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劉強作者簡介:劉強,字守中,別號有竹居主人,筆名留白,西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陽人,複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詩學研究中心主任,詩學集刊《原詩》主編、古代文學與(yu) 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出版《世說新語會(hui) 評》《有刺的書(shu) 囊》《竹林七賢》《魏晉風流》《驚豔台灣》《世說學引論》《清世說新語校注》《論語新識》《古詩寫(xie) 意》《世說三昧》《穿越古典》《曾胡治兵語錄導讀》《世說新語研究史論》《世說新語資料匯編》(全三卷)《四書(shu) 通講》《世說新語新評》《世說新語通識》等二十餘(yu) 種著作。主編《原詩》四輯、《中華少兒(er) 詩教親(qin) 子讀本》十一卷、《世說新語鑒賞辭典》及論文集多種。 |
劉勰“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說新論——六朝山水審美勃興(xing) 的儒學省察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初八日庚戌
耶穌2019年3月14日
【提要】劉勰的“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說,不僅(jin) 突顯了玄言詩與(yu) 山水詩的內(nei) 在張力,更蘊含著對於(yu) 詩歌本質論和文學新變論的“價(jia) 值判斷”。其隱而未彰的意涵是:東(dong) 晉以來,以“莊老”玄理入詩的風氣,阻斷了詩歌言誌、緣情、比興(xing) 、寄托之通道,使詩歌陷入到“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窠臼中而不得舒展,而劉宋初年山水詩的蔚然興(xing) 起,正是擺脫了玄言詩的玄虛枯淡之弊,才終於(yu) 接通了詩歌之“情誌”“興(xing) 寄”的千年傳(chuan) 統,從(cong) 而獲得了煥然一新的麵貌和滋潤活潑之生機的。遺憾的是,劉勰基於(yu) 儒家詩學和美學立場的這一論說,卻長期有意無意地被誤讀和遮蔽了。實際上,六朝山水審美及山水詩的勃興(xing) ,固然與(yu) 道、佛思想不無關(guan) 係,卻更是儒家“山水比德”觀念、詩騷精神和興(xing) 寄傳(chuan) 統長期浸潤的結果,而劉宋初年儒學思潮的回歸,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關(guan) 鍵詞】劉勰;《文心雕龍》;莊老思想;山水審美;儒學省察
一、“莊老”與(yu) “山水”的曆史糾結
在既往對中國美學史和文學史的考察中,魏晉六朝自然審美及山水文學的興(xing) 起,因為(wei) 具有裏程碑式的文化意義(yi) 而備受矚目。自南朝以降,圍繞此一問題而展開的討論,常如吉光片羽,時或閃現於(yu) 文人學者的文集、詩話、筆記以及研究著作中。尤其是,劉宋初年山水詩緣何興(xing) 起?山水詩與(yu) 玄言詩到底是何關(guan) 係?諸如此類的論說,幾乎成了文人學者們(men) 的學術必答題,千餘(yu) 年來,聚訟不已。而爭(zheng) 論的持續展開,毋寧說是因劉勰(465?—520?)的一句話而起。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誌,崇盛忘機之談。袁、孫以下,雖各有雕彩,而辭趣一揆,莫與(yu) 爭(zheng) 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wei) 俊矣。宋初文詠,體(ti) 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li) 采百字之偶,爭(zheng) 價(jia) 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xie) 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1]
此一段論述,揭櫫了晉宋之際詩歌嬗變之大體(ti) 軌跡,一言以蔽之,即“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對於(yu) 劉勰此論,通常的理解以為(wei) ,這是說在南朝劉宋初年,以闡發老莊玄理為(wei) 旨歸的玄言詩宣告退場,而以模山範水、巧構形似之言為(wei) 主的山水詩勃然興(xing) 起。揆諸詩歌發展之曆史,可知彥和所言不虛。然而,劉勰的這一頗具卓識的論說,卻引發了相當持久而激烈的爭(zheng) 論,特別是近代以來,隨著文學史和詩歌史意識的不斷自覺,對劉勰此說的評騭,更是褒貶參半,抑揚不一。
比較正麵的評價(jia) 往往順著劉勰的思路“接著說”,標舉(ju) 謝靈運在山水詩興(xing) 起中的領軍(jun) 地位。如清人王士禎說:“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yu) 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le) 出,始創為(wei) 刻劃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穀水泉之情狀,昔人所雲(yun) ‘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le) 為(wei) 宗。”[2]沈德潛也說:“劉勰《明詩篇》曰:“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見遊山水詩以康樂(le) 為(wei) 最。”[3]再如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雲(yun) :“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雲(yun) 物,則謝靈運為(wei) 之主。”[4]晚近以來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對劉勰的觀點也多持肯定態度,認為(wei) 其對晉宋之際文學演進的描述和判斷,還是大體(ti) 公允並值得參考的[5]。
