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裏,批孔倒孔之聲不斷,誣孔褻孔之行時有發生。興許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雖仍有不少學者將批孔誣進行到底,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國人對孔子似乎愈來愈青睞,對儒學亦愈來愈認同。令人喜憂參半的是,由於長期國學教育的闕弱,大部分國人對孔子和儒學的理解尚流於膚淺。被譽為“2010年中國史詩第一巨片”的電影《孔子》,在某種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國人對孔子和儒學的理解。
胡玫導演的電影《孔子》,從孔子五十一歲出仕魯國開始敘述,主要展現了孔子仕魯期間和周遊列國的事跡,目的是想“解構”孔子一介儒生的柔弱形象,“還原”孔子文武兼備、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形象,最終展現一個有著“成功”與“失敗”的孔子形象。為此,電影著意展示了孔子仕魯期間的“豐功偉業”和“機智勇敢”,比如在齊魯“夾穀之會”中,孔子巧用三十六計中的“樹上開花”,以十乘兵車唬住了齊國五百乘兵車;又如,在魯國公家軍隊與叛軍作戰中,孔子冒著“槍林彈雨”,在武子台擊鼓振威,並巧用火攻擊潰叛軍;再如,在周遊列國中大肆渲染了“子見南子”的“緋聞”,虛構了“顏回舍生救書”的情節。應該說,按照導演所理解的孔子,周潤發出演孔子確實是不二人選,君不見發哥高大威猛的身材、機智狡黠的眼神,確實給“孔子”增添了不少英雄氣概和機智謀略。
我們不妨把孔子七十三載的完整一生與120分鍾的電影《孔子》做個比較,在電影《孔子》中,孔子五十歲之前的生涯一片空白,孔子晚年居魯的歲月亦寥寥三、五分鍾即被打發,影片花了約115分鍾的時間來展現“仕魯”和“周遊列國”的孔子。“仕魯”的孔子也就是“當官”的孔子,“周遊列國”的孔子也就是“求仕”(求官)的孔子,所謂孔子“幹七十二君”雖屬誇張,當也道出了孔子周遊列國的目的。也就是說,電影所敘述的孔子主要是“當官”的孔子和“求官”的孔子;這不能不使人聯想起國人一再談及的官本位意識,這或許也正是導演和大部分國人所理解的“成功”與“失敗”。當然,導演對孔子周遊列國據說另有“深意”,亦即,為了表現弟子對孔子的忠誠;“忠誠”(當然是導演所理解的忠誠)而非服膺,明乎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原本個性鮮明的孔門弟子(如顏回之德之樂、子貢之辨之智、子路之勇之率真)在影片中卻呆頭呆腦、唯唯諾諾,也就可以理解顏回“舍生救書”的愚忠和愚勇,以及他的可悲。我們真不知道影片中“舍生救書”的情節是給顏子貼金,還是侮辱顏子的智商?
我們不禁要問,“當官”與“求官”究竟在孔子一生中占據一個什麽樣的位置?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之用兵謀略,絕難與孫武、孫臏匹敵;孔子之武功,絕難與關公、張飛匹敵;孔子之顛沛流離,後世亦不乏其人。我們應不斷追問,孔子之為孔子,究竟何在?筆者以為,這至少需要我們從兩個方麵來看,首先是曆史上之孔子,其次孔子之曆史地位。
“還原孔子”、“孔子去聖化”雲雲,是近年來的一種呼聲,比如,有學者就把孔子“還原”為一隻“喪家狗”,又說孔子之所為聖人,則是孔門弟子的吹捧。姑且不論所謂的“還原”,究竟是否為真正的還原,還是解構孔子的形象,抑或重構孔子的形象,抑或借古諷今,另有所指?筆者以為,就《論語》和其他典籍的記載,曆史上的孔子,主要有以下幾種角色或形象:(1)家庭成員;(2)老師;(3)官員;(4)流浪者;(5)編訂“六經”的孔子;(6)思想家和哲學家;(7)音樂家和藝術家;(8)日常生活中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
一、作為一名家庭成員的孔子。孔子乃殷人後裔,出生於魯國曲阜,三歲喪父,十六、十七歲喪母,十九歲結婚,生有一子一女,兒子名為孔鯉(字伯魚,而非電影中的“鋰”,孔子時代尚無發現此金屬元素),女兒嫁給自己的學生公冶長。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這表明孔子從小沒有就對“禮”有所鍾愛,孔子後來的一生也每每證明了這一點。至於作為家長的孔子,史籍似乎記載不多,其中孔子教子與孔子嫁女,可以讓我們略闚孔子的家庭教育和婚姻觀。孔鯉曾幼承庭訓,學詩學禮,在孔子看來,“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以下隻注篇名),學詩可以提升與他人溝通交流的語言能力,學禮可以使人遵守社會規範,從而在社會上站穩腳跟,這說明孔子的家庭教育注重人際交往的教育。關於孔子嫁女,《論語•公冶長》載:“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認為,公冶長雖有牢獄之災,但並非他的過錯,可以把女兒嫁給他,這說明孔子以一種非世俗非功利的態度對待婚姻。
二、作為一名老師的孔子。孔子“十五而有誌於學,三十而立”(《為政》),“立”既指遵守禮義等普遍規範,在社會上立的正、站得穩,亦指學問卓然獨立,不人雲亦雲,隨眾俯仰。孔子三十而立,即開始授徒設教,至七十三歲去世,從未間斷,教學生涯長達四十餘年。孔子之前,學在官府,孔子首開私學,有教無類,從而打破貴族對教育的壟斷,使得貧民子弟得以接受教育,於是孔子遂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師。孔子以《詩》、《書》、禮、樂作為教學的基本材料,教以弟子文、行、忠、信;主張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強調“博”與“專”的統一。孔子對待不同弟子,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實行個殊化教育,其弟子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方麵,皆有所成就。在教學過程中,孔子不悱不發,不憤不啟,主張舉一反三的啟發式教育,引導弟子問學、思辨。孔子平易近人,主張教學相長,在日常對話中啟迪學生,他也並不諱言從弟子的談話中得到啟發。孔門之教育,非唯稻梁謀的技能教育,而在於君子人格的養成和安邦濟世之人才的培養。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再傳弟子及私淑者,何止千萬,宜乎後世尊之曰“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孔子實乃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
