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提出的儒學發展五期說，即：儒學經曆了原始儒學、原典儒學、漢唐經學、四朝理學、當代儒學五個主要時期，不同於牟宗三、杜維明等先生講的儒學三期說，李澤厚先生講的儒學四期說，也有別於成中英先生講的儒學發展五階段說，目的不在標新立異，旨在說明儒學的源遠流長，旨在主張開放的大儒學觀，旨在以此為基探研儒學在當代（第五期）的轉化、建構、發展，進而論述儒學現代價值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宗教、國際、自然八個方麵的展現。

 

儒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她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係，上承遠古以來的中華文明智慧，在百家爭鳴中得以豐富，又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以海納百川的學術胸懷不斷吸取法家、道家、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百家文化的營養和精華得到發展，逐步趨於理性與科學，不斷自新，與時攜行，幾乎在中國每個曆史王朝中都居於主流思想的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骨幹與主脈，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與精髓。

儒學作為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深刻影響和造福了中國幾千年，也將繼續影響並造福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實和未來。

 

儒學經曆了五期發展

 

儒學第一期：原始儒學，即堯、舜、禹、夏、商、周時代儒學原始萌發時期。《中庸》講“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即是關於儒學源流的精辟注講。儒學像一顆生命力堅強的種子，經曆了長達三千年漫長、艱難的孕育、發牙、生根、破土、成苗過程。

這一時期，聖王一體，帝王既是軍事、政治權力的化身，又是人類族群道德楷模和生存發展智慧的化身，因而也是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和傳承者。唐儒韓愈提出的儒家道統說，將“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 列入儒家道統傳承譜係。孔子對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推崇備至，讚不絕口。《論語·泰伯》中，孔子頌堯“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讚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曆代文化精英們在研習與整理上古典籍中，與聖王們進行跨越時空的神交中，在總結他們的高尚德行和為政智慧中，儒學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漸漸成形。尤值特書的是，有儒家“元聖”之稱的周公，輔佐幼主，平叛治亂，修已安人，建章製禮，為儒學的原初係統化、理論化做出了重要奠基，也以自身的品格、才學、政績，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範，成為孔子及曆代大儒、後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和繼絕開平的不竭動力。

這一時期，儒學的主要表現形態是原始政治倫理哲學，即人道。一些維係族群家邦的重要概念，亦即儒學的重要範疇如仁、義、禮、孝、德、明、信等已逐漸明晰和成形（“仁”、“羲”等字已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現），重要理念和思想如“敬德保民”、“明德慎罰”、“以德配天”、“協和萬邦”等已形成。《尚書·堯典》中記述堯帝時期的政治實踐經驗“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正是儒家“修身（克明俊德）、齊家（親睦九族）、治國（平章百姓）、平天下（協和萬邦）”的明確表述。

原始儒學另一重要表現形式為對宇宙原始的認知，即天道，主要思想體現在古《易》中。

此一時期，後來被列為儒家經典的《詩》、《書》、《易》、《禮》、《樂》之早期古本已形成和出現。

這一時期，儒學的影響主要是在黃河中下遊地區。

儒學第二期：原典儒學，即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及其弟子、再傳弟子的著述及學術，表現為以“仁道”、“禮治”和中庸之道為核心的孔孟荀學。

麵對東周末期禮崩樂壞，攻伐不止的混亂局麵，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刪詩書，定禮樂，演春秋，聚徒講學，周遊列國，推行理想，矢誌於重建上古文明之序，使家國天下走向穩定與和諧，因此而創立了孔學，成為中國文化的托命人和集大成者，成為儒家學派具有開創性的旗手和領軍人。孔學的核心思想為：仁道、禮治和中庸之道。仁字，為二人相處之意，仁道講的是樸素的集體主義，仁之意在愛人（“仁者愛人”），仁之本在愛親（“孝弟也者，仁之本與”），仁之實質在克己（“克己複禮為仁”），高境界在舍生成仁取義。禮治主張實行禮樂教化，喚起人的普遍社會倫理責任，達至修齊治平之目標。中庸之道，主張言行適時適度適地適人，作為樸素的辯證法，與折衷主義、滑頭哲學、調和論有本質的區別，使得仁道和禮治實踐得以周全穩妥，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高境界，但在現實中很難做到。

