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儒生：明朝政治敵道學的那些事兒(er)

作者：衷鑫恣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敵道學史——從(cong) 北宋到二十世紀》第二章，衷鑫恣著，〔台北〕萬(wan) 卷樓2019年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六日丙午

          耶穌2019年7月8日

明代，眾(zhong) 所周知，程朱理學始終為(wei) 官學，地位無與(yu) 倫(lun) 比。但同時，讀聖賢書(shu) 的士大夫相對於(yu) 皇權，地位之卑，政治環境之惡劣，也非比尋常。明太祖本人公開反感朱子學說，連朝鮮君臣都知道。《朝鮮王朝實錄•宣祖》“隆慶六年”條記載宣祖和儒臣柳希春的對話：“上曰：‘大明高皇帝，每排詆朱子之，其意如何？’對曰：‘高皇帝有秦皇惡儒之習(xi) ，兼隋文猜忌之性，其妄詆朱子立言，所謂自聖而謂人莫之若也。”身處域外，說話比較直言不諱。柳希春認為(wei) 明太祖是秦始皇加隋文帝，容不得別人給自己當老師。《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chuan) 》序曰，明代“科舉(ju) 盛而儒術微”，是對一代學術的精當評價(jia) 。官學化的道學，在明朝首要的角色，是充當八股時文的素材。

某種意義(yi) 上，明太祖的思想而非程朱的思想，才是有明一代的政治指導思想。《大明律》繼承唐宋律法，大致是士大夫的集體(ti) 智慧成果，太祖不滿意，自創《大誥》四編，法外用刑，重典治國，以敵對思維對待文官集團；命令全國“戶戶有此一本”、“家藏人誦”。洪武末年又頒布《教民榜文》，其中一條是，城鄉(xiang) 為(wei) 年老或瞽者設專(zhuan) 門編製，定時持木鐸沿途宣講“聖諭六言”。《教民榜文》內(nei) 容上也許是儒家倫(lun) 理為(wei) 主，如“聖諭六言”實即朱子漳州《勸喻榜》第一條，然而“語境”全然非儒家：一者以皇權獨裁形式發布（朱元璋並未說他在祖述朱熹），一者聖諭直接進基層（利用老人、瞽者），儒者治國中的道德優(you) 勢以及決(jue) 策權、解釋權一概被剝奪，皇帝手握教化之柄，成為(wei) 教化之主。

明太祖死後，《大誥》基本廢置不用，聖諭六言也漸漸被遺忘，嘉靖年間方又複活。但總體(ti) 上，明太祖的精神遺產(chan) 對明朝特別是前葉的影響是全局性的。都說道學之教籠罩中國一千年，然而其提倡的宗族製度直到嘉靖（1522-1566）以後才普及。都說《朱子家禮》為(wei) 庶民製禮影響大，然而嘉靖十五年，明世宗才正式準許民間自建家廟。關(guan) 於(yu) 法家鍾愛的皇權專(zhuan) 製（或稱“秦製”）對儒家鍾愛的自治小團體(ti) 包括宗族的排斥，秦暉先生頗有研究，讀者可自行參閱。

純粹權力有自身的運行邏輯，百家之中法家刑名之術才是專(zhuan) 製者自覺不自覺的最愛。如果隻看到道學與(yu) 權力合作的一麵，忽略互相反對的一麵，很容易得到錯誤的結論，以為(wei) 明清兩(liang) 代道學獨尊。實則在專(zhuan) 製權力麵前，禮教是脆弱的，道學家是單薄的，一切儒家說教都可以是具文。專(zhuan) 製權力的化身有君主，也有弄權小人，此等小人中最見明朝特點的是宦官。

以下大致依時間順序，述道學家受難事。

太祖洪武五年（1372），因反感孟子關(guan) 於(yu) 君臣關(guan) 係的論述，明太祖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廟，有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這時，刑部尚書(shu) 、浙江象山人錢唐站了出來。據《明史》卷一三九本傳(chuan) ，錢唐抗疏入諫曰：“臣為(wei) 孟軻死，死有餘(yu) 榮。”時廷臣無不為(wei) 唐危。沒想到，太祖被錢唐感動，沒有怪罪他，孟子也於(yu) 次年恢複配享。錢唐是明經出身，有一次在朝中講《尚書(shu) 》，以師道而非臣道麵對明太祖，別人叫他跪，他卻堅持站著講。所幸太祖饒了他。師道正是程朱極為(wei) 重視的，程頤有句名言，“天下重任，唯宰相與(yu) 經筵”，他自己就是在做經筵時訓斥了哲宗皇帝。

