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龍】大同是理想還是現實運動？

——基於(yu) 熊十力與(yu) 康有為(wei) 的立場

作者：曾海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雲(yun) 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十四日乙卯

          耶穌2019年5月18日

摘要：康有為(wei) 描寫(xie) 的關(guan) 於(yu) 大同世界的圖景展現了人類的終極目標，中國近一百年來的主流政治思潮亦可從(cong) 其中找到自身的影子。但康有為(wei) 思想中有現實主張與(yu) 理想寄托兩(liang) 個(ge) 層麵。康有為(wei) 認為(wei) ，現代中國建構的核心問題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大同隻能作為(wei) 一個(ge) 烏(wu) 托邦理想為(wei) 人所向往。對於(yu) 中國來說，在現代民族國家成功建構之前，任何大同的主張都不可行之於(yu) 世，否則將帶來非常嚴(yan) 重的後果。康有為(wei) 之後，熊十力是第一個(ge) 以公羊三世學說論證大同社會(hu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的思想家。與(yu) 康有為(wei) 不同，對熊十力來說，大同理想即是現實的運動。民族國家自立與(yu) 世界大同至少是同一場運動的不同階段，甚或，二者就是同一場運動。比較熊十力與(yu) 康有為(wei) 有關(guan) 大同思想的論述，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追求大同理想與(yu) 保有自身文明之間存在的張力頗有可借鑒之處。

關(guan) 鍵詞：大同；理想；熊十力；康有為(wei)

一

晚清以來，華夏文明遭遇“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前有張之洞等人舉(ju) “中體(ti) 西用”之旗圖以洋務運動振滿清中興(xing) 之局，又有康有為(wei) 等人主君主立憲、維新變法欲力挽狂瀾，後有五四新文化運動興(xing) 起否定傳(chuan) 統，主張“全盤西化”，乃至於(yu) 以儒家文明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文化無處容身，一度成為(wei) “遊魂”。自康有為(wei) 始，以建構現代性或現代民族國家為(wei) 追求的儒家學人一直在反思儒家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文明的關(guan) 係，各種論調層出不窮，聚訟不已，直至今日亦無共見，

清末康有為(wei) 以春秋公羊三世說為(wei) 其維新變法張本。變法失敗後，康有為(wei) 流亡海外，對西方文明有更為(wei) 深入的認識，之後基於(yu) 春秋公羊學進一步闡發了他政治思想。他以為(wei) ，“《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賅人事，故兼據亂(luan) 、升平、太平三世之製。”[1]基於(yu) 近代以來的世界格局，康有為(wei) 對西方的物質文明與(yu) 政治文明頗為(wei) 推崇，斷言兩(liang) 千餘(yu) 年的中國尚處據亂(luan) 世，西方則已經進入太平、升平世。就問題意識而言，康有為(wei) 是在所謂萬(wan) 國競逐的“新世”，如何“保全中國”。康有為(wei) 認為(wei) ，要“保全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當務之急。“保全”之義(yi) 有二：，一是要學習(xi) 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求物質上的進步，抵擋西方的船堅炮利；二是要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在最大程度上保有清王朝固有的領土和人口。相比而言，第二個(ge) 方麵對康有為(wei) 更具挑戰。康有為(wei) 反對排滿革命，反對各省自治，反對中國施行聯邦製，都是基於(yu) 保存固有領土與(yu) 人口的考量。他認為(wei)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不能以革命的方式來摧毀本有的各民族聯係的紐帶——傳(chuan) 統文教與(yu) 君主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康有為(wei) 被視為(wei) 保守主義(yi) 者。更進一步，中國之所以是中國，在於(yu) 能行華夏文化之精髓，家國天下、忠孝仁義(yi) ，是為(wei) 正統之精義(yi) 。以此反思近代以來中國之西化，在一定程度上複歸於(yu) 孔子之文教，繼承華夏文明之正統，亦成為(wei) 現代中國的必由之途。

