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liang) 製”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賜稿，原載《中國評論》2018年12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初二甲戌

          耶穌2018年12月8日

在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曆史中，“一國兩(liang) 製”本身就是中國全麵現代化與(yu) 國際化之開放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活力的前沿性和杠杆性部分。港澳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主要試驗田，在改革開放40年中實現了自身與(yu) 國家的“雙贏發展”。

2018年11月12日，國家主席習(xi) 近平在京會(hui) 見港澳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對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獨特貢獻及其可持續性作出了高度肯定及具有戰略性的未來規劃。   

“一國兩(liang) 製”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這一杠杆作用如何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持續做出貢獻，與(yu) 習(xi) 近平之新時代主題產(chan) 生新的互動與(yu) 共贏，是對中央管治與(yu) 香港自治的持續性提問和考驗。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未來展望中明確提出了“以國家為(wei) 中心”的港澳發展新思路“四大目標”：

第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麵開放；第二，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第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yu) 國家治理實踐；第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這表明，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有了更加明確的國家理性自覺，有了通過國家戰略及港澳實踐推動“兩(liang) 製”向“一國”回溯性建構與(yu) 認同的基本共識。這將意味著“一國兩(liang) 製”作為(wei) 改革開放第一杠杆的作用將繼續得到發揮，與(yu) 新時代民族複興(xing) 事業(ye) 繼續保持同步調。

但是，“以國家為(wei) 中心”的“一國兩(liang) 製”觀念與(yu) 實踐，對港澳社會(hui) 是機遇和挑戰並存，需要港澳社會(hui) 聚焦思考如何在國家發展的新周期中發揮自身比較優(you) 勢，持續做出獨特貢獻，完成“一國兩(liang) 製”在其初期發展中未能充分完成的曆史使命。

一、初期改革與(yu) 第一杠杆

在改革開放40年中，“一國兩(liang) 製”的第一杠杆作用主要體(ti) 現在：

其一，港澳資本構成內(nei) 地現代化與(yu) 製造業(ye) 發展的主要境外資本來源，愛國愛港及愛國愛澳力量的內(nei) 地投資構成了國家現代化的初期動力；

其二，香港為(wei) 內(nei) 地企業(ye) 的上市融資與(yu) 規範化治理提供技術平台與(yu) 製度示範，促進了內(nei) 地企業(ye) 的規範化和國際化；

其三，香港的管理製度，包括土地管理製度、社會(hui) 管理製度、金融管理製度等，對內(nei) 地治理現代化的深入發展及體(ti) 係化起到重要的借鑒與(yu) 推動作用；

其四，香港的民主化與(yu) 民主治理經驗，包括選舉(ju) 、普選政改、公民抗命之理解與(yu) 應對以及關(guan) 於(yu) 本土主義(yi) 的係統治理，對內(nei) 地政治現代化的知識儲(chu) 備與(yu) 經驗錘煉是一個(ge) 非常難得的試驗田和樣本區；

其五，港澳在內(nei) 地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段內(nei) 充當了國家看世界的“眼鏡”，通過這樣的國際化平台，國家對世界的理解與(yu) 交往得到持續性的深化。 

這些杠杆性作用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及精準理解。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總結改革開放成功的實踐，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獨特”、“重大”、“不可替代”，這些定論性詞匯，折射出中央對“一國兩(liang) 製”長期實踐的正麵理解與(yu) 認同，同時也包含著對港澳助成國家現代化與(yu) 國際化之“地方性貢獻”的積極評價(jia) 與(yu) 持續性期待。

既然港澳曾經做得那麽(me) 好，既然國家在“一國兩(liang) 製”下與(yu) 港澳共同致力於(yu) 現代化及國際化事業(ye) 的合作經驗如此舉(ju) 世矚目，那麽(me) 我們(men) 就絕無不將“一國兩(liang) 製”事業(ye) 堅持下去的理由。“五十年不變”不是具體(ti) 製度的僵化不變，而是國家與(yu) 港澳之互動共贏的命運共同體(ti) 關(guan) 係與(yu) 製度杠杆結構不變。