相比正麵的肯認,反麵的評價(jia) 更為(wei) 引人注目,大體(ti) 又可分為(wei) 兩(liang) 派。一派是抓住“山水方滋”一句,在其發生時間上做文章,借以反駁劉勰的論斷。如錢鍾書(shu) 就提出“山水方滋,當在漢季”[6];範文瀾則說:“寫(xie) 山水詩起自東(dong) 晉初庾闡諸人。”[7]另有論者以為(wei) “山水方滋,當在建安”[8];等等。必須指出,這一種山水文學“提前”說,雖不失為(wei) 一種學術研究的視角,卻難免顧此失彼,使對劉勰“莊老告退,山水方滋”的討論,偏離了問題的核心。蓋劉勰《明詩》一篇,實是論“詩”,而非論“文”;證明山水文學之興(xing) 起或在劉宋之前,無形中把“莊老告退”置之度外了,實在無關(guan) 劉勰“問題意識”之宏旨。須知劉勰所關(guan) 切的,不是山水文學起於(yu) 何時,而是“莊老”與(yu) “山水”之間究竟有何內(nei) 在聯係。
另一派則認為(wei) “山水方滋,莊老未退”。如清人沈曾植就說:“元嘉關(guan) 如何通法,但將右軍(jun) 蘭(lan) 亭詩與(yu) 康樂(le) 山水詩,打並一氣讀。劉彥和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軒輊,此二語便墮齊、梁人身分。……康樂(le) 總山水老莊之大成,開其先支道林。”[9]近人馬一浮亦說:“劉彥和乃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殊非解人語。自來義(yi) 味玄言,無不寄至山水。如逸少、林公、淵明、康樂(le) ,故當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與(yu) 言詩、可與(yu) 論書(shu) 法矣。”[10]二公皆晚清以來名公碩儒,均主“莊老”與(yu) “山水”不分軒輊說。舊派學者如此,新派學者更不必說。如王瑤說:“他們(men) 發現以玄言來說理,反不如用山水來表理更好,更有文學的效用。因此山水詩便興(xing) 起了。‘老莊’其實並沒有告退,而是用山水喬(qiao) 裝的形態又出現了。”[11]羅宗強也認為(wei) ,“老莊之人生境界進入文學,乃是山水進入文學的前奏,山水意識是建立在老莊人生情趣之上的”。[12]
這一派觀點兼顧兩(liang) 端,相比山水文學“提前”說,顯然更為(wei) 靠近劉勰的“問題意識”,卻無一例外地基於(yu) 一個(ge) 共同的判斷:既然老莊哲學是崇尚自然的,那麽(me) “山水”便不可能與(yu) “莊老”相對立。其問題意識同樣發生了不易覺察的“位移”,即由“山水何時興(xing) ”滑到了“莊老是否退”[13]。持此觀點的學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劉勰說“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顯然不是基於(yu) “莊老”與(yu) “山水”二者之“同”,而是基於(yu) 二者之“異”的。沈曾植說劉勰“意存軒輊”,可謂別具隻眼,然其接著說“便墮齊、梁人身分”,又將劉勰的本義(yi) 誤解了。正如孫明君所說:“劉勰之語強調了‘莊老’與(yu) ‘山水’之間的差異性,王瑤等先生則強調‘莊老’與(yu) ‘山水’之間的交融性。……如果不強調‘莊老’與(yu) ‘山水’之間的差異性,則無法說明詩歌從(cong) 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型。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劉勰之語沒有問題。”這個(ge) 判斷應該是比較接近劉勰的本義(yi) 的。不過,在表達這層意思之後,孫明君又回到“莊老”與(yu) “山水”在不同時段的比重及程度的考量上,轉而認為(wei) “在東(dong) 晉詩壇上‘莊老’與(yu) ‘山水’並不是一對矛盾的概念。……前期的特點是‘莊老興(xing) 盛,山水體(ti) 道’,而後期的現狀是‘莊老告退,山水方滋’”[14]。這就又把本已找到的“焦點”失去了[15]。其實,仔細品味劉勰此論語氣,“而”字相當吃緊。竊謂此一“而”字,並非表時間先後的承接關(guan) 係(如“而後”),而是表條件或因果的承接關(guan) 係,相當於(yu) “因而”“故而”“從(cong) 而”,其潛台詞似乎是——“莊老”如果“不退”,“山水”實在難以“方滋”!
那麽(me) ,在劉勰的真實語境中,“莊老”與(yu) “山水”究竟是何關(guan) 係?既然劉勰將二者之“軒輊”或曰“差異性”如此清晰地表述出來,為(wei) 什麽(me) 後人總是無法理解,以至總在時間早晚和程度輕重上做文章呢?這是筆者不揣譾陋,近年來十分措意而又試圖解決(jue) 的一個(ge) 詩學理論問題。
竊以為(wei) ,劉勰的“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說,不唯是一對文學史和詩歌史發展進程的“事實判斷”,更蘊含了對於(yu) 詩歌本質和文學藝術創新的“價(jia) 值判斷”。其隱而未彰的意涵是:東(dong) 晉以來,以“莊老”玄理入詩的風氣,顯然阻斷了詩歌“言誌”“緣情”“比興(xing) ”“寄托”之通道,使詩歌陷入到“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鍾嶸《詩品序》)的“理窟”之中而不得舒展,而劉宋初年山水詩的蔚然興(xing) 起,正是擺脫了玄言詩的玄虛枯淡之弊,才終於(yu) 接通了詩歌的“情誌”“興(xing) 寄”的千年傳(chuan) 統,從(cong) 而獲得了煥然一新的麵貌和滋潤活潑的生機的。遺憾的是,劉勰基於(yu) 儒家詩學和美學立場的這一論說,卻長期有意無意地被誤讀和遮蔽了。實際上,六朝山水審美及山水詩的勃興(xing) ,固然與(yu) 道、佛思想不無關(guan) 係,卻更是儒家“山水比德”觀念及詩騷精神和興(xing) 寄傳(chuan) 統長期浸潤的結果,而劉宋初年儒學思潮的回歸,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要將此點說明,就必須麵對“老莊”思想與(yu) “山水”審美“不分軒輊”的認識論挑戰。
二、“莊老”思想與(yu) “山水”審美的內(nei) 在張力
