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禮樂(le) 思想探析

作者：龔妮麗(li)

來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le) 與(yu) 表演版）201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廿九日辛醜(chou)

          耶穌2019年1月4日

禮樂(le) 教化是儒家治國的重要理念，也是其文化理想。先秦以來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群體(ti) 對周公禮樂(le) 遺產(chan) 進行了係統整理，形成了一套理想化的禮樂(le) 治國思想，引導中國的文化建設，使中國成為(wei) 重視文教的禮儀(yi) 之邦。經由兩(liang) 漢延至北宋，中國文化再度進入複興(xing) 先秦儒學的時期，北宋思想家通過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和發揮，融入形上學與(yu) 宇宙論，使儒家學說有了新的發展。周敦頤則是宋儒理學的先導者，他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他既繼承孔孟之教，又融合佛、道兩(liang) 家思想資源，開創了宋明理學。其傳(chuan) 世之作《太極圖說》、《通書(shu) 》係統論述了他的理學思想和政治抱負。《通書(shu) 》中的禮樂(le) 篇章，是他對先秦禮樂(le) 思想的繼承與(yu) 發揮，他從(cong) 形而上的層麵對禮樂(le) 作了深刻的闡釋，體(ti) 現出宋明理學的新氣象，他的禮樂(le) 治國思想、禮樂(le) 教化思想和音樂(le) 審美訴求，對儒家禮樂(le) 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一、禮樂(le) 治國思想——禮樂(le) 相濟、禮先樂(le) 後

儒家的禮樂(le) 思想發軔於(yu) 周代，周公於(yu) 成王年間製禮作樂(le) ，使其成為(wei) 治國興(xing) 邦、穩定社會(hui) 的重要手段。到了春秋末期，周天子失去控製諸侯、卿大夫的實際能力，社會(hui) 出現動亂(luan) ，導致禮崩樂(le) 壞，儒家成熟的禮樂(le) 思想正是對周代禮崩樂(le) 壞反思的產(chan) 物，經由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群體(ti) 對周代禮樂(le) 傳(chuan) 統進行係統的“述與(yu) 作”，禮樂(le) 文化得以完善定型。孔子整理的《六經》中就包含《樂(le) 經》，雖《樂(le) 經》已失傳(chuan) ，但在漢代《禮記·樂(le) 記》中仍保存了先秦儒家的禮樂(le) 思想。儒家極其重視“禮”與(yu) “樂(le) ”相輔相成的治國作用，《樂(le) 記》中有對禮樂(le) 各自作用的表述，如“樂(le) 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樂(le) 之說，管乎人情矣。”“禮”之教化，側(ce) 重理性行為(wei) ，以規範人的行為(wei) 宗旨；“樂(le) ”合乎人性中的情感需要，“樂(le) ”之教化，側(ce) 重感性和悅，以培養(yang) 人的性情為(wei) 出發點，禮樂(le) 相互配合，既規範人情、人性，又順乎人情、人性。“禮樂(le) 相濟，為(wei) 秩序化的社會(hui) 生活增添情感的潤滑劑。”[1]禮樂(le) 相濟還有更重要的意義(yi) ，那就是社會(hui) 中人與(yu) 人“分”與(yu) “和”的配合作用。“禮”強調社會(hui) 中人的名分，注重倫(lun) 理秩序，要求人們(men) 各得其所，各盡其責；“樂(le) ”能給人帶來快樂(le) ，調和人的情感，使社會(hui) 中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融洽，能夠和諧相處。《樂(le) 記》言，“樂(le) 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義(yi) 立，則貴賤等矣；樂(le) 文同，則上下和矣”。禮樂(le) 之治，正是為(wei) 了使社會(hui) 達到有秩序的和諧。

周敦頤像

周敦頤不僅(jin) 繼承了儒家禮樂(le) 相濟的思想，並從(cong) 形而上的層麵對禮樂(le) 作了深刻的闡釋，他在《通書(shu) ·禮樂(le) 》中寫(xie) 道：

禮，理也；樂(le) ，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wan) 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樂(le) 後。[2]