孟學和荀學是孔子逝、儒分為八之後的兩大儒學之峰。孟學主張“性善論”、“民貴君輕”、獨立人格、義道德、士精神和“王道政治”理想主義。荀學提出“性惡論”和在“明於天人之分”基礎之上的“製天命而用之”思想，政治上主張“隆禮重法”，王霸並用，將德治理想主義與法治現實主義相結合，為後世儒學真正走向政治實踐做出了重要理論奠基。

這一時期，儒學影響地域為中原地區。

儒學第三期：漢唐經學，即秦、漢、魏、晉、隋、唐時期，儒學吸收道家、法家、陰陽家、佛家等文化之優長而發展的新儒學。

此一期儒學發展出現兩個高峰：一是在經曆秦始皇“焚書坑儒”、漢初黃老之學興盛之後，董仲舒以儒家義理架構為基礎，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陽陽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份，創立了“天人之學”，通過“天人三策”說服漢武帝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設立五經博士，使儒學由“子學”上升為“經學” ，將儒學第一次創造性地用於指導中國大一統王朝政權和禮樂刑政製度建設實踐，並取得巨大成效。之後的今古文之爭，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儒學因獨尊而僵化，促進了儒學經學化發展。二是在經曆了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一度興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後，隋末文中子王通創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為理想的“河汾之學”，通過門生們影響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後又通過頒發《五經正義》，采用儒家經典取士，形成尊崇儒學之風。同時，王通還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可貴思想，直接影響唐王朝實行尊儒、崇佛、禮道，三教共奉的開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並存的氣象，對成就“貞觀之治”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儒學影響地域逐漸由中原地區擴展至幅員遼闊的整個古代中國。

儒學第四期：四朝理學，即宋、元、明、清四朝時期，儒學繼續吸收佛教、道教等文化及滿、蒙等少數民族文化之精華而發展的新儒學。

麵對新的社會矛盾和佛教、道教及異族文化衝擊，經北宋“五子”奠基，南宋朱熹會通，數代儒家學人前赴後繼努力，開創了在宋元明清四朝長達千年占正統和主流地位的學術思潮——理學。理學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義為價值內核，批判吸納佛學、道教思辨哲學的某些理論命題、範疇及精神方法，建構起較為精致的形上本體（天、道、理）與心性相貫通的道德形上學，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論、本體論的論證。理學論證了“理”的本體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無上性，一方麵為四朝宗法社會政治倫理秩序的合理性與永恒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麵用儒家道統限製封建政統，抑製君主和官僚專製權力濫用，對於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四代王朝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一時期，理學是主流，心學、氣學、實學均有一定影響。

這一時期，儒學不僅廣泛影響中國，還遠傳越南、朝鮮、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甚至一度成為傳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深刻影響了東亞諸國的發展。

儒學第五期：當代儒學，即1919年以後，儒學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經受過了無情的批判與打擊，站在時代的新起點，應時而起，大開大合，勇敢地吸收中國的馬列主義思想、中國的現代道教佛教、中國的基督教文化、中國的伊斯蘭文化、現代西方思潮等東西方文明的一切優長，融會貫通，充實自我，強健自我，正在建構、發展並積極參與中國曆史和人類曆史創造的新儒學。

 

儒學第五期發展展望

 

通過劃分、素描、簡析儒學發展的五個主要曆程，不難得出如下結論：

儒學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精髓、主幹，不是自孔子始才生，僅有兩千多年的曆史，而是與中華文化、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同呼吸齊生長共發展，同樣具有至少五千年的發展曆史；

儒學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係，具有海納百川的學術胸懷和優秀品質，能夠不斷吸收、包容異質文化，汲取百家之優長，為我所有，為我所用，不斷自新，與時俱進；