三,作為一名官員的孔子。據《史記•孔子世家》載,魯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歲,魯國“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孔子五十五歲離開魯國,為官不足五年。孔子仕魯期間,主要事跡有夾穀之會和禮墮三都,這也是影片著意渲染的孔子之兩大事功。《史記•孔子世家》載:“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穀。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穀。”電影為表現孔子用兵如神,竟然違背史實,虛構魯君沒有兵車可調動,然後讓孔子大展軍事才能,巧用“樹上開花”(三十六計之一)嚇退齊軍。順便提一下,齊魯兩國會盟,齊魯兩君互贈禮物竟是鴨子,“化幹戈為玉帛”於是成了“化幹戈為鴨子”,十分可笑!
又據《史記•孔子世家》載:“魯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這是電影所展現的“武子台之役”的史實。據此,武子台之役根本沒有火攻,戰爭場麵也不可能有影片中所展現的那麽宏大。當然,毫無疑問,電影即便是史詩或正劇,都容許一定程度的虛構,因此筆者搬出史實並非僅僅在於批評電影不合史實那麽簡單,而且更在於指出導演對孔子形象的理解,既然導演著意渲染了這兩場戰役,目的無非是表現孔子的軍事才能和機智勇敢。在導演看來,這是孔子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刻,這也是導演對孔子之為孔子的理解。然而,在筆者看來,孔子仕魯的最大功績在於,改變社會風氣,“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孔子世家》)。實際上,一戰一役的勝敗,一城一池的得失,在孔子的一生中,在曆史的長河中,幾乎可以略去;而影片卻不惜以虛構為代價,對此著意渲染,這就關涉到“孔子之為孔子”的不同理解。
四,作為一名流浪者的孔子。孔子在齊國離間和公伯寮內讒,關鍵是在魯國實際主政者季孫氏的不信任下,被迫離開魯國,於是率領群弟子開始周遊列國,繼續授徒講學,並尋求出仕的機會,所到之國,大體有衛、曹、宋、鄭、陳、蔡等國,羈旅生涯凡十四載。孔子生當衰世,為行道救世,周遊列國,棲棲惶惶,顛簸流離、席不暇暖,幾次身處絕境,幾番遭人譏諷,亦曾偶爾引發“無道則隱”(《泰伯》)的向往;然孔子終不忍獨善其身,為講學修德,倡明人倫道德,重整社會秩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終身“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電影《孔子》對此期間的事跡,如“宋人伐樹”、“子路問津”、“喪家之犬”、“厄於陳蔡”等亦有所敘述,然而我相信,不知孔子生平的觀眾,會覺得雜亂無章,不知所雲。《論語•述而》載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是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而伐其樹的情景下,孔子脫口而出之言。錢穆先生《論語新解》認為,“此章乃見聖人之處變,其不憂之仁,不惑之智,與不懼之勇”,可惜的是,電影對孔子之真正意義上的仁、智、勇,沒能很好展現出來。又據《論語•子罕》載:“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孔子子畏於匡時,脫口而出之言。錢穆《論語新解》說,“孔子臨危,每發信天知命之言”;很可惜,電影對此完全忽略。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為政》),又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天命對於理解孔子之為孔子,豈能忽視哉!在某種意義上,孔子周遊列國的十四載,可以視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一係列注腳。
五,編訂“六經”的孔子。孔子在其教學生涯中,尤其是晚年居魯的教學生涯中,刪《詩》《書》,訂禮樂,讚《周易》,作《春秋》,最終編訂“六經”,對上古文化和三代禮樂文明進行了係統的整理。孔子雖自稱“述而不作”(《述而》),其實乃是“寓作於述”、“述中有作”。孔子在繼承上古文化的基礎上,因時損益,革故鼎新,從而奠定了儒學傳統和中華文明的基調。錢穆《孔子傳》稱:“孔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之前,中國曆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曆史文化又複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曆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稱:“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總言之,在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孔子實為繼往開來的中華文明的奠基者。孔子之為聖人,在於其文而不在其武,太史公早已言之,“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今有學者言必稱“去聖”,然從文化的意義去理解孔子之為聖,有何疑焉,又何怪焉!