周敦頤將禮提升到了“道”的層麵。雖《荀子·樂(le) 論》也有“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的議論，但荀子所指的“理”是人倫(lun) 秩序，他強調“禮”作用於(yu) 社會(hui) 倫(lun) 理秩序的這個(ge) “理”是不可改變的，他的這一思想還未形成形而上的思想體(ti) 係，而周敦頤所提出的“禮，理也”，已含有形上道體(ti) 的天地境界。這裏的“理”指天理——天地萬(wan) 物並存的秩序，這秩序即是太極陰陽運行中萬(wan) 物生成之理。他在《太極圖說》中論述得更為(wei) 完整清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wei) 其根；分陰分陽，兩(liang) 儀(yi) 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wan) 物。萬(wan) 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3]

周敦頤認為(wei) 宇宙的本源是“無極”，由“無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再化生萬(wan) 物，宇宙間的萬(wan) 物生生不息、變化無窮。在天地萬(wan) 物中，他肯定了人“其秀而最靈”，以此建立了一套天人相互貫通的模式。他將“人道”與(yu) “天道”聯係在一起，從(cong) 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出發，將人倫(lun) 秩序也視為(wei) 天理，天理同為(wei) 天地自然與(yu) 人倫(lun) 之本體(ti) ，因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人倫(lun) 關(guan) 係與(yu) 萬(wan) 物生成之秩序都是天理的體(ti) 現。

關(guan) 於(yu) 禮樂(le) 之關(guan) 係，朱熹為(wei) 周敦頤《通書(shu) ·禮樂(le) 》作注，曰：“禮，陰也；樂(le) ，陽也。”[4]太極的陰陽之道中，“動而生陽”，陽即動；“靜而生陰”，陰即靜，“一動一靜，互為(wei) 其根，”陰陽、動靜相反相成，相輔相成。朱熹點明禮為(wei) 陰，即肯定禮是靜，是理之本；樂(le) 為(wei) 陽，即肯定樂(le) 是動，是理之用。周敦頤是在“理陰樂(le) 陽”的太極之道上提出的“禮，理也；樂(le) ，和也”，禮是天地萬(wan) 物人生之理，樂(le) 是天地萬(wan) 物人生合乎天道自然的存在，故“陰陽理而後和”，隻有萬(wan) 物各得其理才能達到和諧。禮是政治秩序的內(nei) 在規定，樂(le) 是政治和諧的外在表現，禮樂(le) 相濟表現為(wei) 禮與(yu) 樂(le) 先後、表裏的關(guan) 係，故周敦頤提出“禮先樂(le) 後”的觀點。

先秦的禮樂(le) 製度，樂(le) 是從(cong) 屬於(yu) 禮、服務於(yu) 禮的，這從(cong) 周代禮儀(yi) 樂(le) 舞規模的規定就可看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5]（《春秋·公羊傳(chuan) 》），行樂(le) 必須遵循等級秩序，這是嚴(yan) 格的禮樂(le) 製度。“僭禮”的樂(le) 舞行為(wei) ，被視為(wei) “禮崩樂(le) 壞”，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yu)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周敦頤明確提出“禮先樂(le) 後”的思想，是對樂(le) 從(cong) 屬於(yu) 禮的強調。他認為(wei) 社會(hui) 和諧的前提是倫(lun) 理秩序的順暢，既合乎天理，又合乎人性，禮樂(le) 相輔相成應該以“理而後和”為(wei) 原則。社會(hui) 秩序需要“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強調各得其所的倫(lun) 理秩序；社會(hui) 的穩定也需要“和”，通過“和”協調、融合人與(yu) 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如此才能使社會(hui) 有序地、正常地、協調地運轉，達到長治久安。天地萬(wan) 物之秩序與(yu) 協調，無不是“分”與(yu) “和”的合和統一。在“有序”與(yu) “和諧”的關(guan) 係中，周敦頤強調的是“萬(wan) 物各得其所理然後和”，“有序”先於(yu) “和諧”，故提出“禮先樂(le) 後”的主張。

