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深處的良知——紀念林向榮老師逝世十周年（節選）

作者：夏勇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廿四日乙未

          耶穌2019年4月28日

（1928-2008）

戊戌八月（2018年9月），林向榮[1]先生逝世十載。同學們(men) 相約文祭，開啟了我記憶的閘門。隨濤泛舟，靜夜重逢，且行且記，綴連成篇。夏勇[2]謹按

一、混沌開兮幸遇良師

初識先生，在1979年上半年，大學一年級下學期。學校請了一位叫一圓一億(yi) 的日本教授做係列講座，吸引我的卻是一位中國老師。他戴厚厚的黑邊圓框眼鏡，年過半百，枯發後仰，矮壯蒼肅。衣著樸舊而規整，領扣嚴(yan) 正。走路昂首而若思，健步如儀(yi) 。聲音洪亮而內(nei) 斂，字字鏗鏘。相言隨和而寡淡，不怒自威。這個(ge) 印象，與(yu) 稀稀爛爛的校園環境、鬆鬆垮垮的川腔川調對比鮮明，符合十七八歲少年對大學老師的臆想，成了先生在我心中永恒的定格影像。雖說後來接觸多了，也見過光膀子打蒲扇一類的模樣，但每當想起他，總是這個(ge) 樣子。如同熟人圈裏每每說及，覺得還是稱“林老師”順當，且近乎專(zhuan) 稱。倘用別的稱謂，包括“林先生”，倒不知所雲(yun) 了。

和林老師單獨接觸，始於(yu) 大學三年級做學年論文，林老師是指導教師。我自擬選題“論中國封建專(zhuan) 製與(yu) 封建法律”，上報不久，年級辦回話說，教研室同意寫(xie) 這個(ge) 題目，並定下交稿時限。這個(ge) 題目，其實不是一個(ge) 學識和閱曆尚淺的年輕人所能駕馭的。當年選這麽(me) 個(ge) 題目、學校老師也鼓勵寫(xie) ，除了喜好曆史，主要是追隨時務。

那時候的高頻亮詞，還不是“改革開放”，而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落到實處，就是解放人，開解對人的禁錮束縛，是謂鬆綁。對農(nong) 民兄弟來講，主要是手腳鬆綁，能自己種地，能到養(yang) 活人的地方做苦力。對社會(hui) 大眾(zhong) 來講，主要是身子鬆綁，淡化血統論、出身論，從(cong) 革幹革軍(jun) 革群、地富反壞右等身份板塊裏解脫出來，走向平等人格。對高層及知識界來講，除了摘帽平反、免於(yu) 挨整，主要是頭腦鬆綁，重新界定善惡是非。當時的流行語是“撥亂(luan) 返正”、“把林彪‘四人幫’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可是，要返的“正”是什麽(me) ，要重新顛倒哪些是非，卻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文革是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難以言說的共同經曆和命裏劫數，也是一種發源久遠、深致周流的政治文化，重新認識，談何容易。

我手頭留存一份1979年2月學校發給七八級班組的油印資料《學術動態簡報》，從(cong) 中可見，西南政法學院雖深處巴山，當時卻在思想理論的前沿研討。這樣的研討，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有一批像胡光院長、楊景凡先生那樣憂國憂民、鼓勵探索的前輩，有一批像林老師那樣有學問、守良知的讀書(shu) 人。這是值得我們(men) 永遠感恩的。

（學校發給每個(ge) 班組的學習(xi) 資料）

1978年西政複校時，許多老師剛從(cong) 農(nong) 場、幹校、監獄回來，有的與(yu) 家小還未團聚。老師們(men) 重返講台，帶來濃烈的解放與(yu) 反省氣息。講授中國法製史的張警老師是民國老派學者，嚴(yan) 謹深邃，但走上講台，瘦弱的身子在破舊的中山裝裏激動得顫抖，令人滿心酸楚。多數老師講起課來，不論什麽(me) 專(zhuan) 業(ye) ，都免不了情不自禁放聲控訴。有的課，比如國家與(yu) 法理論，本來是維辛斯基版本，講著講著便疑竇叢(cong) 生，變成自我批判了。有的老師講課激情洋溢，信馬由韁回不到本題，還自問“講到哪個(ge) 地方啦”？尷尬得收不了場。我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教刑事訴訟法的女老師，講到有關(guan) 章節，岔到自己的遭遇，幾度咽泣講不下去，同學們(men) 則低頭沉思，靜場默侯。

林老師這位早年投身革命的“曆史反革命”，複校時隻是“半解放”，仍然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師母及孩子們(men) 都還在老家鄉(xiang) 下。直到1986年，也就是七八級畢業(ye) 四年後，林老師長達三十多年的所謂曆史問題才得以平反。複校頭三年，林老師沒有上講台，但學生們(men) 已然誦其文、達其聞。1979年、1980年、1981年，林老師在《西南政法學院學報》（後改名《現代法學》）發表了三篇猶如荊棘鳥絕唱的理論文章，分述法製概念、誣告反坐、三權分立，站到了解放思想、推進民主法製的最前沿（詳見後文）。

（1980年林向榮、李光燦、李步雲(yun) 、楊景凡、楊和鈺等先生合影）

當時，民主法製討論熱還在醞釀，都說“要法治、不要人治”，但究竟什麽(me) 是法治、要什麽(me) 樣的法治，卻不大清楚。流行的十六字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yan) 、違法必究”，是針對無法無天講的，沒有涉及法律可不可依，即良法惡法問題。當時以為(wei) ，隻要結束動亂(luan) 、恢複法律秩序，就萬(wan) 事大吉了。林老師在西政學報1979年第1期發表《法製一詞含義(yi) 的初步探討》，提出警惕對法製概念的“形式主義(yi) 的解釋”，強調現代法製或法治的核心是“主權在民”、“人人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和“國家權力來自法”。文章認為(wei) ，隻有把法製理解為(wei) 合法的體(ti) 係，才能把社會(hui) 生活納入法律的軌道；隻有人民的法律，人民才會(hui) 自覺地而不是被動地、積極地而不是消極地貫徹執行和嚴(yan) 格監督；離開這個(ge) 基本點，便無真正的法製可言。這篇文章提醒人們(men) ，要分清民主的法製與(yu) 專(zhuan) 製的法製，注意法律製度的合法性，反對惡法亦法，強調在法製建設啟動之初，應該對現代法製的原則、秩序、體(ti) 係有一個(ge) 戰略性、格局性的思考和把握。