錢唐有意殉道，卻不成功。建立在人主個(ge) 人喜怒之上的僥(jiao) 幸終究靠不住，錢唐命好，不代表他人也能命好，李仕魯就是一個(ge) 。洪武十六年（1383），朱學專(zhuan) 家、大理寺卿李仕魯因辟佛忤旨，被太祖命武士當麵打死。《明史》卷一三九本傳(chuan) 載，太祖踐祚後，頗好釋道二教，為(wei) 立職官，高其品秩，嚐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wan) ，李仕魯疏諫，太祖不聽。仕魯爭(zheng) 之力，章數十上，無一能用。遂辭官，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裏。”遂置笏於(yu) 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以佛道為(wei) 異端而辟之是道學特別是程朱道學的性格之一，奈何太祖為(wei) 政治目的崇儒的同時，個(ge) 人更喜佛道。李仕魯的結局，對彰顯明代政治與(yu) 儒學關(guan) 係具有典型意義(yi) 。

英宗正統八年（1443），大理寺少卿薛瑄因秉公辦案，令大宦官王振從(cong) 子王山的陰謀不得逞，王振命人誣告薛瑄，瑄下獄論死。牢坐了，但好在最後被同僚救出。《明史》二八二本傳(chuan) 說，薛瑄之“學一本程、朱……。嚐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薛瑄是朱熹的忠誠信徒。

薛瑄得罪王振，尋根究底，出在不能奉承受寵弄權的宦官。起初，薛瑄因為(wei) 同鄉(xiang) 關(guan) 係，被王振提攜為(wei) 大理左少卿，旁人勸他去拜謝王振。本傳(chuan) ：“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wei) 也。’其後議事東(dong) 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薛瑄的嚴(yan) 正立場，其實是士禮的要求，他不過是遵禮教而已。

如果說人主除了代表人間的至高權力，更代表天爵，那麽(me) 獨擅朝政的閹人因為(wei) 沒有任何形而上的身份或道義(yi) 的追求，就成了赤裸裸的權力操弄者。薛瑄拜天子，但拒拜王振，小小的細節，卻足以象征道學對純粹權力的輕視，並預示了道學可能麵臨(lin) 的危險。明朝士夫因不拜太監而得罪的，不止一例，合而觀之，乃見我言之不虛。

（1）宗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預修《孝宗實錄》，與(yu) 同官見太監劉瑾，獨長揖不拜，由是忤瑾。書(shu) 成，出為(wei) 南京吏部主事。”

（2）何瑭，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

劉瑾竊政，一日贈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瑭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複拜謝，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直應曰：“修撰何瑭。”知必不為(wei) 瑾所容，乃累疏致仕。

兩(liang) 例俱見《明史》。儒家禮教，所謂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因而君子儒不肯枉尺直尋從(cong) 而忤逆權貴的形式是多樣的。正德時（1506-1521）的江西提學副使蔡清又是一例。《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傳(chuan) ：“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宸濠最後能發動政變，與(yu) 百官在禮製一事上妥協與(yu) 俯就強權不無關(guan) 係，所以蔡清這等拒絕變通的頑固分子即使在同僚那裏也容易被孤立。

仍然與(yu) 太監當道有關(guan) ，武宗正德元年（1506），

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係詔獄。先生（王守仁）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複蘇。

據餘(yu) 英時勾稽，正德時劉瑾用事，發明“去衣行杖”之刑，陽明是第一個(ge) 受此刑的，幾乎被打死過去。

以上是嘉靖前的情況。嘉靖初年的大事是大禮議，此事與(yu) 道學關(guan) 係甚大。世宗嘉靖皇帝生父是藩王而非先帝，他卻堅持要把生父列為(wei) 皇考。此非禮法，遂起爭(zheng) 端。北宋已有濮議之爭(zheng) ，皇帝破壞宗法，道學家群起反對。曆史重演，張璁、桂萼輩希旨得寵，道學禮法之士則紛紛倒下。

（1）羅欽順：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

（2）呂柟（正德三年進士）：大禮議興(xing) ，與(yu) 張、桂忤。

（3）馬理（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起稽勳員外郎，與(yu) 郎中餘(yu) 寬等伏闕爭(zheng) 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