周敦頤雖然強調“禮先樂(le) 後”，但對樂(le) “和”的作用仍是十分重視的，他意識到“人和”“心和”直接關(guan) 係到政治清明，乃至天地萬(wan) 物的和諧。先秦儒家將音樂(le) 與(yu) 人心相聯係，並從(cong) 人心對社會(hui) 的影響推導出音樂(le) 與(yu) 政治的密切關(guan) 係，《樂(le) 記》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yu) 中，故形於(yu) 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le) ，其政和。亂(luan)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yu) 政通矣。”周敦頤不僅(jin) 繼承了“樂(le) 與(yu) 政通”的思想，還將樂(le) “和”的作用擴展到天地萬(wan) 物，進而肯定聖人作樂(le) 的重要意義(yi) ，《通書(shu) ·樂(le) 中》寫(xie) 道：

樂(le) 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le) ，以宣暢其和心，達於(yu) 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wan) 物順，故神袛格，鳥獸(shou) 馴。[6]

周敦頤認為(wei) “樂(le) 本乎政”，一方麵“政善民安，天下之心和”，決(jue) 定樂(le) 的美善，另一方麵，也可通過樂(le) “以宣暢其和心”促進社會(hui) 的和諧。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頤將聖人作樂(le) 的意義(yi) 更加深化，通過人心之和，不僅(jin) 使社會(hui) 和諧，還“達於(yu) 天地”，天地之氣引導自然之和，致使天地萬(wan) 物達到太和的境界。這與(yu) 他《太極圖說》中，“人”與(yu) “天”一體(ti) 不二的思想是一致的，當他認定“人”之創生不離“天道”，“萬(wan) 物生生而變化無窮”時，則又肯定“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聖人仁義(yi) 之舉(ju) 能感應天地，《太極圖說》寫(xie) 道：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wan) 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yi) 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yu)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7]

周敦頤從(cong) “無極而太極”推演出天地萬(wan) 物，在萬(wan) 物中則肯定“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熹注曰“人之所以稟性得其秀，故其心為(wei) 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以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8]周敦頤讚美聖人能“定之以中正仁義(yi) 而主靜，立人極焉”，能守中道，行仁義(yi) ，堪稱“與(yu) 天地合其德”。聖人作樂(le) ，故能“以宣暢其和心，達於(yu) 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周敦頤發展了儒家禮樂(le) 相濟的治國思想，將其擴充到“天人合一”之境界，使“樂(le) 以促和”的思想具有更廣闊的新意。

二、禮樂(le) 教化思想——宣八風之氣，平天下之情

儒家的治國理念中特別重視教化，從(cong) 強調個(ge) 人修身，延伸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主張通過禮樂(le) 教化，使人在道德上自我約束並不斷提升，遵循倫(lun) 理道德規範以達到社會(hui) 和諧。

中國的禮樂(le) 之教早在堯舜時代就出現了，《尚書(shu) 》中就有關(guan) 於(yu) 舜帝命樂(le) 官教授學子的記載。《周禮》中也詳盡記載了禮樂(le) 教化的內(nei) 容，如“以樂(le) 德教國子：中、和、袛、庸、孝、友；以樂(le) 語教國子：興(xing) 、道、諷、誦、言、語；以樂(le) 舞教國子：舞《雲(yun) 門》、《大卷》、《大鹹》、《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禮·春官宗伯第三》）春秋末，禮崩樂(le) 壞之後，孔子呼籲繼承周公以來的禮樂(le) 教化，將西周“官學”的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等“六藝”之教，推廣至民間。《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也。’”[9]孔子將教化視為(wei) 社會(hui) 的頭等大事，倡導通過禮樂(le) 教化使民知“仁”、循“禮”，提升道德修養(yang) ，進而改善民風，達到政治昌明、社會(hui) 和諧。周敦頤不僅(jin) 繼承儒家的禮樂(le) 教化思想，還從(cong) 天地境界的角度闡釋古聖王製禮作樂(le) 的意義(yi) ，他在《通書(shu) 》中寫(xie) 道：

古者聖王製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wan) 物鹹若，乃作樂(le)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le) 聲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優(you)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10]

周敦頤對於(yu) 先王作樂(le)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的功績十分崇尚。樂(le) 與(yu) 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聯係，《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就產(chan) 生於(yu) 不同的地域，在民間傳(chuan) 播，自然而然地影響著各地風俗。和美淳樸的樂(le) 舞音聲猶如春風吹化萬(wan) 物一樣影響人心，醇化民風，即所謂“樂(le) 行而倫(lun) 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le) 記》）周敦頤讚美先王製禮法、修教化，使綱常有序，君臣、父子、夫婦各得其位，有如洪範九疇治理天下有條不紊，使百姓乃至天下萬(wan) 物和諧相處，達到太和境界。

