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賢 著　　吳萬偉 譯  

　　作者簡介：李成賢（Sunny Lee），生於韓國首爾，畢業於哈佛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過去六年一直住在北京，為聯合國工作，也是作家和記者。  

　　北京：隨著中國緩慢地從讓全民感到震驚的可怕地震中恢複，畢寶魁在一篇題目為“地震的反思”的文章中稱讚說，在地震發生後兩個小時內就已經乘飛機前往地震發生地點的溫家寶總理代表了“儒家的人道主義精神”。畢忘了許多中國人在這樣的情形下習慣性地稱讚中國共產黨。或許可以原諒他，因為畢是儒家學者。[1] 

　　儒學正在中國複興起來。六十年代文革時代曾經被認為是阻礙中國走向現代進步的過時的“反動”意識形態的儒學現在又回來了，擔當起在當今中國眼花繚亂的社會政治變化中維持國家道德框架的使命。 

　　最近一些年，北京特別鼓勵儒學的複興，以此作為安慰那些對於國家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和社會痛苦不斷增加產生的日益嚴重的公眾不滿情緒的鎮靜劑。 

　　中國高層領袖本身也成為熱切複興儒學的鼓吹者。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主要口號“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有意識地再現古代聖人對於和諧和平衡價值的強調。但是就像眾多口號一樣，這等於自己承認國家現在還不夠和諧，期待儒學來幫助國家實現這個目標。 

　　但是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全麵擁抱儒學是否能解救國家呢？讓人吃驚的是，強烈的讚同來自一個西方人。 

　　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教授預測“在未來幾十年，中國共產黨被貼上‘中國儒教黨’的標簽決非天方夜譚。” 

　　這位牛津出身的學者在中國的作為非同尋常，他給中國學生講授儒家哲學。這聽起來就像教魚學遊泳，但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剛剛完成了一本書題目是《中國新儒家：變革的社會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在書中，他談到了為什麽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如今強調古代的儒家價值的問題，為什麽共產黨高級幹部要把頭發染成黑色？為什麽中國人認為人權不應該高於國家主權？這位大膽的教授甚至談到為什麽中國卡拉OK歌廳裏的性交易之前往往有男女二重唱的節目？貝淡寧談論了當今中國的眾多社會問題，並提供了儒家的解釋。 

　　貝淡寧四年前來到清華。這是一所名牌大學，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母校。這是文革後清華第一次聘請外國人擔任文科老師。如今貝淡寧是全職教授，也是博士生導師，中國很少給予外國人這樣的榮譽。實際上，他得到中國領袖的很大信任，甚至被邀請參加神秘的中共中央黨校的閉門會議，在那裏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討論敏感政治問題。 

　　在書中，貝淡寧提供了一些西方人對於中國“誤解”的個人觀察。比如，他說“中國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專製。西方國家關於中國的許多思考和政策製訂是建立在對於中國的俗套觀念基礎上的。和新加坡相比，中國是學術自由的天堂。 

　　顯然，有些讀者可能不習慣這種“擁抱熊貓”的論斷。貝淡寧在學校附近的餐館裏接受的兩個小時的采訪裏說“人們認為我已經被中國政府洗腦了”。 

　　但是，另一方麵，他也說了些中國政府不喜歡聽的話。比如，他相信中國政府應該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道歉。“我私下交往的人中幾乎每個人都說政府不應該對於和平示威者采取那樣的暴力。我認為一旦政府變得更加穩定和具有合法性，它就會道歉的。” 

　　在中國，許多其他宗教比如佛教和基督教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信徒，貝淡寧認為如果中國最後要選擇自己的國教的話，它很可能選擇儒教。 

　　貝淡寧說“基督教作為宗教讓中國人很難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它談論的是經驗世界，但是又說同時還存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學世界。這種觀念對於傳統的中國教導來說是很奇怪的。” 

　　北京大學的劉意青教授讚同貝淡寧，他說“文革對於儒學造成了很大破壞，但是孔子鼓吹很好的美德比如孝順父母，忠於家庭等。他也告訴我們寬以待人。所以我相信儒學能夠在中國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在當今中國，超過一千萬的學童在學校學習儒家經典。在中國的大學，儒學課程是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而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是必修課就很難吸引到學生，貝淡寧說。 

