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漢學師承記》纂著史實索隱”沙龍紀實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六日己巳

      耶穌2018年12月3日

2018年11月16日下午三點，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第二十二期“禮學沙龍”在北京大學靜園二號院舉(ju) 辦。在本次沙龍活動中，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蘇州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陳鴻森作了題為(wei) “江藩《漢學師承記》纂著史實索隱”的報告，並與(yu) 與(yu) 會(hui) 學者展開了深入討論。沙龍由北京大學哲學係吳飛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經學與(yu) 子學教研室陳壁生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華喆副教授出席沙龍活動。

在講座的一開始，吳飛教授對陳鴻森教授作了簡要介紹。陳鴻森教授畢業(ye) 於(yu) 台灣大學中文係，是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shu) 館館長，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中國經學史及清代學術史，著有《漢唐經學研究》、《乾嘉名宿年譜匯編》、《清代學術史考證》等。此外，陳鴻森教授也是著名詩人，有詩集《期向》、《雕塑家的兒(er) 子》、《陳鴻森詩存》、《台灣詩人選集——陳鴻森集》四種。

陳鴻森教授首先介紹了報告的目的。陳教授指出，考據江藩《漢學師承記》之史實，一是為(wei) 了考證《漢學師承記》的纂輯年代，並揭示江藩纂著 此書(shu) 隱微的心曲；二是為(wei) 了分析江藩此書(shu) 的纂著意圖和成書(shu) 背景，並探討其書(shu) 與(yu) 清修《儒林傳(chuan) 》的關(guan) 係；三是為(wei) 了考證江氏將黃宗羲、顧炎武編列卷末的隱衷等數事，鉤沈索隱，提出新的論述，並對流俗之說提出商榷，以備知人論世之義(yi) 。

陳鴻森教授先從(cong) 《漢學師承記》的纂輯年代，揭示出江纂著著此書(shu) 的驅動力。通過引用《師承記》附〈經師經義(yi) 目錄〉書(shu) 後江藩嗣子江懋鈞嘉慶十六年十月既望所撰跋文，陳教授證明，江懋鈞嘉慶十六年冬撰此〈跋〉時，《漢學師承記》已經成稿。陳鴻森教授強調，江藩纂《漢學師承記》，可能並不是由於(yu) 受到其師影響，從(cong) 年輕時就開始謀劃的產(chan) 物，而是與(yu) 老來無子和中年喪(sang) 朋的哀傷(shang) 有直接關(guan) 聯。

陳鴻森教授

陳鴻森教授注意到，《漢學師承記》中有不少關(guan) 於(yu) 諸人無子的特別記載，並指出這是長期隱藏在江藩心底某種隱痛的反射行為(wei) ，著書(shu) 本身也是生子之外的另一種傳(chuan) 承方式。直接促成了《漢學師承記》編纂的事件，是江藩好友的去世。

陳鴻森教授進一步考證到，《師承記》創稿時的江藩不再做出遊之想，隻期以著述表見於(yu) 世，並藉此追思舊友。因此，《漢學師承記》的主要內(nei) 容，就是本朝漢學源流，以及江藩個(ge) 人的師承交遊。

陳鴻森教授通過細致綿密的考證向我們(men) 展示，江藩的意圖是要將自己篩選和建構的漢學作為(wei) 國朝學術的主軸，樹立學術的正脈。在這一基礎上，陳鴻森教授考證了江氏將黃宗羲、顧炎武編列卷末的隱衷。陳鴻森教授從(cong) 皮錫瑞、江瀚等人對《漢學師承記》這一做法的批評出發入手，分析文字背後的隱微用意。陳鴻森教授引述從(cong) 乾隆到道光年間的諸多序跋、書(shu) 信材料，來說明其時輿論文化上的緊張壓抑和文人的謹小慎微，從(cong) 而論證當時政治因素對於(yu) 江藩可能構成的影響。

陳鴻森教授指出，在<汪中傳(chuan) >中，江藩實際上借汪氏名義(yi) 予以顧炎武“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yu) 年沈淪之緒”的評價(jia) 。江藩能夠在《漢學師承記》中以隱微的方式予以顧炎武等較為(wei) 恰當的評價(jia) 是難能可貴的。因《漢學師承記》標舉(ju) 漢學大纛，江藩自知此舉(ju) 勢必引起宋學者的大力抨擊，黃、顧兩(liang) 傳(chuan) 將成為(wei) 江書(shu) 最易遭受攻擊、最為(wei) 脆弱的“要害”。為(wei) 避免被羅織罹禍，江藩特地以答客問形式委曲說出。江書(shu) 以閻若璩居首的形式，實際上是轉移反對者批評重心的成功策略。

精彩的報告結束後，沙龍進入互動環節。

一位同學對於(yu) 《漢學師承記》中將張惠言置於(yu) 洪亮吉之後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對此，陳鴻森教授回應道：“他要報仇”。他指出，江藩在《師承記》中的特別安排有很多，比如臧庸的祖父臧琳，所處年代很早，但是放在了常州學者的最後，這裏體(ti) 現出了所謂“史筆的與(yu) 奪”。陳教授表示，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涉及諸多細節的考校，自己在《<漢學師承記>得失論》中會(hui) 有詳細的討論。

