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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
反修例運動拖累香港法治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十一日辛巳
耶穌2019年6月13日
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爭(zheng) 議再次進入國際輿論焦點位置,也成為(wei) 中美貿易戰“持久戰化”的一個(ge) 新戰場,並對“一國兩(liang) 製”的國際聲譽、對台影響力及支撐大灣區戰略深入實施構成嚴(yan) 峻挑戰。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本是特區政府實施基本法、完善本港法治的正常施政行為(wei) ,旨在彌補香港與(yu) 未達成逃犯移交協議之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個(ge) 案移交製度,避免香港成為(wei) “逃犯天堂”。然而,正常的自治立法程序已被反對派及國際反華勢力汙名化為(wei) 破壞自由和法治,不僅(jin) 有立法會(hui) 內(nei) 的惡意拉布,更有6月9日的大規模遊行及後續的暴力升級。
反修例運動儼(yan) 然成了“二次占中”,已經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與(yu) 立法公眾(zhong) 參與(yu) 的軌道,成為(wei) 反法治的鬧劇。反對派的極限對抗意圖阻止香港法治漏洞的正常修複,尋求延續“逃犯天堂”的非法自由。
反對派挑起全港性社會(hui) 抗爭(zheng) 的動機和意圖是不正當的:
其一,不以針對修例草案的具體(ti) 法律問題討論為(wei) 中心,無限上綱上線,政治化,國際化,甚至暴力化,破壞了香港法治的理性基礎和公共審議的民主品質;
其二,毫不掩飾地尋求國際勢力幹預和支持,在中美貿易摩擦之際錯誤站隊,損害香港與(yu) 國家的根本利益;
其三,無視特區政府在修例草案上的合理民主谘詢與(yu) 真誠的妥協修正,反而變本加厲,從(cong) 原則和政治上根本否定修例的合法性,破壞香港管治權威和法治進步的具體(ti) 契機;
其四,通過毫無節製和缺乏理據的誤導扭曲宣傳(chuan) ,不僅(jin) 撕裂香港社會(hui) ,也進一步損害香港與(yu) 國家之間的政治信任和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大好局麵。
反對派此舉(ju) 表麵來看完成了占中之後的再次超強政治動員和極限對抗,取得了一定的香港內(nei) 外政治影響力,但卻根本阻斷了反對派轉型為(wei) “忠誠反對派”的政治通道,打破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內(nei) 在政治平衡與(yu) 利益共識,是亂(luan) 港禍國行為(wei) 。
結合此次遊行的組織力和影響力,可見香港內(nei) 外反對勢力的聯合操作已遠遠超出常規社會(hui) 抗爭(zheng) 強度,有政治上極限施壓及癱瘓香港管治權的更深企圖,更可遠程打擊中央管治權威,破壞後占中時期尤其大灣區規劃以來兩(liang) 地融合發展的大好形勢。最低限度,此次遊行抗爭(zheng) 已超高強度展開,可以有效配合後期選舉(ju) 造勢和吸票,也是反對派謀劃之“選舉(ju) 工程”的一個(ge) 環節。
特區政府在本次修例爭(zheng) 議中顯示出對香港法治進步與(yu) 民主價(jia) 值的高度尊重與(yu) 負責任的精神。修例動議起於(yu) 台灣陳同佳案,特區政府出於(yu) 善良動機盡快彌補逃犯移交的法律漏洞,推動實現個(ge) 案正義(yi) ,並一體(ti) 解決(jue) 今後類似的移交法製問題。
在修例草案社會(hui) 討論與(yu) 立法會(hui) 一讀程序中,特區政府能夠認真聽取各界意見,合理回應社會(hui) 關(guan) 切,做出了重大而有意義(yi) 的草案修正,關(guan) 鍵點在於(yu) :
其一,移交罪名範圍縮小至37種最為(wei) 嚴(yan) 重的刑事犯罪,符合國際慣例;
其二,移交擬判起刑點提高至7年監禁,排除了諸多普通刑事犯罪;
其三,確立了政治性罪行不移交的規則;
其四,實行“雙重犯罪”規則,隻有香港及移交目的地均認定犯罪的才移交;
其五,嚴(yan) 格的司法複核保障程序。
這些法治的優(you) 化配置足以保障逃犯在香港法上的正當程序權利,不存在反對派擔憂或指責的法治缺陷。
反對派從(cong) 一開始就缺乏認真且專(zhuan) 業(ye) 性討論修例法律細節的意願,而是抓住修例對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衝(chong) 擊性,無限製地放大恐懼感,製造謠言,進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誤導與(yu) 動員。當然,僅(jin) 僅(jin) 依靠反對派自身的蠱惑與(yu) 動員是絕無可能造成今日之對抗態勢的,國際勢力在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的敏感時刻積極介入幹預,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因素。
