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與(yu) 自由

作者：瑪瑞安•泰勒斯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初十日辛巳

          耶穌2019年4月14日

最高的自由不在於(yu) 虛假的選擇或替代方案而是做到表裏如一，敢於(yu) 挑戰他人對你的期待。

人是自由的嗎？我們(men) 是否至少是某些行為(wei) 之源，而不僅(jin) 僅(jin) 是隨著時間推移而展開的自然規律的場景？無論我們(men) 如何定義(yi) 自由，人類自由真的不同於(yu) 動物享受的自由嗎？

這些擔憂讓哲學家感到困擾。在《善惡之外》（1886）中，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注意到就像我們(men) 回答問題的方式一樣，我們(men) 提出重要問題的方式呼應了促使我們(men) 提出這些問題的曆史時刻的需要和焦慮。如果我們(men) 比從(cong) 前更真切地關(guan) 心自由，或許是因為(wei) 我們(men) 越來越適應自我管理遭到破壞或者劫持的多種方式，被他人利用和遭受工具化對待，尤其是遭受根本不把我們(men) 的幸福放在心上的企業(ye) 或者機構的利用。

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式之一是考察我們(men) 說的自由意味著什麽(me) 。20世紀政治哲學家以塞亞(ya) •柏林（Isaiah Berlin）區分了兩(liang) 種自由，雖然他似乎更喜歡使用“自由”（liberty）這個(ge) 詞。柏林在其“兩(liang) 種自由概念”（1958）中，引進了消極自由的概念：基本上是不受幹擾的自由，如國家或法律權威的幹擾。如果他人不能通過法律或法規妨礙你做想做之事，你就擁有了消極自由。（對於(yu) 這種自由，自然施加在我們(men) 身上的限製如不能飛起來並不算幹擾。）遵循柏林的論證，當今很多哲學家如菲利普•佩蒂特（）說自由就是不受他人支配。

雖然消極自由關(guan) 心的是他人可能限製你的行為(wei) ，積極自由涉及的則是你能做什麽(me) 來控製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說，如果你享有對自己的控製權，可以實現生活目標或勃勃雄心，你就擁有了積極自由。那些因為(wei) 貧困或者上癮而沒有控製自己行為(wei) 的資源的人，即使沒有人限製他們(men) ，也沒有積極自由。

自我控製的問題超過邊界就進入自主性和自我的話題。從(cong) 柏拉圖到弗洛伊德等哲學家提出的影響很大的觀點是，自我是由一套身體(ti) 欲望和動機組成的特權整體(ti) 。這個(ge) 觀點的現代版本將自我與(yu) 更高級的欲望聯係起來，有關(guan) 欲望的欲望，如戒掉咖啡因或者社交媒體(ti) 上癮的欲望。一個(ge) 成功地認同這些更高級欲望的自我現在常常被認為(wei) 是有自主性的。因此，自主性---就像積極自由---涉及到手頭擁有和掌握個(ge) 人的“更基本”願望。

但是，自主性概念一直受到挑戰，尤其是來自認定社會(hui) 和政治力量塑造虛假意識的傳(chuan) 統的挑戰。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家如恩格斯一致，20世紀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wei) ，就連我們(men) 思考的內(nei) 容以及劃定生活邊界的機構都是係統性權力的表現。福柯繪製了一幅畫麵，人人都是被束縛在表達精英群體(ti) 利益的機構中的傀儡。這些機構---比如針對癲狂者的監獄和醫院的功能就是規訓個(ge) 人遵從(cong) 現狀。這些係統僅(jin) 僅(jin) 依靠製裁的威脅就實施了懲罰、限製我們(men) 的想象力、使我們(men) 像琥珀中的蝴蝶一樣根本飛不起來。比如，俗套觀念常常反映壓迫性的、不公平的期待，但是研究顯示，人們(men) 傾(qing) 向於(yu) 遵從(cong) 這些觀念的指導。在俗套觀念威脅的現象中，在參加某些考試之前提醒女性或者有色人種他們(men) 的性別身份或者種族身份就能人為(wei) 地降低他們(men) 的成績---這與(yu) 這些人不聰明，文化程度低的俗套觀念一致。

