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對話田飛龍：大灣區，香港為(wei) 何讀不懂》

受訪者：田飛龍

采訪者：《多·維新聞》

來源：《多·維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四日丙申

          耶穌2019年2月28日

導語

由高層親(qin) 自謀劃、親(qin) 自部署、親(qin) 自推動的粵港灣大灣區之發展規劃綱要不久前正式公開發布，這份綱領性文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空間布局等方麵都做了全麵規劃。圍繞此綱要，多·維新聞采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田飛龍。在田飛龍看來，這是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的新範式，總體(ti) 上是從(cong) 側(ce) 重“兩(liang) 製”的改革初期轉型為(wei) 側(ce) 重“一國“的融合發展期，從(cong) 分立走向綜合。

多·維：對於(yu) 剛剛公布的這份規劃綱要，你有何解讀？

田飛龍：第一，這份規劃綱要是對鄧公改革遺產(chan) 的明確繼承和增量發展，回應和回答了海內(nei) 外關(guan) 於(yu) 改革開放與(yu) 新時代關(guan) 係的諸多疑問，給國人及世界釋放出中國堅定推進改革開放、負責任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積極信號和正當意誌。

第二，這份規劃綱要也進一步回應和回答了鄧公所謂“五十年之後不用變”的具體(ti) 路徑和框架問題。“一國兩(liang) 製”五十年之後的具體(ti) 形態，就是大灣區規劃的基本目標實現之後的狀態，其中港澳盡管保持著自身的社會(hui) 製度，但也深度融入了大灣區及國家體(ti) 係之中，從(cong) 而使得“一國兩(liang) 製”向何處去的解答方向更為(wei) 明確。對港澳而言，大灣區（一國）是一種富有曆史和憲製意義(yi) 的生命擴展與(yu) 意義(yi) 重構。

第三，這份規劃綱要表明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是多元的，是南北對進，相互競爭(zheng) ，多點探索，協調發展的。北部有千年大計“雄安新區”，南部有“粵港澳大灣區”，中部有“長江經濟帶”，以及其他的區域和次區域戰略。這些戰略共同服務於(yu) 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

第四，這份規劃綱要明確打通了“一國兩(liang) 製”與(yu) “一帶一路”，使得港澳及“一國兩(liang) 製”有了更為(wei) 宏大的曆史使命，更進一步回答了新時代港澳獨特優(you) 勢如何作用於(yu) 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

第五，這份規劃綱要試圖探索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製度樣板區，使得大灣區的製度標準、技術標準與(yu) 人文生活範式成為(wei) 21世紀以後人類理想生活的來源與(yu) 參照。這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yu) 發展的自身方案與(yu) 智慧。

多·維：從(cong) 綱要內(nei) 容來看，明顯能感覺到高層一貫的辯證思維，以及大灣區背後的範式轉移。具體(ti) 來說，就是將傳(chuan) 統的被動式一國兩(liang) 製（區隔型、消極型）轉化為(wei) 主動式一國兩(liang) 製（融合型、積極型），簡言之，化傳(chuan) 統為(wei) 現代，化區隔為(wei) 融合，化被動為(wei) 主動。在你看來，這樣的“願景”能在多大程度上最終落實？最大的阻力會(hui) 是什麽(me) ？

田飛龍：這就是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的新範式，總體(ti) 上是從(cong) 側(ce) 重“兩(liang) 製”的改革初期轉型為(wei) 側(ce) 重“一國“的融合發展期，從(cong) 分立走向綜合。這是”一國兩(liang) 製“製度辯證法邏輯的合理展開，隻是因勢利導，明智地推動了這一轉向。

這種“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部的重心轉移及“國家”主題的凸顯，對國家及內(nei) 地而言是自然而然的，是主體(ti) 性的增強與(yu) 釋放，但對港澳尤其香港而言則意味著身份與(yu) 利益的結構性重塑，從(cong) 背向國家轉為(wei) 麵向國家。這一“願景”從(cong) 長期來看是可以逐步實現的，但中短期而言而遭遇到多重阻力。