（4）崔銑（弘治十八年進士）：嘉靖三年集議大禮，久不決(jue) 。大學士蔣冕、尚書(shu) 汪俊俱以執議去位，其他擯斥杖戍者相望，而張璁、桂萼等驟貴顯用事。銑上疏求去，且劾璁、萼等曰：“臣究觀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唾餘(yu) ，其情則承望意響，求勝無已。……夫守道為(wei) 忠，忠則逆旨；希旨為(wei) 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luan) 邦，況可使富哉！”帝覽之不悅，令銑致仕。

（5）應良（正德六年進士，從(cong) 學王守仁）：嘉靖初，還任（編修），伏闕爭(zheng) 大禮，廷杖。

（6）楊廉：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為(wei) 證，且言：“今異議者率祖歐陽修。然修於(yu) 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yu) 濮王，未忍絕之於(yu) 仁宗。今乃欲絕之於(yu) 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

以上僅(jin) 僅(jin) 是出自《明史•儒林傳(chuan) 》的部分，其中稍受優(you) 容者隻有一個(ge) 楊廉。崔銑疏中，“守道”（從(cong) 道）與(yu) “希旨”（從(cong) 君）的判分格外醒目。

治史者皆知，正德、嘉靖以後，明朝政治、社會(hui) 格局發生巨變，大體(ti) 上有為(wei) 之君不再，權奸輩出（劉瑾、嚴(yan) 嵩、魏忠賢等），同時社會(hui) 受到的管控趨弱。王守仁於(yu) 正德年間在貴州龍場悟道以後，引領儒學弘道事業(ye) 重點轉向民間，本人及門徒講學遍天下。當其時，又有大儒湛若水與(yu) 之頡頏。然而道學並未從(cong) 此無憂。很簡單，站在權力的立場，爭(zheng) 奪群眾(zhong) 同樣是冒犯。道學從(cong) 謀取皇帝支持，轉向謀取廣大士民支持，這帶來了政治敵道學內(nei) 容的變化。從(cong) 前主要是對仕宦個(ge) 人施以紀律處分（如宋代）或刑事處罰（如明前期），現在主要是禁止講學、毀滅書(shu) 院，同時個(ge) 人仍不免被迫害。以下便略述明中葉以降禁學脈絡。

世宗嘉靖元年（1522）十月，

給事中章僑(qiao) 、禦史梁世驃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chuan) ，至朱熹大明。近世倡為(wei) 異論者，以陸九淵為(wei) 簡徑，朱熹為(wei) 支離，宜行嚴(yan) 禁。”上曰：“近年士習(xi) 詭異，文辭艱險，有傷(shang) 治化，其行督學官榜諭禁之，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wei) 不經之書(shu) ，私自傳(chuan) 刻，以誤正學。”

二官之奏，是個(ge) 標誌，它屬於(yu) 王學崛起之際，朱子官學的第一次出擊。正如宋代朱學也被當做不符孔孟的“邪偽(wei) ”，現在朱學成為(wei) 正統，新興(xing) 的王學成了“詭異”。學者多知道王學、朱學的繼承關(guan) 係，但擅長指摘的政治鬥爭(zheng) 是不管這些的。幸本次禁令未見落實。

嘉靖八年（1529）二月，

尚書(shu) 桂蕚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異以為(wei) 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知眾(zhong) 論之不與(yu) ，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shu) 。……宜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旨曰：“其學術令都察院通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陽明卒於(yu) 嘉靖七年十一月末，桂蕚乘之，既誣其學說，也誣其功業(ye) 。陽明生前有爵位，因桂蕚之議，詔“停其世襲，恤典俱不行”。此情此景，令人想起朱子死後被朝廷嚴(yan) 密監視的喪(sang) 禮。比慶元黨(dang) 禁輕者，陽明學說此時尚未得禁。

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

禦史遊居敬論劾南京吏部尚書(shu) 湛若水學術偏詖，誌行邪偽(wei) ，乞賜罷黜，仍禁約故兵部尚書(shu) 王守仁及若水所著書(shu) 並毀門人所創書(shu) 院，戒在學生徒，毋遠出從(cong) 遊，致妨本業(ye) 。……上曰：“若水已有旨諭留，書(shu) 院不奉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創者，巡按禦史參奏。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yan) 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

