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此文題為《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是國學家錢穆寫於96歲高齡，過身前最後的遺稿，由錢穆夫人胡美琦寄給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月刊》，在12月號刊出。 錢穆先生卒於1990年，當年6月，他不滿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築物，以高齡之身搬離外雙溪“素書樓”寓所；兩個月後，病逝於新居中。〕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餘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餘，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麵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　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它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了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於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關天命，則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為二。離開天命，專論孔子個人的私生活，則孔子一生的意義與價值就減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雙方意義價值無窮。換言之，亦說說，人生離去了天命，便全無意義價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這樣講，別人不能。這一觀念，在中國乃由孔子以後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

    讀＜莊子齊物論＞，便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人生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即在其能獨近於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說「天人合一」。此義宏深，又豈是人生於天命相離遠者所能知。果使人生離於天命遠，亦同於萬物與萬物無大相異，亦無足貴矣。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相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它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說，最近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歸往？這是今天我們人類最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此事涵意廣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暫不深論。

    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端午節錢穆在遷出素書樓之前三日
    完成於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六歲


    後記

    作者：胡美琦 

    這篇文稿是賓四生前最後的遺稿，初稿完成於我們搬家前的三天。原準備遷入新家安定後，再作修定。未料賓四驟然離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豈是筆墨所能形容。聯合報為紀念賓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時此刻，我雖然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賓四的這篇文稿，記載了他生前最後想要向國人說的話，寫作經過也值得懷念。我想，以賓四自己的文章，來紀念他自己，該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這原是賓四為中華書局創辦八十周年慶論文集而寫，今中華書局孫時敏主編慨允在聯副先發表，謹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現遵聯副編者囑，由我在文後作一說明，以助讀者對作者的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五月間，新亞來信邀賓四寫篇紀念文，同時請我們夫婦赴港與新亞師生同慶賀。當時賓四在養病中，他已有一段頗長時期，不肯起來散步。我未敢立刻作決定，應允到時看賓四健康情況而定。八月間，新亞又來電話詣問賓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賓四難以應付繁劇，想婉謝，就商於賓四，他不以為然。我說：“你不能走路，怎麽上飛機呢？就是用輪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幾步才行。”他立刻駁問我：“你沒有送我去機場，怎麽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飛機呢？”於是我說：“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幾步，到時我一定陪你去香港。”過了兩天，我忽然發現，賓四自己一人開始悄悄的在樓廊上散步了。於是去香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的事，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亞安排的三次聚會，我陪賓四到場應景一下外，其他時間，我們夫婦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來清理房間時，我就扶賓四到房門外過道上散步。有一天，我扶賓四正向房門走去，他忽然緊握我的手，笑著說：“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大問題，我發明了一個從未想到的大發現，真高興，等下我要講給你聽。”在過道上散步時，賓四告訴我，說：“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回家後，我要寫篇大文章了。”又說：“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他正說得高興，我忽然衝口而出，說：“天人合一觀不是你早已講過多次了嗎？你怎麽自己忘了呢？”我當時以為他記憶衰了，忘了從前已講的話，而誤以為是新發現。賓四對我的魯莽，顯得有些不開心。他說：“講過的話，也可再講。理解不同，講法也不同。哪裏有講過的話就不許再講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說了。那天下午，新亞研究所的幾位老校友，來旅店看賓四。我有事下樓去了，回房時，正見賓四神采奕奕的在談論。一位校友告訴我，賓四正在講“天人合一觀”，已講了半小時之久。這幾位校友，當時大概也和我一樣，以為這些都是賓四的“老生常談”。他們除了感染到賓四的好興致，為他的健康高興外，也未能瞭解到賓四的真意。到晚上，賓四自己仍興奮不已。 

    十月一日，我們由港返台，在飛機上，賓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觀”。並說：“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這趟旅行中，發明了我自己從來沒想到的大理論。我已經九十五歲了，還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隻漫應著，仍沒有太瞭解。回到台北，休息了幾天，我就開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務，又為搬家的種種傷神，不能像往常般在賓四身上投入太多關注。這其間，他雖再一次說到要寫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終沒有真動筆。真到今年四月，中華書局孫主編來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強烈的寫作意願。 

    今年是中華書局創辦八十周年，中華書局計劃出一本專討論中國文化的學術論文集來紀念。孫主編來信向賓四邀稿，我因其規定每篇文長限兩萬字，又因當時賓四精神欠佳，所以沒和賓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孫主編連來電堅邀，說是賓四文章可長短不拘，他們希望在論文集中一定有賓四一文。我仍未敢應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孫主編來電話，正巧賓四在等我為他準備食物。電話談得時間較長，引起賓四的注意。他問是誰的電話，說些什麽？於是我告訴他中華書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悅的說：“你為什麽替我拒絕？我心裏有重要的話要說。”於是又講起他要寫的那篇大文章。事隔半年之久，賓四還清楚的記得他的新發現，我再不能等閑視之。但要把他的發現見之於文字，公之於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會，學術風氣不求律己，但求責人。我恐怕他要惹來閑氣，不得不再次掃他興，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觀”是他早曾講過的，我勸他寫了不必發表，盡興就好。 

    賓四對於我始終沒能瞭解他，頗覺失望。他長歎一聲說：“學術是不能鄉願的。我從前所講，和現在所想講，大不相同。我從前雖講到“天人合一觀”的重要性，我現在才澈悟到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總根源，我認為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歸宿到這一個觀念上。兩者怎能相提並論。這是我對學術的大貢獻啊！你懂嗎？”到此時，我算是體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們兩人在素書樓廊上對談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顯現在我眼前。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隻有我們兩人。早餐後，賓四命我為他準備紙筆。我提議，他說我寫，以節省時間和精力。他終於同意了。賓四向不喜用錄音或由人筆錄方式寫稿，他總是堅持自己寫初稿。在我的記憶中，十幾年來，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筆錄的文稿。記得那年，索忍尼辛訪台，中央日報為此來邀稿。賓四正在病中，體弱不能伏案，但對索氏來台事，興致很高，竟立刻應允寫稿。於是他躺在沙發上口述，由我筆錄完成。那天，賓四居然一口氣說了近兩千字，他認為已經把他想說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刪除了些重複處。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雖隻是短短幾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複的念。賓四此時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應的靈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對工作仍興趣很高。以後又續作了兩次增補。最後一次，是端午節上午增補的，正是我們要遷出素書樓的前三天。增稿來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們夫婦說好，待搬定家盡快修正交卷。我從來沒有料到，搬一次家，會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們雖曾工作兩次，但太過疲累的心身，實在難以全神貫注，以至於僅是敘述孔子的一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也沒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說，最後應有的一氣嗬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論文集上發表。我又表示賓四自己未能多加闡釋，怕讀者也會和我當初一樣，體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賓四斥我為世俗之見。他說：“學術思想豈能以文字之長短來評價，又豈可求得人人能懂、個個讚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寫一本書來說明，他還是不會明白。能懂的人，隻要一句話，也可啟發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發明，已屬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隻有待後來者之繼續努力。我自信將來必有知我者，待他來再為我闡發吧！”我深受感動。 

    這雖是賓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實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聯副要我寫的說明，我竟然寫了幾日夜，難以交卷。每一提筆，不能自主，心已飄向遠方。往事如泉湧，悲難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並世關懷愛護賓四之讀者，以見一位學者生前最後之心聲。學人寂寞，自古皆然。深恨我未能在賓四生前對此多有體會，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來源：《中國文化》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