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評《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

作者：馬清源（山東(dong) 省圖書(shu) 館曆史文獻部）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初七日己酉

          耶穌2019年3月13日

《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李霖著，中華書(shu) 局，2019年1月出版，378頁，78.00元

群經義(yi) 疏是研治經學的基本典籍，也是傳(chuan) 統中國學術的重要根基。時過境遷，現代學者接觸的往往是以固定形態出現的義(yi) 疏版本（以阮刻本及點校本居多）。學者習(xi) 見於(yu) 宋代以後經—注—釋文—疏編連的形態，多數不會(hui) 特意去了解宋代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等豐(feng) 富多彩的經書(shu) 形態，更遑論它們(men) 本身獨特的“前生後世”。實際上，在固化為(wei) 特定的版本之前，宋本群經義(yi) 疏已然經過了編纂、校勘；即便刊版成型之後，也會(hui) 有因為(wei) 補版修版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印本之間的細節差異。探究宋本群經義(yi) 疏的前生後世，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對它們(men) 整個(ge) 生命曆程的書(shu) 籍史考察。最近出版的李霖《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一書(shu) ，從(cong) 一個(ge) 義(yi) 疏讀者的獨特角度，對宋本群經義(yi) 疏做了不同以往的書(shu) 籍史研究。

全書(shu) 圍繞宋代群經義(yi) 疏“編”“校”“刊”“印”四個(ge) 方麵，幾乎涉及了各宋代義(yi) 疏叢(cong) 刊從(cong) 孕育、誕生到成熟、衰老的整個(ge) 過程。在這四方麵中，學界通常關(guan) 注後兩(liang) 者，尤其是近十年來，隨著電子資源、影印叢(cong) 書(shu) 大量湧現等閱覽條件的改善，學界對經書(shu) 宋元版的版本學研究已經深入到每個(ge) 不同的印本甚至是每張頁麵是否補版、有無修補等層麵。在此基礎上，對不同版本經書(shu) 文本的差異及其演變都已經有了較之先前更準確的認知。不過，研究義(yi) 疏版本的“刊”和“印”，更多的是著眼於(yu) 現有的固定版本形態。而本書(shu) 用力更多的“編”“校”則涉及義(yi) 疏版本狀態固定之前的工作，往往也為(wei) 學者所忽視。

首先看“編”。作者提及，“編”是針對書(shu) 的體(ti) 裁和體(ti) 例。對各版義(yi) 疏來講，“編”多不涉及內(nei) 容，而是更多的關(guan) 注其中“經”“注”“釋文”“疏”如何編聯？如何分卷？各卷首尾如何標目？書(shu) 後校勘官結銜如何標示？以及覆刻之時版麵如何調整等一係列技術性問題。這些問題，版本學家通常隻作客觀描述，校勘學家因其不涉及義(yi) 疏核心內(nei) 容也不會(hui) 特別重視。作者做的是書(shu) 籍史上的動態描述，因此並沒有忽略這些看似表麵的東(dong) 西。實際上，經過作者對宋代各種義(yi) 疏叢(cong) 刊“編”之層麵的整體(ti) 性考察，為(wei) 學界提供了很多新的認知。如作者根據單疏本義(yi) 疏所載之校勘官結銜推測宋代單疏本《五經正義(yi) 》的校勘程序、校勘先後；根據南宋覆刻單疏本《周易正義(yi) 》《尚書(shu) 正義(yi) 》的特殊體(ti) 例推測它們(men) 的覆刻時間及其與(yu) 北宋原刊本的差距；根據覆刻單疏本《毛詩正義(yi) 》的版麵特殊衍字情況推測其覆刻時並未全依北宋本每行起訖原貌，非典型意義(yi) 上的“覆刻”；由八行本《尚書(shu) 正義(yi) 》的編連方式及混亂(luan) 的標目情況等因素論定其在八行本中最早刊刻等。所論都是先前學者所忽略的地方。