在策劃遊行和極限抗爭(zheng) 的政治準備階段,反對派派出所謂代表性人物訪問美國求援,得到美國政治高層極高規格的接待和明確支持,歐美勢力乘機響應加持。這樣,反修例運動就成了香港反對派與(yu) 國際勢力遏製中國、激活及升級“香港牌”效用的主要抓手。反對派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國際政治的反麵棋子,自覺者可惡,不自覺者可悲。
中央政府在香港修例問題上高度尊重特區自治權和法治,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完善本港法治及建立更為(wei) 完備的逃犯移交製度體(ti) 係。逃犯條例修訂之後,香港將成為(wei) 法治更加鞏固、社會(hui) 更加安全、國際司法網絡更加信任及良性互動的法治高地。反對派對此議題的極限和非理性運用,必然隨著條例通過及其後的法治規範性實踐而遭到否定。香港民意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不利於(yu) 反對派的轉變,靠一時蠱惑及國際幹預得來的暫時性“士氣”必然麵臨(lin) “再而衰,三而竭”的政治困境。
從(cong) “一國兩(liang) 製”長期發展演變趨勢來看,反修例運動展現出的激情、偏見與(yu) 功利情緒的表象,難以阻止香港法治的具體(ti) 進步,也難以削弱特區政府的依法管治及中央對香港法治的堅定支持。裹挾進遊行的諸多普通市民和學生隻是被刻意渲染的恐懼感一時包圍,待廣場激情消退,理性反思與(yu) 商談更深入開展,預期適當冷靜一段時間後堅決(jue) 反對修例的就隻是那些潛在的“逃犯”了。條例闖關(guan) 之日,或為(wei) 香港法治進步的一個(ge) 曆史裏程碑,並為(wei) 後續法治完善探索經驗和先例。
此次反修例運動再次暴露了央港關(guan) 係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並未真正解決(jue) ,香港在回歸22年之際依然是嚴(yan) 格的“製度離島”。更關(guan) 鍵的是,此次極限對抗及無節製的尋求國際幹預,充分而全麵暴露了香港反對派不可合作、沒有底線、損害國家利益的政治本質,也暴露出美國對香港的超強影響力及“影子管治權”。這必然反向警醒中央嚴(yan) 肅麵對香港管治中的結構性政治挑戰,倒逼中央及特區政府更加積極檢討和完善香港的安全法製與(yu) 教育法製,更加全麵準確地實施“一國兩(liang) 製”和基本法,更加理性而嚴(yan) 密地推動中央管治權與(yu) 特區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也會(hui) 更加合理高效地推動大灣區建設及香港融入國家治理體(ti) 係和發展大局的政策科學設計與(yu) 製度配合。
民族複興(xing) 無坦途,這是世界曆史給出的基本教誨。“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蘊堅韌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權與(yu) 港澳對國家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中央治港的出發點始終在於(yu) 確保香港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的同時,推動香港對國家的現代化與(yu) 國際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國家發展與(yu) 香港發展的互利雙贏,並以此雙贏結果在政治上說服國內(nei) 其他地區持續接受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憲製性地位。新時代的香港角色不再是單純依靠歐美體(ti) 係服務國家初期現代化,而是深度參與(yu) 和支持國家的“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支持國家正在主導及展開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構行為(wei) 。
香港反對派一葉障目,自私偏狹,美國則基於(yu) 全球戰略利益遏製中國,哪張牌好用哪張,香港隻是被利用,甚至可能被犧牲。隻有國家是香港利益和發展前途的最終責任人。“一國兩(liang) 製”決(jue) 定了國家不可能放棄香港,目前的大遊行及政治法律爭(zheng) 議不過是融合發展觸及到的陣痛而已,但陣痛之後是新生,香港各界應當有所警醒,增強信心、責任感和理性行動力。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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