在周敦頤的禮樂(le) 教化思想中也體(ti) 現出宋儒“不僅(jin) 教人以實踐，且進而推求其原理，以立其大本”[11]的特點。他總結聖王的教化思想，乃是以太極之道為(wei) 出發點的，《通書(shu) ·順化》曰：

天以陽生萬(wan) 物，以陰成萬(wan) 物。生，仁也；成，義(yi) 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wan) 物，以義(yi) 正萬(wan) 民。天道行而萬(wan) 物順，聖德修而萬(wan) 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12]

周敦頤以“聖德”比配“天道”，認為(wei) “天”的“生物”之道是“仁”，“成物”之道是“義(yi) ”，聖人之教化百姓與(yu) 天道陰陽二氣相通，即以“仁育萬(wan) 物，以義(yi) 正萬(wan) 民”。立足於(yu) “天人一體(ti) ”的立場，“天道行”萬(wan) 物才能順暢地生長，“聖德修”萬(wan) 民才能醇化，在不知不覺中天地萬(wan) 物達到“大順大化”，這種神奇的力量，正是天人合一的體(ti) 現。古人推崇回歸本性的音樂(le) ，正是從(cong) 樂(le) 與(yu) 德之關(guan) 係出發的。《樂(le) 記》曰：“德者，性之端也；樂(le) 者德之華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唯樂(le) 不可以為(wei) 偽(wei) 。”漢儒董仲舒指出：“王者未作樂(le) 之時，乃用先王之樂(le) 宜於(yu) 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yu) 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le)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le) ，樂(le) 其德也。樂(le) 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yu) 和而本於(yu) 情，接於(yu) 肌膚，臧於(yu) 骨髓。”[13]董仲舒分析了樂(le) 教得以實現移風易俗之功的原因，是“樂(le) 其德也”。當王者還沒有功德，未能作樂(le) 的時候，可以用先王之樂(le) 教化於(yu) 民。隻有當王者功成之後，才能作樂(le) ，才能“樂(le) 其德”，樂(le) 中有教化之情，樂(le) 中包含“德”的內(nei) 容，樂(le) 才可以“變民風，化民俗”。反觀周敦頤在禮樂(le) 教化實踐中看重“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之樂(le) ，正是因為(wei) “德之盛也”，可宣化各地純正之風、太和之氣，平和天下有情物之性情，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以德盛之樂(le) 教化民眾(zhong) ，即是以樂(le) 感化人的本真天性，使其回歸自然天道，“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在樂(le) 教實踐層麵，周敦頤認為(wei) 樂(le) 教之所以能“宣八風之氣”，“平天下之情”，是因為(wei) 樂(le) 與(yu) 人心想通，他在《通書(shu) 》中寫(xie) 道：

樂(le) 聲淡則聽心平，樂(le) 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14]

“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之樂(le) ，因其“優(you) 柔平中”，“樂(le) 聲淡則聽心平”，可以平和人心，節製欲念浮躁，當然更要“樂(le) 辭善”，隻有這樣的音樂(le) ，才能“宣八風之氣，平天下之情”，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反之，“妖聲豔辭”也一樣會(hui) 對人心起作用，那是敗壞人心的作用。因此周敦頤對時下“妖聲豔辭”音樂(le) 的泛濫，感到憤慨：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le) 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lun) ，不可禁者矣。嗚呼!樂(le)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複古禮，不變今樂(le) ，而欲至治者，遠矣！[15]

