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

欄目: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9-03-27 19:16:52
標簽:民族文化複興、精神人文主義
杜維明

作者簡介:杜維明,男,祖藉廣東(dong) 南海,西元一九四〇年生於(yu) 雲(yun) 南省昆明市。先後求學東(dong) 海大學、哈佛大學,受教於(yu) 牟宗三、徐複觀、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學者,一九六六年哈佛博士畢業(ye) 後,先後執教於(yu) 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九八一年回哈佛大學任教,後擔任東(dong) 亞(ya) 係主任,一九九六年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二〇〇八年受北京大學邀請,創立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精神人文主義(yi) 與(yu) 民族文化複興(xing)

受訪者:杜維明

采訪者:張梅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一日癸亥

          耶穌2019年3月27日

 

精神人文主義(yi) 的內(nei) 涵

 

張梅:您近年來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yi) ”,我理解您所說的“精神人文主義(yi) ”實際上包含四個(ge) 向度:一是自我本身的內(nei) 在關(guan) 係,即身心靈神的統一;二是個(ge) 人與(yu) 他者的關(guan) 係,即個(ge) 體(ti) 與(yu) 社會(hui) 的健康互動;三是人類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即整個(ge) 人類和自然的持久和諧;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輔相成,即“天人合一”。近幾十年來,人們(men) 為(wei) 振興(xing) 人文精神做出了各種努力,大家都在呼喚一種真正的全人類都能接受的人文主義(yi) ,在我看來,“精神人文主義(yi) ”的提出可以說是恰逢其時。以您之見,“精神人文主義(yi) ”能夠為(wei) 重振人文精神、解決(jue) 人類社會(hui) 麵臨(lin) 的困境作出哪些貢獻?

 

杜維明:這不是說我們(men) 強加於(yu) 人的一種共識,而是大家考慮到要對人做一個(ge) 全麵的理解時,這四個(ge) 向度都不可分割——你隻注重個(ge) 人而不注重社會(hui) 是不可能的,過分注重社會(hui) 和諧而不考慮個(ge) 人尊嚴(yan) 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過分強調人類中心主義(yi) 而對自然環境不能維持,也是不可持續的,另外如果隻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對很多宗教傳(chuan) 統、精神傳(chuan) 統(超越的上帝、安拉這種精神的最高實體(ti) )完全不照顧到也是不可行的。它們(men) 是四個(ge) 不可分割的向度,但是中間又有很多交互的關(guan) 係,所以講個(ge) 人嚴(yan) 格地說不隻是主體(ti) 性,我認為(wei) 主體(ti) 性是與(yu) 人的自由、人的尊嚴(yan) 、人的誌向、人對自我的了解都有關(guan) 係的,但是主體(ti) 性中間又有互為(wei) 主體(ti) 的因素。對於(yu) 自我的了解,你可以想到將心比心——了解他人也需要同樣的要求,講到個(ge) 人最高的理念一定是和他人有密切的聯係,這樣才能逐漸建構起一個(ge) 以信任為(wei) 基礎而不是完全以契約為(wei) 基礎的社群——家庭就是最好的例子,是自然形成的社群,然後從(cong) 這個(ge) 社群逐漸地擴大。

 

 

 

杜維明

 

現代社會(hui) 是有契約的,陌生人組成各種不同的社群,在這些社群中間又有一定的規約、一定的價(jia) 值、有一定的人與(yu) 人互相信賴的承諾。否則,沒有法製和共同承諾而組成的社會(hui) 是不可能長久的。再有就是大自然,現在的生態環保可以說是重中之重的首要大事,對待這件大事,最基本的層麵而言需要一種態度的改變,而不隻是一種策略、方式或者新的能源、技術的產(chan) 生應用,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需要通力合作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本身的態度問題,如果人類把自然當成是身外物來利用它,這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方式。我們(men) 要把它看作是與(yu) 人有密切關(guan) 係的、血肉相連的一個(ge) 互為(wei) 主體(ti) 的存在——不把它當作身外物,而把它作為(wei) 主體(ti) 之間必須存在的有機聯係。

 