毋庸置疑,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作為(wei) 一哲學概念的“自然”範疇出自道家思想;但是,道家或“莊老”的所謂“自然”,與(yu) 我們(men) 通常所說的作為(wei) 審美對象的“自然”或“山水”,究竟並非一物。在《老子》一書(shu) 中,“自然”概念出現5次,[16]皆作本然、天然解,指的是一種自在、自為(wei) 、自成,不加人為(wei) 影響的本初狀態,這和作為(wei) 審美對象的“自然”和“山水”有著根本區別。“自然”在《莊子》一書(shu) 中出現8次[17],大旨亦與(yu) 老子同。可以說,作為(wei) 本體(ti) 論世界觀的道家“自然哲學”(即“莊老”),與(yu) 作為(wei) 審美經驗的“自然美學”(即“山水”),本質上並無直接和必然的聯係。翻開《老子》《莊子》二書(shu) ,除了如“北冥有魚”“海運圖南”以及“藐姑射之山”之類描寫(xie) 可以看作山水文學的雛形之外,幾乎看不到自然或“山水”審美的基本觀念。而“上善若水”“天下莫柔於(yu) 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之類論說,旨在強調“水德”,也與(yu) 山水審美無涉。至於(yu) 《老子》第十二章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以聖人為(wei) 腹不為(wei) 目”,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第六十三章“為(wei) 無為(wei) ,事無事,味無味”“恬淡為(wei) 上,勝而不美”,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以及《莊子·知北遊》所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諸如此類的論說,與(yu) 其說是美學觀,不如說反審美的美學觀。難怪王弼要說“道之出言淡然無味”[18]了。
以往的文學史及美學史著作,如劉若愚、李澤厚諸家,大抵強調道家思想對文學藝術的影響,而將儒家思想作為(wei) “實用理性”加以貶斥,認為(wei) 其對文學藝術和審美文化的發展大有阻礙。這種有意無意地貶損儒家、抬高道家的現象,細思不過是受到百餘(yu) 年來反儒思潮和意識形態話語影響所致,所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筆者對此已有駁論,此不贅[19]。好在即便如此,也並未形成“雷同一響”的局麵。比如,在談到莊子美學時,美學家敏澤就指出:“山川自然之作為(wei) 審美對象,始於(yu) 漢末。在《莊子》一書(shu) 中,雖曾有一些片段的關(guan) 於(yu) 自然景物的描述,但隻是為(wei) 了宣揚其任自然的思想,並非為(wei) 了自然美本身。自然之美,在《莊子》一書(shu) 中,仍然是手段,而非目的。”[20]蕭華榮也認為(wei) :“莊子本非論詩而通於(yu) 詩理的‘潛詩學’。……不能把莊子對詩學思想的影響過分誇大。莊子的人生態度有審美的成分,但從(cong) 根本上說他是執著於(yu) 現實,憤疾於(yu) 現實,絕沒有真正超越現實的利害關(guan) 係。不能認為(wei) 儒家詩學隻講倫(lun) 理教化,而將審美理論完全歸之於(yu) 釋、道的影響。”[21]這說明,從(cong) 理論的源頭來看,“莊老”哲學與(yu) “山水”審美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不易覺察的衝(chong) 突和張力。
從(cong) 文學史特別是詩歌史的發展演進來看,這一衝(chong) 突和張力更為(wei) 突出,並最終落實在劉勰所論的“莊老”與(yu) “山水”也即玄言詩與(yu) 山水詩的“因革”問題上。美學家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nei) 發現了自己的深情。”[22]遺憾的是,玄言詩人們(men) 卻把心中的“深情”藏匿起來,轉而從(cong) “自然”中去尋找“玄理”。早在劉宋初年,檀道鸞便發現了這一問題的嚴(yan) 峻性。其所撰《續晉陽秋》說:“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hui) 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ti) 盡矣。”[23]沈約《宋書(shu) ·謝靈運傳(chuan) 論》也說:“在晉中興(xing) ,玄風獨扇,為(wei) 學窮於(yu)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yi) 殫乎此。自建武暨於(yu) 義(yi) 熙,曆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yun) 委,莫不寄言上德,讬意玄珠,遒麗(li) 之辭,無聞焉爾。”與(yu) 劉勰同時代的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yu) 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chuan) ,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詩品》卷下又說:“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24]
無論是檀道鸞的“詩騷之體(ti) 盡矣”,沈約的“遒麗(li) 之辭,無聞焉爾”,還是鍾嶸的“建安風力盡矣”,無不流露出對東(dong) 晉玄言詩的不滿和批判。這種不滿和批判絕非基於(yu) 個(ge) 人好惡或一時風尚,而是來自對詩歌作為(wei) 抒情文學的一種本質指認。質言之,“莊老”和“山水”之辨,實際上也是“言理”與(yu) “緣情”之辨。以往討論玄言詩,多標舉(ju) 所謂“以玄對山水”[25],殊不知,“以玄對山水”付諸理論則可,付諸文學和詩歌的創作則不可。且不說作為(wei) 中國詩歌“開山的綱領”的“詩言誌”說,即便揚雄的“詩人之賦麗(li) 以則”,曹丕的“詩賦欲麗(li) ”,以及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無不說明詩歌是內(nei) 在情誌與(yu) 外在詞采的有機融合,是充滿美感和愉悅的性情文字。錢鍾書(shu) 曾說:“徒言情可以成詩;……專(zhuan) 寫(xie) 景亦可以成詩;……惟一味說理,則於(yu) 興(xing) 觀群怨之旨,背道而馳,乃不泛說理,而狀物態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寫(xie) 器用之載道。”[26]此真明詩歌本質之言也。玄言詩的寡淡和晦澀,與(yu) 真正的“詩心”和“詩美”是隔膜的,玄言詩中的山水因子,隻是作為(wei) 玄理的前奏和附庸而存在,故劉勰的“體(ti) 有因革”,當作偏義(yi) 複詞理解(偏重在“革”),強調的不是“山水”對於(yu) “玄言”的“因”,而恰是前者對於(yu) 後者的“革”。這一點從(cong) 鍾嶸認為(wei) 謝靈運源出於(yu) 曹植就可一目了然[27]。也即是說,山水詩所“因”者,是“詩騷之體(ti) ”與(yu) “建安風力”,是“骨氣”與(yu) “詞采”,是“雅怨”與(yu) “文質”,絕非“莊老”與(yu) “玄理”!