在老師們(men) 的感召下，學生們(men) 的研討如火如荼。作為(wei) “新三屆”，西政七八級是一個(ge) 特殊的曆史群體(ti) ，來自五湖四海。論職業(ye) ，有工農(nong) 商學兵，也有知青、遊民；論出身，有革幹革軍(jun) 革群，也有地富反壞右；論學曆，有老三屆中學生甚至工農(nong) 兵大學生，也有小學沒念完的自學成才者；論年齡，有已奔不惑的三個(ge) 孩子的父親(qin) ，也有十五六歲的懵懂少年。這樣的學生構成，不僅(jin) 在世界法律教育史上，而且在整個(ge) 人類的教育史上，都是罕見的。來自不同職業(ye) 工種、社會(hui) 階層、學曆程度、年齡經曆且差別極為(wei) 懸殊的人們(men) ，僅(jin) 憑高考成績，便一起走進校園，從(cong) 此改變命運。這樣的政治決(jue) 策，連同實現現代化、摘帽平反等決(jue) 策，確實深觸人心，誠如《詩》頌，“無此疆爾界，陳常於(yu) 時夏”。奇幻跌宕的社會(hui) 變革和命運轉折，激發了學生們(men) 的自覺反省，校園裏，討論辯論、書(shu) 文做詩，一時蔚然成風。蔣慶同學還自貼牆報《回到馬克思》，給人諸多啟發。

在我的記憶裏，那是一個(ge) 鬆綁開智、重新體(ti) 認善惡是非、朝氣蓬勃追求光明的年代。官方話語與(yu) 人心所向榫接卯合，塑造了那個(ge) 年代沉鬱而勃發、厚重而幹淨、粗蠻而夢幻的獨特氣質，反省與(yu) 覺醒，猶如躁動於(yu) 母親(qin) 疲憊軀體(ti) 裏的一對孿生兒(er) 。青年學生多懷有對民主法製、自由平等的純真向往，尤其是學政法的學生，似乎天降大任，建設民主法製的時代重擔已然落在肩上，暴虎馮(feng) 河，死而無悔。還記得，西政校刊上有一個(ge) 圖解古漢字“灋”的獨角獸(shou) 標識，依許慎《說文解字》所雲(yun) “平之如水”“觸不直”，既表示公平正義(yi) ，是為(wei) 原則；又表示剛直不阿，是為(wei) 行動。雖比後來流行的一些校訓顯得簡陋，卻深觸內(nei) 心。可以說，“新三屆”不論後來每個(ge) 人的際遇、質地怎樣變換，他們(men) 的青春記憶裏，民主法製、自由平等總是染著玫瑰般的絢爛色彩，就像勞筋骨、苦心誌總被看作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他們(men) 個(ge) 人良知的蒙昧與(yu) 開啟、泯滅與(yu) 持守，終歸繞不開那一段重新認識善惡是非的青春歲月。現在的青年學生見多識廣，或許會(hui) 覺得，法治比人治好、民主比專(zhuan) 製好、平等比特權好，正如富裕比貧困好、安定比動亂(luan) 好、和平比戰爭(zheng) 好那樣，不過是些常識公理。可是，這些常識公理真要經由內(nei) 心自覺、化為(wei) 良知信念，還是著實不易的。我想，這大概是知識與(yu) 良知的最大不同吧。

除了受到解放思想氛圍的感染、老師和同學研討的啟發，我想寫(xie) 封建專(zhuan) 製與(yu) 封建法律這個(ge) 題目的直接動因和理論根由，是當時中央文件、報刊雜誌上有個(ge) 流行論斷：我國封建專(zhuan) 製、家長製的時間長、流毒深，這是發生文革、破壞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法製的根本原因，當務之急便是“肅清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餘(yu) 毒”。至於(yu) 封建一詞確否、中國自秦以降究竟有沒有封建製度，封建何以同專(zhuan) 製掛鉤，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又何以流毒至今，我並沒有去思考。

題目得到學校認可後，便急忙動手了。這是我頭一次寫(xie) 論文，腦子裏完全沒有學術規範的概念，也不曉得史學研究的講究。似乎讀史就是為(wei) 了用史，就是為(wei) 了用曆史資料去論證幾個(ge) 主流觀點。“以史為(wei) 鏡”實際上成了以史為(wei) 據、借古喻今。論文大體(ti) 上是當作大批判文章來寫(xie) 的，更遑論從(cong) 文化的視角看待中國古代法了。其實，古代資料也沒讀多少。學校的圖書(shu) 館正在清點複建，起初我主要看的，是批林批孔留下來的活頁本《評法批儒學習(xi) 資料》，以及兩(liang) 報一刊及上海《民主與(yu) 法製》雜誌談古論今的文章。林老師的法製文章我並沒有完全讀懂，老是在人治、法治、禮治說裏打轉轉。隻知人治為(wei) 專(zhuan) 製，不知專(zhuan) 製也可以搞法治，而且還可以像商鞅韓非那樣，用法治把專(zhuan) 製弄得更加酷烈卑鄙。所以，論文的主旨，一方麵，試圖找出古代法律的專(zhuan) 製主義(yi) 表征，比如皇權、等級、專(zhuan) 橫、隨意、殘酷，以便於(yu) 肅清流毒；一方麵，又憤然指責專(zhuan) 製主義(yi) 破壞法製，皇權超越法律，好像法律又不是帝王之具，不該想怎麽(me) 用就怎麽(me) 用了。

（西政七八級六班部分同學合影）

1978年西政一分幣值的菜票可買(mai) 一份鹹菜

這篇膚淺敷時的文章，寫(xie) 得激情洋溢，居然兩(liang) 萬(wan) 多字，還請家鄉(xiang) 一位做打字員的中學同學打印出來。文章上交年級辦，按學科歸口到法製史教研室。那時候師生親(qin) 近，有些學科的老師到學生宿舍，商量論文修改，有的還逗留到熄燈時分。焦急等待中，年級辦通知我去林老師家“取論文”。

林老師住在中美合作所展覽館背後楊家山的教工宿舍，往西邊，就是白公館、渣滓洞了。進門往右徑入一間小屋，屋裏一張書(shu) 桌，一邊挨床、一邊傍凳，中設一把舊藤椅。這樣的書(shu) 房兼臥室兼會(hui) 客室，成了此後多年我常往的一個(ge) “道場”。後來搬家了、直到去世，我到書(shu) 房吊唁，清貧疏簡的樣式大致未變。記得每次到老師家，就直接進那間小屋坐下談事。談完事，他開始靜默，等我起身，便送到門口，但從(cong) 不挽留，也不出門。我談完便走，連客廳也不看一眼，隻在門外轉身，微鞠一躬。他點頭示意，也不說話。這樣重複無數次的徑入徑出，沒有廢話、沒有拉扯，看似呆板單調、沒人情味，卻成了我與(yu) 老師相處最溫馨、最寶貴的記憶。

那天談話很直接。林老師麵無表情看著窗外，以特有的磁性嗓音，字正腔圓、慢悠悠地說，選題和內(nei) 容都不錯，看得出下了功夫；內(nei) 容有些空，專(zhuan) 製主義(yi) 、皇權與(yu) 法製的關(guan) 係不是那麽(me) 簡單；恩格斯論述過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可以找原著讀讀。最後他說，字數多了，應砍到一萬(wan) 字以下，最好六七千字，這樣也好給刊物投稿。我回答說，不能為(wei) 了發表就刪改。林老師加重語氣說，沒有商量餘(yu) 地。還說文貴在精，老子《道德經》也就五千言。