儒學包涵有符合人道和天道（人生和自然規律）、可以跨越時空的“合理內核”，使得她有足夠的韌性和強健的生命力，能夠曆百折而不絕，經百劫而不滅，能夠梅開數度；

儒學在經曆每一次劫難、低穀之後，都會迎來一個持久的輝煌期，且影響地域不斷擴大，由第一期的狹小黃河中下遊流域地區擴展到第二期的中原地區，擴大到第三期的整個中國，再到第四期的整個東亞，乃至第五期廣闊的世界。

綜合上述結論，也不難得出如下判斷和展望：儒學在經曆了鴉片戰爭後西方文化大舉入侵、“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衝擊等多次沉重打擊、解構和破壞，經過一百多年的式微、低迷之後，儒學第五期將是一個比曆史上任何一期都將持續長久、影響巨大、成就卓著、令人激動的時期，因為這一期儒學所麵臨、所基於的社會物質文化基礎遠遠超越了以往任何曆史時代。

儒學在第五期的發展，即當代儒學的建構與發展，是儒學又一次實現創化與複興的過程，是一個順應時代變化，因應時代需要，破解時代難題，堅持“變”與“不變”，堅守“合理內核”與進行“損與益”，重新構建自我的過程，也是一個出色吸收人類空前豐富的異質文化之優長為我所用、為我所有的過程。

什麽是儒學？儒學可以超越時空的合理內核與應該堅守的最本質的東西是什麽？必須首先搞清或者認真思考這兩個問題。這是儒學進行現代化、當代化，堅守與損益，進行成功創化與發展的基礎。

無論是牟宗三、杜維明等先生講的儒學三期說，李澤厚先生講的儒學四期說，還是成中英先生講的儒學發展五階段說，均對儒學發展曆史做自孔子之後兩千多年的定位。我們不妨將其視為儒學的傳統定義，即第一層次的定義。站在曆史的新高點，基於本文所論的儒學發展五期說中前四期發展曆史，可以對儒學做出更具包容性的新定義（其實許多前賢及當代的李澤厚先生及諸多學人早已有類似主張），即第二層次定義：儒學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核心、骨幹與精髓，是中華文化的主幹和學術根基，是中國立國興國之基，是中華民族立族興族之本。同時，立足於對儒學在第五期發展的大膽展望，我們完全還可以對儒學做出與時俱進的、內涵更寬泛的全新定義，即第三層次定義：儒，字麵解，為人之需。儒學，可解為研究人之需要的學說或學術。人需要什麽？個人幸福自由。而族群和諧穩定、興旺發達，是個人幸福自由的前提；國家長治久安又是民族興旺發達的基礎。今天，儒學已遠遠走出了中國，形成了韓國儒學、日本儒學、新加坡儒學……那麽，我們不僅可以將儒學定義為研究中國人如何達致個人幸福自由，國家長治久安，民族興旺發達的學問或學術，也完全可以將之定義為：研究人類如何求得個體幸福自由，達致世界群體和諧長生的智慧或學術。

儒學的合理內核，不外乎五個方麵：

一、價值觀：以“五常”（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倫理價值的仁道主義和禮治觀；以“內聖外王”為人格理想、以“修齊治平”為目標、以“格致誠正”為方法的德治理念和精英修為之道。

世界觀：以“協和萬邦”、“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為公” 、家國天下同構為基本理念的天下觀。

自然觀：以“天人合一”為基本理念的宇宙觀。

二、方法論：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講求做人做事要恰到好處、恰如其分、恰適其時、恰合其人，實質上是實事求是，是辯證法。這是中華民族立族興族的大智慧，是中國人根本的處事原則。中庸之道是一種極高境界，就像圓周率一樣，君子仁人隻能不斷接近它，但永遠達不到。

“忠恕”之道：以“推己及人”為基本方法，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基本原則的待人處事智慧。

三、真精神：在“效天法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

四、立學宗旨：在“四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五、重要載體：四書五經。因記載著經久不變的恒常之道，而具備永久的魅力，永不過時，曆久彌新。