王守仁與(yu) 湛若水兩(liang) 派被點名禁毀。當時朝廷大權握於(yu) 入閣不久的夏言之手，而此前夏言自己就做過經筵官，主講四書(shu) 。心學新起，勢如燎原，朝中頗感不安。

湛若水與(yu) 王陽明講學宗旨相近，規模也很大。何良俊（1506-1573）《四友齋叢(cong) 說》記載：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亦隻是同誌。……何嚐招集如許人？唯陽明先生從(cong) 遊者最眾(zhong) 。……陽明同時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為(wei) 男宗伯（南京吏部尚書(shu) ），揚州、儀(yi) 真大鹽商亦皆從(cong) 學。

據學者統計，湛若水從(cong) 正德五年在北京與(yu) 王守仁講學始，至嘉靖十九年致仕，所建書(shu) 院達36所，其中廣東(dong) 19所、南直隸13所、福建3所、湖廣1所，盛時據稱有三千門徒。嘉靖十九年，門人在其家鄉(xiang) 為(wei) 之建天關(guan) 書(shu) 院，事在書(shu) 院禁令下達之後。可見，這次學禁效果不佳。

湛若水也為(wei) 世宗本人所不喜，嘉靖初年的大禮議已站在反對皇帝的一方，嘉靖九年議郊祀禮又與(yu) 皇帝意見相左，嘉靖十五年獻書(shu) 《二禮經傳(chuan) 測》，皇帝罷而不讀。嘉靖三十九年（1560），湛若水去世，世宗仍叱其學為(wei) 偽(wei) 學。《世宗實錄》載，嘉靖四十年（1561），湛若水曾孫奏請贈官若水。吏部奏言：“若水學行醇正，士望所歸，宜允其請。”世宗怒曰：“若水偽(wei) 學亂(luan) 正，昔為(wei) 禮部參劾，此奏乃為(wei) 之浮詞誇譽，其以狀對。”事後還懲罰了吏部尚書(shu) 等幾個(ge) 人。看得出來，世宗之恨既有湛若水講學的關(guan) 係，又有他在職務上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的關(guan) 係。

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吏部尚書(shu) 許讃接過上年遊居敬的論調，以書(shu) 院耗財擾民為(wei) 由，申毀天下書(shu) 院，言：“南畿已經遊居敬奏毀，人心稱快，而諸路未及，宜盡查革仍有建立者，許撫按官據實參劾。”世宗命內(nei) 外嚴(yan) 禁令，盡毀之。十一月，有詔，禁止非詆朱熹，曰：

祖宗設科取士，以（四書(shu) ）集注為(wei) 主。比年奸偽(wei) 之徒，鼓其邪說，以惑士心。此後仍有詭道戾理，非詆朱熹者，科道官指名彈糾。

如許讃所奏，一年前的效果限於(yu) 南京一隅，這次是一心要擴大戰果的。值得一提的是，禁止非詆朱熹並非嘉靖創舉(ju) ，成祖永樂(le) 九年（1411）已有榜文，嚴(yan) 禁詞曲雜劇褻(xie) 瀆帝王聖賢：“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幹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非常嚴(yan) 厲。這裏對聖賢的維護，少不了是統治的需要，但客觀地說，也是政治護道學的一麵。作為(wei) 道學的新發展，陽明學縱然與(yu) 朱子學多所不同，但絕非敵對關(guan) 係，陽明後學有人囿於(yu) 門戶之見，肆意詆毀朱熹，就大大犯了統治者的忌諱，勢必擴大打擊範圍，殃及正常的學術活動。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道學內(nei) 部之眼中有梁木者，是貨真價(jia) 實的敵道學。

嘉靖二十年（1541），皇宮“九廟災，給事戚賢等因災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亟用。上曰：‘畿偽(wei) 學小人，乃擅薦植黨(dang) ，命謫之外。’”黃宗羲說法略異：

時相夏貴溪（即夏言）惡（王畿）。三殿災，吏部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製：“偽(wei) 學小人，黨(dang) 同妄薦。”