現在國內(nei) 大家關(guan) 注得比較多的是身心和諧、人和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以及人和自然的關(guan) 係問題,而對最後一個(ge) 人與(yu) 天的關(guan) 係問題關(guan) 注度不夠。其實,世界文明中有很多對於(yu) “敬天、畏天”這種信念、信仰,以及超越性的敬重,不僅(jin) 是對天的敬重,對天地萬(wan) 物也一樣的敬重。這種敬重是人能否存活的最基本條件,因此我們(men) 也要加進來。如果把人作為(wei) 立體(ti) 的存在,這四個(ge) 向度都要有,再加上時間這個(ge) 傳(chuan) 統,傳(chuan) 統文化在這個(ge) 立體(ti) 的時空中永遠學習(xi) 、不斷進步、永遠變化、進行互助互動,這樣的過程是人成就世界和諧——至少是世界和平所必須具有的條件。

 

學界有很多人在考慮存不存在這樣一種人文主義(yi) :既不排斥自然,又注重物與(yu) 神。它既注重物,就是和自然的親(qin) 和;又注重神,有很強的精神資源,可是它又是以人為(wei) 核心的,不是“人類中心主義(yi) ”,而是以人為(wei) 關(guan) 注重點的。這種人文主義(yi) 可以超越各種不同宗教的要求——不僅(jin) 超越,而且可以協助一個(ge) 有強烈精神人文主義(yi) 關(guan) 懷的人,成為(wei) 一個(ge) 更好的基督徒、伊斯蘭(lan) 教徒、猶太教徒、佛教徒或印度教徒等,這是精神人文主義(yi) 的一個(ge) 基本觀點。換句話說,精神人文主義(yi) 是開放的、多元的,是向各種不同精神文明發出的邀請,邀請大家一起進行互惠的對話。我曾經倡議通過文明之間的對話而逐漸發展出一種“對話的文明”。我們(men) 講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多元多樣的,在先秦出現各種不同的可能性,現在我們(men) 很希望回到先秦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的盛況。但是從(cong) 宏觀的曆時視野,中國也有縱向的發展,經過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學習(xi) 過程,也就是通過向印度學習(xi) ,佛教才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中國文化從(cong) 曲阜所代表的地方文化變成中原文化,經過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而出現了質的改變。盡管存在批評,也有讚美,但是我們(men) 必須接受佛教已經成為(wei) 中國文化內(nei) 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僅(jin) 它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從(cong) 宋末元初開始,中國同伊斯蘭(lan) 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等“外部世界”進行了多種多樣的貿易交往與(yu) 文化交流,此外,早期的天主教在明代傳(chuan) 入中國並紮根發展,基督教在現代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發展勢頭也很強,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之所以轉變為(wei) 現代文化的助緣。

 

我所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yi) ,天和人不是割裂的、人和物不是割裂的。精神人文主義(yi) 不是這種排斥性的二分法,而是要打破這種思考,融合成為(wei) 不僅(jin) 有一慣性而且是互相交融的共同體(ti) 。例如陰陽是非常好的理解方式,但是我們(men) 把性別問題從(cong) 陰陽裏麵剔出來,我們(men) 不把陰當作女性、把陽當作是男性,而是認為(wei) 陰是一種凝聚的力量、陽是一種創造的力量,這兩(liang) 種力量都是可以互相交融的。從(cong) 實際情況看,如果我的領導是女性,那她實際代表的是陽,而我自己是陰;如果從(cong) 我與(yu) 父親(qin) 的關(guan) 係來說,從(cong) 青年到壯年,我是陰、他是陽,但是他逐漸變年長了,我就成為(wei) 陽、他變成陰了。中國傳(chuan) 統的陰陽理論在宇宙論上有歧視性別的缺陷,而以此角度詮釋陰陽互動,正是要祛除這種偏見。

 

文化中國與(yu) 文化“走出去”

 

張梅:上世紀90年代您提出的“文化中國”論說在海內(nei) 外也產(chan) 生了強烈反響,“文化中國”是我近年來特別關(guan) 注的課題,我曾經拜讀過您的大作《文化中國:以外緣為(wei) 中心》(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在文中您指出“文化與(yu) 政治、經濟大不相同,邊緣地區有時候文化發展得很快,甚至外國人對中華文化發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這對我啟發很大。當前,我們(men) 急切地想讓中華文化“走出去”,但是在我看來,文化“走出去”與(yu) 經濟“走出去”有很大的不同,要靠人的自覺。您覺得目前情況下,對於(yu) 文化“走出去”我們(men) 應該葆有怎樣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

 

