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yu) 東(dong) 亞(ya) 命運共同體(ti)

作者：張立文

來源：《學術界》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一日癸巳

          耶穌2019年2月25日

本文作者：張立文教授

摘要

20世紀70、80年代，東(dong) 亞(ya) 經濟騰飛，中國改革開放，東(dong) 亞(ya) 文化共同體(ti) 意識覺醒，東(dong) 亞(ya) 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主編《亞(ya) 文——東(dong) 亞(ya) 文化與(yu) 21世紀》雜誌出版。《亞(ya) 文》開中、日、韓三國共同主編一個(ge) 雜誌之新風，標誌東(dong) 亞(ya) 走向21世紀共同東(dong) 亞(ya) 共同憂患、主體(ti) 、危機、反省意識的覺醒，為(wei) 人類共同體(ti) 利益作貢獻的共同理念的加強。東(dong) 亞(ya) 中、日、韓及越南之所以為(wei) 共同體(ti) ，體(ti) 現為(wei) 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共同文字，漢字共享；共同製度，郡縣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共生共存，命運共同。在當今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時代，世界各國、各民族交感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猶如“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中又有陰陽，不分不離，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ti) 。

“等閑識得東(dong) 風麵，萬(wan) 紫千紅總是春。”20世紀70、80年代，東(dong) 亞(ya) 經濟騰飛，“四小龍”出現，接踵而來是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飛速增長，隨之而來的中、日、韓文化交流的頻繁開展，東(dong) 亞(ya) 文化共同體(ti) 意識逐漸覺醒。由日本東(dong) 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東(dong) 文化大學溝口雄三教授，韓國孔子學會(hui) 會(hui) 長、國立漢城大學（現為(wei) 首爾大學）李楠永教授，中國東(dong) 方文化書(shu) 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共同主編，李甦平教授為(wei) 執行主編的《亞(ya) 文——東(dong) 亞(ya) 文化與(yu) 21世紀》（第一輯）1996年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出版，主辦單位為(wei) 日本亞(ya) 文學社、韓國栗穀文化院、中國東(dong) 方文化書(shu) 院，充分體(ti) 現了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意識。

一、儒教文化圈的共同體(ti) 意識

中、日、韓三位主編都發表了《致辭》：溝口雄三教授在《寫(xie) 於(yu) 〈亞(ya) 文〉發刊之際》中說：“1971年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不久便帶來了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1979年的中美建交，同時也為(wei) 東(dong) 亞(ya) 三國知識分子間的‘真正文化交流’開創了光明的前景。因而，我們(men) 現在打算在《亞(ya) 文》雜誌上邁出這一‘真正文化交流’的值得紀念的第一步。那麽(me) ，什麽(me) 是‘真正文化交流’呢？第一，東(dong) 亞(ya) 三國作為(wei) 獨立國家處於(yu) 互相尊重的關(guan) 係；第二，互相承認東(dong) 亞(ya) 三國的各自民族文化和曆史傳(chuan) 統在價(jia) 值上是對等的；第三，站在多元化的文化觀和曆史觀的立場上，而不站在本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第四，以‘為(wei) 人類的共同利益作貢獻’為(wei) 共同的理念。”他又闡述說：“我們(men) 在維護本國作為(wei) 獨立國家的尊嚴(yan) （第一項）的同時，作為(wei) 知識分子，還要超越‘國家’框架，認識到我們(men) 是居住在‘真實’世界的人。也就是說，我們(men) 知識分子必須認識到，我們(men) 是由於(yu) 我們(men) 是智慧（世界）的居民這一共同性而連結在一起的。而且，我們(men) 是‘智慧世界’的居民這一點，正是我們(men) 能對第四項所說‘人類的共同利益’加以正確洞察的前提。”

著名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溝口雄三教授

溝口雄三教授以中、日、韓東(dong) 亞(ya) 三國文化交流會(hui) 開創光明前景，不能以先進、後進、優(you) 劣、本末等看法來分別東(dong) 亞(ya) 三國文化，盡管三國由於(yu) 風土人情、生活習(xi) 慣、社會(hui) 結構、曆史傳(chuan) 統存在差分、殊異，但三國作為(wei) 漢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內(nei) 的國家，都具有同樣的文化，這種共同性，就是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內(nei) 在文化的根基；要超越國家框架，以人類的共同利益來思量、洞察東(dong) 亞(ya) 命運共同體(ti) ，來加深東(dong) 亞(ya) 三國的真正文化交流。

