素。

 

應當看到，傳(chuan) 統的家文化在1949年以來，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集體(ti) 觀念前所未有的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其規模之大，程度之深，速度之快，梁先生在寫(xie) 作之時恐難預料。

 

新時期以來，市場化某種程度上鬆動了集體(ti) ，社會(hui) 的分子性加強，可是傳(chuan) 統家庭秩序一去難返。隨之而生的，是由傳(chuan) 統家庭所承載的諸多教育功能的缺失，以及前麵講過的天下觀念、宗教慰藉等多層次的問題。

 

傳(chuan) 統家庭秩序有其獨特的曆史背景，在今天想要完全恢複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從(cong) 梁漱溟先生的書(shu) 看過去，可能有幾方麵是值得我們(men) 努力的。

 

首先，是傳(chuan) 統家庭秩序在個(ge) 人教育方麵的作用。傳(chuan) 統家庭以“孝”維係，道德的培養(yang) ，價(jia) 值觀的塑造都在其中，在當下社會(hui) 道德滑坡的情況下，重視傳(chuan) 統倫(lun) 理在道德塑造上的作用，是值得嚐試的。

 

 

 

（《玩偶之家》劇照）

 

其次，是傳(chuan) 統家庭秩序在社會(hui) 穩定上的作用。這是多方麵的，包括養(yang) 老、醫療、教育等諸多方麵都可以借助家庭、家族的力量進行嚐試。而在矛盾的調解，糾紛的解決(jue) 上也可以探求傳(chuan) 統中的做法。

 

最後是傳(chuan) 統家文化在宗教層麵上的關(guan) 懷。如何在信仰普遍缺失的情況下，重建人們(men) 的終極價(jia) 值追求，家庭這個(ge) 層麵，值得審視和探究。

 

總之，一本《中國文化要義(yi) 》，凝結了梁漱溟先生的感悟和思考，家國情懷，上下求索，躍然紙上。理解梁先生的獨立學人思想和實踐導向，是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包括“家文化”的前提條件。

 

中國人家庭之綿延長久，非僅(jin) 為(wei) 一般經濟上的原因，用產(chan) 業(ye) 革命“一刀切”地來進行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分期是不負責任的。從(cong) 中國文化的本身特征出發，不迷信唯物史觀，不錯誤的陷入曆史單線發展的窠臼，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人重家庭，而輕視集團和個(ge) 人，這和西方恰好相反，二者分途，宗教是重要原因。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倫(lun) 理本位，各自影響了社會(hui) 結構的構建，進而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

 

中國人常有的“家國情懷”，常講的“家國同構”，實質上說成“家”與(yu) “天下”更為(wei) 合適，因為(wei) 按照梁先生的說法，從(cong) 嚴(yan) 格意義(yi) 上講，中國並不存在激烈對立的階級，因此，中國也並不像一國家。

 

海通以降，傳(chuan) 統“家文化”所附著的社會(hui) 結構被打破，祠堂、族田、族譜等載體(ti) 流失或被破壞。新文化和傳(chuan) 統文化激烈交織，新事物被不斷的嚐試。

 

然而，人們(men) 的是思維深受傳(chuan) 統影響，在當今時代條件下，回過頭去審視傳(chuan) 統家庭秩序，發揮家庭在教育、社會(hui) 穩定、精神慰藉上的作用，是我們(men) 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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