吳飛教授就報告提了兩(liang) 個(ge) 問題：第一，如何在《漢學師承記》的框架中看待宋學？第二，梁啟超等學者認為(wei) 漢學是為(wei) 了躲避文字獄而產(chan) 生的，但是陳教授恰恰認為(wei) 漢學實際上是一種反抗的方式，對此應該如何看待？針對第一個(ge) 問題，陳教授表示，我們(men) 今天會(hui) 有一種錯覺，即將曆史上一些比較突出的、部分的範疇放大並掩蓋了整體(ti) ，例如“魏晉玄學”，隻是魏晉時期一些特殊群體(ti) 的特殊學風，“乾嘉漢學”最早實際上也是一個(ge) 區域性的概念，其中多是江南、山東(dong) 學者，後因為(wei) 經過曆時的變化、曆時的偶然等因素得到傳(chuan) 播與(yu) 發展。漢學的發展端緒可以追溯到明代後期各種訓詁音韻的研究漸漸出現，中間的發展經過了很多變量，其圖景是非常複雜的。江藩寫(xie) 《師承記》目的是要標榜漢學，而當時其實大部分還是屬於(yu) 宋學源流。漢學在興(xing) 起的時候表現出較強的排他性，目的是為(wei) 了建構學派的身份認同意識。但實際上，學派間的分野未必有學者自己表述的那麽(me) 大，互相之間其實會(hui) 有交流和補充，例如吳派和皖派。這其中要考慮世代、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針對第二個(ge) 問題，陳教授指出，避禍和反抗其實並不矛盾，甚至很多時候是一體(ti) 的。例如錢大昕，作為(wei) 嘉定人，屠城這段曆史記憶對於(yu) 其而言應該有難以直言的、特別的意義(yi) ，故而我們(men) 就可以考慮他修元史的隱微用意。文字獄之下，知識分子會(hui) 用很多方式表達自己隱微的情感和態度，躲避恐懼和隱微的反抗，兩(liang) 者很多時候是並行的。

對於(yu) 陳鴻森教授回應吳飛教授提問中提到吳派和皖派的問題，陳壁生教授指出，近代以來提到清代學術史，把吳皖分開是一個(ge) 特別典型的講法，從(cong) 章太炎到劉師培都是這樣的方式看待清代學術史的，這樣的區分是否存在問題？如果有的話，是什麽(me) 樣的問題。陳鴻森教授指出，今天我們(men) 總是誤以為(wei) 民國學人對於(yu) 清代學術會(hui) 有很深刻、很充分的了解，但事實上，受製於(yu) 材料等因素，民國學人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方法論不同、出發的標準不同，學派的劃分落實到具體(ti) 的學人身上結果就會(hui) 有很大的差異，這是因為(wei) 曆史上所謂學派劃分本身就受到世代、地域以及其他複雜、細小因素的交錯影響，故而，對於(yu) 學派劃分，基於(yu) 什麽(me) 樣的標準、參考什麽(me) 因素，都是需要作出澄清的。陳教授表示，相比於(yu) 學派，自己會(hui) 更關(guan) 注學者實際的師承關(guan) 係和交遊圈子。今天我們(men) 對於(yu) 諸如吳派這樣學派的了解其實還是很不充分的，由於(yu) 這些學者的著述很多沒有出版，我們(men) 對他們(men) 的認知也就有了斷層，其脈絡的延續與(yu) 發展未必像我們(men) 現在所認知的這麽(me) 簡單。

吳飛教授接續地方學派的主題又提出了新的疑問。他表示，通常認為(wei) ，吳派的代表性人物有惠棟，而皖派的代表性人物有戴震，那麽(me) 相應地，在陳教授看來，浙江是否有與(yu) 這兩(liang) 位地位相當的代表性學者？陳教授回應道，長期以來，自己的工作更多地關(guan) 注那些所謂的“二流學者”，即那些與(yu) 其時很重要，但是因為(wei) 曆史上的種種因素而被埋沒於(yu) 今的人。代表性的人物當然很重要，但恰恰因為(wei) 他們(men) 的重要性已然顯明，自己更多做的是批判性的工作；而對於(yu) 那些在我們(men) 今天視野邊緣的學者，例如翟灝、朱文藻等人，自己有更多的同情和表彰。陳鴻森教授最後指出，對於(yu) 學者著作的研究歸根到底還是對人的研究，要去體(ti) 會(hui) 和理解著述者的心理要點。現在的很多研究往往急於(yu) 通過書(shu) 本上的文詞字句建構一個(ge) 人的思想體(ti) 係，但其實思想是受到很多書(shu) 本之外因素影響，處在變化之中的，讀書(shu) 更重要的是體(ti) 會(hui) 言外之意。

最後，在熱烈的掌聲中，本次禮學沙龍圓滿結束。