李楠永教授在《東(dong) 亞(ya) 文化與(yu) 21世紀的展望——獻給法古與(yu) 創新相統一的現代化》致辭中說：“儒教的美風良俗，其脈動，其氣息，似隻有在當今韓國人的生活方式裏才能領悟到。今日的韓國雖已沒了昔日的鄉(xiang) 約，也不用社會(hui) 規範強使奉行義(yi) 務，但是‘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人際關(guan) 係和美風良俗，紮根於(yu) 現實生活土壤裏，依然存活著，成為(wei) 人們(men) 的實踐活動。”此“四相”見於(yu) 宋呂大鈞的《呂氏鄉(xiang) 約》。他又寫(xie) 道：“像韓、中、日為(wei) 中心的東(dong) 亞(ya) 國家這樣，在社會(hui) 文化各個(ge) 層麵上互有深刻影響，在久遠的曆史時期裏踏實地延續著傳(chuan) 統文化的地區實在罕有。我們(men) 直麵21世紀，在尖端化的情報文化縫隙之間，東(dong) 亞(ya) 各國還需把牢緊密的文化紐帶關(guan) 係，在創生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事業(ye) 中，將我們(men) 的智慧共鑄一鼎。‘溫故’與(yu) ‘知新’、‘法古’與(yu) ‘創新’，這兩(liang) 方麵的合一現代化，是真正東(dong) 方世界化，是實現東(dong) 方文化多姿風采的王道。創生傳(chuan) 遞和平與(yu) 自由氣息之絢麗(li) 的東(dong) 亞(ya) 文化，為(wei) 促進睦鄰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因此，他認為(wei) 1988年漢城奧運會(hui) 所用“太極”會(hui) 標是典型的傳(chuan) 統的現代化，是法古創新的標誌，法古是創新的根柢。儒學是修己治人和內(nei) 聖外王之學，亦是進德修業(ye) 、崇德廣業(ye) 之學，成為(wei) 韓、中、日東(dong) 亞(ya) 三國共同價(jia) 值觀念。

李楠永教授認為(wei) 1988年漢城奧運會(hui) 所用“太極”會(hui) 標是典型的傳(chuan) 統的現代化，是法古創新的標誌，法古是創新的根柢。

張立文在《東(dong) 亞(ya) 意識何以可能——〈亞(ya) 文〉發刊之際的感想》中說：“《亞(ya) 文》開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主編之新風，她標誌著東(dong) 亞(ya) 在走向21世紀時‘東(dong) 亞(ya) 意識’的真正覺醒。回顧東(dong) 亞(ya) 過去，展望東(dong) 亞(ya) 未來，我們(men) 充滿著信心和期望。認清過去，才能有鑒別而創新；立足現代，才能知差距而奮進。在世界多元化意識的衝(chong) 浪中，東(dong) 亞(ya) 學者隻有精心地培育、發展‘東(dong) 亞(ya) 意識’，才能凸顯東(dong) 亞(ya) 的理念和價(jia) 值。”所謂東(dong) 亞(ya) 意識，是以東(dong) 亞(ya) 文化為(wei) 核心的意識，它“意蘊著主體(ti) 意識、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批判意識、反省意識等”。主體(ti) 意識，即東(dong) 亞(ya) 主體(ti) 意識，這種主體(ti) 意識充分展現在獨立和自由意識之中，而摒棄依賴意識；憂患意識，是以人類共同之憂而憂，共同之樂(le) 而樂(le) ，東(dong) 亞(ya) 學人要轉變國家的憂患責任意識為(wei) 人類的憂患責任意識，能否在世界意識中確立、認同東(dong) 亞(ya) 意識，仍須吾人努力；危機意識，東(dong) 亞(ya) 各國21世紀共同麵臨(lin) 五大衝(chong) 突和危機的嚴(yan) 峻挑戰，需要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來應對；批判意識和反省意識，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吾日三省吾身”，從(cong) 實質上說是自我激勵意識和自我實現意識，亦是一種摒棄封閉意識和保守意識，而敞開胸懷，開放包容，迎接未來的意識。東(dong) 亞(ya) 意識作為(wei) 和合意識，是東(dong) 亞(ya) 的多元意識或多元的東(dong) 亞(ya) 意識。