如果福柯的觀點是正確的，自我做主的觀念本身就是邪惡的，是對現實的諷刺性扭曲，使缺乏自由的現狀更加牢固。任何明顯的自我做主不過是我們(men) 一直受到規訓的表現。那是偽(wei) 裝起來的奴隸製。我們(men) 並沒有真正的選擇：要麽(me) 服從(cong) ，要麽(me) 受到懲罰。如果使用柏林的語言，我們(men) 的積極自由隻能滿足別人的需要，受到他人享受的權力的支配。自由究竟在哪裏呢？當女性因為(wei) 害怕遭到社會(hui) 機構的指指點點而對性騷擾選擇保持沉默時，自由何在？當然沒有。在沒有真正選擇時，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纏繞在這個(ge) 思想中的是一個(ge) 原則，配得上自由名稱的東(dong) 西都包含若幹備選方案。比如，一個(ge) 采取行動的人---對性騷擾保持沉默---隻有在她可以做別的事時才能說履行了自己的自由。哲學家將這個(ge) 簡單的想法用宏大的標題表現出來：替代的可能性原則或者PAP。替代的可能性原則與(yu) 西方文學甚至更廣泛的文化中的選擇模式完美吻合，從(cong) 羅伯特•弗羅斯特的（Robert Frost）的“未選擇的路”（1916）到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Luis Borges）的短篇小說“小徑分岔的花園”（1941）。

但是，替代的可能性原則的問題在於(yu) 它在解釋為(wei) 何擁有更多選擇不能增加自由時往往左支右絀難以招架。事實上，選擇的多樣化有時候似乎產(chan) 生相反的效果：它製造癱瘓，比如你在超市準備買(mai) 麥片時遭遇太多選擇而不知該怎麽(me) 辦。如果自由真的是有很多選擇，更多選擇怎麽(me) 會(hui) 限製自由呢？

或許，自由根本不是選擇問題。提出替代的可能性原則的哲學家哈裏•法蘭(lan) 克福（Harry Frankfurt）在1969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思考這個(ge) 問題有兩(liang) 個(ge) 顯著的理由。（有興(xing) 趣的讀者可參閱“屁話考”《愛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817-3.html或者https://www.360doc.com/content/15/0906/21/27454890_497341499.shtml）首先，有些沒有選擇的人需要享受配得上自由名稱的東(dong) 西時似乎不需要選擇。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這些選擇－－－窮人可以睡在大街上－－－的確有這種情況出現－－－他們(men) 不可能偏離這個(ge) 情況，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men) 唯一的道路。

我們(men) 不妨設想這樣一個(ge) 場景，一個(ge) 名叫阿瑪亞(ya) （Amaya）的士兵目睹了上級軍(jun) 官犯下的戰爭(zheng) 罪行，但是出於(yu) 對軍(jun) 隊名譽的維護和忠誠，她決(jue) 定不告發這件事。假如這個(ge) 高級軍(jun) 官擔心罪行暴露，通過黑客手段潛入阿瑪亞(ya) 的電子郵箱帳戶，試圖挖掘隱私來搞臭她。他成功地挖出她過去的一些破壞性秘密。此刻，他僅(jin) 僅(jin) 保留這個(ge) 秘密，但他知道，如果阿瑪亞(ya) 重新考慮其保持沉默的決(jue) 定時，他可以以此威脅她和更廣泛的世界。

讓我們(men) 假設阿瑪亞(ya) 麵對敲詐毫無例外地屈服了。雖然在理論上她揭露上級軍(jun) 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現實是這種替代性選擇從(cong) 來就不真的存在。

但是，其實，阿瑪亞(ya) 並沒有回避，她曾經在是否保持沉默的決(jue) 定麵前猶豫不決(jue) ，像剛開始一樣仍然猶豫。所以軍(jun) 官沒有受到誘惑要去實施敲詐。在這種場景下，她的自由受到破壞了嗎？

或許有爭(zheng) 議，更少選擇將把我們(men) 從(cong) 困擾中解放出來，無需在多個(ge) 並不渴望的選擇中做決(jue) 定。

我認為(wei) ，很少人這樣想。畢竟，軍(jun) 官手中的信息從(cong) 來沒有被用來針對阿瑪亞(ya) ，他從(cong) 來沒有正麵遭遇她。雖然根據假設的故事---她沒有別的選擇隻有保持沉默，這是真的，在對此事保持沉默的過程中，她一直是自由的。換句話說，僅(jin) 僅(jin) 相信你谘詢了自己的價(jia) 值觀，然後選擇某個(ge) 特定道路，就足以讓你擁有了自由。

這個(ge) 思想實驗說明簡單地擁有選擇並不等同於(yu) 更多自由：引入數百種品牌麥片的選擇或者更少共享的秘密並不能讓我們(men) 擁有更多自由。相反，更少選擇將我們(men) 從(cong) 困擾中解放出來，無需在多個(ge) 並不渴望的選擇中做決(jue) 定。