杜維明:在我看來,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問題是接受問題,要潛移默化,不管你怎麽(me) 樣去推,都要“心悅誠服”——別人聽了後能不能聽進去,聽進去之後能不能在其身體(ti) 裏麵發揮正麵的作用。此中還牽涉到認同問題,這個(ge) 認同一定得是自願的,通過軍(jun) 事和經濟的力量雖然可以讓人看到文化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不能內(nei) 化到人的生命中去。

 

最好的一個(ge) 例子就是印度文化到中國,印度文化傳(chuan) 到中國完全不是印度人花很大的資本、用很大的力量把它的文化推廣到中國來的,而是那個(ge) 時候中國有精神上的需要,中國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例如法顯、玄奘親(qin) 自去印度取經,印度的大師大德來到中國,例如禪宗的發展(達摩)。大家是以敬重的方式學習(xi) ,這就是文化的意蘊、內(nei) 涵——包含了思想的高度、知識的意境、文學藝術的成就等所展現的世界,有它的吸引力,所以是人家主動來向你學習(xi) ,所以我們(men) 要培養(yang) 自己文化的堅實內(nei) 容,培養(yang) 文化本身的動力以及它的感染力。

 

事實上,談到文化“走出去”,本國文化在國內(nei) 受到什麽(me) 樣的待遇是你能不能走出去的一個(ge) 前提。這個(ge) 前提我們(men) 當前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men) 曾經對我們(men) 的文化做了一個(ge) 相當徹底的粗暴的摧殘,這個(ge) 問題到現在也沒有得到解決(jue) 。當前中國很多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文化並沒有正麵的肯定,沒有感受到其內(nei) 在價(jia) 值,有些甚至根本不把中華文化當作重要的資源,例如,出於(yu) 升學的考慮,他們(men) 可能會(hui) 學一些鋼琴等藝術,作為(wei) 將來入學考試的資本,但是並不是為(wei) 了陶冶他自己,是完全出於(yu) 外在功利的目的而沒有任何內(nei) 在性的,不是“為(wei) 己之學”。所以我覺得文化的對外傳(chuan) 播,有沒有感染力、能不能產(chan) 生影響力,首先是在自我認同的內(nei) 部,首先在於(yu) 我們(men) 內(nei) 部是不是有一種鮮活的動力,像中國的繪畫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經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中國的詩詞歌賦、中國的哲學等也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都是靠人們(men) 自覺自願來完成的。

 

我之前講到“文化中國”,海外華人的確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文化“走出去”的因素,但是除了海外華人之外,還有一批與(yu) 中國和中華民族既無血緣關(guan) 係又無婚姻關(guan) 係的國際人士,這其中既有中國研究學者和漢學家——中國研究成為(wei) 他們(men) 的專(zhuan) 業(ye) ,除此之外,“文化中國”再往大了說還包括長期和中國文化或中國打交道的企業(ye) 家、媒體(ti) 從(cong) 業(ye) 人員和政府官員,例如外交官等。對於(yu) 中國文化,他們(men) 常常是通過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韓文和其他語言來加以了解的,因此,“文化中國”這一觀念要超越語言,有一些不講中文的外國人,但是大家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熱愛,這一部分人也會(hui) 對中國文化的傳(chuan) 播和發展發揮作用。

 

我認為(wei) ,“文化中國”不是一個(ge) 狹隘的地域觀念,不是一個(ge) 狹隘的種族觀念,也不是一種完全關(guan) 於(yu) 語言的觀念。文化與(yu) 族群意識、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過主動自覺的努力而爭(zheng) 取到的。近百年來,中國經過了好幾次的浩劫。從(cong) 文化的立場上講,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那是革文化的命。當時,大批中國人把中國文化摧殘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你說因為(wei) 我是中國人,我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國文化的維護者。這個(ge) 命題根本站不住腳。當時摧殘自己文化的中國人,比比皆是。反過來說,想通過文化的努力來了解中國智慧的外國人,也相當的多——從(cong) 比例上講當然是非常非常少,但是他們(men) 的人數在逐漸增加,我們(men) 不能忽視他們(men) 的重要性。當然現在海外也有部分對中國文化批評比較激烈的,正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激烈批評,使得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陰暗麵有比較深刻的了解和反思,從(cong) 而推陳出新,推動文化的發展,這也是積極作用,使得文化交流能夠開展起來。

 