中、日、韓三位主編的致辭，充分體(ti) 現了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意識，基於(yu) 世界的“地球村意識”與(yu) “太空船意識”，特別在當今的信息智慧時代，世界就像一幅“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中又有陰陽，猶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誰都離不了誰，就如“負陰而抱陽，衝(chong) 氣以為(wei) 和”。陽背負著陰，陰擁抱著陽，陰陽融突和合，構成東(dong) 亞(ya) 乃至世界共同體(ti) 藍圖。

《亞(ya) 文》編輯委員會(hui) 聘請島田虔次、張岱年、柳承國、圓了源、戴逸諸教授為(wei) 顧問。在第一輯：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名譽會(hui) 長、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發表《21世紀與(yu) 中國文化》，韓國學術院會(hui) 員、韓國精神文化院前院長、成均館大學名譽教授柳承國發表《孔子教學思想在21世紀的世界史意義(yi) ——寫(xie) 在〈亞(ya) 文〉創刊之際》，文中認為(wei) ：“由韓、中、日東(dong) 方學諸教授通力合作的學術論文集《亞(ya) 文》創刊了。該刊旨在重新認識、重新闡明亞(ya) 細亞(ya) 文化與(yu) 學術思想的精髓，在確認現代文明的先進性所在的同時揭示現代文明的局限所在，以期實現超越，達到東(dong) 西方先進思想的匯通，為(wei) 創造21世紀人類新文化作出貢獻。《亞(ya) 文》創刊肇始雖微，但可確信，其意義(yi) 在於(yu) 將給人類文明史以極大影響。泉之始流，終成長江大河；火之始燃，將發久遠之炬，此乃筆者之所願。”這一輯還有中國著名學者黃心川、葉朗、方立天、蒙培元、王家驊的文章，日本著名學者渡邊浩、池田知久、黑住真的論文，韓國著名學者尹絲(si) 淳、安炳周、李承煥、金日坤、柳宅馨的文章。這些文章都顯明表述了“弘揚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和合古今文化，溝通各國學術，迎接未來挑戰”的宗旨，以便在世界多元衝(chong) 突融合中，形成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組織，宣揚共同體(ti) 意識，為(wei) 人類共同利益作出貢獻。

二、共同體(ti) 何以為(wei) 共同體(ti)

所謂共同體(ti) 是指有共同或相似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宗教的理念，相互尊重、共同擔當、平等對待、互學互鑒、開放包容、同心相向的命運聯通的總和。東(dong) 亞(ya) 中、日、韓及越南等之所以為(wei) 共同體(ti) ，體(ti) 現為(wei) 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共同文字，漢字共享；共同製度，郡縣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共生共存，命運共同。

共同理念，儒學共鳴。儒學源遠流長，遠播海外，成為(wei) 國際性公共理念。據“《魏略》記載，在衛滿朝鮮時代，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朝鮮侯王與(yu) 燕國已有外交往來，從(cong) 當時文字的傳(chuan) 來可推測漢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已被傳(chuan) 入、習(xi) 傳(chuan) ”。秦末天下大亂(luan) ，燕、齊、趙國人民無法安身，亡往侯準。他們(men) 不僅(jin) 把中國的農(nong) 耕、工藝、生產(chan) 技術和商品、貨幣帶到朝鮮，而且把禮樂(le) 文化、思想觀念、風俗習(xi) 慣帶到朝鮮，後衛滿朝鮮時，屬漢樂(le) 浪郡，隨漢建製，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在樂(le) 浪郡得以傳(chuan) 播。

公元3世紀以來，先後傳(chuan) 入日本、越南。據《日本書(shu) 紀》載：應神天皇十六年由阿直岐推薦，百濟學者王仁應邀攜《論語》和《千字文》至日，之後百濟又輪換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典。推古天皇時的聖德太子依儒學德目“德、仁、禮、信、義(yi) 、智”製度冠位十二階，又製定《十七條憲法》，對日本社會(hui) 實行改革。

中國與(yu) 越南山水相連，雞犬相聞，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在嶺南設桂林、南海、象郡，即包括今越南北、中部。秦末，南海郡尉趙佗乘亂(luan) 取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國。漢高祖和漢文帝先後派遣儒學家陸賈出使南越，趙佗在南越推行儒家倫(lun) 理道德，擴大儒學的傳(chuan) 播和影響。