解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最有說服力的還是劉勰本人的論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劉勰說:“自中朝貴玄,江左彌盛,因談餘(yu) 氣,流成文體(ti) 。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yi) 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xing) 廢係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我們(men) 從(cong) “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一句,不難看出劉勰對玄言詩“言不由衷”“理過其辭”的批判。而在《神思篇》中,劉勰表達了對於(yu) “山水”的“情有獨鍾”:“登山則情滿於(yu) 山,觀海則意溢於(yu) 海。”相對於(yu) “以玄對山水”,不妨稱之為(wei) “以情對山水”。沒有作為(wei) 審美主體(ti) 的人對山水的“深情”,作為(wei) 審美客體(ti) 的“山水”又如何“方滋”呢?又,同書(shu) 《情采篇》說:“昔詩人什篇,為(wei) 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wei) 文而造情。”既然劉勰主張“為(wei) 情造文”,反對“為(wei) 文造情”,可想而知,“為(wei) 理造文”“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更是他絕對不可能接受的!如果說“莊老告退”喻示著“理”的稀釋,那麽(me) “山水方滋”便體(ti) 現出“情”的深濃。因此,“以玄對山水”的玄言詩,必然要被“以情對山水”的山水詩所取代,可無疑也。以往論者對於(yu) 劉勰此論的解讀,或者“接著說”,或者“反著說”,唯獨沒有“照著說”,故而劉勰的本義(yi) 反倒湮沒不彰了。
我們(men) 不否認,老莊思想中的許多觀念,如“遊心於(yu) 物之初”“滌除玄覽”“致虛極,守靜篤”“心齋”“坐忘”諸說,的確對文學藝術的運思過程及審美觀念產(chan) 生過重大影響[28]。但是,也應該看到,這種影響作用於(yu) 園林、書(shu) 畫、小說等藝術樣式上往往能夠獲得成功,唯獨在追求形象性、抒情性、象征性、含蓄性、豐(feng) 富性的詩歌上,卻沒有產(chan) 生真正傑出的作品,提供足資繼承和學習(xi) 的典範,玄言詩即其顯例。《世說新語·文學篇》第85條:“簡文稱許掾雲(yun) :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許掾即許詢,東(dong) 晉玄言詩重要作家,所謂“五言詩”,蓋其所作玄言詩也。餘(yu) 嘉錫在仔細研讀許詢僅(jin) 存幾首的玄言詩後,毫不留情地說:“如是而已,未見所以為(wei) 妙絕者。”[29]也有論者指出:“這些玄理滲透的玄言詩具有深刻的內(nei) 在矛盾:玄言詩抒情模式表現了作為(wei) 一個(ge) 過程的遊覽中發生的情緒消逝的變化,其總體(ti) 模式是景句與(yu) 理思截分兩(liang) 節,並未實現景與(yu) 理(感性與(yu) 理性)彼此打通貫穿為(wei) 一首富有整體(ti) 感的詩作。實際上,也就是浸淫入詩的玄學理思還未能作用於(yu) 詩人對山水的觀法,而隻是內(nei) 在理思的純粹演繹,這與(yu) 寫(xie) 景句所產(chan) 生的山水意識形成強烈的對抗。”[30]由此可知,玄言詩雖盛極一時,留下的作品不唯不多,水準亦極為(wei) 有限。在論及玄言詩之弊時,黃侃說:“若孫許之詩,但陳要妙,情既離乎比興(xing) ,體(ti) 有近於(yu) 伽陀,徒以風會(hui) 所趨,仿效日眾(zhong) ,覽《蘭(lan) 亭集》詩,諸篇共恉,所謂琴瑟專(zhuan) 一,誰能聽之?達誌抒情,將複焉賴?謂之風騷道盡,誠不誣也。”[31]
“文學即人學”,離不開情感的抒發與(yu) 形象的描畫。歌德說:“藝術要通過一種完整體(ti) 向世界說話。但這種完整體(ti) 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實,或者說,是一種豐(feng) 產(chan) 的神聖的精神灌注生氣的結果。”[32]準乎此,僅(jin) 有“理性”而沒有“感性”和“生氣”灌注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動人的。劉勰《情采篇》說“繁采寡情,味之必厭”,更何況“寡采又寡情”的玄言詩呢?作為(wei) 一種因應時代思潮而產(chan) 生的詩歌類型,玄言詩的出現有其時代意義(yi) 和文學價(jia) 值,但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弊病的確存在,對其作用和地位不可盲目拔高。
三、“山水方滋”的儒學省察
日本學者岡(gang) 村繁認為(wei) ,“山水詩”的出現,“一是源於(yu) 客觀的江南自然環境的影響;二是接受了老莊思想與(yu) 佛教思想的影響”[33]。這一判斷乍一看似乎沒有問題,但卻經不起推敲和反詰。比如,我們(men) 可以追問:既然山水詩的出現與(yu) 江南自然環境有關(guan) ,為(wei) 什麽(me) 偏安江南的東(dong) 晉百餘(yu) 年卻是玄言詩的天下,真正意義(yi) 的山水詩要到劉宋時期才蔚為(wei) 大觀?既然老莊思想和佛教思想對山水詩的影響如此巨大,為(wei) 什麽(me) 同樣受此一思潮影響的漢末魏晉沒有形成山水詩的勃興(xing) 局麵?很顯然,僅(jin) 從(cong) “共時”性角度做外部成因的理論判斷,往往無法解釋“曆時”性過程所呈現的“時差”問題;同樣,“理論”上看似無懈可擊的觀點——如“莊老”“山水”不分軒輊論——往往經不起“實踐”和“事實”的檢驗。換言之,如果“莊老”一開始興(xing) 起,“山水”詩便應運而生,劉勰也就不必如此大聲疾呼“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了!劉勰的這一說法實則還蘊含著另一個(ge) 更為(wei) 深層的詩學觀念或者說文學判斷,即認為(wei) 詩歌關(guan) 鍵在於(yu) 抒發情誌,重在比興(xing) 寄托,即使表達人生哲理,亦當隱含在雅潤清麗(li) 的自然景象之中,隻有摒棄了對老莊玄理或佛理的圖解和闡釋“強迫症”,才能寫(xie) 出真正充滿風骨和詞采的詩歌來。這與(yu) 嚴(yan) 羽所謂“詩有別裁,非關(guan) 書(shu) 也;詩有別趣,非關(guan) 理也”,無疑都是對詩歌本質論的精彩論述。