對以選擇為(wei) 基礎的自由描述感到懷疑的第二個(ge) 理由是，擁有選擇的人並不常常承認他們(men) 是真正自由的---因而並不真的收獲擁有這些選擇的好處。就拿女性遭受性騷擾的情況為(wei) 例，她一直在糾結到底告發不告發。讓我們(men) 稱她為(wei) 愛麗(li) 絲(si) 。與(yu) 阿瑪亞(ya) 相比，這裏我們(men) 的主人公如果告發騷擾者，更有可能遭到報複，她的生活和名譽可能麵臨(lin) 威脅。所以她甚至不會(hui) 考慮公布於(yu) 眾(zhong) 是真實的可能性，因此，愛麗(li) 絲(si) 也保持沉默，但不是出於(yu) “可兌(dui) 現的”選擇。

愛麗(li) 絲(si) 的案例代表了最具破壞性的限製個(ge) 人自由的情況：讓想到某些選擇就變成懲罰或者規訓之源。如果你甚至無法去思考某些選擇，這些選擇也就一錢不值。同樣，如果它們(men) 不能給你製定規劃時產(chan) 生任何影響，也毫無意義(yi) 。你的心靈不能在現有選擇中得到擴張，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無論在個(ge) 人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你都不自由，即使你可以擬定出假設途徑的路線圖。

那麽(me) ，如果自由不是多樣化的選擇，它又是什麽(me) 呢？在我看來，自由更多與(yu) 你如何認識自我以及如何形成自我意識有關(guan) 。這是心理學家和社會(hui) 學家熟悉的術語，與(yu) 身份認同相關(guan) 。你可能認為(wei) 自己是個(ge) 好人，盡職的職工、真誠的朋友、愛國者、智慧公民、擅長數學、適合當領導等。問題是你是如何達成這種自我認知，如何成功拋棄其他認知的？我要說，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判斷你有多大自由的標準。更具體(ti) 地說，當你拒絕或者排斥別人敦促你接受的標簽或者描述時，你實施自由的力度就最大，無論他們(men) 是以溫和的方式還是強製性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社會(hui) 心理學家研究了人們(men) 更喜歡的自我認知。在20世紀70年代，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的社會(hui) 心理學研究團隊給猶他州鹽湖城在家的婦女打電話，該群體(ti) 擁有異常強烈的共同體(ti) 道德觀。假裝是尋找民意調查參加者的民意調查分析員，剛開始很多打電話者告訴有些婦女社區，人人都知道他們(men) 對集體(ti) 活動不配合。另外一群人則被告知，她們(men) 是集體(ti) 活動參加者的典範和榜樣。兩(liang) 天後，表麵上不相關(guan) 的打電話者再次聯係這些婦女，詢問他們(men) 是否願意幫助一個(ge) 社區項目（飲食合作項目）。那些感覺到被第一批打電話者誣蔑的女性願意幫助該合作項目，這個(ge) 比例是被稱讚具有公益精神的婦女的兩(liang) 倍。那些作為(wei) 公民的自我形象受到打擊的婦女渴望重新塑造從(cong) 前的自我認知---恢複其對自己作為(wei) 熱心集體(ti) 公益者的高度評價(jia) 。

斯蒂爾的發現使他相信，一個(ge) 人需要運行良好的自我認識係統來向自己解釋自己。這樣，我們(men) 維持了自我作為(wei) “適應性的和道德充分的”人的現象學體(ti) 驗。我們(men) 更喜歡的思考自我方式總是對威脅保持警惕，斯蒂爾認為(wei) ，每當進來的信息威脅到誠信時，係統就被激發起來。一旦激發起來，該係統就竭力恢複從(cong) 前的認知，或者最終對它做出改變。

當你受到推崇的自我理解遭受打擊，就可能產(chan) 生危機。我認為(wei) ，這些恰恰是履行自由的時刻，是表現你自由的機會(hui) 。當愛麗(li) 絲(si) 思考是否舉(ju) 報遭受性騷擾時，她或許反思自己想給孩子樹立一個(ge) 榜樣，或者是否敢於(yu) 向當權者說出真相。在自我創造的關(guan) 鍵時刻，我們(men) 在這個(ge) 時刻的行為(wei) 能夠有助於(yu) 我們(men) 作為(wei) 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個(ge) 人的解放，否則就會(hui) 破壞我們(men) 自我決(jue) 定的潛力。

