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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
特朗普“否決(jue) 政體(ti) ”的憲製危機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美聚焦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八日庚午
耶穌2019年4月3日
美國正在陷入的是一場“憲製危機”,而不是特朗普所謂的“國家緊急狀態”。麵對民主黨(dang) 控製的眾(zhong) 議院在邊境牆預算案上的政治封殺,特朗普表現出了超出既往總統的想象力、政治決(jue) 斷和執行意誌力。特朗普根據1976年製定的《國家緊急狀態法》發布緊急狀態令,宣布美國南部進入緊急狀態,以及與(yu) 之相應的變通性行政撥款、邊境建牆與(yu) 強化管治係列措施。特朗普的理由是,南部移民帶來了更多的犯罪和騷亂(luan) ,帶來了對美國國家安全與(yu) 國民利益的嚴(yan) 重損害。但其背後的真實理由一般被認為(wei) 是履行競選承諾,備戰連任競爭(zheng) 。
民主黨(dang) 眾(zhong) 議院議長佩洛西堅決(jue) 反對這樣一種總統權力濫用,認為(wei) 在不存在緊急狀態的地方宣布緊急狀態,是違憲行為(wei) ,故以國會(hui) 特別決(jue) 議案的方式尋求兩(liang) 院合意來加以反製。特朗普最終否決(jue) 了國會(hui) 決(jue) 議案,而佩洛西需要啟動再次投票程序,以兩(liang) 個(ge) “三分之二”否決(jue) 總統之否決(jue) ,從(cong) 法律上最終結束這一次緊急狀態。
需要確認的基本事實是:美國到底是否存在緊急狀態?按照民主黨(dang) 及美國民眾(zhong) 的通常理解,南部邊境移民雖有違法犯罪,但這就如同美國境內(nei) 的普通案件一樣,並未超出常規法治的範疇。南部移民問題也絕對達不到類似“911事件”那樣的危險程度,因此不存在所謂的緊急狀態。特朗普也未必真的認為(wei) 存在緊急狀態,隻是國會(hui) 撥款受阻,為(wei) 了繼續建牆需要一個(ge) 合法理由。
因此,特朗普的政策選擇似乎並非真實法律狀態的反映,而是美國“三權分立”體(ti) 製僵局的誘導和倒逼。真實的原因是,特朗普的“美國優(you) 先”與(yu) 民主黨(dang) 的“普適人權”之間出現了嚴(yan) 格的規範性對立,這種價(jia) 值分歧傳(chuan) 導到了美國的行政立法關(guan) 係之中,使得通常的行政立法合作受阻。按照常規理解,國會(hui) 監督行政預算案是憲法授予的權力,也是權力製衡的題中之義(yi) 。然而,此次的製衡導致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無法推行,導致聯邦政府關(guan) 門,已超過常規製衡的限度。美國再次出現了“曆史終結論”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的“否決(jue) 政體(ti) ”(vetocracy)問題。
“否決(jue) 政體(ti) ”是“三權分立”憲製體(ti) 製僵化與(yu) 惡化的產(chan) 物。這一政治僵局的出現表明美國國會(hui) 與(yu) 行政凝聚基本政策共識的程序失靈,執政團體(ti) 的公共理性和公共意誌崩解。特朗普借助一種缺乏證據支撐的“緊急狀態”來獲取超出憲法與(yu) 法律常規的特別授權與(yu) 撥款,是行政當局主動打破憲製僵局的一種努力。從(cong) 憲法鬥爭(zheng) 的合法性與(yu) 技藝來看,特朗普表現出了作為(wei) 美國總統的正當政治意誌以及對美國人民負責的責任倫(lun) 理,但佩洛西所理解與(yu) 捍衛的也是“美國價(jia) 值觀”,是美國之所以為(wei) 美國的道德基礎和文化正當性。佩洛西秉持了民主黨(dang) 的普適人權觀,不願意看到特朗普的“隔離牆”像一柄利刃一樣切斷美國普適文明的延長線。