這就不得不逼著我們(men) 將思考進一步深入。眾(zhong) 所周知,學術史的書(shu) 寫(xie) 難免存在的“此消彼長”,常常成為(wei) 一種更為(wei) 隱蔽的“顧此失彼”。作為(wei) 一種曆史敘事的“學術史”常常不過是“觀念史”,一旦被這種既成的觀念所左右,曆史現場的複雜性、多變性和矛盾性常常被人為(wei) 地“遮蔽”了。比如,一談到魏晉玄學,論者多囿於(yu) 玄學即老莊佛理之學的成見,而未能充分注意到,作為(wei) 一代之學的魏晉玄學,並非“老莊之學”的代名詞,而是調和儒、道、佛三家之緊張關(guan) 係的“辯異而玄同”之學。在文學史的研究中,常常受到學術史陳陳相因的觀念所左右,從(cong) 而失去曆史詮釋和文化解讀時應該秉承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曆史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在東(dong) 晉之後,玄學早已不再是三國時期的“以道解儒”或“以老解孔”,在士人群體(ti) 中,已然出現“儒道兼綜”“禮玄雙修”的人格類型和折衷傾(qing) 向。在玄風大張的魏晉時期,不管佛、老的勢力多麽(me) 強大,儒學依然作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保持著旺盛的活力,從(cong) 當時一大批名士調和儒佛、批判莊老的文章不難窺見。尤其東(dong) 晉以降,儒學在玄學中的分量不是漸次衰微了,而是日益彰顯了。故才會(hui) 有劉宋初年,確切說是元嘉十五年(438),儒、史、玄、文四館的設立。以往論者多從(cong) 玄學、文學之獨立的角度立論,卻忽略了四館之首位依舊是儒學這一事實。
因此,在討論於(yu) 玄學背景之下,山水詩如何擺脫玄言詩而自成一格這一議題時,就不得不在道家和佛學兩(liang) 重視域之外,引入儒學這一思想資源。換言之,僅(jin) 從(cong) 佛、老二家切入這一議題,雖然可以得出某些可以聊備一說的觀點,但於(yu) 此問題之最終解決(jue) ,尚有很大距離。筆者對山水詩的形成問題早有興(xing) 趣,曾從(cong) “曲水賦詩”這一在六朝十分普遍的文化現象加以考察,認為(wei) 在玄風獨振的兩(liang) 晉詩壇,以反映歲時景物為(wei) 主的曲水詩,盡管難免也有玄言的痕跡,卻成了詩歌擺脫玄言束縛的一個(ge) 隱蔽通道,在山水詩的形成和確立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34]。近年來的思考開始擺脫文化學或民俗研究的論域,引入思想史和精神史以為(wei) 奧援,尤其是不帶成見和偏見地將儒家美學和詩學的精神作為(wei) 參照係,以反觀中國古典詩學的眾(zhong) 多論述,對此一問題的觀感和結論又有了新的發現。筆者前曾撰文,探討劉勰反複倡導的“華實”範疇,在儒家詩學從(cong) 倫(lun) 理建構到自然審美的轉型過程中的建設性意義(yi) [35]。循此思路,我發現,在“莊老”和“山水”之辨中,劉勰依舊秉承著一貫的儒家折中派的“宗經”立場,是將“莊老”作為(wei) 儒家詩學的“異端”加以排拒的。不唯劉勰如此,檀道鸞、沈約、鍾嶸等人所標舉(ju) 的“詩騷之體(ti) ”“建安風力”和“遒麗(li) 之辭”,無不直通儒家的“詩教”而與(yu) “莊老”漸行漸遠。
儒家的山水觀是倫(lun) 理與(yu) 審美有機融合的,體(ti) 現著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運思理路。這種“仁本體(ti) ”或曰“情本體(ti) ”的運思理路,是“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式傳(chuan) 統思維的最佳呈現,是“有我之境”而非“無我之境”。《論語·雍也》篇孔子說:“知者樂(le) 水,仁者樂(le) 山。知者動,仁者靜;智者樂(le) ,仁者壽。”這種“山水比德”的“觀物”方式奠定了儒家山水審美的基本範式。同書(shu) 《子罕》篇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的逝川之歎,涵蘊了無窮意味。《論語集解》引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可知孔子眼裏的山水,已經是人格化和時間化的山水,被賦予了精神和生命的山水。[36]又,《孟子·離婁下》載:“徐子曰:‘仲尼亟稱於(yu) 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yu) 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荀子·宥坐》也記“孔子觀於(yu) 東(dong) 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的回答則賦予了水以德、仁、義(yi) 、智、勇、法、正、察等多種品性,完成了儒家對水的倫(lun) 理和審美並重的文化塑造。