回來後，我冷靜下來修改，如同地裏薅草間苗，終於(yu) 刪去許多無關(guan) 緊要的古文引證、文學佐料，同時驚覺，用大量文獻去論證的幾個(ge) 觀點，其實都是人所共知的，了無新意。功夫似乎隻在論證過程，尤在運用資料的簡繁粗細。用家鄉(xiang) 帶來的200格稿紙，下麵墊一張深藍色複寫(xie) 紙，抄出來還有近萬(wan) 字。上交時似心有不甘，便在標題上加了個(ge) “略”字，成了“略論中國封建專(zhuan) 製與(yu) 封建法律”，大概想表示肚子裏還有貨吧。

現在看來，做這篇文章雖追隨時務，卻並沒有觸碰到深層的古代法理。老師肯定的，不過是追求民主的價(jia) 值取向。老師指出的簡單化問題，其實就是沒弄懂究竟何謂專(zhuan) 製、何謂民主。五四運動以來“德先生”的威名、人民當家作主的信條、以及對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批判，落在我們(men) 腦子裏的，隻有專(zhuan) 製不好、民主好一類簡單的價(jia) 值執著，而且，還要在清算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同時，對西方資本主義(yi) 的假民主、假自由、假平等做一通批判。自由、平等、民主這些大詞，猶如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愛情，雖美麗(li) 、新鮮、炙熱，卻抽象飄渺，無從(cong) 把握，於(yu) 是，便隻有憑借對其反麵的專(zhuan) 製獨裁作近乎隨意的曆史批判，獲得價(jia) 值體(ti) 認的快感。這樣一種非白即黑的價(jia) 值先定，其實妨礙了靜下心來認真閱讀複雜的中國曆史，也妨礙了細心體(ti) 會(hui) 鬆綁解放對於(yu) 民主法製的真切意義(yi) 。並不懂得思想解放之曆史意義(yi) 在於(yu) 人的解放，而非僅(jin) 僅(jin) 用實踐去檢驗某個(ge) 真理，或者提高經濟生產(chan) 效率，也不懂得民主法製建設應當著眼於(yu) 老百姓的開智解蔽、自尊自強，著眼於(yu) 老百姓權利的成長與(yu) 強大。緣木求魚，狼則罹之，是可笑也。

這篇文章由法製史教研室推薦到楊景凡先生那裏，楊老約我到家裏談了一次，大意說批判古人要慎重，還鼓勵我多讀與(yu) 法律無關(guan) 的書(shu) 。楊老的這次談話，2001年我在《憶楊老》一文裏寫(xie) 過。從(cong) 內(nei) 江縣法院實習(xi) 回來，看到這篇文章收入西政編印的《七八級學年論文選》。這是我頭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印入集子，但文章刪到五六千字，乃林老師禦筆親(qin) 為(wei) 。與(yu) 複寫(xie) 稿一一對照，竟有割肉般的疼痛，但幾天下來，多看幾遍，便漸覺簡約鬆快了，甚至隱約覺出音樂(le) 般的旋律節奏。我想，那應該是老師的節奏吧。古雲(yun) 大道至簡，文章一旦刪繁就簡、平易家常，到底值幾斤幾兩(liang) ，自己也就心知肚明了。回想這大半輩子的筆墨生涯，我偏好磨文章，有時磨過人家忍耐的底線，無疑與(yu) 老師的早年開示有關(guan) 。

二、鬱鬱文兮良識哺與(yu)

同林老師多些接觸，因於(yu) 寫(xie) 大學畢業(ye) 論文，指導教師還是林老師。這得從(cong) 外國史的學習(xi) 與(yu) 研究說起。

到了大學三、四年級，或許是受到一些年長同學的影響，我的興(xing) 致轉到外國曆史。想來有趣，那時候研讀外國曆史，初始動因，一是為(wei) 了讀懂革命領袖的著作，二是為(wei) 了批判對立麵。這也成了讀史的兩(liang) 條進路。這樣的進路，對我們(men) 這輩人的知識構成、曆史觀念有著潛在而複雜的影響。

當時的風氣提倡幹部讀馬列，而非搞GDP。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當聖經來讀，裏麵涉及的外國曆史，尤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涉及的歐洲史，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德意誌意識形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還有巴黎公社、共產(chan) 國際等，老師們(men) 津津樂(le) 道，學生們(men) 也有些著迷。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的社會(hui) 曆史發展階段論，中國缺一個(ge) 資本主義(yi) 階段，沒有多少資本主義(yi) 可反，隻能反封建。為(wei) 了批判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對立麵的資本主義(yi) ，占領意識形態陣地，恐怕也隻能薄國史而厚歐史，主要從(cong) 歐史裏麵找材料。大約因於(yu) 這個(ge) 緣故，涉外的曆史文獻資料，起初多是作為(wei) 批判材料編寫(xie) 的，不是什麽(me) 人都能看。封麵的左上角通常有黑體(ti) 字“內(nei) 部資料供批判用”，有的還標有密級。

在這樣的背景下，讀史談不上閱讀文明，而是懷著某種莊嚴(yan) 與(yu) 警惕，體(ti) 會(hui) 和學習(xi) 階級鬥爭(zheng) 的曆史。對曆史上的法律製度和法律思想，先貼上階級的、敵友的標簽，再按需取用，是謂批判史學、批判法學。問題是，有時候批來批去，反倒明白了、會(hui) 通了對方的一些道理，且覺知出有些道理實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並非對手的專(zhuan) 利，也不該任由對手專(zhuan) 享。不同的文化場景和曆史進路，似乎隻在問道得道的先後深淺以及表述風格和政治文化特色。這個(ge) 情形，有點像某些歐美大學開設漢學、東(dong) 方學，本可在所謂“缺失式比較”中增強西方文化的優(you) 越感、自信感，卻免不了總有些歐美學生真的學進去了，甚至迷上了。

作為(wei) 法科學生必修科目的外國法製史、外國法律思想史這兩(liang) 門課，由於(yu) 戴著“外字號”“西字號”的帽子，敵情時發，從(cong) 五十年代中後期便受到衝(chong) 擊乃至取締，後來便銷聲匿跡了。改革開放打開國門，雖不至涉外必嫌、涉外必異，但政法教育與(yu) 研究仍然敏感。西政七八級是作為(wei) “絕密專(zhuan) 業(ye) ”招進來的，這兩(liang) 門課的內(nei) 容又主要講歐美日，即所謂西方的製度和思想，這就不免更加敏感了。我留校工作後才知道，西政七八級很早就上中國法製史，但直到四年級才排上這兩(liang) 門外字號的課，且思想史還放在選修，主要是因為(wei) 擔心學生的“辨別力”不強，上早了容易中毒。所以，第一學年講維辛斯基版“國家與(yu) 法理論”，還特別開設了一門稱作“馬克思主義(yi) 文風”的課。這次追憶林老師，看到1979年學校寫(xie) 的一份關(guan) 於(yu) 請一圓一億(yi) 教授來講學的報告材料，裏麵大量筆墨用在反複論證邀請西方學者來講西方資本主義(yi) 憲法的必要性，並就一些論題提前打預防針消毒。據說，這位日本教授先是在北京轉了一圈，幾個(ge) 著名高校隻請他吃飯，不敢請他講課。