總書(shu) 記對港澳在改革開放中獨特作用的理解與(yu) 認知，充分回應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一國兩(liang) 製”在國家憲製決(jue) 策上是高度理性化的，不是簡單民族主義(yi) 的產(chan) 物，不是主權國家憲製原理的套用，也不是對英談判妥協的結果，而是中央從(cong) 國家現代化與(yu) 國際化的長遠戰略出發做出的自主性政治決(jue) 斷。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對外奉行“一邊倒”的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策略，對內(nei) 采用“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激進社會(hui) 主義(yi) 路線，彼時的港澳盡管也在國家建設中起到一定作用，但若實際回歸不僅(jin) 港澳繁榮穩定難以保持，而且港澳對國家的獨特貢獻也將缺乏製度基礎。改革開放前對港澳的政策被概括為(wei)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追求即刻回歸，而是在兩(liang) 邊製度及發展取向存在重大差異的條件下維持“殖民”現狀，留待未來條件成熟時加以解決(jue) 。改革開放則為(wei) 港澳回歸及“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化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與(yu) 國際體(ti) 係調整的可能性。

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經濟建設”取代“階級鬥爭(zheng) ”成為(wei) 國家發展的新主題，對歐美主流市場體(ti) 係的開放成為(wei) 國家發展的新策略。港澳盡管與(yu) 國家製度存在分別，但是在國家決(jue) 定性啟動改革開放的特定時代條件下已經具備了回歸及發揮更大作用的可能性。1980年代，中英及中葡相繼談判完成，港澳回歸進入曆史倒計時，香港基本法與(yu) 澳門基本法將“一國兩(liang) 製”予以具體(ti) 法製化。  

港澳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從(cong) “殖民現狀”轉向全方位的“一國兩(liang) 製”特區。“一國兩(liang) 製”用於(yu) 滿足雙重憲製目標：其一，從(cong) 主權國家層麵解決(jue) 港澳回歸問題，以和平方式處理“殖民”遺產(chan) ；其二，回歸後的港澳實行高度自治，保持及提升國際化地位與(yu) 優(you) 勢，轉型為(wei) 國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及杠杆支點。如此，則“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得以成熟定型：國家對港澳的非常規授權與(yu) 港澳對國家之持續性貢獻的理性結合。這一理性在改革開放40年間得到了充分釋放。

在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改革開放之間，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一國兩(liang) 製的具體(ti) 法製化，而沒有一國兩(liang) 製，改革開放就缺乏杠杆支點與(yu) 方向感。改革開放40年中的“一國兩(liang) 製”，成為(wei) 鄧小平“春天的故事”的華麗(li) 篇章，也是民族複興(xing) 與(yu) 國家發展智慧的凝練及升華。 

二、以國家為(wei) 中心：四點希望的國家政策背景 

“一國兩(liang) 製”在憲製邏輯上是一個(ge) 精巧的聯動結構，有其內(nei) 在的動力運行機製和本質目的，其具體(ti) 演變和發展的一條主線即為(wei) 國家現代化與(yu) 國際化戰略的結構取向。2012年十八大以來，隨著國家經濟主場時代的到來，亦隨著香港內(nei) 部複雜曆史矛盾與(yu) 社會(hui) 衝(chong) 突借助“占中”、“港獨”激進形式的總爆發，“一國兩(liang) 製”出現了“以國家為(wei) 中心”的觀念與(yu) 製度轉型。

促成這一轉型及新共識達成的是三份標誌性文件：其一，2014年“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實踐白皮書(shu) ；其二，2017年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習(xi) 近平講話；其三，2017年十九大報告“一國兩(liang) 製”專(zhuan) 章。在這些關(guan) 鍵性的中央政策文件中，“一國兩(liang) 製”之發展聚焦到了兩(liang) 個(ge) 核心策略之上：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前者是國家法治對香港本地法治的監督、改造和升級，將香港治理嚴(yan) 格納入國家整體(ti) 治理體(ti) 係，將香港法治作為(wei) 全麵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而後者則是“兩(liang) 製”趨向“一國”的結構性整合策略，既用於(yu) 解決(jue) 香港人心回歸及國民認同問題，又戰略性動員香港各階層人士尤其是青年人參與(yu) 國家新一輪改革和建設。

在此戰略性調整之下，深圳河不再是“一國兩(liang) 製”嚴(yan) 格的製度界河，而是“兩(liang) 製”回溯“一國”的軟邊界。粵港澳大灣區則成為(wei) 港澳和內(nei) 地融合發展的新概念，是新時代意義(yi) 上負擔國家治理現代化及新全球化製度創新任務的、擴大版的“新深圳”。  