事實證明,六朝山水審美取資於(yu) 儒學者正複不少。如王羲之《答許詢詩》:“取歡仁智樂(le) ,寄暢山水陰。”正取《論語·雍也》“山水比德”之義(yi) 。孫綽《蘭(lan) 亭詩二首》中“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亦取《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wei) 樂(le) 之至於(yu) 斯也。’”一章之義(yi) 。孔子的“忘味”與(yu) 莊子的“坐忘”不同,正是主體(ti) 在審美過程中的一種“忘我”境界,反過來更能彰顯主體(ti) 的重要價(jia) 值。又,宗炳《畫山水序》雲(yun) :“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yu) 山水,質有而靈趣,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le) 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le) 。不亦幾乎?”以往論者總以“山水以形媚道”乃是媚老莊之道,殊不知,宗炳所言的“聖人”也好,“道”也罷,實出孔子“仁智之樂(le) ”,明是儒家之道,與(yu)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所“原”之“道”,其揆一也。
關(guan) 於(yu) 儒學對於(yu) 山水審美的影響,前輩學者早有論述。如王國維說:“孔子之教人,於(yu) 詩樂(le) 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習(xi) 禮於(yu) 樹下,言誌於(yu) 農(nong) 山,遊於(yu) 舞雩,歎於(yu) 川上;使門弟子言誌,獨與(yu) 曾點。點之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由此觀之,則平日所以涵養(yang) 其審美之情者可知矣。”[37]錢鍾書(shu) 雖對劉勰“莊老”“山水”之辨頗有質疑,然說到“山水”與(yu) 儒家思想之關(guan) 係,則反複伸說,不容置疑:
《文心雕龍·明詩》曰:“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而今人論西方浪漫主義(yi) 之愛好自然,隻引道家為(wei) 比擬,蓋不知儒家自孔子、曾皙以還,皆以怡情於(yu) 山水花柳為(wei) 得道。亦未嗜胾而謬言知味矣。譬之陶公為(wei) 自然詩人之宗,而未必得力於(yu) 莊老。[38]
又批評前引沈曾植之論雲(yun) :
沈氏知作詩“以莊老為(wei) 意,山水為(wei) 色”,頗合“理趣”之說。……子培好佛學,故論詩蠻做杜撰,推出一釋子,強冠之康樂(le) 之上,直英雄欺人耳。以山水通於(yu) 理道,自亦孔門心法,子培必欲求之老莊,至不言讀《論語》,而言讀皇侃《疏》,豈得為(wei) 探本窮源乎?……[39]
錢氏還說:“蓋儒家性理有契於(yu) 山水,道家玄虛亦有契於(yu) 山水;而恣情山水者,可托儒家性理之說張門麵,亦可借道家玄虛之說裝鋪席。一致百慮,民歸殊塗,人心善巧方便,斯其一端也。”[40]言下之意,以為(wei) “山水”必契合於(yu) “莊老”者,不過“善巧方便”、望文生義(yi) 罷了。
儒家詩學和美學所標舉(ju) 的詩騷傳(chuan) 統尤重“比興(xing) 寄托”,通過比興(xing) 寄托這一表現手法,儒家詩學的倫(lun) 理建構本身便已蘊含著自然審美的無限可能性,孔子說讀《詩經》可以“興(xing) 觀群怨”,“多識於(yu) 鳥獸(shou) 草木之名”,實已開儒家自然審美之先聲。《文心雕龍·比興(xing) 篇》雲(yun) :“比者,附也;興(xing) 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xing) 體(ti) 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說,“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xie) 雲(yun) 物;莫不纖綜比義(yi) ,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可見,比興(xing) 的運用,可以很好地解決(jue) “理”與(yu) “情”的矛盾。同書(shu) 《物色》亦說: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wan) 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xie) 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yu) 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wei) 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liang) 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複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xing) ,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遝舒狀,於(yu) 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li) 則而約言,辭人麗(li) 淫而繁句也。
這一大段可謂山水文學發生論。劉勰接著又說:“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wei) 功,物色盡而情有餘(yu) 者,曉會(hui) 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這又是“以情對山水”必得“江山之助”的最佳詮釋。說明以詩騷精神為(wei) 圭臬的儒家詩學,不僅(jin) 不與(yu) “山水”相隔膜,反而是山水審美的最早淵藪和最佳觸媒。沒有比興(xing) 寄托、美刺諷喻和風骨詞采,詩歌的美感也就蕩然無存了!