再來看“校”。“校”的因素涉及宋本群經義(yi) 疏的誕生及其文本現狀的呈現，曆來頗受學者重視。但長久以來，學界的研究或者從(cong) 宋刊本開始，校勘宋刊本與(yu) 後世各版本之間的文本差異；或者將眼光單純放在唐抄本上（對比的通常是清代阮刻本）。在學術分工的現狀下，這種做法無可厚非（而且也各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此不贅述）。但畢竟割裂了兩(liang) 者，使得大家不明了從(cong) 抄本到刻本的最初轉變之時到底發生過什麽(me) 變化？我們(men) 現在看到的文本與(yu) 唐代義(yi) 疏撰成時的文本有什麽(me) 差異？唐抄本和後世某些特定版本（如阮刻本）的差異是否有普遍意義(yi) ？本書(shu) 的討論回答了這些問題。

這部分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本書(shu) 第二章《北宋官校〈五經正義(yi) 〉管窺》。如果說義(yi) 疏抄本文本多變的狀態多源自無心的傳(chuan) 抄失誤，而宋刊本呈現出的狀態則更多的蘊含了宋初校勘官有意識的整理。該部分係統對比現存唐抄單疏本係統（含五代抄本及部分轉抄本，下徑稱唐抄本）與(yu) 通行刻本的文本差異，從(cong) 中抽象、概括出北宋校勘官在穩定經疏文本、編訂版刻本時對抄本的主動編輯因素。個(ge) 人認為(wei) 這是該書(shu) 價(jia) 值最大、取得成果最豐(feng) 碩的部分。

首先需要指出，本書(shu) 作者對讀者的預期不是版本學家，的確，作者的做法也不是版本學家的通常做法。版本學家一般會(hui) 用一種固定版本作為(wei) 對校的底本，而本書(shu) 在主要用覆刻單疏本為(wei) 底本的同時，還試圖抽象出一種超越具體(ti) 版本的存在——版刻通行本（今本）文本，用其來校勘唐抄本。這種嚐試事實上很困難，也容易陷入主觀的境地，作者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過閱讀後容易發現，作者的這種對勘是建立在熟悉義(yi) 疏版刻源流及其文本的基礎上的。我們(men) 不見得同意作者在這部分中的全部論斷，但認為(wei) 作者的整體(ti) 討論是可信的。同時，這種討論方法也是有意義(yi) 的，因為(wei) 在上述基礎上抽象出的“通行文本”剝離了版刻文本的不穩定因素（如不同時代的用字差異、翻刻時的偶然失誤等），是版刻文本的穩定、可靠的狀態，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給讀者展示的多是有閱讀價(jia) 值的異文（另外需要指出，作者所未涉及的用字差異，有待更專(zhuan) 業(ye) 的相關(guan) 學者去分析）。這是本書(shu) 作者在方法論上的一個(ge) 創獲。

在作者的具體(ti) 分析中，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義(yi) 疏出文的探討。義(yi) 疏出文因為(wei) 不涉及具體(ti) 的義(yi) 疏內(nei) 容，通常被看做是較為(wei) 形式的東(dong) 西，無論是在版本學上還是校勘學上都不會(hui) 得到特別的重視，但本書(shu) 沒有將校出的出文異文簡單呈現給讀者了事，而是敏銳地發現出文的差異實際上是展示北宋校勘官編定義(yi) 疏工作的一個(ge) 典型代表。