六,作為思想家和哲學家的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就宇宙與人性、政治與倫理、宗教與人生等諸多方麵提出了許多偉大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以“仁”為核心,“仁”歸根結底是把人當人看,或者借用康德的用語講,把人視為目的而非手段,它體現著人的尊嚴,它要求我們普遍地關愛他人。實現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具體而言,有積極層麵的“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以及消極層麵的“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孔子視“恕”為“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衛靈公》)的道德金律。孔子敬畏天命而又極重人為;他懷有天賦的使命感,而又樂天知命;他對鬼神敬而遠之,很少談論怪、力、亂、神;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孔子的理性人文主義精神。總言之,孔子之道,不離人倫日用,極高明而道中庸,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七,作為一名音樂家和藝術家的孔子。孔子博學多聞,多才多藝,對音樂頗有造詣。孔子曾學琴師襄、訪樂萇弘,能玩多種樂器,彈琴、鼓瑟、擊磬等等;孔子癡迷音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能即興彈唱,表現當時之情誌;即使身處困境,孔子仍從容弦歌不衰;孔子深知音樂能涵養性情,主張“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主張聽雅音,遠離淫聲;孔子更懂音樂與人性、人格培養的關係,他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亦即,詩啟迪性情、啟發心智;禮使人懂得規矩,立於社會;樂則使得人性、人格得以最終完成。孔子認為音樂是“善”與“美”的統一,創作音樂應符合“盡善盡美”的標準。總而言之,音樂實乃孔子生命不可或缺之部分,亦是孔子思想不可或缺之部分。無論就音樂技能、素養而言,還是就音樂理論而言,孔子都堪稱偉大的音樂家和藝術家。
八,日常生活中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生活中的孔子,溫柔敦厚、恭敬有禮、謙虛有加。孔子講學,弟子如沐春風,典型的莫如四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各言其誌(詳《先進》)。作為老師,孔子亦有嚴厲的一麵。弟子對孔子的評價是:“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孔子在公私場合,無論是朝廷、宗廟,還是鄉黨、家族,其視、聽、言、動,無不合禮得體,合乎規矩。孔子對待長者、老者、尊者,皆恭敬禮讓,遇到瞽者(瞎子),也要表示一定的禮貌(詳《鄉黨》);這說明孔子的禮貌並非流於形式,做給別人看,而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孔子雖博學多才,超凡入聖,但他非常謙虛,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亦不敢以仁聖自許。誦讀《論語》,我們經常會親切地感受到,孔子就是一位溫良恭儉和文質彬彬的君子。
古人有“德、功、言”三不朽之說,不朽即意味著其在曆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並不會因肉身之死而隨之消亡。“功”當指狹義的事功,尤其是政治上的事功,就此而言,孔子之“功”並不顯赫,毋寧說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如前所言,這幾乎可以略去。就孔子而言,其不朽之曆史地位當在於其“德”其“言”。就“德”而言,無論作為何種社會角色的孔子,都無不體現出了具有典範意義的德性。作為家長,孔子教子有方,嫁女有方;作為老師,孔子循循善誘、溫而厲、威而不猛、平易近人,與學生相處融洽;作為官員,孔子審慎,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作為流浪者,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樂觀豁達;在日常生活中,孔子溫良恭儉、謙虛低調而又具有高尚的藝術情調和生命情調。就“言”而言,孔子的言論、思想和著述,在中國曆史上早已具有了經典的意義。
孔子之為孔子,關鍵在於曆史上的孔子與孔子之曆史地位。當然,孔子之曆史地位離不開曆史上的孔子,孔子之曆史地位正是由曆史上的孔子本人所樹立,而非外在的權威。如果我們扼要歸納,則孔子之曆史地位至少在於四個方麵:第一,中國第一位私人教師,偉大的教育家;第二,君子人格和德性的典範;第三,偉大的思想家和哲學家;第四,中華文明的奠基者。試以此與電影《孔子》相對照,影片中的“孔子”與孔子之為孔子,何啻天壤?欲拍聖人,能無慎乎?
【據華東師大哲學係校慶報告會“孔子與電影《孔子》:曆史上之孔子與孔子之曆史地位”(2010年10月13日)修改而成】
陳喬見 庚寅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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