儒學成為(wei) 中、日、韓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儒家倫(lun) 理道德、共同的價(jia) 值標準、共同的行為(wei) 評價(jia) ，以安定社會(hui) 秩序。儒學的普遍傳(chuan) 播，猶如“東(dong)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儒學成為(wei) 東(dong) 西南北和千百世上下的共同之心、共同之理，她度越時間與(yu) 空間的限製，成為(wei) 普遍傳(chuan) 授、受容、認同的理念，成為(wei) 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共同的主張和聲音。這是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的價(jia) 值基礎。

共同文字，漢字共享。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按傳(chuan) 統說法，是“漢字文化圈”，即四國在古代都通用漢字。秦末燕、齊、趙國人民不僅(jin) 把生產(chan) 科技帶入朝鮮半島，而且把禮樂(le) 文化、語言文字帶到朝鮮，三國時高句麗(li) 在小獸(shou) 林王二年（372）立太學教育子弟，從(cong) 中央到地方教授儒學、習(xi) 漢字。漢字成為(wei) 其交流必備的工具和記載國家治國理政與(yu) 百姓記事唯一的文字。

日本古代原無文字，儒學及漢字初傳(chuan) 時在宮廷中開辦學問所，以學習(xi) 儒學和漢字。大化革新後天智天皇時設立學校，在中央設大學寮（相當於(yu) 唐國子監），地方設國學及大學寮別曹和私學，市、縣明經道（儒學科），以傳(chuan) 授學習(xi) 儒學經典和漢字，並以九經（《周易》《尚書(shu) 》《周禮》《儀(yi) 禮》《禮記》《毛詩》《春秋左傳(chuan) 》《論語》《孟子》）為(wei) 教科書(shu) ，以《孝經》《論語》為(wei) 必修。大寶元年（701）宮廷和大學寮開始拜奠孔子，後仿唐封孔子為(wei) “文宣王”。《大寶律令》的學令規定的教授科目、考試內(nei) 容都以儒學為(wei) 主，並習(xi) 漢字。

天智天皇時設立學校，以傳(chuan) 授學習(xi) 儒學經典和漢字，後仿唐封孔子為(wei) “文宣王”。

《漢書(shu) ·西南夷兩(liang) 粵朝鮮傳(chuan) 》載：南越王趙佗在南越推行華夏語言文字、倫(lun) 理道德。儒學家劉熙、袁徽、虞翻在交州期間教授生徒漢字漢語，傳(chuan) 經弘道，振興(xing) 儒學，培養(yang) 人才。魏晉南北朝時期，交州牧、刺史都由中央任命，唐時在交趾設學校，教授文字語言和儒學。黎利在1428年建後黎朝，創辦學校，享祀孔子，振興(xing) 儒學。隨儒學大行，漢字亦大行。這是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之所以為(wei) 共同體(ti) 的載體(ti) ，無共享文字的百慮而一致，很難構成長期而牢固的共同體(ti) 機製。這是東(dong) 亞(ya) 之所以為(wei) 共同體(ti) 的文字活水。