此外,在我看來,文化“走出去”與(yu) 文化能不能紮根也有很大的關(guan) 係。從(cong) “為(wei) 己之學”來看,就是自己文化的陶養(yang) 有了一定的建樹,有了一定的內(nei) 化能力,它的覆蓋麵會(hui) 擴大,會(hui) 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能夠轉化自己,同時轉化周圍的人。要想中國文化“走出去”,首先在我們(men) 的文化圈,特別是教育領域——不僅(jin) 是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教育也應該包括在內(nei) ,都要有文化自覺,對文化要有一種崇敬感,要父母來鼓勵、社會(hui) 來鼓勵、政府來提倡,但是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敬不是工具性的、狹隘的、功利的方式,而是我們(men) 確實能夠欣賞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

 

張梅:從(cong) 文化中國和儒家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來看,您認為(wei) 當前應怎樣開發儒家的傳(chuan) 統資源,來推動文化中國的發展呢?

 

杜維明:儒家傳(chuan) 統是文化中國中極其重要的文化資源,但是,文化中國所掌握的資源非常豐(feng) 富,不隻是儒家傳(chuan) 統,還有道教、佛教、民間傳(chuan) 統等其他傳(chuan) 統。中國的民間宗教傳(chuan) 統裏頭,有儒家的成分,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分,而是佛家的,佛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在台灣地區、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來。文化中國還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資源,例如法家的思想、墨家的思想,甚至於(yu) 陰陽五行的思想,各種西方的思潮,這些都是文化中國的資源,所以文化中國的資源是多元的、多樣的且非常豐(feng) 富的。

 

從(cong) 客觀上來說,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在現階段是薄而不是厚,其價(jia) 值領域是少而不是多,這是我們(men) 現在碰到的一個(ge) 非常嚴(yan) 肅的課題。是什麽(me) 原因造成這個(ge) 現象的呢?是“五四”以來的強勢意識形態,是西化,這個(ge) 西化所體(ti) 現出來的精神,可以說是物質主義(yi) 、現實主義(yi) 和廣義(yi) 的科學主義(yi) 。這個(ge) 強勢的思想在文化中國的各個(ge) 地方影響力都非常的大。例如在中國大陸,有所謂的商業(ye) 大潮,大家“下海”以後,物質主義(yi) 、現實主義(yi) 、功利主義(yi) 、科學主義(yi) 更加突出了。在台灣,雖然宣傳(chuan) 中國文化,但它是從(cong) 工具理性的角度宣傳(chuan) 中國文化,以前是為(wei) 了替國民黨(dang) 造勢,現在台灣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物質主義(yi) 、現實主義(yi) 、功利主義(yi) 、科學主義(yi) 。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社會(hui) ,工具理性的影響最大,突出了經濟和政治,對於(yu) 社會(hui) 文化,特別是人文社會(hui) 科學並不重視。

 

儒家傳(chuan) 統是文化中國的資源之一,值得發揚。但是我們(men) 不要忘記了,無論文化中國的觀念多寬、多廣,都沒有辦法完全涵蓋儒家傳(chuan) 統,因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也是東(dong) 亞(ya) 文明的體(ti) 現。換句話說,儒家傳(chuan) 統也是日本的、朝鮮的、越南的,將來也可能成為(wei) 歐美的。作為(wei) 一個(ge) 有生命力的文化傳(chuan) 統,儒家傳(chuan) 統已經不僅(jin) 在中華大地,同時也在日本、朝鮮、越南以及很多其他地方開花結果。所以,我們(men) 不能說文化中國這個(ge) 傳(chuan) 統把儒家傳(chuan) 統完全包括在內(nei) 了。正因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是東(dong) 亞(ya) 文明的體(ti) 現,所以,整個(ge) 儒家傳(chuan) 統對世界文化是從(cong) 多元文明對話的角度來理解的,因而它所能作出的貢獻就不僅(jin) 是文化中國的貢獻,也是整個(ge) 東(dong) 亞(ya) 文明的貢獻。

 

儒學的前景與(yu) 未來發展

 

張梅:因為(wei) 工作的關(guan) 係,近年來我在海外接觸到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hui) 階層的華裔,從(cong) 他們(men) 的言行中我能感受到他們(men) 身上所流露出來的儒家文化精神。我覺得,儒家倫(lun) 理在海外華僑(qiao) 華人社區正在轉化為(wei) 僑(qiao) 胞日常生活中的行動,體(ti) 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可是在中國大陸儒家文化卻經曆著相當不同的境遇。在中國大陸將來發展的過程中,儒學會(hui) 不會(hui) 起積極的作用?另外,您對儒學的發展前景、未來研究方向、研究重點持怎樣的看法?