以上均具備普世價值性，不僅古代中國維係社會發展需要，現代和未來中國、世界文明進步依然需要，處於巨大轉型期的現實中國更為迫切需要用以矯治時代弊病。東亞諸國曆史上已受益，至今仍在受益，全世界人類亦將受惠於儒學的核心價值觀與基本思想。以上是儒學在以後的發展中必須堅守的，否則便丟失了自我，不能成其為儒學。

儒學麵臨什麽樣的現實和未來？時代對儒學寄予什麽樣的期許？對此問題的認真回答或清醒思考，則是儒學進行現代化、當代化，堅守與損益，進行成功創化與發展的前提。

儒學發展麵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經濟迅猛發展、中華文化複興、民族偉大複興的大好形勢，也麵對著需要破解改革開放走向深入、市場經濟體製建立、社會處於巨大轉型期等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和難題。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多極化、高科技的迅猛發展、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也給儒學提出了時代課題和發展機遇。

時代對當代儒學在調適和解決人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利益集團與集團、民族與民族、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矛盾，消除時代不和諧音符上會有所期許。

由於時代的潮流所趨和時代所需以及當代強勢、優勢文化的衝擊和影響，儒學第五期將會在“損益”、創化、發展上呈如下趨勢或特征：

一、增加現代元素，凸顯現代性。如：增加科學、自由、人權等理念，強化民主性、法製性、哲學性、宗教性等。

二、去除和弱化“不合時宜”理念。如：男尊女卑觀念，人格等級之分，重農輕商思想，重德義輕功利傾向等。

三、博采眾長，促進理論係統建構。大膽吸收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基督教、伊斯蘭教文化等豐富的現代文明之精華，汲取當代百家文化之優長，與時攜行，兼收並蓄，融會貫通，進行世界觀、價值觀、本體論、方法論、實施體係等方麵的係統理論建構。

四、進行有效創化，用之於實踐。如：“現代仁政”和“現代禮治”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和法製化進程；傳統“五常”演進為現代民主法製國家建設“五常”之道：民主（仁）、公平（義）、法製（禮）、科學（智）、信（經濟，成熟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信用經濟）；由“內聖”開現代政治、科技、經濟之“外王”；重視 “利”，提出“學而優則商”，“修身齊家治企富天下”新的“義利”觀和良財與美德相輔相成的儒家市場經濟倫理等。

五、體係內的多元或多向發展，呈現代儒門氣象萬千之勢。近百年來，以熊、梁、唐、牟、杜、成等及1978年之後大陸湧現出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如蔣慶、康曉光等為代表的當代儒學四代學人，融中西，匯古今，大膽創新，提出了“新理學”、“新心學”、“新仁學”、“良知坎陷” 說、“轉仁成智”說、“返本開新”說、“內聖開新外王”、“儒家資本主義”、 “儒家憲政主義”、 “新儒教”理論、“公民宗教”、“儒教自由主義”、“儒家自由主義”、“和合學”、“政治儒學”、“現代仁政”等一係列新觀點、新構想、新理論。在此基礎上，當代儒學在未來將成多學派、多元化、多方向發展建樹。多派多元多向發展又將會使當代儒學避免僵化，更富生機與活力。

同時，經過兩輪“否定之否定”，儒學第五期也將會出現更近似於（第一期）原始儒學期、（第三期）漢唐經學期的某些回歸性特征，如：聖王一體，即現代外王精英（現代政治領袖、工商領袖等）有儒家內聖修養和人格；聖王互濟，現代外王精英與儒家內聖修為高者進行相輔相成的合作；尊而不獨，像大唐盛世時期尊儒、崇佛、禮道三教共奉、三教鼎足一樣，儒學與其他文化在“多元一體”大格局下平等共處，取長補短、“競合”發展；持續時間長，伴隨著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又一次偉大複興、持續興盛，儒學第五期很可能有似於儒學第一期要經過上千年乃至於數千年的時間。

儒學在第五期的複興過程是前所未有的，是輝煌的，燦爛的，也漫長的，是曲折的。

 

儒學現代價值的展現

 