共同製度，郡縣共建。中國自秦以來，廢封建製，實行郡縣製，並把郡縣製度推行到朝鮮、越南。朝鮮在後衛滿時，建郡縣，其典章製度、禮儀(yi) 形式都依儒學，在三國（高句麗(li) 、新羅、百濟）的近四百年的儒學與(yu) 本土俗文化的融突和合為(wei) 一體(ti) 。百濟溫祚王南下馬韓建國，他融合北方“經學儒學”與(yu) 南方“玄學儒學”，以發展儒學，“其書(shu) 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國家典章製度，倫(lun) 理道德教化，一依中華法度。新羅在與(yu) 中華交往中，其社會(hui) 典章製度、倫(lun) 理道德、禮俗生活，都深受儒學影響。公元682年，新羅設立“國學”，以教授儒家經典，幾代國王親(qin) 臨(lin) “國學”聽講，唐玄宗曾稱其為(wei) “君子之國”“有類中華”。並於(yu) 元聖王四年（788）仿唐科舉(ju) 製度，以儒學為(wei) 標準選拔人才，從(cong) 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都由儒者擔任，實行文官製度。高麗(li) 的儒學分朱子學傳(chuan) 入前後兩(liang) 期，前期具有儒、佛、道三教與(yu) 本土古神道文化融合的特點，後期儒教朱子學以崇儒批佛為(wei) 特征。太祖王建西京（今平壤）後，首興(xing) 學校，以教授儒學經典為(wei) 根本。光宗時益修文教，中央設“國學”，地方建“鄉(xiang) 校”（今韓國仍有鄉(xiang) 校300多所，統一由成均館管理），科舉(ju) 考試分進士科和明經科。成宗於(yu) 公元992年建立國子監，在“國以民為(wei) 本”“政在養(yang) 民”思想指導下，儒學與(yu) 儒風大盛。肅宗六年（1101）在國子監內(nei) 建文宣王殿。睿宗九年（1114）親(qin) 臨(lin) 國學，獻酌於(yu) 先聖廟，主持講經，開尊經講學之風。李成桂建立朝鮮朝，新儒學的朱子學成為(wei) 其主導意識形態，朱子學被奉為(wei) 朝野視、聽、言、動的圭臬，禮樂(le) 文化的終極依據，行為(wei) 舉(ju) 止的規範所依，公私學校的教育內(nei) 容，科舉(ju) 考試的標準答案，都依朱子學。便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性理學的朱子學家，李滉與(yu) 李珥被譽為(wei) 朱子學雙璧。朱子學家爭(zheng) 鳴切磋，鉤深致遠，通過理氣四端七情和人性物性同異論辯，朱子學獲得創造性發展，構建了有朝鮮民族特色的朝鮮朱子學。

韓國的儒學教育一直延續至今，圖為(wei) 韓國在校學生在私塾學習(xi) 儒學文化的場景。

日本推古天皇時聖德太子製定的《十七條憲法》，以儒家思想的“和為(wei) 貴”“上下和睦”“以禮為(wei) 本，上不禮而下不齊”“無忠於(yu) 君，無仁於(yu) 民，是大亂(luan) 之本”“信是義(yi) 本”“使民以時”等為(wei) 主旨，對日本社會(hui) 實行改革。依照唐朝的均田製、租庸調製及賦課製度廢除私田私民，在公田上建立以天皇為(wei) 最高權威的統一中央集權製國家，這種新體(ti) 製以唐朝律令製度為(wei) 藍本，製訂了《近江令》《大寶律令》《養(yang) 老律令》，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規範。12世紀末日本進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權，他們(men) 利用、吸收儒學中的忠、勇、信、義(yi) 、禮、廉等倫(lun) 理道德觀念作武士道的重要理念。在中日禪僧頻繁交流中，把理學的張載、二程、朱熹著作帶到日本，在鐮倉(cang) “五山”和京都“五山”中，同時教授禪學和儒學，形成獨特禪儒合一的文化。室町時代，儒學由“五山”走向世間，構築博士公卿學派，用朱子新注教授儒學。德川家康在平定戰亂(luan) 後，認為(wei) 朱子學比禪學更符合鞏固統一、嚴(yan) 守尊卑的時代需要，朱子學在德川氏的尊崇下，具有意識形態的權威性。林羅山師從(cong) 日本朱子學的開創者藤原惺窩，曆任德川四代將軍(jun) 文教官員，協助製定法律製度，起草外交文書(shu) ，建造私塾，迎來日本朱子學鼎盛期，出現了許多地域性的朱子學派及不同學派。中江藤樹開創日本陽明學派，認為(wei) 良知工夫是盡孝道，對祖先、天地、太虛神道盡孝德，通過慎獨、致知，提升道德修養(yang) 。另有古學派和折中學派。德川幕府在1868年被推翻後，儒學朱子學喪(sang) 失了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越南在東(dong) 漢初，交趾太守楊光、九真太守任延，實行“教其耕稼，製為(wei) 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yi) ”。依照儒家倫(lun) 理道德，製定禮儀(yi) 製度，改造社會(hui) 風氣、生產(chan) 方式，促進社會(hui) 進步。李公蘊於(yu) 1010年建立李朝，李朝諸帝漸重儒學，推行儒學典章製度，治國理政。聖宗神武二年（1070）在京都升龍（今河內(nei) ）首建文廟，祀周公、孔子，配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仁宗太寧四年（1075）學唐科舉(ju) 製度，開科取士，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次年設國子監。廣祐二年（1086）成立翰林院，培養(yang) 選拔人才。陳朝於(yu) 1225年建立，在儒學指導下，從(cong) 中央到地方成立國子監、國學院、太學及書(shu) 院、府學。陳太宗元豐(feng) 三年（1253）設國學院，祀周公、孔子、孟子及七十二賢人。培養(yang) 儒生，經科舉(ju) 考試，授予官職。黎利在1428年建立後黎朝，從(cong) 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學校，以朱熹等注釋的“四書(shu) 五經”為(wei) 教材，科舉(ju) 考試第一場經義(yi) 一道，“四書(shu) ”各一道，每三年各地舉(ju) 行鄉(xiang) 試，京師會(hui) 試。黎聖宗設五經博士，親(qin) 自會(hui) 試舉(ju) 人。其治國理政、典章製度均以儒學為(wei) 指導。