揆諸世宗、夏言的前後所為(wei) ，以心學為(wei) 偽(wei) 學，以陽明高徒王畿為(wei) 小人，二人是有共識的。

嘉靖中前期陸陸續續的毀校禁學行為(wei) ，首先是正統意識形態，即官學化的程朱理學，對道學新發展的不安表現。嘉靖後期，世宗沉迷仙道，權奸嚴(yan) 嵩專(zhuan) 做“青詞宰相”，最高權力層更無理由褒崇道學。整體(ti) 上，嘉靖一朝以王守仁為(wei) 領袖的講學活動蓬勃發展，“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然而，這裏有一個(ge) 不可忽視的廟堂與(yu) 江湖之別，陽明學的蓬勃發展是其未被遏製的民間發展，而官辦教育係統內(nei) 不免仍無地位。大約在嘉靖後期，時為(wei) 博士的貢受軒，向布衣道學韓貞報告太學的情況：“仆率諸生專(zhuan) 以文字為(wei) 道務，而道學為(wei) 時所忌，絕口不敢一談，竟如之何？”國子監不講道學，說得很清楚。這裏的道學特指陽明述作的道學。陽明心學光明正大地跨入廟堂，還是在徐階扳倒嚴(yan) 嵩任首輔之後，這也是陽明學最風光的一段時期，其高潮是徐階在京城召集的靈濟宮講學，由浙東(dong) 學派的王畿（龍溪）與(yu) 泰州學派的羅汝芳（退溪）主講席（時號“二溪”）。但好景不長，徐階於(yu) 嘉慶四十一年取代嚴(yan) 嵩，做到隆慶初年便下了台。

穆宗隆慶四年（1570）三月，

禮科給事中胡檟言：“督學憲臣聚徒講學，本為(wei) 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緣是而詭辭飾貌以獵進，至有一語相合以為(wei) 曾唯而優(you) 之廩餼，一見如愚以為(wei) 顏子而貢之大廷者，徒以長競進之風，而其中實無所得也。”部覆：“請如檟言，戒諭督學憲臣，務敦崇實行，毋倡為(wei) 浮說，以滋奸偽(wei) 。”從(cong) 之。

胡檟所言，反映講學之盛，已在政界滲透，朝廷用人開始受其影響，於(yu) 是高層幹預也隨之而來。這次反“浮說”其實是閣臣高拱的決(jue) 定，反映陽明道學由政治弘道轉向社會(hui) 弘道的路線之後，隨著門下講學活動聲勢日益壯大，終究還是被拉回了政治領域的鬥爭(zheng) 。高拱這次沒有采取大動作，但暴風驟雨是遲早的事。

神宗萬(wan) 曆七年（1579）正月，張居正柄國日久，權力穩固，下令毀天下講學書(shu) 院。命令得到了嚴(yan) 厲貫徹，這就是暴風驟雨了，是明朝儒術的大災難。它盡改各省書(shu) 院為(wei) 公廨，先後毀應天等府書(shu) 院六十四處。當時的學者傅應楨說道：

夫（張居正）毀書(shu) 院者，焚坑之遺烈、竄偽(wei) 學之故智也。舍千百世所共尊尚者，乃甘心於(yu) 李斯、蔡京之所為(wei) ，得免車裂，幸矣。

張居正禁毀書(shu) 院，可與(yu) 李斯焚書(shu) 坑儒、蔡京禁元祐學術、韓侂胄竄“偽(wei) 學”相提並論。

何心隱，王門泰州學派傳(chuan) 人，以布衣講學，很有號召力。據鄒元標《梁夫山傳(chuan) 》，何心隱之死與(yu) 張居正禁學密切相關(guan) ：

（何心隱）居燕畿講學，因與(yu) 司業(ye) 江陵張公（鑫恣按，即張居正）屢講不合，遂構釁端。比江陵柄政，即首斥講學，毀天下明賢書(shu) 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