自1919年，當代儒學經過四代學人近百年的努力，得到了薪火相傳和一定的理論創化，現正待進一步展開、轉化、複興和發展。當代儒學複興的真正原因和實質是：儒學的自身發展需要回應時代變化，時代需要促成當代儒學現實價值的展現。

儒學的現代價值亦即當代儒學的價值將在以下八個主要方麵展現：

一、政治方麵: 當代儒學有助於回應加強和改善執政黨建設，保障國家長治久安、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現實需要和戰略需要。

中國的長治久安是中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係，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福祉所在。中國的長治久安，現實基礎在中共執政地位的長期鞏固，永久基礎在國家真正步入民主政治和法製軌道。

曆史上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轟然倒塌，根因在於凝聚和維係其絕大多數成員的共同理想、信仰、精神突然沒了。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是英明之舉，更是當務之急。而擔當弘揚中華文化重任、自稱“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先鋒隊”（十六大通過的黨章對黨的性質做了與時俱進的定位）的執政黨，不學習和掌握中華文化的精髓與核心——儒學，則難以擔當和完成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曆史重任。

儒家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崇高政治追求、“吾日三省吾身”、“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精英（內聖）修為之道，是新時期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加強自身修養，永葆先進性，建設高素質公務員隊伍，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鞏固執政基礎，提高執政能力，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為政智慧和有效思想武器。而當代儒學的“現代仁政”和“現代禮治”觀有利於促進中國特色現代民主政治和法製製度建設進程，從製度和體製上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

主張愛國、大一統及“和而不同”思想的儒學，是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文化基石。1949年之後，儒學一度在台灣有著較好的傳承與一定的影響，當代儒學學人的第二代代表人牟宗三等先生在台為儒學的傳承與開新做出了重要奠基。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獨力量雖實行了去中國化運動，一度削弱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妄圖從文化上割斷台灣與大陸的血脈聯係，但螳臂當車，不自量力。現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民黨執政，有利於儒學在台灣的發展。大陸積極弘揚儒家文化，有利於推進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

二、經濟方麵: 當代儒學有助於回應中國市場經濟穩健發展、優秀企業家群體成長和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需要和戰略需要。

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規則有著天然的親合力。日本、韓國、新加坡在創造性地運用“以義製利”、“義利相輔”的儒家市場經濟倫理，約束和推動市場經濟發展方麵取得了高於西方市場經濟的效率和成就，打破了西方長期以來主張唯有新教倫理能夠促進資本經濟發展的神話。學習借鑒日、韓、新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和成功經驗，在大陸創新和複興儒學，建設以“義利相輔”、“義利統一”為基本理念的中國當代儒家市場經濟倫理理論，有利於促進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製的完善和中國市場經濟的穩健、高效發展。

支撐日、新、韓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是一群優秀企業集團的飛速發展，而帶領這些企業前進的則是能做到“學而優則商”、將個人、企業、家（地方）、國、天下利益兼顧周全的優秀企業家——當代儒商群體的成長和崛起。創新和弘揚儒學，轉變傳統的重義輕商觀念，提倡“學而優則商”，有利於打破中國長期以來優秀人才多從政的舊局麵，將一流人才引向工商界，促進能夠“修身、齊家、治企、富天下”、以儒家“內聖”修為開出經濟“外王”功業的中國優秀企業家——中國當代儒商的成長與發展。當大批中國儒商叱吒國際市場、躋身於世界五百強的領軍寶座之時，便是東方巨龍中國真正實現“和平”崛起之日。

儒學和市場，是中國的“福”。二者都有大一統的觀念和思想，又均有包容自由獨立的優秀品質，即鼓勵內部個體在統一體內自由獨立個性的展現。封建經濟、計劃經濟雖具大一統性，但均因缺少包容自由獨立個性的特性，而缺乏活力和效率，而且容易形成封建割劇之勢導致內亂、滋生地方主義導致內耗，造成生產力和社會倒退。由此而觀，市場經濟明顯優於封建經濟、計劃經濟。儒學和市場有著天然的親合力，他們的成功聯姻，不僅是現代中國的福，更是未來中國的福。