隨著改革開放邁開步子，研讀外國東(dong) 西的動因和進路也有了明顯變化。雖不像九十年代、特別是加入WTO之際，提倡國家立法“與(yu) 國際接軌”，但“參考借鑒”的提法已出離禁區。於(yu) 是，外國法製史、外國法律思想史學科名正言順地恢複起來。但是，怎麽(me) 教這兩(liang) 門課，仍然是個(ge) 問題。當時的主流教材藍本是蘇式的《國家與(yu) 法權通史》，實際上講的是列寧、斯大林的國家理論。

四年級上學期，林老師給七八級講授外國法製史，在近兩(liang) 百人的簡易大教室。從(cong) 羅馬法、日耳曼法到教會(hui) 法、普通法，從(cong) 英國法諺、自由大憲章到法國人權宣言、拿破侖(lun) 法典、德國民法典，再到日本蘭(lan) 學、明治維新，配以林老師渾厚鏗鏘、抑揚頓挫的標準國語和行雲(yun) 流水、精準疏朗的學術語式，學生們(men) 聽得如癡如醉，乃至每次宣布下課時，都舍不得離堂。

林老師的教學展示了一個(ge) 新天地，一個(ge) 讀史、用史的新天地，一個(ge) 閱讀文明、閱讀世界的新天地，影響深刻而雋永。學生們(men) 感受到的、體(ti) 悟到的，我想，不光是嚴(yan) 謹的專(zhuan) 業(ye) 精神、矜持的學問尊嚴(yan) ，還有對文明的敬畏、對文化的覺知。七八級學生對外法史興(xing) 趣大增，畢業(ye) 論文選題也多往這邊靠，還受“名額限製”。有些同學的畢業(ye) 誌向選擇，也直接受到林老師的影響。梁治平同學回憶說，當年報考外法史研究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聽了林老師的課。

我想寫(xie) 外國憲法的題目，找林老師請教。他說要先定寫(xie) 國別的、斷代的還是專(zhuan) 題的，不要泛泛而論，寫(xie) 一個(ge) 題目就寫(xie) 透。他先是說可以寫(xie) 日本，我說日本學的歐美。他又說，英國憲法是柔性憲法，很有特點，值得研究，並隨口點了幾本書(shu) ，說圖書(shu) 館裏有。記得一本是雷賓南翻譯的戴雪《英憲精義(yi) 》，另一本也是翻譯的，符禮門《英吉利憲法的成長》，還有就是王世傑、錢端升的《比較憲法》、穗積陳重的《法律進化論》。

這幾本書(shu) 為(wei) 民國舊版，混合著書(shu) 香和黴味，蓋“西南聯合大學”圖章，大約是抗戰後流轉到重慶的舊物，文革中幸存下來。這類書(shu) 如同善本，借不出來，也沒有複印機，隻得每天去圖書(shu) 館“坐班”，抄做卡片。圖書(shu) 館裏有一位熟悉古舊書(shu) 的老太太，慈眉善目，眼鏡總是搭在鼻尖上，有時還著人給我倒杯開水。再稍晚些時侯，重慶解放碑、兩(liang) 路口的書(shu) 店和有些雜貨店，突然有幾大批民國舊版書(shu) 低價(jia) 甩賣，有的還論斤論捆賣，多是商務印書(shu) 館“萬(wan) 有文庫”的淡黃色小開本。林老師點到的這幾本書(shu) 竟也能淘到了。我至今不清楚這個(ge) 大水漫灌式的賣書(shu) 渠道是從(cong) 哪裏來的。有的書(shu) 是庫存的，有的卻是用過的，蓋有或公或私的圖章，甚至還有“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漢陽兵工廠圖書(shu) 室”的章子。或許，也是抗戰時期裹挾入川的吧。後來，重慶坊間又出了幾批大開本的港台版影印本，圖書(shu) 館買(mai) 來作為(wei) “內(nei) 部資料”閱覽。還有一些私下傳(chuan) 借的未公開出版的資料，如湖北財院曾廣載先生編寫(xie) 的《外國憲法講義(yi) 》，我從(cong) 西政教外國憲法的鄭老師那裏借得。曾廣載老先生學問深厚，雖未麵謁，但我受益良多。他的講義(yi) 是當時國內(nei) 學者寫(xie) 的最好的外國憲法教材，與(yu) 民國舊書(shu) 相比，勝在材料新鮮和豐(feng) 富，與(yu) 港台書(shu) 相比，勝在適合內(nei) 地讀者的需求和口味。

（民國商務版《比較憲法》《政治典範》）（蓋有“漢陽兵工廠圖書(shu) 室”印章的《社約論考》）

寫(xie) 作過程中，林老師說，研究外國要讀外文原版書(shu) ，學校正計劃購買(mai) 。他借給我一本日文書(shu) ，書(shu) 名記不得了，我也沒看進去。他說，學會(hui) 五十音圖就可以查字典讀，還說，日文漢字多，梁啟超不會(hui) 日文，寫(xie) 文章也能用日文資料。近代中國許多詞匯就是這樣從(cong) 日文借過來的。林老師把這個(ge) 現象稱為(wei) “詞僑(qiao) 歸國”。2001年9月，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演講《中國的公法學問》，著重介紹近代中國公法詞匯與(yu) 日文的關(guan) 係，用的資料多是那個(ge) 時候開始積累的。裏麵，有我對老師的致敬和思念。

閱讀英國憲法史，極大衝(chong) 擊了我自小灌進腦子裏的“革命”觀念。此前，改良、保守皆負麵詞，與(yu) 階級的“軟弱性”“落後性”“不徹底性”、甚至道德瑕疵相關(guan) 聯，似乎隻有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美國獨立戰爭(zheng) 、俄國十月革命，才能蕩滌舊世界的汙泥濁水，才是光輝榜樣，也才值得獻身。現在，看到英國社會(hui) 進步的取得，通過溫和改良、依靠製度漸進、而不是血腥的暴力革命，似乎也沒什麽(me) 不好。同時，在我們(men) 奉為(wei) 圭臬的階級革命、階級鬥爭(zheng) 中，英國的憲製傳(chuan) 統可以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江河，不論社會(hui) 政治矛盾和階級力量對比如何跌宕起伏，經濟、科技、文化如何發展變化，都有一種穩定、渾厚而超越的力量，以不變應萬(wan) 變，以萬(wan) 變成不變。無成文憲法而能成憲法之事，無暴力革命而能維新舊邦，這裏麵的道道，著實激發了我的興(xing) 趣。

