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正確理解改革開放的原則和限度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庚寅

         耶穌2018年12月24日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重新進入主流世界體(ti) 係並逐步實現自主性現代化的關(guan) 鍵階段。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這個(ge) 關(guan) 鍵點上取得了政治社會(hui) 共識，但在其他領域和層麵並未能擴展這種共識。

經濟改革一枝獨秀，但政治社會(hui) 層麵的製度性改革則未有嚴(yan) 格的同步發展和突破。甚至由於(yu) 這種改革的係統不協調，政治係統對經濟係統的強勢規劃與(yu) 導引作用仍很突出，這就導致改革最初的追隨者發出“改革何處去”的疑問，也導致包括美國在內(nei) 的西方發達國家產(chan) 生“規訓中國”的失敗感。

這些潛藏和彌漫於(yu) 中國改革進程的內(nei) 外幽怨情緒，伴隨中國決(jue) 定性崛起和對世界體(ti) 係的改革性主張，終於(yu) 在近些年引發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性轉變及國內(nei) 早期改革派的共同疑慮。這是中美貿易戰及新時代中國內(nei) 部政治與(yu) 政策宏觀爭(zheng) 議的根源所在。

12月18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發表關(guan) 於(yu)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重要講話，最重要的就是關(guan) 於(yu) “改”和“不改”的辯證法主張，用於(yu) 解決(jue) 和說明中國改革的原則及限度。

在1990年代初，鄧小平先生曾以“三個(ge) 有利於(yu) ”確定中國改革的規範判準，其核心原理是經濟性的，以生產(chan) 力促進和人民利益改進為(wei) 最終尺度。習(xi) 近平的規範判準是製度性的，以是否有助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尤其是治理現代化為(wei) 最終尺度。這種改革限度的思維，體(ti) 現了主權代表者意誌與(yu) 實用主義(yi) 改革方法的有機結合。

習(xi) 近平時代總體(ti) 上是一個(ge) 關(guan) 涉民族複興(xing) 的結構定型與(yu) 綜合化的時代，不可能嚴(yan) 格謹守鄧小平時代的全部教誨，而是必須結合中華民族複興(xing) 利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世界革命使命以及當代中國的國際環境與(yu) 挑戰做出最佳的戰略運籌和安排。“新時代改革觀”因而必然具有繼承並超越於(yu) 鄧小平時代的要點和邏輯。

對新改革的理解與(yu) 接受是中國當代精神轉型的重要課題。改革紀念的多種話語中，有一種近似“悼詞”式的話語頗值得關(guan) 注。這種話語的典型標題特征是“世間再無鄧小平”、“中國改革已死”、“中國將要落入某某陷阱”，其基本邏輯是，由於(yu) 中國未能遵循似乎來自於(yu) 鄧小平的關(guan) 於(yu) 中國改革“西化”的種種教誨，未能規範而係統地展現中國對西方體(ti) 係的精致模仿和嚴(yan) 密追隨，所以中國改革走了歧路，必有惡果。

圖片說明：2012年12月8日，習(xi) 近平在廣東(dong) 深圳蓮花山向鄧小平像敬獻花籃後與(yu) 現場群眾(zhong) 交談，強調堅定不移改革開放。

這種邏輯還會(hui) 將2000年以來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國自主性現代化的種種製度化改革視為(wei) 對“文革”的某種回歸，以輕率及選擇性的現象描述代替對時代精神與(yu) 製度本質的理性分析。

該種話語又常被標簽化為(wei) “自由派話語”，但實際上隻是一種局促心智下的“狹義(yi) 自由派”或“原教旨自由派”，並不能代表中國自由派的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其正在變化中的趨勢及未來前景。

當彭斯在2018年國慶期間以“新鐵幕演說”對華威脅並說教時，當中美貿易戰之美方要求不斷加碼時，當華為(wei) 孟晚舟案懸而未決(jue) 時，更有大量的話語流量共同指向對新時代改革從(cong) 規範根基到實踐路徑的全方位檢討，希望回到鄧小平時代的“Good Old Days”。這些話語實踐群體(ti) 不自覺充當了美國“教師爺”的助教團隊。