習(xi) 總書(shu) 記此次會(hui) 見港澳訪問團的講話尤其是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四點希望”應當放在“一國兩(liang) 製”曆史性變遷的時代背景及中央具體(ti) 推進策略下加以理解。習(xi) 總書(shu) 記講話實質上賦予“一國兩(liang) 製”以新改革“第一杠杆”作用，這是對港澳既往改革杠杆作用的本質理解與(yu) 新時代設計。“四點希望”恰恰體(ti) 現了習(xi) 總書(shu) 記和中央對此輪新改革內(nei) 涵與(yu) 港澳獨特作用的特定化理解，是“以國家為(wei) 中心”之一國兩(liang) 製觀的進一步具體(ti) 展開，是“一國兩(liang) 製”國家理性的進一步確認、鞏固和釋放。

“四點希望”在結構上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次：

首先是國際層次，第一點“國家全麵開放”和第四點“國際人文交流”構成港澳“再全球化”的基本路徑，這是對港澳傳(chuan) 統國際地位、優(you) 勢及在新時代繼續鞏固發展的明確規劃；

其次是國內(nei) 層次，第二點“國家發展大局”和第三點“國家治理實踐”構成港澳“兩(liang) 製”回溯融入“一國”體(ti) 係的基本路徑，這既是對“一國兩(liang) 製”完整內(nei) 涵和初衷初心的確認，也是對回歸二十年來具體(ti) 政策執行上過度偏向“兩(liang) 製”、“井水不犯河水”式隔離放任主義(yi) 的積極反思與(yu) 檢討。總書(shu) 記講話堅持從(cong) 國際與(yu) 國內(nei) 兩(liang) 個(ge) 層次加以規劃，符合“一國兩(liang) 製”的憲製原理及製度辯證法，為(wei) 港澳在新時代的大發展及國家與(yu) 港澳更緊密的改革互動提供了戰略方向感及具體(ti) 操作路徑。

更進一步，此次對港澳新角色的設定，亦顯著超出了既往較為(wei) 純粹的經濟現代化層麵，而深刻觸及了製度現代化與(yu) 文化軟實力建構的更高層次。“一國兩(liang) 製”不僅(jin) 要在改革40年周期中有力助成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還應當在未來的第二期發展中有力助成國家的製度現代化和文化軟實力的定型化。

“四點希望”的修辭格式是共同的，都是“更加積極主動”，這表明中央對港澳既往貢獻方式與(yu) 程度的高度肯定，但也對近些年產(chan) 生的偏差、衝(chong) 突和彷徨狀態有所清醒認識及更高的角色期待。在直接體(ti) 現貢獻具體(ti) 方式的關(guan) 鍵性“動詞”上，習(xi) 總書(shu) 記又有所分別，相繼使用了“助成”、“融入”、“參與(yu) ”和“促進”，針對不同發展任務匹配不同貢獻方式，根據港澳所長發揮恰如其分的作用，既不看低，也不拔高，體(ti) 現了中央在新時代治理港澳的策略成熟。

三、繼往開來：四點希望的具體(ti) 改革內(nei) 涵

對“四點希望”的具體(ti) 政策內(nei) 涵與(yu) 發展意義(yi) ，我們(men) 可以進行更為(wei) 內(nei) 在性和針對性的解讀。 

第一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麵開放。這是國家在新時代的頂層戰略和生命線，也是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中國“改革再出發”的戰略號角。

“國家全麵開放”是相對於(yu) 改革40年中“國家選擇性開放”而言的。從(cong) “選擇性開放”到“全麵開放”，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總戰略的轉型升級。這一“開放”的性質不是某些知識分子或境外勢力所理解的貿易戰下的被動應對，而是中國根據自身國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理想進行的自主性開放。這種“開放”不僅(jin) 針對歐美發達國家，也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在國家全麵開放新格局中，中國努力通過“一帶一路”體(ti) 係建設打造“中國式全球化”願景與(yu) 方案，建立中國技術文明與(yu) 標準的國際地位，催生共建共享的和平發展產(chan) 業(ye) 鏈與(yu) 製度鏈。“國家全麵開放”無疑為(wei) 港澳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源頭活水，開辟了“柳暗花明”新境界。

