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學或諸子學重新成為(wei) 理解問題的“視角”

作者：鄧秉元（複旦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文匯報“文匯學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廿六日丙申

          耶穌2019年6月28日

能夠真正接續孔子的兩(liang) 支是德行與(yu) 文學科，前者傳(chuan) 道，後者傳(chuan) 經；前者學孔子之人，後者傳(chuan) 孔子之教。但古代學術的傳(chuan) 揚顯然不隻是純粹的知識形態，而是各有其體(ti) 用。德行科偏於(yu) 樂(le) 教，文學科偏於(yu) 史學，後者也就是“數度之學”。

董成龍博士《武帝文教與(yu) 史家筆法》一書(shu) ，是近年所見討論《史記》的著作中比較特別的一部。這部以曆史探討為(wei) 徑路的政治學研究，與(yu) 政治思想史的旨趣顯然是不同的。如果說政治思想史是對以往政治思想的重構，政治史學則是對曆史中的政治思想作政治學的反思。前者意在與(yu) 對象抽離並加以審視，後者則重在與(yu) 對象的對話。這與(yu) 近些年國內(nei) 學術界的某些變化也是相應的，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正在逐漸恢複自身的話語係統，經學或諸子學不再隻是“研究對象”，而是重新成為(wei) 理解問題的“視角”。讀了成龍此書(shu) ，竟也勾起了我的一點興(xing) 味，對周秦楚漢的政事稍作探究。

董成龍《武帝文教與(yu) 史家筆法》（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

經學角度的理想政教

作為(wei) 權力的不同形態，政治與(yu) 教化本身都具有某種力量，也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教化意味。譬如傳(chuan) 統所謂“撲作教刑”，所謂“出乎禮而入乎刑”，都是從(cong) 政教相通角度著眼。西方文化亦然，盡管耶穌曾說過“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試圖強調政治、教化兩(liang) 種律法的不同，但中世紀天主教與(yu) 世俗政治的相互幹預也是有目共睹。即便在近代以後完全強調政治與(yu) 宗教分離的自由體(ti) 製，對政令或法律的遵守，也同樣具有教化的意義(yi) 。但即便如此，政與(yu) 教總還具有各自的邊界，否則便是政教合一。

從(cong) 經學角度而言，理想的政教都植根於(yu) 天道。“君者，群也”，政治的功能便是“群”人，也就是使人合群。理想的政治因此便是人群的公共生活，具體(ti) 民眾(zhong) 則在群體(ti) 之中得到保護和滋養(ya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的權力是合天的，《尚書(shu) ·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以整體(ti) 意義(yi) 上的民其實是“君之所天”（參拙作《周易義(yi) 疏·姤卦》），這也是孟子所謂“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的本來意義(yi) 。

應該指出，具有普遍意義(yi) 的君主權力或政治權力具有兩(liang) 個(ge) 層次。首先是公共性的層次，即從(cong) 合群意義(yi) 上所理解的君，這一層次的君不以具體(ti) 權力承擔者的變化而轉移，在上文而言，便是所謂“社稷”；其次則是私人性的層次，即從(cong) 具體(ti) 權力角度理解的君，在以往曆史上總是表現為(wei) 家族、組織甚至個(ge) 人。政治的核心問題因此便是具體(ti) 掌握治權的家族、組織或個(ge) 人是否承擔起為(wei) 政職責的問題。孔子雲(yun) ：“政者，正也”，所謂正也就是“正己而物正”，這是具體(ti) 政治形態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分野所在。當君主權力無以合群之時，便已自外於(yu) 群體(ti) ，因此也就不再成其為(wei) “君”，甚至因此被視作群的對立麵，所謂“一夫紂”。於(yu) 是便可以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卦》）。