何心隱被捕恰在萬(wan) 曆七年三月。當時受禍者“不啻千計”，意味著很多人像何心隱一樣受害。

眾(zhong) 所周知，張居正為(wei) 政雷厲風行，用申韓之術。在高拱那裏露出端倪，張居正這裏大肆實施，並得到天啟中東(dong) 林黨(dang) 禁呼應的，是與(yu) 嘉靖中的敵道學不同的新情況。王學朱學的異同甚至已不被當做說辭，專(zhuan) 製者隻是赤裸裸展示對自由講學的厭惡，以及對講學的社會(hui) 政治影響的忌憚。明末清初的唐甄指出：“聚眾(zhong) 講學，其始雖無黨(dang) 心，其漸必成黨(dang) 勢。”朱元璋以降，決(jue) 不許士人像宋儒一般在朝廷結成新舊黨(dang) 或以道學互相標榜之類，士人遂被驅往江湖，不料卻於(yu) 江湖成黨(dang) 勢，動搖當道。上引胡檟所奏講學通過各種渠道滲透朝廷用人、左右朝野輿論，是民間講學終成黨(dang) 勢的一種表現；講學單純在群眾(zhong) 中吸引信徒，如民間宗教的形式，越聚越多，勢能與(yu) 官方分庭抗禮，譬如泰州學派顏鈞的講學，“失誌不逞之徒相與(yu) 鼓吹羽翼，聚散閃倏，幾令人有黃巾、五鬥之憂”，是講學成黨(dang) 的另一種表現。經過嘉靖、隆慶兩(liang) 朝的發展，兩(liang) 種情況都出現了，是故強人張居正秉政，輒予迅速撲滅。世傳(chuan) 何心隱死於(yu) 儒家名教，不知劊子手殺人自可以名教為(wei) 飾。黃宗羲《明儒學案》載，何心隱能力出眾(zhong) ，曾用計把宰相嚴(yan) 嵩拉下馬，張居正心知肚明，當權後也不免有些忐忑。何心隱死於(yu) 湖北獄中前曾說：“殺我者張居正也。”故何心隱之死，毋寧說是因為(wei) 張居正害怕他於(yu) 自己的權柄不利。能力出眾(zhong) 的張居正與(yu) 文盲魏忠賢輩固然是兩(liang) 種人，惟在獨占並維護權力一點上無絲(si) 毫區別。

學者指出，張居正早年也參與(yu) 講學，然而萬(wan) 曆五年（1577）奪情一事，道學頗責備之，自此與(yu) 講學者決(jue) 裂。當奪情之際，張居正、萬(wan) 曆皇帝以忠道立論，道學家以孝道抗論，但道學家缺乏權力優(you) 勢，一波敵道學行動已不可避免。江右道學鄒元標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萬(wan) 曆五年鄒元標中進士，十月張居正奪情，即上疏謂張“道（導）之功利”、“忘親(qin) 不孝”，結果被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這次橫禍，鄒元標被打瘸腿，六年後才被召回朝廷，比王守仁還慘。不久又因忤旨被貶，居家講學數十年。對張居正奪情持異議而比鄒元標稍早被杖的還有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奪情風波過後，毀學之令順風而至，是欲斬草而除根。張居正說過，講學的“同誌”，不過是“聚黨(dang) 賈譽，行徑捷舉(ju) ，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其徒侶(lv) 眾(zhong) 盛，“大者搖撼朝廷……小者匿蔽醜(chou) 穢”。大禁之前的萬(wan) 曆六年（1578），張居正已明確禁止新創書(shu) 院。

以下便到東(dong) 林講學之禁，首惡為(wei) 太監魏忠賢。當時天啟皇帝之昏庸與(yu) 魏忠賢之專(zhuan) 擅，此處不必贅述。熹宗天啟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禦史鄒元標、左都副禦史馮(feng) 從(cong) 吾主盟的首善書(shu) 院在京開講，高攀龍、劉宗周等也參與(yu) 其中。不久即有疏攻詆，熹宗安撫鄒、馮(feng) ，但二人仍於(yu) 年底求去，書(shu) 院也因此輟講。五年（1625）正月，李魯生指責書(shu) 院“假道學不如真節義(yi) ”，撤去匾額。七月，倪文煥再攻首善書(shu) 院，稱其“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啖不冷不熱之餅”，催請禁毀。於(yu) 是毀首善書(shu) 院，“棄先師木主於(yu) 路左”。八月，禦史張訥上書(shu) 論東(dong) 林書(shu) 院，請毀天下書(shu) 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feng) 從(cong) 吾、餘(yu) 懋衡，俱削籍。天啟四年葉向高去相後，魏忠賢便大權獨攬，李魯生、倪文煥、張訥等，莫非閹人之黨(dang) 。

天啟五年（1625）十一月，閹黨(dang) 崔呈秀向魏忠賢授東(dong) 林黨(dang) 人姓名，獻《天鑒》《同誌》《點將錄》諸書(shu) ，其中《點將錄》仿《水滸傳(chuan) 》一百八將名目編列東(dong) 林黨(dang) 人。三書(shu) “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趙南星、劉一燝等為(wei) 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dong) 林黨(dang) 人’”，“清流之禍，於(yu) 斯烈矣”。閹黨(dang) 大肆搜捕殺害所謂的東(dong) 林黨(dang) 人，東(dong) 林書(shu) 院也於(yu) 天啟六年（1626）年全部拆毀。鄒元標卒於(yu) 此前的天啟四年（1624），幸得善終。其不幸者，高攀龍投水自殺，馮(feng) 從(cong) 吾不勝毀學棄先師像之痛，“二百日夜不就寢”，吐血而亡。凡此，頗類現代反右運動中士類凋零的景象。