三、文化方麵: 當代儒學能夠有效回應解決當前文化認同危機、信仰危機，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實現民族偉大複興的現實需要和戰略需要。

“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中國和儒學數千年的發展曆史，說明一個道理：文化不敗，國家永存，民族不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論它經濟、軍事、科技力量一時多麽強大，如果沒有優秀的文化做支撐，它的強大絕不會維持長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若有優秀的文化，不管它一時多麽落後，不論它經受多大、多少次的劫難，它終久會崛起，並立於不敗之地。

當前中國一個的現實危機：十三億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層麵出現了巨大真空，各種外來文化乘虛而入，基督教、佛教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迅速發展。這些曆經二千多年的優秀宗教文化在中國發展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的主體文化沒有發展或發展過慢，而出現賓喧主失因發混亂的局麵。創新和複興儒學，構建當代儒學，對於弘揚中華文化，培固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對於培育和振奮民族精神，解決國民文化認同和信仰危機，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同時，以當代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化，還是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團結和凝聚中國人民和世界華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團結奮進的智慧源泉和文化基石。

四、社會方麵: 當代儒學能夠有效回應化解中國社會現實矛盾、建設和諧社會的時代需要。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也麵臨著許多問題，社會不和諧音符日益增多，所以中央適時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構建和諧社會”的提出，是儒家“仁和”文化在當代的重構和發展，是一次偉大實踐。

建設和諧社會，既要公平：從製度上促進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縮小不同部門不同行業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又要效率：保持一定發展速度、保證社會充分就業；還得有和諧文化作支撐：麵對矛盾和衝突，彼此自覺自願諒解、克製、讓步。公平和效率是二難選擇，用主張“過猶不及”、講求實事求是和辯證法的儒家中庸之道處之是上策。

“馬上打天下”，需“馬下治天下”。革命年代我們需要鬥爭哲學，改革建設時期我們需要變革哲學，和諧發展時代我們需要以和諧哲學作指導。追求“和”的境界是儒學的精髓之一，“和”字在儒家典籍中是出現頻率非常高的一個漢字。倡導“和為貴”、“和而不同”、“致中和”、“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家和萬事興”，主張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做人做事符合“忠恕”之道的儒學是和諧哲學，是和諧文化的代表。

當代儒學的“仁和”觀、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以及“克己”以複現代之“禮”的主張，對於調節和融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行業與行業、團體與團體、階層與階層等之間的關係，消弭彼此之間的矛盾，消除不和諧之音符，重建現代“禮儀之邦”，促進和諧社會構建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五、教育方麵: 當代儒家教育能夠有效回應解決現代學校應試教育偏弊，強化人文和道德教育，提升國民素質教育的時代需要。

現代學校教育的最大偏弊，在於由於長期的應試教育而倒致的重智育輕德育或德育缺位，加之獨生子女（小皇帝化、小公主化）問題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洞乏力，致使中國麵臨下一代有才無德或有才少德的嚴峻現實，使得“科教興國”戰略大打折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在人才，更在未來人才和國民素質。“小勝在智，大勝在德”，有才無德隻會強勝一時，德才兼備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創新和傳承儒家傳統優秀教育理念和方式，積極發展現代書院、現代私塾、現代學堂教育，大力開展以“與經典為友，與聖人同行”為宗旨的中華經典教育、禮儀教育、美德教育，作為對現代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用中華文化大智慧滋養和用君子之風熏陶大、中、小學生以及學前兒童，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和道德情操，能夠有效解決現代學校教育中重智輕德的應試教育偏弊，達致強化人文和道德教育，提升國民素質教育的目的。這已為十多年來的以兒童讀經活動為載體，有識之士發動，數千萬受益家長和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參與、熱心支持，正成如火如荼之勢的儒學普及工作所證實。