那時候，我還不知保守主義(yi) ，隻是把保守性、連續性和相應的柔性作為(wei) 英國憲法的表征，同時，在朦朧中思考，中國有哪些東(dong) 西是可保可守的，哪些東(dong) 西是不可保不可守的，可保可守的如何進入憲法，不可保不可守的如何遠離憲法。

我讀的那些清末民初的舊書(shu) 裏，彌漫著讚美英國、日本君主立憲的濃鬱情調，似乎中國在喪(sang) 權辱國、民族危亡之際，皇帝若是漢人、不是滿人，清末立憲就能成功，也就不會(hui) 有後來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更不會(hui) 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men) 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了。那麽(me) ，清末立憲與(yu) 英國立憲能不能做個(ge) 比較研究？

更耐人尋味的是，文革宣告結束後，“把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的熱情驟然降了下來，三中全會(hui) 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zhong) 階級鬥爭(zheng) 已經基本結束，對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階級鬥爭(zheng) ，應該按照嚴(yan) 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liang) 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jue) ，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jue) ”。那麽(me) ，怎樣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jue) 階級矛盾？如何把一個(ge) 高度組織化、國家化的先進階級的先鋒隊及其列寧式的領袖集團納入民主法製軌道？能不能考慮英國式的立憲、形成製度化的階級調和、階級妥協？於(yu) 是，我想做一個(ge) 英國與(yu) 中國的“比較研究”。

有一天，我到林老師家匯報這些想法時，他按下話頭，說得很委婉，大意是，寫(xie) 外國就把外國寫(xie) 清楚，把來龍去脈講明白；外國的東(dong) 西對我們(men) 有借鑒意義(yi) ，但外國的東(dong) 西有的和中國有聯係，有的沒有聯係，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寫(xie) 英國，就一心一意寫(xie) 英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亂(luan) 聯係、瞎比較。這當頭一棒，讓我清醒了許多，還特別在日記裏記下“專(zhuan) 門”、“可比性”。林老師還問到我畢業(ye) 後想做什麽(me) ，我說想做學問。他說，做學問，貴在精專(zhuan) ，小題大做比大題小做好；不要想一下子解決(jue) 什麽(me) 大的理論問題；學生寫(xie) 論文，就是練邏輯思維、文字功夫，做到文從(cong) 字順。沒想到，他說的這些話，多年後，成了我常常在學生們(men) 麵前叨嘮的話題。

細細想來，我當時的問題，往輕裏說，是不知深淺，往重裏說，是氣浮根淺、思想混亂(luan) ，沒有認識世界，就想改造世界。尤其是，寫(xie) 憲法文章，卻沒有把什麽(me) 是憲法這樣的基本問題弄明白，所以就敢拉郎配、瞎比較了。現在祭奠老師，回味舊題，我想，對憲法曆史及其比較研究的認知，該是比從(cong) 前明白些了。

有一種法律被稱作憲法，乃因其源起為(wei) 約法，是各類社會(hui) 主體(ti) 通過法律立下的共識，以達成一個(ge) 結構性動態平衡，其中沒有任何一方擁有絕對權威和特權。這個(ge) 製度結構的關(guan) 鍵，是國家與(yu) 社會(hui) 、政府與(yu) 人民之間的關(guan) 係。倘若對執政者的管控達到一定程度，且有明確、一致、有效的規範，按公開、公正、法定的程序，便可言民主、言法治了。英國1215年《大憲章》被認作現代憲法的起源，乃因它限製執政者的絕對權威和特權，而非執政者自覺約束自己，是“對”君主立憲，而非“由”君主立憲。它又被稱作“自由大憲章”，乃因它締造了一種限製執政者抓人、掠財、輿論等特權的社會(hui) 製度結構，在這個(ge) 結構裏，權力弱勢者能夠獲得某種程度的人身自由、財產(chan) 自由、表達自由。此類自由以權利概念來表達，憲法也就成了所謂“人民權利的保障書(shu) ”。憲法詞源為(wei) “結構”（constitute），正是這個(ge) 道理。

近幾百年來全世界都喜歡念叨的主權在民、人格尊嚴(yan) 、自由平等、分權製衡等原則，乃是從(cong) 這樣的製度結構裏生發出來的。至於(yu) 這個(ge) 結構裏的具體(ti) 製度設計和語言表述，則要看各個(ge) 國家的曆史發展道路、各類文化的哲學理論特色。這樣的結構及原則，是憲法之為(wei) 憲法的根本。識別一項法律是不是憲法性的法律，識別一項判例或習(xi) 慣是不是憲法性的判例或習(xi) 慣，識別一項權利是不是憲法性的權利，識別一種政治體(ti) 製是不是憲製，隻能以這樣的結構及原則為(wei) 依據，而不能僅(jin) 依其名稱來判定。同理，對不同國家的憲法及其曆史作真正有意義(yi) 的比較研究，也隻能以這樣的結構及原則為(wei) 依歸，不能僅(jin) 看其名稱。正是因為(wei) 有了這樣的結構及原則，英國無成文憲法而成憲法之事、無法律冠憲法之名而得憲法之實。正是因為(wei) 沒有這樣的結構及原則，我們(men) 不宜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垂憲乃後、確實對皇權有一定製約作用的政治倫(lun) 理看作憲法原則，不宜把中國曆史上數千年超穩定的社會(hui) 政治製度看作憲法製度，不宜把標榜國之根基、政之大法且萬(wan) 世不易的唐律、明律、清律等看作憲法。

打掉比較研究方案後，我的態度謙遜、收斂了許多。論文起的標題叫《英憲特點初探》，大意講十三世紀以來的英國憲法製度如何相沿漸進，英國人如何重視曆史傳(chuan) 統，政治習(xi) 慣如何進入憲法。該文也作為(wei) 優(you) 秀論文收錄到西政編印的《七八級畢業(ye) 論文選》。後來在北大做博士論文《人權概念起源》，把英國人的“曆史權利”作為(wei) 一個(ge) 獨特類型占去較大篇幅，正是基於(yu) 在西政的學習(xi) 。每當看到那些文字，便想起當年林老師在我選題、讀書(shu) 、思考和寫(xie) 作上的點撥。

1982年7月，我畢業(ye) 留校，在西政法製史教研室外國法製史教學組工作，林老師是組長。頭個(ge) 學期隻交給我一件事：收集整理民國以來的資料，雙周碰一次頭，為(wei) 編寫(xie) 教學參考書(shu) 和教學大綱作準備。提交資料目錄後，林老師要我每篇寫(xie) 個(ge) 五百字左右的內(nei) 容提要，附在複印件上，分階段開會(hui) ，逐篇口頭陳述入選或不入選的理由。討論後，入選的每篇內(nei) 容提要，林老師都親(qin) 筆修改。