 

杜維明:我是在台灣長大的,在美國待的時間很長,第一次回中國大陸是在1979年,我跟隨美國科學院的學術代表團短暫回來大概一個(ge) 月的時間,對國內(nei) 的情況有了初步的了解。1980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做學術報告的同時,也向重要的曆史學家如趙光賢、白壽彝、何茲(zi) 全等教授請教。當時海外學界(尤其是台灣),對儒家的理解基本是正麵的,但是在中國內(nei) 地,因為(wei) 受“文革”的影響,總體(ti) 感覺理解儒家的負麵內(nei) 容居多,儒學類似於(yu) 一個(ge) 符號。那時候的知識分子都是1978、1979年考進大學的,現在已經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政治經濟的中堅力量。我當時問了自己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儒學在中國將來的發展前景問題,二是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精神在中國的發展態勢將會(hui) 是怎樣。在和老中青三代學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從(cong) 當時大家的回應,我感到都是正麵的,那是1980年左右,距離現在有很長的時間,但是可以看出來現在有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不是一般的社會(hui) 層麵的改變,而是從(cong) 政府決(jue) 策一直到企業(ye) 界——現在企業(ye) 界裏學習(xi) 儒學的風氣比較盛行,特別是大家對王陽明重要性的認識,都有所改變。

 

這方麵文化的改變是漸近的,但是這種改變是很深沉的,從(cong) 當時完全政治化的“批林批孔”“破四舊”的形態,逐漸走向學習(xi) 儒學,例如學習(xi) 《弟子規》——當然有些地區有一些過火了,發展到要背誦一些現在看來沒有什麽(me) 意義(yi) 的禮俗。現在的改變還體(ti) 現在,以前儒學幾乎不在主流思想的考慮範圍之內(nei) ,現在人們(men) 一般認為(wei) 在中國有三大潮流:馬列主義(yi) 、自由主義(yi) 所代表的一些思潮,還有儒學,這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儒學複興(xing) 的勢頭已經非常清楚了。現在如果社會(hui) 上有人講鄉(xiang) 村儒學、生命儒學、生活儒學、政治儒學,至少也不會(hui) 引起反感。

 

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以印度尼西亞(ya) 為(wei) 例,現在發展的勢頭很好,它有儒教,儒家是他們(men) 信仰的宗教。馬來西亞(ya) 也有這樣的傳(chuan) 統。新加坡也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盡管它受西方影響很大,是中國文化圈中最為(wei) 西化的,但是經過好幾代人的調查研究——他們(men) 有數據為(wei) 證,新加坡的人,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受到漢語或者英語深刻影響的人,他們(men) 認為(wei) 最重要的價(jia) 值仍然是孝,這是新加坡深刻的傳(chuan) 統,這當然和儒家有一定的關(guan) 係。李光耀已經了解到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hui) 中,儒家的根是很強的。

 

另外,儒學作為(wei) 源遠流長的大傳(chuan) 統,它必須分成各個(ge) 不同的發展階段,有時間的概念。在曆史長河中,儒學分為(wei) 三期:第一期是從(cong) 公元前6世紀孔子時代一直到漢代,儒學從(cong) 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漸成為(wei) 中原文化的主流。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wei) 中華民族,儒家文化在早期是作出了一些貢獻的。比如說孟子,孟子曾提出人禽之辨、夷夏之辨、義(yi) 利之辨、王霸之辨,突出人性、文明、義(yi) 理和王道的儒家人文精神,這些問題的提出逐漸塑造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模式。當時,孔孟思想在政治上影響不大,後來在教育、文化上影響逐漸擴大,逐步深入民間、深入政治文化,為(wei) 中華文化的自我認同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cong) 11世紀(唐末宋初)儒家文化複興(xing) 即宋明儒學開始複興(xing) ,儒學發展進入了第二階段,儒家文化從(cong) 中國文化的一個(ge) 側(ce) 麵發展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文明的體(ti) 現,從(cong) 中國傳(chuan) 到朝鮮、越南、日本、東(dong) 南亞(ya) 等有海外華人聚居的地區。

 