除了“保全中國”這一緊迫的現實訴求外，康有為(wei) 的思想中還有一個(ge) 烏(wu) 托邦的理想，這集中表現在他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撰寫(xie) 的《大同書(shu) 》中。《大同書(shu) 》描寫(xie) 了一個(ge) 理想社會(hui) 模樣，“太平之世，人皆獨立，即人得自由，人得平等。”[2]“太平大同之世，男女各有獨立之權，有交好而非婚姻，有期約而非夫婦。”[3]“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產(chan) 而後可。凡農(nong) 工商業(ye) ，必歸之公。舉(ju) 天下之田地皆為(wei) 公有，人物得私有而買(mai) 賣之。”[4]康有為(wei) 又主張消滅階級與(yu) 國家，“階級之製不滌蕩而汛除之，是下級人之苦惱無窮，而人道終無由至極樂(le) 也。”[5]“凡大同之世，全地大同，無國土之分，無種族之異，無兵爭(zheng) 之事。”[6]“於(yu) 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qin) ，人人平等，天下為(wei) 公，是謂大同。此聯合太平世也。”[7]如此種種，皆表明康有為(wei) 主張的大同世界圖景與(yu) 馬克思主義(yi) 者所主張的共產(chan) 主義(yi) 無根本差異。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為(wei) 對大同世界的闡述僅(jin) 具有理想主義(yi) 的性質，展現了他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基於(yu) 對東(dong) 西方各種政治製度與(yu) 政治現實考察後，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思考。《大同書(shu) 》寄托了康有為(wei) 的最終理想，但他在世時一直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不可能行於(yu) 當世，故一直秘而不宣。對康有為(wei) 而言，建構起一個(ge) 現代民族國家，是中華民族當時的首要任務。但建立民族國家與(yu) 追求大同理想，不是同一個(ge) 時期內(nei) 可以共存的目標。過早追求大同世界的建立，反而有可能導致民族更深的危機。萬(wan) 國競逐，隻有自強者才能自立。大同乃是全世界的政權與(yu) 文化共融後的重生，而非一國對另一國、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吞並。在康有為(wei) 的意識中，作為(wei) 理想之世的“大同”與(yu) 現時追求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是截然二分的兩(liang) 個(ge) 層麵。康有為(wei) 政治思想中的複雜要素，呈現於(yu) 一百多年來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和思想派別的各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中。各派的主張幾乎都可以從(cong) 康有為(wei) 思想中找到影子。梁啟超就認為(wei) 康有為(wei) 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派哲學”，他寫(xie) 《南海康先生傳(chuan) 》評價(jia) 康有為(wei) 的大同思想曰：“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家族盡融於(yu) 社會(hui) 而已，故曰社會(hui) 主義(yi) 派哲學也。”[8]蕭公權亦認為(wei) ，康有為(wei) “也可能為(wei) 共產(chan) 思想與(yu) 體(ti) 製之興(xing) 鋪了路”[9]。

二

康有為(wei) 之後，熊十力是第一個(ge) 以公羊三世學說進行現代政治建構的學者。熊十力之學以《新唯識論》彰名，世人多因其心性學視其為(wei) 現代新儒學之開山。亦因港台新儒家對其心性學之闡揚，故學界所論多以其心性之學為(wei) 主，其學亦被名為(wei) “現代新陸王學”。然熊十力之學，紛繁複雜，所論不僅(jin) 及於(yu) 哲學，對經學亦多有闡發。《讀經示要》作為(wei) 解經之著被徐複觀認為(wei) 較《新唯識論》更有學術價(jia) 值。《中國曆史講話》、《中國曆史綱要》、《韓非子評論》、《論六經》、《與(yu) 友人論張江陵》、《原儒》、《乾坤衍》等著亦多屬經學或政治哲學與(yu) 曆史哲學之論。總體(ti) 而言，熊十力於(yu) 心性之學與(yu) 政治哲學（內(nei) 聖學與(yu) 外王學）兩(liang) 方麵皆有建樹，且能將二者通之一貫，建立起一個(ge) 自洽的係統。在他的政治哲學，特別是以其對公羊三世說中大同社會(hui) 的論述頗為(wei) 引人注目。