遺憾的是,盡管學界對劉勰作為(wei) 儒家折中派的思想取向早已達成共識,但“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這一基於(yu) 儒家詩學和美學立場的論說,卻長期被有意無意地誤讀和遮蔽了。事實證明,六朝山水審美及山水詩的勃興(xing) ,固然與(yu) 道、佛思想不無關(guan) 係,卻更是儒家思想“山水比德”觀念及詩騷精神和興(xing) 寄傳(chuan) 統長期浸潤的結果,而劉宋初年儒學思潮的回歸,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結語:“追新”與(yu) “通變”
不過話又說回來,劉勰對於(yu) 山水詩的態度是矛盾的,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一方麵,為(wei) 其擺脫了“莊老”束縛回到詩歌的正途而欣悅;另一方麵,卻也對其過分追求形式之美與(yu) 詞采之新的趨勢有所保留。《文心雕龍·論說》稱:“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這裏的“多抽前緒”,乃是對玄言詩一味言理、拾人牙慧、老生常談、缺乏創新的批評。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劉勰才會(hui) 說“宋初文詠,體(ti) 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仔細品味,似有一種難掩的欣喜之情。但緊接著又說:“儷(li) 采百字之偶,爭(zheng) 價(jia) 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xie) 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字裏行間,似又不無隱憂。類似的表達不止一例。如《物色篇》說:“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誌惟深遠;體(ti) 物為(wei) 妙,功在密附。”又《通變篇》稱:“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li) 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cong) 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一句“宋初訛而新”,似乎又將山水詩一下子打回原形了。在《比興(xing) 篇》中,劉勰還批評了漢以來辭賦“以容比物”的現象,提出“擬容取心”的觀點,即比擬事物的形貌,不應停留在對景物的外部描寫(xie) 上,還必須提取其精神實質——“心”。認為(wei) 徒為(wei) 比附於(yu) 物,“巧構形似之言”,“極貌以寫(xie) 物”,而缺少興(xing) 寄諷喻的功能,便是“習(xi) 小而棄大”。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一方麵反對“多抽前緒”,因循守舊;另一方麵又反對一味追新,玩物喪(sang) 誌。劉勰的這種詩學觀看似矛盾、實則折中兩(liang) 端的思想傾(qing) 向,正是儒家中庸美學的典型特征。反映在文學的觀念上,自然就是回歸典雅,即《序誌篇》所謂“本乎道,師乎聖,體(ti) 乎經”。故劉勰所提出的“通變”思想,正是“體(ti) 有因革”的另外一種表達,即“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yu) 言通變矣”。也就是說,一味巧構形似之言,與(yu) 一味談玄論道一樣,都有拘於(yu) 一偏、過猶不及之失,隻有情兼雅怨、體(ti) 被文質、華實相扶、興(xing) 寄並舉(ju) ,才是詩文創作的正道,才能創造出佳篇傑構來。這方麵,陶淵明的詩歌堪為(wei) 典範,蓋因其擺脫玄言詩枯淡言理之弊,轉而寄情田園,直抒胸臆,這也是唐宋以來,陶詩遠比謝詩更受推崇並引起效法的根本原因[41]。陳子昂《修竹篇序》雲(yun) :“仆嚐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li) 競繁,而興(xing) 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這裏的“興(xing) 寄都絕”、“風雅不作”,不僅(jin) 與(yu) 劉勰之說遙相呼應,而且一語道破儒家詩學傳(chuan) 統對於(yu) 詩歌創作的內(nei) 在影響,絕不是一時一地,而是無遠弗屆、可大可久的。從(cong) 詩學內(nei) 部的發展進程看,山水詩相比玄言詩,之所以是一個(ge) 巨大的進步,正是因為(wei) 山水詩揚棄了玄言詩過分追求玄理,而“興(xing) 寄都絕”的弊病,使得偏離軌道的詩歌方向得以回歸傳(chuan) 統,走上正道。
綜上所述,有晉一代,隨著玄風大熾,“莊老”流行,無形中使建安、太康以來本已現出端倪的“巧構形似之言”一類作品受到了衝(chong) 擊和壓抑,在遊仙詩和玄言詩的創作中,山水景物的描寫(xie) 漸漸邊緣化,而闡發老莊玄理和佛教義(yi) 理遂成為(wei) 詩歌的創作動機和主要目的,本已醞釀成型的山水詩不得不“退居二線”。經過百餘(yu) 年的實驗,玄言詩暴露了其與(yu) 生俱來的弱點,其逐漸走向衰落,並最終被山水詩所取代,可以說是詩歌演進的必然。所以,對於(yu) “晉宋山水詩的母體(ti) 是玄言詩”[42]的觀點,筆者不敢苟同。毋寧說,山水詩的興(xing) 起,是儒、釋、道三家思潮合力催生的產(chan) 物,魏晉易代之際,受“莊老”思想和佛、道二教的影響,玄言詩應運而生,擅場一代;而在劉宋初年,隨著儒學的回歸,詩騷精神以及情誌興(xing) 寄傳(chuan) 統的重振,最終催生了山水詩的勃興(xing) 。“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劉勰基於(yu) 儒家詩學和美學立場,對山水詩在“轉型”及“完型”過程中,努力擺脫“莊老”也即玄言詩“模型”和“範式”的束縛這一詩歌史進程的精準透析和完美表述,完全經得起曆史和邏輯的雙重檢驗,其價(jia) 值和意義(yi) 有待進一步重估和肯認。
【注釋】
[1]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濟南:齊魯書(shu) 社,1995年,第144頁。下引頁碼不詳注。
[2]王士禎:《漁洋山人文略》卷二《雙江唱和集序》。
[3]沈德潛:《古詩源》,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3頁。
[4]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9頁。
[5]如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駱玉明《南北朝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等著作,茲(zi) 不贅引。
[6]錢鍾書(shu) :《管錐編》(第四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9年,第1026頁。
[7]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92頁。
[8]魏宏燦:《山水方滋,當在建安》,《阜陽師院學報》1992年第1期。
[9]沈曾植:《與(yu) 金甸丞太守論詩書(shu) 》,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三,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1995年,第116頁。
[10]馬一浮:《蘭(lan) 亭集詩寫(xie) 本自跋》,《馬一浮集》(第二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1頁。
[11]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52頁。
[12]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6年,第189頁。