中國文化講天地君親(qin) 師，政教關(guan) 係就是經學所言的君師關(guan) 係。在春秋以前的貴族時代，政權與(yu) 教權是統一的。盡管在周代，天子已經主要是政治概念，但從(cong) 天子產(chan) 生的淵源來看，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為(wei) 天子”，原始人類的天子可能首先來源於(yu) 巫，或者至少通過巫對於(yu) 天人一體(ti) 性的理解，才能產(chan) 生天子這一概念。這個(ge) 概念類似於(yu) 耶穌之被稱為(wei) “人子”。這是政權根源於(yu) 教化之權的地方。但當政權逐漸發生自覺，教化之權逐漸被政權統攝其中。夏商兩(liang) 代王權已經逐漸確立，到了周朝，教化被理解為(wei) 王權的輔助，成了王官之學的一部分，早期巫的那些孑遺形態也被收束於(yu) 太卜之官。所謂“學在王官”、“宦學事師”（《禮記》），便是指東(dong) 周以前政教一體(ti) 的狀態。根據近人基於(yu) 考古及傳(chuan) 世文獻的研究，周代王官本身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大係統，一是太史寮，一是卿事寮（參楊寬《西周史》）。卿事寮兼管軍(jun) 政及庶政，太史寮主管律令、檔案及文化事宜，二者分掌政務與(yu) 教化，也就是政教關(guan) 聯的雛形。有的學者便以政務官、文史官分別稱之（王玉哲《中華遠古史》）。教化係統內(nei) 部後來分化為(wei) 主掌教育的樂(le) 師與(yu) 主掌技術的史官，這是後世經子之學的直接根源。隨著道術分裂，《詩》《書(shu) 》禮樂(le) 出自樂(le) 官，數度之學出自史官，百家出於(yu) 政務之官，大體(ti) 對應四部之學中的經史子三支。

戰國中山王鼎，出現了金文中唯一的“仁”字。先秦法家常把中山國的滅亡，看作是儒家的失敗。

德行科偏於(yu) 樂(le) 教，文學科偏於(yu) 史學

在中國文化中，首先呼應這一政教分離傳(chuan) 統的便是孔子。孔子的意義(yi) 在於(yu) 把源出樂(le) 師的《詩》《書(shu) 》禮樂(le) 與(yu) 源出史官的《易》《春秋》加以融會(hui) ，形成新的六藝之學，並以此作為(wei) 文教的根基。借用孟子評價(jia) 孔門的觀點，孔子相對於(yu) 周代王官學，相當於(yu) 顏回、仲弓、冉伯牛對孔子的“具體(ti) 而微”，諸子則有如子遊、子夏各得聖人之“一體(ti) ”。一體(ti) 就是一肢。孔子因此在諸子之中具有特殊地位。這種結構與(yu) 戰國以後政教逐漸分離的情形是相應的，政、教脫離了原有紐帶而各自發展，在諸侯林立的局麵之下，後者獲得了頗為(wei) 自由的空間。政教或君師的分離，在學術上的另一表述便是政統與(yu) 道統的判分。

孔門原有四科，七十子雖然大義(yi) 未失，但後學假如缺少真正的接契，再傳(chuan) 之後，政事、言語之學便很容易因為(wei) 學無宗主而另起爐灶。所以像宰我、子貢等雖然都是當世聞人，但卻並無儒學宗主的名聲。子路為(wei) 孔門勇者，其精神氣象為(wei) 後來任俠(xia) 的漆雕氏之儒所繼承，墨子最初學孔子之教，或許便是與(yu) 這一派的淵源。能夠真正接續孔子的兩(liang) 支便是德行與(yu) 文學科，前者傳(chuan) 道，後者傳(chuan) 經；前者學孔子之人，後者傳(chuan) 孔子之教。但古代學術的傳(chuan) 揚顯然不隻是純粹的知識形態，而是各有其體(ti) 用。德行科偏於(yu) 樂(le) 教，文學科偏於(yu) 史學，後者也就是“數度之學”。

鄒魯一係以德行科為(wei) 主，最初代表人物便是曾子，其學術的核心則是禮學。周禮本來已極精微，但文盛而沒（滅）質。孔門新禮最初講求禮意，以及對禮的精益求精（參拙作《孔曾禮學探微》）。所以德行科一方麵講究心性上的切磋琢磨，一方麵則是由此擴充，以仁政治國平天下，這就是孟子的“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以及“浩然正氣”。這種王道思想在戰國前期諸小國如魯、宋、滕、薛等流行一時，其目的主要是自存（參拙作《孟子章句講疏》）。但往往被那些務求速效、試圖以力服人的大國所輕蔑。

另一係以設教西河的子夏為(wei) 代表，田子方、段幹木等為(wei) 之輔翼。其學術的核心在傳(chuan) 經。隻不過這種傳(chuan) 經與(yu) 乾嘉時代那種純粹知識意義(yi) 上的“漢學”或“樸學”不同，其實就是孔門的“治法之學”，相應於(yu) 時下的社會(hui) 科學。這種治法之學在當世便有其用，甚至直到漢朝也還如此，所謂“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jue) 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shu) ”（皮錫瑞語）。戰國以後，隨著君主權力的崛起，與(yu) 之伴生的技術官僚勢力得到加強，特別是魏國等率先予以變法，其最初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吳起，都與(yu) 經學特別是子夏一路有關(guan) 。這一派學問主張君王無須放棄自身的欲望訴求（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便可迅速產(chan) 生效用，所以很快風靡一時。各大國紛紛效仿，這是戰國中期七雄分立的基礎。