無論是問題意識還是理論資源，熊十力應該從(cong) 康有為(wei) 處有頗多借鑒。雖然熊十力的著作中處處表現出對康有為(wei) 的批評，但熊十力思想確實在理論特質上與(yu) 康有為(wei) 有諸多相似之處，其理論建構思路和問題意識與(yu) 康有為(wei) 頗為(wei) 一致。與(yu) 康有為(wei) 一樣，他通過辨別真經與(yu) 偽(wei) 經、真孔子與(yu) 假孔子，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賦予經典與(yu) 聖人。比康有為(wei) 更進一步，他通過區分孔子早年與(yu) 晚年思想的差別，強調微言與(yu) 大義(yi) 、大同與(yu) 小康的截然對立，試圖以孔子之“微言”行大同的政治主張。顯然，熊十力迫不及待的想要實現公羊三世中大同之世的社會(hui) 理想，並以其論述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思想中的各種具體(ti) 主張。他說：

夫三世本為(wei) 一事。一事者，撥亂(luan) 反之正也。撥亂(luan) 世者，革命之事。反之於(yu) 正者，明天下為(wei) 公之道，創天下一家之規，為(wei) 全人類開萬(wan) 世太平之治。[10]

熊十力以對儒家大同思想研究經學探究闡發其所欲實現的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充分展現了其對儒家傳(chuan) 統文明與(yu) 現代西方文明兩(liang) 方麵的依違心態。一方麵，作為(wei) 辛亥革命的參與(yu) 者，熊十力對傳(chuan) 統政治之弊深惡痛絕，欲以方的科學、民主、自由思想革除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之弊。另一方麵，熊十力認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明在價(jia) 值層麵要高於(yu) 西方現代文明，欲在現代政治製度中保有傳(chuan) 統之價(jia) 值。更進一步，熊十力欲以解經闡明現代西方文明之端緒蘊涵於(yu) 孔子所刪訂之六經中。故其解經，多有爭(zheng) 議。熊十力此種立場與(yu) 主張，集中反映了現代新儒家在近世以來麵對時局時左支右絀的尷尬狀態。他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港台新儒家畢生致力於(yu) 溝通中西哲學，以求在現代西方文明的製度架構中保有儒家的“遊魂”以維係鄉(xiang) 愁，幾乎完全放棄有關(guan) 政治製度建構的論述，亦是這種狀態的延續。不得不說，以心性儒學為(wei) 主導的現代新儒家，在麵對強勢的現代西方政治文明時隻圖保有招架之力，而毫無還手之意。

又與(yu) 多數現代新儒家不同的是，熊十力自始至終不隻安於(yu) 學術，不隻想做一個(ge) 隻在書(shu) 齋論道單純的學者，對現實政治的關(guan) 注也在其著作中隨處可見。無論是他的成名作《新唯識論》，還是後來的《讀經示要》、《原儒》、《論六經》等著作，都展現了宏大的述事架構與(yu) 鮮明的價(jia) 值主張，有關(guan) 經學的著作更可被視為(wei) 他的政治哲學論述。在他的論述脈絡中，展現了基本一致的政治傾(qing) 向。他的終極理想是在現代社會(hui) 複張孔子之大道。大道之行，以大同為(wei) 目標。但這個(ge) 目標不僅(jin) 與(yu) 近代以來中國的孱弱之局形成了極大的落差，又無法解釋與(yu) 儒家之道無關(guan) 的現代西方文明何以如此強勢且對中國傳(chuan) 統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這種詭譎的局麵需要熊十力從(cong) 曆史脈絡尋求解釋。於(yu) 是，孔子以來曆代儒家的思想係統及其對政治社會(hui) 製度產(chan) 生的影響都成為(wei) 熊十力檢視的對象。熊十力麵對的問題是：孔子作為(wei) 儒家的鼻祖，如果其所建構的儒家精神係統和政治主張有永恒的價(jia) 值，那為(wei) 何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導建構的政治社會(hui) 體(ti) 係在近世以來麵臨(lin) 岌岌可危之局麵？儒家思想究竟能否繼續成為(wei) 主導中國的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如果能，其現代性價(jia) 值何在？又如何回應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熊十力從(cong) 春秋公羊學那裏尋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太平世或大同社會(hui) 的理想。