回到阿瑪亞(ya) ，出於(yu) 對個(ge) 人對集體(ti) 的關(guan) 心的擔憂保持沉默，這種關(guan) 心超過了對他人的關(guan) 心。讓我們(men) 說她不采取行動的決(jue) 定源自她的自我認知---忠誠的士兵或盡職的公民---而不是羞恥或者恐懼等心理。軍(jun) 官偷偷盜竊她的信息的事實並沒有剝奪阿瑪亞(ya) 根據對軍(jun) 隊忠誠者的自我認識采取行動的能力。事實上，它似乎沒有剝奪她的任何東(dong) 西。所以，從(cong) 我提供的對自由的新描述的角度看，她是自由的，雖然我們(men) 或許不喜歡她運用這個(ge) 自由所做之事。

人們(men) 能夠把克製或者壓迫的例子當作塑造自我的時刻。

不僅(jin) 是我們(men) 的行為(wei) 而且也必須精心捍衛我們(men) 使用的表達自我認知的語言。假如愛麗(li) 絲(si) 認為(wei) 自己是強者，一個(ge) 能幹的專(zhuan) 業(ye) 人士和養(yang) 家糊口的頂梁柱。如果她認為(wei) 舉(ju) 報性騷擾會(hui) 對這些事產(chan) 生不良影響---如果舉(ju) 報在她的社會(hui) 裏會(hui) 被貼上懦弱的標簽，反映了個(ge) 人的或道德的缺陷---那麽(me) 她舉(ju) 報性騷擾的行為(wei) 不可能和作為(wei) 強者和能幹的專(zhuan) 業(ye) 人士和養(yang) 家糊口頂梁柱的自我認知一致。如果她保持沉默，她這樣做是出於(yu) 對他人期待的尊重，甚至可能是做出妥協，對他人的力量和獨立性的意義(yi) 表示屈從(cong) 。她的期待和理解是由文化塑造的，這讓她剛開始在遭受騷擾時就出於(yu) 脆弱和易受攻擊的狀態。當她聽任社會(hui) 支配她的期待時，愛麗(li) 絲(si) 已經放棄了對她人生的控製，已經不自由了。

相反，現在，讓我們(men) 假設愛麗(li) 絲(si) 拒絕把自我當作懦弱者的認知，她舉(ju) 報了性騷擾案。想象她能夠看到自己在舉(ju) 報時是勇敢者。這將轉移對期待（沉默）的平衡，福柯可能認為(wei) 是“規訓”。要做到這一點，愛麗(li) 絲(si) 或許需要在自己的心中改變“力量”和“懦弱”的含義(yi) ，而不是簡單地接受他人的觀念。能夠改變這些觀念的意義(yi) 以便抗拒擁有強大力量的規訓體(ti) 係。在這樣不自由的時刻，出現這種回擊的場合或許也讓人實現了自由。一切都取決(jue) 於(yu) 你抵抗的意願。

人們(men) 也可以抗拒俗套觀念。強烈回應俗套觀念威脅的人最終可能服從(cong) 別人的期待，而不是基於(yu) 真正的自我認知而行動，同樣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如果你事先準備好應對威脅，你可能將平衡轉向有利於(yu) 更好表現的方向。你能采取一種認同主流群體(ti) 的自我認知，你可能認為(wei) 自己不屬於(yu) 種族、性別或其他事情上的弱勢群體(ti) 。這樣做，你就是在與(yu) 內(nei) 置化的偏見做鬥爭(zheng) ，也是在清除塑造我們(men) 生活的捆住我們(men) 的緊身衣的眾(zhong) 多繩索。

如果我們(men) 將焦點從(cong) 思考選擇或者替代方案中轉移過來，反而專(zhuan) 注於(yu) 在抗拒壓迫勢力時塑造自我形象的機會(hui) 上，我們(men) 或許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那樣一來，我們(men) 就能幫助人們(men) 把限製和壓迫的例子當作塑造自我的時機，讓人們(men) 事先準備好應對自由遭受的威脅。

這個(ge) 新的自由途徑要求變形，要求我們(men) 在思考創造身份認同，尤其是在我們(men) 被規訓排除某些可靠選擇的場合時做出改變。朋友和批評者指出我們(men) 能夠“做我們(men) 想做的任何事”時，並不能幫助我們(men) 。如果我們(men) 因為(wei) 俗套觀念或者其他形式的期待等，不能看到真正擁有開放性的其他選擇，這些選擇在技術上是否存在已經無關(guan) 緊要。從(cong) 根本上說，真正的自由是自我塑造問題：當你出於(yu) 自我認知而行動時，你就是自由的，即使這樣做違背了別人對你的期待。

作者簡介：

瑪瑞安•泰勒斯（Mariam Thalos），諾克斯維爾Knoxville田納西大學哲學係主任，傑出文科教授。最新著作是《社會(hui) 自由論》（2016）。

譯自：Resist and be free by Mariam Thalos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