就民主政體(ti) 而言,政府到底是對具體(ti) 的“人民”負責,還是對普遍的“人”負責,這是一個(ge) 重大的政治哲學和憲法學問題。從(cong) 近代民主政治哲學來看,對“人民”負責是完備的政治倫(lun) 理,民主政府無需慷慨大方到對非公民的、普遍的“人”負責。亦即,公民權是民主政府的真實而充分的基礎,人權隻是自然權利意義(yi) 上的論證理由,並不是民主政府的直接基礎。然而,經曆近代到現代甚至後現代的人權文化與(yu) 人權憲製發展,“人權”已逐步淩駕“公民權”而成為(wei) 民主政府的規範性基礎,當今的歐盟及特朗普之前的美國正是這種後現代性質的民主文化的代表。隻是這種“無界人權”的民主文化及相關(guan) 製度安排一方麵逐步掏空歐美國家的福利儲(chu) 備與(yu) 社會(hui) 資源,另一方麵又造成了難民/移民的心理依賴、物質欲望、規訓難題與(yu) 犯罪衝(chong) 動。特朗普要切斷的,以及佩洛西要維護的,正是西方向非西方開放的這種“普適價(jia) 值鏈”。麵對貿易逆差,特朗普豎立的是“關(guan) 稅牆”;麵對邊境移民,特朗普豎立的是“隔離牆”。無形的普適價(jia) 值被有形的製度之牆所隔離。
特朗普的美國是一個(ge) 嚴(yan) 格的民主製美國,一個(ge) 不以人權取代公民權的、有限邊界與(yu) 有限道德尺度的美國。這是美國價(jia) 值觀的“逆全球化”,也是美國保守主義(yi) 的理性自保行為(wei) ,推動著美國社會(hui) 的強製性價(jia) 值轉型與(yu) 政治重構。隻是,這種逆轉或反轉對美國精神的內(nei) 在創傷(shang) 是巨大的,是美國政治中“民族性民主”與(yu) “普適性民主”的路線鬥爭(zheng) ,或者說是“民族國家”對“文明帝國”的政治批判。這種鬥爭(zheng) 是嚴(yan) 酷的,對美國民主與(yu) 世界規則體(ti) 係的逆轉及重構意義(yi) 十分重大。佩洛西所代表的“民主黨(dang) 理想主義(yi) ”顯然也是相當多美國人的道德理想,也是美國精神體(ti) 係的重要構成,並不容易簡單清除。在這裏,特朗普和佩洛西都成了當代美國精神的典型符號,而圍繞總統緊急狀態令的憲製否決(jue) 與(yu) 鬥爭(zheng) 則是這種典型精神元素衝(chong) 突的現象化、政治化與(yu) 製度化。
其實,這隻是不公平的全球化與(yu) 全球性貧富差距對美國政治的具體(ti) 影響而已。問題的根源在於(yu) ,美式全球化未能帶來普遍和平、持續發展與(yu) 共同繁榮。而麵對全球化的失衡與(yu) 貧富落差,不尋求病灶的診斷與(yu) 處理,而尋求建牆自保,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的,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道德局限所致。麵對全球性不平等與(yu) 貧困,美國的選擇是建牆,不惜為(wei) 此陷入憲製危機,歐盟的選擇是人道主義(yi) 開放,但也逐步收緊政策,而中國的選擇則是“一帶一路”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是共享式的和平與(yu) 發展方案,是治本之道。
美國憲製鬥爭(zheng) 猶酣之際,傳(chuan) 來新西蘭(lan) 白人至上主義(yi) 者的反移民槍聲。建牆與(yu) 開槍,邏輯同一,手法有別,但都不能解決(jue) 真正的全球性不平等與(yu) 貧困病灶問題。
(原載中美聚焦網2019年4月3日,中英文版同時上線,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dang) 內(nei) 法規研究會(hui) 常務理事,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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