起初，我覺得沒甚意思，但這件事做下來，才覺得歸納提煉、口頭表達的功夫都有提高，對菁蕪錯雜的所謂學術成果，也差不多能識別大家小家、混家抄家了，比如，大陸刊物上的羅馬法文章，知道了首選陳朝璧、邱漢平、周枬的。林老師修改內(nei) 容提要，時常令我難堪，因為(wei) 我自以為(wei) 能寫(xie) 大文章了，幾百字的提要還被改得沒脾氣。現在想來，老師是在不動聲色地教我練基本功。

留校任教時我未滿二十一歲，心猿意馬，思緒像翻飛的風箏。嚴(yan) 師在旁，埋進曆史資料，漸覺厚重岑靜，仿佛一塊大石頭壓住了風箏線，不在理想的天空無際翻飛，也同現實的地物保持距離。後來，就老老實實跟林老師讀研究生了。

三、嚴(yan) 慈仁兮古風君子

追憶林老師，首先想到的是“嚴(yan) ”字。林老師的嚴(yan) 格、嚴(yan) 謹、嚴(yan) 肅，令人冒汗。我自幼對聽課有抵觸，後來念到博士，也沒有認真聽過多少課。但是，跟林老師讀外法史研究生，他的課未敢逃過一堂。

林老師上專(zhuan) 業(ye) 課法學史，用的教材是碧海純一、伊藤正己、村上淳一1976年的本子，上課方法是讓學生當麵一段一段把日文念出譯出，再分析討論。這是要硬功夫的。上課時，隻有何力同學和我這兩(liang) 個(ge) “開門弟子”，誰也逃不掉。好在何兄學習(xi) 能力強，且睿智仁厚，常施以援手。後來在北大念書(shu) 時聽過兩(liang) 回沈宗靈老師的研究生比較法課，教材是達維的《當代世界主要法係》英文本，也是點名讓學生一段一段譯講，但上課壓力並不大。因為(wei) 學生有二十來位，且中譯本已出版，可預習(xi) 參看。

林老師的嚴(yan) 是多方麵的，比上課更嚴(yan) 的是文字。楊老曾說，凡老林過手的稿子，就放心了。林老師改過的稿子都是滿天星，但通常隻改前麵幾頁，讓你舉(ju) 一反三。這是我最受教益的。文理亦事理，做文章與(yu) 做事做人是相通的。這讓我想起某位大領導當年招考勤雜工，僅(jin) 要求半小時寫(xie) 篇作文。有人質疑勤雜工考文章，他講的理由是，寫(xie) 不清楚，就做不清楚。

（林老師修改的文稿）

1982年，學校進了一批外文書(shu) ，組織翻譯《大陸法係》《法國法與(yu) 英國法》《英國法淵源》等書(shu) ，譯稿既要給英文專(zhuan) 家校對，也要經林老師審核通過。林老師審核通常不看英文原文，但提出的文字修改意見，一對照原文，卻驚人地準確。這看似天方夜譚，也偶招微詞，卻實際發生了。我想，這全憑極高的文字功夫，包括文字背後的邏輯能力和學識積累。比如，《大陸法係》譯者顧培東(dong) 同學至今記得，書(shu) 中有一段列舉(ju) 國家名稱，譯稿誤將“Austrian”（奧地利）譯成“澳大利亞(ya) ”。林老師沒看原文，就直接改成“奧地利”，因為(wei) 澳大利亞(ya) 作為(wei) 英美法係國家，是不可能跑到大陸法係去的。

說到翻譯，記憶裏還有一件事。林老師曾質疑現代漢語“進行”一詞，說這個(ge) 詞是那些翻譯家的漢語功夫不濟而生造出來的，比如，“進行學習(xi) ”“進行開會(hui) ”“進行立法”“進行戀愛”。我試著在譯文裏變換句式，刪去“進行”，果其然也。

林老師的嚴(yan) ，在學生圈子裏出了名。他帶的研究生都有些怕他。他有意見或不滿時，極少說話，多是冷眉靜默，讓你自己去想。有的研究生定期去老師家裏匯報時，緊張得幾番半路折回。寫(xie) 論文是一道脫幾層皮的生死坎，有的論文還被推遲答辯。但林老師的嚴(yan) ，不是墨守成規，不是不讓你闖蕩，而是嚴(yan) 謹求真，刻求新意，不可膚淺花哨。這樣的嚴(yan) ，其實是一種嗬護。

師生關(guan) 係也是極“正規”的。林老師門下，從(cong) 來沒有在讀學生給老師送禮的概念。倘若有那樣的事，肯定會(hui) 被看作對老師的侵侮。我到林老師的“道場”皆徑入徑出，隻有一次說“天不早了，吃個(ge) 便飯吧”，那是我研究生畢業(ye) 要走的時候，在“七十二家”新居。上桌方知師母已精心備了酒菜，但席間喝悶酒，基本無話。離開西政十多年後，我從(cong) 美國留學回來，偶爾聽說林老師人老了、變隨和了。不過，從(cong) 王人博同學在葬禮悼詞裏講述的為(wei) 老師置辦七十壽筵的情況看，他們(men) 享受的待遇並不比我當年寬鬆多少。

留校工作後，方知林老師對自己的要求至為(wei) 苛嚴(yan) ，對別人，其實是寬慈而仁愛的。我想，這也是一種對自己的嚴(yan) 吧。

林老師的嚴(yan) 對事不對人，且當麵鑼對麵鼓。我從(cong) 不曾聽過他在背後講小話。即便偶爾私下憶起文革期間挨過當年同學、現為(wei) 同事的某教授當眾(zhong) 暴打，也斷不肯說出施暴者的姓名。

林老師與(yu) 老一輩同行的友情，令我輩慚愧。林老師常掛在嘴邊的，是法律史尤其是外法史學界東(dong) 南西北中的一些老同行，尤其每次開會(hui) 回來，都要念叨多次。林老師說起老同行，皆由衷讚賞。或聞蜚短流長，即前辯護，或以冷眉。對老同行的高足，亦讚許有加。我們(men) 在巴山深處，雖不曾麵謁，對有些前輩的學術長項、研究重點，包括遇過什麽(me) 事、挨過什麽(me) 整、甚至招了幾個(ge) 學生，卻已知曉七八分，不禁“心向往之”。

（林老師與(yu) 外法史學會(hui) 張偉(wei) 仁先生、徐軼民先生、陳盛清先生、林榕年先生合影）

中國人民大學林榕年先生曾任外法史學會(hui) 會(hui) 長，同林老師是老同學、老朋友，人稱“北林南林”。1991年春夏之交，我在北大法律學係做完博士論文征求校外專(zhuan) 家評審意見時，拜訪了林榕年先生並奉上論文。不久，係裏老師告訴我，評審意見裏隻有一份人民大學林先生的評價(jia) 是“negative"的，而且很厲害，說是沒有首先對人權作階級分析。那個(ge) 時候，人民大學的吳樹青先生剛來北大做校長，大家有些緊張。好在同屬人民大學的許崇德先生、呂世倫(lun) 先生，還有郭道暉、王家福、劉海年、李步雲(yun) 、江平、黃子毅、藍永蔚諸位先生的評審意見給得不錯，才有驚無險獲準答辯。事後見麵閑談時，我給林老師提起這件事，他嗬嗬一笑，說“這老兄就這樣。有說不好的，也好嘛。”