正因為(wei) “樂(le) 者，本乎政”，後世禮法不修，政治混亂(luan) ，亂(luan) 世之音，妖淫愁怨，導致“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lun) ，不可禁者”的惡果。周敦頤將古樂(le) 與(yu) 今樂(le) 作比較，讚美古樂(le) ，鄙棄今樂(le) ，指出：古樂(le) “優(you) 柔平中，德之盛也”，故能平心，今樂(le) “妖淫愁怨，導欲增悲”，故以助欲；古樂(le) 以平和德音宣化民風，今樂(le) 以妖聲豔辭擾亂(luan) 世風。他呼籲恢複古樂(le) ，改變今樂(le) ，否則，離大治甚遠矣！對於(yu) 當世古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教化衰敗的現實，周敦頤是較為(wei) 悲觀的。之後明代心學家王陽明對古樂(le) 不能推行，又要實行樂(le) 教有較為(wei) 變通的看法，他提出：“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le) 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yu) 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le) ，隻是做些詞調，於(yu) 民俗風化決(jue) 無關(guan) 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隻取忠誠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yu) 風化有益。然後古樂(le) 漸次可複矣。”[16]在“古樂(le) 不作久矣”的現實中，王陽明主張改造俗樂(le) ，利用百姓喜聞樂(le) 見的“今之戲子”，取其中“善”的內(nei) 容，既使百姓易於(yu) 接受，又起到教化作用。陽明深知推行古樂(le) 不易，不能強行和勉強，隻能漸次恢複。[17]而周敦頤之所以執著於(yu) 古樂(le) ，鄙夷俗樂(le) ，除了對先王製禮作樂(le) 之崇尚，對古樂(le) 教化作用之不容置疑，還有審美認同的重要原因。

三、音樂(le) 審美訴求——“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

“以和為(wei) 美”是中華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審美意識，同為(wei) 儒道兩(liang) 家的審美崇尚，對“和”的訴求又有所不同。儒家以孔子為(wei) 代表，倡導“中和”思想。“中”含有商周以“中正”為(wei) 美德的文化觀念，孔子繼承周公的“中德”思想，謂“中庸之為(wei) 德，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他提出“禮之用，和為(wei) 貴”，從(cong) 倫(lun) 理的角度強調理宜樂(le) 和的中道思想；他從(cong) 修身養(yang) 性的角度提倡“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強調文質相宜的中德修習(xi) ；他從(cong) 審美的角度提出“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推崇“溫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儒家以“中和”和為(wei) 美的意識深深影響了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文化。與(yu) 儒家倡導“中和”，“中德”，推崇“美”“善”統一的理想不同，道家更注重“道法自然”，崇尚“太和”的天地境界，看重生命與(yu) 道同在的自由體(ti) 驗，將“與(yu) 天地和”視為(wei) 最高理想。莊子曰：“夫明白於(yu) 天地之德者，此之謂之大本大宗，與(yu)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yu) 人和者也。與(yu) 人和者，謂之人樂(le) ；與(yu) 天和者，謂之天樂(le) 。”（《莊子·天道》）莊子向往的“太和”境界與(yu) 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一樣，“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莊子·天地篇》）。可見道家的“太和”思想是超越現象界的精神追求[18]。周敦頤“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的審美意識則是綜合了儒道兩(liang) 家的審美理想。一方麵他繼承了儒家中正為(wei) 美德的“中和”思想，另一方麵他也融合了道家的“道法自然”，崇尚“太和”的天地境界。其《通書(shu) ·師》中說：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19]

他繼承了儒家修身的傳(chuan) 統，認為(wei) 教化的作用就是使人的稟性歸於(yu) 中和，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所謂“惟中也者，和也”，朱熹注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20]在教化德性的意義(yi) 上，周敦頤肯定了“和”的重要作用。但他也融合了道家“道法自然”，崇尚“太和”的思想，他在聖人作樂(le) 的讚美中，充分表達了他的這一思想：“聖人作樂(le) ，以宣暢其和心，達於(yu) 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wan) 物順，故神袛格，鳥獸(shou) 馴。”[21]他的“以和為(wei) 美”的理想中也充分體(ti) 現了道家超越的精神追求。周敦頤在樂(le) “和”的基礎上，將“淡”的審美意味引入樂(le) 中，體(ti) 現出他的審美訴求。他的“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的主張顯然與(yu) 孔子“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有不同之處。孔子的“樂(le) 和”思想強調適度而不過分，和悅而不放縱，以“中和”為(wei) 審美準則。周敦頤的“淡和”思想除吸取和悅而不放縱，還融入了“守靜”、“無欲”的訴求，這與(yu) 他主靜的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