圖為(wei) 聖宗神武二年在京都升龍（今河內(nei) ）建立的文廟，祀周公、孔子，配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可見儒家思想對越南的影響深遠。

東(dong) 亞(ya) 三國及越南學習(xi) 中國的儒學及治國理政各種典章製度，通過學習(xi) 儒家，從(cong) 中央到地方的郡縣，共建國子監、翰林院、國學院、太學、府學、縣學，學習(xi) 儒家“四書(shu) 五經”，通過科舉(ju) 製度選拔官吏，實行文官製度（中、朝、越），而顯東(dong) 亞(ya) 共建製度的合理性、優(you) 越性、進步性。這是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之所以構建的製度保障。

共聚民心，同舟共濟。古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國唐朝社會(hui) 繁榮，政治先進，製度嚴(yan) 密，文化燦爛，思想開放，經濟發展，成為(wei) 各民族、各國互學互鑒的榜樣，民心相向的所在，同舟共濟的目標。新羅始終與(yu) 唐王朝保持友好關(guan) 係，對唐王朝傾(qing) 心敬慕，曾不斷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大批赴唐，他們(men) 專(zhuan) 心致誌熟稔精通儒學經典。留學生參加唐朝科舉(ju) 考試，貢科及第者58人。有的直接在唐朝做官，有的回新羅後教授儒學或在新羅做官，推動儒學在各個(ge) 領域的實踐和發展。儒學之所以成為(wei) 朝鮮李朝所尊崇的學說和思維理論，是因為(wei) 符合其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高麗(li) 朝曾以佛教為(wei) 國教，編《高麗(li) 藏》。性理學者批判佛教廢除倫(lun) 常，費財損國，標榜程朱道學，履行儒教忠孝。朝鮮李朝建立後，鄭道傳(chuan) 及其門人權近等弘揚儒學的綱常倫(lun) 理、忠孝節義(yi) ，主張統一、反對分裂等思想，適應了李朝要求國家統一、社會(hui) 有序、倫(lun) 常有範、禮樂(le) 有規的需要，亦是民心所向，反映人民的願望。

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發展儒學，不僅(jin) 是日本人民人心的所向，而且與(yu) 日本原有的生存環境、文化語境及發展需要相關(guan) 。儒學大一統思想，倡導大義(yi) 名分、維護社會(hui) 尊卑等級、協調家族人際關(guan) 係等，符合島國逐漸統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為(wei) 主旨的神道，與(yu) 儒學的“神道設教”、“慎終追遠”、天神祖宗崇拜相會(hui) 通；儒學的“王士王民”、德治仁政適合日本社會(hui) 改革的理論需要。因而很快為(wei) 日本朝野所認同和實施。特別是朱子學和陽明學傳(chuan) 入日本後，作為(wei) “第一程朱學者”的一條兼良著有《四書(shu) 童子訓》，是日本最早的《四書(shu) 集注講義(yi) 》。薩南學派創始人桂庵玄樹吸收歧陽方秀和訓方法，改進了“四書(shu) 和訓”，漢籍訓讀法使一般人大致了解文本意思，也使“四書(shu) ”得以普及，民眾(zhong) 更易於(yu) 受程朱思想的啟迪。在時代變遷中，形成了既同又異的諸多朱子學派，互相爭(zheng) 鳴互補，互相衝(chong) 突融合，使朱子學得到多姿多彩的大發展，受到各階層人民的尊崇。陽明學也與(yu) 日本禪僧和人民心心相印。五山禪僧了庵桂悟於(yu) 永正八年，即明正德六年（1511）奉將軍(jun) 足利義(yi) 澄之命出使明朝，並曾會(hui) 晤王陽明，是與(yu) 陽明學接觸之始。中江藤樹是陽明學派的開創者，倡導“天地萬(wan) 物皆在我心之孝德之中”“良知具於(yu) 方寸”，方寸即心，心之良知可以明明德。良知工夫是要盡孝道，對祖先、天地、太虛神道盡孝德，良知是共聚民心，此心不是血肉之心，而是度越個(ge) 體(ti) 、實體(ti) 之心的共聚民心的整體(ti) 之心、本體(ti) 之心。