在國家的戰略大棋盤上，港澳的具體(ti) 作用被歸結為(wei) “助力”，這表明國家是主角和主場，港澳是戰略性輔助力量。如何輔助呢？總書(shu) 記提出港澳要以“資本、技術、人才”參與(yu) 國家新一輪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繼續釋放港澳“國際聯係廣泛、專(zhuan) 業(ye) 服務發達”的優(you) 勢，促成香港之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的鞏固以及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構，促成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及中葡商貿合作平台建設。“全麵開放”還有一個(ge) 非常關(guan) 鍵的內(nei) 涵指向，即“雙向開放”，中國與(yu) 世界相互開放與(yu) 共存發展，而港澳在其中繼續發揮“重要橋頭堡”作用。   

第二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合發展是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的新發展，以國家性的“粵港澳大灣區”為(wei) 主要戰略框架和實踐地域。

國家在第一輪改革開放中以“深圳”與(yu) “香港”的“雙城分立模式”撬動整個(ge) 國家現代化與(yu) 國際化的發展大局，如今則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性發展尋求一種更具技術創新性和製度現代化的國家改革樣板模式。“融入”也是港澳治理近幾年的熱詞和新共識，並非回歸以來就有此清晰明確之觀念。從(cong) “隔離”到“融入”，反映了國家與(yu) 港澳經濟實力的結構性消長以及國家與(yu) 世界關(guan) 係的重大變遷，也反映了中央對“一國兩(liang) 製”理解上的完備化。

在具體(ti) 的融入策略上，總書(shu) 記講話指向了如下層麵：其一，緊抓“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契機，輸入發展動能，兌(dui) 現比較優(you) 勢，占據發展先機；

其二，大灣區建設的關(guan) 鍵在於(yu) “創新”，這裏“創新”是全方位、全要素的創新，不僅(jin) 涉及技術創新，也包括“體(ti) 製機製”創新，而在大灣區實施“體(ti) 製機製”創新，不僅(jin) 可以解決(jue) 灣區發展的具體(ti) 現實問題，更可以借此打造“中國式全球化”的治理樣板區，為(wei) “一帶一路”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之建構提供“原型機”；

其三，港澳要練好內(nei) 功，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這表明港澳需要尋找自身優(you) 勢點，在大灣區競爭(zheng) 性結構中凸顯競爭(zheng) 力和比較優(you) 勢，這是期待，也是壓力。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意義(yi) 上的“新深圳”，有著“一國兩(liang) 製”的憲製優(you) 勢，有著多元製度、文化及國際化屬性，有著科技創新與(yu) 人文進步的巨大潛力及實現可能性。一個(ge) 充分釋放港澳比較優(you) 勢的粵港澳大灣區，不僅(jin) 可以給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直接功能，而且是對中國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yu) 全球治理創意創製能力的最佳證明。

由“粵港澳大灣區”模式向全國乃至於(yu) “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ti) 輻射擴展，正是新時代改革開放及全球化的理想路徑。因此，“融入發展”不隻是融入國家內(nei) 部，更是合作建構“新全球化”模式及推動中國主導全球治理的重大戰略設計。   

第三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參與(yu) 國家治理實踐。

港澳是基本法授權下的高度自治體(ti) ，不是獨立政治體(ti) ，因此港澳治理在憲製邏輯上屬於(yu) 國家治理之一部分，而港澳亦有依法參與(yu) 國家整體(ti) 治理的正當合法權利和責任。這一點在既往的“一國兩(liang) 製”法理理解上並不清晰。由於(yu) 港澳尤其是香港在法律製度及社會(hui) 治理上與(yu) 內(nei) 地製度差異較大，中央政策部門及香港社會(hui) 精英習(xi) 慣於(yu) “井水不犯河水”，而基本法亦豁免了香港居民絕大部分的公民義(yi) 務，這就使得香港參與(yu) 國家治理存在諸多觀念、製度及政策上的障礙。而十八大以來的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正在逐步且堅定地清理這些障礙，包括同等待遇的政策配置、居住證改革、“一地兩(liang) 檢”決(jue) 策以及在更大範圍內(nei) 對香港參與(yu) 國家治理之“公民平權”的體(ti) 係性政策路徑探討，在大灣區發展規劃中亦有超出國家其他區域的更大力度治理性參與(yu) 改革，觸及港澳居民對國家公務員體(ti) 係的正當參與(yu) 權。

習(xi) 總書(shu) 記在講話中延續了2017年“七一講話”的要旨，提出了三點關(guan) 鍵性的判斷和認知：

其一，港澳回歸後已納入國家治理體(ti) 係，港澳治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國家有權有責加以監督和保障；