如本書(shu) 上編第二章中，作者對比台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shu) 館藏敦煌抄本《周易正義(yi) ·賁卦》（188071號）文本與(yu) 後世文本的不同，發現抄本第七行出文係節略注文而成，而單疏本以下各本出文僅(jin) 出該句注文首尾。事實上，很早就有學者注意到了這種差異。上世紀七十年代，黃彰健先生對勘後認為(wei) 《周易正義(yi) 》原本並不省略經注，出文係抄錄全文（《唐寫(xie) 本周易正義(yi) 殘卷跋》，《大陸雜誌》第四十二卷第九期，1971年）；後來蘇瑩輝先生則認為(wei) 此係偶然情況，未必是正義(yi) 原本（《略論五經正義(yi) 的原本格式及其標記經、傳(chuan) 、注文起訖情形》，收入氏著《敦煌論集續編》，台灣學生書(shu) 局，1983年）。後來學者多數同意後者看法。本書(shu) 作者則從(cong) 北宋校勘這個(ge) 維度來看這個(ge) 問題。實際上，因為(wei) 版刻係統義(yi) 疏出文基本上是後者這種僅(jin) 出首尾的模式，所以得出北宋校勘時有整齊化工作的結論並不難。但作者沒有止步於(yu) 此，他在仔細閱讀義(yi) 疏的基礎上，發現該處義(yi) 疏並不是疏解全部注文，中間有一句恰好沒有被疏解（說見86-87頁及93-94頁）。作者認為(wei) 複雜的出文是義(yi) 疏的最初狀態，而整齊劃一的工作則出自宋代校勘官的主動編輯。另外，法藏敦煌抄本《春秋正義(yi) 》單疏本（P.3634V及P.3635V）第八十八行出文，指示的內(nei) 容比宋刊本更加精確，也是類似的情況（說見199頁及210頁）。

《敦煌論集續編》

誠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唐抄本“一些形式靈活而別具特殊功能的出文，在被規範的同時，也無意中喪(sang) 失了原本具有的精確指示作用”（216頁）。我們(men) 之所以讚同作者的結論，是基於(yu) 文本信息的流逝是不可逆的這樣一個(ge) 認識，也就是說複雜的信息在簡單化之後，幾乎都不可能再回複到原來的複雜狀態。先前學者非此即彼結論的得出，事實上並沒有仔細閱讀出文及其對應的疏文，作者之所以能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很大程度上是拜作者是一個(ge) 義(yi) 疏讀者所賜。

可以說，本書(shu) 分析義(yi) 疏唐抄本及其與(yu) 刻本文本差異，無論是方法還是所得結論，都有突破。作者說，“我們(men) 不應僅(jin) 僅(jin) 將現存唐抄本視為(wei) 刊本的補充，還應利用唐抄本觀察典籍從(cong) 唐抄本到宋刊本的嬗變軌跡，從(cong) 而對‘書(shu) ’的生命曆程獲得更豐(feng) 富的理解”（77頁）。的確，無論是宋刊本還是我們(men) 平時閱讀一般使用的義(yi) 疏讀本（多是阮刻本或各種點校本，這對不是義(yi) 疏專(zhuan) 業(ye) 的研究者來說，其實已經足夠），都是作為(wei) “書(shu) ”的義(yi) 疏生命中的一個(ge) 節點。專(zhuan) 業(ye) 的學者需要了解，義(yi) 疏文本的實際麵貌無疑是更加豐(feng) 富多彩的（所以才有匯校工作、才有對各種抄本的主動校勘）。同時，作者的工作是一種理解義(yi) 疏版本起源的工作，今天我們(men) 在日光燈下閱讀方便使用的義(yi) 疏點校本的時候，不能不回想起千年前宋代校勘官在蠟燭麵前編校的努力。作者的研究，為(wei) 我們(men) 理解宋人的這種努力提供了一條途徑，無疑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義(yi) 疏“生命曆程”的理解。