19世紀中葉,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開始,儒家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特別是以啟蒙運動為(wei) 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逐漸從(cong) 政治、社會(hui) 、經濟各個(ge) 層麵撤退,發生了李鴻章所講的“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這個(ge) 大變化使得儒家文化逐漸在中國精英知識界影響變小,很多人成為(wei) 批評儒學的幹將,例如在“五四”時期,像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都成為(wei) 批評儒學的幹將。建國以來,儒家文化發展也很曲折。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文化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儒學到底有沒有第三期發展前景的問題,就成為(wei) 大家考慮的問題。儒家文化被認為(wei) 是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產(chan) 物,它和經濟上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與(yu) 宗法社會(hui) 、專(zhuan) 製政體(ti) 有著密切的不解之緣,這被認為(wei) 是儒家陰暗麵的問題。從(cong) 正麵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yu) 受到西方啟蒙運動代表的人文主義(yi) 等的衝(chong) 擊,進行了自我調節。100多年來,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從(cong) 康有為(wei) 、梁啟超到“五四”時期的熊十力、梁漱溟、賀麟、馮(feng) 友蘭(lan) 、張君勱等,到1949年建國後海外的牟宗三、徐複觀、錢穆、方東(dong) 美等一直在做這一工作。到現在為(wei) 止,至少有三代人在設法對儒家傳(chuan) 統受西方挑戰、被解構以後,如何麵對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做著調節的嚐試與(yu) 努力。現在,我們(men) 希望儒家哲學本身能夠進行開陳出新、精神再造。儒家如何麵對西方文化提出來的新的挑戰,特別是科學民主,當然也包括自由、人權、法製、個(ge) 人的尊嚴(yan) 這些基本精神,這些精神怎麽(me) 能夠成為(wei) 發展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這是大家比較關(guan) 注的。

 

儒家從(cong) 先秦開始一直發展到宋明理學,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人生觀的問題,就是對人生的態度。此外,還有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和世界主要文明——猶太文明、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對話、比較和交流中來擴大儒家人文精神的內(nei) 涵,加深對人各個(ge) 側(ce) 麵反思的深度,這是一個(ge) 大問題,這是全麵地發展儒家的人文精神。但這不是如同一個(ge) 筐,把各種好處都拿進來,這是做不到的,它要有一種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國從(cong) 宋明以後到現在經過了那麽(me) 多的改變,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提之下,我們(men) 如果要開陳出新,就必須對自己文化的正麵和負麵的實際情況有非常深刻的自知之明,在這種基礎上,通過和他們(men) 真誠的對話,改變我們(men) 以前對自己文化內(nei) 部的了解——我們(men) 不僅(jin) 要從(cong) 內(nei) 部了解,還要從(cong) 外部了解,而且是一種批判的了解。

 

我認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能不能繼續發展,一個(ge) 很關(guan) 鍵的課題是,它的批判精神能不能維持。其實,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特別是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個(ge) 很難解的結。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很多學者都提到了這個(ge) 結,那就是儒家與(yu) 權力的關(guan) 係問題。在儒家成為(wei) 中國主流文化以後,在中國的文化圈,不是法家和儒家鬥,而是兩(liang) 種儒家在鬥爭(zheng) 。一種以服務政治權力為(wei) 目的,為(wei) 了獲得其發言權和影響力,依附政治權力,成為(wei) 政治控製的軟力量和機製,不具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性,這是一種儒家。另一種儒家從(cong) “為(wei) 己之學”開始,有非常強的人格發展,代表道德理性,是一種為(wei) 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的力量,這種力量是通過個(ge) 人的道德自覺,實現家庭、社會(hui) 的和諧,同時用這個(ge) 力量來轉化社會(hui) 、移風易俗,使得參政的人的品質以及政治的品質本身有所提升——以道德理念和精神價(jia) 值轉化政治,使得它確實為(wei) 人民服務,為(wei) 了長遠的社會(hui) 安定與(yu) 和平(區別於(yu) 狹隘的民族主義(yi) ),這是有正麵意義(yi) 的。

 

我們(men) 有“天下”的觀念,有“命運共同體(ti) ”這種世界共同發展的理念,我們(men) 與(yu) 世界可以通過對話和和平相處的方式來發展,因而這種儒學與(yu) 自由、民主、科學存在配合的可能。這種儒學與(yu) 前麵我所說的喪(sang) 失了文化自覺,放棄了人格尊嚴(yan) ,完全依附於(yu) 政權,特別是依附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很糟糕的政權、為(wei) 他們(men) 服務的儒學不一樣。以權力為(wei) 目的和以道德理想為(wei) 目的來轉化政治的這兩(liang) 種儒學力量的鬥爭(zheng) 非常強烈。所以說這是中國儒學往前發展的關(guan) 鍵,就是能不能在儒學的人文精神方麵發聲,這與(yu) 放棄這種人文精神完全依靠外在力量、“曲學阿世”的儒學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liang) 條路。

 

張梅:您覺得儒學將來會(hui) 成為(wei) 世界共通文化嗎?