其二，港澳本地治理要符合“一國兩(liang) 製”要求，完善憲法與(yu) 基本法配套製度建設，這也是參與(yu) 國家治理、落實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為(wei) 憲製基礎的製度性要求；

其三，港澳居民要走出港澳，心懷國家乃至天下，參與(yu) 國家“五位一體(ti)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生態文明）全體(ti) 係建設，這也是對港澳居民完整而平等之“中國公民權”的確認與(yu) 定位。

這裏存在參與(yu) 國家治理的兩(liang) 個(ge) 層次：

其一，本地治理層次，即在高度自治中落實好“一國兩(liang) 製”，落實好憲法與(yu) 基本法，實現繁榮穩定，有力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

其二，全國性治理層次，即港澳居民以“中國公民”身份走出來，直接進入國家治理體(ti) 係的各個(ge) 層次，通過公民權利的行使建立與(yu) 國家之間深刻而緊密的觀念認同，完成港澳國民身份的“製度性再造”。隻有更加完整準確地保障和促進港澳同胞的“治理參與(yu) 權”，使之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平等主體(ti) ，分享國家公權力及為(wei) 國家服務的榮譽和使命，甚至為(wei) 國家利益作出具體(ti) 犧牲，才可實現“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內(nei) 涵，並將所謂的本土和港獨真正地邊緣化。 

第四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港澳的近代史既是殖民壓迫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港澳本身就是中西文明衝(chong) 突與(yu) 整合的典範區域。對曆史遺產(chan) ，要合理批判，更要智慧運用。在殖民消解，東(dong) 西方重新和解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港澳如何作為(wei) 一種獨特的文化樞紐推動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及輸出，以及促成中西多種文化進一步平等對話與(yu) 融合式發展，是“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在文化價(jia) 值的體(ti) 現。

“一國兩(liang) 製”本身秉持著一種製度多元主義(yi) 和文化多元主義(yi) ，建立在認同不同製度與(yu) 文化均具有正當性、合理性及可對話性的理性基礎之上。這樣的人文觀念是和平主義(yi) 的，也是中國文化屬性使然。澳門的葡式文化帶有歐洲天主教文化的深厚底蘊，而香港的英式文化則帶有英美新教文化的深刻烙印。中歐是“一帶一路”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端點性存在，是麥金德所謂之亞(ya) 歐“大陸島”的平衡軸。港澳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會(hui) 通型文化，而複興(xing) 中的中國文化則內(nei) 蘊著更為(wei) 強大和係統的文化整合潛力，有著一種結合古典要素、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要素的“通三統”結構。港澳文化可以有效補充中國主體(ti) 文化之現代框架，亦可進一步促成和推動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更平等及更深層次的對話交流。

總書(shu) 記講話對港澳文化角色的期待在於(yu) ：其一，保持國際性城市特色與(yu) 文化屬性；其二，傳(chuan) 播中華優(you) 秀文化；其三，講好中國故事和港澳故事，即“一國兩(liang) 製”故事；其四，促進東(dong) 西方文化與(yu) 民心相通互鑒。立足港澳平台的東(dong) 西方文化融合，對“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之文化建構甚至創造性突破有著重要的示範意義(yi) ，並可助成中國之國際文化戰略與(yu) 話語權的定型成熟。 

總之，在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之際，習(xi) 總書(shu) 記的主旨性講話對“一國兩(liang) 製”及港澳在國家改革中的曆史性貢獻予以高度肯定，對港澳未來角色及“一國兩(liang) 製”轉型發展提出了具有戰略眼光的“四點希望”。這“四點希望”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治理港澳新共識與(yu) 新策略的體(ti) 係性延伸及合邏輯展開。總書(shu) 記講話進一步確認了港澳“一國兩(liang) 製”的憲製杠杆作用，提出了港澳在新時代發展中國際與(yu) 國內(nei) 兩(liang) 個(ge) 層麵的戰略進取方向和具體(ti) 操作路徑。

我們(men) 有理由期待，港澳接續改革開放40年與(yu) 國家良性互動合作的“一國兩(liang) 製”實踐模式，在新時代的“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及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做出自身獨特貢獻，釋放自身比較優(you) 勢，在助成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尋求到自身新的身份認同與(yu) 曆史意義(yi) ，讓“一國兩(liang) 製”繼續承擔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作用，行穩致遠，曆久彌高。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