[13]葛曉音更為(wei) 注重佛學對山水詩興(xing) 盛的影響,所撰《東(dong) 晉玄學自然觀向山水審美觀的轉化》一文指出:“遊仙學道的生活雖與(yu) 山水有緣,但並未促使山水詩在短期內(nei) 大量湧現。直到佛理和玄言結合以後,人們(men) 才產(chan) 生了對山水的自覺審美意識。”(氏著:《詩國高潮與(yu) 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437。)又說:“‘莊老告退’的原因之一是‘釋教勢力漸盛’,而在劉宋初年,‘佛教需要依附於(yu) 玄學才能推弘其義(yi) 理的階段已經成為(wei) 過去’。”(葛曉音:《山水方滋,莊老未退——從(cong) 玄言詩的興(xing) 衰看玄風與(yu) 山水詩的關(guan) 係》,原載《學術月刊》1985年第2期)。這一觀點補充了前說的不足,大體(ti) 也可歸為(wei) 這一派觀點。
[14]參孫明君:《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東(dong) 晉士族文學的特征及其流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09年第5期。
[15]按:孫明君兼顧兩(liang) 端,抓住“莊老”“山水”之“因革”過程之理路,當受到徐公持的影響。徐氏將東(dong) 晉文學分為(wei) 三期,認為(wei) :“後期為(wei) 東(dong) 晉政權衰亡期。……其‘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因革’過程,應自東(dong) 晉末算起,非僅(jin) 宋初也。”參氏著:《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445。
[16]如《老子》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二十三章:“希言自然。”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五十一章:“莫之命而常自然。”六十四章:“以輔萬(wan)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wei) 。”參見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4年)。
[17]如《莊子·德充符》:“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應帝王》:“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天運》:“應之以自然。”“調之以自然之命。”《繕性》:“莫之為(wei) 而常自然。”《秋水》:“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田子方》:“無為(wei) 而才自然矣。”《漁父》:“自然不可易也。”參見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1年)。
[18]《老子注》第三十五章。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第88頁。
[19]參見劉強:《論儒家詩學的倫(lun) 理建構與(yu) 審美轉換——以劉勰的“華實”範疇為(wei) 例》,原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4年第3期,收入拙著《穿越古典》(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18年)。
[20]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濟南:齊魯書(shu) 社,1987年,第497頁。
[21]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6頁。
[22]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5頁。
[23]《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參見餘(yu) 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頁。
[24]參曹旭:《詩品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5]孫綽《太尉庾亮碑》雲(yun) :“公雅好所托,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餘(yu) 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16頁。
[26]錢鍾書(shu) :《談藝錄》(上冊(ce)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292頁。
[27]按:鍾嶸《詩品》評謝靈運詩“其源出於(yu) 陳思”,評曹植則謂:“其源出於(yu) 《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ti) 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嗚呼!陳思之於(yu) 文章也,譬人倫(lun) 之有周孔,……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雲(yun) 雲(yun) 。此正山水詩遠紹“詩騷之體(ti) ”“建安風力”之證。
[28]參見王凱:《自然的神韻——道家精神與(yu) 山水田園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9]餘(yu) 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3頁。
[30]何國平:《山水詩前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8-159頁。
[31]黃侃:《文心雕龍劄記》,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3頁。
[32]《歌德談話錄》,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137頁。
[33]岡(gang) 村繁:《“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考——論“淝水之戰”的文化史意義(yi) 》,張亞(ya) 軍(jun) 譯,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論集》第三十二號,2003年。
[34]劉強:《曲水緣何能賦詩?——兼及山水詩的形成》,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4期,收入前揭拙著《穿越古典》。
[35]詳參劉強:《論儒家詩學的倫(lun) 理建構與(yu) 審美轉換——以劉勰的“華實”範疇為(wei) 例》,《同濟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4年第3期。
[36]參見劉強:《論語新識》,長沙:嶽麓書(shu) 社,2016年,第254頁。
[37]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yi) 》,參見《王國維文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
[38]錢鍾書(shu) :《談藝錄》(上冊(ce)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頁。
[39]同上書(shu) ,第305頁。
[40]同上書(shu) ,第689頁。
[41]參錢鍾書(shu) :《陶淵明詩顯晦》,見《談藝錄》上冊(ce) ,第111-116頁。筆者撰有《陶淵明接受史上的儒道博弈》一文,在2018陶淵明研究學術研討會(hui) (九江學院,2018年10月20日)上宣讀,該文詳細論證陶淵明的儒家傾(qing) 向自宋以迄明清,多為(wei) 學者所接受的事實,此不贅引。
[42]詹福瑞:《論晉宋之際山水詩潮興(xing) 起的內(nei) 因外緣》,見氏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4頁。
責任編輯:近複
伟德线上平台
青春儒學
民間儒行
伟德线上平台
青春儒學
民間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