這種話語對新時代改革的結構性取向是高度不認同甚至嚴(yan) 格抵製的：

其一，不認同“黨(dang) 政融合”的憲製取向，認為(wei) 是對黨(dang) 政分權改革的背離；

其二，不認同政府產(chan) 業(ye) 政策與(yu) 角色，認為(wei) 是對市場經濟的結構性破壞；

其三，不認同“一帶一路”倡議，認為(wei) 是對國民利益與(yu) 世界和平的負麵操作；

其四，不認同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結構性和解，認為(wei) 是對自由民主現代性基礎的侵蝕；

其五，不認同對毛澤少時代有關(guan) 政治價(jia) 值與(yu) 傳(chuan) 統的回溯和運用，認為(wei) 是對鄧小平改革的倒退，

其六，不認同中國對美國的體(ti) 係性競爭(zheng) 與(yu) 挑戰，認為(wei) 是對美國價(jia) 值觀及模式正當性的挑釁。

這種話語對“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甚至“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持有嚴(yan) 重的規範性質疑，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整體(ti) 有效性持否定態度，希望恢複鄧小平改革初期尤其1980年代“低度自信”氛圍下對西方文明的整體(ti) 性崇拜，調整和改變目前的新時代改革總體(ti) 方向。這種話語雖因缺乏“政治正確性”而在中國官方媒體(ti) 及官方可控輿論空間缺乏傳(chuan) 播渠道，但在私人空間和海外空間有著重要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並不來源於(yu) 該話語的學術深刻性或曆史哲學分析的嚴(yan) 密性，而來自於(yu) 對西方價(jia) 值觀的符合性。這種話語範式下的公共寫(xie) 作甚至學術寫(xie) 作因而也變得非常容易，隻要簡單借取西方某種規範理論，結合中國特定議題或素材，加以演繹性論述與(yu) 改革建議，即可成篇，成名，成家。

然而，這種話語的知識生產(chan) 有效性及對中國國家利益促進與(yu) 發展問題解決(jue) 上的意義(yi) 正麵臨(lin) 空前危機。        

這種話語最大的意義(yi) 在於(yu) 堅持“自由”價(jia) 值的根本性和前提性，堅持中國任何改革的“個(ge) 體(ti) 倫(lun) 理”檢驗標準。這確實是鄧小平改革的重要思想遺產(chan) ，因為(wei) “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解決(jue) 人的吃飯生存問題，這是第一位的人權，也是一切自由的基礎。

然而，對於(yu) 民族複興(xing) 與(yu) 健全良善生活的建構而言，“經濟建設”是不夠的，想象“經濟建設”市場化帶來“全盤西化”也是不符合體(ti) 製和曆史的。中國改革必然要走入一個(ge) 以“製度綜合”為(wei) 特征的2.0版時代，習(xi) 近平時代正好承擔了這一曆史角色。

純粹“自由”話語不是錯誤，隻是片麵，隻是不充分，隻是不足夠支撐新時代的全麵改革需求，是對中國文明傳(chuan) 統與(yu) 政治體(ti) 製的有意忽略，是長期“東(dong) 方主義(yi) ”知識規訓下的“自我東(dong) 方化”。          

總之，在以2049“第二個(ge) 一百年”為(wei) 基本目標的民族複興(xing) 與(yu) 改革新階段，我們(men) 要適度超越這種早期改革的“狹義(yi) 自由話語陷阱”，回到中國文明和中華大地本身，聚智匯力回答“什麽(me) 是中國人民正當而良善的生活方式”這一改革的原命題。

“自由”應當位列其中，但未必居首，需要在東(dong) 方文化與(yu) 政治傳(chuan) 統中獲得恰如其分的規範性地位。“和諧”或許更為(wei) 基礎與(yu) 根本，乃是根植中華文化而麵向世界和平與(yu) 發展的規範基礎，是“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價(jia) 值來源。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