 

杜維明:儒學成為(wei) 世界共通的文化是我們(men) 的目標,但是現在看起來難度不小,因為(wei) 我們(men) 要找到大家都能夠基本接受的人文價(jia) 值或人文精神——這個(ge) 理想要成為(wei) 現實有很大的困難,會(hui) 遭遇各種不同的誤會(hui) ,比如以前有的人認為(wei) 我們(men) 走出去是要用我們(men) 的價(jia) 值取代人家的價(jia) 值,認為(wei) 中國是狹隘的民族主義(yi) 或者中國想一枝獨秀。你要說明你不是這樣的,你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麵上能夠展現出來,讓大家心悅誠服,這不是讓比你有權有勢的人能不能接受的問題,而是讓比你差了很多的社會(hui) 對你的理念也能夠認同。

 

張梅:在我看來,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不應隻囿於(yu) 經濟、政治層麵,還應包含文化層麵。更具體(ti) 地說,民族複興(xing) 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儒家文化作為(wei) 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與(yu) 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guan) 。您認為(wei) 儒家文化中的哪些資源能夠為(we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杜維明:我覺得這個(ge) 問題可以換個(ge) 表述,換成“儒家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可以為(wei) 促進人類社會(hui) 的進步發展而作出積極貢獻”。中華民族複興(xing) 不僅(jin) 是為(wei) 了我們(men) 自己,也是為(wei) 了世界。從(cong) 對話的角度來說,“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底線是健康的。我應聯合國前秘書(shu) 長科菲·安南的邀請參加為(wei) 推動文明對話而組建的“世界傑出人士小組”已經快20年了,我清楚地知道這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yu) 人”是可以配合的,而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yu) 人”應該以“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為(wei) 基礎,這樣才不會(hui) 引起信仰衝(chong) 突所帶來的矛盾。另外還要加上一個(ge) “人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的努力、我的發展實際上也是為(wei) 我周圍的人創造條件。這種倫(lun) 理上的基礎和“仁者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天下觀念(不是一種政治話語)中的同情、移情、慈悲等有感通的可能性。這不僅(jin) 和理性是沒有衝(chong) 突的,而且理性和共感的情應該配合起來。所以我們(men) 看待這個(ge) 世界,我們(men) 對待在世界所碰到的困境不能完全以工具理性的目的和手段來理解,而應該從(cong) 更寬廣的人類的共同存活、共同繁榮來理解。以前有人提出來“地球憲章”,我們(men) 怎麽(me) 樣和地球建立一種親(qin) 和的關(guan) 係,這是基礎,基礎開始於(yu) 人所處的世界,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人存在不是為(wei) 了吃飯,人的存在是有意義(yi) 的,人是有價(jia) 值的,“天生人成”,我們(men) 還要幫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們(men) 的生活世界裏麵體(ti) 現出來。這話聽起來像是空話,但是,如果在每個(ge) 人的心裏,大家都有這樣一種自覺,那麽(me) 這不僅(jin) 僅(jin) 意味著一個(ge) 人發展,而是一個(ge) 國家的發展、一個(ge) 民族的發展。

 

這個(ge) 問題是說中華民族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要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方法自信。我們(men) 獨特的路又是和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現在的和平共存相配合的。中華民族不可能走一條與(yu) 世界文明將來能夠和平共存必須要走的寬廣大道相違背的道路,不可能走一條狹隘的民族主義(yi) 的路。我們(men) 要考慮到美國有美國的民族主義(yi) 、俄羅斯有俄羅斯的民族主義(yi) 、印度有印度的民族主義(yi) ,我們(men) 要在這個(ge) 基礎上麵找到大家都能和平共處的和諧道路。

 

(本文收入《哈佛學者看中國和世界》一書(shu) ,當代中國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