經學之外，諸子也各有其政治見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謂百家皆“務為(wei) 治”。這一觀點在近世被誤解為(wei) 百家隻是為(wei) 了政治。特別是商鞅的出現，完全打破禮製，提出一套如身使臂的權力運作機製，極大地加強了行政效率，這是後來秦楚等國迅速強大的關(guan) 鍵原因。

秦國最為(wei) 樸實，也最少禮樂(le) 的羈絆

秦代打擊儒學，推行法家，試圖重新回到“以吏為(wei) 師”的狀態，名義(yi) 上是取法周代，但又有著根本不同。周秦體(ti) 製所具有的兩(liang) 個(ge) 最大差異常常被忽視了。

首先是周代政權的基本形態，這就是封建製。分封體(ti) 製在根本上是政權的分配方式，封建意味著貴族對政權的分有。在周代體(ti) 製中，諸侯在本土之內(nei) 便直接具有君的地位，所謂陪臣製度也保證了諸侯作為(wei) 君的超然地位。諸侯各有大夫，大夫有其采邑，在其采邑之內(nei) 也是類似的地位。因此，分封製保證了地方權力不被淩躒，既避免了秦朝那樣的行政之苛，同時也避免了秦朝那樣輕易的覆滅。相反，秦的郡縣製則是皇權的派出機構，並為(wei) 之負責。與(yu) 周代的禮製型政治結構相比，這種高度同質化的法家體(ti) 製盡管更有效率，但同時也更為(wei) 脆弱。

其次，在政權與(yu) 治權關(guan) 係中，周代公卿因為(wei) 同時便是貴族，對政權同樣負有責任。按照孟子所言，所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甚至國人也因血緣關(guan) 係，可以參與(yu) 政權，因為(wei) 國人暴動或抗議而驅逐君主的例子，在春秋以前周王室及各諸侯國都很常見。周代的權力運作機製極大地限製了君主權力的擴張。

從(cong) 曆史的角度來看，齊、魏、趙、韓、燕五國大體(ti) 仍然出身於(yu) 周代貴族，雖然不斷吞並小國，但周禮自身的別異原則依然在起作用，並不完全熱衷於(yu) 統一。所以在戰國中期依然大體(ti) 維護周朝核心貴族的體(ti) 麵，對魯、衛、周等國仍然予以優(you) 容。秦、楚則多近蠻夷，雜染其俗，雖係貴族，但與(yu) 周人淵源最淺。因此兩(liang) 國變法最為(wei) 激烈，對於(yu) 君主權力的提升最感興(xing) 趣，並因此率先形成一元化的君臣體(ti) 製。這一體(ti) 製最大的支柱是縣的誕生，最早的縣便產(chan) 生於(yu) 春秋的楚國。而後諸大國紛紛效尤，在邊緣地帶設置縣域。也正是因此，兩(liang) 國的實力增長最速，成為(wei) 戰國後期的最大力量。其中秦國最為(wei) 樸實，也最少禮樂(le) 的羈絆，於(yu) 是用商鞅之術，迅速打破貴族與(yu) 庶民界限，用最野蠻的方式（如“尚首功”）鼓勵人的欲望，並在一個(ge) 如身使臂的製度驅使下，摶聚成強悍的戰鬥能力。秦的勝利是質對文的勝利，自周以來的文明幾乎毀於(yu) 一旦。

假如用《周易》“元亨利貞”這一生命周期來對孔子以來的文化加以通觀，那麽(me) 孔、老諸子的立教可當學術之元，戰國初年儒道墨分途可當學術之亨，戰國中期流派繁衍、相互爭(zheng) 鳴可當學術之利，秦代法家一掃而盡空之，可以當學術之貞。諸子學術的發展與(yu) 時勢的興(xing) 衰異變都是相應的。對於(yu) 此時的儒家而言，為(wei) 了消減秦國這一殺機，最好從(cong) 講求效率的法製之術向禮製之學複歸，其折中狀態便是荀子的禮學。盡管同樣是禮學，荀子與(yu) 曾子的路數其實是不同的。荀子並非韓非、李斯這些法術之士的引導者，毋寧說荀子試圖把舉(ju) 世滔滔的法家學術拉回儒學立場，但卻並沒有在短期奏功。