最大的阻力仍然是價(jia) 值觀與(yu) 生活方式的規範性差異。這種差異根源於(yu) 中西方文化的內(nei) 在差異，比姓資姓社的經濟製度差異更大。香港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短期內(nei) 不可能習(xi) 慣於(yu) 及認同中國對經濟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標準製定權”，也不相信大灣區能夠實現對西方優(you) 勢的真正超越。而製度與(yu) 社會(hui) 管理上的細節差異及具體(ti) 體(ti) 驗更是可能加重這種價(jia) 值觀差異。規劃對此是有預計的，相當篇幅用於(yu) 指導大灣區製度與(yu) 政策各的內(nei) 在協調性，包括大灣區城市對“香港標準”的合理吸納與(yu) 整合。“大灣區人—中國人”會(hui) 成為(wei) “香港人”去殖民化及重塑國民身份與(yu) 文化自信心的實踐通道。

多·維：站在北京的立場來看，一場範式轉移正在發生。可對香港來說，融合可能就意味著獨立性的喪(sang) 失，這次綱要公布後就有港人直言“香港又一次被規劃”。此前采訪時你也明確提到了港人的這種擔憂。放在大灣區的整體(ti) 大戰略之下，港人的此類擔憂如何最大限度化解？香港又如何才能真正地化被動為(wei) 主動、化區隔為(wei) 融合？

田飛龍：“被規劃”誤解了大灣區規劃的性質與(yu) 意義(yi) ：一方麵，規劃製定過程有香港的充分參與(yu) 及協商民主，高度尊重及考慮了香港在灣區中的優(you) 勢、地位與(yu) 利益，不是全然的“被動”；另一方麵，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戰略，中央具有最終決(jue) 定權，這是符合國家憲法與(yu) 基本法體(ti) 製的。“被規劃”的擔憂是一種消極應對的心態，甚至是一種自然流露的本土主義(yi) 立場，固然有其曆史淵源與(yu) 心理習(xi) 慣，但對於(yu) 大灣區給香港帶來的諸多機遇而言，無疑是一種偏於(yu) 落後的理解和態度。

港人擔憂的化解很難短期解決(jue) ，需要長期、逐步地處理，尤其是大灣區規劃的“紅利”釋放應當以公平化和規則化的方式呈現，符合香港社會(hui) 的競爭(zheng) 性自由價(jia) 值觀及法治理念。大灣區製度存在內(nei) 部多重衝(chong) 突和壁壘，需要相應的改進和調整，以適應香港人對公平與(yu) 法治的規範性訴求。規劃明確提到灣區內(nei) 的經濟特區立法權要適應灣區規劃發展需求，加大立法及製度結構性調整力度，灣區的社會(hui) 保障與(yu) 社會(hui) 治理也要進一步適應港澳居民的利益與(yu) 身份認同的要求，而灣區的企事業(ye) 單位和公務員也將對港澳居民同等開放。隨著灣區微環境與(yu) 軟實力的結構性改善，隨著越來越多港澳青年與(yu) 專(zhuan) 業(ye) 精英在灣區的“製度體(ti) 驗”與(yu) “創業(ye) 體(ti) 驗”的好轉，類似的憂慮和質疑才會(hui) 煙消雲(yun) 散。

改變這種被動狀態的責任不僅(jin) 僅(jin) 是中央和灣區的內(nei) 地城市，也是港澳特區政府及港澳居民自身的：一方麵，港澳居民應當多到內(nei) 地走走看看，具體(ti) 理解和認識內(nei) 地改革開放的發展進步，改變原有的過分西化又本土化的價(jia) 值觀結構，以積極心態麵對國家和灣區；另一方麵，特區政府應當加強宣傳(chuan) 教育和政策輔導支持，幫助港澳居民主動走出來，參與(yu) 灣區建設，塑造認同灣區及國家的新身份。