周敦頤的主靜思想仍具有融合儒道兩(liang) 家的特點。道家守靜，老子曰：“至虛極，守靜篤”（《老子》第五章），莊子曰：“靜則無為(wei) ，無為(wei) 則任事責矣。”（《莊子·天道》）老莊認為(wei) 內(nei) 心“守靜篤”，方能複歸自然，“靜”使心靈潔淨空徹。周敦頤一方麵吸收道家“守靜”的思想，將“靜”視為(wei) 具有太極本源性的範疇，“守靜”便能與(yu) 天道貫通，故將“靜”視為(wei) 人生最高境界。但他又將儒家的“中正仁義(yi) ”觀念融入他的“主靜”思想，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yi) 而主靜，立人極焉。”與(yu) 道家不同的是，周敦頤在工夫論上並非一味“守靜篤”，而是“定之以中正仁義(yi) ”的“主靜”，也可說是通過主靜的工夫革除一切有違“中正仁義(yi) ”的私欲，達到最高道德境界，即他說的“一為(wei)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22]朱子對周敦頤“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yi) 而主靜，立人極焉”解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yu) 靜也。……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yi) 。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kui) 焉。”[23]聖人有守靜的工夫，其一舉(ju) 一動都能合乎中正仁義(yi) ，達到與(yu) 天道合一的境界。周敦頤的“主靜”修養(yang) 功夫論即是他“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審美訴求的思想基礎。

道家喜好“恬淡平和”之美，如《老子》讚美“道”——“淡兮其無味”；《莊子》主張“無情”，曰：“惡欲喜怒哀樂(le) 六者，累德也”（《莊子·庚桑楚》）；嵇康提出樂(le) “以平和為(wei) 體(ti) ”。這些都與(yu) 周敦頤的音樂(le) 審美觀有一致性，但他的“淡和”論仍就體(ti) 現出儒道融合的特點：

樂(le) 聲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you)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24]

周敦頤從(cong) “主靜無欲”的思想出發，推崇“淡和”之樂(le) 。音樂(le) “淡”與(yu) “和”作用於(yu) 人心，“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此修養(yang) 心性，方能接近至善的道德境界。可見，他既發展了儒家理想，又改造了道家思想，使道家的“守靜”、“無欲”更符合儒家養(yang) 心修德的需要。

周敦頤之所以倡導“淡和”之風，不僅(jin) 是修身養(yang) 性、醇化風俗的需要，也是他喜好的審美情趣。“淡”作為(wei) 一種審美範疇，儒道兩(liang) 家都十分看重，道家從(cong) “道法自然”角度，讚美不加修飾的自然之美——平淡淳樸，“淡然無極而眾(zhong) 美從(cong) 之”（《莊子·刻意》）；儒家從(cong) 君子人格的角度，提出“淡”、“簡”為(wei) 美的觀點，《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知顯，可與(yu) 入德矣。”魏晉以後，受儒道兩(liang) 家思想浸染的士大夫對清雅平淡的詩風、樂(le) 風情有獨鍾。晉宋之際的陶淵明以其純樸淡遠的詩風開辟了田園詩的新天地，形成了“衝(chong) 淡”、“簡約”、“淡遠”、“平易”等美學風格。唐代詩人白居易喜“恬淡”、“平和”之樂(le) ，賦詩讚美“清冷由木性，恬淡隨人心。心積和平氣，木應正始音。”（白居易《清夜琴興(xing) 》），宋代山水畫以水墨之淡雅體(ti) 現出簡約平淡之風。周敦頤的詩文均體(ti) 現出對自然景物和田園風光的喜愛，其描摹的荷花、秋風、漁船、落葉、禪聲……無不透顯出淡雅、潔淨、素樸、平和之美。

周敦頤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明確提出音樂(le) “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的“淡和”審美範疇，在音樂(le) 美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yi) 。“淡和”不僅(jin) 是具象的疏淡清雅、溫潤平和，更含有淡然無極、高遠空靈的超越品性，故“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淡和”審美意識對後世，特別是對古琴美學思想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末著名琴家徐上灜所著《溪山琴況》，不僅(jin) 將“淡”、“和”各列一況詳盡闡釋，還將“淡和”之審美意識貫穿於(yu) 其他諸況。他品評希聲“調古聲淡”、“疏疏淡淡，其音得中正和平者，是為(wei) 正音”；他以“淡和”為(wei) 評判“時”、俗”、“古”、“雅”之標準，曰：“大都聲爭(zheng) 而媚耳者，吾知其時也。音淡而會(hui) 心者，吾知其古也。”曰：“舍豔而相遇於(yu) 淡者，世之高人韻士也。而淡固未易言也，祛邪而存正，黜俗而歸雅，舍媚而還淳，不著意於(yu) 淡而淡之妙自臻。夫琴之元音本自淡也，製之為(wei) 操，其文情衝(chong) 乎淡也。”[25]《溪山琴況》對於(yu) “淡和”審美意識的發揮，應該是與(yu) 周敦頤之“淡和”論一脈相承的。