　　關於儒學的電視講座也非常火爆。在電視上講解儒學的於丹出版的書銷售量超過一千萬冊，比羅琳（J K Rowling）的《哈裏•波特》還多很多。於丹的《論語心得》被地方報紙《北京新聞》列入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二名。 

　　貝淡寧花費相當篇幅討論“於丹現象”。雖然他相信“向大眾講解儒家觀點很好”，但是作為學者，他對於丹主要集中在減輕個人在當代社會的焦慮的途徑感到擔憂。 

　　貝淡寧說“於丹忽略了社會責任，這是儒學的關鍵。儒學不僅僅要討論個人如何處理生活中的問題，關鍵在於社會責任，以及我們如何承擔這個責任。她的做法對於哲學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覺得她幾乎完全忽略了儒學的這個方麵。”貝淡寧還說於丹通過道教的眼光來解釋儒學，“她在解釋儒學的時候使用了錯誤的道德視角。” 

　　但是盡管學者要求對於原作的忠實，人們還是對從前教導中的實用的一麵，即如何幫助人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更感興趣，更願意接受。他們把儒學當作自我幫助之類書籍所起的作用一樣。 

　　但是，像多數意識形態一樣，儒學也是一把雙刃劍。貝淡寧說儒學的一些道德代理人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的可怕威脅。“孔子教導我們人們應該依靠道德權威而不是武力作為矯正社會混亂的最終手段。”這樣的儒家教導可能被用來批評政府在天－安－門－事件中動用武力。 

　　貝淡寧繼續說“領導人應該接受人文科學的訓練培養道德敏感性，而不僅僅是學習工程或者科學。”碰巧的是，中國主席胡錦濤就是在清華大學拿了個工學學位，中國的許多高官也都是“技術官僚”。 

　　貝淡寧還注意到儒家教導強調精英管理，呼籲更加開放和透明的選拔政府官員體係。他說“中國當然不是它能夠和應該采用的那種精英管理。” 

　　中國政府對待儒學也應該非常謹慎，因為盡管壓抑人的欲望，堅持高標準的道德要求等孔子思想對於政府有利，但是人們也要求政府官員具有道德敏感性，以及建立在同樣儒家教導基礎上的透明政府和精英管理。就像基督教倫理，一方麵在《新約全書》中教導人們順從更高的權威，另一方麵正如南美洲的“解放神學”一樣，也可以被用來鼓勵人們拿起武器來推翻政府。 

　　總而言之，中國的儒學複興作為當今中國缺乏指導性意識形態的解決辦法確實為中國帶來更多積極的影響，對於世界其他地方也是有益的。 

　　正如北京的儒家學者高鵬翼注意到的，“儒學的中心觀點是遵循‘中庸之道’，避免極端和衝突。在中國曆史上，和平時期儒家思想常常被重視；戰爭時期，儒家往往不被重視。”也就是說，儒學可以被當作說明“中央王國”正走向和平而不是戰爭的象征。 

　　隨著北京即將在八月份舉行夏季奧運會，貝淡寧希望提出另外一個儒家觀點。“有些西方媒體仍然傾向於把中國當作‘封閉的國家’或者‘排外的國家’。在《論語》中，有這著名的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顯示中國外開放的悠久曆史。奧運會將是歡迎世界各國朋友到來的好機會。 

　　本文介紹的書：貝淡寧著《中國新儒家：變革的社會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ISBN13: 978-0-691-13690-5. US$26.95, 258 pages. 

　　原文注釋： 

　　1．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生，公元前479年卒）是中國思想家和社會哲學家，他的教導和哲學深深影響了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越南人的思想和生活。他的哲學強調個人和政府的道德、矯正社會關係、公平正義和真誠待人。這些價值觀在中國比漢朝（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法家和道家更受歡迎。孔子的思想後來發展成為一個哲學體係也就是“儒學”。儒學由傳教士利瑪竇（Jesuit Matteo Ricci）介紹到歐洲，孔子的拉丁語名字（Confucius）就是利瑪竇首先起的。 

　　（譯自：“The people’s new opium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by Daniel A Bell” Reviewed by Sunny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