多·維：按照規劃綱要所述，粵港澳大灣區不僅(jin) 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nei) 地與(yu) 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還要打造成宜居宜業(ye) 宜遊的優(you) 質生活圈，成為(wei) 高質量發展的典範。由此看來，大灣區已經不僅(jin) 僅(jin) 在解決(jue) 香港與(yu) 內(nei) 地的關(guan) 係，而是更多地承載著中國如何麵向世界的問題。您如何理解大灣區的樣本意義(yi) ，尤其是它之於(yu) 世界的“樣本意義(yi) ”？

田飛龍：大灣區不是專(zhuan) 為(wei) 港澳所設，而是借助港澳實現中國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與(yu) 全球治理。港澳尤其香港所麵臨(lin) 的一係列“一國兩(liang) 製”實踐中的問題，均可以在大灣區框架下獲得適當的解決(jue) 方案，大灣區是香港的宿命和未來，是“五十年”之後的恰當歸屬。

大灣區是國家的，也是世界的：一方麵，大灣區是國家戰略，是國家改革開放“南部驅動力”的再次釋放，需要聚焦解決(jue) 國家在先進製造業(ye) 和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上的技術創新與(yu) 突破，及相關(guan) 技術原創性與(yu) 技術主權的締造，這也是中美摩擦背景下國家痛定思痛的反思之道；另一方麵，大灣區又是富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意義(yi) 的“製度灣區”，通過“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性競爭(zheng) 、融合與(yu) 創造，通過灣區一係列目標驅動下的製度與(yu) 政策創新，通過麵向“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人文主義(yi) 生活標準與(yu) 成熟，回應和回答了中國可以為(wei) 世界貢獻何種優(you) 良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哲學問題。

在此意義(yi) 上，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改革的樣本區，也是中國引領的新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樣本區。在理想意義(yi) 上，大灣區的技術標準就是未來的世界標準，大灣區的製度標準就是未來的世界標準，而大灣區生活方式就是人類未來的理想生活方式。大灣區在終極意義(yi) 上需要探索一種人類自由而道德的“新生活”。

多·維：不同於(yu) 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是具有全球治理意義(yi) 的多元製度整合意義(yi) 的示範區，如果能真正實現製度創新與(yu) 融合，以及技術上的突破，對中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ti) 係的現代化都將意義(yi) 非凡。從(cong) 這個(ge) 層麵來看，大灣區會(hui) 否成為(wei) “第五個(ge) 現代化”（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最佳試驗田和突破口？

田飛龍：大灣區是一場偉(wei) 大的人類實驗，是一個(ge) 完整鏈條的未來主義(yi) 生活探索，從(cong) “技術”到“製度”再到“價(jia) 值”。大灣區是人類新一輪全球化的隱喻和縮影。在此意義(yi) 上，自然呼應了“第五個(ge) 現代化”，但要比這個(ge) 層次的現代化更綜合，也更深刻。

新時代的基本氣質就是綜合，在內(nei) 部實現對毛革命傳(chuan) 統與(yu) 鄧改革傳(chuan) 統的綜合，實現中國的治理現代化，在外部則試圖超越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二元對立，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理想目標，大灣區實驗對後者影響極大。

但也不可低估製度綜合與(yu) 創製的實際困難，概括而言大致包括：

其一，製度差異性帶來的製度壁壘與(yu) 製度摩擦成本，這是“一國兩(liang) 製”優(you) 勢下的副產(chan) 品，如果灣區建設不重視及時研判和消除這些障礙因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灣區內(nei) 人員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及創造性發展。

其二，價(jia) 值觀與(yu) 生活方式的“軟文化衝(chong) 突”，這主要體(ti) 現在港澳社會(hui) 的國際化與(yu) 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與(yu) 西方價(jia) 值觀較為(wei) 接近，而內(nei) 地城市的文化觀念與(yu) 社會(hui) 管理模式與(yu) 之仍有較大差異，這種“軟文化衝(chong) 突”也會(hui) 在一定程度上限製灣區內(nei) 部的融合發展，限製港澳居民尤其是專(zhuan) 業(ye) 精英人士的認同和歸屬。