那個(ge) 時候的法律史學會(hui) 特別是外法史學會(hui) ，是公認的君子學會(hui) ，不曾有過臉紅內(nei) 訌。我想，這主要不是因為(wei) 那輩人曆經劫難、看淡榮辱，不屑於(yu) 業(ye) 內(nei) 的拚狠頂真，而是因為(wei) 有一批做人做事都講究的前輩。林榕年先生不徇私情，也是一例。

胡適之先生曾言，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待人不疑”顯然高出“用人不疑”，我想，根子還是“待己不疑”吧，如王陽明所雲(yun) “我心光明”。

不過，林老師絕非那種和稀泥、討巧便、得苟且的人。在待人接物上，林老師是有潔癖的，眼裏揉不得沙子。實際上，他工作和生活的圈子很小，用他的話說，有些人老死不相往來，有些話打死也不說，有些飯打死也不吃。誠可謂，“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正因為(wei) 這樣的講究，林老師晚年享有一個(ge) 令人羨慕、卻難以複製的融工作和生活為(wei) 一體(ti) 的小圈子，大家相處自然，同氣相求，相惜相憐，親(qin) 同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尤為(wei) 感佩的，是林老師與(yu) 楊老之間的深厚情誼，誠可謂，仁、義(yi) 、禮、智、信，字字皆涵。從(cong) 林老師寫(xie) 的《沉重悼念楊主任》一文，不難窺見。據說，有一次，教研室幾位同事及家屬去歌樂(le) 山公墓給楊老掃墓，林老師在墓前喃喃自語：楊主任，我也快了，至多兩(liang) 三年、四五年、七八年。同事家屬在一旁打趣說：啷咯越說越長，還是不想死哈？

林老師對學生嚴(yan) 也有講究。我沒見過林老師當麵誇過誰，包括我自己，但學生們(men) 在老師心裏都是寶貝疙瘩，各有特點優(you) 長。老師在背後悄悄說起每個(ge) 學生，皆嘖嘖讚許，對工作、生活亦必掛問，總是“好啊好啊”，且不容別人說三道四，像對自己的孩子。周健同學在回憶文章裏深情講述了林老師如何招他入門的，其實，這樣的動人故事還很多。楊老追悼會(hui) 結束後，林老師說“替楊老”送我到機場，那一次我才覺得林老師真的老了，不禁戚戚然。他一路上仰頭念叨一些學生：誰誰誰調走了，誰誰誰在哪裏，誰誰誰怎麽(me) 了，如數家珍。裏麵多數人我聽來陌生，直到幾年後林老師葬禮上才有幸得見。我不知該用“師道”、還是用“父慈”來形容，隻知做老師的這樣念著學生，真好。

（1985年外法史年會(hui) 與(yu) 學生合影）

林老師對家人也是慈厚的。林老師有家長製作風。大約1986年落實政策前後，大兒(er) 子二兒(er) 子（小兒(er) 子自幼過繼別人）從(cong) 老家鄉(xiang) 下轉戶口來重慶團聚，在父親(qin) 麵前像老鼠見貓。但偶爾聽到老師說孩子們(men) 因為(wei) 自己的遭遇而耽誤了，還有一次私下誇兩(liang) 兒(er) 子在車隊、在圖書(shu) 館如何如何上進，我覺得心裏暖乎乎的。師母田老師也是以怕林老師出名，傍晚散步一前一後拉得老遠，蔚為(wei) 西政一景。可是，同林老師做了多年鄰居的楊和鈺老師女兒(er) 回憶說，去世前到高灘岩西南醫院探望，林老師說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田阿姨，說著就流淚了，還堅持下床送客到電梯口，然後是一個(ge) 日本式的鞠躬，真讓人受不了。

1982年秋，我跟林老師去安徽大學參加外國法製史教材研討會(hui) 。那時，社會(hui) 鬆綁，流動暴增，但交通陳陋，火車疲緩擁擠，從(cong) 重慶經貴陽、長沙、鷹潭至合肥，穿山爬嶺，小站頻停，還要在貴陽留宿換車，在鷹潭再換車，耗時兩(liang) 三天。車廂裏背筐扛包的民工兄弟多，站票比坐票多，搶座、霸座、侯座也多，有時座位底下也鋪報紙睡人，到車廂連接部接水喝、上廁所，往往得奮臂扒擠，猶如在沼澤行進。能買(mai) 上臥鋪，便脫離苦海了。按出差規定，林老師可以享受臥鋪，我隻能坐硬座。學校訂票時，林老師卻堅持“官兵平等”，一起買(mai) 硬座，中途我幾次替他換臥鋪，皆被嚴(yan) 拒。這一路往返，時坐時立，困頓艱辛，斯文難矜，無以詳述。回來後，在教研室會(hui) 議上，楊老嚴(yan) 厲批評我，說“老林兩(liang) 個(ge) 腳杆都腫了，本來讓你跟去，是要照顧老林的，反而還要老林照顧”。

研究生畢業(ye) 前幾個(ge) 月，校方發表征詢分配意向，我明知法製史教研室師資奇缺，卻填了參加全國統一分配、不留校。那段時間我怕見林老師，他見到我，什麽(me) 也不說。楊和鈺老師打趣說，“這師徒倆(lia) 老是打肚皮官司”。人一生，內(nei) 心深處都有些隱秘的歉疚與(yu) 傷(shang) 痛，沒有留校“服其勞”，一直是我心中不願觸及的敏感地帶。先生去世時，我看到他書(shu) 桌的玻璃板下壓在顯眼處的一張照片，是1982年10月在黃山的合影，裏麵有我，不禁心頭一緊。

（1982年10月外法史教材研討會(hui) 與(yu) 同行合影。

前排：潘詁周先生，林向榮先生，胡大展先生。後排：彭誠先生，林榕年先生，由嶸先生及夏勇）

畢業(ye) 分配過程中，我經曆了一些折騰，林老師都在遠處看著，沒說過一句責備的話。畢業(ye) 後的一天，我在家鄉(xiang) 收到四川省政府頒發的《外國法製史教學大綱》獲獎證書(shu) ，還有幾十元的稿費。翻遍包裹，找不到隻言片語，但郵單上的字卻十分熟悉，是林老師古拙的鋼筆字。按當時的郵寄填單製度，無疑是老師親(qin) 自去郵局填寫(xie) 的。