越南在交趾太守士燮治理時，提倡“士王習(xi) 魯國之風流，學問博洽，謙虛下士，化國俗以詩書(shu) ，淑人心以禮樂(le) ”，轉化其風俗習(xi) 慣，使人心歸向詩書(shu) 禮樂(le) 文明。唐朝實行科舉(ju) 製度，為(wei) 越南有識之士所向往、尊崇。越南人薑公輔、薑公複、廖有方參加唐朝科舉(ju) ，登進士第，並在唐擔任官職，以至宰相。唐朝的開放包容，吸引了各民族、各國優(you) 秀人才，為(wei) 唐的繁榮發展營造了優(you) 良的氛圍，亦為(wei) 各民族、各國民心所向慕。黎玄宗1663年即位，即申明教化四十七條：“為(wei) 臣盡忠，為(wei) 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愛敬，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婦人無違夫子。”君臣、夫子、兄弟、夫妻、朋友五倫(lun) 的道德規範，除忠孝為(wei) 單向君父外，其他三倫(lun) 都是雙向的、互相的，並將父母、師生、長幼、子弟、婦人的道德職責、義(yi) 務加以規範，以使人心共聚，行歸道德，家庭和睦，社會(hui) 安定，同舟共濟，團結發展，這是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之所以構建的民心根柢。

共生共存，命運共同。中、日、韓東(dong) 亞(ya) 三國與(yu) 越南，或山水相連，或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患難相濟，災害相救，危機相解，和樂(le) 同享。中國曆代古聖賢遵照“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的古訓精神，不僅(jin) 為(wei) 東(dong) 亞(ya) 及越南提供無數公共產(chan) 品和無私的支援、援助，而且為(wei) 東(dong) 亞(ya) 各國培養(yang) 各方麵人才，使東(dong) 亞(ya) 各國得到更快發展。若無中國無私幫助，古代東(dong) 亞(ya) 各民族、各國決(jue) 不可能迅速進步發展。中國古人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堅決(jue) 實行睦鄰友好，共生共存。“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不相害，萬(wan) 物才能和諧發育生長；並行不悖，思想學說才能在百家爭(zheng) 鳴中噴出新思想的火花。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的命運，猶如山水相連一樣，是緊密連係在一起的，也與(yu) 山連山、水連水一樣，是不可分離的。特別在當前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yun) 計算、人工智能的信息智能時代，即使是山不連、水不連的國家、民族也已緊緊聯係在一起，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代，誰都離不開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何況是山水相連的民族和國家，更是打不斷、砸不爛地千絲(si) 萬(wan) 縷地連在一起。因此，人們(men) 在思考化解衝(chong) 突危機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不得不從(cong) 共生共存、命運共同出發，營造共同公共產(chan) 品和共同利益，放棄民族國家個(ge) 體(ti) 私利和單邊主義(yi) 、保護主義(yi) ，為(wei) 全人類的共同命運、共同利益謀福祉，為(wei) 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共同奮鬥，這是構建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的共同目標。

三、共同體(ti) 的基本精神價(jia) 值

構建東(dong) 亞(ya) 命運共同體(ti) 的價(jia) 值基礎、文字活水、製度保障、民心根柢、共同目標，緊密而牢固地把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聯係在一起。在幾千年的曆史演變中，均互尊互重、互學互鑒、互立互達、互育互位，不分不離，融突和合，平等相待。雖在近代中、韓、越都遭到外來勢力的侵略，但在整個(ge) 曆史洪流中是短暫的。當今，東(dong) 亞(ya) 三國和越南在全球化中命運相連，又構成命運共同體(ti) 。