周敦頤在宋代複興(xing) 儒學的新時期，將儒家禮樂(le) 思想融入形上學與(yu) 宇宙論，“援道入儒”，使儒家學說有了新的氣象。他不僅(jin) 從(cong) 形而上層麵尋求禮樂(le) 思想的天道依據，並從(cong) 實踐角度對現實社會(hui) 人欲泛濫，文化衰頹的現象進行了嚴(yan) 肅的批判，重申禮樂(le) 教化的重要意義(yi) ，從(cong) 中表達出他的政治理想和治國抱負。他在孔子“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之後提出“淡而不傷(shang) ，和而不淫”的審美意識，是對儒家禮樂(le) 教化思想和審美理想的進一步補充和拓展。作為(wei) 理學開拓者，周敦頤的哲學思想和審美追求對宋以後崇尚淡遠空靈的審美情趣，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注釋

[1]參見龔妮麗(li) ：《儒家禮樂(le) 教化思想與(yu) 當代國民教育》，載《儒學：世界和平與(yu) 發展——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卷三，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版。

[2]周敦頤：《通書(shu) ·禮樂(le) 第十三》，《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2頁。

[3]周敦頤集：《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之一“遺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5-8頁。

[4]《通書(shu) ·禮樂(le) 第十三》所附朱熹注語，《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第72頁。

[5]古代舞隊的行列，八人為(wei) 一佾（即一行）。按周禮，天子的舞隊用八佾（六十四人）的規模，諸公隻能有六佾（四十八人）的規模，諸侯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

[6]周敦頤：《通書(shu) ·樂(le) 中第十八》，《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5頁。

[7]周敦頤集：《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之一“遺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5-8頁。

[8]《太極圖說》所附朱熹注語，《周敦頤集》卷之一“遺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頁。

[9]《禮記正義(yi) 》鄭玄，注；孔穎達，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8頁。

[10]周敦頤：《通書(shu) ·樂(le) 上第十七》，《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4頁。

[11]謝無量：《中國哲學史》，《謝無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頁。

[12]《通書(shu) ·順化第十一》，《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第76頁，第71頁。

[13]董仲舒：《舉(ju) 賢良對策一》載《漢書(shu) 》第八冊(ce) ，卷五十六《董仲舒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1962年6月版，第2499頁。

[14]周敦頤：《通書(shu) ·樂(le) 下第十九》，《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5頁。

[15]周敦頤：《通書(shu) ·樂(le) 上第十七》，《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4-75頁。

[16]《王陽明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附朱子晚年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3頁。

[17]參見龔妮麗(li) ：《論王陽明的美學思想》，載《陽明學衡》第二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18]參見龔妮麗(li) ：《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以和為(wei) 美”的哲學思考》，載《陽明學刊》第三輯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shu) 社2008年4月版。

[19]周敦頤：《通書(shu) ·師第七》，《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68頁。

[20]周敦頤《通書(shu) ·師第七》所附朱熹注語，《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第68頁。

[21]周敦頤：《通書(shu) ·樂(le) 中第十八》，《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5頁。

[22]周敦頤：《通書(shu) ·聖學第二十》，《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5頁。

[23]《太極圖說》所附朱熹注語，《周敦頤集》卷之一“遺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頁。

[24]周敦頤：《通書(shu) ·樂(le) 上第十七》，《周敦頤集》卷之四“《通書(shu)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7年版，第74頁。

[25]徐上灜所著《溪山琴況》文字，均引自蔡仲德《中國音樂(le) 美學史》資料注譯《大還閣琴譜·溪山琴況》，人民音樂(le) 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33-771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