三

康有為(wei) 在世時將對大同世界描述秘而不宣，乃是他認為(wei) ，大同世界雖然符合儒家的天下理想，但並不切合依然處於(yu) 小康階段的時代需要。在一個(ge) 以民族國家為(wei) 主體(ti) 的世界格局中，中國所麵臨(lin) 的任務是如何“保國”、“保種”，以免於(yu) 列強的瓜分。康有為(wei) 認為(wei) ，中國隻有維持統一才會(hui) 具有維護自身生存與(yu) 發展的基本力量，所以他反對章太炎、孫中山等人基於(yu) 激發種族仇恨而宣揚的革命主張，擔心由種族革命引發民族與(yu) 國家的分裂。他認為(wei) 新的民族國家應該以清王朝的版圖為(wei) 基礎，反對排滿的革命主張，並主張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製。基於(yu) 此種考慮，康有為(wei) 對晚清民國初年備受推崇的“聯邦製”和“聯省自治”深感憂慮。

康有為(wei) 的民族政策主張，背後還有更深的文化考量。由於(yu) 中國特殊的曆史和地理環境，中國境內(nei) 的各民族始終處於(yu) 不斷的融合當中。清廷雖然是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但已經接受了儒家的基本價(jia) 值觀念和生活禮儀(yi) ，因此也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之中，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新的國家秩序中，必然有其應有的生存地位。也隻有在繼承清王朝固有的土地和人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ge) 獨立的新的民族國家才有力量立足於(yu) 萬(wan) 國競逐之世。核心的問題隻在於(yu) ，如何由一個(ge) 儒家文化價(jia) 值主導的天下國家體(ti) 係轉變成為(wei) 一個(ge) 民族國家體(ti) 係。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國家意識的培育必不可缺。而建立新的民族國家，儒家的教化功能和組織功能是凝聚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文教基礎。因此，康有為(wei) 晚年致力於(yu) 建立孔教會(hui) ，並試圖通過立孔教為(wei) 國教，來凝聚國民的價(jia) 值觀念。

康有為(wei) 的問題意識頗為(wei) 清晰。一方麵，現代國家的建立是中華民族獨立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麵，現代國家體(ti) 製最終能否成功建立，必須要妥當安排傳(chuan) 統的曆史、風俗、禮儀(yi) 、法度。他主張改良維新，試圖建立國教，都是基於(yu) 這兩(liang) 方麵的考量。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對這兩(liang) 方麵的平衡很難掌控，康有為(wei) 在政治上的失敗可謂是一個(ge) 鮮明的注腳。但政治上的失敗依然難掩康有為(wei) 眾(zhong) 多的真知灼見。“在隨後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我們(men) 其實可以經常在各種不同的的製度設計中看到康有為(wei) 的影子，哪怕隻是一個(ge) 倒影。”[11]

應該說，熊十力的政治思想從(cong) 理路上而言是康有為(wei) 有關(guan) 中國現代政治設計思考的餘(yu) 緒。首先，熊十力所麵臨(lin) 的課題與(yu) 康有為(wei) 晚年頗為(wei) 相似。康有為(wei) 晚年的政治思考更多基於(yu) 對辛亥革命以及後來一係列政治運動的反思。熊十力同樣處在這樣一個(ge) 時代，並開始建構複雜的新唯識論體(ti) 係，他親(qin) 身參與(yu) 了辛亥革命，對辛亥革命後的種種亂(luan) 局進行反思，才立誌以做學問來探明中國向何處去。其次，熊十力對康有為(wei) 的種種主張頗為(wei) 熟悉，至少在《讀經示要》後的多種著作中反複提及——雖然更多是以批判的方式。二人有關(guan) 中國現代政治的思考都基於(yu) 繼承中國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資源尤其是公羊學。

隻是，熊十力有關(guan) 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手段和建構目標遠比康有為(wei) 激進。康有為(wei) 意識到他有關(guan) 大同世界的理想無助於(yu) 一個(ge) 新的民族國家的建構，將其秘而不宣。他又認為(wei) 新的國家必須基於(yu) 傳(chuan) 統的風俗、禮儀(yi) 、法度，或者至少要妥善安排這些元素，才有助於(yu) 凝聚力量，保有我中華民族固有的土地與(yu) 人口。而熊十力無論在現實政治製度設計的構想上，還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上，都比康有為(wei) 走得更遠。首先，熊十力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升平世進至太平世）是一個(ge) 可以追求的現實政治目標，這是其在1949年前就已經確立的政治追求，1949年後更以衡定六經的方式為(wei) 新政權的政治主張背書(shu) 。其次，熊十力自參加辛亥革命始，就一直主張以革命手段來實現政治目標。他對君主製毫無好感，且對排滿深以為(wei) 然。