其三，港澳與(yu) 內(nei) 地的“雙向開放”難題，既然是一個(ge) 大灣區，就不能僅(jin) 僅(jin) 是內(nei) 地城市對港澳單向開放和提供更多便利，也需要港澳對內(nei) 地合理開放，這種雙向開放固然由於(yu) 體(ti) 量差異而不可能對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寬及可比較。

其四，香港社會(hui) 還存在一定的本土主義(yi) 與(yu) 港獨威脅，存在這些反對力量背後的國際勢力，他們(men) 顯然會(hui) 構成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阻礙性因素，如何從(cong) 香港本地法治及國家管治的角度合理管控和遏製這些幹擾，確保參與(yu) 大灣區建設的香港社會(hui) 是一個(ge) 憲法與(yu) 基本法秩序鞏固的穩定社會(hui) ，也是對中央和特區的一個(ge) 挑戰。

其五，一定程度和多種形式的地方保護主義(yi) 需要通過民主協商、製度管控、政策協調等方式予以壓製及化解，從(cong) 而達到灣區產(chan) 業(ye) 分工與(yu) 利益分享的最優(you) 化及公平性。

多·維：已經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成敗，某種程度上決(jue) 定著香港二次回歸，也就是人心回歸的成敗，同時也是對於(yu) “一國兩(liang) 製”這一製度設計的一次重新檢視與(yu) 重大考驗。而這樣的考驗，自然會(hui) 被不得不麵對“兩(liang) 製方案”的台灣看在眼裏。在你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之影響，將如何作用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台灣方案？

田飛龍：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liang) 製”第二期或2.0版的主導性方案，係統回答了“一國兩(liang) 製”全麵準確實施的基本形態與(yu) 願景問題。這對於(yu) 台灣全麵準確理解“一國兩(liang) 製”顯然是具有直接的衝(chong) 擊力和啟發性。大灣區追求更加緊密的國家法治統一與(yu) 經濟社會(hui) 的融合發展，追求港澳與(yu) 國家一起致力於(yu) 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事業(ye) 。這種變遷、調整與(yu) 整合不僅(jin) 是有利於(yu) 港澳的，也是道德且正當的。

大灣區方案直接告訴台灣各界，“一國兩(liang) 製”不是“劃江（海）而治”，不是任何意義(yi) 的“偏安”與(yu) “割據”，而是麵向“一國”的主權秩序建構與(yu) 共同繁榮發展的分享性憲製框架。隨著港澳在大灣區發展中的“紅利”收取及參與(yu) 國家“一帶一路”中的優(you) 勢發揮，“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紅利及生命力將進一步得到檢驗和驗證，這對處於(yu) 經濟全球化困頓格局的台灣而言有著重大的刺激和誘導。但是，台灣能夠看明白這一發展趨勢的人還不夠多，理性明智的政治家還不都坦率而有擔當，韓國瑜是一個(ge) 例外，他大致看到了台灣邊緣化的困境及借助“九二共識”尋求兩(liang) 岸憲製突破的長遠利好。“韓流”代表了在台灣一側(ce) 思考“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的較為(wei) 清醒和理性的力量。不排除，大灣區建設中也會(hui) 早期浮現台灣企業(ye) 、青年與(yu) 各界精英的身影，大灣區也對台灣居民開放。

如果說“一國兩(liang) 製”港澳模式及其基本法秩序的實驗，初衷之中包含著對台灣方案之啟發與(yu) 引導的話，那麽(me) 今天的大灣區實驗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升級版則將進一步證明這種對台示範意義(yi) 的直接性和長期有效性。當然，一起的設計和願景仍然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到底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夠讓人心服口服。如果香港精英最終心服口服了，我不相信台灣人會(hui) 不買(mai) 賬，不認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國兩(liang) 製”的大灣區實驗也必然需要未來的實踐檢驗。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