六、宗教方麵: 當代儒教有助於回應推動“終身學習型”社會建設、矯治當前國家轉型期社會道德水準滑坡的現實需要。

人有信仰的需要，現代國民更不乏宗教信仰的需要。沒有本土宗教、本位文化宗教，或者本土宗教、本位文化宗教不優秀沒有吸引力，需要宗教信仰的人們就隻能選擇外來宗教甚至邪教。當前，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在中國發展速度很快，以及前些時期“法倫功”一度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目前中國沒有本位文化宗教，本土宗教道教也因“革命”和“文革”衝擊至今元氣未複，缺少生命力和吸引力。

遵循現代國家政教分離的原則，積極承續曆史本有的、尚在民間存續的以敬、祭“天、地、君（大人君子、曆史偉人、民族英烈、聖帝明君）、親、師”為崇拜和儀禮，創新和複興以人文教化、禮儀教化、道德教化、倫理教化為實質的有中國特色的人文宗教、禮儀宗教、道德宗教、倫理宗教——當代儒教，促進當代儒家倫理教化功效的發揮，無疑是推動“終身學習型”社會建設，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矯治當前國家轉型期社會道德水準滑坡、促進社會風氣好轉的良方，是正人心、培民智、端民行、敦社風的有效措施，同時也是維護國家穩定與長治的務急之策和戰略國策。

七、國際方麵: 當代儒學能夠有效回應構建和諧世界與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現實需要，推動人類的和平、發展、進步與共同繁榮。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但是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政治強權主義、軍事霸權主義隨時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和諧現象隨處都有，並隨時有加劇和愈演愈烈的可能。各國發展不平衡、各國利益不同和地球自然資源有限，固然是實質原因。但價值觀、文化信仰和生活習俗不同，卻是重要原因，即文明引發不和諧、衝突和混亂。

儒家文化的優點之一，在於她的包容性與和諧性，人類曆史上許多戰爭都是由排他性強的宗教或文化衝突引發，而講求中庸和“忠恕”之道的儒家文化很少引發戰爭。儒學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不僅是人與人之間，也是於國與國之間和諧友好相處的黃金律、智慧規。儒學倡導“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為公” 的天下觀，主張“協和萬邦”、“和為貴”、“與鄰為善”的邦和觀，均有益於人類的和平相處與世界的和諧相安。當代儒學在世界的傳播和弘揚，儒家的“包容”與“和諧”思想、倫理、理念在全球的推廣，有助於“和諧”世界和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構建，有助於推動人類的和平、發展、進步與共同繁榮。

八、自然方麵: 當代儒學能夠有效回應中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和人類改善生存環境、消解人與自然之矛盾的現實需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發達國家大步走向後現代化，發展中國家紛紛加緊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高科技飛速發展，生產力大幅提高，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飛猛進。在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同時，資源和生態問題卻成倍增長，大氣汙染、水質汙染、資源枯絕、河水斷流、許多物種麵臨滅絕、核彈可讓地球毀滅許多次……人類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人類的長存和繁榮麵臨嚴峻挑戰。

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二千多年前的儒門先賢早已認識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足見儒家先驅的高明遠見，足顯儒學超前的環保和生態安全意識。儒學主張和倡導的“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 、“天人合一” 、“民胞物與” 思想以及“中庸之道”等是中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傳統文化資源和動力。

儒家“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的治學方向和奮鬥目標，體現了強烈的自然與人類終極關懷。推動儒學在世界的創新和複興，積極在全球弘揚儒家文化關於環保和生態安全的觀念與思想，能夠有效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化解人與自然的矛盾，消減人與自然之間的張力，保護人類家園地球，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實現人類族群的繁榮永續。

 

當代儒學的價值，絕不僅限於上述所論與預策，隨著時間的的推移，這一人類優秀文化或學術將會給中國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類帶來難以預料的巨大福祉。

當然，當代儒學會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絕不“包打天下”、“包治百病”，避免重蹈因“獨尊”導致“一統僵化”而衰敗的曆史覆轍，在一體多元的文化大格局下，與當代各種優秀文化平等相待，“不同而和”，共存共榮，為中國人的幸福自由、中國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為世界的和諧與人類繁榮而不斷自新，不斷發展，並做積極的貢獻。

 

（2008年“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論文）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