熊十力自構建新唯識論體(ti) 係後，致力於(yu) 打通形而上的心性論與(yu) 政治哲學，他期望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都能影響到現實的層麵。從(cong) 建構大同社會(hui) 製度的立場而言，熊十力認為(wei) 自己的哲學與(yu) 政治思想與(yu) 1949年新政權建立後的意識形態並無矛盾，“至少就反帝製、反封建和走向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而言，十力自以為(wei) 有同聲相求的一致。”[12]康有秘而不宣的大同世界理想，在熊十力這裏成了現實的政治運動。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熊十力也是第一個(ge) 以儒家公羊三世學說論證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的思想家。

如果說在康有為(wei) 的思想中有現實主張與(yu) 理想寄托兩(liang) 個(ge) 層麵，那麽(me) 在熊十力的政治思想中，理想即是現實的運動。康有為(wei) 清楚地知道，現代中國建構的核心問題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大同社會(hui) 隻能作為(wei) 一個(ge) 烏(wu) 托邦理想為(wei) 人所向往。在現代民族國家成功之前，任何大同的主張都不可行之於(yu) 。而對熊十力而言，國家自立與(yu) 世界大同至少是同一場運動的不同階段，甚或，二者就是同一個(ge) 運動。這種主張不是熊十力在1949年後麵對新政權的意識形態才產(chan) 生的，至少在1930年代就已經萌發了。這其中有多少康有為(wei) 因素的影響，已經無法得知。可以想見的是，熊十力在目睹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時，心中應該頗有觸動，甚或可以引為(wei) 知音。

四

熊十力的激進立場，尤其體(ti) 現在他晚年對孔子大義(yi) 與(yu) 微言、小康與(yu) 大同的嚴(yan) 格區分。他認為(wei) 孔子晚年隻有微言，而無大義(yi) ，從(cong) 而認定孔子乃是以大同為(wei) 最終的政治追求。這與(yu) 康有為(wei) 張小康而隱大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康有為(wei) 張小康，以改良維新為(wei) 建構新的現代國家的手段，甚至認為(wei) 君主立憲是為(wei) 走向共和必須要經曆的階段。辛亥革命後，康有為(wei) 也一度願意為(wei) 民國效力，乃是由於(yu) 共和既成，為(wei) 避免社會(hui) 更大動蕩，不得已而為(wei) 之。他雖然抨擊民國之未成熟，但他並非是要破壞新秩序，而是希望在新的政治製度中適當保留傳(chuan) 統的要素，以避免因傳(chuan) 統破壞過渡造成巨大的政治代價(jia) 與(yu) 社會(hui) 代價(jia) 。

依康有為(wei) ，新的共和國應結合近代西方民主政府的菁華和本國傳(chuan) 統中的積極要素。比如，他反對各省自治的聯邦體(ti) 製，而主張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比如，他非常重視個(ge) 人品質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並對民粹政治給予了足夠的警惕。諸如此類，都可見康有為(wei) 對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負麵因素認識頗為(wei) 深刻。隻是因為(wei) 康有為(wei) 的建議並不被當時的主要政治力量所采納，無有效實施之可能，故而與(yu) 民國為(wei) 敵。

可以想見，對康有為(wei) 的主張，以熊十力的政治理想視之，自然不可引為(wei) 同道。熊十力在哲學立場上視《易》為(wei) 形而上學，主要凸出了《易》所蘊涵的支撐激進政治變革的本體(ti) 論。“《春秋》之言治道，依據《大易》變動不居之宇宙論。”[13]我們(men) 可以說民主政治的形上學理據是熊十力賦予《易》的，乃是熊十力的“自得”。革命、民主被熊十力主張為(wei) 孔子晚年的“微言”，則漢儒所建構的六經“大義(yi) ”自然為(wei) 熊十力所反對。《讀經示要》已經詳究《易》的形上學與(yu) 《春秋》所蘊涵的政治哲學，到1949年後新政權建立後，發揮《周官》所蘊涵的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便迫在眉睫。他獨主張《周官》思想自漢代以來一直“蔽而不明”，而《周官》經蘊涵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藍圖。