我考入北大後，林老師來京開會(hui) ，住在薊門橋附近的招待所，要我陪他去看一位住在馬連道的老朋友的遺孀，說“她要來看我，這怎麽(me) 行”。出門乘公共汽車擠不上去，也不願再去擠。我雖年近而立，卻依然懵懂、不會(hui) 來事，我們(men) 隻得拿著地圖往南走。時值盛夏，林老師年過花甲，途中在路邊林子裏歇了兩(liang) 三次，還講到這位老友好像沒等到平反就去世了。那時的馬連道四處是菜地、工地，好不容易找到，已是傍晚。女主人過上自己的日子，憶起亡夫，流下眼淚。林老師很克製地拉了幾句家常，大約十分鍾就起身道別了。回來路上，林老師說，原本以為(wei) 見麵會(hui) 抱頭痛哭一場，看她日子過得還可以，也就放心了。

世上有這樣一種人，凡事總克著自己，為(wei) 別人著想。他們(men) 寧願別人對不住自己，也不會(hui) 對不住別人。寧願自己受苦受累，也不願看著別人受苦受累，更不願別人因自己而受苦受累。他們(men) 企望以同苦共難、甚至苛受更大苦難麻煩，去化解、分擔別人的苦難麻煩。這樣的人，默默擔當的是普通人樸淳惻隱、卻孱弱易泯的良知，而非自認的天降大任，細心守護的是人之作為(wei) 人將心比心的尊嚴(yan) ，而非讓人不成其為(wei) 人的專(zhuan) 橫跋扈的權勢。榮華富貴、歌功頌德見不著他們(men) 的影子，困窘危難、門庭蕭疏卻必有他們(men) 現身。這樣的人，才是古之真君子。

細細想來，我們(men) 這些後輩，做人做事講究的越來越少了。特別是一旦成績做大、或染權勢，便容易和光同塵、澆淳散樸，真該感到羞愧。

四、孤默隱兮玉壺冰心

五、啼唱絕兮文章道義(yi)

（以上兩(liang) 部分因篇幅所限從(cong) 略）

結語

林老師是巴山深處的一位普通教師。林老師的故事，林老師和我們(men) 的故事，是巴山深處的一個(ge) 普通故事。裏麵涉及的雖為(wei) 讀書(shu) 人，且在法學的小圈子，卻是一個(ge) 時代的共同記憶。

那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時代？

那個(ge) 時代過去了麽(me) ？

我們(men) 真的懂那個(ge) 時代麽(me) ？

有時代的記憶，未必懂得時代。好比有人生的記憶，未必懂得人生。狄更斯《雙城記》雲(yun) ：“這是一個(ge) 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ge) 最壞的時代。”其實，時代無所謂好壞。時代稱謂不過文字符號，時代變遷不過相對而言。秦時明月漢時關(guan) ，安教胡馬度陰山？對一個(ge) 活生生的人來講，真正有意義(yi) 的，是自己生命時限裏麵的際遇與(yu) 覺知。也就是，你遇到什麽(me) 人、遇過什麽(me) 事，讀到什麽(me) 書(shu) 、懂得什麽(me) 理。這大概是人們(men) 常說的時運吧。

我們(men) 這輩人的時運，在趕上了改革開放。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這個(ge) 時運百年不遇，千載難逢。從(cong) 1978年上大學算起，我們(men) 這幾十年走得激情洋溢、忙忙碌碌，以為(wei) 一切順理成章，隻怕事情做不完，步子不夠快，好像上了一輛目標既偉(wei) 大又模糊、卻快速奔馳的火車，很少停下來認真想一想：我們(men) 從(cong) 哪裏來？已走到哪裏？該到哪裏去？能到哪裏去？倘停坐深想，便算上天的又一眷顧了。

我們(men) 這幾十年，其實是跟著林老師那輩讀書(shu) 人走過來的。這條路，往前看，是改革開放，往後看，是走出文革。他們(men) 之所以有時候像個(ge) 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曆史的謎底，在我們(men) 心中還沒有完全破解。孟子說不慮而知為(wei) 良知，王陽明說是非之心為(wei) 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這樣的界說似乎簡單了。

我有幸認識的林老師、還有楊景凡先生、陳守一先生等前輩老師，早年冒著生命危險投身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在酷烈的政治鬥爭(zheng) 中幸存下來，晚年鬆綁解放，仍然奮發工作、真誠思考。在任何時候，即便是非顛倒、尊嚴(yan) 受辱，良知底線遭到不堪的挑戰，他們(men) 都本著原旨初心，最大限度守住自己的斯文清貴，始終謙慈仁厚、克己奉公、兢兢業(ye) 業(ye) ，真是不容易的。他們(men) 的思考和反省，加上他們(men) 做人做事的風範，其價(jia) 值遠遠超越了法學的樊籬。堅守良知，是他們(men) 留下的寶貴啟示，也是加持給我們(men) 的正念偉(wei) 力。

（2008年9月追悼會(hui) ）

紀念林老師，我想了多年，不知怎麽(me) 做才好。一是因為(wei) 我從(cong) 寫(xie) 大學學年論文、畢業(ye) 論文到讀研究生，從(cong) 成年到參加工作，都跟著他，裏麵的情感難以言說，也不願言說，好比把美麗(li) 的唐詩宋詞譯成白話、外國話，是舍不得去做的。二是怕落入俗套，弄得大詞連連、塵囂滾滾，與(yu) 老師低調樸素的風範相忤，讓他不高興(xing) 。倘若那樣，還是寧留夢中憶，不道與(yu) 旁人吧。

感謝師弟師妹牽頭十年文祭之約，讓我有機會(hui) 走近老師，也走近自己。寫(xie) 著寫(xie) 著，竟難歇筆。這裏麵有向老人家還欠債(zhai) 的因素，更多的，還是憶昔感今，歙辟本心。

師容師聲，肅峻若岩。師行師文，清奇若蘭(lan)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心之憂矣，報無瓊琚。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風雨連江過野山， 

清聲慈範棘叢(cong) 間。 

十年但信不孤默， 

天上良知算等閑。

（2018年冬於(yu) 北京）

注釋：

[1]林向榮（1928—2008），河北昌黎人，1948年考入台灣大學哲學係，參加中共地下黨(dang) 工作。1958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研究生畢業(ye) ，分配到西南政法學院工作。曾任西南政法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法學研究所所長、《外國法研究》主編，中國法律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外國法製史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四川省人大常委等職務。

[2]夏勇，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1961年生於(yu) 湖北荊州，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畢業(ye) 留校任教，讀法製史專(zhuan) 業(ye) 研究生，師從(cong) 林向榮教授。曾任專(zhuan) 業(ye) 技術職務：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hui) 委員、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法學係主任、中國法律史學會(hui) 會(hui) 長、中國法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法學會(hui) 法理學研究會(hui) 常務副會(hui) 長、《環球法律評論》主編、東(dong) 方公益訴訟及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主任等。曾在中央黨(dang) 政部門工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