此外，據了解，作者對義(yi) 疏的研究始自《毛詩正義(yi) 》，不難看出，作者熟悉《毛詩》，既熟悉版本、文本，也熟悉其中的經學原理。所以本書(shu) 無論是對《毛詩正義(yi) 》的文本分析還是版本學分析都很詳盡。尤其是對相關(guan) 異文的分析，更是體(ti) 現了作者作為(wei) 義(yi) 疏讀者紮實的經學功底。應該承認，單純的異文校勘，難度也許並不大，但難的是對異文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與(yu) 判斷。作者的討論，一方麵跳出了主觀評價(jia) 異文優(you) 劣的窠臼，而是客觀地審視文本異文，設身處地地考慮編輯因素，進而追蹤其產(chan) 生的來源。另一方麵，正因為(wei) 作者是《毛詩正義(yi) 》的忠實讀者，所以對文本背後所隱含的經學理論、義(yi) 疏前後邏輯很敏感，作者也正是在把握義(yi) 疏的內(nei) 在邏輯，注重義(yi) 疏所要傳(chuan) 遞經學思想的基礎上來論定文字的。如本書(shu) 中因毛、鄭“秬鬯”“鬱鬯”異義(yi) 而理解義(yi) 疏文本（說見170-174頁），是隻有《毛詩正義(yi) 》“知音”才能做出的分析。

作者的自我定位並不是版本學家，但這並不妨礙本書(shu) 的版本學討論也有創獲。對這一點，書(shu) 前序中橋本老師已經做出了充分的肯定，本無需筆者多言。筆者作為(wei) 一個(ge) 版本學習(xi) 者，對下編第三章所列義(yi) 疏八行本（含與(yu) 之相配的部分單疏本）傳(chuan) 本刻工部分（291-303頁）印象深刻。宋元版書(shu) 籍刻工的判定，可靠而又較為(wei) 係統的前有趙萬(wan) 裏先生、阿部隆一先生，後有尾崎康老師、橋本老師、張麗(li) 娟老師諸位。作者在上述諸先生研究的基礎上，詳盡調查目驗現存各版本、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所作刻工名錄深入到每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及每一印本的原、補版認定，並有分期論證，也改正了不少之前的錯誤。相信這部分對刻工的分析較之先前學者會(hui) 更加全麵、準確。

以上是筆者閱讀之後一些粗淺的想法，自然不足以概括該書(shu) 的全部內(nei) 容。其實也毋庸筆者多言，相信讀者在慢慢閱讀該書(shu) 之後，都會(hui) 感受到書(shu) 中很多判斷，出乎讀者意料之外（很多都是讀者平時容易忽略的地方），而又在必然的情理之中，是一個(ge) 義(yi) 疏讀者才能做出的結論。

本書(shu) 的優(you) 點很多，但也不能認為(wei) 作者的觀點都無懈可擊。有些觀點可能並非唯一答案，如對現存單疏本《周易正義(yi) 》是否有補版的判斷，也許沒有考慮書(shu) 版刻成十數年後已有大規模修補的情況在南宋初年時已有先例（如明州本《文選》）。此外，作者在討論唐抄本的時候給人的感覺似乎有認為(wei) 《五經正義(yi) 》撰成之時應無問題的傾(qing) 向，應該認識到這是我們(men) 對《正義(yi) 》的期待，但不一定是《正義(yi) 》的原始麵貌。本書(shu) 完成之後還有一些新的材料如國圖藏黃丕烈士禮居抄本《儀(yi) 禮疏》已經公布，有待於(yu) 作者的進一步增補。

不過對曆史學者來說，曆史的真相和研究者根據現有材料的所得的合理解釋有時候並不能完全統一。如果承認個(ge) 體(ti) 能力、所見材料的有限性，則不必過分糾結作者的某些結論是不是唯一答案，事實上唯一答案本身也不存在（相信作者如果審定義(yi) 疏，也不會(hui) 輕易根據自己的結論改動現有版本文本），但這並不妨礙作者對義(yi) 疏整體(ti) 的準確把握。筆者認為(wei) ，閱讀該書(shu) ，應該欣賞作者立論的過程，及這個(ge) 過程所表現出的一個(ge) 經學史學者、經疏讀者獨立思考過程，對書(shu) 的“生命”的理解，還有其給予我們(men) 的方法論啟示。相信在本書(shu) 的基礎上，義(yi) 疏的書(shu) 籍史研究會(hui) 取得更多豐(feng) 碩的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