以上事件中，曾因反對張居正奪情被打斷腿的鄒元標總是名列榜首。此人屬於(yu) 江右王門，不屬於(yu) 東(dong) 林書(shu) 院，但偏偏名列“東(dong) 林三君”（與(yu) 顧憲成、趙南星）。這個(ge) 細節印證，東(dong) 林黨(dang) 禁延續了張居正禁學的性質，與(yu) 道學整體(ti) 有關(guan) ，與(yu) 朱王異同無關(guan) ；是政治事件，不是學術事件。學術史上被認為(wei) 崇朱抑王的“東(dong) 林”學派，在這裏隻是便於(yu) 政治打擊的一頂帽子。如果問張居正、魏忠賢兩(liang) 階段的前後之別，那就是東(dong) 林的講學，議政增多，當道者受到的刺激更激烈，加上閹人的無底線，反製必然更急劇，並隨意擴大到一切不附己之人。黃宗羲《明儒學案》說道，顧憲成以東(dong) 林書(shu) 院為(wei) 中心，四處會(hui) 講，“會(hui) 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yu) 東(dong) 林，廟堂亦有畏忌。”又說：“論者以東(dong) 林為(wei) 清議所宗，禍之招也。”正是這麽(me) 回事。一句話，天啟間血洗天下正士，就是大字不識的魏忠賢赤裸裸地排除異己的行為(wei) 。

毅宗崇禎皇帝上台，鏟除閹黨(dang) ，勤政克己，頗欲有所作為(wei) 。但就是這樣一位皇帝，某些時候還是做了敵道學者，其中一件便起因於(yu) 求治心切，要大臣“奪情”。崇禎十一年（1638），毅宗為(wei) 閣臣楊嗣昌奪情，少詹事、經筵官黃道周力攻其非，帝責道周朋比，行僻言偽(wei) 如少正卯。道周反複激辯而不讓，帝怒甚。有旨降黃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十三年（1640），解學龍薦舉(ju) 黃道周，極稱其忠孝，有曰道周“為(wei) 我明道學宗主，可任輔導（即丞相）”。上大怒，並逮學龍、道周，道周以“偽(wei) 學欺世”治罪。本應大辟，後改午門外杖四十，充軍(jun) 。先是，黃道周已有一次以直諫故削籍為(wei) 民，先後講學於(yu) 餘(yu) 杭大滌山、漳州紫陽書(shu) 院。按黃道周道學沉浮之跡，大似朱熹，連“偽(wei) 學”罪名也一模一樣。明亡，道周殉節。

早前的崇禎二年（1629），劉宗周拜順天府尹，上疏責皇帝用刑名之術，並以仁義(yi) 之說進，結果皇帝說他“迂闊”。在政治敵道學上，“迂闊”是比“虛偽(wei) ”輕的詈詞了。滿洲入寇，朝廷增兵增餉，宗周上疏非之，大抵要皇帝以民生為(wei) 重，再次被批評“迂闊”。入對文華殿，皇帝問及兵事，宗周隻是要他效法堯舜，治內(nei) 以禦外，與(yu) 朱子上宋孝宗的《戊申封事》一樣的邏輯，誠正修齊然後才有治平。皇帝轉頭對首輔溫體(ti) 仁說：“迂哉！劉某之言也。”盡管明毅宗一而再再而三地貶損劉宗周，但畢竟有心求治，所以還是把這位大儒留在了朝中。然而等到宗周以剛正之論直刺首輔，暗示溫氏乃小人，是製造東(dong) 林黨(dang) 案的閹宦的同路人，說“小人與(yu) 中官氣誼一類”時，他真正觸怒了權力，被革職為(wei) 民了。後被皇帝起用，終於(yu) 又在論救同僚，堅持一個(ge) 類似於(yu) 司法獨立的問題時，因直接威脅到皇帝本人原有的自由裁量權，激怒皇帝而被革職。明亡，宗周殉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