楚漢的意義(yi) ：禮法之間

由此才可以理解楚漢的意義(yi) 所在。如前所述，楚國在諸侯中是一個(ge) 特殊的體(ti) 製。相對於(yu) 中原幾大諸侯，它一直是一個(ge) 異質力量。楚國的運作中本來便缺少禮製的成分，而更多法製的因素，這是楚國不斷擴張的原因所在。但相對於(yu) 秦國後來的純任法家，楚國又未免遜色。楚國體(ti) 製可以視作原有周代禮製與(yu) 秦代法製的中間狀態。在秦國一統之後，楚、秦其實已經異勢。相對於(yu) 秦國貴族製的崩壞，在野的楚國尚有國族之思；相對於(yu) 其他諸國貴族，楚人則更容易上行下效、令行禁止。這是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在文化上的基礎所在。暴政造成原有勢力離心離德，“遠方之能擬者”（賈誼語）已經在醞釀反抗，而在山東(dong) 諸國之中楚國民眾(zhong) 的摶成方式本來最為(wei) 銳利。加上有個(ge) 人魅力的項羽做領袖，範增這樣的智者為(wei) 謀主，甚至陳勝率先起義(yi) 也要號稱“張楚”（張大楚國），楚國最初的勝利無疑在情理之中。

劉邦本來也是楚人，並托庇於(yu) 項羽麾下，自身也是楚製。這種楚製本來便是貴族與(yu) 官僚製、或者說封建與(yu) 郡縣製的折中形態。特別是在陳勝、吳廣起義(yi) ，號召各地貴族之際，重新恢複封建製實可謂大勢所趨。即便劉邦戰勝項羽，其所設想的也不過是“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時的漢家，正希望靠分封形態作為(wei) 中央的藩屏，以免遭到秦朝的厄運。曆史上有關(guan) 周青臣與(yu) 秦始皇等關(guan) 於(yu) 封建郡縣的討論（《秦始皇本紀》），以及秦朝的迅速敗亡，對於(yu) 漢初人而言，恰恰反證了分封製的合理性。甚至直到吳楚七國亂(luan) 後，漢廷也隻是“眾(zhong) 建諸侯而少其力”，並沒有恢複完全的郡縣製。這一郡縣、封建的混合體(ti) 製，便是漢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製度，霸王道雜之”（《漢書(shu) ·元帝紀》）的實質。盡管這句話的因緣是宣帝有關(guan) 德教與(yu) 刑名的爭(zheng) 議，但其實與(yu) 這一製度形態是相應的。官僚製講究循名責實，分封製講究因地製宜，二者實在是王霸有別。這表明分封形態依然具有強大的社會(hui) 基礎，並非某個(ge) 強人隨意可以作出選擇。否則難以理解東(dong) 漢以後世家大族的發展，以及魏晉以後門閥體(ti) 製的確立。近世學者根據班彪所言“漢承秦製，改立郡縣，主有專(zhuan) 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後漢書(shu) ·班彪傳(chuan) 》），便望文生義(yi) ，作為(wei) 基本的曆史判斷，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至於(yu) 有學者把這理解為(wei) 秦漢官製的大體(ti) 相同，其實已無足置辯。

如果說漢初製度與(yu) 楚製具有基本的同構性，那麽(me) 武帝之後的“表彰六經”則是漢製的真正確立。無論相對於(yu) 秦製還是楚製，武帝的這一舉(ju) 措都表征著文教領域的巨大變化。“以經術緣飾吏治”，無論在漢武帝那裏用意何在，對於(yu) 經學而言，都是用禮製來重新規範政治的具體(ti) 嚐試（參拙作《“以經術緣飾吏治”發微》）。

西漢經學絕不能簡單視作對秦製的塗脂抹粉。把秦漢體(ti) 製混為(wei) 一談，背離了二者的巨大差異。由漢朝開創的這一體(ti) 製事實上一直到宋朝方真正改變。而秦製則在元代行省製的名目下再次複歸。至此，周製、秦製與(yu) 漢製作為(wei) 三種政治範型，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學上才真正形成鼎足三分的基本結構。

譚嗣同說：“故常以為(wei) 兩(liang) 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liang) 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ang) 願也。唯大盜利用鄉(xiang) 願,唯鄉(xiang) 願工媚大盜。”（《仁學》）於(yu) 是“百代都行秦政法”之說甚囂塵上。在二十世紀對中國文化予以激烈否定的過程中，這一觀點無疑起了直接作用。失之毫厘，謬以千裏，學術判斷，可不慎哉！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