東(dong) 亞(ya) 文化共同體(ti) 的理論思維精神的源頭活水是儒學，儒學是東(dong) 亞(ya) 各國禮樂(le) 文明的重要根據，價(jia) 值觀念的是非標準，倫(lun) 理道德的規範所依，行為(wei) 方式的善惡評價(jia) ，構成東(dong) 亞(ya) 各民族共同體(ti) 的基本精神價(jia) 值。儒學雖資始資生於(yu) 中國，但她具有普適的價(jia) 值，特別是東(dong) 亞(ya) 各國，在地理環境的自然生態，社會(hui) 環境的人文生態，國家治理的政經生態，風俗習(xi) 慣的民俗生態，儒學是化解各生態衝(chong) 突危機、改善各生態環境的異化、創新各生態環境體(ti) 係的指導原則，她是東(dong) 亞(ya) 各國人民的共同曆史選擇。

東(dong) 亞(ya) 各民族國家根據自身的需要和各民族文化生態的實際及民族利益受容、吸收、發展儒學，並在與(yu) 各國、各民族傳(chuan) 統文化、觀念、風俗、倫(lun) 理融突和合中，對儒學作了創新性詮釋，再度構建了儒學。各國、各民族的儒學都具有不同的特色，可謂“理一分殊”，理一的儒學在與(yu) 各國實際的傳(chuan) 統文化的結合中，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其國家民族的價(jia) 值觀念、思維方法、倫(lun) 理道德、行為(wei) 方式、審美情趣、風俗習(xi) 慣之中，成為(wei) 其民族的氣質、心理、品格、情操和神韻，指導著人們(men) 的出處行止、喜怒哀樂(le) 、性情中和、動靜神態的表現。於(yu) 是儒學逐漸適應了受容國的現實需要，成為(wei) 與(yu) 受容國不可分離的理論思維、原理原則，並成為(wei) 所在國的主導意識形態，構成儒學東(dong) 亞(ya) 共同體(ti) 。

曆史的演變進入了近現代，儒學的宗祖國遭受帝國列強的侵略，先進的中國人為(wei) 改變中國落後的麵貌，向船堅炮利的西方學習(xi) 。以西方的真理為(wei) 真理，批判兩(liang) 千年來的儒學是封建的、落後的、保守的，以西方是現代的、進步的、科學的。在向西方“德、賽”二先生學習(xi) 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儒學的禮教被認為(wei) 是“吃人”的，並將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歸咎於(yu) 儒學。日本在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後，儒學也喪(sang) 失了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明治維新掀起向西方學習(xi) 的熱潮，主張“脫亞(ya) 入歐”，儒學被邊緣化。朝鮮李朝在外國侵略者不斷入侵下，訂立了各種不平等條約。1910年朝鮮被日本占領，李朝滅亡。雖期間朱子學者投身抗日救國鬥爭(zheng) ，但儒學在朝鮮總體(ti) 上走向衰落。越南在阮朝中期後，法國入侵越南。1884年法國逼迫越南訂立《順化條約》，越南淪為(wei) 法國殖民地。法國為(wei) 消除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儒學文化，打壓儒學，廢除科舉(ju) 和祀孔活動，用拉丁化文字代替漢字和越南文，儒學衰落。東(dong) 亞(ya) 中、日、韓和越南儒學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的命運共同體(ti) 遭到嚴(yan) 重的摧殘，從(cong) 這也可見東(dong) 亞(ya) 命運是相似相連的。

在當前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時代，全球各國、各民族在融突交感聯通、智能相應的網絡之中，你我彼此誰都離不開誰，分都分不開。猶如莊子所說：“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陰陽相互照應、涵蓋、治理，四時互相迭代、產(chan) 生，猶如安危相易，禍福相生，聚散相成。陰背負著陽，陽擁抱著陰，陰陽二氣和諧、和合。若不和諧、和合，就損壞互相之間的聯通關(guan) 係，就會(hui) 發生動亂(luan) 、戰爭(zheng) 、恐怖活動，誰都不能獨善其身、利益獨占。人類唯有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指導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和合天下的引領下，才能換來幸福、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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