不得不說，熊十力的上述主張有更為(wei) 現實的政治考量，但純就理論本身而言，又與(yu) 其一直主張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理想一脈相承。在《讀經示要》中，熊十力雖未詳說《周官》，但已經多次提到《周官》的社會(hui) 主義(yi) “宗趣”。《示要》結尾中提到：“《周禮》首言建國。其國家之組織，隻欲其成為(wei) 一文化團體(ti) 。對內(nei) 無階級，對外泯除國界。非如今世列強，直是以國家為(wei) 鬥爭(zheng) 工具。”[14]似可見，熊十力的政治理想與(yu) 政治主張頗為(wei) 一貫。在熊十力看來，按《周官》的“宗趣”建國，才是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的最終完成。

熊十力的此種論述，雖不被新政權所認可，卻頗符合其主張。新政權的意識形態對幾千年來帝製的否定，乃是否定漢儒所闡發的六經之“大義(yi) ”。而熊十力主張六經中孔子“微言”所蘊含的大同社會(hui) ，正是新政權建立之後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標。不僅(jin) 如此，就實現這個(ge) 目標的手段而言，也頗為(wei) 一致。熊十力主張革命建國，爾後按其所闡述的《周官》之“宗趣”改造經濟、社會(hui) 和文教製度，與(yu) 新政權所建立之手段與(yu) 建立後之具體(ti) 政治社會(hui) 改造綱領，實乃同一理路。熊十力在《論六經》、《韓非子評論》、《原儒》等一係列晚期著作中所呈現的政治主張，似乎預言了新政權未來二十年的施政路線。雖然其本人在政治上不獲致用，但其主張似乎又與(yu) 主流意識形態頗為(wei) 一致——當然，作為(wei) 上書(shu) 性質的《論六經》在當時究竟產(chan) 生了怎樣的政治影響已無法為(wei) 人所知。。

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在全盤反思前三十年得失的時候，包括新政權和熊十力所主張的意識形態時，這種理論的負麵後麵才得以被人清楚地意識到。一種全盤否定自身傳(chuan) 統的激進主張，必然會(hui) 帶來巨大的破壞，並付出沉重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代價(jia) 。這又為(wei) 我們(men) 對比康有為(wei) 與(yu) 熊十力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個(ge) 新的視角。康有為(wei) 的思想複雜而多變，但漸進的維新改良始終是其達成政治目標的基本手段。同樣以公羊三世學說闡發政治理想，熊十力似乎有“一萬(wan) 年太久，隻爭(zheng) 朝夕”的緊迫感，期望以包括革命在內(nei) 的激進手段迅速實現社會(hui) 理想。現代中國之路似乎走得太慢，以至於(yu) 不惜以全盤打倒傳(chuan) 統來實現現代目標，又走得太快，以至於(yu) “何謂中國”這種事關(guan) 民族與(yu) 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沒有來得及認真反思。

這種將現代政治與(yu) 秦漢建立起來的兩(liang) 千年的中央帝製對立起來的思路，自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至今影響頗大。與(yu) 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傳(chuan) 統不同，熊十力對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所主張的哲學與(yu) 政治思想頗為(wei) 推崇，亦將其與(yu) 秦漢以來的帝製對立起來，同時，又將現代國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與(yu) 與(yu) 孔子的所謂的“微言”所寄托的大同社會(hui) 理想溝通，看似對辛亥以來的主流意識形態有所反撥。實則，熊十力是以孔子的“微言”來論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課題，將其所希望的現代性政治的目標賦予六經。誠然，這比康有為(wei) 以《孔子改製考》來為(wei) 改良維新提供合法論述的風格同出一脈，且走得更遠，手段遠為(wei) 激進。對康有為(wei) 而言，大同隻是一個(ge) 理想。對熊十力而言，大同則是一個(ge) 現實的政治運動所能達成的政治社會(hui) 目標。

五

作為(wei) 保守主義(yi) 者的康有為(wei) ，其心目中的現代中國為(wei) 一獨立的國家，經由現代化而獲得充分的財富與(yu) 武力，同時具有特殊的文化風格與(yu) 價(jia) 值觀念作為(wei) 立國基礎。此一主張與(yu) 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大不相同，他們(men) 認為(wei) 毫無保留的西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中國不必保留原有的文化。但，康有為(wei) 不是一味的民族主義(yi) 者，基於(yu) 對公羊三世說中大同之世的向往，以及他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亦使他以世界大同作為(wei) 最終的理想。大同乃是全人類最終的共同目標。到大同之世，古代與(yu) 近代的社會(hui) 組織結構與(yu) 政治製度都將瓦解，國家的國界亦將消失，國家不複存在。在統一的民主的世界政府之下，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是平等自由的公民，一切財富都由全人類所共享，家庭與(yu) 私有製都將消失。人們(men) 不需要受錯誤製度的束縛，也不需要有宗教的慰藉。人道與(yu) 理性作為(wei) 社會(hui) 價(jia) 值的基礎，政治、社會(hui) 、道德上也沒有根本的問題。永福降於(yu) 全社會(hui) 。作為(wei) 一種人類理想的大同社會(hui) ，與(yu) 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chan) 主義(yi) 實是同一個(ge) 世界。

同以大同為(wei) 理想社會(hui) 目標，熊十力不僅(jin) 與(yu) 康有為(wei) 一樣闡發了具體(ti) 的政治製度設計，亦從(cong) 古老的思想傳(chuan) 統中論證了實現這種社會(hui) 製度的形上學根據。他以《易》“終之以群龍無首”說明實現大同社會(hui) 的人性論基礎。他說：

群龍所以象眾(zhong) 陽也。陽之所象又極多，其於(yu) 人也，則為(wei) 君子之象。《春秋》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為(wei) 眾(zhong) 陽，是為(wei) 群龍。無首者，至治之隆，無種界，無國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無有操政柄以臨(lin) 於(yu) 眾(zhong) 庶之上者，故雲(yun) 無首。[15]

基於(yu) 儒家性善論，以人性善之全部實現為(wei) 大同社會(hui) 得以可能基礎，就與(yu) 熊十力本人和傳(chuan) 統心性論所主張的心性論哲學匯通了。這進一步在形上學與(yu) 心性論層麵論證了康有為(wei) 所寄托的大同社會(hui) 的合理性。

康有為(wei) 作為(wei) 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對現實政治實踐層麵中人的習(xi) 性所麵臨(lin) 的複雜因素的認識要清醒得多。他說：“當亂(luan) 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luan) 而已。”[16]政治理想和現實政治的張力對晚期的康有為(wei) 而言是個(ge) 不明自白的前提，他對建構現代中國首先所要達成的目標與(yu) 實現手段，比起熊十力而言更加切合實際。康有為(wei) 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各種現代性思潮的發軔，乃是由於(yu) 他的思想中終極理想與(yu) 階段性目標交織在一起，複雜而難明。應該說，康有為(wei) 是個(ge) 理想的現實主義(yi) 者。當眾(zhong) 人都被理想衝(chong) 昏頭腦，以為(wei) 理想的實現唾手可得之時，他始終保持了應有的警惕，並對激進者提出了批評。問題在於(yu) ，現實的政治運動在絕大多數時候並不遵循理性的原則，往往與(yu) 目標背道而馳，並反過來吞噬了運動的發起者與(yu) 參與(yu) 者。

現代中國作為(wei) 民族國家的建構，與(yu) 作為(wei) 終極理想的大同社會(hui) ，在康有為(wei) 的潛意識中涇渭分明。對康有為(wei) 來說，現代中國的首要目標在於(yu) 自立自強，以保有固有的土地與(yu) 人口乃至傳(chuan) 統中的合理的價(jia) 值觀念，以圖在萬(wan) 國競逐的今世保存自我。中華民族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沒有國土分裂與(yu) 族群撕裂的本錢。無論是對待清王朝的統治者滿族，還是對待幾千前固有的文明，都應采取慎之又慎的態度，避免采取過激的手段造成亡國滅種的後果。而大同的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理想，康有為(wei) 顯然神往不已。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wei) 的政治希望一度破滅，他不滿現實的政治又無能為(wei) 力，唯有對未來作出一種超越現實的烏(wu) 托邦想象，寫(xie) 出《大同書(shu) 》，展望理想中的完美製度與(yu) 想象中的社會(hui) 。在這樣一種理想中，“世界化”的設想表露無遺。然而這種理想對於(yu) 當時的中國來說無異於(yu) 天方夜譚，以至於(yu) 梁啟超將《大同書(shu) 》比喻為(wei) “大噴火”、“大地震”。康有為(wei) 遊曆世界各國後深感中國的危機，他將此種理想隱而不宣，以保守的態度對現實政治中的各種激進主張進行批判。在他看來，在中國完成建構起作為(wei) 一個(ge) 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之前，任何一種“世界主義(yi) ”的烏(wu) 托邦理想都是不合時宜且十分有害的。因為(wei) “世界化”的大同理想不僅(jin) 要求批判中國傳(chuan) 統，也要批評西方傳(chuan) 統，隻有中西傳(chuan) 統的融合或消解才、有全世界大同的可能，否則，世界大同就隻是強者吞並弱者的遊戲。康有為(wei) 對此點的認識自始至終十分清晰。他在1905年寫(xie) 下《物質救國論》，強調中國要學習(xi) 西方的科學技術，以發展物質文明，以保存中國傳(chuan) 統的精神文明，乃是這一思路的具體(ti) 體(ti) 現。基於(yu) 這種考量，康有為(wei) 在現實的政治立場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yu) 法家，他以為(wei) 管仲和商鞅的變法應該得到肯定，亦即是說，為(wei) 了達到某個(ge) 政治目標可以采取任何適當的行動，並認為(wei) 必要的思想言論控製對於(yu) 實現國家的強盛是必不可少的。這，又與(yu) 其大同世的社會(hui) 理想扞格不入。

我們(men) 已經無法得知熊十力對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有無深入研究或是否受其影響的直接證據。至少就理論上而言，熊十力的政治理想和現實政治主張與(yu) 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對於(yu) 熊十力而言，政治理想與(yu) 現實政治主張基本是一致的，這與(yu) 康有為(wei) 絕不相同。在熊十力看來，大同世界的實現就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實現，也即儒家價(jia) 值觀念的“世界化”。他熱情擁抱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不僅(jin) 是基於(yu) 現實的政治考量，更是其一貫的政治追求。發源於(yu) 歐洲的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發源於(yu) 古老的東(dong) 方的大同世界理想，一起作為(wei) 一種現實的烏(wu) 托邦運動在熊十力的意識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熊十力是個(ge) “世界主義(yi) ”者，與(yu) 當時的共產(chan) 主義(yi) 者有著共同的“解放全人類”的政治追求。吊詭的是，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一麵旗幟主導了古老中國翻天覆地的變革，而熊十力基於(yu) 幾千年古老文明闡發的大同理想在他的時代沒有激起漣漪。

這種吊詭的局麵及其結果，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出中國建構民族國家與(yu) 追求“世界化”過程中的一種“難堪”。中國沒有“世界化”，亦遠沒有達到大同目標，作為(wei) 民族特征的傳(chuan) 統卻漸次消失。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不僅(jin) 作為(wei) 理想的大同社會(hui) 與(yu) 我們(men) 相距甚遠，作為(wei) 一種現代性的中華民族建構也依然沒有完成。

作者：曾海龍，1981年8月出生，上海大學哲學係講師，哲學博士，代表著作：《唯識與(yu) 體(ti) 用——熊十力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注釋：

[1]康有為(wei) ：《孟子微》序，《康有為(wei) 全集》第5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11頁。

[2]《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卷，第76頁。

[3]同上，第78頁。

[4]同上，第156-157頁。

[5]同上，第38頁。

[6]同上，第164頁。

[7]同上，第130頁。

[8]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chuan) 》，《康有為(wei) 全集》第12卷，附錄一，第433頁。

[9]參見汪榮祖：《康章合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3頁。

[10]熊十力：《原儒·原外王》，《熊十力全集》第6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0頁。

[11]幹春鬆：《保教立國——康有為(wei) 的現代方略》，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5年，第10頁。

[12]劉小楓：《共和與(yu) 經綸》，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年，第23頁。

[13]《論六經》，《熊十力全集》第6卷，第733頁。

[14]《讀經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1108頁。

[15]《讀經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618頁。

[16]康有為(wei) ：《孟子微》序，《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卷，第411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